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普鲁伊特把他的车借给了我。

他接受了我的说服。我们站在他哥哥房子前面的草坪上，我向他解释，我觉得弗兰克·莫雷蒂有个秘密。如果我跟踪他，探明他的秘密，可能有助于我证明他构陷了加里。这样我们就离让加里被释放更近了一步。问题是莫雷蒂认识我的皮卡。我需要一辆在车流里不显眼的车。

尼尔看起来有些困惑，但他把钥匙给我了。我把皮卡的钥匙留给他，希望这样能让他放心。他其实并不认识我。他在意识深处肯定想知道，他能否再看见我或者他的车。

我成功在五点过十分抵达市中心旧法院大楼的警察局。喷泉在法院台阶下面的广场上喷着水。我把车开到后面的停车场。弗兰克·莫雷蒂的黑色雪佛兰不见踪影。

我在这个街区转了一圈，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莫雷蒂可能是几分钟前离开的。但他也可能今天根本没来警察局。他是个警探，不是一辈子坐在桌子后面，每天五点下班的文员。他现在可能正与目击者谈话，或者在犯罪现场。他可能在任何地方。

我开始看到自己计划的缺陷。

我又来到停车场，这时正好有个警察要把巡逻车开走。他开车驶过时，冷冷地看着我。我可以找个车位，停车等待，也可以继续兜圈子。莫雷蒂也许会在这儿出现。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正在监视警察局。

我又在这一街区转了一圈，然后向北开，沿着莫雷蒂两天前的行驶路线行驶。街上挤满正要回家的通勤者。我离开市中心，上了图灵路。我看到熟悉的地标：哥伦布骑士厅，动物医院，独木舟出租店，那名年轻警察在那儿把我拦下来的日托中心。

我在日托中心的马蹄形车道上转弯。我往回走了约八百米，在动物医院的停车场挑了个位置，我在那里可以看到路。这似乎是我的最佳选择。莫雷蒂曾经走过这条路，在两天前的大约这个时候。也许他还会走这条路。

我打开收音机，坐在车里等着。收音机最后一次停留的频道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尼尔·普鲁伊特这样的教师的自然选择。傲慢的频道，我父亲会这样说。我听了首叫《通盘考虑》[英文名为“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歌，听说了印尼的骚乱。之后是关于在英国举行的一场经济峰会的报道，接着是对弗兰克·辛纳特拉一生的回顾，他在那周早些时候去世了。再然后是关于熊的报道——阿拉斯加冬眠的熊。它们已经醒来，因为温暖的春天来了。

熊几乎可以睡半年时间，记者说，但它们不会像我们一样肌肉萎缩。

听起来不可能。也许有科学解释，但我不记得。我看见弗兰克·莫雷蒂开着黑色雪佛兰经过时，关掉了收音机。

我不需要跟踪他很久，也许只跟了六公里。他先是在图灵路上开——公园和墓地在我们左边向后退去。我紧盯着他，但让我们之间至少有一辆车。

我们来到斯托克斯路，然后他向西拐弯。蓝色的水在我们两边展开。水库。然后是房屋、一座教堂和一个消防站。接着是一道低矮的石墙，石墙后面种着常绿植物。莫雷蒂减慢车速，拐上穿过石墙中间豁口的一条小路。豁口右边立着一块标牌，牌子上写着：“夏日溪湾庄园”。

我没有继续跟着他。我往前开了约八百米，然后折返。我回到石墙上的豁口旁边时，以为自己可能会发现莫雷蒂在等我，但他不在那儿。我拐弯，沿着小路往前开，上了一段和缓的斜坡，两边是常绿树木。树木尽头是一块宽阔整齐的草坪。有几栋建筑，但没有一栋看起来像庄园大宅。这些建筑长而窄，都是平房，似乎有些年头了。一共有三栋这样的房子，排布得像正方形的三条边，中间有个庭院。

我在离这三栋房子很远的地方停车，尽量离莫雷蒂的车远一些。我愉快地走了一段路，朝着庭院而去，微风吹着我的背，空气闻起来有松针的气味。在庭院的一边，一位老妇人坐在轮椅上，大腿上披着一块毯子。在院子的另一边，一个身材像橄榄球中后卫的光头男人靠着墙，正在喝可乐。他穿着牛仔裤和一件褪色的绿色罩衫，那罩衫可能曾是护工制服的上半部分。

我友好地对他点点头，问道：“这里是养老院吗？”

他在下巴下面举着可乐罐，打量了我一会儿。“他们不这样叫，”他说，“他们叫它长期照护机构。”

“是和养老院差不多的机构吗？”

“你很难讲清它们的区别。”

他的声音很轻，好像他不希望那位老妇人听见我们说的话。“我可能想转一转，”我说，“我们在给我祖母找个地方。”我等着他拆穿我的谎言，但他没有。

“你可以和一位女士谈一谈。她负责接收。”

“我想先自己看看场地，”我说，“如果能被允许的话。”他耸耸肩。“我不会拦着你，”他说，“但别逛得太远。”

我不需要。我离开院子，绕过正方形西边的房子。有野餐桌和花园，在花园后面，草坪向下延伸到一条弯弯的小溪——“夏日溪湾庄园”里的小溪。有一条铺着地砖的小路通往小溪，小路的宽度能容纳两辆轮椅，小路的尽头有个俯瞰小溪的木头平台。你可以坐在平台上看风景。

平台上有人。其中一个人是弗兰克·莫雷蒂。另一个人是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穿着和那个光头中后卫一样的淡绿色罩衫。

第三个人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性。和我预想的不一样，不是老妇人。她皮肤苍白，头发是深棕色。距离太远，我看不出她的年纪，但我猜她很年轻。大学生的年纪。差不多和安吉拉·里斯一样年轻。

我站在上面的小路上看着他们：莫雷蒂在和那个穿绿罩衫的女人聊天，然后蹲在轮椅旁边，和那个棕发女孩说话。女孩有只毛绒熊，莫雷蒂把毛绒熊拿起来，来回摆动，以它的名义说话——你会这样逗孩子。

过了一会儿，那个穿绿罩衫的女人离开他们，从下面走上来。她有点胖，走得慢。莫雷蒂还在用那只毛绒熊逗女孩，后来两人应该都玩腻了，他把女孩的轮椅往溪边推了一点。他指着水里的某样东西。他又指天上的云。指飞过头顶的鹰。

穿绿罩衫的女人走到上面的小路上时气喘吁吁。她经过我身边时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坐到一张野餐桌旁。我给了她一会儿休息的时间，然后走过去。

“天气真不错。”我说。

她抬起头，主要在看天而不是看我。“晚些时候应该会下大暴雨。”

“真的吗？”

“我是这么听说的。”

我往前一步。“介意我坐下来吗？”

她又抬起头，这次注视着我。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可以忍受我的存在，尽管她并不喜欢这样。我坐下来。

“我可能会把祖母送到这儿来。”我说。“这是个好地方。”

“看起来挺好。我刚才转了转。”

“你去办公室，他们会带你参观。”

“我大概会去的。”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我想她可能会离开——她已经从走路的运动中恢复过来。但她坐着没动，看着我，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她的手很漂亮，指甲修过，也做了图案。这双手被注入了不少心思。她的头发也是：很多条穗带被紧密编织进头发里。她的脸看起来和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胖，但骨架似乎很结实。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智慧、谨慎和严肃。

“我们有个共同的熟人，”我说，“弗兰克·莫雷蒂。”

“是吗？”

“你认识他很久了？”

“他常来。”

“我没想到今天会见到他。我不知道他来这儿了。他来看望的那个女孩很年轻。”

“她的确很年轻。”

“是他的女儿吗？我不知道他有个女儿。”

穿绿罩衫的女人没有回应我。她的目光坚定，她的嘴巴抿成一条不带感情的线。

“我可以自己问他，但那样似乎有点尴尬，”我说，“我不想给他一种我想刺探他个人生活的印象。”

“的确尴尬，”她说，“如果给了他那种印象。”

“是的。”

“当然，你可以不刺探。”

“没错。”

“给所有人都留个好印象。”

她的眼睛周围有笑纹，但当时的情况很明了：她是不会对我笑的。没关系。她没必要喜欢我。我拿出钱包。

“我想了解那个女孩，”我说，“我们也许可以互相帮助。”

我终于得到一个微笑。一个淡漠的微笑。“你叫什么名字？”她说。

“拿破仑·沃什伯恩。”

“这是什么鬼名字。”

“有些人叫我坡。”

“坡，你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呢？”

我打开钱包，拿出两张二十美元和一张十美元的纸币放到桌上。微笑不见了。她的表情变得冷漠。

“不算特别多。你知道那个人——莫雷蒂先生——的身份吧？”

“我知道。”我说，在那堆钱上加了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

她没有伸手动钱。“坡，你赌过钱吗？”

“当然。”

“你知道真正的赌徒是怎么赌钱的吗？”

“对我讲讲。”

“他们拿定主意后，会全下。你愿意全下吗？”

我把钱包里所有的纸币都拿出来，又把空空如也的钱包给她看了看。

“全下了。”我说。

她张开漂亮的双手，把面前的钱整理好。她没有数钱。她没有把钱推开。

“你想知道什么？”她说。

“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她多大了？”

“她的名字叫埃琳。她二十一岁。”她从那堆钱上拿下来一张，撕成两半，“再问我些别的。”

我看着她把钱撕碎，扔到肩膀后面。碎片落到草丛里。她冷酷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现在在玩另一个游戏，不是我有把握的那个。但我需要知道这个游戏会如何结束。

“她是他的女儿吗？”我说。

“我没看过她的出生证明，”穿绿罩衫的女人说，“但我知道她管他叫爸爸。我知道他几乎每天都来这儿。我知道埃琳给他画了很多画像。用蜡笔画的。那些画像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三岁小孩画的。因为她现在就是三岁小孩。”

她又撕了张钱扔到草丛里。“再问我点别的。”

“她怎么了？”

“车祸。在她十七岁那年。发生在午夜之后的公路上。她坐的那辆车行驶在中线上，一头撞上一辆大卡车。她在副驾驶座上。从腰部以下都没知觉了，脑袋也受伤了。昏迷了两个星期。”她又撕了一张钱，“再问我开车的是谁。”

“开车的是谁？”

“她的一个老师。问我他为什么会在午夜之后开车行驶在路上，带着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她一直在小心地控制自己的声音，但我现在可以听出其中的愤怒。

“没必要了。”我说。

“我猜也是，”她说，“他当场就死了。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不记得他了，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她一直记得莫雷蒂先生。他不在这里的时候，她想念他。他每次离开的时候，她都会哭。”

“她母亲呢？”

穿绿罩衫的女人把剩下的钱整理好。“她过去也常来，在差不多第一年的时间里。然后她意识到自己的女儿不会好了。三岁女孩，而且永远都是三岁。很艰难的状况。对埃琳的母亲而言太艰难了。她坐到浴缸里，割开了两只手的手腕。”

这个女人把剩下的钱一起撕了，一次，两次。碎片飞到她的肩膀后面，散落进草丛。

她说：“你的疑问都得到解答了吗，马龙先生？”没有刻意强调我的名字。她只是随意地说出了它。“是的，得到解答了。”我说。

“很好。因为莫雷蒂先生只想让你知道这么多。你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只能自己去问他了。而我知道他不想和你说话。你不是他的朋友。”

“是的。”

她环顾花园。只有番红花开花了。“我相信我是他的朋友，”她说，“因为他那样对我。”她回过头来看我，声音低下来——让我注意听的一种方式，“他是我见过的最温和的人，但我不愿意想，你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再来这儿，试图接近埃琳或者和她说话。”

“我不会再来了。”我说。

“或者你做任何打扰她在这儿生活的事，或者让她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我明白。”

“很好。你现在可以走了。”

她看向我肩膀的后面，向某个人示意。我转过头，看见那个光头男人向我们走来。那个中后卫。

“他是卡尔，”穿绿罩衫的女人说，“卡尔，这位是大卫·马龙。他的参观结束了。他要走了。”

穿绿罩衫的女人没有站起来。一阵微风吹过，吹起草丛里被撕碎的钞票。在下面溪边的平台上，弗兰克·莫雷蒂又开始了毛绒熊的把戏。我跟着卡尔走。他比我高十来厘米，大概比我重十五公斤。他没有抓我的胳膊，但就在我身边。

他一直没有说话，直到我们到达停车场的边缘。然后他说：“我欠你一个道歉。”

“为什么？”

“我如果知道你是谁，会让你赶紧走。省得大家都有麻烦。但我信了你的话，关于你祖母的事。”

“抱歉。”

他在我身边慢慢地走着。“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去世了。”

“我的祖母还活着，”我说，“七十多岁。但没准备好到这样的地方来。”

“那太糟糕了。撒关于她的谎。”

他是个有态度的人。“是啊。”我说。

我们走到我借来的车旁边。卡尔流连不去，用一只手掌摸着光光的脑袋。

“你得离开，而且不能再来，”他说，“这个不需要我说了吧？”

“我已经被告知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从他面前转过身，开门。这是个错误。卡尔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肩膀上，将我推到车上。然后他猛地打了我，就一拳，打在肋骨下面后腰中心的旁边。打在了肾上。

我从来没被公牛撞过，但那种感觉应该和我被卡尔打了之后的感觉差不多。我的肺被挤空，我的两个膝盖似乎不见了。我顺着车身滑下去。双手和双膝着地。我以为自己会呕吐，所以等着，但张开的嘴里只流出了口水。呕吐没有发生。

我抬头，但这个动作让我头晕目眩。我坐在地上。看见卡尔俯视着我，晃着右手，屈伸手指。

“没那么糟，”他说，“我没使全力。”

他抓起我的一条胳膊，想把我拽起来。我猛地打他。他屈膝又抬膝，想把我抵在车上。我的后腰碰到后视镜，我呻吟起来，差点又倒下去，但他扶住了我。

“你没事的，”他说，“呼吸。”

我试图推开他，自己站着。但为时过早。我又要倒下，但他没让我倒下。

“动作慢一点，”他说，“你会没事的。我得确保你听进去了。被告知了是一回事，听进去了是另一回事。你明白了，对吧？”

我点了一下头，让他知道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把我扶进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