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走出唯一真理观

走出唯一真理观  作者:陈嘉映

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


2016年12月14日为“总学馆”所作学术自述


一、少年

这听起来像是在讲我一生的故事。我写过一篇带有点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叫《初识哲学》,讲我怎么走上哲学这条道路,以及后面几年的变化。要是从更早的时间说起,我小时候就像所有爱学习的好奇的孩子一样,喜欢读书,各种书都读,读小说,读古典小说,读科学的书。我们那时候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趣味数学》,诸如此类。

我没有受到精英的少年教育,就是一个普通孩子,出身普通家庭,当时也没有什么精英教育。学习的进度很慢,学到的东西很少,不过呢,就我个人来说,也没觉得有特别的缺憾,因为你一直就在那里,当然主要是玩,玩之余读各种各样的书。而且我碰巧有两个哥哥,一个长我两岁,一个长我四岁。哥哥带着你学东西可能是最好的——这是个小小的优势——他们学物理,学俄语,在你面前显摆,教给你一点儿,你会好奇,跟他们学到一点儿,然后自己闷头再学一点儿。实际上我从小就跟我这两个哥哥和他们班里的同学玩得更多,聊得更多,跟自己的同龄人、同班的同学,聊得反而要少一点。

到上了初中的时候,就像当时大多数所谓学习好的学生一样,兴趣基本上完全被数理化吸引住了,开始读那些科普的书,什么直尺圆规作图,什么量子力学、相对论。很浅的,给中学生读的,但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课堂上没学到很多,成绩也不一定很拔尖,但那点儿功课你肯定一学就会了嘛,就想知道更多,就去读我哥哥的教科书。中学一共上了两年,初二快结束的时候闹“文化大革命”,就失学了。这两年里,我把高一高二的数理化都读完了,就觉得挺好玩的,小孩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这都是史前史了。

然后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当然有非常多可说的,对于我个人尤其如此。1966年5月16号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6月1号,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社论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上醒来的时候,家里的收音机、外面的大喇叭都在用那种义正词严、慷慨激扬的语调宣读这么一篇让人吃惊的社论。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天开始的,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从那一天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day by day(一天接一天)我都记得,记得6月1号、6月2号、6月3号都发生了些什么,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情。我不细说了,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从心灵的变化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点。我当时马上就要满十四岁,我想一个少年,本来就在心灵转变的时期,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发生,必定会对整个的心路历程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个月的时候,8月5号,我父母被当作黑帮揪斗,然后上劳改队,对我们儿女当然是更进一步的刺激。另一方面,现在回想起来,也可以说,在心理上,在各方面,让我们成熟得很快。我要看我女儿现在,跟我当时正差不多大,她还完完全全是个小孩子。但是我们当时就好像已经开始在心理上需要给父母某种支持了,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打成黑帮,突然去过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那种劳改队的日子。

我哥哥陈嘉曜,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个思想非常独特的人,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早在6月中的时候,6月15日,红卫兵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质疑。7月底的时候,他被打成了我们学校的六大右派之一。当时我在师院附中,师院附中也是一个红卫兵运动闹得很凶的地方,可以说压力非常之大。这个压力包括人身迫害,包括死亡威胁,全都有的。所以,我们在那样一个年龄,我十四岁,嘉曜十六岁,就经历到一些特殊的处境。同时,当然也会思考很多。

到了9月初的时候,虽然家里面是那个样子,但我们还是忍不住随着大串联的浪潮,开始跑向全国各地。一个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忽然有机会可以免费跑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这个诱惑绝对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一开始还有一点革命的想法,去了解外地的文化革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不过其实,我当时没什么想法,基本上嘉曜有什么思想我就有什么思想。我说了,在当时,嘉曜的思想非常活跃,在这一点上我是沾了很多的光。

第一次是三个人到北京站,人山人海,上车后,发现那个同伴挤丢了,结果在上海、杭州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再出去,另外的一个念头压过了投身革命的念头,那就是去游历更多的地方,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个念头让我们做出了不失为明智的决定,就是到祖国最遥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到新疆去,到云南去。当时看来,绝大多数的人,恐怕都不大有机会离开自己的村子或者县城,我们北京人当然要好一点,但是谁将来还有机会到新疆、云南去玩啊。当时可想不到以后还有机会去美国去北欧,就想到这样的机会绝对不可错失。这样断断续续往外跑了七八趟,最后一次串联是1967年6月回来的,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到1967年的3、4月份,在北京的中学生里面又兴起了一场大辩论,当时叫做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这么三大主流。我也算参与其中,仍然是作为嘉曜的跟屁虫,他什么主张,我就什么主张——但你以为是自己在思考。可就在这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能看出其实我跟嘉曜的性情并不太一样。4月份有一次我到学校去,进校门之前,两边的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像平常一样,我停下来看大字报,赞赏这个观点,认为那是错的,诸如此类的。就这样看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完全无可理喻地,就突然觉得非常无聊,觉得这些讨论、这些辩论都非常空疏。这是个忽然莫名其妙涌上来的感觉,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我调转车头——当然是调转自行车的车头——就骑车回家了。

从此以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再回过学校。那年秋天,1967年秋天,复课闹革命了,同学们又回到学校去了,我也没回去——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是个要求,但并没有人能管你回不回。反正,从那年四月份以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读书生活。当时家里堆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些书主要来自我另外一个哥哥嘉明的同学,他们前几个月去抄家,抄出来很多书,《杜工部全集》《李太白全集》《资治通鉴》《史记》《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古今中外的这些书吧。我说了我小时候就跟嘉明的同学和嘉曜的同学很熟,他们都知道有那么一个小弟弟,爱读书,他们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送到我这儿来。那么这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各种书都读,手里有什么就读什么,当然也读《鲁迅全集》、读毛泽东。鲁迅的书有很强的吸引力,《鲁迅全集》,我记得是十卷,不敢说翻来覆去地读,但是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在当时能够读到的中国人的书里,大概只有鲁迅能给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种诱惑吧。

总的说起来,我当时的兴趣在今天如果分类的话是在文学方面。也会读一点历史等等,但是不很多。尤其读得少的,是理论书。我叫做理论书或者哲学的,在当时主要是马恩列斯毛,我也会去读,因为人人都在读。但觉得这些书太高大上了,深入不进去,我不在那个等级上。嘉曜读这些书,这就增加了我对嘉曜的钦佩之情,但我自己到不了那儿。

那个时候,好多人还在学校里面所谓进行“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少到处乱逛乱玩的,我呢,住在一间单独的小屋子里面,从早到晚就是读书,或者思考——如果有思考的话。对,同时也写作。十五岁上下吧,我想那样大的孩子是,只要读哪方面的书,就有自己也写点儿什么的冲动,读小说就想写小说,读诗就想写诗。

二、插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当然还玩,还做别的,但是咱们不是说读书吗?一年多,到了1968年夏秋之际,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此前有少数朋友去参军。夏秋开始,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开始被分配了,去工厂矿山,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内蒙古突泉县的人到学校来宣讲,介绍那边的情况,我去听了,听到在草原上放马,没有电灯,我觉得挺来劲的。当时,很多人想方设法留城里,不得已下乡,很痛苦,我个人不是那样,我从来不是很懂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听了插队,一个社员平均40亩地,海阔天空的,我觉得挺好,那种生活有吸引力。所以,我还挺主动地就报名去呼伦贝尔盟的突泉县。

当时,我两个哥哥都有污点,嘉明是老红卫兵,这是个污点,被审查,嘉曜反红卫兵,也是个污点,所以都没有被正常分配。但若去插队,可以走。他们两个也跟着报名到突泉去。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大堆,但我们三个好像是核心,忘了,核心这个词不能乱用,我们三个总在一起玩,结果,插队我们也就一起去了,这是1968年9月20号。

插队呢,当然生活很苦。我从小也没过过饫甘食肥的日子,但是也没过过太苦的日子——没肉吃,甚至好长时间没菜吃,拿北京带来的辣椒面干烤大葱下苞米茬子。经历过一点儿小危险,但不是这种日复一日的辛苦,从早到晚的,大太阳下锄地、割谷子、割苞米、掰苞米,没这么干过。不过我那时候不怎么在意过苦日子,因为当时我们志向高远,想的是要把自己锻炼成杰出人物,将来有一番作为。那时候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中也包括能够过艰苦的生活。所以,别看生活已经挺艰苦,我们还会找更艰苦的事儿去做,比如说冬天到井台上去洗冰水澡,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去登山,想着牛虻啊、拉赫美托夫啊什么的,想把自己锻炼成将来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我们读书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也跟这种心智状态有关,跟当时的志向有关,就是你将来要有一番作为,得饱读诗书。这当然是个糊涂想法,我们都知道刘项原来不读书,可还是以为要有一番大的作为就得读好多书。跟现在相比,那时很难弄到很多书。不过,也够你读的。我从北京带去一些书。另外,很快你就会知道周边几十里都谁是读书人。你会去那里,聊一阵,他会把他的书箱打开,你就会挑你要读的书背走,下次他会到你这里来,在你书箱中挑他要读的书带回去。这是当时爱书青年的交往方式,互相借书,读完了讨论,争论。

说起读书,有一个变化,我开始读哲学书或者说理论书了。怎么开始的,我在“初识哲学”里写过。读起来就一发不可收,可能是我的性情中有某种东西跟这东西还挺投合的。从马克思、恩格斯读到黑格尔,从黑格尔读到康德,从康德一直读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几天有个比我小上一二十岁的朋友,我们闲聊,他这几年读哲学,着迷,他一向读书甚多,而且很有想法,他以前更多读的是法学、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哲学他也读一点,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迷哲学,跟我说,这几年,觉得其他的书意思都有点不够,读哲学最过瘾。这个呢,肯定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是我跟哲学看来是有点缘分,当时没有任何需要,也没有任何激励,就是被吸引进去了,难解难分。那是1969年,十七岁吧,到现在六十七不到,但是也算半个世纪了。

本来,你是在琢磨怎样能过得幸福,或者怎样让你女儿过上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你开始琢磨什么才叫幸福生活。哲学关心的,大致说来,就是何为幸福、何为正义、何为智慧这一类问题,一般说来什么是幸福,而不是具体地问朝鲜人幸福还是美国人幸福——显然是前者喽。不是具体去琢磨怎么让我女儿过得幸福,就此而言,没什么很实际的用处。一般人也会去想何为幸福这样的问题,但浅尝辄止,他有更实际的事情要操心。我想让我的女儿过得幸福,这时候,似乎我已经知道“何为幸福”。

但哲学问题是从这样的具体问题来的,你希望女儿嫁个有钱人,这样比较幸福,可她偏要嫁个穷学者,她觉得那样她才幸福,你跟女儿各说各的道理,这时候难免要引到究竟什么算是幸福这样的考虑,是一些确定的条件保障了幸福呢还是依着自己的性子去做才算幸福?这样的思考常被称作“概念分析”、“概念考察”,更少误导的说法是“概念层面上的反思”。更少误导,但有点儿绕。

可以说哲学问题是一般问题,比较抽象。但这么说也容易误导。人们说到哲学的一般性,往往是这样的意思:哲学家谈论幸福,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幸福,而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幸福。你不是想追求幸福吗?我教给你追求幸福的一般方法,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做IT的还是捡垃圾的,我教的是获得幸福的普遍方法。这种抽象普遍性很容易会混同于概念考察的普遍性,好多人心目中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在我看,这种东西最无聊,差不多可以说是骗人的。

哲学家琢磨这样一般的问题,平常人不大去想这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不用去思考,他认定了自己所认的幸福就是幸福。但有哲学倾向的人,比如我,就对这些一般的问题特别着迷,有点像有些人碰到数学问题就特别着迷,有的人碰到数学问题就闪了。

哲学而外,我也学好多别的东西。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经济学、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文学自然还读,读不少。还有外语。先学俄语,我初中学过两年俄语,有一点基础。对俄国文学,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些人的著作非常喜欢,后来还买到他们的全集,俄文全集,其中比如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本书当时还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够用原文去读这些书,那么就学俄语。不久又开始学德语,对哲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当时心目中最高的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于是希望能够用原文去阅读他们的著作。也不止他们,我对歌德和席勒也特别着迷。我学德语学的是哑巴德语。1972年在北京的时候,一位德语老师对着音标把基本的读音教了一遍,接着我就带着一套教科书、一本语法书和一本词典跑回农村,把一本词典从第一个词背到最后一个词,把语法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然后就拿出歌德开始阅读。外语不该这么学的,应该从好好发音开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编造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德语发音,因为背单词的时候你总要读出来才记得住。单词后面注有音标,老师当时教过音标,但你没有录音设备,只是记在脑子里,一来二去就走样了,我读出来的德文,是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听得懂的德语。当时也无所谓,因为当时根本没去想今后可能会跟一个德国人说德语,念出来,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让你记住单词而已。学外语,当时只想到一个用处,就是阅读原著。再后来学英语,差不多也是这样,后来在美国待了八年,仍然说不了很好的英语,也写不了很好的英语,但我学了不久就能相当流利地阅读了。

年轻,没到删繁就简三秋树那种境界,学得越多越好。由于无知,起点低,学东西就显得特别快,读了一本世界史,一下子了解了好多新事情,这让人很兴奋,也特给人信心,好像自己在突飞猛进。其实只因为先前啥都不懂,这种兴奋,这种信心,现在看起来挺可笑的,但当时的确是鼓励青年的心灵不断向上的动力。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知道天下的学问你就是花一辈子也学不到一星半点,可能就没那么大激情了。还有一种动力大概是虚荣吧。你想年轻人嘛,要跟别人比,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回北京度假的时候,各地回来的同龄人聚到一起,谈天说地,谁知道的更多,也怪让人得意的是吧。

三、回京与北大

到了1975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人们对“文革”的态度已经大不一样,至少在北京青年当中,很多年轻人对现状高度不满,觉得一定要有所改变。在1976年,这应该说是优秀青年的共识——年轻人中间,差不多就是拿这种见识来评判一个人是不是足够优秀。

从历史看,1976年是个根本的转折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简略说一下。1月8号,周恩来逝世,天安门所谓十里长街,老百姓违抗官方意愿在寒风中目送灵车开过去,没有多久就爆发了“四五事件”,从悼念周恩来开始,没几天就发展成明确反对当局的运动。这在当时不可思议,快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自发的政治表达。7月底,唐山大地震,朱德逝世,9月,毛泽东逝世。毛刘周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个是在1976年死的。毛去世后没几天,华国锋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事件发生的密集度有点超乎寻常。我那个时候二十四岁,是对世界相当敏感的年龄,眼前的转变不亚于1966年那样的转变,不同的是,1966年我还懵懵懂懂的,而这个时候,我对中国对世界已经有明确的看法。

在那之前,我们插队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走了,去当兵的,去当工人的,去当教师的,病退回北京的等等,我们青年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另外我一个好朋友于洋的青年点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们在农村已经待了八年,跟当地的乡土社会或者说当地的豪强社会已经相处得非常之好,因此生活过得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非常好了。你跟老百姓关系好,跟官员的关系好,你跟粮站的人关系好,大米白面,你要他们就提供给你。我和于洋都在中学教书,不用下地干活。你有一帮学生,学生喜欢你,甚至崇拜你,是个很好的环境。我跟于洋本来不想回北京,但周恩来逝世后,听到老百姓在长安街送灵的景况,我们觉得中国要发生剧烈的改变,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在塞北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过着这种安逸的日子,似乎有点不太对头。我们就商量回北京,办了手续。那时候想回北京已经不太难了,你说你是高度近视,无法种地,县里的医生跟你熟,你说你一千度就一千度。各级政府也不刁难你,你只要有个证明他就给你办了。那么我们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北京了,1976年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在北京,都经历了。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那一年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时高涨,一时沮丧,但我尽量把握住自己,不间断自己手头的事情。我有个想法:天下滔滔,时局动乱,但自己要沉得住气,不能不断兴奋,荒疏了自己的学业。每一场运动都像一场大潮,把很多人卷进来,往往,海潮退去,满地不过一些瓦砾而已。

在1976年、1977年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社会有个共识: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制度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上到中央最上层,中到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爱思考的工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这是一种能量极大的共识。剧烈的改变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虽然在具体的改变上,会因为你在冲破一个体制,还是会有延迟,有阻碍,等等,但是,中国这个大钟摆摆到了一个尽头,它往回摆的总体的势能确定无疑,别说我现在回顾,就是在当时这一点也已经相当确定。

下一年,1977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最大的事情是恢复高考。这件事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那真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这个效果。大学的恢复,第一批就是我们所谓的77级、78级,这给了有为青年一个十分现实的施展抱负的进路。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是作为啥呢?那时候没有商业,你不可能去开个公司做个企业。当然,你可能当个车间主任,当个小学校长,或者在农村做个大队会计,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抱负要高于这种预期。他们期望到更高的位置上,到更高的层次上去做事。进大学开放出了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至少对77级、78级来说,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当时的决策层,显然不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大学生招进学校,多多少少类似像黄埔那种设想吧,要把精英青年拢集起来,学点儿这个那个,然后投入社会去建设一个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新的时代。

旧的时代是要过去了,但是新的时代是什么样,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在大的方面,大家可以说心思是在往一个方向使劲,我说大家指的是从青年到老年,从党内到党外。但是很快就显现出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当时还不是那么对抗,但是已经看出来,最简单的说就是有的思想更激进。各种分歧已经开始了,但总的来说,当时的矛盾还没到要把我们民族的整个方向分离开来这样一个程度。

回来说我们大学生。我说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有为青年,本来就读书上进,但这个读书跟后来所讲的做学术还离得很远,读书往往更多跟做一番事业连在一起。学经济的非常典型,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那些在中国被中断了几十年的知识,一边非常关心具体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决策层也求贤若渴,希望这批年轻人尽快学成,来为经济建设出力,哪怕还没有学成就要他们来献计献策。学理科的、工科的,也有很多后来去做企业了,去从政了。

我是77级的,考的是北大西语系,我当时想象没什么人会德语,人家一看居然有这么个会德语的,赶紧招进来吧。但是我已经说了,我只会书面,不会说,差点没考上。不管了,最后人家还是收了我。1978年2月份进校,不久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我就去应考,进了北大外哲所。我二十五岁了,自己挣生活费八年了,当大学生回过头来依靠老爹老娘养活,不太好意思,考上研究生,是领工资的。北大外哲所的所长王老师从哪儿听说有那么一个人读了点哲学书,辗转托人找到我,鼓励我去考他的研究生。其实我跟王老师的各种看法都不一样,但那个时候,上一代的这些先生真是惜才,我们这代人回忆这段时期,讲到入学,讲到第一篇小说的发表,或诸如此类的,差不多都会讲到哪位伯乐费心费力提携后生。

到外哲所之后,根据所里建议,我没有跟王老师读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跟熊伟读海德格尔。熊伟先生很少跟我谈哲学,我们常见面,听他讲他求学的经历,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我的学业,他提供一般的指导,让我去读《存在与时间》。这本书难读,我一边读,一边用中文做摘要,变成汉语之后感受来得更直接,用德文来理解总觉得还隔了一层。这本书,熊先生已经翻译出其中最重要的章节,全书83节,他翻译出大概12节,这12节是最关键的。我做的中文笔记多半沿用熊先生的译名,有时候也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另创译名。熊先生读到或者听到,他就会说,这个译名不错,比我那个译名好,或者,不说比他的好吧,但至少可以一试,诸如此类的。熊伟先生对我很宽容,总是鼓励。

到这个时候,就是1978年、1979年的时候,我读哲学也快十年了,但谈不上什么学术。要说学术,坦率说,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足。我们年轻的时候,谈不上有任何学术环境。我好学努力,但仅此不足以造就学术家。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谁敢自称自己的学术做得如何的好,像李零那种成就是个异数。能把学术做好的,应该是比我们年轻至少十岁到二十岁的。但也分领域,在哲学思辨这个领域里,我不觉得单单做学术有多大的意思,有人可能觉得有意思,但我个人没这个兴趣,实际上,我觉得当今的学院哲学在向更无聊的方向发展。不仅在中国,外国的学院哲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再无趣,它还是在它那个传统中汲取问题,但我们再去捡人家的残渣,当然就更无趣了。

我就是为己之学,这书有意思,我就读,读了有收获,我就高兴。也自我膨胀,写书,写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打算发表。反正,就是民哲,野路子。要把它当作学术道路来说,那可以说走的是弯路和歧路,我走了十年,走正规学术道路的年轻人可能两三年也会比我强。当然,野路子有野路子的乐趣,有它的心得,反正我就这么走过来了,改也改不过来了。

到后来,我发现我也不完全是民哲。区别在哪儿呢?我琢磨了好多年,最后我想,这跟翻译《存在与时间》有关系,那是个磨人的活儿。民哲读书,只为引发自己的思想,读得对不对他无所谓,可你做翻译,实实在在的,得先把别人弄懂。

要说做学术就是发表专业论文,成为一个什么教授,那我并没有打算做学术,这本非我的初志,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自然而然这个要求就来了,你读了硕士要写个硕士论文吧,论文得有脚注吧,引文得规范吧。你可以随意读哲学书,你说我大致读懂了,可这还不是太够。你要能够把你弄懂的东西写出来,比如写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这跟聊天侃山不太一样——我读了海德格尔往这儿一坐跟你们侃,我读过你们没读过,当然我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写一篇文章,你要落地,印出来,这东西有案可查的,你每落笔是不是还得小心一点,这里那里还得再查查、再想想。我开头得太晚了,但进了学院,还是要满足学术的最低最低的要求。

我们这一代人,幸或不幸,经历了不少事情。人类的生活形式本来就转变得越来越剧烈了。我的思考从来没有完全地脱离我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无论是世界格局的变化,还是我身边人的沉浮生死,就此而言,我作为一个爱思考的也只会思考的人,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读研究生那几年,没怎么上过课,但有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不少非常优秀的同代人。比如哲学系的研究生胡平,我们很谈得来,无论是在政治观点上,在问学上,都有很多共同语言。1980年,大学里开展了民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涌现出了一批有抱负的品质也相当高的年轻人,好些人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三年很快过去,写了个硕士论文,注解不规范,论文没通过,后来修改之后,第二年过的,这些不说。毕业后,我留北大,是熊伟他特别希望我留在北大外哲所。我呢,在这些事情上,一向无可无不可的,留就留了。毕业不久,去西安参加一次现代哲学讨论会,结识了赵越胜、徐友渔、苏国勋等一批朋友,他们多数还没毕业,还在读研究生。回到北京以后,这些朋友经常到我家里聚会。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住在黑山扈,在颐和园北边,这间住房本来是一个小学的教室,大概21、22平米,在当时住家里算很大了,把床板立起来之后,能够容纳下二三十个人喝酒聊天。有些是每次都来的,有些,如我的研究生同学岳长岭他们,有时也来。除了漫无边际的议论,年轻人在一起,肯定也想做点事。当时已经开始有了《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他们做的,还有汤一介他们做的国学的研究也是一块。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的兴趣是在西方哲学这一块,也想做点类似的事情。但是,一直到我出国,基本上还停留在议论的阶段,我出国之后,他们在甘阳的主导下办起了“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么一套丛书,还办了个相关杂志。这群人里头,甘阳最有执行力,对学术潮流也最有洞察力。

四、留学美国

1983年秋天,11月下旬,我到美国去了。此前,熊先生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认识了一位美国教授,叫做Joseph Kockelmans(约瑟夫·科克尔曼斯),Kockelmans特别迷海德格尔,他听说中国居然有一个年轻人在翻译海德格尔,高兴极了,邀请我到美国去跟他读博士。当时大家都很想出国,给我这机会我就去了,到Penn State(宾州州立大学)投在Kockelmans门下。

到美国后第一件事是要把你的知识从中文转到英文。我原先也读一些英文原著,但主要还是读翻译的东西。到了那里,写paper或者参加讨论,当然都要用英语。我的英语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还是比较烂,跟现在的年轻人比,完全不能比。那么,提高英文,把哲学史知识什么的转化为能够用英语表达,这个占了一大块时间。

然后是听课。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怎么上过课,当时在北大讲的这些课,大多数还是非常老套的,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这里不同。Penn State虽然不是顶级大学,可也有几个著名教授,Kockelmans是一个,还有Stanley Rosen(斯坦利·罗森),还有Alphonso Lingis(阿尔方索·林格斯),都是在美国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开的课对我来说很新,比如罗森讲柏拉图,走的是细读文本的路子,Leo Strauss(列奥·施特劳斯)那个路子,列奥·施特劳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罗森是他的学生。我们以前讲柏拉图,讲讲理念论啊什么的,他讲柏拉图不是这种讲法,他拿着文本一句一句讲,把希腊的生活、希腊的思想背景连到一起来讲,一个学期可能只讲了几页的那种。柏拉图我读过,但是对我当时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新颖的读法。林格斯是做法国哲学的,讲拉康、德里达、福柯,这些对我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名字,他已经研究有年,这些后现代的思想,对我当时来说,显得非常之古怪——我们好容易从我们的那个时代走出来,读了西方正统的哲学,现在这些稀奇古怪的观念突然涌现出来,实在是有点不知所以。因此,这些课程我都蛮感兴趣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好像刚刚翻译成英文,同学们就在一起读。

一边有这些事情,一边继续翻译《存在与时间》。到美国前已经翻译了一半,到美国后继续翻译。译好的稿子复印后寄到国内,我的师弟王庆节、王炜提修改意见。从一开始他们就跟我一起讨论译名,讨论一些句子的译法。

到美国一年多,要考Comprehensives了,就是博士资格考。可能大家也知道,美国的博士资格考是个挺严厉的考验。我的博士资格考是在1985年夏天,到美国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准备博士资格考这段时间,我主要是读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早就读过一点儿,但就像几乎所有初读维特根斯坦的人一样,一方面几乎是一句也读不懂,另一方面就觉得里面有东西,被他吸引。这次有点儿读懂了,于是更放不下手,也不管它备考不备考了。好在哲学史我本来比较熟,这时候也大致能用英文来表述了。

考过Comprehensives之后,按道理说,应该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可这时候,接到国内朋友的请求,要我写一本海德格尔研究。那时候,甘阳他们已经做起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你们大概知道,甘阳一直有这个雄心,就是做中国的文化领路人。现在有了“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台,那是他施展抱负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我说甘阳,实际上他当然是跟赵越胜、苏国勋、徐友渔、周国平这些人一起做,不过我相信甘阳是主要的动力,在大方向上他也起主导作用。甘阳他非常有学术眼光,他读书有时候读一读就知其大意,不一定读得很透,但是对大的局面、大的结构,他有一种敏感。这是文化领袖应当具备的一种能力吧。

他们——或者说,我们——我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主要编委之一,反正,大家看到,中国引进西学,整个架构是扭曲的。整个脉络好像是从马克思倒述,倒述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然后是康德和费希特、谢林他们。我们都知道费尔巴哈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可是在这样的框架里他成了重要的一环。甘阳他们的一个设想是引进一些被忽视的重要著作,最后能向中国学人整体呈现西学的真实面貌。这事儿主要得靠刚踏上学坛的青年学者来做,把这些青年学者纳入麾下,带领他们崭露头角,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学界的结构和面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寄厚望于《存在与时间》。当时的年轻人能拿出一部有说服力的译作还不多,《存在与时间》的分量又特别重,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完全是靠甘阳、王庆节、赵越胜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无非就是出本译作而已,但是在当时,大家的观念还比较保守,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出版,出版社挺谨慎的。甘阳他们邀请了熊伟、王玖兴、贺麟等一批老学者看译本,座谈,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才印出来。书是1987年年底出版的,正赶上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首印就五万多册,影响非常大。我今天见到谁,他仍然会说,陈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就读你的书,我问哪本书?《存在与时间》。我不得不纠正说,那不是我的书,是海德格尔的。

甘阳他们当时有宏图大略,要整体上建设中国的思想学术,分三步:第一步是翻译一批重要著作,第二步要写出有分量的论述性的著作,第三步,五年、十年以后,要写出我们这代人自己的著作。到那时候,中国学界就有了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的指导下成形了。

我个人没有领袖群伦的雄心,但是朋友们做,当然我也会支持。于是就开始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全面阐论一位重头的哲学家,写得不是太偏太离谱,当时,我们这代学人里面,现成的也不多。相对来说,我算积累得比较厚的,所处的环境也有优势,我在美国,海德格尔的书,论海德格尔的书,都能找到。我们的编委会对这本书可说寄予厚望,希望它能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第二阶段开个好局。

我就这样开始写《海德格哲学概论》。从1986年夏末开始写,1988年春天完成,写了将近两年。写这本书,对我在美国的学业安排来说挺不利的。我是在写博士论文的阶段,而这种概论性质的书当然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写这个《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耽误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不过,当时没把一个人自己的学术道路看得那么重,大家还把它当作一个多多少少共同的事业在做。

顺便说说这本书的命运。1988年写成之后,寄到国内,他们就开始排版校订,结果赶上了咱们1989年,一时间想不到出书的事儿,事过之后,你们知道,这书也不能出了。当时比较可怜,没有那么多电子件什么的,一份复印件在出版社,自己手里有一份手写的稿子,可搬来搬去,走南闯北,稿子也没了。谁都没这书了。一直到我1993年回国之后,三联哪位编辑见到这么一个稿子,有这么个叫陈嘉映的人写了这么本书,拿出来请他们信得过的学者看,那位学者看了说书很好呀,应该出。时隔六年之后,书出版了。

五、博士论文与所谓学术转向

完成《海德格哲学概论》之后,我是断然不打算论文写海德格尔了。I was fed up with him,够了。我去找我的导师Kockelmans,说我要换一个题目来写,我说了,Kockelmans迷海德格尔,他把我弄到美国,为的是要培养海德格尔一系的苗子。他听了这个话,唯一的一次对我发脾气了。发脾气之后,当然,后来就过去了,他是个非常老派的善良的gentleman,他说我不拦着你,但是你不做海德格尔,我就没有办法带你了,你要另找一个导师。

我想写语言哲学方面的论文,可是我们系没有哪位教授做这方面。我就去找林格斯。林格斯是个很开明的教授,他说我来带,你不就需要一个导师吗?最后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是林格斯。我跟林格斯很熟,常在一起玩,聊得比较多。他不大把我当作一个博士生,更多把我当作一个青年哲学工作者来看待。他不怎么指导我,他本来也不是做这方面的,是做后现代的,但他读书超多,这个领域他了解的不少,给我推荐了一些书去读。

这时候,1988年夏天,我母亲诊断出胃癌,我就回国来陪母亲,一直待到1989年5月份,我的签证要过期了,我才回的美国。1989年的事情,我大半在国内经历了。在国内的大半年里,读了不少材料,一回美国就想赶紧完成博士论文。我觉得读博士的时间有点偏长了,急于想结束学业。匆匆忙忙的,几个月,把论文写完了。结果,一读没通过,像我的硕士论文一样,也是隔了一年之后经过修改才通过的。论文的确写得不好,前面说到,我在读博期间,译完了《存在与时间》,写了本《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用在准备论文上的时间太少,用英语写作我也费劲。但我当时实在无心恋战,一心想把这个博士论文交差,交了之后,不管是不是拿到Ph.D,该去做别的事情了。不过,几位答辩导师认为论文通过是没问题的,只有一个,the Second Reader,Lachterman,他投了否决票,其他几位导师说你就按他建议的改一改,他说要改,你也改了,就完了。我做了不多的修改,几个月后再次答辩,就通过了。

常有人问我是怎么从海德格尔转向维特根斯坦或者转向分析哲学的。在我自己看,几乎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向。我一开始读海德格尔,也没有准备去做海德格尔的学术,像我的导师Kockelmans那样,以海德格尔哲学为归宿。我只是觉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有感召力,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学无专攻,并没有特别想做哪个流派的哲学,我也从来没有自称是现象学学者或者分析哲学家,我就是对一般的哲学问题感兴趣。我已经说到了,我花好多年读海德格尔,这本身有点偶然,至少不是一开始我有这样的学术计划。我在北大外哲所精读海德格尔,是因为我在跟熊先生读研究生,精读细读,深受吸引,就读进去了。既然读他,何不好好读?不仅如此,学院环境也要求你在一个阶段里比较集中攻读某个哲学家——你得拿出“研究成果”,至少要把硕士论文写出来吧。接下来翻译《存在与时间》,再接下来写本讲海德格尔的书,那就得继续读海德格尔。那可不就越读越多。不夸张,我是把海德格尔当时出版的所有的著作都读了,论述海德格尔的二手著作不敢说都读了,但是都翻过吧,重要章节还都是读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工作量吧。读懂海德格尔也的确得花个几年时间。一来二去,差不多十年,一直到1988年,反复读海德格尔,成了半个海德格尔专家。这之前和这之间,我自己有很多想法,我觉得跟海德格尔的很多想法相通,读海德格尔颇有助于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成形。对我来说,我就只想弄清楚一些问题,至于读谁,通过谁去弄清楚它,一开始在你读之前,不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但是你一旦读进去之后,你难免就会深深地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你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个路径。

要不是这些工作,我想我不会读海德格尔一读就读十年。我个人是觉得人生有限,还有那么多好东西要学呢,黑格尔、康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生没那么多个十年。我以前读鲁迅,鲁迅全集,也许加在一起也没超过一两年。

虽然攻读海德格尔对我很重要,但我没想要成为海德格尔专家,没想着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或别的谁。一旦把《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写完,我就赶紧去干点我好几年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尤其是读维特根斯坦。可以说,这个愿望一再推迟。维特根斯坦我早就很想精读,但像上面说的,我的实际工作进程没给我留下大块的时间,现在有了点儿空闲,我就去攻读维特根斯坦。要读维特根斯坦,必定要读一点儿一般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这样就显得是在学术志趣上有个转变。别人也许觉得我有个转变,我自己不这么看,不觉得那是学术志趣的转变,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学术规划,只是跟着问题走。我的思考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个我自己不大知道,应该是别人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一直追索自己的问题,“一条道走到黑”,但别人也许会判断说我的想法变了,内容、重心、方式发生了变化什么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读得多,因为他们对我最有吸引力。在读海德格尔的时候,读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能够更真切地感知到他们的思想内容。斗胆说一句吧,跟他们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自己的思想在跟他们对话中展开。我也会说,这两位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不过这个见仁见智。而且,谁更重要,这事儿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些什么。

六、走出普遍主义

总之,对我自己来说,无所谓从海德格尔转向分析哲学。要说转变,思想的总体倾向倒是有转变。是什么呢?简单说,是走出普遍主义。我一开始读哲学,是读黑格尔,后来一直读到柏拉图,不管读得深浅,但是大致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框架和精神框架下思考的。简单说,有一套终极的真理或者唯一的理念,其他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一的分殊。可以说是普遍主义的或绝对主义的。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种普遍主义。我不知道这个转变是啥时候发生的,也说不上是在哪一位的影响下发生了这种转变。1975年之后,我读杜威、威廉·詹姆士,读罗素,后来读海德格尔,读维特根斯坦,渐渐地,离开了唯一真理的想法。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不是我说的,二十世纪好多哲学家这么说,比如海德格尔,他晚年有篇文章就叫做《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

我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到马克思,普遍主义是主流,我认为到尼采之后,到这个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开始松动真理唯一性的传统。这样的思想家也许仍然是少数,但这第二类思想已经有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然了,这种思想资源远远超出二十世纪,你可以一直回溯到古希腊——这个思想资源一直在那里,但它不是主流。

海德格尔说,永恒真理是基督教思想的残余,我们也蛮可以这样说唯一真理体系的观念。年轻时读观念史,都说比起多神论,一神论是一种进步,后来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一神论在什么意义上是种进步?近世以来,唯一真理的观念又有科学真理观的影响。科学追求唯一的真理,而人们由此认为,要么只有科学能提供真理,要么其他真理也都像科学真理那样是唯一的。这两种主张我都不同意。

我从普遍主义转开,这可能跟我的政治思想也有点儿联系,在政治观上,我也不再信从唯一真理。我年轻时候对专制政体深恶痛绝,对民主宪政无限憧憬,认为民主宪政就是人类的目标——无论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挫折和倒退,人类社会最后要归于民主宪政。但八十年代之后,我不再认为历史有一个必然的目标。我个人始终向往民主宪政,进入近代以来,我看不到什么别的政治体制能够比民主宪政制度更优越,想不出如果没有民主宪政,近代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民主宪政带来的远远不止于经济增长上的成就,还有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还有人与人的关系的成就。就此而言,我的想法没什么改变。但我不再认为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处境如何,都应该采纳这种制度。民主宪政是不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归宿,我也不那么肯定了。民主宪政制度是十六七世纪以来在西方生长起来的,那时候,西方开始主导整个世界的走向,二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大致和平繁荣。但这个格局我个人认为正在扭转当中,由西方主导世界的局面将一去不再复返。这个转折是全方位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一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苏联解体的时候,自由主义似乎完胜,福山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这简直成了笑话,看看这二三十年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化吧,民主宪政制度还说不上在衰败,但它的生命力远不像从前那么强大了。会不会有另外的制度更适合新的社会状况?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或多种政治形式代替民主宪政,成为将来的主流,或者干脆就没有主流,这些可能性我现在觉得都是有的。这些可能性也许来,也许不来,我不知道。

我说代替,并不是说新的可能性一定更好。我不是进步论者。适应性不一定是好的,适应性在一个意义上当然是好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不一定是好的,蟑螂比熊猫更适应地球的环境。你要是站在公元前后的罗马展望此后的一千年,你不见得会为将来欢欣鼓舞,你倒可能感到挺焦虑的。

我倒也不是悲观绝望。乐观和悲观,其实都跟长程历史没多大关系。这也是我的想法的一个转变。刚才说到,我们一代人的抱负,总跟社会有关,跟政治有关,希望能够对社会有益处,最后实实在在改变这个社会,使这个社会向我们所认为更可欲的方向发展。刚才也讲到,最初,我会认为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像黑格尔或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无论什么道路,逐渐会归聚汇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上来。我们个人的追求要跟历史的发展相应,历史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个人就往这个方向去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后面,八十年代之后,我的想法不同了,大概意思是说,历史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历史会沿着意想不到的道路去发展。历史的远景我们看不清楚。技术发展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变化,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它们的影响,你们年轻人比我感知的多。历史的远景我们看不清楚,不必投入太多的情绪。

实际上,小到个人的一生,大到世界的历程,不一直是这样吗?让我们憧憬,让我们焦虑,让我们的一些希望失望了,让我们的一些恐惧成真了,也让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产生了。我觉得我们的行动,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做,不能够过多依赖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判断,这些判断几乎从来都是错的——大势的走向倒不一定跟我们判断的相反,但世界总是提供了很多我们事先没想到的可能性。

从前,我可能倾向于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成人类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不是这样来思考政治和历史。没有像柏拉图理念那样的一种政治理想,更需要了解的是实际的历史进程,我们眼下的实际社会状况。我们并不是看到了历史的最终走向,把所有的努力归拢到一起来促进历史发展——即使真有这么个走向,它还可能是我不喜欢的走向呢。引用长程历史走向来为政治行为作证都是伪证,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就够我们用来做判断了。我有时候会跟周濂交换这方面的看法,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要说不同之处,可以说,周濂更多关注政治哲学、政治理念,我更多关注政治史和实际的历史吧。

但这样一来,个人跟历史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说的是长程历史,那我干脆说,没谁能看清他跟历史发展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做的事情过多地跟历史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把我们做的事情拉近到你大致看得明白的地方来——你知道这是好的,你不知道它终极是好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这是你应该做的。它不是什么千秋功业,但它是实实在在的思考和行动。

我希望我这么说不是完全胡言乱语。我针对的是过去的那种历史观,把我们个人的所作所为融入到那种整体的历史发展中去。历史往哪里发展,一千年后的事,我们真的不知道,但眼下有些可能性,我们能看到一点儿,我们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去做一点儿。我们的认知十分有限,我们努力放开自己的视野,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太远的远景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也许有些大趋势,例如,技术越来越发达,成指数进步。例如,近几个世纪,整个世界向平民化发展。但这跟你要做什么没啥关系。我想说,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的历史观点是什么,更多的从那种大的历史观拉回来,拉到一个你比较有把握的认知中,以此来塑造和调节你个人的生活和事业。

这并不是说,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如果历史就这样发生了,我们还去阅读和研究历史干吗?最多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我们读历史,因为历史拓宽了我们看待现实的视野。我们读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为了看清历史的总体走向。在人类的整体发展中给自己找个位置,这只能是幻觉。历史教给我们更具体而微的东西,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

七、回国与写书

我是1993年回国的,那时候,中国的文科衰落到了底点,大家都知道的。哲学系招生,门庭冷落,回想恢复高考那几年,很多精英青年争着进哲学系,那几年招收的哲学生里,后来出了不少人物。当时文科特别悲观,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我个人倒觉得事情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文化热是过去了,但中国那么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本来是骂世的,但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句话,那么多人,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是会有好多人热心哲学。

实际上,我回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思想上一个小小的小阳春,很多人出国了,散到商界去了,但还是有些人,人还在,心不死。朋友们又在想办法办杂志,努力恢复一点儿八十年代的那种思想气氛。朱正琳、梁晓燕他们在办《东方》杂志,找我写文章。过去的写手不少人流落国外,或者转行做别的去了,新的写手还没长成。那几年我写了一些小文章,还写书评什么的,写得比后来多,后来写的更像学术性的。我大概不是那么要成为作家,更爱做点儿钻研,一个问题想好多年那种,主要是写笔记,不是写文章。

回国不久,王炜张罗我回北大教书。讲讲海德格尔,讲讲维特根斯坦,讲讲语言哲学。有些学生常来听课,张华、周濂、陈岸瑛、陆丁、刘畅、李旭……他们小我二十岁,但在一起蛮谈得来,亦学生亦友。

后面没什么可讲的了,就是教书,读书,写点儿东西。我曾经说,中年以前人有故事,中年以后就是干活。华师大的郁振华读过我的不少东西,独独对这句话印象最为深刻。人到中年,要做的是一项一项地干活。九十年代,前面说了,先把《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出版了,在系里领了个任务,写了本《语言哲学》。讲维特根斯坦的时候,顺便把《哲学研究》译出来了。接着出了一本《哲学·科学·常识》。后来又出了几本书,《说理》《何为良好生活》,还有什么。

这些书,有人说这本比较专业,那本比较通俗,也许是这样,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区别不大,都是有一些让我自己困惑的问题,经年累月思考,自觉有了比较连贯的思路,就写出来了。这跟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不一样,你不仅需要这里那里有一点心得,你要能够把这些想法联系到一起,这就要求你对一个问题或一套问题沉浸较长时间,系统阅读,长期思考。刚才说到,这些多半是概念层面上的困惑,何为正义,何为美,何为知识,何为生,何为死。大多数人在这个层面上思考得少一点。

比较起讨论热点问题,我更偏向于这种坐冷板凳的活计。朋友们在做更重要的事情,从商的,从政的,做媒体的,各种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在发生,重要的事情需要人去做,但坐冷板凳的事好像也需要人来做。做这种事情,碰巧我还算适合,我比较坐得住,而且我碰巧就已经在做着了。坐冷板凳的人还有一些,有的人在做近代史,像杨奎松、沈志华,有的人在做考古,像李零做古文献。这些人做的工作我佩服得不得了,他们的书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书我说不定全读过。我做的这一块,我没有见到很多人在做,我碰巧做这一块,为什么不好好去做呢?

我算相对认真的,但这些书每一本都写得不太好,每一本,刚写成就觉得应该重新写过,比如说《语言哲学》,我一直想改写,后来终于从头到尾改写了。也许每一本都不该急着出版,还不够成熟就出版,有种种原因,从我自己这方面说,一个题目,一时也就做到这里了,想放下,想把在另一个领域里的思考整理出来。这些不同领域有内在理路上的联系,比如说,语言领域的工作,哪些属于思辨,哪些是要去实证的,这背后是哲学和科学分野的大问题。再比如,思考伦理问题,人生问题,这些思考有真理性吗?抑或你只不过是把你所钟爱的一些价值用似是而非的论证来作装饰?这就要去考虑说理和论证的一般性质。你是在说理呢抑或各自在为自己的价值观鼓呼?一个问题引向另一个问题,我在一个领域工作一段时间,放下了,又到下一个领域做一点儿。那些领域还没有人去做,荒芜着,或者,做了,但做得相当差,比我还差很多,甚至完全不得要领,我坦率说是这样。所以,虽然我对自己做的工作从来都不满意,但我也没有觉得那么后悔,我早就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大概也只能做成这个样子。说起来一晃也差不多二十年了吧。

我的基本看法是,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跟科学的思考有根本的不同。科学的思考在一个很简单的意义上是有真理性的。一道数学题,最简单地说,我们承认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类似标准的答案,关于人生问题,社会的问题,对我来说很显然,没有一套标准答案。另一方面,并不因为没有一套标准答案,这里就完全没有真理性,而无非是我喜欢这样你喜欢那样,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完了。这里仍然有实质性的讨论、对话、争论,我们可能实质性地被说服,获得更富真理性的见地。要把这里的真理性说清楚,殊非易事。一条思考路径是,去弄清科学如何成其为科学的,它为什么会得到它所得到的那类真理,弄清了这个,你岂不就明白了人生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不能够达到那种真理性,以及为什么不应该达到?岂不就对怎样去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个更牢靠的自我意识?我写了几本书,大致是在这个思想框架下写的。

哲学思考并不会提供终极答案,这一点,有些人听来觉得怪绝望的,但不一定,有点儿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他说哲学问题是这样一些问题,是些你随时可以把它放下的问题。至少到我这把年纪,我没那么勉强自己,能做点最好,因为我喜欢工作,不工作就觉得没好好过日子。但是,做不动了或做不好了,我就不做,我跟我的学生说,等到什么时候我在课堂上像一些老先生那样,不断重复自己过去讲过的,说上一遍又一遍,我说你们如果真爱你们的老师,你们就要好好告诉他,您该好好回家吃点喝点,过你的日子。油干灯尽,啥都不做了,我觉得fine。年轻人接着做,用新的方式来做。

眼下说,我还会接着走一段,但大概不会沿用从前那种工作方式了。写一本书,把你在一个领域的思想整理出来,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方式。我现在对这种方式抱有很深的怀疑,时代变了,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变了。我不知道下面还会怎么做,大概不会是再写一本书,比如政治哲学方面的书,可能更愿意就一本别人的书,做comments(评述)来阐述我在政治哲学方面的一些思考。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不太流行,叫做《弑君者》,判查理一世死刑的那个律师约翰·库克的传记。读那本书我挺有感觉的,你可以从中看到在中国和西方这两种不同政治传统中,碰到这种政治危机时刻,这种重大的历史转变时刻,人们的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反应。要是沿着这样一个事件去讲中西方政治思考和政治处理方式的不同,比起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来讲中西政治哲学差异,我觉得更落实得多。

八、放弃唯一性,坚持真理性

这就到了最后了,来说说你们要我说的,对年轻人说几句话,提点儿希望什么的。说的是打算从事哲学的年轻人吧?我刚才提到哲学已死这话,愿意做哲学的年轻人听来,这怪丧气的。我个人理解,哲学的终结大概是这个意思——哲学是求真的思考,目标是无所不包的唯一的真理体系。简单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性,一个是唯一性。很多人,包括我,不再接受真理的唯一性。非把两者连在一起,有些人就干脆放弃了真理性。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方面要放弃唯一性,另一方面要坚持真理性。这是有点儿难的,但难的才有意思。

放弃唯一真理这个想法,并不是要引来粗俗的相对主义结论。尼采提倡“视角观”,用后来的话说,他不接受上帝之眼。各有各的视角,这的确可以导致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是绝对主义的一种变体,把自己的视角视作无法调整的。其实,我们在对话中时时都在调整自己的视角。能对话就不是相对主义。我一直说,我们不能靠把一切都归拢到一个绝对的观点之下来克服相对主义,真能消除相对主义的,相反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儿什么。这时候,你的信念和行动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因此,此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虚假的。跟你不同的人,跟你冲突的人,他有他的实在。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的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是的,他有虚假的虚幻的东西,因此你要与他一争,但这个过程是双方的,你也有你的虚假和虚幻,你也要在这种争执中变得越来越实在。

如果我想的对头,那么,可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叫不叫它哲学?哲学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还远远不会死。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一代一代都会涌现。跟我们相比,年轻人有优势。单说外语,他们明显比我们这代人强很多。他们受到更正规的学术训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把眼光拘囿在学院范围之内,要把学术上的问题跟他自己人生的问题,跟他时代的问题连到一起。即使说到表述方式,也不要完全限制在学院论文体上。实际上,我很怀疑像从前那样做哲学还有多大意义,需要更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真实处境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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