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天启帝去世了。

因为没有子嗣继位，天启帝临终时决意把帝位传给弟弟信王朱由检。天启帝没有子嗣与魏忠贤、客巴巴两人有关。如果天启帝有了子嗣，皇子和皇子生母的地位势必会上升，这对魏忠贤、客巴巴把持后宫是极为不利的，为了维持既得利益，二人就对天启帝的子嗣动了手脚。

天启帝共有三子，长子为皇后所生，却被魏忠贤一伙下手，导致早产夭折；次子是慧妃所生，不到一岁就夭折了；三子还未出生时，其生母裕妃就被魏忠贤一伙假传圣旨给幽禁了，不久后裕妃死了，胎死腹中。魏忠贤和客巴巴如此胆大妄为，天启帝却对他们极为信任。天启帝去世前，心中放不下的有三人，他嘱咐弟弟朱由检要好生照料，这三人就是魏忠贤、客巴巴和张皇后，朱由检当然全部应承了下来。

朱由检的母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他先被李选侍（西李康妃）抚养，后来又由另一位李选侍（东李庄妃）抚养。天启帝即位后，对自己的这位弟弟很是照顾，在天启二年封他为信王。在京城，朱由检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的滔天权势，自己的养母东李庄妃被魏忠贤和客巴巴记恨，原因很简单——东李庄妃不愿意依附二人。所以，东李庄妃被多方刁难，受尽委屈，最后郁郁而终。

天启七年八月，天启帝病重，魏忠贤不愿皇权外落，想到了“垂帘居摄”，就是让张皇后垂帘听政，自己掌控大权。张皇后断然拒绝，魏忠贤又找来自己的心腹、兵部尚书崔呈秀，商议篡位，崔呈秀说了一句“恐有外兵”。这下，魏忠贤只得作罢。

天启帝在遗诏中令弟弟朱由检继位，年仅17岁的朱由检就这样进了皇宫，继承了帝位，是为崇祯帝。他很快就显露出过人的心智。初进宫时，他不敢吃宫中的食物，而是在衣袖里藏了一些岳父周奎做的饼，饿时充饥。当崇祯帝见到侍卫带剑守卫，遂让侍卫把剑解下来给自己观看。种种迹象都表明，崇祯帝在进宫时是十分谨慎的，他对于潜在的危险十分敏感。对于魏忠贤，崇祯帝选择按兵不动，依旧好言相待。

魏忠贤也在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新皇帝的脾性。崇祯帝于八月二十四日继位，魏忠贤在九月初一就递上了辞呈，请求辞去东厂提督之职。很明显，这是一个试探，崇祯帝并没有接招，他不仅不同意，还好好安慰了魏忠贤一番。但魏忠贤的老搭档客巴巴就没那么幸运了，她在天启帝在世时居住在宫内，已经是违背法理，争议颇多。由于天启帝已死，于情于理，客巴巴都不应该继续住在宫中。所以，当她呈请出宫居住之时，崇祯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客巴巴的出宫是对魏忠贤的重大打击，但魏忠贤也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开始涉及魏忠贤。国子监里有人开始弹劾陆万龄，这个陆万龄就是当初要求把魏忠贤放入孔庙和孔子一起接受祭祀的那位国子监监生。这种提议惹来了舆论哗然，有人就说了，那皇帝祭拜孔子的时候岂不是也在祭拜魏忠贤？这个荒唐的提议才最终作罢。现在有人以此事弹劾陆万龄，崇祯帝无比厌恶这类人，在收到弹劾奏疏之后，就将陆万龄下狱。魏忠贤一看情况有些不妙，在九月二十五日这天，他请求停止全国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回复说，前面已经在修建的，那就继续修，没有修的就停了。崇祯帝还补充说，之所以停下没修的，是为了成全魏忠贤的雅志。

政治嗅觉敏感的官员，开始有所动作。南京通政史杨所修上书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和吏部尚书周应秋，这个杨所修一出手就弹劾了2位朝廷高官，胆子真是大。其实，他们三人都是魏忠贤一党，杨所修不满被发往南京任职，故而反戈一击。但崇祯帝没有行动，只是轻描淡写地将这件事搁置在一旁，崔呈秀被弹劾，他按惯例上书辞职，崇祯帝也没有批准。

上疏弹劾的官员没有被处罚，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常年混迹官场的官员的政治嗅觉是何等敏锐，很快，云南御史杨维垣公开弹劾崔呈秀，这名阉党成员想把对准魏忠贤的矛头移到崔呈秀身上。而御史贾继春更是直接开骂，说崔呈秀的行为已经让人分不出他到底是人还是畜生。到了如今这个局面，崔呈秀只能不断地请求辞职。崇祯帝见时机成熟，来了个顺水推舟，也就同意了。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的二号人物，手握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两个重要职位，他的离职是对魏忠贤的重要打击。

十月二十五日，吏部主事钱元悫公开弹劾魏忠贤，将魏忠贤和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全部作了对应，说他是篡权的王莽，是一门五侯的梁冀，是狡兔三窟的王衍，是建郿坞的董卓，等等。崇祯帝的回复很有意思，他说：“你钱元悫是个小官员，为何这么多话？暂且不追究你的责任。”崇祯帝这样回复，其实就是一种支持。

此外，嘉兴府海盐县一个叫钱嘉徵的贡生也上书弹劾魏忠贤。贡生是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疏的，所以钱嘉徵把弹劾奏章交给通政使吕图南，而吕图南拿到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不敢往上交，就找借口说钱嘉徵的奏疏格式有问题。钱嘉徵一看，吕图南不交，那他就是魏忠贤一党，索性连吕图南一起弹劾。吕图南见火烧到了自己身上，赶紧向皇帝解释，这样钱嘉徵的弹劾奏章也就到了崇祯帝的手里。

钱嘉徵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跟杨涟的二十四罪状一样，任何一条成立都可以让魏忠贤的人头落地。钱嘉徵说到激愤之处，说魏忠贤“罄南山之竹，不足书其奸状，决东海之波，难洗其罪恶”！最后又说：“新君登基如太阳当空，我们也敢站出来说话了，万死何辞！”

崇祯帝对钱嘉徵的弹劾极为满意，为何？高官弹劾，可能是政治斗争，但一个小小的贡生都参与弹劾，那说明这是民意，而崇祯帝等的就是这个。钱嘉徵的地位最低，没想到反而是他的弹劾最为致命。钱嘉徵发起弹劾之后，局势已明，群臣弹劾的奏章纷沓而至。

魏忠贤赶紧跑到崇祯帝面前跪下，痛哭流涕。当初杨涟弹劾他时，他就是这样获得了天启帝的支持，但这次，皇帝让他失望了。崇祯帝让人当场宣读钱嘉徵的弹劾奏章。魏忠贤回去之后，在十月二十九日请求辞职，崇祯帝见时机成熟，同意他辞去司礼监、东厂等所有职务。而魏忠贤的一众党羽也纷纷上书请辞，崇祯帝无一不准。

崇祯帝于八月二十四日继位，魏忠贤于十月二十九日去职，崇祯帝又在十一月初一下令，让魏忠贤去守灵。魏忠贤在出宫时用40辆马车装运珠宝，随行的骡马数百匹，随从多达千人。如此招摇过市，弹劾奏章再次纷纷向崇祯帝飞来，崇祯帝大怒之下，命锦衣卫前去逮捕魏忠贤，将他押回北京审判。魏忠贤得知后，自知死路一条，遂悬梁自尽而亡。

魏忠贤虽死，但其党羽众多，清除阉党余患成为之后重点。崔呈秀知道自己难逃一死，遂在蓟州家中上吊自杀，他在死前转移了自己的财物，官府抄家时只抄出白银7万两、黄金300两。客巴巴则被活活打死。

对于剩下的阉党分子，崇祯帝开展了“定阉党逆案”，花费了较长时间。原因很简单，阉党分子太多，涉及面太广，如何甄别、如何处罚，都是很棘手的问题，而且阉党分子为了自保又从中作梗，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对于崇祯帝来说，如果过度处理，类似朱元璋在“胡蓝案”中一杀就是数万人，那势必影响巨大，但如果阉党分子处理不干净，又达不到目的。

经过和臣下反复商议和修改，崇祯帝最终确定了一份包含261名阉党的名单，并划分了不同的等级，这也意味着不同层次的处罚。对于首逆——当然是魏忠贤、客巴巴二人，首逆同谋6人、结交近侍的19人，全杀。剩余人等，分别被处以戍边、充军、削职为民等处罚。应该说，崇祯帝对于阉党处理的果断和老辣，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年之手。

不过，崇祯帝还面临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三朝要典》。这本《三朝要典》是魏忠贤炮制、经过天启帝御批的书，其目的主要是按阉党的意思对梃击、红丸、移宫等案编纂成书，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清除阉党，必然要将《三朝要典》毁去，但这书又是天启帝御批的，推翻这本书就意味着对天启帝的否定，这让刚刚从哥哥手中接过帝位的崇祯帝来说十分为难。但崇祯帝最终还是将该书毁去。

阉党虽已清除，但难免有漏网之鱼，崇祯帝对阉党集团的势力还是心有余悸。以至于到了十二月，崇祯帝选拔内阁人选时竟然用抽签来决定，被抽中的一共有6人：钱龙锡、李标、杨景辰、来宗道、周道登、刘鸿训。

崇祯帝继位时，为了尊敬天启帝，决定第二年再改元。但他在继位后的几个月内就清除了魏忠贤一党，实属难得。此时的他，踌躇满志，迎来了他的崇祯元年。

崇祯帝在清除阉党之后，在任用人才上大力起用了被阉党压制的东林党及一大批文人。

崇祯元年二月，崇祯帝开始为杨涟等一大批遭到迫害的大臣昭雪，恢复名誉。到四月，他又将刘一燝、周嘉谟等90多人官复原职，朝廷风气为之一新。崇祯帝用人，要求才能第一，不为条条框框限制，比如此前素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崇祯帝很快就打破了这一规则，让非翰林出身的张至发入了内阁。

对于崇祯帝来讲，他急于扭转天启时期的弊政，开创新的局面。崇祯帝在一次日讲结束后，特地召集内阁和六部重臣，告诫他们：“现今大奸已除，各司人员也已经齐备，如果还不认真做事，那就是不忠于朕。首要的事情，就是要为国家财政开源节流，为了天下百姓选拔优秀人才。保护国家要以守卫为重，以民生为本。如果有人挟私坏公，不以国家为念，专门营私者，朕不时监察，如有发现，绝不轻饶。”

崇祯帝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吏治腐败，刚继位的崇祯帝想好好地整顿吏治，拿一两个贪官出来，作为典型整治一下。崇祯帝即位不久后，他在吃元宵时随口一问：“这元宵多少钱？”太监回答：“一贯钱。”崇祯帝笑着说：“朕在藩时，每以三十文买一碗，今算一贯耶？”但崇祯还是准许给太监报销一贯钱，那些太监无不心中大震。

有一日，崇祯帝想吃米糖，太监端上来后，崇祯帝问：“多少钱？”太监回：“八两银子。”崇祯帝马上安排人去市场买，三钱银子就买了一盒，崇祯帝分给各皇子、公主，笑着说：“这需要八两银子吗？”为何崇祯帝对物价如此清楚呢？因为他当藩王时，常在市集中行走，对民间的情况很清楚。这些生活中的细节说明崇祯帝对腐败很敏感，也很警觉。

崇祯元年七月初二，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了一道奏疏，请求整顿吏治，惩处贪腐。在这道奏疏里，韩一良给崇祯帝算了一笔细账，每个官位都是明码标价的。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要五六千两银子；一个道台知府的美缺，要二三千两银子；而下面州县衙门的大小官位，也都各有定价；甚至举人、监生等名号，也要贿赂才能得。县令就是行贿的主要人员，那些给事中就是受贿的主要人员，负责监察的官员被人称为“抹布”，只管让别人干净，却不管自己脏污。

韩一良还拿自己举例，说自己两个月内就拒绝了500金的贿赂，以此说明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韩一良这封奏疏直击当时严重的吏治腐败，很有说服力。崇祯帝对他这道奏章很满意，第二天就通知召开最高级别的御前会议。第二日，内阁、六部、五军都护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等部门的主要官员齐聚一堂，讨论韩一良的奏疏。在会议上，崇祯帝让韩一良高声宣读奏疏，然后传示诸臣。崇祯帝让各位大臣发言，大臣们当然知道贪腐成风，大多都说这些现象确实该严肃处理。这就是一句空话！在场的大臣多少都不干净，害怕牵涉到自己，所以发言都是泛泛而谈。

吏部尚书王永光当时正被言官们弹劾，本想低调行事，但作为吏部尚书，官员腐败他是有责任的。所以，对这个韩一良心生不满，在发言时，他就给韩一良出了个难题，你韩一良说现在贪腐横行，那你指出一两个人来，我们来处理。崇祯帝也觉得这个提议在理，韩一良在奏章里说自己两个月内就拒绝了500金的贿赂，那就把这些送钱的人说出来。

韩一良本意是建议整顿朝廷的腐败现象，现在被要求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说出人名，被说出之人必定死路一条，如此与人结仇，韩一良自然不肯。崇祯帝再三逼问，韩一良都坚决不肯说出人名。那些大臣们一看，赶紧煽风点火，让韩一良说出人名。最后直到散会，韩一良也没有交出行贿人，崇祯帝让韩一良五日之内把名单交上来。韩一良傻眼了，没想到矛头最终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只能硬着头皮把周应秋、阎鸣泰等人报上去，这些人是阉党分子，早就被抄家了。

崇祯帝不依不饶，不久后再次就此事召群臣讨论。会上，崇祯帝一再要求韩一良说出具体的人名，这次韩一良始终以“言官原许风闻言事”之说来回应。所谓“风闻言事”，就是监察官员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崇祯帝大为恼火，本来已经任命韩一良为都御史，现在直接将他削职为民。韩一良本意是反腐，没想到第一个受处罚的却是自己。

从这件事中，崇祯帝太过心急的心态暴露无遗。太想解决问题，用力过猛，最终导致过犹不及。裁撤驿站也是一例。

驿站原本是中央与地方联系的关键所在，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以便公差人员的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驿站被滥用，朝廷原本规定50多种事项可以使用驿站，这已经让驿站的压力不小，而一些事根本不在使用事项之内也被人来使用，就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给事中刘懋就上疏说这件事情，他以自己的家乡举例，说一匹马一年的工食银要花160两。崇祯帝一听，吓了一大跳，问为何花了这么多钱。刘懋说，别的县还有一匹马花300两白银的，全是差驿的任务过多所致。这样看来，驿站的弊病确实不少。崇祯帝与大臣们商议此事，大臣都知道这些问题，但要清除弊病，哪有那么容易？所以表态时都含含糊糊。最终，崇祯帝还是大力支持刘懋，让他改任兵科给事中，专管驿递整顿事务。

在整顿实施过程中，刘懋以朱元璋当初制定的“祖宗之法”为准则。朱元璋的规定已经过去200多年了，早就不合时宜，但刘懋没有办法，他要是不以祖制为护身符，执行起来恐怕更难。最终，刘懋为国家节省了68.5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并不小，但他触动了各方利益，引来一片骂声，他不仅没有加官晋爵，反而在一片唾骂声中被迫以养病为由辞官了。

驿站的裁撤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后来著名的农民军首领李自成于早年间也被裁撤，因此很多人认为驿站的裁撤导致了李自成失业，致使他参加了起义，最终推翻明朝。但李自成被裁掉之后，并没有立即起义，而是回到了县里，后来因为欠下高利贷，地主把他送官，要置他于死地，李自成才造反的。把李自成的起义归咎于驿站的裁撤，未免失之偏颇。

在当时对驿站进行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真正的问题出在崇祯帝身上。驿站改革这样重大的事情，他却让一个正七品的给事中刘懋去处理。要知道，这件事涉及兵部、户部、吏部、工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门，还牵涉地方，更重要的是触及了体制改革，波及各方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岂是一个给事中就能办好的？所以，崇祯帝自身的责任最大。

从韩一良和刘懋这两件事，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崇祯帝存在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当时的人也看得很明白。一个御史上疏给崇祯提了5条意见，大意是崇祯帝太过严苛，又急于求治，对大臣们斥责太多，不利于新政的推行。崇祯帝阅后很是生气，在批示上说：“年来权奸窃夺权柄，百度废弛，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寥寥数语，崇祯帝急于求成的心态跃然于纸上。

很多官员也看到了崇祯帝身上的问题，左都御史刘宗周就是其一。刘宗周是大儒，也是一名比较正直的官员，以敢于直言著称，在魏忠贤当政期间，他因弹劾魏忠贤、客巴巴而被削职为民。崇祯帝登基之后，重新起用了他。刘宗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也发现了崇祯帝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崇祯自视甚高、刚愎自用，认为自己英武神勇。

这有例子可以证明。一个臣子把崇祯帝比作汉文帝，汉文帝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节俭之君，是“文景之治”的创造者，历史地位很高。这个臣子本来是想拍马屁，哪知崇祯帝听了很不高兴，他认为汉文帝算不上最优秀的皇帝，比不过自己。还有一次，一位辅臣提到了唐太宗，崇祯帝说：“唐太宗扫荡群雄，我自愧没有那样的才能；但要说到闺门无序、家法败坏，我羞于与唐太宗相提并论。”崇祯看不上汉文帝，又认为唐太宗不完美，这心气得有多高。

刘宗周在上疏中说：“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关其志，则陛下之耳目有时而雍矣！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献其可，则陛下之意见有时而左矣！”你一个人再聪明，再神勇，那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凭一人就可以治理天下吗？刘宗周的话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最核心的东西。刘宗周在后世备受推崇，也是因为他成功地预言了后世。

明朝设立了言官制度，就是为了让君主能听到刺耳之声，但崇祯帝恰恰听不得这个。刘宗周的这次上疏，引来了崇祯帝的不快。见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刘宗周再次上疏，而且言语更加直接，这样的行为有很大的风险。在奏疏中，刘宗周劈头就是一句反问：“您恨天下找不到贤才可用，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足以让皇上您相信吗？”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到底是天下没有贤才，还是皇上您不会用人。

这并不是刘宗周一个人的意见。崇祯元年七月，出任内阁大学士的刘鸿训，因一些政见与崇祯帝相左，私下发了一句牢骚：“主上毕竟还是个孩子。”刘鸿训的话当然不妥，但这只是一句牢骚话，崇祯帝却记恨在心。

还是这一年七月，惠安伯张庆臻被任命为总督京营，但诏书中有“兼辖捕营”四字。京营是在京的主要军队，巡捕营主要的职责是抓捕盗贼和巡逻，也就是负责京城的治安。为了避免军权过于集中，明朝规定总督京营者不能兼辖巡捕营。张庆臻的这个任命，显然不符合规定。

崇祯帝知道后很生气，要追究责任。圣旨是皇帝下的，他刚继位不久，不清楚这些规定很正常，但内阁在票拟时应该很清楚这件事，所以崇祯帝要找内阁的麻烦。内阁就把中书舍人拿出来挡枪，但中书舍人也只是一位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员，责任很明显不在他。最后，矛头指向了刘鸿训。

崇祯帝要置他于死地，幸亏多位大臣力救，刘鸿训才侥幸逃过一命，于十月被革职查办，流放代州（今山西代县）。不然，他就是崇祯帝杀死的第一位内阁大臣。这并不是一件大事，刘鸿训的确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但这个差错并没有引起严重后果，改正过来，稍加训诫就行了，为此就将一位内阁重臣如此严重地处罚，很显然崇祯帝是在报复。

崇祯帝力图中兴大明受阻，就将责任推到了一众大臣的身上，其人又薄情寡恩，遂以重典御下。

国家战事频繁，内忧外患之际，兵部尚书这个职位无疑肩负重任，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崇祯朝一共有10多位兵部尚书，结局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人曾任兵部尚书，但那是荣誉加衔，并没有实际出任兵部尚书，可以不算在内。

首先是被杀的：崔呈秀和阎鸣泰是阉党，崔呈秀被杀，阎鸣泰被发配边疆而死；其次是失职、渎职被革职查办的：王在晋、申用懋、熊明遇、傅宗龙、张国维、张缙彦；最后是被崇祯帝处死或是自杀的：王洽、梁廷栋、张凤翼、杨嗣昌、陈新甲。

其中，王洽的死能很好地说明崇祯帝重典御下的态度。崇祯帝继位之后，对很多曾经被魏忠贤打击的官员给予了重用，王洽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有真才实学的。在罢免兵部尚书王在晋之后，崇祯帝想物色一位优秀的人才来担起兵部尚书的重任。为此，他召集大臣一起廷议，王洽在此次廷议中脱颖而出，得以任职。

当上兵部尚书的王洽，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首先给崇祯帝上了一道奏疏，说明自己要干一系列的事情：“严债帅，修武备，核实兵，衡将才，核欺蔽，惩朘削，勤训练，厘积蠹，举异才，弭盗贼。”崇祯帝听后，当然是对其嘉奖了一番。

有一件事能看出王洽的能力。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在对蒙古是战是和一事上起了争执。王象乾戎马一生，历经四朝，对外族入侵一贯主张以招抚为主，而张宗衡作为边将则主张武力征讨。崇祯帝就此召开了廷议，在王洽的支持下，王象乾的计划得到了批准。从当时局势来看，王洽的决策是正确的，化解了这次争执。此时，努尔哈赤起于辽东，明朝再去对蒙古用兵，无疑会让时局更加艰难。

王洽对辽东的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要想解决辽东的问题，就得解决粮饷的问题，而辽东的粮饷耗费巨大，依靠关内各省输入，国家的负担沉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开展军屯，主要的田地来源是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等地区的海荒地，还有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的闲田。实行七成人员守边，三成人员屯田的措施，打算通过自力更生来解决辽东的粮饷问题。不仅如此，王洽还淘汰了一批无所作为的武将，向朝廷推荐了大批人才，其中就有杨嗣昌、梁廷栋等人，他们都在日后大放光彩。

不幸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面对这种重大变局，王洽也无法击败皇太极的大军。此时圣眷正隆的礼部侍郎周延儒就弹劾王洽，说现在的结果都是因为王洽调度无方，又说当初嘉靖帝杀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将士们震悚，连强敌都宵遁了。周延儒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让皇帝对王洽开刀，震慑诸位大臣。崇祯帝遂把王洽下狱，王洽此时已经61岁了，哪里经得起监狱里的苦日子，不久就病死了。但崇祯帝还是没有放过他。即便王洽已经去世了，还是给他判了个死罪。

这些兵部尚书中最幸运的就是那几位被革职的人。相比于其他人，兵部尚书熊明遇的遭遇就要好很多。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带兵到宣府一带，意图劫掠，宣府巡抚沈棨与太监王坤遣使与皇太极议和，给了皇太极很多财物，皇太极就退兵了。这件事让崇祯帝很生气，他召集群臣商议此事，熊明遇居然上前为沈棨辩解，遂被崇祯帝免职。这也让熊明遇逃过一劫，得以善终，直到大明灭亡5年后，他才去世。

病故的也算兵部尚书中比较幸运的，比如，冯元飙当兵部尚书时已经病重，他上任后一件事没干，不久就去世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被杀或自杀的兵部尚书竟占到了全部人数的一半左右。

张凤翼担任兵部尚书5年，是崇祯朝任职最久的兵部尚书，《明史》本传说他“工于趋利，巧于避患”，也就是说他做官很圆滑，善于趋利避害。当初魏忠贤得势时，趋炎附势之徒都热衷于给魏忠贤修生祠，崇祯帝继位不久，那些修建生祠的人开始被清算，已升至右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的张凤翼也被御史弹劾。他赶紧上疏请辞，崇祯帝没有同意，然后他又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暂时逃过一劫。

第二年，张凤翼又被复用，而且担任蓟辽总督的重任。此时，后金在关内夺取了遵化等四城，张凤翼收复了这四城，得以升任兵部尚书。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军侵昌平，张凤翼束手无策，而朝内弹劾不止。张凤翼无奈，只能向崇祯帝申请亲自出战，崇祯给他尚方宝剑，都督诸军出战。但张凤翼哪里敢跟清军硬碰硬，他深知自己不敢作战，必定会被崇祯帝事后处理，干脆每日食用大黄，大黄具有泻下攻积的功效，药性峻猛，通常被用作泻药。他日日服食取泻，不久便死了。

与张凤翼一起食用大黄的还有前兵部尚书梁廷栋，此人当时任职宣大总督，与张凤翼一起抗清，一起束手无策，一起吃大黄，一起死去。其实，梁廷栋的死一点也不冤枉，他任兵部尚书时干了两件事，一是力主崇祯帝加赋税，每亩加3厘，合计加赋165万两白银；二是卖官受贿，遭到了言官的弹劾，最后梁廷栋贿赂太监，才得以仅受免职的处罚。但该来的跑不掉，清军来了，崇祯帝又让他带兵作战，他最终就只有一条死路可以走了。

再来说说深得崇祯帝信任的杨嗣昌，他当兵部尚书没有任何意外，还入了内阁。杨嗣昌设计了十面张网的剿贼计划，意图一举消灭农民军。起初，这个策略确实起了作用，高迎祥被杀，李自成带着仅剩的十八骑逃入大山之中，张献忠、罗汝才投降。但好景不长，仅过了大半年，农民军又死灰复燃，杨嗣昌只得亲自上战场。然而，部将左良玉桀骜不听命令，贺人龙也阳奉阴违，杨嗣昌虽然心思缜密，却根本无法歼灭农民军。反而是张献忠攻破了襄阳，李自成拿下了洛阳，两位王爷被杀，杨嗣昌惊惧之余，最终自杀身亡。

杨嗣昌常常被称为奸臣，但实际上，他是明朝当时少有的具备战略眼光且能拿出全局方案的大臣，他一死，明朝的局势更加不可收拾了。而兵部尚书傅宗龙和孙传庭的死，则更显悲壮。

傅宗龙此人生性刚直，不会拐弯抹角。他当上兵部尚书出自杨嗣昌的推荐，因为他在平定西南的奢安之乱中立有大功。傅宗龙作为一名前线主将是没有问题的，但担任兵部尚书还是有所欠缺。他说话太直，经常得罪同僚，崇祯帝也多次被他顶撞。后来，因为一些小事情，傅宗龙被下狱。

杨嗣昌死后，朝廷实在没人可用，崇祯帝只得起用他去打李自成。此时，李自成军队的兵力超过了50万，傅宗龙带着三总兵率4万人去打。战斗才开始，几位总兵拔腿就跑，只有傅宗龙死战到底，最后被活捉。农民军想用傅宗龙来骗开城门，哪知傅宗龙大喊让城上做好防御，最终被杀。

与傅宗龙同样悲壮的是孙传庭。崇祯十六年（1643年），孙传庭在河南被李自成打败，带着数万残兵败将退回潼关，李自成率军紧追不舍。部将高杰劝孙传庭退回西安，利用城墙防守，但孙传庭坚决要在潼关布防。孙传庭明白一个道理，自己活不了了——要么死于李自成之手，要么死于崇祯帝之手。在李自成攻打潼关的过程中，孙传庭主动出击，最终战死。孙传庭死后，尸骨无存。比较讽刺的是，孙传庭十月初六战死，崇祯的圣旨在两天后的初八也到了，他夺去了孙传庭督师及兵部尚书的官衔，让其戴罪立功。孙传庭死后，朝廷也没有给抚恤。

当明朝如履薄冰时，很多人还在为国家想办法，作为兵部尚书，陈新甲是其中一位。陈新甲是举人出身，这样的出身能做到兵部尚书，在整个大明朝实属罕见。可见，崇祯帝用人颇有不拘一格的意思。陈新甲眼见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就建议与清廷和谈，崇祯帝同意了，同时要求陈新甲对此事严格保密。但陈新甲这个人粗心大意，看完皇太极的来信之后，居然随手把信放在书桌上，被仆人当成普通军事情报发给了各个部门，这下明朝与清廷和谈的事就曝光了。

于是，言官们纷纷弹劾陈新甲。陈新甲知道自己被弹劾时，并没有多大的惊慌。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是他与司礼太监王德化关系亲密，多次化险为夷。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新甲与清廷和谈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进行的。皇帝都同意了，陈新甲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陈新甲一点也不惊慌，他甚至认为自己有功。但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很快就被下狱了，这时他才有点害怕，赶紧让家里出钱，收买那些言官给自己求情。一时间，为陈新甲求情的奏疏又如雪花般飞向崇祯帝。虽有多人求情，但崇祯也没有放过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将其处死。

纵观整个明朝，皇帝杀首辅的情况并不多见，而崇祯帝一人就杀了两位，分别是薛国观和周延儒。周延儒自幼聪颖，学识渊博，连中会元和状元，这样的人才是要被朝廷所用的。崇祯帝让周延儒入阁担任首辅，但内阁大臣温体仁与周延儒争权，闹得朝廷鸡飞狗跳，崇祯帝不胜其烦，最终让周延儒和温体仁先后离任。但周延儒走后，崇祯帝又念念不忘，不久重新起用周延儒为首辅。对于这次复起，周延儒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知再来必祸，而不敢不来。当时的明朝，亡国之势已经很明显了，周延儒此时出任首辅，自然能隐约预料到自己的结果。

再任首辅后，少了温体仁的掣肘，周延儒是想做些实事的。他常年为政，深知朝政弊端所在，又在进京途中做好了详细的规划，所以见了崇祯帝，讲起他的施政纲领时头头是道。首先，他请求释放那些拖欠漕粮（通过漕运由东南地区运至京师的税粮）之人，又请减去民间累积的欠税，还建议那些兵荒马乱之地减去两年赋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发了大水，周延儒请求皇帝允许用明年的夏麦代漕粮。这些政策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皇帝很是认同，一律准予实行。

除此之外，周延儒又说：“老成名德，不可轻弃。”意思就是那些老成持重、有德的人应该重用起来。于是，崇祯帝命郑三俊出任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这些大臣之前都被免职了，这次又被复用。其他的，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人，都得以出任重要岗位。应该说，周延儒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他推荐的大多是可用之人。而且，狱中的傅宗龙等人都被释放，已经去世的文震孟、姚希孟等人也被追赠了荣誉。这些举措一出，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周延儒。

崇祯帝对周延儒也十分满意，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这曾是张居正的待遇。而且，崇祯帝还频繁地给周延儒赐座、赐膳，他呈上的文件，崇祯帝当天就认真地批复，偶尔遇到突发情况延至第二天批复的，还会说明延迟的原因。皇帝甚至有些动情地写道：“朕倚先生如左右手，不可以朕一言一事之失轻弃朕。”

好一幅君臣和睦的景象，若这景象出现在明朝万历、嘉靖等朝，必定是一段佳话。周延儒请倪元璐出山，倪元璐婉拒并回了一封信，其文鞭辟入里：

帝求旧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温国，物情则有然者。顾其势会微似不同，何者？熙宁弊政罢之而已，但一举手立致欢呼。若在今日，灭灶更然，先须措薪钻火。即如一日见上，为上言者，一及宽政，上必先责之足用；一及宥过，上必先责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责，而天下之以宽政宥过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须臾而待也。（《倪文正公年谱》卷三）

倪元璐的意思是，当初司马光复起后，想改王安石的变法，只需一道命令就能改弦更张。但你周延儒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灶膛的火已经完全熄灭了，要重新点燃灶火，就得钻木取火。而你一旦给皇帝讲减免，皇帝就要问你如何能保障粮饷够用；你一旦给皇帝讲宽容，皇帝一定会要你先建功。但无论是对外建功立业还是对内保障粮饷足用，都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天下已如此凋敝，都希望你能宽政宥过，让天下黎民有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皇帝要你迅速建功立业，而天下苍生要你休养生息，这本就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你注定不会成功。事实也正如倪元璐所言。

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与清军议和，此事关系重大，崇祯帝询问周延儒的意见。周延儒虽支持议和，但议和又意味着割地赔款，这可不是小事，后面如果问罪，只怕自己在劫难逃，所以任凭皇帝如何问自己，周延儒都拒不表态。这样一来，周延儒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用沉默来回应皇帝的询问，此后的首辅陈演、魏藻德等人皆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崇祯帝提的棘难问题。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清军越过长城墙子岭，再次入塞大掠。明廷束手无策，这也是明朝的一贯表现。除了第一次的己巳之变，明朝打得有声有色，之后清兵数次入关，明军无不望风而逃，消极避战，少数像卢象升那样死磕清军的，也大多有去无回。面对如此局面，崇祯帝也束手无策，他心中愤懑难忍，在廷议中怒说自己要亲征。内阁大臣们一听，都纷纷跪下请求代帝出征，周延儒赶忙跪奏：“臣愿代皇上。”崇祯帝不表态，只是抬首，频频摇头。大臣陈演、蒋德璟都表示愿去督师，崇祯帝都摇头。周延儒似有所悟，再次跪请督师，崇祯帝这才冷笑道：“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宫中让人算过奇门遁甲，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

周延儒不得不谢恩领命，第二日就从北京城开拔。周延儒不过是一介文臣，从未上阵杀敌，让他出征纯属赶鸭子上架。到了阵地，周延儒哪里敢和清军交手？他带着一众总兵在通州城内好吃好喝，并伪造大胜，向崇祯帝伪报军情。这些事情当然瞒不过皇帝，崇祯帝大怒，将其革职，崇祯帝并没有杀他，而是把他打发回原籍了事。

那最后周延儒是怎么死的呢？原来，周延儒在任内管不住自己的人，一些下属贪赃枉法被言官弹劾，在查案的过程中就牵扯出了周延儒。崇祯帝令人把周延儒押到北京，不久就命其自裁。周延儒的死，崇祯帝总体上并没有错判，消极避战、谎报军情、贪赃枉法这些足以致其死罪。但周延儒被杀后，人才更加凋零，后面接任周延儒的首辅一个比一个无能，但他们都学会了周延儒的一大绝技——沉默。

到这里，我们还能想起刘宗周在崇祯二年上疏时说的那句话：“天下恨不得贤者而用之，然岂无一人足以当皇上之信？”您恨全天下找不到贤才可用，但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担得起皇上您的信任吗？

崇祯帝朝令夕改，用人随意，一遇到问题就推诿为臣下误我。既然如此，那崇祯帝任用太监来监督百官就不足为奇了。

继位初期，崇祯帝对任用太监是非常谨慎的。一是因为天启朝时魏忠贤专权的殷鉴不远，二是因为朱元璋的祖训，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明确规定：“太监不得兼内外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廷。”据说，朱元璋还在宫门内立下一块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在阉党尚未完全清除之际，崇祯元年正月，崇祯帝下了一封诏书，大意是没有皇帝的命令，太监们不得出宫。为了不让太监出宫，专门下一封诏书，说明崇祯帝对这件事很重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崇祯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崇祯帝先是重用袁崇焕守辽，但在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10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帝震怒之下，于次年连杀蓟辽督师袁崇焕和兵部尚书王洽，罢免次辅钱龙锡。而且辽东危急之时，陕西、山西等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陕西三边总督、杨嗣昌之父杨鹤主张以招抚来平乱，但最终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崇祯帝将杨鹤下狱。

崇祯帝继位后，随着局势急速恶化，他对时局的不满转化为对朝臣的不满，以至于最后对官僚群体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为加强对军队、财政、政治等方面的控制，他开始大量委派太监来监控群臣。但这样做也需要一个说法，因为朱元璋明确规定太监不得干政。崇祯帝的说法就是遵循明成祖的做法，因为朱棣在位期间就让大量的太监参与到政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崇祯帝派王应朝、邓希诏等太监去关、宁、蓟等地监控兵粮和对士卒的封赏，又让司礼太监张彝宪总理户部和工部的钱粮。给事中宋可久等人相继上书，历论前朝任用宦官乱政之弊，都被崇祯帝回绝。到了十一月，崇祯帝又命太监李奇茂去陕西监军，派吴直监视登岛的兵粮和海禁。这种做法同样遭到大多数臣下的一致反对。

不久，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大臣们商议国事，群臣集体向皇帝请求罢免派出的监军太监，崇祯帝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诸臣若实心任事，朕又何须此辈？”这句话的意思简单明了，崇祯帝认为臣下们没有实心任职办事，所以要派太监来监督他们。

崇祯四年（1631年）孔有德、耿仲明等皮岛旧将叛变的吴桥兵变之后，崇祯帝对将领们的猜忌愈发严重。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他派太监陈大金等分别监视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等将领，又派太监高起潜监视宁远、锦州的兵饷，派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

崇祯帝对文官集团的极度不信任，最终让他偏向了信任宦官的极端。其间虽多有反复，他曾一度召回太监，但很快又再次派遣。崇祯帝派出的这些太监到底有没有起作用呢？有几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崇祯帝继位后，召回了明朝罕有的理财高手毕自严，让他主政户部。毕自严中进士时年仅23岁，入仕时很年轻，所以履历极为丰富。他在刑部、工部、兵部都任过职，之后又到地方担任按察使、布政使，再次调回朝廷后在兵部主管马匹，不久调任右佥都御史，因能力出众，很快调任户部侍郎，又兼天津巡抚，专饬海防，修战船、治兵器、建水军，还镇压了河北的白莲教起义。但毕自严因反对魏忠贤，被迫去职。这样一位为官30多年、熟悉国家各项事务的老臣，实在不可多得。

崇祯帝登基后，大明王朝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130万两白银。户部实际上已经破产。更严重的是，户部累计欠下九边军饷高达968万余两，这对当时的明朝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欠饷引发了各地此起彼伏的兵变。没钱和欠饷对整个明朝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必须立刻解决。

崇祯帝当然知道解决财政危机的迫切性，所以在处理完阉党事宜后马上致力于化解财政危机。崇祯帝问毕自严：“昔年兵马几何？钱粮几何？今日兵马几何？因何不足？”（毕自严《度支奏议》）要求户部说明并提出解决方法，毕自严都一一做了回答。

经过毕自严的努力，户部系统地提出了12条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包括增加盐引、令商人运粟实边、裁汰冗兵冗役、检查军饷虚冒、开发天下水田、清查天下隐田、兴办军屯等。为了杜绝地方官侵吞赋税银两，毕自严主持编订了赋役清册，颁行天下，严格监督审核，使贪污的现象受到控制。明代移民垦边，大兴屯田，即由官府组织军民开垦屯种。此时原来的官屯田因年代久远皆被大家豪族侵占，赋税收不上来，毕自严不畏困难，亲自主持核查，清丈了官屯地亩，明令按亩收赋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下去，不说完全解决明朝的财政危机，至少能起到一些效果。

不过，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崇祯帝起用袁崇焕收复辽东后，袁崇焕狮子大开口，要求足够的军粮饷银，皇帝咬牙一一准许。到了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爆发，皇太极率领10万铁骑绕过关宁锦防线，借道蒙古入关，包围京师。崇祯帝下令勤王，一时间大明近40万军队云集京畿，粮草和军饷的消耗达到顶峰。毕自严的12条财政改革措施全部失灵，但毕自严也算是个奇才，硬是拼到口吐鲜血，勉强解决了这次勤王军队的开销。

毕自严确实是一位能人，他在明朝财源枯竭、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精心协调、精打细算，支撑明朝的财政近10年之久。但就算毕自严再厉害，也无法彻底解决明朝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崇祯帝对他愈发不满。崇祯四年，崇祯帝派太监张彝宪总理户部和工部的钱粮，这可不是去监督的，而是去实际管理。张彝宪的职位在尚书之上，处理政务时，他坐在中间，尚书坐两旁。郎中这个级别的官员想见张彝宪要先致书，之后才能见他。

张彝宪的任职遭到毕自严和工部尚书曹珖的一致反对。曹珖也是一名入仕30多年的老官员，同样曾因反对魏忠贤而被迫去职，在崇祯朝复出，为官颇为清廉。曹珖哪能同意与太监一起处理部务，他多次上疏请求辞职，未得批准。不久，山东巡抚刘宇烈上疏弹劾在镇压孔有德的反叛时，工部没有如数供给银、铅等原料。这事也不能怪曹珖，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手里没有这些原料，当然不能如数供应。张彝宪借这件事大做文章，逼迫曹珖下台，曹珖无奈之下又多次上疏请辞。

毕自严也遭到了打击，因为下属的一位县令没有按时收到足够的赋税，牵连到毕自严，毕自严被崇祯帝下令入狱。一个县令没有收够税收，在当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很多县甚至欠了两三年的税款，因为这样一件不大的事就将户部尚书下狱，说明皇帝对毕自严的不满已经累积很久了。

张彝宪只是一个太监，总管天下钱粮和物资，自然是力有未逮。张彝宪给崇祯帝上了一道奏疏，请求催缴1700万两白银的税赋。因为明朝官府多次加赋，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能力缴纳，欠税的地方越来越多，所欠税金也越滚越大。张彝宪见户部、工部没钱，就请求崇祯帝下令，严格催缴1700万两白银的欠税。此时，各地逼税已经严苛到导致各地起义蜂起，如果再次严加逼税，大明王朝只会亡得更快。

这样的建议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反对。崇祯帝也明白张彝宪这个建议不妥，但他见大臣们都极力反对自己委派的太监，觉得脸上无光，反而训斥了大臣。但崇祯帝也不敢真的去逼这1700万两白银的税，后来就把张彝宪发到南京去任职了事。此时，崇祯帝想重新起用曹珖，但曹珖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加上他已年近70岁，所以严词拒绝了。但此人颇为忠心，明朝灭亡后，他在80岁的高龄绝食而亡。崇祯帝又让毕自严官复原职，但毕自严也已年近70岁，又加上入过狱，身体也不行了，任职没多久就去世了。

以上是内政上的情况，边关军事上的情况也大抵相似。

崇祯帝派太监邓希诏去蓟州、辽东监军，此时任蓟辽总督的是曹文衡，为人很是正直。当有监军前来时，前任总督都是出城迎接并设宴款待，但曹文衡并不效仿。当下属们劝他照老规矩办时，曹文衡面带怒色说：“在魏忠贤那样专横的太监面前我都不屈服，我会惧怕他邓希诏吗？”由此，邓希诏对曹文衡产生了怨恨，两人互上奏章达50疏指控对方。崇祯帝也知道曹文衡的为人，所以态度含糊，不予明断。于是，曹文衡便请求辞官回乡养老，多次请求后，崇祯帝无奈之下只好许可。曹文衡遂于崇祯五年十月辞官还乡，离任时，除把军饷如数交给继任总督傅宗龙之外，还将自己的俸禄全部捐给了边关将士。

接任的傅宗龙又于两年后被罢，丁魁楚、张福臻均短暂任蓟辽总督，崇祯十年（1637年）继任的吴阿衡就“聪明”多了，他对邓希诏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睿亲王多尔衮、克勤郡王岳托等率领清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墙子岭突破，从青山口突破入关。墙子岭位于北京密云东40公里，是守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位置极为重要。但清军大军到来时，明军虽有天险，却没有任何准备。而且，明朝的主将们也没有在前线，他们去哪里了呢？原来，邓希诏过生日，蓟辽总督吴阿衡和总兵吴国俊带着一众武将为邓希诏庆生。饮酒大醉之下，听闻清军逼近，吴国俊赶紧奔赴前线，但已经来不及了，清军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吴国俊的军队一触即溃。

吴阿衡在紧急之中调各路军兵不至，身边只有区区数百名亲兵。他跃马挥刀，固守墙子岭山堡，怎奈援兵不至，兵尽粮绝，力竭被俘。清军逼降，吴阿衡还算有气节，大骂清兵，誓死不降，清军恼羞成怒，将他的膝盖砍掉，齿击落，舌拔掉，吴阿衡被残忍杀害。但对整个时局来说，吴阿衡的个人表现是没有用的，根本无法阻挡清军，清军入关大肆抢掠，最远达江苏，占领了山东济南府。

崇祯帝听闻后气愤至极，一口气杀了30多名要员，其中包括山东巡抚颜继祖，总兵倪宠、祖宽等，监军邓希诏、孙茂霖等也在其内。这也从事实上说明，崇祯用太监来监军的策略已彻底破产。但这并没有终结崇祯帝任用太监来干政监军的安排，即便是到了明朝快要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当时李自成大军向北京进发，崇祯帝还在派高起潜、杜勋等10多个太监去监视诸边及京畿要塞的军队。但太监们并没有像崇祯帝想的那样起到监军的作用，他们往往是第一个打开城门投降的。当李自成大军到达居庸关时，守关主将唐通领军出关战斗，太监杜之秩却打开居庸关向李自成投降，导致唐通腹背受敌，不得不降。

崇祯帝在太监任用上的反复，反映了他急于求治的心态，失败后又对文官和武将们失去信任，转而利用太监们来监督大臣，结果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拯救大明，反而加速了它的败亡。

明朝的军制是耕战结合。朱元璋实行军民不同籍的管理办法，编为军户的世代为兵，政府将他们按照卫所编制起来，不仅如此，士兵们的家人也跟着来到卫所。朱元璋的想法很明白，卫所就是士兵家的所在地，士兵势必会尽力作战，因为这样既是在保卫国家，也是在保卫家庭。

为了保障粮食供给，政府给每个士兵分50亩土地和耕牛，在边境地区是七成人员耕种，三成人员守城，关内是八成人员耕种，两成人员守城。耕种产出的粮食，士兵留下12石，剩下的都上交。这种办法实际上与北周宇文泰实行的均田制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不需要付军饷，朱元璋甚至有些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钱。”（《明季北略》卷五）但要达成这个目标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保证每个士兵真的得到了50亩土地和耕牛。在朱元璋时期，人口尚不多，朱元璋本人也强势打击腐败，而且当时朱元璋的子孙人数不多，士兵的土地分配尚能勉强满足。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就濒临崩溃。原因很简单，士兵根本不可能拿到50亩土地。其中的因素有很多，边境地区常年作战，有些土地被用来安置外族降兵，而有些土地被外族夺走了。而且，军队的腐败也开始滋生，很多军官和豪强夺走了士兵们的土地。不仅如此，到明末时朱家子孙竟然超过数万，他们占有了大量田地，军屯的土地自然是越来越少。而且到了明末，整个社会的人口增加了，士兵们根本无法得到所说的50亩土地。事情变成这样，国家不得不开始给士兵们发饷。

一个士兵成为军户后，正常情况下是不能转户的，这种户籍要一直被子孙继承下去，子子孙孙都成为军户。而一个士兵的收入是整个家庭的收入来源，如果没有饷银，不仅是士兵一人没饭吃，全家都没有饭吃。所以，士兵缺饷是一个严重的军事问题，同时会引发社会问题。

明朝后期的兵变无不是围绕着“饷银”二字展开，同时党争的弊端也开始显现。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蓟州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兵变，掀起兵变的是戚继光遗留下来的南兵。蓟州是九边重镇之一，也是戚继光的驻地，有常驻雄兵10万，以卫京师，而戚继光手下的南兵就在其中。戚继光去世后，这些部队中很大一部分人参与了前往朝鲜的对日作战。当初，朝廷为了让这些士兵出国作战，承诺他们拿双倍饷银。按照常例，每个士兵一年大约能拿到18两白银，而参加朝鲜作战，各种奖赏加到一起，每个士兵可以拿到白银43两之多。但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朝廷并没有兑现这个承诺。于是，蓟州石门寨的南兵一起鼓噪，总兵王保采取诱骗的方式杀了大量士兵，平息了这次兵变。

按理说，戚继光的兵尚不至此，这些士兵在朝鲜战争期间，朝鲜人（郑琢《龙湾见闻录》）记载道：“丁酉（万历二十五年，吴惟忠）来驻忠州，性清严，与士同甘苦。前后出来将官无不克减饷银，而独无所取。在岭南，多露处野中。故能得军心，号令明肃，所过不折一草。虽瓜菜之微，必出其价而买之。岭南一路皆立碑颂之。沿路之民避大兵于山上，闻吴军之来，则必下来尽力供顿。”

看来这些戚继光留下来的部队，在吴惟忠的带领下，在朝鲜作战期间军纪严明，那为何又会兵变呢？因为戚继光本为张居正所重用，张居正倒台之后，戚继光在政治上也失势，其麾下的南兵又在异乡遭受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双倍饷银一事只不过是最后的爆发点而已。

饷银当然是兵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不公平的待遇。当初占领平壤，第一个登城的是南兵，吴惟忠所部在朝鲜战功赫赫，在明军中却多受排挤，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朝廷内派系林立，政治斗争的结果就是画线站队，最终波及军队，造成了重大影响。

天启年间，朝廷虽缺饷银，但这时明朝财政尚未至最困难的时候，而到了崇祯年间，随着财政的严重吃紧，兵变爆发就如家常便饭。

崇祯元年，也就是崇祯继位的第二年，宁远的士兵发动了兵变。原因很简单，朝廷4个月没有发饷银了。士兵们把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主要将领抓了起来，又搜了毕自肃的府邸，却没有搜到想要的银子，愤怒的士兵把毕自肃、朱梅等人抓到城楼上，用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让他们拿钱，还对二人拳打脚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朝户部尚书毕自严是辽东巡抚毕自肃的哥哥，所以士兵们认为逼迫毕自肃就能拿到钱。实际上，兵变发生时，毕自严还在从山东到北京的上任的路上，所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毕自肃作为辽东的最高长官，对于欠饷也十分着急，竭尽全力地催饷，前后9次上疏请求发饷。朝廷给辽东的饷银是专款专用的，但执掌户部的左侍郎王家祯把辽东的专款拨给了其他地方。这也不能怪王家祯，钱只有那么多，每个地方都在催钱，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兵变发生之后，宁前兵备副使郭广闻讯赶来，急忙护住了毕自肃等人，并把用于笼络蒙古王公的2万两银子调过来发给了士卒们。但这点钱也不够，郭广又紧急向城里的大户借了白银5万两发给了这些士兵，这样才勉强安抚住兵变的士兵。但毕自肃堂堂一个巡抚，哪里受过这种气，最后竟不吃不喝绝食而亡了。此时正值袁崇焕到任蓟辽督师，面对这个状况，他必须及时处理。袁崇焕从郭广那里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采取雷霆手段，将带头的15名士兵杀了，对一些知情不报的基层军官也进行了处罚，很快平定了局势。

另一起兵变，也是因粮饷而起。

己巳之变时，皇太极率10万大军绕道蒙古，破长城入关，直杀到北京城下。慌乱的崇祯帝急忙下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甘肃巡抚梅之焕也收到了命令。梅之焕能文能武，虽是进士出身，却善于骑射，成了一名镇守边关的勇将。

崇祯帝的勤王令到后，梅之焕不敢怠慢，带着兵马就准备往北京赶。但当时朝廷没有给士兵发放安家粮食，入卫的路途长达6000里，士兵们负重行军，又遭军官严令急行。于是，一些士兵开始向军官们要求发放饷银，参将孙怀忠因阻拦他们而被杀。这些士兵抢了营中的饷银就逃跑了。梅之焕只能率军赶回兰州，平定完叛乱，才又急匆匆地往北京赶。因为耽搁时间太久，梅之焕还是迟到了，崇祯帝一怒之下，将其免职。

梅之焕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仅仅被免职，而同样参加此次勤王的山西巡抚耿如杞的运气就差太多了。耿如杞率总兵官张鸿功带着5000人赶到北京救援，当时的规定是：军队到驻地之后第二日，确定好防地，朝廷才发饷银。但兵部没有钱发饷，三天内连续调防耿如杞的军队于通州、昌平、良乡三地。这些士兵们没有拿到饷银，三天之内还行军200多里，自然愤愤不平，于是一场对普通百姓的劫掠迅速展开，耿如杞也制止不了。事发之后，耿如杞被下狱，后被处死。那5000名山西兵无人照管，遂一哄而散，很多就此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

而规模最大的兵变，当属吴桥兵变。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就投奔了山东的孙元化。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一名基督教徒，不仅如此，孙元化还邀请传教士在家乡嘉定传教，并捐资修建教堂，这也是嘉定的天主教的起源。天启八年（1628年），中国天主教界在嘉定召开重要的教务会议，明朝奉教官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人都列席了会议。

常年与西方传教士的往来，让孙元化对西方的科技、文化很感兴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是学习了西方的火炮技术。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而孙元化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著有《西洋神机》一书。

孙元化的大放异彩是在辽东战场上，他力推的西洋大炮在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开战以来一直战无不克的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明军每一次发炮必定让后金军人仰马翻。这场战斗只持续了短短几天，但却极大地摧折了后金军队的士气，骑兵被炮击得心生怯意，不敢太靠近城池，甚至一度有传言说努尔哈赤在大炮的轰炸下受了重伤。

孙元化如此神勇，主政辽东的孙承宗直接让他担任登莱巡抚，操练火器，保障后勤；此时宁远的袁崇焕居前抗击清军；天津的袁可立在京畿附近练兵，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攻守兼备的三角。孙元化上任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200多名葡萄牙炮手从澳门北上山东登州，但绝大部分炮手因遭反对而并没有到达登州。原因是一些广州商人担心这批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为由，换取明朝政府同意放开更多的贸易，于是商人们以重金贿赂言官说服皇帝，让大部分葡萄牙人返回了澳门。

不过，即便最后只有20多名葡萄牙火炮手到达山东，仍大幅提升了明军的火炮技术。在孙元化等将领的努力下，一批西学炮术专家云集登州，其中，有《远西奇器图说》的作者王徵，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还有《西洋火攻图说》的作者张涛，任中军副将，登莱副总兵。明军火炮已经在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己巳之变，以及己巳之变后收复被后金占领的四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明军炮兵和后金骑兵的对决中，后金骑兵的威力大大受挫。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率后金兵攻大凌河城，围明将祖大寿、何可纲等人于城内。明廷下令各镇派兵援救，孙元化就派孔有德率本部从海路抄皇太极的后路，从辽河的三河口登陆。孔有德去后不久就回来了，说遇到了大风浪，没办法按预期登陆。孙元化大怒，让孔有德带着这800人走陆路，从山东半岛赶往辽东。

孔有德抵达山东吴桥时，有一个士兵强拿了当地人的一只鸡，这户人家来头不小，是在朝为官的王象春的家，王家也是山东望族。王家人找到孔有德讨说法，孔有德将那位士兵绑起来示众，整肃军纪。那名士兵受到惩罚，心中不忿，夜里溜出军营，杀了告状的王氏家仆。这下王象春的儿子不干了，跑到军营闹事，要求查明真相，弄得孔有德下不了台。此时，恰好孙元化派去塞外购马的参将李九成回来了，他把孙元化的买马钱花光了，为了逃脱处罚，李九成、李应元父子鼓动孔有德叛变，孔有德竟然同意了。

孔有德为何仅带领800人就敢发起兵变？一是去往辽东必定是送死，之前他说的风浪大，从海上无法成行，就能说明他的想法；二是他们这些毛文龙曾经的手下将领，对毛文龙的死愤愤不平；三是突发事件和李九成的煽动成了直接导火索。吴桥兵变发生后，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率兵攻打登州，城内耿仲明等人直接打开了城门，任其占领了登州，孙元化自刎未遂被俘。登州是明朝在山东的军事重镇，是明朝的总后勤基地之一，南方运来的很多重要物资都从登州转去辽东。所以，孔有德此战就虏获了7000名兵员、3000匹马、10万两饷银、20余座红夷大炮、300座西洋炮。

占领登州的孔有德派人四处联络散布在各处的毛文龙旧部，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等原东江旧将相继来归，一时间实力大增。就连朝廷派来平叛的官军中，很多将士都是毛文龙东江镇旧部，也纷纷倒戈。在这样的形势下，孔有德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孔有德遂命大军四处攻击，前来围剿的朝廷大军中，东江镇总兵黄龙与孔有德部诸多将领有私仇，所以攻击起来不遗余力。双方打了几仗，孔有德就率军退回了登州。

作为孔有德的老上级，孙元化原本想招降孔有德，但朝中支持和反对孙元化的政治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崇祯帝最终下令将孙元化下狱。明军不断增援，固守登州的孔有德想渡海北逃，投奔皇太极。然而，此举早就被黄龙预料，于旅顺展开截杀，孔有德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终，孔有德投奔皇太极的人马大约只剩1万多人，但他带来了后金急需的舰船、红夷大炮及工匠，对提升后金的实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孔有德投降后金后很快就引发了连锁反应。孔有德投降后，带领后金军攻破旅顺，明朝大将尚可喜正驻防海上，家人数百口全部遇难，总兵黄龙战死。黄龙战死后，尚可喜继续率军驻守广鹿岛。接替黄龙出任岛帅的沈世魁与尚可喜有仇，企图诱杀尚可喜，但被尚可喜识破，他一怒之下在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率部渡海投降了后金。

吴桥兵变的爆发，给明朝造成了巨大损失，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良将十多员、战舰、大炮、粮钱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登州和莱州本是大明王朝的战略后勤基地，负责支援辽东和京畿地区，经此一乱，山东损失重大，毛文龙所创建的军镇东江镇（又称平辽镇，天启二年所设，驻师皮岛、辖区包括辽东、渤海各岛、旅顺堡、宽奠堡以及朝鲜境内的铁山、昌城等大片区域）更是在不久后沦陷，明军想从海上威胁辽东的可能不复存在。

吴桥兵变上可追溯至袁崇焕杀毛文龙，下可深刻影响晚明乃至整个南明史。事实上，当时，明朝是有机会用和平手段化解兵变的。作为孔有德的上级，孙元化被俘虏后，曾成功劝说孔有德反正，孔有德回心转意了，请求招安。朝廷也同意孙元化戴罪招抚，但巡按王道纯坚决反对，将诏书藏匿起来。孔有德部长时间求招安不得，再次叛乱。王道纯的理由很简单，之前多次招抚过孔有德部，孔有德部却以招抚为幌子不断壮大力量。之后，孙元化又说服孔有德，让他回朝廷说明真相。但就在孙元化返京之际，王道纯率军袭击孔有德部，导致乱事扩大。而且，吴桥兵变发生后，朝中群臣多言孙元化已反。三月，孙元化被逮至京师镇抚司，被政敌陷害，在狱中被严刑拷打。

朝中指责孙元化的声音很多，暗中也有攻击大学士周延儒和废止东江、登州两镇的声音。而另一边，朝中东林党人和支持孙元化的一派，则力主招抚叛军。朝廷举棋不定，山东局势的恶化与朝中此番内斗不无联系。周延儒想救孙元化却未能成功，最终孙元化被崇祯帝处死。

纵观明末兵变，缺钱是个大问题，但激烈的党争更加剧了事情的严重性。基层军士靠着饷银养活一家老小，没有军饷，不仅仅是士兵饿肚子，一家人都没饭吃。卢象升在任宣大总督时，视察所辖军队，把自己的见闻上疏给崇祯帝，请求发饷。他刚到城门，见到士兵们都毫无生气，士气极为低落，原因是士兵们竟然长达数月没有领到军饷。他们一看到卢象升，纷纷下跪请求发饷银。

当时正值寒冬，卢象升身上穿着裘衣，仍觉得天寒，手脚僵硬，有随从被冻得掉下马来。但跪在雪地上的士兵们仍然穿着单衣，此等场景让硬汉卢象升也目不忍睹，潸然泪下。卢象升请求支付饷银的奏疏一一石沉大海。士兵都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明朝兵变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更是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明军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的主因是内在的。

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明白晚明的兵变为何如此之多，也知道这些原本护卫国家的利器为何会调转矛头对准自己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政局腐败，漠视士兵利益，让他们连生活都极度困难，这实际上和李自成等人起事的原因大致相同，都是活不下去了，不得已而为之。

说完兵变，再来说说晚明江南士人们的奢靡生活。随着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经济对政治、生活、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朱元璋时期，农民缴纳赋税的方式是实物交付，也就是交粮食。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农民需要自己把粮食运到缴税点，但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粮食的运送成本很高。不过，官府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减少腐败，如果一个官员贪污100两白银，谁也瞧不见，但要是贪污价值100两的粮食，那可接近20吨，非常难隐藏。后来，清朝的乾隆帝为何在捐监上一直坚持不收银子，只收粮食，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只收实物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后来就改了。而在江南，白银逐渐成为货币。不过，这种改变并非朝廷有意为之，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改变节省了大量的运输费用，有利于经济发展。后来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更是加快了这一转变。

明朝在丝绸、瓷器贸易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但朝廷却出现了财政困难，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的白银流入民间，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奢靡之风。而在江浙一带，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雇用工人的商人比比皆是。明中期文学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这样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昔日逐末之人尚少，而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也就是说，在手工业发达的地区，造就了一大批富裕的商人。商人们有钱了，自然就有了诉求。朝廷缺钱，于是就允许富人捐义民和官带，也就是一些荣誉称号。但后来富人不答应了，有两个山东的富人就说，我们该捐的都捐过了，如果再要我们捐，我们就要国子监身份。国子监是当时明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直接可以跨一级考试参加科举，相当于进了官僚系统。

这个方案上报后，户部很高兴，终于有钱了，而礼部则愤怒不已，这样做，大明的脸面往哪里搁？最终的结果是面子比不过银子。这就直接导致明朝的进士、举人大多出于江、浙、闽等地，为何？因为这些地方有钱啊！富人可以越过穷人数年的寒窗苦读，直接进入最高学府。而且，这些前期的投入是有巨大回报的。

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始终有意识地贬低商人的地位。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就对富人进行打击，看到大户就让人搬家，这本质上和汉武帝打击豪强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令朱元璋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国家缺钱的时候，大明王朝最终被迫以这种方式迎接了富人的白银。

我们知道，东林党、浙党和楚党都不同意对商业征收重税，这就是商业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后，政治对商业的保护。这种保护有时甚至能对抗皇权。天启六年，魏忠贤派人捉拿苏州的前吏部官员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的读书人行动起来，数千人涌向衙门向天启帝请愿，并将魏忠贤派来捉拿的官差打死。最后虽没能改变结果，但生员们的力量得到了凸显。他们以此为基础，逐渐扩大影响力，最终形成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联盟。这个具有政治和文学双重属性的社团，以“兴复古学”为号召，故称复社。

复社并非要反对皇权，他们要维护自身的利益。例如，文震孟是一位敢作敢为、颇为正直的官员，和复社交往密切。他对温体仁在内阁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但仅凭他一人，断然不可能扳倒温体仁，所以他想找一个内阁成员与自己形成合力。他选择的就是进入内阁后就拒绝参与党争的钱士升。但当文震孟在皇帝面前弹劾温体仁时，钱士升一言不发，最后文震孟被革职。

钱士升并非不参与争斗，只是不参与和自己无关的争斗。文震孟去职之后的几个月，面对日益困难的财政，有人建议朝廷向富庶的江南增加赋税。在朝堂上，钱士升激烈地反对此法，并说这个做法必定会引起江南的反叛。虽然最终钱士升被革职，但对江南的加赋也不了了之了。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和军事上，朝廷仍然牢牢掌控着权力，但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意识上，江南更具优势。江南并非没有钱，只是反对朝廷从他们身上搜刮银两。

这里来看一个小片段：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座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啻《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影梅庵忆语》卷二）

这是文人冒襄在中秋节与友人在南京相会的场景，好一片歌舞升平。可惜这是崇祯十五年的中秋，此时李自成、张献忠率百万大军正在中原纵横驰骋，清军多次入关劫掠，大明亡国就在旦夕之间。如此奢靡的江南，对比河南、陕西的境况，感觉根本不在同一个国家。

然而，这样奢靡在江南已是常态。当时的人，没有重大的事情也要设宴请客，一个月请好几次。席上的水果都是来自远方的珍贵品种，当地产的一些常见或者稍差的水果都不敢拿出来，害怕得罪了客人。请客吃饭都要看歌舞戏，为了尽兴，还要从远地方调来，比如南京。能调来最好的歌姬，主人就会很有面子。

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亲身经历过当时江浙的宴会，《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这样记载道：“有时候，桌上摆满了大盘小盘的各种菜肴。他们的鱼和肉不像我们那样要遵守一定的上菜次序。菜一端上桌子，就不再撤去，直到吃完饭为止，所以饭没吃完，桌子就压得吱嘎作响。碟盘子堆得很高，简直会使人觉得是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

而且，江南的人们吃饭是讲究情趣的，只在家里吃略显单调，于是就有了在船上宴请的活动，利玛窦是这样记载的：“一个官员的游艇大到可以容纳他的全家人，他们和在家时一样自在。开支全部由官府支付，船上设有厨房、卧室和起坐间，看起来更像是阔人的住宅而不是游艇。有时候，他们在船上宴会，在湖上或沿河泛舟取乐。”此外，一些盛大的活动也层出不穷，比如鳌山会，制作的假山高达数丈，张灯结彩，以金玉装饰，几日内就耗费过万两白银，但举办者在所不惜。

在江南，人们穿衣服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知道一句宋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罗绮，就是丝绸制的衣服。但明朝末年，普通丝绸制的衣服根本入不了富人们的眼，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记载了他们在选材上要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这些都是丝绸中的顶级品种，产量少而价格高昂，但富人们不在意这些，连袜子都是这些顶级丝绸所制。

人们居住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万历时期，浙江参政徐廷禄的官虽不大，却是个大富豪。徐府占地200亩，院内的奇石曲池、华堂高楼美不胜收。很多人都慕名来参观，一来二去，徐府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一些邻居也在附近开了酒肆，招揽客人，热闹非凡。这样的富豪在当时的江浙并不少见。

陈瓒，是一名祭酒，也是个小官。但他修建的宅邸，仅花园就有100亩。园中有一块高1丈（明朝时的1丈大约等于现在的3.2米）、宽3丈的太湖石尤为壮观。当时发现这块奇石后，陈瓒赶紧让人用船运回，船却被奇石压沉于太湖之中。于是，陈瓒命人筑堰壅水，调来100多辆水车，连续工作几个月把水运走，才得到这块奇石，放置在自己的园中。

富豪们如此，底层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万历年间，松江有人用黄草制鞋，销量很好，一时间鞋店多了起来，竟多达数百家。很快，这些鞋店开始打价格战，最终导致很多鞋店都倒闭了。在当时繁荣的商业环境下，开始出现一些不好的手段。市场中的鸡贩在售卖前都会给鸡的嗉囊中塞入石子，以增加重量。

不仅如此，欺行霸市也经常出现。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出现了一些新行业，手工业和商业发达，运输工成为一个新职业。随着不断地有人加入，运输工们渐渐形成团体，欺行霸市，若是不用他们的人搬运，即遭多方刁难，有些运输工甚至直接将货物丢进河里。

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明朝出现了一类职业打工人，据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记载，他们为商业服务，但没有任何积蓄，挣了钱之后，他们都在享乐，到酒肆一醉方休，第二天酒醒后，又开始为生计奔波。

江南的富人们有钱了，也有权了，当然要把生活质量提上去。

首先说房子，明朝对民间住房的规定是三间五架，用数量限制了屋顶结构，也就限制了房屋的规模。但这条规定在明朝中晚期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人们对九间十架都习以为常。而更有钱的官僚阶层，开始建更高端的园林了。

我们今天的四大园林中，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是皇家园林，而剩下的拙政园和留园都是明朝官员修建的。营建园林可谓是一个花钱的大窟窿，爱享乐的宋徽宗就是园林的忠实粉丝，最终亡了国。

叶向高作为晚明正派的官员，他的豆区园有不少楼台亭阁，时至今日也是风景宜人。叶向高贵为首辅，一年的俸禄为1044石米。俸禄虽然不少，但是修这样的园林肯定不够。

明朝的有钱人比拼的并不是纳了几房小妾，而是文雅之好。《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这样说：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前价遂与古敌……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画，上等荆（浩）、关（仝）；文（徵明）、祝（允明）之书，进参苏（轼）、米（芾），其弊不知何极。

富人们品玩的是永乐年间的剔红漆器、成化时期的瓷器、宣德年间的铜炉，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书画也是一物难求，很多人倾囊相购，以至于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这些画作的赝品。

昆山有一位富豪名叫周六观，为了给母亲庆祝90大寿，决定大办一场以显孝道。他重金请尤擅仕女画的丹青名家仇英到家里，为母亲绘制《子虚上林图》。招待仇英的宴饮之丰盛甚至超过了宫廷，每个月周六观还为仇英张灯，请女伶歌宴数次。这幅画花了6年才完成，个中花费自然不菲。

经济和商业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对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一首《山坡羊·钱是好汉》广为流传：

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称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金钱的魔力，让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思想家如王艮也开始对思想的禁锢发起冲击，比如：“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才欲安排如此，便是人欲。”以此来肯定人对自己欲望的追求，开放思想。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资丰盛，很多地区都富裕起来，富裕后迎来的却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社会。江南如此奢靡，与辽东、河南、陕西等地的战乱格格不入，最终也难逃厄运。

松江有一个官员叫钱岱，他修宅子需要很多砖，于是他让很多人帮他取砖。有一个老头，取砖很慢。钱岱很生气，就责怪他。

老头说：“这砖取自于一黄姓富豪的坟墓，路途很远，所以迟到了。”

钱岱更生气了，说：“你拿坟墓的砖给我干什么？多晦气。”

老头说：“黄某墓中的砖，也是当年他取自其他人的旧冢之中。”

老头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你钱岱修这么豪华的宅子，也住不了多久了，你住过之后，自会有他人来住。今日的繁华，也会成为他日的凄凉。正如《桃花扇》中所唱：“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明朝江南社会的奢靡之风并不能长久，待清军到来，便是一片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