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因为最终读了中文系的缘故，长成后每想起从前的语文老师，心里多有些额外亲近与感激。教我识字，并使我对文学发生最初兴趣的，便是他们。从小到大，我的语文老师总有六七位，而使我最为感念的，是其中两位姓范的老师。

第一位范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僻地小学无幼儿园，例于六七岁时直接入一年级，而教师多固定教某一两个年级，范老师便是一直教一年级的。那时她已约莫五十上下，身体微微发福，面庞宽圆，眉眼舒阔，正是脾气十分和蔼的人应有的样子。范老师的受人欢迎，便在于她的温和可亲。她也会不耐烦，但多数时候都笑吟吟的。那时教二年级的也是一位女老师，以严厉闻名，春秋时常穿一件黑色的薄褂子，立在讲堂前，面目端凝，不怒而威。我们甫入一年级，想到明年便不禁有些不安。然而到了二年级不知怎么，那位严厉的老师只给我们上了两天课，便仍由范老师来教。看见范老师站在二年级的讲台前，我们高兴得真不知道怎么才好，也不敢十分放肆，只是笑嘻嘻的。范老师究竟怎样教导我们，如今已不复记省，大约不外乎读书识字，每天留几行字的作业，放学后趴到门口板凳上写，太阳落山前便能划完。唯记得一回上课，讲一个孩子给人送一只羊羔回去，课文有云“躺在床上”，我不懂这“躺”字，早读时问她，她漫应道，就是困觉嘛！我觉得很是神奇。

范老师的家在我们上面一个村子，相隔一里多路。我们偶尔跟妈妈去街上，会经过她家门口，屋是三间土墙旧屋，两间覆瓦，灶屋顶上则是茅草。那时多数人家都是土墙瓦屋，所以并不稀奇。屋角一丛美人蕉，碧意沉沉。有时遇见老师在门口，招呼我们进去玩，我们自然是不敢的。只有一次是过年前后，她抓了瓜子和灌心糖出来给我们吃。我和妹妹念四五年级时，范老师已搬到学校去住，那屋子便空在那里。我们升初中以后，左邻家的小女孩才开始读一年级，照例仍由范老师教。有一天她跑过来告诉我们，范老师还留着我们小学时的作业本，趁天晴摊在学校的花坛上曝晒，那里面有我们的名字。这故事使我十分感激，记在心里，一直不曾忘记。后来我们转去三里镇读初三，每星期往返要经过范老师的旧屋两回，彼时木门长闭，屋顶上茅草已成黑灰。门前道旁一边丛生野蔷薇与金樱子，另一边较高，长一排高高的喷雪花。一日细雨，经过时喷雪花正开，枝条从高处纷披如发，白花绿萼，映照分明。泥径寂寂，至尽头路转，不知谁家屋后一树梨花初放，正是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模样。我并不十分想念她，只是觉得很久没有见过，如此罢了。

又近十年过后，我曾去我的小学校寻过她一回。时节正值残冬，年前大雪犹未化尽，通往小学校的土坡上黄泥黏腻，枯草森森。从后门进去，只见操场正中间花坛里那一棵雪松仍在，只被大雪压断了一根大枝，而从前种在教室门前的小香樟树已枝繁叶茂，高高遮住屋顶。这里荒废已久，自我们读高中后，村里的小孩子渐渐凑不够一个班，于是四、五年级改到离村十几里路的镇中心小学去读，逐渐只剩下一、二年级，最后连这两个班也难以为继，小学校就取消了。五年级的教室门开着，黑板上方贴的字仍是我们读小学时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连字迹仿佛也一模一样。屋角放着腌菜的陶坛与一堆引火用的干松枝。劈好的硬柴堆垛在阶檐上，瓦檐上的积雪融化了，滴进阶前浅浅的水沟里。以前下雨天，下课时我们常常蹲在这水沟前，看它一滴一圈的水纹。教室里不知哪一年的黑板报上，五彩的字浸了水气，已逐渐漫漶，却还未完全模糊。没有人声，只几刀咸肉挂在铁丝绳上，漫然照着淡薄如水的太阳。

我们小心走了一遍，在从前老师住的那三四间平房前停住。忽然一扇门打开来，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坐着拣菜。她削一只白皮萝卜，我认得她是我毕业那一年新来的老师，却忘记她是姓童或是姓石，正犹豫间，她竟已叫出我的名字，使我十分羞惭了。她说范老师几年前就已经不在这里，去了女儿家生活。我又问她现在老师们都还在教书么？她答，只有两三个去了中心小学教书，剩下的早就不教啦。不教书该如何生活，我却不敢细问。她收拾完毕，起身回屋前留我吃饭，虽明白是客气，我也觉得感激。婉谢告辞，从前门走下去，竹林上已升起半片薄薄的月亮，这里一间破落的旧房子，原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家。

另一位范老师则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他的名字叫范文模。他其实只教我高一，到高二时我便分入文科班，不在原来的班级了。他个子不高，脾气也温和有节，不曾在班上对哪一个同学有过不快的神色。班主任是化学老师，是见到男女生多说了几句话也要把人叫过去教育一番的，又用另一种眼色看成绩差的学生。而范老师则不，他表现宽容的方式，是上课时鼓励我们自己举手发言，说错了也没有关系，不到鸦雀无声时，不点名让人回答问题。因得他这种纵容，我那时便常常举手，有一回无人上台标写拼音，我以为那些字都很常见，便自告奋勇，结果错了一半有余，脸热了一整节课，他倒安慰说这些原本都是容易读错的，所以才写出来，让你们注意。他叫我们写周记，题目不限，体裁不限，先是一周一篇，后来因同学热情甚高，便篇目亦不限。那时其他班级也都须交周记，然而大多是命题作文，如我们这般自由的，着实没有。每一篇周记他都会写上细致的批语，再加上“很好”、“好”、“较好”一类的总评。在他觉得好的地方，则打上红色的大波浪线。末了再把写得好的名单报出来，让大家互相传看。这实在是一种激励，因为他并不势利，以为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写出好文章。如果觉得某一篇确实写得好，也会在班上念。隔壁班的语文同时也由他教，有一位鸿鹄君，作文写得十分委婉整丽，我们便有幸聆听过一两回，此外倒似不常有了。

当时我正是十分矫情的年纪，善感多愁，对“文学”又很抱了些幻想，于是每回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写出呈上，早早等着发周记的那一天。他对我十分照顾，几乎每一篇都会评上“很好”，只是不在班上念。大约也觉得那种琐碎无章的东西，是不适合当范文读出来的吧。有一回我把初三时所填的几首完全不讲平仄、连押韵也懵懂的词抄上给他看，他竟大为感动，叫我不要放弃，此后我却再也没有填过词了。本科毕业过后，有一回心血来潮，翻到当年那本周记，看了几页，我几乎羞于承认这是自己写的东西。那些泛滥而无止归的抒情，无节制的排比与感叹，用力找寻出的意义，都使我脸红不已。当年老师是用怎样宽容的心态才能看完这些作文，并且给出那么好的评价呢？大约那时他对学生作文实在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文从字顺，情感真切便可以。这在那时学校的老师却已是难得：他也曾在批语里委婉提醒我试着写写我最不擅长的议论文，却不会像文理分科后教我的语文老师那样，劝我别看那时我喜欢的杂志，只需写一写高考模拟试卷上的作文才是正经。

分入文科班后，我的数学开始不及格，这漫长的煎熬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与此同时，周记的写作已经停止，面临的只是模拟试卷上的作文。我既反感，同时害怕，常常因为不会与不愿而写不出一篇完整的议论文，得不到一个及格的分数。那一位姓江的语文老师，不知怎么使我得了他非常虚伪的印象，他讲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很赞美的样子，我于是连陶渊明也一并认定是个伪君子，仿佛鲁迅笔下的鲁家老爷。十分抑郁的时候，我给范老师写过两封信，都是白话诗，说的都是些感谢与怀念的话。他并不回我信，只是叫妹妹转告我好好学习。我心里是有些失落的，但想想也就欢喜了。

高考过后，我所填报的学校，其实也是他帮我定的。那时我和妹妹一起在教室，他看见我，说：“你去读苏州大学的中文系不好么？”我想一想，便说好。我入大学后，便没有再和他联系，直到大二，忽然听说他得了癌症。那是2004年，他不过四十上下。我小心翼翼给高中历史老师去信探听消息，很快便得到回复，说是真的。我想给他写信，却不知如何下笔，又觉得事已如此，忽然联系恐怕会更让他多想，就这样搁置下来。后来遥遥听说他病情得到控制，人看起来很好，也就放下心来。一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给他写了这几年的第一封信。2007年我在上海出差，春光将尽时决定悄悄辞职，准备考研。我问他，白天可以去高中的图书馆看书么？那时他已经不带课，只零碎管一管学校图书馆开放借阅的事。他说，可以，只是条件差一些。我便辞了职，回到县城，借住在一个高中同学家，白天骑车到图书馆看书，晚上回住的地方。

最初他安排我在最右边一个空屋子看书，下午太阳西晒，稍稍有些热。过了两天，同负责图书馆的另一位刘老师觉得那桌子不好，便把左边一个旧书室的门钥匙给我进去看书。这里放着几架学校剔旧报废的书，其实有许多还很整洁，只是出版年份较早而已。旧书室里六张大桌子排成两排，我把上面厚厚的灰擦掉，又去书架前转一圈，心里欢喜极了。刘老师送我一小罐茶叶，此后且每天早晨给我送一瓶开水让我泡茶。他虽是英语老师，却很喜欢写点小文章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大约从语文老师那里听了些谬赞的话，就希望我好好学习。范老师第二天来，见我换了地方，也很满意，说：“书架上这些书以后都要论斤卖的，你喜欢哪一本就拿哪一本！”我挑了一本《陶渊明集》，一本朱自清的文论和一本废名的《招隐集》，便不好意思再多拿。先前有一次我和妹妹一起来玩，他带我们去楼上书室，让我们拿想看的书先借去看。我挑了好些本，末了他拿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给我，说：“这本书很好，送给你，可以看一看。”我便收下了。这些书，连同我考试复习所需的书本与资料，都是先寄到老师办公室，再拟慢慢背回我住的地方的。然而书寄到时，他执意要帮我送，很大的一箱，他就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手扶龙头骑车，一手扶箱子。我也骑车，在他前面带路。乡下土路不平，一路十多里远，书掉下来好几次，我窘迫极了，然而他还是不让我碰。直到帮我把书搬到屋里，然后片时也不立，骑车回去了。

我在那里待了近两个月，后来仍是回南京看书。那时他的神色十分好，完全不像患重病的人，又说自己如今闲人一个，有兴致时，常去周边乡镇钓鱼玩。这时距老师最初患病已有五年，同学私下谈起，都说如老师这般乐观开朗的实在不多。此后我和妹妹逢年节回乡时，总要去他家拜访一回。一次他留我们吃饭，路上切了牛肉脯子，说：“这一家的繁昌牛肉脯子很有名的，你们不知道吧。”那牛肉脯的确好吃。时间到2009年，有一回我独自回乡办事，没有去见他，却正好在十字街上遇见他骑车过来，说是去美术馆。因为同路，他便骑车载我这几百米，然后和我说再见，好像我还是在这里念高中，碰见我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一样。只是高中的时候我不免是有些怕他而躲着他的。我并不曾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偶尔会上QQ，有时我们说一点话。我常常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一再请他保重身体。他偶尔也会去我博客，还像高中时那样，为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写一个评语，多数是不应得的夸奖。他本来就不常上网，后来不出现时，我也并没有觉得奇怪。2010年端午我发短信给他而没有回音时，也不曾多想。现在想来，恐怕那时就已经病得沉重了吧，却不想使学生担心或麻烦，便不告诉。到2010年9月1日，接到同学的短信，听说他已在前一晚去世，我惶然无措，不知该向谁证实。然而到下午手机便接到陌生号码的短信，“范文模于8月31日凌晨去世”，大约是师母就着老师手机里的通讯录通知的。我收拾了东西便往车站去买票，天零零一阵雨，雨后烟灰色的云很大很轻地浮在行道树上。想起昨日念中还闪过下次回家要去看一下老师的，云很美啊，这样念着，仿佛并不怎么悲伤，只是恍惚，觉得事情的发生没有真切感。

他的追悼会开在殡仪馆，第二天清早我们坐车前去，辰光尚早，空气仿佛有青青色，一路荒草窠上时时蔓延着大片的牵牛花，蓝得使人从心底起了悲哀。到了殡仪馆，大厅四围堆积不少花圈，仪式十分仓促，几乎是被赶着匆匆鞠了一躬便退到一边。门口桌边有人分送白色小花佩戴，同去的有另外两个高中同学，却略略侧着身子，躲过了递上来的花。又徘徊了一会儿，便先走了。只剩下我一人，去桌边取一枝花，别上衣襟。风吹起头发，有书记站上台阶致词，说老师身为民盟成员，也拥护党的政策之类的话。劣质扩音器发出尖锐的噪音，他的声音听起来一抖一抖。下面的人渐渐不耐烦，开始交头接耳。我何尝不知道这些陈词与浮躁都同样出于自然，悲哀的孤独感却仍旧于杳渺中猝不及防降临，我的鼻子一酸，终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