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

这话听上去像是精神科患者的心声，但我却是个实打实的精神科医生。

1993年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那一年北京的医学生毕业分配情况比较严峻，等到我们这些外地院校学生分配时，北京好一点儿的综合医院早都满员了，只剩下些小医院，以及当时冷门的专科医院，比如安定医院。

和我一拨分配来的同学，大部分都没再坚持医疗一线工作。我之所以留下，纯粹是因为赔不起违约金——分配时签的5年合同规定，提前走人的话，每年要赔偿3 000元，5年就是15 000元。这对当时月工资300多元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遂作罢。

这也不能怪我们思想狭隘，当时别说普通民众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就连医生看我们精神科也带着异样的眼光。一次，北京市卫生局（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全市医院开会，点名时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其内涵大家都心领神会，似乎“安定医院”已成为“疯子”的代名词。电影《顽主》里就有这样的桥段：张国立饰演的角色声称自己刚从安定医院跑出来，警察都不敢拦他。跟我同期入职的一个上海小伙儿，出身医学世家，父母都是沪上名医。自打他来安定医院工作以后，他父亲整整半年不肯跟他讲话。

相比之下，我父母对于我的分配结果倒是很满意。在他们的朴素认知里，儿子毕业后有个正经的班上，还是当医生，不已经很好了吗？

医生确实是个令人向往的职业。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我们班52个同学几乎都报了医学院校，而且几乎全瞄准了北京医科大学。我担心北京医科大学分数太高，就填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没想到这一“保守”选择倒让我顺利踏上了学医之路。

5年学下来，我发现自己真心喜欢这一行——往大了说，拯危解困，救死扶伤；往实际看，每天面对各色病例，任何情况都得真枪实弹地冲上去，这个过程既紧张又刺激。大五那年，我特意申请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就因为那里肯给实习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内、外、妇、儿、麻各科室轮转，什么样的病种都见，什么操作都有机会上手，比如腰椎穿刺、气管胸膜腔穿刺、骨髓穿刺、气管插管，天天忙得脚不沾地，但也不觉得累。可以说，那段日子满足了我对“医生”二字的所有想象，也勾勒出我对未来职业的美好向往。

然而，一纸派遣证下来，将我从理想云端狠狠拽回现实——“正品”与“试用装”截然不同，落差之大打得我措手不及。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对精神疾病远没有现在这么重视。再往前追溯三四十年，各地的精神专科医院还被统称为“疯人院”，对住院患者的治疗大多是以管理、看护为主，基本停留在“关起来、别出事”的层面。无论是家属还是医生，都对疗效不抱什么期望。

与其他疾病不同，精神疾病往往病因学不明，病理机制不清，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治，更谈不上完整的诊疗体系，诊断及用药全凭医生的个人经验。90年代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药物，但选择极其有限——氯丙嗪、奋乃静、氟哌啶醇、甲硫哒嗪……这些名词几乎构成了精神科医生全部的“武器库”。再者，绝大多数患者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很多情感类精神障碍统统按精神分裂症的思路来治。总之整个诊疗过程就是简单、粗放、初级。

对于这样一个医学学科，从医之后能做什么呢？

这个疑问，从拿到派遣证那天起就在消磨我的热情，疑问逐渐发酵成愤懑，最后化为深深的沮丧。正式到安定医院报到的那天，更是给了我迎头一击。

住院医师被要求先在病房轮转5年。报到第一天，医务处处长把我们领去住院部，刚进门正好赶上一位患者办出院。那人看上去60来岁，神情呆滞，目光涣散，脚下倒腾着小碎步，被两个人一边一个地搀着往前挪。从病房到楼道口不过十几米的距离，他挪了足足两分钟。这副模样，比他实际年龄还要苍老20岁。

“这病人的疗效填什么？”护士边填出院单，边询问医生。

“痊愈！”医生回答得斩钉截铁。

“就这还痊愈呢？！”我没忍住嘀咕出了声。那医生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意味深长。

后来护士告诉我，这位患者是周边县城的一位中药师，在当地小有名气，号称“一抓准”。因为有幻听、妄想症状，被收住院。住进来时人还精神矍铄，健步如飞；3个月的药物治疗抑制住了他的症状，同时也阻断了他的正常行动能力。然而按照当时的诊疗标准，只要幻听、妄想的症状消失，自制力恢复了大半，临床上就算“痊愈”。至于药物导致的迟发性运动障碍、情感淡漠等副作用，根本不在考量范围内。这也是很多患者在治疗后变得呆呆愣愣，看起来不如从前的原因。

这个场面对20岁出头的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如果所谓的“痊愈”就是让鲜活的人变成这样，那这个医生还有什么可当的？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感慨还是太天真了。精神疾病患者一般都需要长期服药。在精神科，出院从来不是终点，对多数患者而言，这只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疾病反复发作，患者反复入院，就像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

我在女病区接手的第一位患者张阿姨，就是这种循环的真实写照。收她住院时，翻看她过往的病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凤香，61岁，第46次住院。

我反复核对这个数字，生怕自己看错了，但那摞起来半米高的住院病案不会说谎。泛黄的纸页间，记录着她此前45次的住院经过，也见证了她这些年来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