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哈尔滨；父亲出生在北京沿海地区的一个小村，离海三十几里，但不是渔村。早年间的村民也皆是农民，靠土地为生。不过土地稀少，且集中在地主户下，所谓农民多是佃农。

父亲是独生子，自幼失母。祖父也是独生子，同样是自幼失母的苦命人。因为没有土地，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祖父的生存之道只能是做长工，就是终年吃住在地主家，为地主家干一切活儿的农村人。年终时，可多少得到点儿工钱。而我的父亲，七八岁起就做起了小长工，与他的父亲我的祖父一道寄居在长工屋里。

我的父亲从不说地主是地主。偶尔对我们谈起他小时候的事，习惯的说法是“东家”。

记得我的哥哥曾问过父亲——东家对他父子俩怎么样？

父亲的说法是——命不好，生来是长工嘛，非亲非故的，凭什么指望东家拿你当自家人对待呢？却也不能说东家是坏人，只要干活儿肯出力，东家那还是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间，年底发工钱时大方一点儿的。

我父亲14岁那年，当地闹旱灾。父亲背着祖父，跟随一队逃荒的山东人“闯关东”——他20岁时，成了我们的父亲。1949年后，他将我的爷爷接到了哈尔滨。

大约在我5岁时，爷爷去世了，葬于哈尔滨郊区的一片坟地。

我对爷爷有印象，却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依稀记得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瘦高个儿的白胡子老头，会修鞋。有几次我曾到他修鞋的地方去找他，他给我买“列巴圈”吃。

哥哥上大学前，我曾陪他去往那片郊区的坟地，想为爷爷上一次坟，却没找到。当年底层人死了，坟前竖不起石碑，大抵是埋块写了墨字的木牌。而那样的木牌常被偷走，特别是新坟的。谁家亲人坟前的木牌一旦不见了，那坟在一大片坟地中就难以辨认了。

我下乡前，两个弟弟也陪我去找过一次，也没找到。

毕竟，那个会修鞋的瘦高的白胡子老头是我父亲的父亲。没有他，便没有我父亲，便也没有我们；这种本能的血亲意识促使我和哥哥去寻找。

何况，母亲也反复强调找的重要性。

她每说：“还是能找到好。找不到，以后就没法给你们爷爷上坟了啊！”

我父亲退休后，我也陪父亲去找过——那片坟地踏平了几处，仍未找到。

父亲回家的路上，沉默无语，表情戚然。

父亲退休前，曾带着弟弟妹妹回过老家一次。退休后，再没回去。据母亲说，他因为连自己父亲的坟都丧失了，内心十分惭愧，不愿回老家了。怕乡亲们问起，无言以对。

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代表父亲，做了一次郑重的决定——先是，父亲从哈尔滨转来一封信，是老家一位乡亲写给他的（我家在老家没有亲戚，只有乡亲）。村中将进行道路修建，爷爷名下的老屋要拆除。那老屋有六七十年历史了，石头砌的，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拆除所剩，无非一堆石块和几根大梁而已。而那位乡亲的儿子已订了婚，正准备盖新房，石块和大梁用得上。他给父亲写信的意思是，希望父亲同意将木料和大梁送给他家，以解他家为儿子盖新房尚缺用料的燃眉之急。

父亲将那封信转给我，意思很明显，是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我除了同意，根本不会还有什么另外的意见啊——于是我代父亲写了一封无偿给予的声明书性质的信寄回了老家。

半月后收到了那位乡亲的回信——信上没有父亲按的手印，也无我单位盖的章，村委会对我的信不能采信。

我便又写了一封信寄往哈尔滨，嘱父亲按上手印尽快寄回；我收到后，请厂里盖上了单位公章，挂号寄往老家。

至此，似乎万事大吉了。

我因自己代父亲所做的决定的正确性，倍觉欣然。我一向认为，老家即使没有亲戚而只有乡亲了，那也到底还是老家啊！乡情乡情，包含着乡亲之情嘛！

那时，我一直有陪父亲再回一次老家的打算。我知道，父亲虽没说过，内心其实是很思乡的。我从没回过老家，也想亲自看看老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村子。

但父亲不久患了癌症，当年去世了。

父亲逝后，我回老家的想法迫切了，强烈了，掺杂着代父亲实现生前愿望的内疚。

第二年春季，我正在上班呢，北影传达室将电话打到了童影厂，说我的一位婶找我找到了北影。

我想了想，回答说自己在哈尔滨也没婶呀。

北影传达室的同志说，不是你哈尔滨的婶，是你山东老家的婶。

我肯定地说，自己山东老家更没什么婶了，估计是精神有毛病的滋扰者吧？

传达室的同志也肯定地说，绝对不是你以为的那样，自称是你婶的女人又饿又渴，像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才来北京找你的，你快见上人家吧！

我匆匆赶到北影传达室，一位身体健壮、脸色晒得很黑的农妇，听传达室的同志指着我说“他就是梁晓声”，立即双膝齐跪于我面前，抱住我腿说：“晓声侄子，可不得了啦！老家出了人命大事啦！婶来找你，是要求你救救我儿子呀！……”

言罢，号啕大哭。

我惊愕万分，一头雾水。

传达室非是细听端详的地方，我只得将她带回家。那一路，婶哭泣不止，我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到了我家，婶喝过几口水后，这才稍稍平定了情绪，对我讲述分明——原来，是我代表父亲给予她家那一堆石料惹的祸。按道理，那堆石料本不该她一家所得。即使我家无偿给予，也应首先给予队里，充公后由队里分配。偏偏她家人抢先一步，手中握有我的信了，于是独得。又于是，引起了矛盾。春节期间，她家独生子与别人家独生子因积下的矛盾发生言语冲突。都是未婚青年，又都喝得半醉，结果她家儿子一刀将别人家儿子捅死了；她家儿子也被省法院判了死刑，等待执行……

可以这样说，当时直听得我心惊肉跳，六神无主。此等恶性事件，发生在不相干的人身上，自己听来是一回事；由自己亲笔写下的一封信所导致，听来不由我不脊背发冷。

婶希望我陪她去最高法院，申诉她儿子完全是过失杀人，恳请法院判个死缓，留她儿子一命。

一堆石头，几根六七十年前的木料，竟使两户农民都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我也感到过于可悲。何况，两个小伙子是两家的独生子！

事不宜迟。我匆匆做了顿饭，在婶吃着的时候，自己伏案疾书，写起陈情表式的上诉状来。待我写完，婶还没吃几口饭呢。

我理解，她哪里又吃得下去！

当年，最高法院在丰台设有上访接待处。当年的北京，交通不像如今这般便利，难得一见出租车。我和婶赶到时，已三点多了。好在那时人已不多。接待的同志颇有耐心。而婶那时身心疲惫，显然丧失了正常的陈述能力，我便代为陈述。对方听罢，表情亦凝重，看似与我有同感。待我替婶登记完毕，呈递了申诉状，婶说她走不动了。我挽她在外边休息了良久，并劝道，结果或许能有转机。岂料不劝则已，一劝之下，她又哭开了。

如今，可悲之事已经过去二十五六年了，我仍没回过那个是我祖籍之地的小村。每一想到它，心理阴影挥之难去。

一堆石头，几根大梁，当年二三百元的东西，使两户农民都失去了还没成过亲的是棒小伙的独生子——这件与我亲笔写的两封信有关系的事，使我对“贫穷”二字怀有深仇大恨般的咒心。

《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等亘古名句，还有《尚书》中所谓“五福”“六极”。“五福”姑且不论，单说“六极”，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贫在恶前，证明连古人也晓得——贫必生恶事，故贫乃恶之根源之一。不治民间贫境，则国运之弱不能变。

萧伯纳也曾阐述过贫穷。他的话一言以蔽之——富有本身不是罪恶。但如果不能以有效的方式扶贫，不论个人或国家的富有，实际上便都成了与“六极”共存的图景。

故我对“精准扶贫”的国策，发自内心地力挺。

并且我确实看到，“精准扶贫”像“反腐倡廉”一样，不再是口号，而是坚定不移的行动。

值得高兴的是，那个是我祖籍的小村，以旅游业为发展龙头，多种经营，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成立了集团公司，绝大多数农民都成了公司股民，过上了较好的生活。

我也就打算克服心理阴影，替我的祖父和父亲回去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