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星期天的早晨理解为休息的象征。但整个少年时代，天吾从来不觉得星期天的早晨是快乐的，连一次也没有。星期天总是令他情绪忧郁。一到周末，身躯就会变得呆滞沉重，丧失食欲，全身处处开始发痛。对于天吾来说，星期天就像个始终把黑暗的背面朝着他的变形的月亮。要是星期天永远不会来访该多好啊！少年时代的天吾常常这么希望。每天学校都开课，没有休息日，那该多么愉快！他甚至还祈祷过星期天不要来——这样的祈祷当然不可能应验。即便是现在，自己长大成人，星期天已经不再是现实的威胁，然而那天早晨醒来，有时还会毫无来由地心绪黯淡，感到浑身关节吱吱作响，甚至会产生呕吐感。这种反应已经深深地沁入心灵深处，恐怕渗透到了深层的潜意识中。

父亲担任NHK的视听费收款员，一到星期天就带着年龄还小的天吾出去收款。这从上幼儿园前开始，直到他上小学五年级为止，除非星期天学校有特别活动，从未间断过一次。早晨七点起床，父亲用肥皂把天吾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仔细检查他的耳朵和指甲，给他穿上尽量干净（但不奢华）的衣服，允诺待会儿给他买好东西吃。

别的NHK收款员星期天是否工作，天吾不知道。但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星期天必定要去工作，不如说比平时更卖力，因为那些平时不在家的人，星期天就能找得到他们。

他带着小天吾一起去收款，有几个理由。无法把幼小的天吾独自扔在家里，是一个理由。平日和星期六把他交给保育园、幼儿园或小学，而星期天这些地方都休息。应该让儿子看看父亲在做怎样的工作，是另一个理由。自己的生活是建立在怎样的营生上，劳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事小时候就得知道。父亲自己从刚记事起，便被赶到农田里去干活了，根本没有什么星期天。农活繁忙时，甚至还得请假下地干活。这样的生活对父亲来说原本是理所当然。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理由最有算计的色彩，所以也最深地伤了天吾的心。父亲深知，带着小孩子去收款，常常能事半功倍。面对牵着幼儿的收款员，“这种钱我不想付，赶快滚蛋”之类的话便难以开口。在孩子的凝视下，许多原本不打算付款的人也只得掏出钱包来。所以父亲在星期天专门走难收款的人家居多的路线。天吾一开始就悟出了父亲期待他扮演的角色，无比反感。但另一方面，为了讨父亲的欢心，他也不得不动足脑筋，完成父亲期待的表演。像耍猴戏的猴儿。如果赢得了父亲的欢心，天吾那一整天都能得到温情的对待。

天吾唯一的宽慰，是父亲负责的区域离自己家有一段距离。天吾家在市川市郊外的住宅区里，父亲的收款地区则位于市中心，学区也不同，总算避免了去幼儿园或小学同学家里收款的情形。尽管这样，走在市区繁华地段，偶尔也会和同学擦肩而过。这时候他总是飞快地闪身躲在父亲身后，不让对方察觉。

天吾同学的父亲，大多是去东京中心地区上班的白领。他们觉得市川市就是东京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某种机缘偶然编入了千叶县。到了星期一早上，同学们便起劲地谈论星期天自己去了哪儿，干了什么。他们去了游乐场、动物园、棒球场。夏日里去南房总游泳，冬天则去滑雪。或是让父亲开车出游，还有的去爬山。他们起劲地谈论这样的经历，交流各类场所的信息。但天吾无话可谈。他没出去旅游过，也没有去过游乐场。星期天从早到晚，都要跟着父亲去按响素不相识的人家的门铃，向开门出来的人鞠躬收钱，如果对方不愿付款，就连哄带吓。如果对方要理论，就上演一场论战，也曾被当成狗一样辱骂。这种种经历无法在同学面前卖弄。

小学三年级时，他的父亲是NHK收款员的事被全班人知道了。大概是他跟父亲去收款时，被谁看见了。要知道每个星期天从早到晚，他都得跟在父亲后面走遍市内每一个角落，被熟人看到也是必然的（他已经长得太高，没法再躲在父亲身后了）。以前居然一直没暴露，反倒更让人诧异。

从此，同学们就用“NHK”这个外号来喊他。在出身白领家庭的中产阶级的孩子聚集的社会中，他不得不成为一种“另类”。许多对别的孩子来说理所当然的事，对天吾来说却并非如此。天吾住在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过着另类的生活。他在学校成绩优秀，而且擅长体育，身材高大又有力气，老师对他也事事关照。因此尽管是“另类”，在班里却没有成为遭排斥的对象，遇事反而对他另眼相待。然而，就算有人邀请，说星期天一起到哪儿玩，或是到我家来玩，他也无言以对。因为他明白，就算告诉父亲“这个星期天大家都到某某同学家去聚会”，父亲也不会理睬。对不起，星期天我不方便。他只能这样婉言谢绝。连续谢绝几次后，自然不会再有人来邀请他。等回过神来，他在班上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总是一个人。

星期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得跟着父亲从早到晚沿着预定的线路去收款。这是绝对的铁律，既不容更改，也没有例外。哪怕患了感冒不停咳嗽，哪怕发着低烧，吃坏了肚子，父亲也大多不会迁就。这种时候，他踉踉跄跄地跟在父亲身后，心里常常想：要是就这么倒下死去该有多好。这样的话，父亲恐怕会多少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吧——自己也许对孩子太严厉了。但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倒霉，天吾天生一副健壮的体格，哪怕发烧、胃痛，哪怕想呕吐，都从来没有倒下过，也不曾失神昏迷，只能跟着父亲走完漫长的收款路线，连一句怨言也不吐露。

天吾的父亲在战争结束那一年，身无分文地从满洲撤回国。他出生于东北的农家，排行第三，跟着同乡一起加入“满蒙开拓团”，去了满洲。他倒不是盲目地相信政府的宣传，以为满洲就是王道乐土，土地辽阔肥沃，去了那儿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王道乐土之类的在哪儿都不可能存在，这种事他一开始就心知肚明。只是他们饥寒交迫，待在乡下的话，就只能过着快要饿死的日子。世间又极不景气，失业者充斥街头巷尾，到城市去也别指望找到活干。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前往满洲这一条生路。他们接受了有事时能拿枪的开拓农民的基本训练，脑子里塞进了一点关于满洲农业情况的应景知识，送行时接受三呼万岁的礼遇后，就离开家乡，再从大连坐火车被送到了蒙古边境，在那儿分到了耕地、农具和步枪，和同伴们一起开始经营农业。那是布满碎石的贫瘠土地，到了冬天万物都冻结成冰。因为没东西可吃，连野狗都吃了。尽管这样，最初几年好在还有政府的补贴，总算熬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就在生活终于开始呈现稳定迹象的时候，苏联对日宣战，全面攻入“满洲国”。结束欧洲战事的苏军将大量兵力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往远东，扎实地调整部署，准备跨越国境。父亲从一位偶然交好的官员那儿得知这样紧迫的形势，预料到了苏军的进攻。那位官员偷偷告诉他，关东军已经弱得不堪一击，要赶紧做好只身出逃的准备，逃得越快越好。所以苏军突破国境的消息刚传出，他就骑上事前准备的快马冲到火车站，挤上了开往大连的倒数第二班火车。同伴中当年就能逃回日本的，他是唯一一个。

战后，父亲来到东京，做过黑市商人，学过木匠手艺，可一样都没成功，只能勉强填饱肚皮。一九四七年秋，他在浅草的一家小酒馆里干送货的活，偶然在路边遇到了在满洲时的熟人，就是那位把日苏开战在即的消息偷偷告诉他的官员。当年他是被借调到满洲做邮政工作的，这时已回到日本，在以前工作的递信省[今日本邮政省前身]供职。大概是同乡的关系，加上官员知道天吾的父亲是个吃苦耐劳的人，对他似乎很有好感，就请他吃饭。

得知天吾的父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艰难，这位官员主动问他愿不愿意做NHK收款的工作。有个好朋友在那个部门干，可以帮忙。如果能那样就太好啦，父亲说。虽然不知道NHK是干什么的，但只要有固定收入，什么工作都成。官员写了封介绍信，甚至还出面做了他的保人。父亲便顺利地做上了NHK的收款员，接受了培训，领到制服，分配了工作量。人们终于从战败的冲击下缓过劲来，开始在贫困的生活中追求娱乐。收音机提供的音乐、滑稽节目和体育节目成了身边最廉价的娱乐方式，收音机的普及程度远非战前可比。NHK需要大量的人员到现场去征收收听费。

天吾的父亲工作起来十分尽心尽责。他的强项在于体格健壮，忍耐力极强。要知道有生以来他可是连吃上一顿饱饭都不容易，对这样的人来说，NHK的收款工作根本不算艰苦。不管人家如何破口大骂，他都毫不在乎。虽然仅仅位于基层，他却为自己隶属于一个巨大的组织而满足。先是干了一年计件支付工资、没有身份保障的委托收款员，由于业绩优秀、工作态度认真，便被录用为正式收款员。这从NHK的惯例来看是破格的提拔。在收款难度特别高的地区取得了优异成绩是重要理由，但递信省官员保人的威势也起了作用。从此有了固定的基本工资，还有各种津贴，搬进了公司宿舍，又加入了医疗保险。与几乎是一次性使用的委托收款员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幸运了。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图腾柱的最底端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天吾从父亲口中听过无数遍的老生常谈。父亲不唱摇篮曲，也不曾在枕边给他读童话。取代这些的，是把迄今为止的经历一遍又一遍讲给儿子听。他出生在东北的佃农之家，像狗一样在劳作和殴打中长大，又作为“开拓团”的一员前往满洲，在那片连小便都会在中途冻成冰的土地上，一边端着步枪驱逐马贼和狼群一边开荒耕作，后来从苏联坦克军团的履带下仓皇奔逃，安然回国，幸运地没被送进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忍饥挨饿地熬过了战后的混乱时期，又机缘巧合，幸运地成了NHK的正式收款员。一段长长的故事。成为NHK收款员是最终的完美结局，于是故事大吉大利地结束。

父亲很善于讲这样的故事。虽然无法确认事实究竟如何，但是大致合情合理。虽不能说十分含蓄，也是细节栩栩如生，叙述富有色彩。其中既有欢快的故事，也有感怆的情节，还有粗暴的场面。有的故事出乎意料让人哑然，也有的故事听过多次还莫名其妙。如果人生可以用轶事和奇遇的多彩程度来计量，他的人生也许称得上相当丰富。

但一说到被录用为NHK正式职员后的情形，不知为何，父亲的故事就陡然失去了色彩和现实感。他的讲述缺少细节，支离破碎，仿佛这对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事后余谈。他与某个女子相识，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天吾。而且妻子生下天吾数月后就得了病，离开人世。从此以后他没有再婚，努力做好NHK收款员的工作，独自一人把天吾带大，这样直到现在。故事讲完了。

他是怎样和天吾的母亲邂逅并最终成婚的？她是怎样的女人？死因又是什么（她的死与生下天吾有没有关系）？她去世时是比较平静，还是充满痛苦？关于这些，父亲几乎只字不提。天吾问他，他也是把话题岔开不回答。更多的时候，他会很不高兴，沉默不语。母亲的照片一张也没留下，连结婚典礼的照片也没有。父亲解释说，当时没有余力举行结婚典礼，也没有照相机。

但天吾不怎么相信父亲的话。父亲在隐瞒事实，另外编造了一个故事。母亲不是在生下天吾数月后去世的。在留给他的记忆中，母亲到他一岁半为止还活着。而且在天吾睡着时，她在一旁和并非他父亲的男人搂抱、亲热。

他的母亲脱去衬衫，解开白色长衬裙的肩带，让一个并非他父亲的男人吮吸乳头。天吾在旁边呼呼大睡。但天吾并没有睡着。他在注视着母亲。

这对天吾来说，就是母亲的纪念照。这长约十秒的情景清晰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这是他手中掌握的唯一的关于母亲的具体信息。天吾的意识通过这个印象，才能和母亲相连，虚拟的脐带把两个人连为一体。他的意识浮在记忆的羊水里，倾听着来自过去的回声。但父亲并不知道天吾的脑袋里鲜明地烙印着那样的光景，不知道他像原野上的牛一般将那光景没完没了地反刍，从中摄取宝贵的营养。父子俩各自深深地怀着阴暗的秘密。

这是一个让人心情舒畅的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但吹拂的风中却含着凉意，告诉人们虽说已是四月中旬，季节却能轻易逆转。天吾在黑色圆领薄羊毛衫外套上一件从学生时代穿到现在的人字呢夹克，下身是米黄色卡其布裤子，脚穿茶色暇步士，鞋子比较新。这一身是他最潇洒的打扮了。

天吾到达中央线新宿站开往立川的站台最前方时，深绘里已经在那里了。她一个人坐在长椅上，身体一动不动，眯着眼睛凝视前方。在怎么看都像是夏装的印花棉布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冬天穿的厚实的草绿色羊毛开衫，赤脚穿着一双褪了色的灰旅游鞋。在这个季节，这身搭配似乎有些奇妙。连衣裙太薄，羊毛衫太厚。但她如此装扮，并不给人别扭的感觉。或许她是通过这样的不协调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看上去不无这种可能。但她也许并未多加考虑，只是随心所欲地选的衣服。

她不读报，不看书，也不听随身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大大的黑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像是在盯着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远远地看去，就像一尊用特殊材料雕刻出来的逼真的雕像。

“等了有一会儿了？”天吾问。

深绘里看着天吾的脸，头微微摇动了几厘米。她的黑眼睛里有丝绸般鲜亮的光泽，却和上次见面时一样，脸上根本看不到任何表情。似乎此刻她不想和任何人交谈。所以天吾放弃了继续交谈的努力，一声不响地在她身边坐下。

电车驶来，深绘里默默地站起身，两人坐上了那趟电车。休息日前往高尾的快车里乘客很少。天吾和深绘里并排坐在座位上，无言地望着对面车窗外流过的都市风景。深绘里依旧一言不发，天吾也不声不响。她仿佛是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严寒，把羊毛开衫拢紧，紧闭着嘴唇面朝正前方。

天吾拿出带来的文库本开始阅读，犹豫了一下又作罢了。他把文库本重新放回口袋里，双手放在膝上，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仿佛要陪着深绘里。打算想想心事，又想不出一件可想的心事来。因为长时间把心思集中在改写《空气蛹》上，脑子似乎拒绝思考完整的问题。大脑中心似乎有一团乱麻。

天吾眺望着流过窗外的风景，倾听着铁轨发出的单调声音。中央线简直像一条在地图上用尺子画出的直线，无边无际地笔直向前延伸。不，不必加上“简直像”或“一样”之类的形容，当时的人一定是这么造出这条铁路来的。关东平原这一带在地势上没有一处值得一提的障碍物，才能造出这么一条没有明显的弯道和起伏、没有桥梁也没有隧道的铁路线，只用一根直尺就够了。电车冲着目的地只管一路直奔就行。

不知何时，天吾睡着了。等他感到震动醒来时，电车正徐徐减速停靠荻窪站台。短暂的睡眠。深绘里保持着和刚才相同的姿势，凝望着正前方。但天吾不知道她究竟在看什么。只是从她那全神贯注的样子来看，似乎暂时没有下车的意思。

“你平时都读什么书？”天吾耐不住无聊，在电车驶过三鹰站后，这样问道。这是他早就打算找机会问深绘里的问题。

深绘里看了天吾一眼，又把脸朝向前方。“我不读书。”她简洁地回答。

“从来不读书？”

深绘里短促地点点头。

“是对读书不感兴趣？”天吾问。

“读起来很费时间。”深绘里说。

“是因为读书很费时间才不读？”天吾不解其意，再次问道。

深绘里面朝正前方，并没有回答，似乎表示她无意否定。

当然，一般来说，阅读一本书得花费相应的时间。和看电视、看漫画不同，读书是在较长的时间性中进行的、具有连续性的行为。但深绘里“费时间”的说法，却好像有几分不同于这种泛泛之论的余韵。

“你说很费时间，是说……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天吾问。

“很长很长。”深绘里断言。

“比普通人要长得多吗？”

深绘里点头称是。

“那么，在学校里不是很麻烦？上课时得读好多书呢，要是那么费时间的话。”

“我假装在读书。”她若无其事地说。

天吾的大脑中响起了不祥的敲门声。要是可能，他很想假装没听见这声音蒙混过去，但不可能。他必须知道事实。

天吾问：“你说的，就是所谓的阅读障碍症？”

“阅读障碍症。”深绘里重复道。

“也就是诵读困难。”

“有人这么说过。阅读……”

“是谁说的？”

少女微微耸了耸肩。

“就是说……”天吾摸索着寻找词句，“从小一直是这样？”

深绘里点点头。

“这么说，到现在为止，你从来没读过小说之类的东西？”

“没有自己读过。”深绘里说。

要是这样，就足以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作家的影响。这是个合情合理的有力说明。

“没有自己读过。”天吾说。

“别人读给我听。”深绘里说。

“是爸爸妈妈读给你听？”

深绘里没有回答。

“虽然不能读，写倒不成问题吧？”天吾战战兢兢地问。

深绘里摇摇头。“写字也很费时间。”

“要费很长很长的时间吗？”

深绘里再次微微耸了耸肩，大概在说“是”。

天吾改换了一下身体的位置，在座位上端正坐姿。“那么，也许《空气蛹》这篇文章并不是你自己写的？”

“我没写过。”

天吾有几秒钟没有说话，这是很有分量的几秒。“是谁写的？”

“阿蓟。”

“阿蓟是谁？”

“小我两岁。”

短暂的空白再次出现。

“是她替你写了《空气蛹》。”

深绘里十分自然地点点头。

天吾拼命地开动脑筋。“就是说，你讲故事，阿蓟把它写成文章。是这样吗？”

“打好字，打出来。”深绘里说。

天吾咬着嘴唇，在脑子里排列面前的几个事实，调整前后左右的位置，然后说：“是阿蓟把打出来的东西投稿应征杂志新人奖去了，恐怕是瞒着你的，还起了个名字叫‘空气蛹’。”

深绘里歪了歪脑袋，不知那意思是“对”还是“错”，但她没有反驳。大概这是合乎实情的吧。

“阿蓟是你的朋友？”

“住在一起。”

“是你妹妹？”

深绘里摇摇头。“是老师的女儿。”

“老师。”天吾说，“这位老师也和你生活在一起？”

深绘里点点头，好像在说，怎么到了现在还问这种问题。

“我现在要去见的，一定是这位老师吧？”

深绘里转过脸看着天吾，用仿佛观察远方流云的眼神，或者说思考怎样处置脑袋不灵光的狗的眼神，端详了一会儿天吾的脸庞，随后点了点头。

“我们去见老师。”她用缺乏感情的声音回答。

谈话到此大致结束。天吾和深绘里再度闭口不言，两人并肩坐着，久久地眺望车窗外。在单调平板的土地上，毫无特色的房屋无边无垠地排列着。无数电视天线像虫子的触角般伸向天空。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是否规矩地缴纳NHK的视听费？星期天，天吾动不动就想起视听费来。其实他无意想这类事，却不由自主地去想。

今天，在这个四月中旬晴美的星期天清晨，几个难说是愉快的事实逐渐清楚了。首先，《空气蛹》不是深绘里自己写的。如果相信她的话（这时他还想不出不信的理由），深绘里只是口述故事，由别的女孩将它写成了文章。其制作过程和《古事记》《平家物语》等口传文学相同。这个事实虽然减轻了天吾对自己动手修改《空气蛹》的罪恶感，从整体上来看却让事态更加——说得干脆些是一筹莫展地——复杂化了。

另外她有阅读障碍，不能正常地读书。天吾把自己知道的关于阅读障碍症的知识整理了一番。在大学里学习师资培养的相关课程时，他听过关于这种障碍症的讲座。阅读障碍症患者从原理上讲是能读书写字的，在智力上被认为不存在问题，但阅读时会很费时间。读短句子时没有困难，但这些短句叠加成长句子时，信息处理能力就应付不了，文字和它表达的意思在脑子里很难连为一体。这就是阅读障碍症的普遍症状。原因还未完全清楚。不过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两个有阅读障碍症的孩子，也不是令人吃惊的事。爱因斯坦曾是如此，爱迪生和查理·明格斯[Charles Mingus（1922－1979），美国爵士乐手、作曲家]也是如此。

天吾不知道有阅读障碍的人在写文章时，是不是也有阅读文章时那样的困难，但就深绘里的个案而言，似乎应当是这样。她在写文章时，也会感到和读文章时同样的困难。

得知此事，小松会说什么？天吾不由得喟然长叹。这位十七岁的少女有先天性的阅读障碍症，连读书和写长点的文章都不尽如人意，和人交谈时（如果不是刻意为之）也每次只能说出一个句子。要把这样的人打造成职业作家，哪怕只是装装样子也不可能。就算自己把《空气蛹》改写得十分成功，作品获得了新人奖，得以出版，好评如潮，也无法永远骗过世间睽睽众目。即便开始时一帆风顺，久而久之人们也肯定会发觉“其中有诈”。如果那时露了馅，相关的人恐怕无一幸免，个个都将身败名裂。天吾的小说家生涯就要在此——其实根本还没起步呢——被一刀斩断命脉了。

这样漏洞百出的计划本来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从一开始他就有如履薄冰之感，现在连这样的形容也显得过于温和。还没抬脚踏上去，那冰已经在吱吱作响了。回家后只好打电话告诉小松：“对不起，小松先生，这件事我放手不干了，实在太危险。”这才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应该做的。

但一想到《空气蛹》这部作品，天吾又心神不安、左右为难起来。不论小松制订的计划怎样危险，要在此刻中断《空气蛹》的改写，天吾显然无法做到。在进入改写阶段以前或许还有可能，但事到如今已割舍不下了。他已经深深地沉溺在这部作品中，呼吸着那个世界的空气，被那个世界的重力同化了。这个故事的精髓径直渗入了他内脏的四壁。这个故事殷切地要求借天吾之手进行改写，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情，是值得一做的事情，是必须一做的事情。

天吾在座位上闭起眼睛。面对这种情形应当怎样做，他试图找出一个应急的结论，却找不出。一个心神不安、左右为难的人不可能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

“阿蓟是完全按照你讲的那样写下来的吗？”天吾问。

“照我讲的那样。”深绘里答道。

“你来讲，她来写，是吗？”天吾问。

“但必须小声地讲。”

“为什么必须小声地讲呢？”

深绘里环视车厢。几乎没有乘客，只有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坐在对侧稍稍拉开一些距离的地方。看上去三个人似乎正赶赴某个好玩的去处。世间也有这样幸福的人存在。

“为了不让他们听见。”深绘里小声说。

“他们？”天吾说，看她焦点游移不定的眼睛，这显然不是指那母女三人。深绘里说的是某些不在此地，却是她熟知——而且天吾一无所知——的具体的人。

“他们指的是谁？”天吾问。他的声音也变小了。

深绘里一言不发，眉间蹙起细小的皱纹，嘴唇紧闭。

“是小小人吗？”天吾问。

依然没有回答。

“你说他们，如果故事得到出版公之于众，引起轰动的话，他们会不会生气？”

深绘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眼睛的焦点仍旧涣散不定。等了一会儿不见有回音，天吾换了个问题：“能不能和我说说那位老师的情况？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深绘里似乎觉得不可思议一样看了看天吾，好像是说，这人在说什么呀！然后说：“现在去见老师。”

“那倒是。”天吾说，“的确是这样。反正待会儿就要见到了。见了面自己直接判断就行。”

在国分寺站，一群登山打扮的老人上了车。大概有十人，男女各一半，年龄看上去像是从六旬后半到七旬前半。每人都背着背囊戴着帽子，像远足的小学生一样热闹快活。他们有人把水壶挂在腰际，有人则放在背囊的口袋中。天吾心想，上了年纪以后，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快活吗？随后微微地摇摇头。不，大概不可能吧。他想象起老人们在某个山顶快活地拿着水壶喝水的情景来。

小小人虽然身子非常小，却要喝好多好多水。而且他们喜欢喝的不是自来水，而是雨水，还有附近小河里流淌的水。所以少女白天去小河边用铁桶打水，给小小人喝。下雨时，就在檐槽下放上铁桶接雨水。因为虽然同样是自然水，比起小河里的水，小小人更喜欢雨水。他们很感谢少女这种善意的举动。

天吾觉出自己很难集中精神。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大概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某种混乱开始在他的体内涌动。在感情的平原上，不祥的沙暴即将在某地生成。星期天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了。”深绘里用抽去问号的疑问句问。她似乎能觉出天吾感到的紧张。

“我能做好吗？”天吾说。

“什么。”

“交谈能顺利吗？”

“交谈能顺利。”深绘里问，似乎没有完全理解他想说什么。

“跟老师。”天吾说。

“跟老师能顺利交谈吗。”深绘里重复道。

天吾犹豫了一下，老实地坦白：“总之，我觉得好像好多事都对不上号，好像所有的事都注定不会成功。”

深绘里转动身子，从正面注视着天吾的脸。

“害怕什么。”她问。

“是问我害怕什么吗？”天吾给她的问题加上内容。

深绘里沉默着点头。

“也许是害怕跟陌生人见面，尤其是在星期天早晨。”天吾说。

“为什么是星期天。”深绘里问。

天吾腋下开始出汗，胸口有种沉重的压迫感。跟陌生的人见面，带来陌生的东西，自己的存在会因此遭受威胁。

“为什么是星期天。”深绘里再次问道。

天吾想起了少年时代。花了整整一天走完预定的收款路线，父亲领他来到车站前的小饭馆，对他说想吃什么就点什么。那是对他的奖励。他们生活节俭，这几乎是唯一一次在外面吃饭的机会。父亲难得地要了啤酒（他平时几乎滴酒不沾）。尽管父亲这么说，天吾却感觉不到丝毫食欲。平日每天都觉得饥饿难忍，只有星期天无论吃什么东西都味同嚼蜡。将点的东西全部吃完——父亲绝不许剩下食物——变成了一种痛苦，有时甚至不禁想呕吐。这就是少年天吾的星期天。

深绘里看了看天吾的脸，探寻他眼中的东西，然后伸出一只手，握住了天吾的手。天吾一惊，但努力不让惊愕表露在脸上。

直到电车抵达国立车站为止，深绘里始终轻轻地握着他的手。她的手比想象的要硬而干爽，不热也不冷。那只手大约只有天吾的一半大。

“不用害怕，因为这不是往常的星期天。”少女仿佛在公布一桩众所周知的事实。

她一次说出两个句子，这或许还是头一回呢。天吾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