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可以说，冉是一个兼职的但同时又特别专业的哀悼者。

冉是农家女。她的家离她所生活的这座地级市三百多里。如今，中国的铁路和公路四通八达，她回农村探望父母已成经常之事。而且，她父母的身体一向很健康。

按现在对于城市的分法，地级市属三级城市。印在冉身份证上的这座地级市，是长江三角洲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之一。虽属三级城市，仅市区也有一百五六十万人口了。若在欧洲，算不小的城市。

它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河流穿城而过，两侧的步行街绿荫成行，四季中有三季鲜花盛开，近年还增添了几组雕塑。凡到过这座城市的外地人，都对它的宜居和环境的整洁印象深刻，也都能感觉到该市较高的幸福指数。

1982年出生的陶冉，每自诩是同代人中的“大姐大”。她有中文系研究生学历，本科和研究生岁月是在北京同一所大学度过的。毕业时自行打消了留在首都的心念，自忖那并非明智的决定。一竿子插到底，回归至离父母最近的该市。她很幸运，虽无“后门”，却一举考上了公务员，分配在市政府老干部管理局。地级市的局是处级单位，当时有一位局长和一名女办事员，算她三人。她是研究生，一参加工作便是副科级。有干部级别，却不带长。一年后这个局取消了，改为老干部管理中心了。又一年后中心主任也就是曾经的局长调走了，她当上了代理主任。不久女办事员退休了，“中心”只剩下她一个人独当一面了。该市虽是地级市，但当年留下来的南下干部较多，有的人的革命资历不浅。独当一面够忙的，她却很乐于为他们离退休后的生活服务，并无怨言。那时他们都叫她小陶，而她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将丈夫调到国企了，将女儿送入重点托儿所了，贷款买到了价格优惠的住房。连她和丈夫的婚姻，也是他们中的一位做的月下老人。那时他们帮她帮得都很主动，也很高兴。因为她等于是他们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不仅仅是服务员。而她，由于受到他们的关照，为他们服务也更加热忱和周到了——冉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过了两年，终于又调入了一名大学生办事员，她的职务的“代”字也取消了，熬成正式的主任了。并且，入党了。相应地，由副科级转正科级了。

似乎就是从那时起，他们都不叫她小陶了，皆改口叫她“小冉”了。是一位患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同志先那么叫的，逐渐地，都那么叫她了。他们的解释是——冉嘛，令人联想到旭日初升，预示着她进步的空间还很大，是对她更好的称谓。

对他们在此点上的集体的善意，她欣然接受。不知不觉地，她听他们叫自己“小冉”听顺耳了，仿佛自己不是姓陶而是姓冉了。

他们和她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她是小陶时，他们仅仅视她为服务员、联络员。离退休后，与组织的关系一年比一年淡化，需要联络的事越来越少，随着岁数的增加，这种病那种病多了。普遍情况是，旧病未去，又添新病了。所以，对服务的希望也就是对关怀的希望，才是他们对她的主要寄托。特别是，对离退休干部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后，有些曾经是这个长那个长的人的工资和医药费由社保机构代发和报销了，这使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也很失落，牢骚、怪话甚至不悦情绪，每每宣泄在针对她的服务方面。

她成为正式的主任后，他们明显地有几分哈着[北京话，央求、巴结的意思。]她了。毕竟，她成为代表组织“管理”他们的最大的干部了。别的姑且不论，惹她不高兴了，一年少探望自己几次，那份儿形同被组织冷落般的感受，就够自己郁闷的了。何况还有追悼会这码事呢！他们中有谁逝世了，不成文的规定是——除了个别老革命外，市委市政府一般仅献花圈，领导们都不参加吊唁了。而对局以下干部的追悼会，原则上“中心”送花圈即可。这么一来，如果“中心”不但送了花圈，冉还亲自参加了某位普通干部的追悼会，对家属便意味着是一种重视了，对于死者也意味着是一种哀荣了。总而言之，成为主任之后的小陶不但是“小冉”了，对于他们及他们的亲人，俨然是一位有光环的人物了。

但是冉自己却没滋生什么优越感。她的人生已开始顺遂，无须再借用他们的影响力实现什么个人愿望了。“八项规定”颁布后，他们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了。尽管如此，成为主任以后的冉，对他们的关怀和服务更主动、更上心了。在她眼中，他们也不过就是些需要自己代表体制多给予一些温暖的老人而已。尤其是在参加追悼会方面，不论级别高低，她几乎无一例外地亲自前往。她的想法是——既然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我参加谁的追悼会，既然死者家属全都希望我参加他们的亲人的追悼会，我陶冉为什么不去呢？除了能满足别人对我的这么一点点希望，我陶冉另外也给不了人世间什么温暖啊。

近年，她参加追悼会的次数多了，几乎每年都参加一两次。有一年，参加了三次。

2017年，她已经35岁了，仍是主任。

她对参加追悼会这件事的态度极其郑重，比应邀参加别人的婚礼郑重多了。婚礼是可以推托的，也可以只随份子人不到场。但对于她所“管理”的人们的追悼会，她认为任何理由的推托都是对死者的不友善，也会使家属们因而徒增伤感。何况，参加追悼会本已成为自己的工作内容，每每，还“被”体现为“重中之重”。不论自己平时对谁多么关怀，却居然并没亲自参加他或她的追悼会，那么此前的关怀很可能就被死者家属所感觉的遗憾抵消了。

她为自己买了一套参加追悼会时才穿的“工作服”。即使追悼会是在冬季举行，她也要将“工作服”穿在棉衣里边，到了追悼现场再将棉衣脱掉。过程通常是这样——直系亲属站在死者遗体一侧，首先由单位领导也就是她鞠躬默哀，与遗体告别，与亲属一一握手，可以不说话，也可以说“节哀”——每次她都能将这一过程完成得非常到位。那时她表情哀肃，举手投足，或行或止，都有那么一种宛如大领导的范儿。但她绝不是装的，也不是以什么理念要求自己那样。而是身临其境之后，自然而然地就那样了。对于自己所哀悼的每一位死者，她内心里真的会油然产生大的悲悯和忧伤。

相对于死，活着到底是好的——除非是生不如死的活法。

参加了多次追悼会后，她对人生形成了一种只对丈夫说过的理解——人出生后由父母代领出生证明，死后由儿女代领死亡证明；对一个人最重要的证明，却都不是自己领取的。而所谓人生，成功也罢，精彩也罢，伟大也罢，或反过来，其实都只不过是两份证明之间的存在现象而已……

她丈夫立刻附和道：“对对，所以咱俩要把小日子经营好，能及时行乐就该及时行乐！”

她却说：“该及时行悲那也得及时行悲。”

丈夫愣了愣，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又把话扯到你的工作上去了？我再表明态度，对你每次都亲自参加追悼会，我就是反对！”

她说：“我也就能给别人送那么一点儿温暖，临死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也对得起生命。”

“越说越不吉利！不爱听不爱听。你是主任，该派小李去的时候，为什么不派小李去？每次你都亲自去，主任不是白当了。”

小李是后来分到“中心”的办事员。

“正因为我是主任，我去才与小李去不一样嘛。再说小李有遗体恐惧症，我还没想出怎么锻炼她的好办法……”

夫妻俩一向和和睦睦的，却因为她似乎“喜欢”参加追悼会而经常闹别扭了。

立冬后的一天，在家里，冉又接到了一个希望她参加追悼会的电话——一位曾经的副市长去世了，他妻子通告冉。

死者才六十几岁，早逝使亲人们多么的悲痛可想而知。死者退休前因为连带工作责任受过处分，还降了半级。估计，他的死与不良情绪有关。市一级领导不会参加他的追悼会的，这也是明摆着的事。

“小冉，你肯参加我老伴的追悼会不？”

电话那端传来了哭声。

“阿姨，我肯定参加。追悼会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事，您只管吩咐。”

冉不假思索地保证了。

“你就不能找个理由不参加吗？”

她还低头看着手机发呆呢，丈夫从旁表示不满了。

“可我确实没什么理由不参加呀。”

她抬头望着丈夫，一脸沉思。

“你这么不讲工作策略以后是会犯错误的！”

丈夫恼火了。

“人家丈夫不幸早逝了，我跟人家讲什么策略呀？又能犯什么错误呢？哪儿跟哪儿呀？”

冉也大为不悦了。

追悼会前一天早上，她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她父亲由于急性心脏病住院了，盼望她早点儿赶回去。

丈夫说：“正好，这是个充分的理由，你不要去参加追悼会了！”

她说：“可我已经保证了呀。”

“你怎么还这么死心眼儿啊！立刻买火车票回去，我替你参加行不？”

丈夫急了。

“你立刻请假，先替我回去行不？”

她的话说出了恳求的意味。

第二天，冉将儿子送到了公婆家，一参加完追悼会，直奔火车站。

当她坐在列车上时，丈夫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冉你要坚强，咱爸走了……

她顿时泪如泉涌，片刻失声痛哭——车厢里斯时肃静异常，使她的哭声听来像是经过效果处理的录音。

在农村，在她父亲的丧事上，出现了不少城里人，有的分明还是夫妇。而那些男人，看去皆有几分干部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