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奥什有一家老牌客栈，名叫“奥什旅馆”。房间破败陈旧，却是外国旅行者的天堂。我去到那里，想找能和我拼车去塔吉克斯坦的人。

从奥什去塔吉克斯坦有两条路：一条路向东，经帕米尔高原，到达塔吉克最东部的小镇穆尔加布；一条路向西，沿着费尔干纳山谷的南沿，抵达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小城伊斯法拉。

在奥什旅馆，我发现所有想拼车的人都选择第一条路：奥什到穆尔加布是帕米尔公路的一部分。虽然要翻过高海拔的雪山，但线路较为成熟。与之相比，去伊斯法拉的道路虽然无需翻越高山，却要绕过几块乌兹别克斯坦的飞地。

苏联时代，费尔干纳山谷被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瓜分，界线犬牙交错，但毕竟三个加盟共和国同属于苏联，因此界线并无实际意义。苏联解体后，三个国家分别独立，各自拿出苏联不同年代的地图，作为划界的依据，导致费尔干纳地区的国界线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我和旅馆老板说了我的计划。对于是否需要穿越飞地，他毫不了解。他只是告诉我，想去伊斯法拉，我必须先坐长途小巴，到达吉尔吉斯一侧的巴特肯——虽然他自己也没去过。

第二天清晨，我拉着行李箱，来到郊外的汽车站。小巴司机长着一张亚洲脸，留着两撇小胡子，波浪状的灰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穿着领子雪白的衬衫，套一件带有很多口袋的卡其色马甲。如果不是那辆看上去濒临报废的奔驰牌小巴，司机本人俨然就是东京银座开旅游巴士的大叔。

我把行李箱塞进座位底下，看那些与我同行的乘客：有在奥什办完事回家的牧民，有提着篮子、穿着长袍的大妈，有扛着货物的商人，有看样子像回家探亲的少妇——但是没有旅行者。

小巴开动后，车厢突然安静下来。清晨的空气尚有一丝寒意，可天空睛朗得无可救药。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感到了一种在中亚旅行时极为罕见的惬意，就好像我知道什么坏事都不会发生——既不在这里，也不在我要去的地方。

小巴基本沿着国境线飞驰。有时候，它会毫无征兆地离开大路，拐上小路。这么做多半是为了绕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线。尽管小巴始终走在吉尔吉斯一侧，可我的手机还是会不时收到乌兹别克的信号。

窗外是一片被遗忘的世界。由于苏联时期的过度灌溉和乌兹别克一侧运河的关闭，原本肥沃的土壤已经盐碱化。生锈的工厂废弃在路边，难以想象会有什么工作机会。小巴经过关闭的牛奶厂、石油厂和酿酒厂。政府没有试图恢复它们，而是任其荒废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好像在目睹一座废墟的形成：一个有人居住的城镇正在化为尘土。

在一个乡村饭馆前，小巴停下来休息十五分钟。一些人去了远远就能闻见味道的厕所，出来后用一个阿拉伯风格的细嘴壶洗手。两个商人模样的精瘦男子下了车，上来一个穿着蓝色三件套西装的男人。那套西装剪裁得相当得体，可在这样的环境里，西装主人的任何努力似乎都化为乌有了。

小巴再次上路后，窗外偶尔出现荷枪实弹的吉尔吉斯士兵。几年前，这里曾有乌兹别克的恐怖组织活动，绑架了数名吉尔吉斯官员和四名日本地质学家。吉尔吉斯政府出动军队寻找人质，并与恐怖分子发生激战。几名日本外交官也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试图与恐怖分子谈判。尽管日本和吉尔吉斯两国都坚称没有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但西方外交官报告称，日本秘密向吉尔吉斯官员提供了两百万至六百万美元，后者将这笔款项转交给恐怖组织。

这时，我突然感到脚下的空间变得有点宽敞。我低头一看，发现原本塞在座位下面的行李箱不见了。我心里一惊——那个行李箱里装着我的相机和大部分现金。如果弄丢，事情就惨了。我四下寻找行李箱，但所见之处全都不见踪影。我仔细回想它是在哪里不翼而飞的，最后觉得只可能是在上次停车的地方。当时，我在车下四处溜达，东张西望，也许就是在那时候，行李箱被人拿走了。

三个小时后，窗外出现了一个混乱的边境小镇，色调就像发黄的旧照片。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困顿的神色。在暴土扬长的巴特肯车站，小巴停了下来，人们纷纷下车。小巴司机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我等他过完烟瘾，这才指着我的座位问他：“我的行李呢？”他看了我一眼，做了个淡定的手势，然后叼着烟卷，绕到小巴的后面。他打开后门，把行李一件件地取出来。乘客们纷纷围上来，拿走自己的行李。最后，我的行李箱出现了。不知道是谁把它从座位下拿走，放到了后面。行李箱上落满一路上的尘土，仿佛一件刚刚出土的文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行李箱没丢，我还可以继续颠沛流离的旅程。

我转身要走，几个当地司机围了上来。就像大草原上的鬣狗，他们已经饿了很久，终于见到猎物。其中一位司机开着一辆破旧的拉货面包车，衣服很久没洗了，眼神像他讨价还价的声音一样充满了愤怒。

最后我们谈妥，以四百索姆的价格，送我到十六公里外的边境。这相当于四十块钱——比我从奥什到巴特肯的价格还高。

通往边境的道路坑坑洼洼，两边全是荒地，没有农田，也没有人家。一路上，我也竟然没有看到一辆汽车。这多少折射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交往的现状——根本没什么交往。

吉尔吉斯的边境哨所更像是一个路卡。两个身穿迷彩服的士兵在铁丝网后巡逻。和我一起过关的只有三四个当地人，全都没带行李。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又要去塔吉克斯坦干什么。

海关官员问我去哪儿。我说，伊斯法拉。他仔细审视着我的护照，饶有兴味地翻着每一页签证。我感觉他是在等我递上小费，但我按兵未动。虽然我身上还有一些很快就要成为废纸的吉尔吉斯索姆。

“你离开吉尔吉斯就不能再回来了。”

“知道。”

他拿起官印，咣咣盖了两个章。

穿过一片土路，我又在塔吉克一侧重复了刚才的过程。塔吉克的官员同样感兴趣地翻着我的护照，问我去塔吉克干什么。

“旅行。”我说。

然而，这个字眼似乎并未激起任何涟漪，他好像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他狐疑地看着我，于是我又报出几个塔吉克斯坦的地名：伊斯法拉、苦盏、杜尚别……

“好了，好了。”他用力盖了两个章，疲倦地向我挥了挥手，好像盖章的动作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

因为生意实在不多，海关外只有一辆黑车。我们这批过关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朝它走去。相比从巴特肯到边境，从边境到伊斯法拉的价格公道得令人吃惊。我们坐上车，像逃离火灾现场一样，迅速开走。过了不久，我们就进入一片旷野。

塔吉克一侧似乎富庶一些，也更具风情。路两边全是杏子林，金黄色的杏子挂满枝头。衣着艳丽的塔吉克妇女坐在树下，晾晒杏干。一个塔吉克妇人从窗外闪过，她惊人的漂亮，就像伊朗电影中的女演员。与伊朗人一样，塔吉克人同为波斯人后裔，塔吉克语和现代波斯语源自同一种语言。

我们进入一个热闹的小城，这就是伊斯法拉了。路两边尽是混凝土建筑、店铺和招牌。一个看上去有点像商场的建筑上挂着塔吉克总统拉赫蒙的巨幅画像。1997年，塔吉克内战结束，此前默默无闻的拉赫蒙成为总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过渡性质的软弱领导人。没人预料到，他成功地生存下来，并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证明了自己的掌权能力。

我在巴扎附近下车，旁边是长途汽车站，对面是一排餐馆。烧烤摊竖起高高的烟囱，从一排柳树的树冠上排出烟气。塔吉克的饮食融合了中亚特色，也和伊朗有几分近似。这里的烧烤不是肉串，而是把羊肉打碎，混合香料后，捏成扁长条的形状。

餐馆里是一张张铺着坐毯的木榻，塔吉克男人歪歪扭扭地斜倚在木榻上，上面全是烤馕的渣子。我要了一份午市套餐：两条烤肉、一小碟番茄洋葱沙拉、一块烤馕、一壶砖茶，合人民币十五元。他们不收吉尔吉斯索姆，只收塔吉克索莫尼。我问他们，到哪里能换钱？

“巴扎！巴扎！”我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也都急着解释。

我正打算去巴扎，一个男人叫住我，说可以和我换钱。他叫努什卡，在乌鲁木齐学过中文，如今给这里的中国工程队当翻译。我和他换了一些钱，支付了午餐。

“来这里做生意吗？”他问。

“来玩儿的。”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中国游客。”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午饭后，努什卡陪我走到混乱的汽车站，指给我开往苦盏的小巴。苦盏是亚历山大征服的最东方的城市，著名的锡尔河穿城而过。

一路上，乘客们不舒服地挤在一起，忍受着旅途的煎熬。窗外是杏林、水库、荒凉的公路，远处是突厥斯坦的群山。一个塔吉克小女孩趴在奶奶的腿上睡着了，脸上压出一道印儿。

这就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充满琐碎的细节，而我用尽所能来理解它们——这让我感到自由。

2

苦盏是一座干燥而酷热的城市。在城外汽车站下车的一瞬间，我几乎被迎面而来的热浪击倒。同车的乘客很快散去，躲进城市千疮百孔的角落。我走进一家昏昏欲睡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可乐，站在树荫下喝完。等头脑清醒过来，才走向路边，打了一辆老旧的出租车——在这个“汽车站”外，只停着这么一辆出租车。

窗外是一座古怪的城市：既不热闹，也不萧条，既不苏联，也不中亚。很难想象“苦盏”古老的名号，竟会与这样一幅市景搭配。人们好像是被随手扔在这里的，于是也就认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苦盏——连同它的历史和想象——如今只剩下一具驱壳。

旅馆位于一栋写字楼的五层，没有电梯。年轻的小伙计开门后，带我穿过长长的走廊，然后诡秘地一笑。我推开白色的房门，马上明白了他笑的原因。房间里有两张上下铺，其中一张的下铺上坐着一个中国人：二十多岁，个头不高，酷似霍比特人，留着稀疏的胡子，一只袜子的大拇指处有一个破洞。他平时戴着一条迷彩头巾——那条头巾现在放在床上——因为户外暴晒，额头上已有一道清晰的白印儿，好像泾渭分明的国界线。显然，和我一样，他已经在外面旅行一段时间了。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两张上下铺又分别摆在房间相距最远的两头，因此显得很宽敞。窗外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黄色秃山，褶皱和肌理全都清晰可见，就好像这是一道舞台布景，而我们是刚刚登台的演员。秃山挡住了毒辣的太阳，可还是有一部分光线，透过两扇百叶窗射进来，空气中飞舞着尘埃。作为装饰，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苦盏的老照片，可能是一百年前由某位西方探险家拍摄的。

“你是中国人？”坐在床上的男人以试探的口气开始对话。

“是啊。”我说。

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你是我这一个多月以来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你也是。”

和我一样，他先去了吉尔吉斯斯坦。然后走了从奥什进入帕米尔高原的那条路。他在杜尚别待了两天，坐车来到苦盏。接下来，他打算从这里过境，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

他来自江西的一座小城市，在沈阳师范学院学习。这是他的毕业旅行。因为暑假过后，他就会回到他出生的那座小城市，当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一年拿到手的钱，包括代课费和补助，大概有十万块。他已经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

“为什么来中亚旅行？”

他用稳定的音调说：“因为读过《史记》和《大唐西域记》，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中亚和你此前想象的是否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说。他并没有想到，这里的每个人都会跟他打招呼、合影，这实在累人。

“为什么我从来没碰到过要求合影的？”

“从来没碰到过吗？”他显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他告诉我，他从国内带来一袋老坛酸菜牛肉面，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舍得吃的。虽然这边也有方便面卖，但缺乏中国方便面的“化学味道”——那味道接近于“乡愁”。也是因为“乡愁”，他一般选择青年旅社入住，这样就可以从巴扎买回肉、蔬菜和调料，用旅社的厨房做中餐。不过这次他被骗了。这家旅社没有厨房。他是住进来之后才发现的。

等阳光没那么强烈了，我们一起去看锡尔河，河水正在夕阳下奔涌。那是公元前329年，中国处于战国时代，而亚历山大的军队已经击败了波斯帝国，次年在苦盏建筑城堡，将此地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埃斯哈塔”，意为“极边的亚历山大城”。现在，苦盏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希腊和巴克特里亚时期的钱币，佐证了亚历山大的史诗性远征。

锡尔河一直被认为是游牧草原与绿洲盆地的分界线，河的右岸住着游牧的斯基泰人，左岸则分布着一些定居粟特人的城市——粟特人就是今天塔吉克人的祖先。到了13世纪，锡尔河见证了又一位征服者的暴虐。成吉思汗将敢于抵抗的粟特人屠杀殆尽，整座苦盏城也被蒙古军队彻底摧毁。

在锡尔河畔，在近乎红色的夕阳下，我看到了当年城墙的残骸。那是一段残破的土坯，生长着杂草。墙下是一家生意不错的烤包子店，炊烟从烟囱里冒出，随风而逝。

在城墙所在的公园里，有一座帖木尔·马利克的雕像，他正是当年抵抗成吉思汗的粟特领袖。公园的大喇叭播放着铿锵有力的塔吉克传统音乐。在这乐声中，我尝试着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不得不选择逃离。公园对面，是最后一位征服者的遗迹——俄国人的芭蕾歌剧院。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令人眼前一亮，但它所透露的趣味、所表现的信心，如今已显得那么怪异，跟街上的人群格格不入，属于另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当我走近歌剧院时，发现大门紧闭，也没有演出公告，只有一对塔吉克新人，在被夕阳拉长的廊柱阴影间，拍摄婚纱照。

这座古老的城市没什么新建树，只剩下不同年代的遗迹。它还是生存了下来，甚至算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城市。然而，你还是可以感到它的孤立。苦盏与乌兹别克斯坦近在咫尺，但与首都杜尚别之间仅有一条狭窄的山路连接。一年中还有好几个月通行困难。两地之间没有直接的铁路，多年来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是飞机。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苦盏的孤立感根深蒂固，以至于飞往杜尚别的苦盏商人经常会说他们是去塔吉克斯坦。

在塔吉克斯坦，苦盏人的名声并不太好。他们以务实著称，但也痴迷于赚钱，很多人喜欢欺骗和赌博。有意思的是，从1946年到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的总书记全都来自苦盏。苦盏人也控制着工业和贸易，甚至享有绕过杜尚别直接对外贸易的特权。在塔吉克内战期间，苦盏因为孤悬于外，得以自保，甚至一度宣布“独立”。

3

在苦盏逗留两日后，我坐车前往杜尚别，得以亲身体会苦盏的孤立——两座城市之间没有公共陆路交通，只能拼车。出发前，司机带领大家向真主祈祷——我觉得这很有必要。这辆小小的欧宝汽车的后备箱，已被改装成一排座位，以便再挤进三个大汉。除了我，没人系上安全带。过去，这是一条坎坷不平的烂路，因为开不快，安全还有保障。如今，在中国修建的新公路上，司机时常开出一百公里的时速。当对面有车驶来时也不减速，而是制造一种呼啸而过的刺激效果。有人告诉我，在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国家旅行，可别计较这类事情，但这话对我没什么安慰作用。

前往杜尚别的路上，我始终穿行在大山的缝隙间。塔吉克斯坦的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三，一半以上的地区海拔高于三千米。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因此差别巨大：像苦盏这种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北方城市相对工业化；中部和南部则能坚持自给自足的农业；至于帕米尔高原，人们仍然采用古老的农业方法，在生存的边缘摇摇欲坠。

作为中亚最小也最穷的国家，塔吉克人喜欢把问题的原由归结到乌兹别克人身上。1929年，塔吉克斯坦从乌兹别克斯坦中独立出来，升级为共和国。尽管苦盏被划分给塔吉克斯坦，但是塔吉克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精神和经济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仍留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为了得到这两座深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乌兹别克领导人一度将首都临时从塔什干搬到撒马尔罕。在随后的人口普查中，他们要求两座城市里的塔吉克人将自己登记为“乌兹别克人”，否则他们可能会被派往“兄弟般的塔吉克斯坦”，帮助其“克服落后状态”。

没有了这两座凝聚人心的历史名城，塔吉克人不得不从头开始建立身份认同。事实证明，此事困难重重。一位塔吉克学者写道：“生活在希萨尔山区的塔吉克人并不了解居住在苦盏的塔吉克人。泽拉夫善山谷的塔吉克人对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一点也不熟悉。”但更明显的是婚礼禁忌。经过瓦尔佐布山区时，同车的人告诉我，瓦尔佐布人永远不会与南部的库洛布人结婚，尽管他们都是山地塔吉克人。

有一句谚语以戏谑的方式道出了这种分裂：“在我们的国家，可没人闲着：苦盏人统治，库洛布人守卫，库尔干秋别人犁地，帕米尔人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