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别复调

失落的卫星  作者:刘子超

1

在塔吉克语里,“杜尚别”的意思是“星期一”。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名字,揭示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位于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边境上,每逢周一开放的集市。

相比赫赫有名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杜尚别始终默默无闻。1921年春天,当布尔什维克挺进这座古国的前哨站时,他们统计出三千一百四十名居民。当他们最终占领这里时,还剩下大约三百人。

对苏联人来说,杜尚别如同一块干净的画布,是亚洲第一座没有清真寺的伊斯兰首都。他们以包豪斯风格重新包装这座昔日的集镇。一些前卫的建筑由德国建筑师设计——他们满怀热情地来到塔吉克斯坦,希望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后来的设计则较为平民化,但在雄伟山景的衬托下,那些白色的廊柱、精美的浮雕,依然散发出新古典主义的光晕。

当然,花费也是巨大的。塔吉克人盖房所用的黄泥和稻草派不上用场,当地盛产的白杨和刺柏的木质也太软,不足以支撑苏维埃的恢弘。每一根木材,每一块玻璃,甚至每一颗钉子,都需要从苏联帝国的遥远角落运来。它们被塞进火车,运到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铁尔梅兹,在那里捆到骆驼身上,再由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护送到杜尚别。据说,那条山路实在太过崎岖,以至于每根木料运到杜尚别后都缩短了一截。

1929年,铁路终于修到了杜尚别。每一根枕木都是从西伯利亚的森林中运来的。塔吉克人在铁轨边排起长龙,观看由亚美尼亚司机驾驶的第一列火车,驶入崭新的杜尚别火车站。那一年,塔吉克斯坦也获得了独立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杜尚别被重新命名为“斯大林纳巴德”——斯大林之城。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杜尚别的规模翻了四倍,涌入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这些移民中有希腊人、印古什人、车臣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二战期间,斯大林担心这些人与纳粹德国合作,于是将他们驱赶到遥远的中亚。更多的移民则是斯拉夫人,他们来到温暖的南方,希望碰碰运气。

杜尚别的发展尤其受益于德裔移民。在这座城市的南部,至今依然耸立着一座灰色的路德教堂。哥特式的尖顶仿佛是当年五万多名德裔移民的纪念碑。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战俘营,更多的人则是从俄国腹地被驱逐到这里的。塔吉克内战期间,这些移民的后代大都逃离杜尚别,回到德国。

从相对开放的比什凯克来到杜尚别,你会觉得时钟又向前回拨了数年。即便是一国首都,杜尚别也给人空气滞闷之感。我原以为塔吉克斯坦既然这么闭塞,住宿应该相对便宜。事实不然。杜尚别几乎没有旅游业:酒店是前苏联标准的,但从辉煌时代又衰落了二十年,还维持着令人咋舌的价格。小旅馆真的也就是小旅馆,只能提供极为有限的设施。

所幸,我在租房网站上找到一个短租公寓。在杜尚别,这个公寓算得上鹤立鸡群。价格有点高,却是整套公寓,位于中心区域。房东叫安东,会说英语。我感到,即便再闭塞的地方,也总有与世界接轨的一小群人——所谓全球化的一代,互联网的一代。在杜尚别,这样的人很宝贵,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

我们约好在中央百货大楼门口见面。安东穿着牛仔裤和黑色休闲衬衫,袖口挽起来,脚下是一双时髦的敞口便鞋。他喷了淡淡的古龙水,头发很短,但精心打理过,给人一种混迹于大都市的精英人士的感觉。他的英语倒是说得一般,有一种奇怪的口音。不过他很快表示,他其实更习惯说德语。他刚从德国曼海姆大学毕业,之后打算在德国工作。我们一起往公寓的方向走,它就在中央百货大楼对面。无遮无挡的街上热浪袭人,小区里并没有一棵树。汽车全停在光秃秃的空地上,就像一块块要燃烧的铁。

“安东”显然不是塔吉克人的名字,那他是不是俄罗斯裔?

安东告诉我,他的爷爷是被斯大林赶到中亚的,他们之前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更久远的年代,沙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她本人是普鲁士小公国的公主)曾把一部分德国人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拓土垦荒,抵抗鞑靼人的侵袭。安东说,他的祖先很可能是那时候迁到俄国的。如此说来,兜兜转转一圈后,安东又要回到德国,只是中间早已相隔数百年,而这数百年间发生了那么多的灾难和苦难。

房子是一套一室公寓,位于高层,附带浴室和阳台。安东向我一一介绍了房间的设施,最后推开阳台的门。焦灼的热浪立刻扑进来,但他还是示意我走到外面。阳台正对着国家博物馆。那是一栋前卫的建筑,给人一种还没盖好就倾倒的感觉。几年前,那里是杜尚别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巴拉卡特市场。再远处是一片土黄色的山脉,形成一道平缓的弧线,笼罩在淡淡的沙尘中。

我问安东是什么时候买的这套房子。

“三年前,”他说,“当时我有了一笔资金,觉得最好用它置办点产业——杜尚别在发展。”

我赞赏地点点头,不仅仅因为安东的商业头脑,还因为他的用词:资金、产业、发展。

我们回到房间里,关上阳台门。安东四处环顾了一下,准备走了。

“任何人敲门都别开。”他最后对我说。

我冲了澡,吹了头,把积攒数日的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我烧了一壶水,准备泡点茶喝。这时,突然响起敲门声,很是急促。我想,没准是查水表之类的。我尽量屏住呼吸,想等敲门人自行离去。然而,那声音非常执着,没有犹豫,仿佛确信屋里有人。

我终于还是把门打开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躲可不是办法。一个年轻的塔吉克女人站在门外,穿着碎花连衣裙,满脸怒气。看到一个外国人,她大概吃了一惊,也有点不知所措。她不会说英语,于是对我说俄语。我最后终于明白她愤怒的原因:她就住在我的楼下,房间的浴室在不停漏水,而这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向她表示歉意,但也告诉她,我无能为力。我刚住进来,甚至刚到这个国家。最后,我拿出手机,给安东打电话,告诉他这里出了点问题。女人的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她以防卫的姿势站在那里。我问她要不要进来坐坐,她开始没明白,等明白过来以后,她说不必了。

电梯门哐地打开了,安东满脸大汗地钻出来。女人开始连珠炮似的讲起塔吉克语——因为还没怎么听过大段塔吉克语,我着迷地倾听着——安东似乎想争论和辩解,不过最后放弃了。他冲我招了一下手,让我跟他一起去女人的公寓看看。

女人房间的格局和我的完全一样,只是家具的摆放位置稍有不同。浴室中央的瓷砖上摆着一个绿色的塑料桶,正在接纳漏水,已经有将近半盆了。安东难以置信地看着那盆水,又抬头看看房顶,用手按了按。我站在浴室外面,注意到女人家里很安静,走廊的鞋架上摆着两双高跟鞋,但没有男人的鞋子。

站在门口,安东承诺尽快找人检修。女人的口气也终于柔和下来。我冲她微笑了一下,然后跟着安东上楼。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安东撇了下嘴,同时耸了耸肩,答非所问地说:“她要么离婚了,要么丈夫在俄罗斯打工。”

“你怎么知道?”

“这个年龄的女人不可能没有结婚。不过她住在一室公寓里,房间里也没有男人生活的迹象。我想,她可能离婚了。”

“这里离婚的人多吗?”

“大部分男人去俄罗斯打工,然后他们就离婚了。”

我想起了阿丽莎。她也在经历同样的事。这么说来,在离婚这件事上,中亚国家倒是颇为类似。

2

意想不到的是,在杜尚别的年轻人圈子里,正在流行一种名为“陪你转转”的社交活动。

“陪你转转”比其字面意义要严肃很多,大体相当于兼职导游,即由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带你逛逛他们的城市。人们把自己的照片、简介放到网上,时间则按小时标价。在杜尚别,不少大学生也在玩“陪你转转”,不过大部分人选择免费:在这个较为封闭的国度,他们可能只是希望结识几个新朋友,尤其是外国人。

我在“陪你转转”上认识了二十二岁的女大学生萨娜芙芭。在塔吉克语里,“萨娜芙芭”是“冷杉”的意思。我们约在一家波斯风格的茶馆见面。这家苏联时期的茶馆是杜尚别的地标之一,像一艘巨大的空船,冷眼旁观这座城市的一切。萨娜芙芭化了妆,穿着黑白条纹的连衣裙,白色凉鞋,束着发带。她的眼神明亮,眼珠像某种蓝灰色的玻璃珠。她的态度沉着,举止中看不出紧张。她一直在咳嗽,大概得了热伤风。

这家茶馆倒是呈现了塔吉克人心目中波斯文明该有的模样。大理石的廊柱,波斯风格的穹顶,只是红色桌布显得厚重又难看,反衬出大厅里的人气不足。翻开菜单后,我就明白原因了。以本地的消费水平来说,这家餐厅有点贵。

我请萨娜芙芭点菜。她点了樱桃蜜饯果汁——一种流行于中亚、俄罗斯的冰镇饮料,又点了两道俄国沙拉。等菜时,她时而摘下发带,时而又戴上,给我的感觉是,她似乎认识到了自己的魅力,只是还不太确定该如何运用它。

所有的菜都出人意料,从里到外透着不对劲儿,可能是水的问题,败坏了食物的味道,也败坏了啤酒。我点的那杯本地产的西姆-西姆牌啤酒,味道真的如同马尿。萨娜芙芭几乎没怎么动那两份沙拉。她抿着果汁,不时侧过脸,小声咳嗽。

我喝着啤酒,问起她的家庭。她告诉我,为了躲避内战,一家人曾搬到西伯利亚住了十年。那个小镇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它甚至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沿线上。她家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的锯木厂工作,于是一家人去投奔这位亲戚。在锯木厂,萨娜芙芭的父亲找到一份工作。那是当地唯一的工作机会——小镇上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那里度过一生。

萨娜芙芭出生在西伯利亚。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小镇只有几排原木屋,冒着炊烟。拓宽出来的土路笔直笔直的,一到冬天就泥泞不堪。然后是大雪、酒鬼……每当电力中断,母亲就在餐桌上点起一根蜡烛。

相比那些滞留在杜尚别遭受战乱的人,萨娜芙芭一家算是幸运的,但其实他们是另一群流离失所的人,是苏联解体后历史演变的一部分。当政治的疯狂争抢过后,终于出现了某种稳定局面,一家人在2001年回到了塔吉克斯坦。

我问她更喜欢哪里,西伯利亚还是杜尚别?

“杜尚别,”萨娜芙芭肯定地回答,“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尽管她住在杜尚别的郊区,为了和我见面,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小巴。

她以后会去俄罗斯吗?就像很多塔吉克人一样。

不,她不想去俄罗斯。她的理想是生活在杜尚别,找一份工作。“我受过教育,我会说英语,我想找一份可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萨娜芙芭说。

“你可以做PR。”

她没听过这个词。

“公共关系。”我说,“就跟‘陪你转转’差不多,只是你代表公司,而不是你自己。公司会付给你钱。”

“有这样的工作吗?”

“是的,你没听说过?”

“没有。”她俏皮地一笑,认为我在骗她。

她的手机响起来。她拿起来看了一眼。我这才发现她有点轻微的斜视。她对着手机说塔吉克语,语速很快。过了一会儿,她挂掉电话,脸上有点不安。

“是我妈妈,”她说,“她问我在哪里。”

“她不知道我们见面?”

“我没有告诉她。她不会同意我单独和外国人出去。”

“她也不知道你玩‘陪你转转’?”

“她知道了会骂死我。”

按照萨娜芙芭的说法,她的家庭算不上虔诚的穆斯林,但还是维持传统价值观。比如,母亲不准她婚前发生性关系,甚至不准她谈恋爱——尽管学校里有不少男生对她表示了好感。

“那你如何拒绝他们?”我问。

“我直接告诉他们,我不会谈恋爱。”“不谈恋爱怎么结婚呢?”

“我会按照传统的媒约方式结婚。”

“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

“关心我、有责任心、热爱工作。”

“你觉得通过媒约能找到这样的男人?”

“当然。”对于这一点,她显得很有把握。

“你要不要回家?省得妈妈担心。”我招手示意买单。

“下次见面,我可以带我的朋友一起吗?”

“你的朋友?”我请萨娜芙芭介绍一下她的朋友。

她叫阿努莎,是萨娜芙芭的邻居。今年二十二岁,已经离婚,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儿子。她在自学英语,但没机会练习。她和萨娜芙芭之间倒是经常说英语,不过“说着说着就会笑场”。

萨娜芙芭拿出手机,给我看她朋友的照片。她很年轻,穿着传统塔吉克服饰,戴着头巾,但像伊朗女人那样流于形式,露出了前额和头发。

“她挺漂亮的。”

“下次我叫她一起来。”萨娜芙芭说,“我会跟我妈妈说,我们出去逛街了。”

3

鲁达基公园位于市中心的鲁达基大道旁,有规划整齐的花坛和喷泉,是杜尚别最让人舒服的地方之一。鲁达基是波斯人,但被认为是塔吉克文学的奠基者。他发展了民间流行的两行诗(巴伊特)和四行诗(鲁拜)的形式,为波斯的古典诗歌奠定基础。12世纪的作家说,鲁达基写过一百多万行诗,但今天只有不超过两千行诗作流传后世。

年轻时,鲁达基以歌手的身份驰誉泽拉夫善河流域,后来成为萨曼王朝的宫廷诗人。他的诗作不仅歌颂自然、青春和爱情,也辛辣地讽刺了一种日落山河的帝国文化:统治者奢侈享乐、勾心斗角,而他们的领土即将落入外族之手。

鲁达基晚年遭受挖眼酷刑,继而被逐出宫廷,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半个世纪后,萨曼王朝便被推翻——突厥民族摧毁了萨曼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伊斯梅尔·索莫尼建立的功绩,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彻底征服中亚的塔吉克人。

萨曼王朝的首都在今天的布哈拉,索莫尼国王的陵寝也在那里。在索莫尼治下,萨曼王朝最终摆脱阿拉伯人的控制,成为横跨中亚和伊朗的大帝国。对塔吉克人来说,索莫尼的地位如同帖木儿之于乌兹别克人、玛纳斯之于吉尔吉斯人。在这套话语体系里,索莫尼的时代被宣布为塔吉克人(以及所有波斯人)的黄金时代,是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成就上的一个高峰。你会发现,波斯文明的中心也微妙地向东移动,塔吉克的部分得到放大。与此同时,对突厥-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显而易见的抨击。

萨曼王朝的统治对整个波斯文明都意义深远。它不仅促成波斯人信仰上的全面伊斯兰化(他们此前信奉拜火教),也完善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波斯语书写系统。今天,伊朗人和阿富汗人依然沿用阿拉伯-波斯字母,只有塔吉克人因为苏联的统治,改用西里尔字母。这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在口语方面,塔吉克人可以与波斯兄弟们无碍交流,但书面语不行。走在鲁达基公园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除非和我一样阅读翻译作品,否则塔吉克人同样无法看懂鲁达基的诗歌。

在谈到萨曼王朝被突厥民族推翻时,一位塔吉克政治家写道:“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塔吉克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上的悲惨事件。”不过,这只是一种话术、一种修辞,想借此赋予塔吉克人一点犹太民族在他们自己历史中找到的那种悲怆感。相比一个王朝的覆灭,文化根基的丧失更加悲惨。

塔吉克人原本还有可能在俄国的文化传统中另辟一条新路,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塔吉克斯坦独立,这种可能性最终也消失了。于是,塔吉克人发现,他们如今在用俄国人的字母拼写波斯人的文字。结果是除了他们自己,再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在这个封闭的山国,他们只好任由宗教情绪和部族仇恨不断发酵,直至最后的摊牌。

第一起严重骚乱发生在1990年2月。当时有传言称亚美尼亚难民将被安置在已经住房短缺的杜尚别。人们走上街头,愤怒抗议,局势逐渐失控,而当时整个苏联也已经风雨飘摇。1991年9月,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鲁达基公园附近的列宁像成为中亚地区第一座被推倒的列宁像。

在老照片上,我看到了当年的情景——让人想到后来伊拉克人民推倒萨达姆的雕像。无事可做的男人们一脸仇恨,他们举着拳头,喊着口号,仿佛在进行一场游戏,只是没人相信这场游戏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随后,塔吉克爆发内战,成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爆发内战的中亚国家。杜尚别更是上演了令人瞠目的杀戮。五年的内战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它不仅摧毁了塔吉克人的生活,也让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

在鲁达基公园里有一根巨型旗杆,是为纪念国家独立二十周年而建。旗杆高一百六十五米,国旗本身重达七百公斤,因而很难呈现那种高高飘扬的姿态。不过,这倒更像一种无力的宣示,精确地代表了一种挫败:2000年民族和解进程结束时,塔吉克的实际GDP仅为1991年的39.2%;独立二十年后,它还没有恢复到独立初期的水平。

在那个酷热无风的下午,我在国旗杆下遇到一个叫“幸运”的大学生。他拦住我说:“哥,我给你免费当导游?我正在学汉语!”

4

二十一岁的幸运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有青春痘残留的痕迹。他穿着西裤和衬衫,像个还没出道的业务员。我感到自己无法拒绝他:一个给自己起名“幸运”、想练习汉语、还管我叫哥的人。

幸运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杜尚别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苏联时代,父亲当过杜尚别的巡警。幸运说,这是警察的初级职位。内战爆发后,杜尚别先是被反对派攻占,又被政府军收复。幸运的父亲讨厌街上的暴乱,于是辞职回家。他在家里待了几年,靠积蓄和小买卖维持生活。1997年,塔吉克政府和反对派签署了和平协定,幸运在那一年冬天出生。第二年,幸运的父亲决定出去闯荡。他跟一位兄弟去了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先当保安和开门人,等攒了一笔钱后,就开了一家杂货铺,主要卖塔吉克的干果。

在俄罗斯,幸运的父亲一干将近二十年。其间,父亲的兄弟得病去世,幸运的哥哥被叫过去顶差。父亲自己后来也得了病,身体越来越弱。最后,父亲回到杜尚别,让幸运的哥哥和嫂子留在那里看店。幸运说,现在他的父亲变得没什么精神。他做的事情越少,精神就越萎靡。他抱怨在杜尚别找不到活儿干,实际上他只是提不起兴致。一家人靠幸运的哥哥寄回来的钱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幸运现在已经离开家,搬去和姐姐一起住。姐姐大他十岁,结过婚。五年前,姐姐的丈夫也去俄罗斯打工,从此音讯全无。按照幸运的说法,他的姐夫应该是在俄罗斯重组了家庭。幸运的姐姐没有再婚,没有抱怨,只是不再提起那个男人。她平时接些裁缝活,希望以后开一家自己的裁缝店。幸运说,姐姐的手艺相当好。上一次,他在鲁达基公园的步道上拦住一个中国女人,免费当导游,练习中文。最后,那个女人买了幸运姐姐做的两条裙子。

我问幸运,会不会去俄罗斯打工?他说不会。他不喜欢俄罗斯,他更不愿意做塔吉克人在俄罗斯一般会做的那些让人瞧不起的职业。

“美国呢?”

“我绝对不会去美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女朋友。幸运刚和交往两年的女朋友分手,之前连吻都没接过。女朋友的叔叔在美国,是个生意人。和幸运在一起时,她总把美国挂在嘴边。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她似乎从来没考虑过幸运或者两个人的未来。幸运很生气,感到自己被忽略了。他就像河床上一艘搁浅的小船,无处可去,女朋友却是大海里有固定方向的航行者,神气活现。

或许,在女朋友面前,幸运感到了自卑。他开始学习中文,作为一种对抗。如果女朋友要去美国,那么他就决定日后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我多少能够理解这种赌气的心态。

幸运先是自学,随后又报读了孔子学院。他准备以后参加汉语能力考试。他说,一旦通过考试,他就有可能申请到中国大学的奖学金,还有每月两百美元的补助——他是这么听说的。

幸运想赚钱,但觉得这里没有机会。他的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哥!”,以表达他的无助。很多时候,我觉得他说得没错。

但我只是说,你还年轻,还没跨越那道“阴影线”——这是约瑟夫·康拉德说的,你感到烦闷、厌倦、不满、迷茫,这是生活中必将来临的那个时刻。

幸运说,他从没听说过康拉德。他是什么人?

“一个作家,波兰裔英国人。”

“我喜欢阅读,可是杜尚别连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

我也发现了这点。鲁达基大街上的那家书店里没什么有价值的书,空气中飘着尘土的味道,而且无人问津。

这时是下午三点钟,又干又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馕坑烤肉。幸运问我想去哪里,我想了想说,去城市南边的萨科瓦特巴扎附近。那里远离市中心,是杜尚别的平民区。我们可以去那里随便转转,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

“为什么去那里?”幸运问。

我告诉他,我正在看一本叫《死亡商人》的书。那本书讲了杜尚别最传奇的人物——维克多·布特。他是前格鲁乌少校,苏联解体后成为军火贩子。他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武器,也为非洲内战输送军火。他就在杜尚别的平民区长大,父亲是一名汽修工,母亲是一名簿记员。他靠听ABBA乐队的歌曲学会了英语,后来又掌握了七八门语言。我告诉幸运,我想感受一下布特成长的氛围。

幸运不太理解我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没关系。他想跟外国人泡在一起,缓解“被困在这里”的焦虑。他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去,去哪儿都行。

我们走到鲁达基大街上的公交站,等待中国赠送的巴士。可是,杜尚别正在推广公交车刷卡制度,没有卡的人就算交钱也不行。我们只好改坐可以付现金的黑车。在这里,公交运力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黑车产业应运而生。每当这些黑车经过公交站时,司机就像拈花微笑的佛陀一样,比划一个数字手势。开始,我以为那只是打招呼。不过,幸运说,其实那手势是一个暗号,代表这辆黑车的行驶线路——与这个数字的公交车相同。

我们上了一辆黑车,奔向萨科瓦特巴扎。我发现,越往城市的外围走,杜尚别就越是显出不同的面貌。我所住的市中心,还有些高大、气派的建筑物,但现在整个天际线的规模都变小了。在鲁达基大街上,我还能看到一些在附近上班的人,穿着不错的衣服,但在这里,阶层开始向下移动。

有些路段在施工,柏油开绽,尘土飞扬。公园正在整修,大树被连根拔除,瘫倒在地。幸运说,杜尚别的新市长是总统的儿子。他有野心,有气魄。一些苏联时代的建筑已经拆除,准备为接下来的城市升级留出空间。不过现在,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端倪,整片区域在午后的烈日下光秃秃地暴露着。

在萨科瓦特巴扎后面的一条马路,我们下了车。周围都是走动的人群,穿着朴素的衣服。和我一样,他们也在闲逛,或者忙着一点小事。道路另一侧的树木挡住了一片苏联风格住宅区。阳台上晾晒着衣服,竖着白色的卫星电视接收器。淡黄色的墙面已经开裂,有些地方补上了水泥,有些地方则暴露出砖头。我们路过巴扎外的一个小酒馆。所谓小酒馆,只是在墙上开了个洞。我和幸运还是决定在洞外坐坐,喝两杯西姆-西姆生啤。

环顾四周时我想:所以这就是维克多·布特成长的舞台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成为一个国际军火贩子,多少有些令我觉得不可思议。1991年,也就是苏联灭亡之年,布特开始创建自己的帝国。他狡黠地利用了当时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真空:当臃肿的苏联机队突然丧失供血,从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中亚的杜尚别,数百架笨重的老安东诺夫和伊留申货机被遗弃在机场和军事基地,飞机的轮胎磨损,机架破旧,还用金属片和胶带打了补丁。利用格鲁乌的关系,布特弄到了这些飞机,权势人物则得到部分包机费用。布特搬到阿联酋的沙迦,创办了航空货运公司。很快,他就住进了一幢宽敞的海滨别墅。

他需要钱,热爱钱,也毫不掩饰。他往返于非洲、中东和前苏联辐射下的暧昧角落,将苏制武器运送到那些禁运的地方。他并不是隐形人,他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形象。他没有局限在他的出生之地——那里是如此封闭、停滞。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他甚至不时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在《纽约时报杂志》的采访中,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在美国的通缉名单上成了仅次于奥萨马·本·拉登的人物。

布特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关系,倒是得益于他的杜尚别出身。塔吉克内战爆发后,一方是库洛布人、希萨尔人和苦盏人组成的“人民阵线”,另一方是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塔吉克联合反对派”。反对派率先攻占杜尚别,推翻政府,占领总统府和广播电视台。但是,在俄罗斯和乌兹别克军队的帮助下,“人民阵线”又逐步收复了失地。反对派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逃到阿富汗,受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庇护。正是通过这些同胞的牵线,布特开始为阿富汗输送军火。

坐在小酒馆的外面,我不时看到有男人走过来,简单地说上一句什么。这时,老板就会有点紧张地从柜子下面拿出一瓶劣质伏特加,倒上一杯,递给对方,然后再把瓶子藏回去。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在脏兮兮的案板上切两片黄瓜、两片西红柿,撒上盐,再配上一段蔫头蔫脑的小葱——这就是给客人的免费下酒菜。那些男人全都用俄国人一口干的方式喝酒,喝完后就发会儿呆,然后面无表情地离去。劣质伏特加一定灼烧着他们的口腔和食道,但或许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刺激。

又有两个男人进来,怀里抱着黑皮包。当老板鬼鬼祟祟地倒了两杯酒后,他们没有喝,而是从黑皮包里掏出证件,在老板面前晃了晃。幸运说,他们是执法人员,来这里检查无证私售烈酒的行为。

两个男人转到柜台后面,把藏在底下的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一一取出。那些酒都是便宜的本地牌子,大都半空了。其中一个男人开始在一张单子上写着什么,随后老板交纳罚款。遭到没收的烈酒大概就归两个男人所有了。

一番洗劫后,两个男人夹着皮包,提着一袋酒瓶子走了。老板松了口气,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失望。某种程度上,执法人员和小商贩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前者罚款,但不会置后者于死地。在交纳了“保护费”后,老板在下一次暗访前可以稍微放心地卖酒了。

我问老板是哪里人。

通过幸运的翻译,老板告诉我,他是盖尔姆人。

我提到内战,因为我知道盖尔姆是内战时被蹂躏最严重的地区。

老板神色惊讶,没想到我对内战还有所了解。对他来说,那是一段心痛的记忆,不是外人能够真正理解的。

老板说,他的弟弟死于内战。

“他是反对派的士兵吗?”

“不,他是在街上被人打死的。”

“哪里?”

“就在这里,杜尚别。”

反对派控制首都时曾把库洛布人、乌兹别克人甚至俄罗斯人作为目标,而当“人民阵线”收复失地后,他们就以“大清洗”的方式发动报复,随意处死碰到的盖尔姆人和帕米尔人。

“你为什么来杜尚别?”

“这里能挣到钱。”

——他指的就是现在干的工作吗?

就在这条路前面不远处——那两个便衣执法人员刚才走过的地方——有穿着橘色背心的老人推着大型三轮车送货,有胳膊绑着绷带的男人捏着一罐能量饮料,有戴头巾的女人挎着篮子按根出售走私香烟。这一切都一览无遗:在表面之下,人们的情绪和需求、希冀和期望强烈地跳动着。

5

萨娜芙芭发来她朋友阿努莎的电话,说她俩隔天中午可以和我见面。地点是一家叫作“梅尔维”的土耳其餐厅。到了见面那天,萨娜芙芭又说,她的朋友会先“过来”(going to cum first)。我想,她大概是把come打成了cum,也就没把可能的误会放在心上。

我下楼,穿过阳光炙烤的柏油马路,站在路边,准备打车。此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会儿。萨娜芙芭再次发来短信,说阿努莎已经到了。

“你在哪儿?”她问。

“在中央百货商店门口,还没打到车。”

“她说没有看到你。”

“我还没到餐厅。”

“她cum!cum!”

“请她先坐,我马上到。”

“她已经cum!cum!”

我终于打到一辆黑车,心里感到困惑:萨娜芙芭的朋友为什么这么火急火燎?

可是,当我走进梅尔维餐厅,却没看到阿努莎。大厅里只是零星坐着几桌人,男人全都大腹便便,女人则戴着头巾,像是家庭聚餐。桌子上铺着塑料桌布,摆着分量十足的土耳其菜,还有大玻璃瓶装的酸奶。

我给萨娜芙芭发消息:“我到餐厅了,可没看到阿努莎。”

“她cum!cum!”

“她在哪儿?”

“cum!cum!”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愤怒的声讨,声音很尖,像铁铲刮过锅底。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听出她在发脾气。接着是萨娜芙芭的电话,谴责我得罪了阿努莎:“你为什么要耍她?她现在非常生气!”

我究竟做了什么?我告诉萨娜芙芭,我已经到了梅尔维餐厅,就在这里等她们。我找了个位子坐下来,要了一小杯土耳其红茶,一块蜂蜜果仁做的“巴克拉瓦”。我又浏览了一遍我和萨娜芙芭的短信:那么多“cum”,那么急切。

我喝了两杯红茶,萨娜芙芭和阿努莎才走进来。因为等不到公交车,她们打了车。我为让她们多付了钱感到抱歉。萨娜芙芭还穿着上次的衣服,不过咳嗽已经好了。阿努莎穿着入时的塔吉克服饰:红色长袖连衣裙,绣着深蓝色的传统图案,淡黄色的头巾里面是梳得很高的发髻。她说话的声音缓和了下来,不像刚才那么愤怒。

我问:“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萨娜芙芭说:“阿努莎一直在中央百货商店等你,你却不理她。她当时很生气。”

“你不是说她已经来餐厅了?”

“我说的是中央百货商店!”

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一直想说“中央百货商店”(TSUM),可却打成“cum”。我拿出手机,给萨娜芙芭看“cum”这个词的意思。她俩的脸腾地红了。误会终于化解,可我还是感到抱歉。我点了几道分量很大的土耳其菜,结果根本没吃完。阿努莎要提前离开。

阿努莎说,她在一家婚庆公司工作,负责给新娘化妆。她一会儿要去库洛布,筹备一场婚礼。公司没有车,她只能自己去车站坐车。路程不算远,单程三个小时。公司也没钱让她住旅馆,她晚上住在新娘家里。婚礼结束后,第二天早上再坐车回来。

萨娜芙芭说,阿努莎本来不会接这个活儿,怪只能怪我没给她打电话。“我给了你她的电话号码,你却没有打给她。”

“我不知道还要给她打电话,”我解释道,“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好了吃饭。”

萨娜芙芭平淡地一笑,没再说话。也许,我应该更委婉一些。

吃完饭,阿努莎赶往车站。萨娜芙芭说她打算去中央百货商店。我告诉她,我准备去帕米尔,然后从那儿的陆路回中国。

“帕米尔?”她眉毛一扬。

“对,你去过吗?”

她没去过帕米尔——那里太远,也太危险。分别时,她祝我“好运”。

我想起了幸运,觉得应该告诉他一声。没想到他马上就打来电话,说我们晚上得见一面,告个别。

6

我们去了鲁达基大街上的一家德式酒吧。那天是周五,酒吧的露天座位几乎坐满了人,尽管这里周六也要上班。穿着白衬衫的侍者走过来。我们点了两杯啤酒。

“就这些?”

“对。”

侍者不置可否地走了。

我向幸运讲了我和萨娜芙芭吃饭的事情。幸运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塔吉克斯坦的语境下,我当初答应一起吃饭,就相当于承认我对阿努莎“有兴趣”。因此,我应该在约会的前一天,主动给她打电话。

“是这样吗?”

“当然!你搞砸了,哥!”

“不过我并没有那方面的兴趣。我只是想认识一些人。”

“为你的书积攒材料?”幸运说。

“算是吧。”

“你会在书里写我吗?”

“也许。”

“不要写我被困在这里!”

“你在学中文,将来会去中国留学,你不会困在这里。”

“我小时候学俄语,后来学英语,现在又学中文。我的人生太艰难了,哥!”

“想想你将来就能挣大钱了!”

“每天都在想。”

“如果有了一大笔钱,你会用来做什么?”

“见莎布娜米·苏亚悠。”

“她是什么人?”

“塔吉克最著名的女歌手,我的女神。”

“听过她的现场吗?”

“当然!当时,我所有的积蓄只有六十美元,可还是花了五十美元买了一张门票。不过那只够我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所以看不清,也摸不到?”

幸运笑起来:“我会永远记住你这句话的!”接着,就像吐露秘闻似的,幸运告诉我,他听说与苏亚悠“幽会”一次需要三千美元。

“多长时间?”

“一小时。”

“她会为了三千美元和别人幽会?”

“我想会的。”

“我觉得不会。你说了,她是这里最著名的歌手。”

“那又怎么样?三千美元一个小时啊,那可是一大笔钱。”

“她是歌手,不是妓女。”

“在这里,有钱的话,你说了算!”

“那你努力吧!”

可能因为是黄金时间,我们坐在露天的好位置上却没点吃的,侍者走来走去招呼别的客人,始终没给我们端来啤酒。我们催了两次,但那位狡黠的侍者不为所动。他不知道,我原本打算给他一笔丰厚的小费。现在,我建议我们自己去吧台,把啤酒端过来。

“哥,你不能自己去拿!”幸运急着阻止我,“那会让我们显得像是服务员。我不想做这种低级职业!”

我没想到幸运心里其实有那么多“条框”和“等级”。我突然意识到,当他说“我被困在这里”的时候,他的痛苦可能远比我所能理解的多。

我去吧台把酒拿了过来。坐下后,我们转变了话题。他问我去帕米尔的事,惊叹于我即将开始的历险。他突如其来地表示,他想管姐姐借一笔钱,跟我去帕米尔旅行。他从没旅行过。

我告诉幸运,这是不明智的。帕米尔很贵,可能是世界上旅行最贵的地方。因为没有公共交通,很多时候只能租四驱越野车。不应该把钱浪费在这种事上。

“为什么不?”他沮丧地说,“我生在这个国家,可我没去过帕米尔,没去过苦盏。我哪儿都没去过!”

“有机会去的。”

“什么时候?”

“以后。”

他不再说话,低头喝酒。然后,他站起来,走向吧台,又拿着两杯啤酒回来,脸上闪着酒后的红晕。他年纪尚小,还没怎么体验过酒精的伟大,也不知道酒精同样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活。

喝完两杯酒,我们离开了这家酒吧。夜晚的杜尚别空空荡荡,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被树影刺穿。

我们经过一个俱乐部,里面隐隐传来有节奏的音乐声。幸运说,他的女朋友在这里庆祝过生日。当时,他们已经在分手的边缘,所以他没去。“我不喜欢这种地方。”他说。

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伤心大男孩的倔强。我买了两张门票,拉着幸运进去。偌大的舞厅里,只有四个外国人在跳舞。灯光闪烁着,播放着俄罗斯的夜店舞曲。表演台上是一个穿比基尼的金发姑娘。她正倒挂在一根钢管上,舒展大腿。

看着那几个外国人,幸运大声对我说:“我真的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在乎那么多。”

“那些不是美国人,”我说,“你想跳舞吗?你现在不也可以跳舞吗?”

我把幸运推进舞池。他穿着西裤和衬衫,开始还有些扭捏,但很快就放飞了自我。他高举着胳膊,摇晃着脑袋,脸上带着微笑。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放松。

现在,台上的舞女穿着红色高跟鞋走了过来。她看上去比台上苍老一些,画了很浓的眼影。她倚在吧台上,要了一瓶矿泉水,拧开,小口地喝。

“你叫什么?”

“瑞塔。”

“俄罗斯人?”

对,她从莫斯科来。

“为什么会来杜尚别?”

“在这里工作三个月,下一站是土耳其。”她说,“我喜欢土耳其,说不定会留在那里。”

“我也喜欢土耳其。”

“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

“我觉得你不是中国人。”

“那我是哪里人?”

“你是哈萨克人。”她眯着眼,审视着我。还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作哈萨克人。

“说两句中文听听。”她说。

“说什么?”我换成中文。

“随便说两句。”

我说:“现在,你觉得我是中国人了吗?”

“好吧,”她点点头,“你是中国人。”

她告诉我,她以前在广州待过两年,和一个中国人同居,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她一个人带孩子,靠跳舞为生。

“你住在杜尚别吗?”

“算是吧。”我说。

“有一个在杜尚别大使馆的日本人,经常请我吃寿司。你会请我吃中餐吗?我很久没吃中餐了。”

“没问题,下次请你。”

“你骗我。”她看着我说,“你根本不住在杜尚别。”

当我和幸运离开俱乐部时,门口停了几辆要价昂贵的黑车。幸运说,他可以走到某条主干道上,那里有可以和他拼车的人。

“你会再来杜尚别吗,哥?来看我。”分手前,他问我。不过,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自己摇了摇头,仿佛想甩掉身上无以化解的失落。他转头看了看周围,看了看这座夜幕下的城市——这个他困守其间却渴望逃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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