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财政危机到了崇祯朝就更严重了。崇祯帝有多缺钱呢，看看一场廷议就清楚了。

崇祯元年的宁远兵变爆发之后，袁崇焕虽然暂时平定了事端，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补发欠饷。朝廷在山海关内外积欠军饷银达74万两，另欠太仆寺马钱和抚赏银4万两，合计78万两白银。袁崇焕给崇祯帝上疏，请求立即解决欠饷问题，不然会影响军队的士气，最后会影响他的平辽大计。

关于欠饷，兵部认为，军饷之所以短缺，关键在于士兵太多，使得饷银“太浮”。所谓“太浮”，就是军饷有问题。言官们则认为，近年来，军饷中的腐败已达极点，必须先清理兵籍，就是清理和淘汰那些虚假的兵籍，核实吃空饷的情况。这些议论触及了当时军队中的一些顽疾，但要解决绝非易事。

崇祯帝收到袁崇焕的奏疏后，十分重视，于十月初二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一开会，崇祯帝就让翰林院的官员大声宣读袁崇焕请饷的奏疏，读完后，让大臣们发表意见。

内阁辅臣李标说：“宁远前线缺饷，袁崇焕所请，确实十分危急，请求皇上允许发饷。”李标这句话等于啥都没说，因为谁都知道要发饷。

崇祯帝说：“宫内府库财货不足，户部有各地新收来的银两，为何不发？”

崇祯帝将矛头指向了户部，户部尚书毕自严回答道：“每年新收的银两不满400万两，每月仅30万两白银上下。现在要补近百万的欠饷，实在办不到啊！前面已经发了73万两白银，这用得也太快了吧，前一个月欠饷还没有付清，后一个月的又来了。我们刚刚把七月的8万两白银发出去了，现在还欠八九两个月的饷银，但十月的又来了，所以总共还拖欠着三个月的饷银。”

崇祯帝问：“关内和关外，每月要花费多少饷银？”

毕自严答：“关内花费8万两白银，关外花费14.5万两白银，合计22.5万两白银。”

崇祯帝又问：“关内外都有多少兵？”

这个问题属于兵部，兵部尚书王在晋站出来答道：“关内4万兵，关外8万兵，共12万兵。”

崇祯帝问：“袁崇焕之前说要淘汰一些冗兵，可以减饷，那为何饷银还需要那么多？”

兵部尚书王在晋答：“淘汰兵员，是从今年才开始执行，要明年才能真正见到效果。”

崇祯帝一看情况比较棘手，就向其他部门询问，看能不能弄点钱出来，就问：“刑部缴获有多少赃银？”

刑部尚书乔允升没想到崇祯帝还惦记刑部那点银子，慌忙中赶紧回答：“有收到张凌云的赃银4万两白银，其余零星的有4万两白银，共计有8万两白银。”

一旁的刑部侍郎丁启睿赶紧上前补充说：“我们实际收到的赃银只有5万两白银，剩下的一些实际都还没有到账。”

崇祯帝一看，不行，还得找户部，问：“户部现在有多少现银？”

毕自严硬着头皮回答：“库内现存只有1.1万两白银。”

这个数字让崇祯帝大吃一惊：“为何只有这么一点？”

毕自严答：“各地送来的银两都是随到随发，所以只有那么多。今广东来的6万两白银快到了，库银尚有2.6万两白银，我准备凑齐10万两白银一起发给辽东。山海关内外一月需要24.5万两白银，两个月就是49万两白银，还希望皇上从内帑中拿出40万两白银来凑够这笔钱。”

崇祯帝一看，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最终却把问题全部推到了自己身上，所以很不高兴地说：“朕在宫中极力节省，内费尚且不足，今金花银尚未到，哪有那么多钱？”

辅臣刘鸿训一看，赶紧打圆场，说：“臣等一起商议过，如果有30万两白银也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帝哪里会松口，说：“内库早已空虚，30万两白银谈何容易！”

辅臣周道登站出来说：“现在边兵思变，而户部匮乏，只能希望皇上慷慨一些，用内帑以救危疆。”

臣下们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就是要崇祯帝拿钱。

辅臣钱龙锡说：“皇上此时发帑币，欠饷士兵听了，必定欢欣鼓舞。”

但兵部尚书王在晋在旁边说起了风凉话：“臣昔日当督师的时候，军士如家人父子一般，没想到现在的情况竟恶化至此！”

崇祯帝也愤愤地说：“带兵者如果真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怀其德，哪会有哗变之事！”

又接着说：“内库外库都是万民脂膏，是用来以保封疆安社稷的，若发下去真的有用，朕岂会吝啬？”

群臣连连说：“袁崇焕是忠肝义胆之人，其在边疆，将妻子和孩子都带在身边，素有清廉的威名，肯定不会冒领和滥用而辜负了陛下的恩典。”

毕自严也赶紧表态：“陛下是为了社稷着想，发此帑金，我们这些当大臣的哪敢不体谅陛下的圣意呢？等各地银两送到来，户部就一一偿还。”

毕自严为了让崇祯帝拿钱，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户部以后偿还崇祯帝拿出的钱，这谁都知道不可能。

礼部侍郎周延儒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角色，这位未来将两次担任大明首辅的官员此时站了出来。按理说，这次大会谈论的钱跟礼部的关系不大，况且礼部尚书都还没说话他就开口，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但他看出了崇祯帝被孤立，这对他来讲是个难得的机会，他要在这个时候支持崇祯帝，以增加崇祯帝对自己的好感。

周延儒说：“国家最紧急的事当然是守住国门，但昔日只防外虏，如今还要防着兵变。宁远哗变了，就发饷给他们。如果各边镇都效仿宁远，以哗变来逼饷银，那何时是个头？”崇祯帝一听，还有一个人支持自己，就追问他有何建议。

周延儒答：“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帑币，此时情况危急，紧急情况下先治其标，可以把帑币发给他们。但这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今后还望皇上让廷臣们从长计议，筹措一长久之计。”

崇祯帝很欣赏周延儒的说法，说：“你的说法很有道理，一旦有事就请发帑币，各边都如此，这内帑又不是不会干涸的泉水，如何能全部保障？”周延儒的观点看似有理，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还是没有提出根本的解决之道。

从御前会议的君臣对话就可以看出大明的财政确实非常困难。崇祯帝对户部尚书毕自严非常恼火，不久就派太监监控户部，再后来，干脆把毕自严丢进了监狱。但毕自严绝非庸才，实在是难为无米之炊。最终，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迫于无奈的崇祯帝从内帑中拿出了20万两白银，也就是群臣所请数量的一半，发往辽东。

这是崇祯元年君臣关于辽饷的一次博弈与争斗。而这一年，是崇祯朝17年里财政状况最好的一年，往后的日子里，大明面临内忧与外患，身陷泥潭而无法自拔。崇祯帝和群臣在辽东战事、镇压起义、宦官监军、财政危机、人事选拔等方面不断拉锯、博弈和争斗。皇帝不满大臣的无能为力，大臣们恐惧崇祯帝的冷漠薄情，双方就这样一步一步将大明推向深渊，万劫不复。

其实，大明的财政并非一直都这样困难。万历年间，大明的财政还是很宽裕的，仅太仆寺的马价银（明初规定各地蓄马以供边备，后因为南方不产马而改征银，称作马价银）就有1000多万两，但各部以借取为名，分33次借走了，多年积蓄为之一空。当努尔哈赤在辽东发难，明朝决定反击，也就是发动后来的萨尔浒之战，打仗要花钱啊，预计这场战争要花300万两白银，而辽东的饷银当时一年不过65万两白银，意味着有235万两白银的缺口，户部经过努力汇集各部的现银，凑了160万两白银，但还差75万两白银，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万历帝的内库还有不少银子，但他不肯拿出来，群臣也没有办法。最终，大家商议后决定加饷，从农民身上拿银子。朝廷决定除贵州因有苗变之外，以两京十二省700万顷土地为基础，每亩加3厘5的饷，合计加饷银200万两。然而，萨尔浒一战明军大败，辽东的军情更紧，熊廷弼、姚文宗等将领再次要求加饷，每亩再加3厘5，到第三年，每亩再加2厘。3次合计加饷银520万两。

那支出方面呢？朝廷原本预计辽东一年的支出是300万两白银，但万历四十八年有官员报告，已经发下去了400万两白银，现在还有安家、行粮、衣家器械、马匹等支出约1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辽东一年的军费开支就已高达500万两白银，这钱是怎么花的呢？

辽东经略熊廷弼在万历四十八年算了一笔账：现在用兵18万，每名士兵的饷银为一年18两，一年军饷就是324万两白银；9万匹马，每匹马一日需要豆子3升、青草1束约重15斤，合计需要大约1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只是18万士卒和9万匹马一年就需要424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军械等开销。而且，军费开支是持续的。从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五到天启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三年内发往辽东的饷银就达到了惊人的2018万两白银。

崇祯元年，辽饷的实际支出为513.5万两白银，而辽饷的加派收入只有390万两白银。前面不是说每年加饷有520万两白银吗？又怎么只有390万两白银了呢？因为西南地区的奢安之乱，湖广、四川、广西等地的加饷都用于平叛。而且，一些有灾荒和军情的地方，饷银也有一定的减免，所以加派收到的辽饷就只有390万两白银了，但农民身上的负担还是那么重。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爆发，辽饷的开销已增至870万两白银。第二年，朝廷只能再次加饷，每亩加派3厘，由9厘变成了1分2，新旧赋税和杂项相加，朝廷能得到838万两白银的岁入。

崇祯八年（1635年），辽饷收入为680万两白银，支出却是786万两白银，入不敷出成为常态。

然而，辽事未定，关内农民战争又起。

崇祯十年（1637年），在杨嗣昌的要求下，练兵12万，加饷银280万两。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加练饷780万两白银。后来，实在加无可加，只能另想他法。

崇祯十一年，明朝放开福建海禁。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年），朝廷加关税20万两白银。

崇祯十五年，明朝开赎罪银。也就是说，犯人犯了罪，可以花钱减免刑罚。

不过，这些都无济于事了。实际上，增加的饷银并非小数目，却总是入不敷出，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损耗和运输费高。万历四十七年，有官员在巡查边务后上疏道：运送粮草需要新增加7.4万头牛，3.7万辆车，合计大约要花136.5万两白银。这还只是陆上的运输成本，没算海上的运输费用。海上风浪大，运输的风险更大，运粮官若能保证七八成的粮食顺利运抵，就能被朝廷记功。

入不敷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吃空饷就是其中之一。

天启七年，朝廷按照士卒约11万名、马骡约5.4万匹给辽东发放粮草，但不久就有御史报告，实际只有约9.3万名士卒、4.3万匹马骡，其中的差额自然是被各级吃了空饷。崇祯五年，蓟辽总督傅宗龙上报密云把总马凤仪的川军所辖川兵1200名，其中400名查无其人，或者以老弱抵数。辽东战事本就十万火急，明朝已经疲惫不堪，而关内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又需要大军镇压。更严重的是，国家官僚系统腐化严重，更是加重了财政危机。如此一来，国家已是不堪重负。

马匹亦是如此，有的是朝廷给了钱，却迟迟不见马匹，有的以羸马抵数，很多马匹买来不久就死亡。以至于熊廷弼感叹：如果照这样下去，再买18万匹马，也不抵用。

而粮食运输过程中的腐败更是常见。以崇祯年间的一些事件为例，宁远委官阎栋等人自崇祯元年起，三年间侵吞宁远粮所的米豆约4.5万石。崇祯二年，海运厅书役王昌等人共冒领约6000石支米、2万石豆、2万束草、700两白银、3.2万文钱。崇祯五年，委官董夔、叶有光等人侵没8000余石米豆。崇祯三年，户部尚书毕自严就气愤地说：“分岛粮饷司的饷道已经报告的是15万多，实际收到的却只有8万，其中侵没的几乎达到一半，法纪何存？”

入不敷出的原因可能还有辽东的物价远远高于关内。熊廷弼上报说，在辽东，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只相当于关内的二钱，要求朝廷将更多的实物送到辽东。当时，新兵每月的饷银大概在一两五到二两之间，这还是在确保全额发放饷银的情况下。袁崇焕说，士兵每月有二两饷银，虽然很丰厚，但辽东物资紧缺，二两银子只相当于关内数钱，很多士兵因此逃亡。

以上说的是崇祯朝的财政危机，那崇祯帝本人是不是也像万历帝那样奢侈腐败呢？

其实，崇祯帝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皇帝。他即位后，首先就停了苏杭织造。苏杭织造主要为皇家制造和供应丝织品，自隋唐起就一直存在，直到宋元明三朝。明朝建立的第一年（1368年），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在苏州设织染局。整个苏杭地区为皇家服务的人员就有10万人以上，自然是花费不菲，劳民伤财。崇祯帝登基后，很快就下令废止延续了千年的苏杭织造。

还有，过去皇帝所穿的冠、袍、鞋、袜，都是每天换一次，而崇祯帝一个月换一次，平时穿洗过的衣服、鞋子、袜子的边缘都用布来缝。玉熙宫平日里养着一个皇家戏班，约有300多人，他下令全部遣散。不仅如此，宫中有将金银豆撒在地上让宫人争抢的习惯，崇祯帝下令将金银改成枣、栗。宫中的月宴、时宴及外戚、公主家定时进献的甘果，他也全部叫停。如此种种，举不胜举。但崇祯帝自己节俭没用，并不能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

陕西原任通政使马鸣世向崇祯帝上书：“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饷，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惊于东，贼驰于西。师老财匮，揭竿莫御，天下事尚忍言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他就是想让崇祯帝赶紧筹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崇祯帝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遇到清军入关，他就下令，你们都赶紧来勤王，至于军饷、粮草，一概不过问。迟了就免职，出事了就下狱，一次又一次把明朝的军队推向农民军的阵营。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己巳之变时，崇祯帝下令勤王，甘肃的参将王国带领部队向京师进发。这支勤王的军队缺饷已达数月之久，而士兵们通常是一个家庭的支柱，长期缺饷引发了士兵们极大的不满。当队伍途经甘肃金县时，士兵们不想走了，他们每人负重数十斤，跋涉数千里赶往京师，却还要自带粮饷。他们聚集起来和参将谈判，要求很简单，就是发饷，但参将王国坚持克扣不发。士兵们遂发动兵变，杀了王国和当地的县令。这一群士兵杀死主将后，大多加入了农民军的队伍。

此外，缺钱也严重影响了朝中各部的正常运行。

有一次，崇祯帝问兵部尚书张缙彦：“真定城丢了，你是否知道？”张缙彦答：“不知道。”崇祯帝火了：“我都知道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张缙彦答：“兵部一文钱没有，派不出信使，我就收不到军事情报，所以城丢了我也不知道。”堂堂一国的兵部，竟连派一个信使的钱都没有，真是令人汗颜。

崇祯帝在解决财政危机上花了大量的心血，自己生日这天还要求下面的官员上报财政数据，但这些都没什么用了。辽事之急，民变之多，导致财政情况根本没有好转的可能，陷入了一种死循环——辽事起，大量用兵则增加军费，加饷则民变，再加饷、平民变，民变更加汹涌。

而且，缺钱对辽东局势的影响很大。

崇祯十五年，皇太极派阿巴泰率领满蒙联军合计10万人马入关抢掠，明朝各路援军共计30多万却不敢应战。首辅周延儒束手无策，建了一个大法道场，安排100多个僧人诵读《法华经》，希望以此退敌。之后，周延儒代替崇祯帝出征，却不敢与清军交战，躲到城里喝酒，并向崇祯帝谎报军情。清军这次入关长达8个多月，攻占了88座城，俘获人口约37万，抢掠白银约22.5万两。

面对如此危局，兵科给事中曾应选给崇祯帝上书说，敌人的大军进入我国腹地，那我们可以造船3000艘，派6万大军从登、莱两州跨海去辽东，攻打清军的老巢，清军必然回援，到时我们的危机就能解除了。周延儒一听，这个主意好啊，赶紧也上书称赞这个计划。

崇祯帝听了也觉得不错，就下令工部造船。工部一听立即抗议，你们兵部打仗，怎么就只让我造船？于是，崇祯帝就让工部和兵部分摊，各造1500艘船。但工部和兵部都没钱，两部一合计上报皇帝，称这种船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能造。

广东省和福建省一听，祸从天降。他们哪有钱造船，赶紧找各种借口，几个奏折来回的时间，几个月就过去了，清军也撤走了。两省赶紧上书说，清军走了，船就可以不用造了。崇祯帝只回了一个字：是。

朝廷没有钱，是不是等于所有人都没钱呢？

那自然也不是，富人还是有钱的。崇祯帝没有钱，不代表朱家没有啊。老朱家封在各地的藩王，哪一个不是肥得流油？李自成、张献忠先打南直隶的凤阳，这是老朱发家的地方，财富自然不少。后来，张献忠和李自成还因战利品分配不均发生了矛盾，最终分道扬镳。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活捉了福王朱常洵。福王是万历帝最疼爱的宝贝儿子，为天下巨富，这下李自成的战利品自然是数不胜数，高兴之余他还开仓放粮。当时归德府少年郑廉正好被掳至李自成军中，几十年后他在《豫变纪略》一书中记录了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场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的队伍已达数十万之众，源源不断有人加入。明朝末年，各地藩王的财产让李自成的力量得以壮大，其中有两次飞跃，分别是攻打凤阳和洛阳之时。

除了李自成，就连明朝的将领也开始打藩王的主意。明将左良玉在武昌时没钱没粮，想让当地的楚王拿点粮饷出来，楚王不答应。左良玉一怒之下，让士兵掠夺漕粮和盐舶。有了钱粮，左良玉的部队一下子就发展到了20万人。有大军支撑的左良玉把武昌当作自己的地盘，把楚王晾到一边，凭借武昌和长江行道的资源，将军队发展到80万之巨。

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藩王们的宗禄米竟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证。比如，庆王在崇祯六年（1633年）才领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宗禄，代王的一些子孙有8年没有领到宗禄，而灵丘王的部分宗禄竟缺了近50年。这怪不得别人，谁让朱家人越来越多呢？要富养规模庞大的宗室人口，国家承担不起。

宗室如此，军队缺饷就是家常便饭了。天启年间，固原、延绥、宁夏三边缺银极为严重，有些边远的诸堡甚至缺饷达3年之久。到了崇祯元年，陕西镇竟累计欠饷多达30个月。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欠饷多达36个月。

为什么欠饷最严重的总是西北的数个边镇呢？因为其他军镇更要紧，如宣府、大同这些军镇都靠近北京，而辽东战事紧张，当地更不能欠饷，若辽东欠饷银几个月，士兵就要闹哗变了。农民军为何能在与明军的交战中打得有声有色？就是因为很多被西北数个边镇欠饷的士兵加入了农民军，他们的加入大幅提升了农民军的战斗力，故而能与明军长久地作战。

没钱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没军饷的话清军可是要打到北京来的。明廷的解决办法就是加饷。

万历朝时，内库还有银两，但万历帝不允许支用。明朝的财政收入比较分散，主要在户部太仓、工部光禄寺、兵部太仆寺等部门，但这些部门已经没有钱了。萨尔浒之战前夕，朝廷下令加辽饷，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合计加饷约520万两白银。到崇祯四年（1631年），钱又不够用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又请加饷，每亩加3厘，加上之前所加，合计加饷约667万两白银。根据《明史·杨嗣昌传》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请求加“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又请求加“练饷”，每亩一分，合计约730万两白银。

这些钱真的都收上来了？当然没有，这么大的负担，农民哪能全部承受。就拿万历朝加的辽饷来说，名义上是520万两白银，实际收上来的只有350万两白银。天启年间朝廷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加饷，但提高了关税对通过国家设在陆路关卡、道路要隘及国境交界等处所设关卡的行商所收及杂项的征收，每年也能收到240万左右两白银。

那加饷有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呢？当然是有的。加饷的效果十分明显，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太仓岁入389万两白银，第二年的收入就高达600万两白银。崇祯三年，太仓岁入913万两白银，第二年的收入就高达1225万两白银。到了崇祯十年，太仓岁入1670万两白银。崇祯十二年，太仓岁入更是突破了2000万两白银大关。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明朝的支付手段。朱元璋时期，赋税都是实物交付，农民交税是直接交粮食，朝廷给官员的俸禄也是按粮食来计算的，这种方式并不符合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朝廷虽发行了货币，但是已被白银替代。白银实际承担着交易的核心职能。这就造成明朝无法通过增加朝廷债务的方式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意味着每亏空一两银子就是真的亏空，无法转嫁。

对于大明来说，欠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军饷的支出实在太大了。加饷无疑是饮鸩止渴，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吗？当然有。明朝大儒刘宗周曾上疏，他说辽事很重，天下此时已经三空四尽了，而朝廷还在竭尽天下之力去养军队，军队却越来越骄横。朝廷集天下之力养军队，希望一战就解决问题，但战事遥遥无期，这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崇祯帝在加饷的时候也说，暂苦我百姓一年，实际上是苦到明朝灭亡为止。

没有钱的崇祯帝，此时能想到的办法已经不多了，但必须弄到钱，不然大明王朝就亡了。

明朝的达官贵人们还是很有钱的。李自成进京后，对权贵和官宦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拷打追饷，不给就往死里打，最终得银约7000万两。明末清初的学者彭孙贻在《平寇志》里这样写道：“（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这说明大明虽然国库空虚，但财富却牢牢攥在权贵和官宦的手中。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崇祯帝为何不找他们拿钱呢？崇祯当然有这个想法，不光他有这个想法，首辅薛国观也有。薛国观说：“陛下，百官我这边来处理，没问题的。但是，皇亲国戚那边我哪敢啊，得皇上您来。”

崇祯帝一听，觉得有道理，那就找一个人开刀。恰好，有人撞到了刀口上，此人正是武清侯。武清侯一家因家产分割不均窝里斗，一直吵到崇祯帝这里来了。武清侯是世袭的侯位，第一代武清侯是万历帝的外公，现在这一代武清侯李国瑞自然也和崇祯帝是亲戚关系。李国瑞当了武清侯后，庶出的哥哥要求分一半家产，就是20万两白银，李国瑞不答应，两人一直吵到了崇祯帝面前。李国瑞的哥哥一怒之下，要把李家全部的家产40万两白银捐给崇祯帝做军饷。

崇祯帝一看，原来你们家有这么多钱呐。崇祯帝对李国瑞说，这钱算朕借你的，以后国家富裕了就还给你。李国瑞哪里肯答应，哭天喊地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他又是卖房子，又是卖家当，演了一出好戏。崇祯帝见李国瑞不答应，大怒，派太监们去搜查，并褫夺了李国瑞的武清侯位，还拘了他的家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国瑞竟然死了。《明史·薛园观传》载“国瑞悸死”，可见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崇祯帝逼死的。

太监们此时也感到了危险，因为他们手中的钱并不比权贵们的少，连皇帝的亲戚都被逼死了，自己还有活路？于是，他们就开始想歪点子。此时，崇祯帝5岁的儿子朱慈焕病倒了，不久后就死了。临死前朱慈焕还说，九莲菩萨来看他了。而万历帝的母亲李太后，也就是第一代武清侯的女儿，死后宫里都尊称她为九莲菩萨。崇祯帝十分迷信，一听就吓坏了，觉得自己得罪了李太后的后人，李太后来找他算账了。崇祯帝立即下令停止追缴，恢复武清侯的名位，并安排厚葬。至于首辅薛国观，崇祯帝在心里恨透了他，而这个薛国观是个贪赃之徒，后来被多人弹劾，崇祯帝将其处死了。

但国家没钱确实很难啊，崇祯帝还是只得向各位权贵和宦官开口要钱。于是宫里的太监成为崇祯帝的重点追索对象，有3个太监都捐了3万两到5万两白银，其中就有后来陪葬崇祯陵寝的王承恩。当时，最富的太监当属王心富，崇祯帝亲自把他叫到面前，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捐款，但这个王心富也就捐了1万两白银。皇帝找太监要钱，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一幕。而李自成进京后拷打王心富，得银15万两。

崇祯又把希望寄托在国丈周奎身上，想让他做个表率，带头为朝廷捐款5万两到10万两白银。他派太监徐高屡屡去劝周奎拿钱出来。但周奎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徐高见劝说无效，愤然而起，说：“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几经讨价还价，最终崇祯帝给周奎下的任务是2万两白银。周奎表示没钱，只愿出1万两白银，周皇后很生气，把父亲叫过来教训了一顿，变卖了首饰得5000两白银，让老爹去捐。最后，周奎私吞了2000两白银，把周皇后的3000两白银捐上去，然后自己多少捐一些了事。

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白银，大学士陈演哭穷，一分没捐，但京城有一个普通市民都捐了300两白银。为了让崇祯帝相信自己没钱，一时间，朝臣们都把自己的宅子挂出来售卖，故意穿破旧的衣服去上朝，还由之前的坐轿子改为步行上班。官员们集体给崇祯帝演了一出大戏！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哪管那么多，直接拷饷。国丈周奎成了首要目标。但此人真是爱钱如命，妻子、儿子被打死，都说自己没钱，直到自己被打得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才说出藏钱的地点，最终被搜出53万两白银。而此前一文钱没捐的大学士陈演主动向李自成献上了4万两白银。最后，李自成通过拷饷一共搜罗得7000万两白银。这实在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万历三大征一共才花了1200万两白银。

权贵们为何眼睁睁看着大明灭亡，就是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呢？他们都是依附明朝而生，若明朝灭亡，他们都将灰飞烟灭，这个道理他们难道不懂吗？权贵们当然懂，但天下是你们老朱家的，凭什么让我拿钱来救？那他们不怕老朱垮了，会失业？但老朱不当皇帝，还有老李啊，老李不行还有关外的皇太极啊。

崇祯帝依旧不甘心，还想方设法地筹钱。当时，北京城有很多租房的生意。崇祯帝下令，北京城所有要交租的租客，你们这个季度的租金不交给房东，全部交给朝廷。这个钱算是大明朝借各位房东的，有钱了再还。崇祯帝通过这个方法弄到多少钱呢？一共约50万两白银。

除了收租，崇祯帝还下令让监狱里的犯人赎锾，也就是花钱免除坐牢，这和后来乾隆弄的“议罪银”是一个办法。但这也弄不到多少钱，因为有钱人家的子弟很少有坐牢的，坐牢的都是一些拿不出钱来赎罪的人。最后，崇祯帝无可奈何之下，将宫中的自万历以来所储的辽参全部拿出来，卖得了数万金。由此可见，崇祯朝财政之困难，竟到了如此地步。

崇祯帝如此筹钱有用吗？当然没用了，这点钱什么也干不了。官员和权贵们为何不拿钱呢？如果真对大明有感情，愿意与大明共患难，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大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水中救人的道理，有人落水，如果你要救他，千万不能让他的手抓住你，因为他在惊慌之下抓到任何物品都不会松手，甚至会拽着你一起沉入水底。同样的道理，你给崇祯帝拿钱，崇祯帝只会不停地向你索要，直到你家破人亡。

大明的问题太多了，崇祯帝自身的问题也不少，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对于大明的问题，崇祯帝找不到解决之道时，就将其抛给了殿试的学子们。而自己身上的问题，他也有反思，这就有了罪己诏。

崇祯七年，大明王朝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崇祯帝在殿试上向天下英才们抛出了一堆问题，全是当时明朝面临的困境，崇祯帝急切地想得到解决办法。据李逊之《崇祯朝野纪》记载，崇祯七年的殿试，内阁成员请示考试题目，崇祯帝对所拟题目不满，亲自手书，题目大意如下：

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

东虏本我属夷，地窄人寡，一旦称兵，而三韩不守，其故何欤？目今三协、关宁以及登、津等处，各宿重兵，防敌也。敌不灭，兵不可撤，饷不可减。今欲灭敌恢疆，何策而效？

且流寇久蔓，钱粮阙额，言者不体国计，每欲蠲减。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即屯田盐法，诚生财之原，屡经条议申饬，不见实效，其故何欤？至于漕粮为三军续命，马匹为战阵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额原制，何道可复？

今虽东虏猖獗，河套有可复之机，边外尽可作之事。但难于东虏窥伺，朝野匮乏，近降夷继至，作何安插？插套连合，作何问破？

流贼渐逸郧广，海寇时扰浙闽，剿灭不速，民难未已，兼之水旱频仍，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

又唐、宋曾以武臣为中书令、枢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厅为布政，典史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尔多士留心世务久矣，其逐款对答毋讳。

朕将亲览焉。

崇祯帝的这些问题归纳如下：

1.与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们，但这些人品行不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回到正道上来？

2.女真原是我大明的属国，地寡人稀，为何一旦来犯，我大明都守不住？今天我们在辽东、登州、莱州都设有重兵，消耗很大，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灭敌人，恢复疆土？

3.国内流寇蔓延，大臣们都不考虑国家情况，动辄让朕减税。百姓为国家之本，这个道理朕难道不知道吗，不想抚恤他们吗？只是又要抚恤百姓，又要养军作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两难？

4.屯田和盐税是生财之道，为何朝廷在这上面花费颇多心血却看不到成效？漕粮为三军续命，马匹为战争急需，但现在十分欠缺，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供应？

5.虽然女真很猖獗，但河套地区的蒙古有心与大明联合，朝廷没钱，蒙古的降兵该怎么安置？而且，后金也在拉拢蒙古，该怎么破解？

6.国内流寇四处流窜，海寇在东南沿海肆虐，一时无法剿灭，又有水灾旱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应该如何破解？

看了以上这几个问题，第一感觉就是崇祯帝虽然才23岁，但对国内的问题，他一清二楚。崇祯帝像扔了一串连珠炮，一口气将所有问题都抛给了殿试的学子们，希望他们能为他解答。

崇祯帝把士大夫品行不端作为第一条，高于辽东战事和关内平叛，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明他看出了朝廷内部的问题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崇祯帝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曾说过，文臣人人可杀。站在他的角度，似乎确实是这样。

就拿首辅周延儒来说，崇祯帝不直接叫名字，尊称先生，但就是这样一位重臣，为明哲保身，常常逃避责任。当朝堂上讨论与清军和谈时，他拒不表态；让他去阻击清军，他却躲在城里喝酒，伪造捷报。这样的文臣该不该杀？当然该杀！崇祯一朝，杀的大臣已经不能再多了，崇祯十二年，一天就杀了30多名大臣。

整个官僚体制已经崩坏，远非靠杀戮就能解决问题。文官们在朝堂上激烈党争，却忘了国家利益。东南税赋收不上，官吏腐败成为常态，民不聊生。崇祯帝不是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回忆崇祯帝时说，皇帝刚继位时，贪诈之风盛行，官员都贪图享乐，不问民事。皇帝诛灭宦官后，看到自己周边无一人可用。于是，他破格提拔人才，但浙党和东林党争权，都为党派牟利，选拔的人才也无用武之地。后来，皇帝心急了，就连杀大臣。最后，王世德感叹道：“辗转相循，贼实日炽，天子孑然孤立，彷徨无所措，而宗社随之。”这是一个多么孤独且凄凉的景象。

崇祯帝的第二个问题是问辽东战事，如何能平叛，如何能恢复疆土。杨嗣昌在这个问题上曾给崇祯帝的建议是：攘外必须先安内，要想解决外患，必须先平定关内的叛乱。崇祯帝同意了，在全国加“三饷”，花费数百万两白银，镇压农民起义。最终的结果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杨嗣昌身死。为何如此？因为农民起义的土壤没有根除，苛捐杂税没有废除，老百姓没饭吃，饿殍遍野，只能走上反抗的道路。

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老百姓有饭吃。还真有人这么建议崇祯帝，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就是这么做的。杨鹤说，这些叛乱者都是没饭吃的老百姓，只要给他们田和牛，让他们回归农耕，有了饭吃，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这个方案需要钱啊，崇祯帝东拼西凑给了杨鹤10万两白银。面对数百万难民，这笔钱自然是杯水车薪，而且还被各级侵吞，到难民手中的就更少了。

那崇祯帝的钱去哪了？国家不是有财政收入吗？不是加了辽饷吗？实际的情况是，明朝的财政早就入不敷出了。各地藩王们的消耗已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崇祯三年以前，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队多达10万，这已经是一笔大开支了，辽东的军费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更重要的是，官僚系统早已腐朽不堪，贪污横行，各项支出还没出紫禁城，就已被各级克扣。崇祯元年，国家的亏空高达130万两白银。

崇祯帝提的这些问题，挑任何一个出来，都是超级难题。更要命的是，这些问题都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解决其中一个，就必须解决所有问题。自全国各地来殿试的精英学子们对此自然是手忙脚乱。

不过，一位叫刘理顺的考生提出了应对策略。他提出破格用人，建议崇祯帝在用人上仔细考察，久任其职，勿轻易调动；在军事上核实抑冒，精选严练；在对清军的作战方略上，以守为战；对于流寇，则主动进剿。

其实，刘理顺的回答并无新奇之处，还是老生常谈，每一点都曾有大臣向崇祯帝进谏过。但刘理顺的答案深得崇祯帝赞赏，他被钦点为状元。刘理顺的策略并不能拯救大明，10年后北京城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杀以谢大明。

大明早已日薄西山，崇祯帝做了很多努力，终究无济于事，最后只能写罪己诏责怪自己。罪己诏自古有之，汉武帝晚年反思自己的行为，就曾写下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明朝皇帝下罪己诏更是成为一种常态，比如，在天灾、战争失利等情况下，皇帝就会下罪己诏认错，以平息民怨和“上天的不满”。

当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惯例，如果皇帝自己不主动下罪己诏，官员们也会提醒皇帝。比如，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皇极殿等多处发生火灾，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显然是上天对万历帝执政不满，故而降罪。群臣十分惊慌，大学士张位请求面见皇帝，万历帝不许，于是又请万历帝下罪己诏。七月，万历帝下了一道罪己诏。不过，明朝还没有哪位皇帝下的罪己诏的数量能超过崇祯帝，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崇祯朝是大明时局最艰难的时候。

崇祯帝的第一道罪己诏是在崇祯八年正月下的。张献忠等人率领农民军攻取中都凤阳，朱家的祖陵惨遭损毁。崇祯帝得知消息后忧愤交加，十月，他便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在诏书中深表自责。他说：“朕没什么德行，侥幸继承了大统，没想到所用非人，导致大军徒劳无功，百姓颠沛流离，不断的征兵让国家凋敝，连续的军饷加派老百姓生活困苦，每每在夜里，朕想到这些都又愧又愤。今年正月，皇陵遭到了侵犯，祖庙和百姓都遭受了创伤，实际上都是朕的责任。”

崇祯帝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在崇祯十四年二月，此时的农民军已经壮大，他深感多年来农民起义和吏治腐败导致百姓生活得极为窘迫，深表愧意，在诏书中引咎自责。他在罪己诏中说自己“凉德寡闻，明不足以辨奸，德不足以格物，诚不足以动天，信不足以孚人”。

在这之后，崇祯帝下罪己诏就更密集了。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崇祯十六年六月，崇祯帝都下了罪己诏。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向北京出发，崇祯帝更是在二月和三月连下两道罪己诏。

其实，从罪己诏里也可以看出崇祯帝心态的变化。

在崇祯八年的罪己诏中，崇祯帝在自我检讨后，说自己要搬到居住条件次一些的武英殿去住，并减少膳食，以表自己与百官、将士们同甘共苦之意，还告诫官员们要审视自己的过往，创造一个更好的将来。在崇祯十四年二月的罪己诏中，崇祯帝采取的办法是减少刑狱，大赦天下，那些犯下重罪的人都减轻刑罚，罪行较轻的人则直接释放。

然而，在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的罪己诏中，崇祯帝说自己在宫中祷告神灵，戴罪视事，并没有给出任何实际措施。很显然，此时的崇祯帝觉得老天爷更靠谱一些。在崇祯十六年六月的罪己诏中，崇祯帝的主要措施是减免钱粮、劝课农桑等，这些当然都是一些空话。到崇祯十七年，崇祯帝在两道罪己诏中对文武百官一顿痛斥，然后提出招抚流民、减免钱粮、微服私访、爱惜人才等一系列办法，这个时候，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了吧。

崇祯帝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但皇太极和李自成的势力就是一日更比一日强，尤其是李自成，已朝北京进军了。面对李自成咄咄逼人的攻势，崇祯帝束手无策，又心急如焚。在朝会上，数日不食、日渐消瘦的崇祯帝对大臣们哀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死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明史·李建泰传》）

皇帝都说自己死不瞑目了，大臣们又岂能不表态？内阁大臣们按照排序依次出列，表态愿意代替皇帝出征。无论是出于演戏还是真心，这都是一个惯例，总不能说，皇帝出去打仗，大臣们在北京城守着吧。但大臣都被崇祯帝拒绝了，直到刚入内阁不足两月的李建泰上前，崇祯帝立即就答应了。大臣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帝心中的人选早就定好了。

为什么选择李建泰呢？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而李自成的兵锋直指山西，李建泰为保家必定全力而战。更重要的是，李建泰家是山西巨富，家产足以支付数万大军的开支，这又解决了军饷问题。因此，崇祯帝对李建泰寄予了极高的希望，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以饯行，武将坐九桌，文官坐九桌，皇帝坐一桌。宴会上，崇祯帝拿出了祭天用的酒杯，亲自为李建泰递酒三杯。崇祯帝还准备了一朵纯金制作的花，给李建泰戴在胸口。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被崇祯帝派给李健泰，专门负责火器。

就这样，李建泰带着500名士兵出了北京的正阳门，但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只好带着队伍缓慢前进，每日只行30里，还没走多久，500名军士就逃了大半。更要命的是，沿途的城镇都拒绝让李建泰入城。因为李建泰需要自行筹措军饷和兵员，说白了就是抢。城镇中的官民早就熟悉了这套流程，所以根本不让他们进城。到了定兴，县城里的官民不开门，李建泰勃然大怒，尚方宝剑在手，尔等胆敢如此。于是，他们直接攻打定兴县城，最后才得以入城。

李建泰出征后，崇祯帝时时关注军队的动态。当时消息混乱，有人上报说，李建泰已经在真定城为国捐躯了。崇祯帝赶紧找来兵部尚书张缙彦询问，而张缙彦也不知情。其实，即便张缙彦派出探子也没用，以前派出的探子都有去无回，很多探子就利用外出机会投敌。

李建泰并没有为国捐躯，他待在保定不走了，因为他听说自己的老家已经被大顺军攻陷了，既然家都没了，那自然不用去了。但李建泰还是给崇祯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陛下您就不要指望我了，赶紧往南迁吧！等大顺军打过来时，待在保定城内的李建泰被俘，崇祯帝赏赐给他的尚方宝剑之类的宝物，全部成了大顺军的战利品。李建泰的代帝出征就此结束，在整个出征过程中，他就只攻下了一座城池，就是地方官害怕他进城抢掠的定兴县城。

既然李建泰不行，勤王的军队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李建泰曾经的建议——南迁。这个建议最先由左中允李明睿提出，他把路线都选好了：有两条是旱路，一路是经河南，一路是经山东；还有两条是水路，一条走运河，一条走海路经过登莱南下。李明睿力劝崇祯帝早下决心，不然悔之晚矣。

李明睿并非一时兴起，他早就做了周密的计划：首先，要求崇祯帝拿出内库的银两赏赐士卒，这样才能保证南下途中不会发生兵变之类的意外；第二，在沿途各地安排人员接驾，尤其是最为关键的济宁、淮安两处，由二品以上的官员带兵担此重任；第三，北方各关门的兵力并不全部撤掉，让他们阻击农民军，给崇祯帝留南下的时间。

崇祯帝听完李明睿的方案后大力支持，但和当初对兵部尚书陈新甲一样，要求李明睿千万不可泄露此事。李明睿不久后就公开上疏，要求崇祯帝南下“亲征”，奏疏一上，驸马巩永固也赞同。但两人官轻言微，需要重臣站出来支持，内阁首辅陈演却不支持南迁。这就奇怪了，眼看李自成大军就要打到北京来了，北京守不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难道陈演就不怕李自成吗？

其实，陈演是怕李自成的，但更害怕崇祯帝。当初，陈新甲因为主张议和被崇祯帝杀了头。现在放弃北京，产生的影响更甚于当初的议和，如果此时自己站出来赞同南迁，保不准以后也会被崇祯帝当成替罪羊杀掉。而且，即便李自成打进了北京，陈演还可以投降，继续做李自成的幕僚。

所以，当崇祯帝把陈演找来，明确希望他促成此事时，陈演并未以实际行动支持南迁，不仅如此，他还暗中授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反对南迁。于是，在朝堂上光时亨激烈地反对南迁，并直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光时亨反对之激烈，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已经暗中投降了李自成。就这样，崇祯帝南迁的念头被阻止了。

大臣们一看皇帝不走，就建议让太子南下，好给大明留条血脉。这次提出建议就是重臣了——左都御史李邦华。但崇祯帝对这个抛弃自己的方案大为恼火，愤怒地搬出了北京城的百万百姓和祖宗十二陵，说南迁后这些怎么办？又说，事情一旦恶化，国君就应该为国而死。皇帝都这样说了，支持南迁的大臣们自然都不敢再言，南迁一事，就此罢休。

既然不南迁，就说说如何守卫北京城吧。此时明朝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掌握在两人手中，一是宁远的吴三桂，一是武昌的左良玉。吴三桂的部队在于兵精，左良玉的部队在于人多，但左良玉早已尾大不掉，真正靠得住的还是吴三桂。然而，在调吴三桂进京勤王一事上朝廷又出岔子了。吴三桂进京勤王，意味着要放弃关外大片国土，崇祯帝让首辅陈演负责此事，但陈演害怕丢弃国土被崇祯帝追责，就不表态。在逼问之下，陈演表示宁远兵不可调。兵部尚书张缙彦早就暗中准备投降李自成了，所以对此事也表示反对。

崇祯帝一看不行，催促陈演赶快拟旨，让吴三桂进京。陈演却故意拖沓，要求此事必须蓟辽总督王永吉、总兵吴三桂等人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后，才可行动。但此时李自成的大军已到了山西，离北京只有一步之遥，气得蓟辽总督王永吉直接上奏疏，力请崇祯帝杀了陈演。陈演见势不妙，赶紧把吴三桂的老爸吴襄推出来，让他与崇祯帝商议此事，自己则主动申请离职。崇祯帝问吴襄，吴三桂进京要花多少银子，吴襄狮子大开口说要100万两。

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六，经过多方拉扯，崇祯帝终于下令各路军马勤王，特让吴三桂进京勤王。之前崇祯帝就对其他各路武将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曹友义、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马岱、马科等发出勤王诏书，但这些被征召的将领大多阳奉阴违、拒不奉诏。比如，山东总兵刘泽清离北京近在咫尺，收到勤王诏书后却带着兵马往南跑。

崇祯帝为了让左良玉参战，许诺让左家世代镇守武昌，但左良玉对此毫无兴趣，武昌就在自己的手上，根本不需要皇帝的诏书。左良玉拥军20多万，就在南边隔岸观火。最终，只有唐通带着8000人马到了北京，崇祯帝大喜，让他带着人马去守北京的门户居庸关。然而，李自成的大军一到，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就火速投降了。

由于李自成大军速度太快，勤王诏书下得太迟，吴三桂的军队没能在李自成到北京之前赶到。人们常说吴三桂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在崇祯帝征召的勤王部队中，只有吴三桂一人老老实实地执行命令，往北京进发。后来背叛大明的吴三桂，竟然是明朝灭亡前最忠心的武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如此境地下，北京城将不得不独自面对李自成大军。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已是春天，细雨夹杂着雪花洒在北京城。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北彰义门，北京外城陷落。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天。焦躁不安的崇祯帝被告知北京城已经失陷，内侍们劝他赶紧走。崇祯帝心下狐疑，李自成三月十七日才到北京城外，两天时间就已攻下外城和内城了？

崇祯帝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跑到北京城的最高点——煤山上瞭望，见到整个北京城火光冲天，确信已陷落。他明白，自己最后的时刻要来了。他先是跑回宫里，让周皇后自尽。周皇后临终前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明史·后妃传》）说完就与3个儿子诀别，在坤宁宫上吊自尽了。崇祯又下令让后宫嫔妃和懿安张太后自尽。

张太后是崇祯帝的哥哥天启帝的皇后，天启帝临终前将其托付给崇祯帝。天启帝说：“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中宫。”如今看来，崇祯帝是不能善事张太后了。懿安张太后个性严正，甚有威望。她见到外面火光冲天，想用剑自刎，但下不去手，就想悬梁而死，宫女们不忍，将其救下，送到侧室休养。张太后苏醒后，就在侧室自缢身亡。但此时李自成大军已经冲进皇宫，又把她救了下来。到了晚上，张太后再次上吊自杀，这一次终于得偿所愿了。

另一边，崇祯帝赶紧让人把3个儿子即太子、定王、永王叫过来，亲自为他们三人换上了旧衣服，对他们说：“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又叮嘱三人：“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情况紧急，崇祯帝也来不及说太多，就让人赶紧送他们走了，还喊了一句：“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说完这句话，崇祯帝哽咽不已。

送走了3个儿子，崇祯帝回到坤宁宫，见周后已死，连说：“好，好！”此时，15岁的长平公主在周后身旁，因为母亲的死正伤心痛哭。见父亲过来，失魂落魄的长平公主拉着崇祯帝的衣裳继续痛哭。崇祯帝长叹一声：“汝何故生我家！”（《明史·公主传》）竟挥剑来砍公主，长平公主的左臂被砍断，当即昏死过去。崇祯帝以为她已死，匆匆离去。所幸长平公主并没有死，5日后才苏醒过来。后来，大清占领北京，她请求顺治让她出家，未得到允许。过了两年，长平公主因过度思念父母而死，年仅18岁。

崇祯帝砍完长平公主后，就来到昭仁公主的昭仁殿。此时的昭仁公主年仅6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却被父亲一剑杀死了。做完这些，已是十八日的深夜，崇祯帝在王承恩的陪伴下，来到了煤山。明初，朝廷在景山堆煤，以防元朝残部围困北京导致燃料短缺，因此景山又称“煤山”。每到重阳节，皇帝必到此登高远眺，以求长生。煤山上并不是光秃秃的，建有楼台亭阁，崇祯帝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上吊自杀了。王承恩也随之上吊，后人把他葬在崇祯帝的思陵内，以追其忠。

李自成进入皇城后，发现了周皇后等女眷的遗体，3名皇子也被太监出卖，成了俘虏。崇祯帝的遗体直到二十日才被发现，被运至东华门外，与周皇后的遗体放在一起，前来哭拜者约30来人，只拜不哭的约有60人，其余的都看了两眼就离开了。李自成用较好的棺材收殓了崇祯帝后的遗体，于四月初三日埋入田贵妃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