曾经，哈尔滨是一座受苏俄文化影响深广的城市。

即使当下，在建筑、服装、餐饮方面，仍存在着其影响的痕迹。某些老宾馆、饭店悬挂的画作，大抵是俄罗斯油画——有的是仿画或印刷品，有的是从黑龙江彼岸买过来的。土豆烧牛肉，还是哈尔滨人喜欢吃的一道菜。酸黄瓜、俄式红肠、大列巴[俄语的音译，指面包。]和鱼子酱，也还是外地人喜欢从哈尔滨带走的特产。

我小学四年级前，竟没见过一幅中国山水画。五年级后，我开始到理发店理发了。一次理发师傅为我理发时，我的头不断地左转右转，因为发现镜子两旁的筒状白瓷瓶上，绘的是两幅中国山水画。原来中国画也那么有意境啊，我看得入迷，以至于理发师傅接连说：“孩子，别歪头！”

至于歌曲，我在学校里学会唱的，自然是《丢手绢》《小燕子》《蝴蝶花》等儿歌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俄罗斯文化在儿歌方面对哈尔滨也有影响。年长我六岁的哥哥，那时已是高三学生了，却经常在家里唱这样一首苏联儿歌：

卡基德勒古老森林，

有一股清水泉。

又干净又甘甜又清澈，

好一股清水泉。

森林中来了一个

美丽的小姑娘，

大眼睛红脸庞花裙子

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弄脏了清水泉

使别人不能饮，

她就不是好姑娘……

显然，这是一首苏联的或老俄罗斯时期的儿歌，不知我哥哥从哪儿听到的，也不知他都高三了为什么还喜欢唱那么一首儿歌，或许是由于它那种古老的曲调吧？确实，与当年的中国儿歌相比，其曲调不但古老，歌词也有情节性，我爱听，不久自己也会唱了。

那首歌的教化性是分明的。与同样具有教化性的当年的中国儿歌的区别也是那么地分明——寓于当年的中国儿歌的教化性，往往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教化。除此之外，是表达儿童高兴情绪的，快乐色彩浓厚的儿歌。

实际上，当年哈尔滨的男女少年、青年，平时都不怎么唱歌的。一般人家的私有空间极小，家家户户又挨得很近，邻居之间的门窗每每近到并列或相对的程度。此种情况下，在家家户户经常敞门开窗的季节，一个少年或青年即使在自己家唱歌，那也是非常不明智的。而在漫长的冬季，在普遍四五口人的家里，他们的歌声肯定会被父母所喝止。哈尔滨如此其他城市也不会两样。可以这样认为，从前的中国少年和青年喜欢唱歌的天性，多数受到居住环境的压抑。农村例外，因为天地广阔。

对于喜欢唱歌的少年或青年，唱什么歌也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当年允许唱的歌曲，主要分为以下几类——革命歌曲，数量最多，少先队和共青团以及工会每组织青少年学唱，是政治任务之一；歌颂社会主义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歌曲；在民间代代传唱的老民歌；新民歌；国产电影插曲，其中具有民歌风的歌曲约占一半；外国电影插曲，当年在中国放映过的外国电影不多，流行开的也不多；虽非外国电影插曲，但被中国歌唱家唱红了的外国歌曲，多数亦属外国革命歌曲或民歌，如《宝贝》《茫茫大草原》《三套车》等。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与革命精神无关的民歌，主要是俄罗斯民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被禁过。但已广泛传开了，严格禁唱实属不可能的事。

客观地平心而论，第一类、第二类歌曲中，很有一些堪称优秀歌曲，不愧为经典。毕竟是中国一流词曲家合作的作品，水平在那儿摆着。以今天的看法而言，特别是与1980年代后出现的“西北风”“东北风”相比较而言，前者或有特定时代的色彩，但时代局限性任何国家之任何时代的文艺在所难免，不必过苛看待。

第一类、第二类歌曲，是青少年在有关方面所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必定要独唱或合唱的。必需的。

民歌非是少年们喜欢的，却是青年们爱唱的。比之于第一类、第二类歌曲，民歌中的爱情成分较多，且明显。当年的少年若喜欢唱此类歌，会被大人们认为“思想意识有问题”。国产电影或外国电影插曲中，凡歌唱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的，都会被青年们广为传唱。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若一名青年的思想与当时的革命思想格格不入，那么肯定不喜欢听更不喜欢唱革命词句多多的歌曲。而一名青年的思想若与当年的革命思想十分合拍，则会认为根本无须通过喜欢唱革命歌曲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反而会对歌词不那么革命的歌曲大为青睐。

所以，在唱歌方面，当年的中国存在着两种现象。一种是有组织的，配合文艺活动的，一部分人唱给许多人听的革命歌曲大家唱、人人唱的现象；另一种是未经组织的，爱唱歌的青年唱给自己所信任的朋友听的，甚至是自己所爱的人一个人听的，那么所唱之歌与歌词特别革命的歌曲完全不同。有些当年的歌虽然也属于革命歌曲，曲调特别抒情，也被青年们广泛传唱，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等，但“文革”时期，都因其曲调的抒情性，歌词的不够革命而被禁了。

当年的青年们喜欢唱哪一类歌不太喜欢唱哪一类歌的另一种原因是——大多数歌词具有强烈革命性的歌，其曲调也往往高亢昂扬，节拍较快，唱前需进行情绪酝酿，其音部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随意达到的。而抒情歌如《草原之夜》《送别》《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歌，却是属于大众音部的歌，几乎人人能唱，即使哼唱也很好听。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歌的态度上，当年的中国比“老大哥”更实用主义。以至于到了后来，全中国几乎只能听到语录歌和诗词歌了。

我当年是很喜欢听歌的，尤喜欢唱歌。成为中学生后，被班上一名唱歌唱得好的男同学宣布为五音不全。当年，一所一千四五百人的中学，找不出几个唱歌唱得好的同学，因为平时没机会没地方唱，唱得少，有的同学即使嗓子很好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班那名男同学属于极敢唱的一个，逮着机会就自告奋勇唱几首，结果在全校唱出了名。他既已出名，又是我朋友，我对他的话自然深信不疑，暗自伤心了些日子，从此不再唱歌。

下乡后，我们排有一名高二知青，也是我朋友。某日，我俩一块儿在河边洗衣服、洗澡，平时从不唱歌的他，忽然大声唱起了《河里的青蛙》。那是一首没必要敞开喉咙唱的歌，他一那么唱，味道不对了，当时给我留下了很轻佻的印象。虽然，后来我们仍是朋友，我对他的信任一点儿没受影响，但他那日给我留下的轻佻印象，却长时期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

“文革”后，我经常寻思那事——一个青年，兴之所至，大声唱了一首被禁止唱的歌，怎么在我这里就“轻佻”了呢？

是我呀，梁晓声呀！一个自认为比同代人多读了不少书，对于保持独立思想特别特别在乎的青年，何以变成了那样呢？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当年也受到极左僵化思想的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三十年里，我们那一代所能接触到的乐器种类是不多的，无非笛子、口琴、手风琴、二胡、板胡、京胡而已。

最便宜的笛子七八角钱一支，那也不是一般学生青年想拥有就能拥有的。当年普通人家的学生完全没有零花钱，向父母要七八角钱买笛子，这种事会被斥为“烧钱”。我家那片贫民区有一名初二少年，不知缘何迷上了笛子，一心想要拥有，四处捡废品，打算用卖废品的钱买一支两元多钱的笛子，那种价格的笛子属于高级的。当年捡废品不像如今这么容易，大人孩子都知道废品可以卖钱，绝不会扔，而会攒起来。碎了一块玻璃，玻璃碴都会保留着。那少年在郊区的建筑工地捡铁丝时，就是拆脚手架时掉落的铁丝扣——不幸从高处摔下，落下终身残疾。残的还不是胳膊、腿，而是脑。

若一个青年拥有口琴，肯定会成为别的青年的羡慕对象。被羡慕的原因不止于口琴，还意味着羡慕他的命运。那证明，要么他生活在一个经济宽裕的人家；要么他是独生子，在家中受宠，家长对他百依百顺。

即使时代是如此的时代，哈尔滨市当年还是产生了某些笛子吹得好或口琴吹得好的学生青年。他们只要在什么演出场合吹过，艺名便不胫而走，有的还被誉为笛子或口琴“王子”。心仪他们的女生，往往会守在他们学校的门口，或家宅附近，只为一睹他们的风采。“文革”时期，他们都会成为各校宣传队的“红人”，正式的文工团、歌舞团的目光，也会时时关注他们。以至于，“上山下乡”运动后，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七个师七十几个团的宣传队中，竟无登台吹过笛子或口琴的队员，因为吹得好的学生，皆被正式文艺团体抢先一步招走了。

乐器演奏才艺能改变一个青年的人生，当年也是那样的，反而较容易。倒是今天，却不那么容易了——有这方面才艺的青年太多了，而且个个水平了得。

在1980年代，笛子和口琴演奏者还有登台甚至出现在电视中的机会——如今，我已近二十年没听到过笛声和口琴声了。时代的变化真的令人无可奈何，它打算使什么事物消亡，人绝对是拗不过它的。

当年全哈尔滨市有手风琴的人家估计不超过几十户，还得算上家有专业人士的人家。当年只有大学、大工厂的业余文工团才会有手风琴。一台演出若没有口琴，必有笛子。若连吹笛子的人也没出场过，就算不上一场够水平的演出了。而拉手风琴的人一上场，似乎演出的水平顿时就提高了。

80年代时，中国还有专业的手风琴演奏家——现在，肯定没有了。口琴和手风琴是从苏联传到中国的，属于“洋乐器”，无论曾有过多么风光的时期，都是纳入不了“非遗”名录的。然而当年它们所发出的乐声，曾令我这一代人多么的陶醉啊。

当年二胡拉得好的青年也有一些。但凡算是一个文艺团体，专业的也罢，业余的也罢，居然没有一名二胡演奏者肯定是不合格的。至于板胡、京胡，喜欢乐器的青年即使接触过，通常也不会迷上的——适于它们演奏的曲子太老派，不合青少年的欣赏品位。

当年的哈尔滨，有小提琴的人家如凤毛麟角。在我是知青的时代，我们连就有一名哈尔滨知青是带着小提琴下乡的，拉得不算多么好，也不常拉。起初一两年里，他在我们心目中总有一种神秘感。关于他的家庭背景，猜测多多，众说纷纭。他自己也讳莫如深，挺享受那种神秘感。

他因病提前返城后，有人才从连干部口中套出真相——其实他家从前是开乐器行的。

时下，一个青年，不论男女，也不论背着什么乐器出现于什么场合，别人大抵不会对他们的家庭背景产生任何猜测的兴趣了——一个音乐青年，看法如此而已。音乐青年人们见得太多了，中国也存在得太多了。

黑管、萨克斯、小提琴、钢琴——只要自己的独生子女迷上了，连收入不高的家长都肯为他们买的。

歌唱和音乐跟中国人的接触面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类节目是一切电视台必不可少的主打节目；手机彩铃往往便是一段美好的歌或音乐；大妈们跳广场舞时，也往往伴随的是在少男少女中才流行的歌曲。

据说，中国每年人均阅读纸质图书4本半，以色列是64本，俄罗斯55本，美国50本，德国47本，日本45本……

在读书人口甚少的情况下，国民爱唱歌喜欢音乐实在亦是国之大幸，下一代之大幸；否则，可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