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易先生不定期地——恐怕是在心血来潮时——在馆长室里现身，平均三四天一次吧。他静静地（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推开房门走进房间，笑嘻嘻地与我交谈约莫三十分钟，然后又静静地离去。简直就像沁人心脾的清风。后来我才想到（当时并未细想）我同子易先生从来没有在图书馆之外的地方见过面。而且总是只有我们两个人，除我们俩之外不曾有过任何人在场。

子易先生永远戴着同一顶藏青色的贝雷帽，穿着裹身裙。他似乎有好几种裙子，有单色裙，有格子裙。颜色总的来说都很鲜艳，至少不能算素淡。而且他在裙子下面还穿着一条黑色的东西，紧贴着身子，好像是紧身裤。

多次见面后，我对子易先生的那身装扮也已习惯，不以为奇了。当他穿着那身服装阔步街头时（难免是要走路的喽），周围的人们会以怎样一种眼光看他，表现出什么反应，我有些难以想象。然而众人想必也会同我一样，反复多看几遍之后也就习以为常，对他熟视无睹了吧。何况子易先生毕竟是镇上的名人，也不宜在背后对他指指戳戳。

不过有一次谈天时，顺其自然，我大胆地问了子易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日常性地穿裙子的？”于是，对了，当时他是这么回答的——爽朗地，笑容可掬地，仿佛理所当然地：

“一个理由是，像这样一穿上裙子，呵呵，不知何故就会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几行美丽的诗。”

不知为何，我对他的这个说明毫不惊讶，也没有觉得不可思议，自然而然地照单全收了下来。日常穿裙子这件事，一定是他觉得最为遂心如意的做法吧。而且不管那是怎么一回事，其理由又是什么，能够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几行美丽的诗，任怎么说，难道不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当然（不如说是我自己），并不一定因此就想穿上裙子试试，可是说到底，那无非是个人喜好的问题罢了。

我对子易先生心存好意，同时觉得他对我恐怕也心存好意（似的情感）。然而我与子易先生的交往从头至尾均只限于公务场合。子易先生毫无前兆地飘然来到馆长室，帮助我处理交接事宜，在我困于判断时提供适宜有益的建言。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大概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劳力才能掌握工作要领吧。因为尽管工作本身并不复杂，但其中毕竟存在着一些微妙的本地规则。

我们热烈地谈论图书馆的运作，休息时一起喝红茶。子易先生似乎怕喝咖啡，喝的东西每每只限于红茶。馆长室的橱柜里放着他专用的白陶茶壶，备有特别配制的茶叶。他用电热器把水烧开，郑重其事、全神贯注地泡茶。我恭陪在侧，只见那红茶颜色也好，香味也好，堪称美味醉人。我本是一个“咖啡党”，不过对我来说，一起品尝他亲手泡的红茶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喜悦之一。当我夸赞味道好时，子易先生便会笑逐颜开。

尽管如此，我们却从未在图书馆以外的地方见过面。此人会不会是不喜欢在私人领域与他人接触？我心下推测。老实说，对我而言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结束了图书馆的工作回到家里后，先做一份单人份的简单饭菜，然后就是坐在椅子上一心读书了。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音响装置。只有一台防灾用半导体收音机。虽然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我本来就不太喜欢用它，除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阅读喜爱的书之外，我无事可做。

我总是一面看书，一面喝上一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块，如此一来便渐渐昏昏欲睡，大体十点左右便上床睡觉了。我入睡很快，一旦入眠，一般直至早晨都不会中途醒来。

清早或傍晚，无所事事时，我就在小镇的周边信马由缰，蹒跚漫步。发出美妙水声的河畔小道，是我最中意的一条散步路线。

沿着河畔，散步小道延绵不断，几乎不见行人，但偶尔也会与跑步者、遛狗者擦肩而过。沿着小道朝下游方向前行数千米，铺筑的路面突然断绝，小道偏离了河边，钻进了宽阔的草丛里。我不予理会，继续往前走，片刻之后——大约走了十分钟——那条人们踏出来的细径也消失了，于是我孤单一人站在了细道尽头的草原中央。绿色的杂草长得很高，四下万籁俱寂，耳朵里沉默在鸣响，只有成群的红蜻蜓在我的周围无声地飞舞。

抬头望去，只见碧空如洗。秋意浓郁的洁白而坚硬的云朵，就仿佛插入故事里的断断续续的小插曲，各居其位。将气息吸入胸膛时，我闻到了强烈的青草气味。这里果然是草的王国，而我则是不解草的意义的鲁莽入侵者。

茕茕一人立在那里，我总感觉心情悲怆。那是我曾在很久以前体味过的深刻的悲怆。我对那段悲怆记忆犹新。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而且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亡的深刻的悲怆，是将肉眼看不见的创伤偷偷地留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的悲怆。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又该奈它何呢？

我抬起头，再度聚精会神地倾耳聆听，确认能否听到河水的奔流声。然而我没听到任何声音，连风都不再吹拂。云朵停留于一处，在空中寂然不动。我静静地闭上眼，等待着潸潸热泪夺眶而出。然而那肉眼看不见的悲怆，甚至都不肯赋予我眼泪。

于是我放弃坚持，顺着来路静静地走了回去。

虽然与子易先生在图书馆里频频见面，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处于对他这个人物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

据说他是独身，不过，他此前从未组建过家庭吗？关于子易先生犹是独身一事，添田曾经评论说“呵呵，本来就曾是那样一个人嘛”。所谓“那样一个”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她为何要使用“曾是”一词？

我越想越觉得，关于子易先生，我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然而同时——其理由难以说清——我心里还有着一个念头，那就是觉得毋宁一无所知或许更好。

在图书馆工作的女人们差不多人人都是话匣子。当然，图书馆是工作场所，因此走到台前时，她们倒都有意识地保持寡言，有话要说时，也都轻声轻气，用词简短。然而一旦退回到读者视线所不及的台后时，也有台前寡言的反作用影响，她们委实是叽叽喳喳，喋喋不休。聊的大体是女人之间的悄悄话，因此我尽可能地不接近她们的领地。

然而，尽管如此多嘴多舌，可她们在我面前几乎从不提及子易先生。其他各种事情（关于这家图书馆，关于这座小镇），她们都热心、详尽地将种种知识毫不吝惜地分享与我，可是只要事涉子易先生，不知何故，她们的口气就立刻变得沉重、暧昧起来。于是她们的个人意见，或者作为整体的意见，就好比龌龊待洗的衣物一般，被匆匆收进里面去了。

于是，我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取关于子易先生这个人物的信息，其个人背景始终包裹在层层迷雾之中。为什么她们不愿意多谈这位矮小整洁、个性强烈的穿裙子的老人？理由不明。这不无近乎某种“禁忌”的感觉。就好比不允许外人偷窥守护神林中的土地祠一样，是一种朴素——然而却牢牢地渗透进了灵魂深处——的忌讳。

所以，我也有意识地尽量回避谈及子易先生，因为我也不愿意让她们为难。况且，不管子易先生拥有怎样一种背景，也并没有——至少在目前——对我在这座小镇图书馆里的职务产生影响。子易先生热心、巧妙地将当好图书馆馆长的要谛传授给了我，托他的福，我得以顺利地继承下了一直由他执掌的职务。不知道也无关紧要的事情，恐怕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听说司书添田的丈夫在这座小镇的公立小学当教师，两人没有孩子。她出生在长野县，结婚后才离开故乡，在这座小镇住了下来，打那以来已经过去十来年了。可是据说在这座小镇，她基本上仍然被视为“外来者”。这是一片人员流动很少、四周群山环绕的土地，虽然说不上是性喜排他，但事涉接受外来人员时，人们便很容易变得态度消极。总而言之，她是一位极其能干的女性，几乎包揽了图书馆的一切事务性杂事，遇到任何事情都能迅速判断、果断处理，而且百无一失。

“如果没有添田的话，呵呵，这家图书馆恐怕连一个星期都撑不下去吧。”子易先生曾经说过。而随着在这里的日子一长，我也对这一见解首肯心折。

归根到底，她成了这家图书馆的工作的轴心。如果没有她的话，恐怕这个系统就会慢慢地变得蜗行牛步，最终停止运转。她与镇政府维持密切的联系，调整人员配置，从热水器的故障到电灯泡的更换，都细心地予以关注，确保图书馆的运营不出问题，阅览者没有怨言。她妥帖地指导、监督做兼职的女子们，一出现问题便立刻解决。图书馆举办活动时，她会开列出所需物品器材一览表，巨细无遗地悉数备齐，连院中栽种的植物都必须注意到。此外，图书馆运作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都在她的掌控之下。

任如何考虑，由她来做这个馆长恐怕才是最佳选择。我是这么想的，也对子易先生这么说了。我说：“既然有一位如此精明强干的女性，即便没有我这种门外汉新手坐在上席，这家图书馆大概也完全可以维持吧。”

子易先生不无尴尬似的盯着我的脸瞧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在下也跟她讲起过。在下跟她说，由你来接替在下岂不是最好吗？呵呵，可是她坚辞不受啊。说什么自己做不了人上之人。在下费尽口舌想要说服她，可她就是不肯接受。”

“她是一个谦虚的人？”

“恐怕是。”子易先生笑嘻嘻地说。

添田三十五六岁，长着一张淡雅的脸庞，是一个给人以睿智印象的女性。她身高大约一米六，体形也同脸形一样，细长，姿势端正，背挺得笔直，步态优美。据说她在学生时代是个篮球选手。她永远穿着长及膝下的裙子，足蹬便于走路的低跟鞋。她好像不怎么（几乎从不）化妆，但皮肤很美。耳垂圆圆的，像河边的小石子一样光滑；颈脖纤细，但并不给人以柔弱的印象。她喜爱黑咖啡，服务台内的她的写字台上总是放着一只大大的马克杯，马克杯上色彩鲜艳地画着展翅腾飞的野鸟。她看上去不像是会对初次见面的人轻易心许的那类女性，一双眸子里从不懈怠地浮现着警惕的光芒，嘴唇挑战般地抿成一条线。不过从第一次见面交谈时起，我就没来由地觉得自己今后恐怕会和她亲近起来，作为同她一样的这座小镇的“外来者”。

添田虽然话不多，但对于身为新到的“外来者”的我，从一开始就毫无抵触地将我作为新上司而欣然接受。这对我来说至为难得。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僵硬的职场人际关系更消磨人了。

添田是一个不愿多谈自己的人，但对他人倒似乎抱持着正常的、十足的好奇心。共事一段时间、习惯了我的存在后，她便想知道我的过去了。与其他女性相同，她似乎对我何以将近四十五岁仍坚持单身一事最感兴趣。如果“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就是理由的话，或许她还打算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介绍给我也说不定。作为一个资深单身汉，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多次这种体验。

“我之所以没结婚，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思念的人。”我简洁地答道。对于相同的提问，我总是给予相同的回答。

“不过你是没能跟那个人终成眷属喽？是有什么缘故吗？”

我沉默，暧昧地点点头。

“对方跟别人结婚了，还是怎么？”

“这我不知道。”我说，“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就连她现在人在哪里、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可是你仍然喜欢那个人，到现在还念念不忘，是吗？”

我再一次暧昧地点点头。这样去解释，在这个人世间是最为稳妥的了。而且这也不能算是不符合事实。

她说：“所以你才远离大城市，搬到这穷乡僻壤的山里头来的吗？为了忘掉她？”

我笑着摇摇头：“不是啦，可没有那么浪漫啊。城里也好，乡下也好，甭管待在哪儿，情况都是一样的啦。我只是随波逐流而已。”

“不过，不管怎么说，她肯定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吧？”

“谁知道呢？这话是谁说的，‘恋爱就是不能适用医疗保险的精神疾患’？”

添田不出声地笑了，用手指轻轻扶了扶眼镜中梁，然后从专用的马克杯里喝了一口咖啡，重返已经做了一半的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俩交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