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塞尔登也卷了一支烟。当烟云的美杜莎向我所坐之处缓缓飘来，我闻到了，不会错的，那是他的印第安烟草的味道。与拉尼拉爵士语速极快、连吃带吞的英语相反，塞尔登低沉的声线，加上他浓重的苏格兰口音，似乎在花园枝繁叶茂的寂静里晕出了阵阵回声。

“直到去年，克里斯汀·希尔都还是我的博士生。她是一个极度害羞的女孩，学习刻苦专心，聪明过人，十九岁就大学毕业了。可她的论文一直没有完成。有一次，她在一份旧报纸上发现了卡罗尔以数学家身份、本名查尔斯·道奇森发表的一篇关于行列式计算的论文，很是独到。她这才间接地和卡罗尔的日记扯上了关系，因为她想找找看，卡罗尔有没有在与同时代数学家的通信中提到这个问题。于是我帮她联系了兄弟会里专门研究日记的那几位成员，再后来呢，我们数学界就失去了这个人才，因为一下子，所有的传记作者、研究人员都开始争抢她。她是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敏锐、高效、严谨、永远保持专注。事实上，现在她就在桑顿·里维斯的指导下工作，拿着一份科研奖学金，所以她会给我打电话让我有点惊讶。她是前天上午打来的。在电话里，她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很激动，甚至可以说狂热。她说话的语气迫切，好像既充满了骄傲和幸福，又有些害怕。她告诉我，在翻阅卡罗尔的文件时，她发现了一样很特别的东西，被撕掉的那页纸就要有最终答案了。显然她找到的就是一张纸片，而据她所说，这纸片谁都看得见，可一直没有人发现。然后她解释说，在吉尔福德的房子里，除了日记之外，亲戚们还为他们多年来收集的卡罗尔的所有著作和个人物品编了份目录。据她所说，在那份目录中——你说多不可思议啊——有一项就叫作‘从日记中撕下的残页’。”

“确实是这样，”拉尼拉说道，“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那份目录。可今天早上我亲自开车去了吉尔福德，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我想不通，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就一个都没发现呢？”

“所以克里斯汀就只是去翻了翻对应的档案，结果答案就在那儿躺着呢，夹在两页纸中间，是张皱巴巴的纸片，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她告诉我，其中一面写的是爱丽丝·利德尔长大成年后人生中的重要日子：结婚、生子和死亡；另一面写着一句话，毫无疑问是撕下那页日记的人写的，概述了卡罗尔那天记下的主要内容。克里斯汀说那个笔迹她很熟悉，是美尼拉·道奇森的，两个侄孙女里年长的那个。人们一直怀疑她就是那个躲在暗处的日记审查员，这张纸片似乎印证了这个想法。她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人，克里斯汀猜测，在撕掉那一页日记的之前或之后，她感到了某种不安，于是决定把内容转写到另一个地方。她告诉我，总共就一句话，但却是决定性的。她认为，这句话足以回答一直以来关于卡罗尔的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是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自然，我马上就问这句话是什么。一时间她没有说话，然后说，她不能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能告诉我，尽管我是她在兄弟会中唯一信得过的人。她想确认这一发现会被归到她的名下，否则就永远不说。她告诉我，她找到的这样东西可以说‘逻辑得可笑’，在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方向上。她最害怕桑顿·里维斯会把这一发现据为己有，毕竟她只是名实习生，我都想象不到里维斯会这么自私。我问她打算怎么守住这个秘密呢，她自己也说，谁都看得到那张纸片，只要去吉尔福德走一趟就可以。听到这里，克里斯汀又停顿了一下，然后承认她把它偷了出来。她没有明说，但听那意思，她把纸片偷走，而且藏了起来，但她跟我发誓，只要有人发表文章，说这是她发现的，她就会还回去。然后我问她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呢，尤其是说了这一堆话，把我变成同伙了，而且她明知道这样不对，这样有意思吗。她说，自从偷了纸片后她一直很纳闷，怎么会从来没有人见过它呢？所有的传记作者都去过吉尔福德，几乎肯定都查阅过那份目录，怎么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发现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件事要是公布出来，人们都可以看他们的笑话了。但说不定还有另一种解释，她说，就是有人看到纸片了，但觉得还是不说为妙，因为仅凭纸上唯一的那句话就能推翻迄今一半的关于卡罗尔的理论。她甚至想到另一种可能，事实上这才是她最害怕的：纸片是假的，是有人模仿美尼拉的笔迹写的，不久前才被夹到那两页纸中间，是个伪造的文物，是学者间开的玩笑，有人存心设了局。这样至少解释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发现它。如果最终是这样的话，她可就颜面尽失，这太可怕了。所以，她说，她才想到我。我们不是有研讨班嘛，她在班上听说，雷顿·霍华德是做笔迹鉴定的专家，而唯一跟他有点交往的人就是我。她绕着弯问我，能不能帮她安排一下，鉴定笔迹是不是真的。我对她说，这让我有点为难，但我会考虑一下，回头再打给她。挂断电话后，我思考了一整个上午：纸片被藏了起来这件事，我不想瞒着大家，因为这有悖我们兄弟会初创的原则，但同时，我也不想对克里斯汀太过强硬，更不想揭发她。最后我决定只告诉理查德，因为兄弟会里正好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马上做决定，而我意识到，纸片的出现很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

“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拉尼拉爵士说，“我们不是准备出一版卡罗尔日记吗？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一部权威作品，我们管它叫作‘权威版’。兄弟会里的所有传记作者都将为日记做注释，现在正准备分派活儿呢，每个人负责一个时期、负责一本日记本。这是项巨大的工程。不管那张纸片上写了什么，它肯定是不可或缺的。我敢说，那一页将是日后整部作品中查阅得最多的。不仅如此，如果那位年轻女士说的属实，我们注释体系的绝大部分内容可能都得重新思考了。我们可不想冒险，等书出版以后，纸片突然冒出来，与我们注释的总体逻辑相矛盾，或是让它显得不对劲。我们需要看到那张纸片，越早越好。那女孩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接受，但和阿瑟一样，我也倾向于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自己把它还回去……相对优雅地还回去。我俩一致决定给她个台阶下。”

“我昨天给她回了电话，当然没说与理查德商量过，只说一旦检测出来那句话是美尼拉写的，我这周五就召集临时大会。她把纸片展示给兄弟会成员，会议纪要会在旁边标注上她的名字，然后她就可以把纸片还回去了。这样一来，发现者的荣誉提前得到了保障，之后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发表她的文章。我觉得她原本是准备立即接受这一建议的：听她的声音既紧张又害怕，她告诉我，自从拿了那张纸片，她就没有好好睡上一觉。然而，一听说要去警察局，她又退缩了。她不知道雷顿是在那里工作。反正我觉得她害怕那个地方，万一是个陷阱呢。我向她解释，雷顿是在阁楼上一个独立的办公室里办公，她不会碰到其他人，可怎么也说服不了她。挂断电话后，我当然很担心，还在想着这件事呢，结果一下到休息室就碰到你，真是有如神助。我们一告别，我就又给她打电话，说起你那个程序，她终于同意：明天她会来数学研究所，带着那句话的前半部分的复印件。用作检测够不够？我希望够：她说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原件带来，而且只愿意展示句子的开头。”

“有四五个单词就够了，”我说，“当然，还需要那个女人——是叫美尼拉吧，她手写的信件或者便条，最好是尽可能同一个时期的，这样才能进行比对。”

“嗯，克里斯汀已经想到这一点。兄弟会的档案里有大量美尼拉写下的信件，什么时期的都有：她会带上的。”

“你要明白，”拉尼拉说，“这一切是不合规矩的，请你严格保密。”

“我还在想，”塞尔登说，“要是不麻烦的话，我们最好晚上碰头，直接去地下室电脑那儿？这样可以确保没有别人在那里。我有钥匙。”

“我觉得很好，”我说，“希望明天至少可以搞清些什么。也许这一切是真的，因为它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就像爱伦·坡那封失窃的信，不仅谁都看得到，信封上还清清楚楚地写着‘失窃的信’。你们觉得有可能吗，那些传记作者，谁都没有见过那张纸片？”

“我不知道，”拉尼拉说，“反正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很惭愧：我知道至少我自己是看漏了。如果纸片是真的，其他人会更加惭愧：当它最终浮出水面后，我猜没有人会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