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前，没有觉得他们异样吗？”我问得贵。

“额们乡下人哪懂这些……”他摩挲着棉裤膝盖上的补丁，羊皮袄在有暖气的诊室里散发着一股混合着汗味和草料的气息，“娘走前半年，就成天靠到炕头的被窝垛上，喊她吃饭就‘嗯’一声，不喊就能一天不动弹。大姐二姐，也是不爱动弹……”

最让他难受的是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每次去集上，总能听见：“老陈家的人懒得出奇。”“怕是祖上造了孽。”他表哥去世后，就连村口晒太阳的老汉们也吧嗒着旱烟说：“懒筋抽到头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咧，死了倒干净。”

“其实娘年轻时节攒劲得很，鸡没叫就起来烙馍馍，一个人把十亩地务育得绿铮铮的……”得贵说，“大姐的针线活十里八乡拔尖着呢，绣的牡丹能哄得蝴蝶往上落……”他的声音哽住了，粗糙的手掌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羊皮袖口顿时洇开一片深色。

听到这里，我几乎可以判断：这就是抑郁症。或许这个家族携带了某种与抑郁相关的基因，再加上贫困生活的重压，就像干旱的土地遇上蝗灾，把最后一点儿生机都啃噬殆尽。这种病会慢慢抽走一个人所有的快乐和希望，连吃饭、呼吸都觉得累。最终，死亡反而成了唯一的解脱。

那个表哥能活活把自己饿死，应该是已经到了严重的木僵状态。我能想象他躺在炕上的样子：眼睛睁着却看不见，耳朵听着却听不懂，饭菜送到嘴边也不会咀嚼。就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所有的程序都停止了运行，只剩下最基础的生理机能还在勉强维持，直到最后一丝能量耗尽。

但所有症状都是隐形的。在外界看来，他无病无痛，不聋不瞎，就是“懒”。

可怕的是，一年前，得贵身上也开始出现同样的“懒”。

起初他只是早晨下地时腿脚发沉，后来连锄头都挥不利索了。邻居打趣地说：“你这胳膊腿是让糨糊黏住了还是咋的，咋比我80岁的老娘还慢半拍？”但他就是觉得没力气，那双曾经能单手拎起百斤麦袋的手，如今连舀水的瓢都端不稳，总要洒出小半瓢。更要命的是脑子总像蒙着层油纸，别人喊他三四声才勉强应一句：“啊？”

渐渐地，别说下地干活，连吃饭都成了负担。热腾腾的馍馍摆在面前，他拿着馍的手却像灌了铅，掰两下就累得直喘。一次在地头歇晌，有人看见他盯着自己颤抖的左手发呆，手背上突起的青筋像冻僵的蚯蚓，指头蜷曲着怎么也伸不直。

村里人说：“你瞧他眼珠子，跟抹了层隔夜米汤似的，浑得很！”确实，他眼神总虚浮着，看人时目光要慢吞吞爬上半晌才聚焦。有一次村支书来说事儿，得贵就蹲在门槛上“嗯嗯”应着，等人家走远了突然问旁人：“刚才是谁来咧？”

最瘆人的是前一年秋收时，金黄的麦浪里，别人都弯着腰镰刀飞舞，就他跪在地里，机械地重复着抓麦秆的动作，半天挪不出半垄地。烈日把他后脖颈晒脱了皮，麦芒扎进指甲缝里渗着血，他却像不晓得疼似的。后来还是几个人把昏厥的他拖到树荫下，发现他裤裆里全是尿渍。

说起这些，这位满脸风霜的西北农民哭了：“姜大夫，你救救额，这回要再治不好，额也不想活咧。”他用皴裂的手掌擦着眼泪，指节粗大得像老树根，也像他快枯萎的生命。“额已经想好咧，要是来北京也瞅不见个希望，额回屋就寻死去。”

得贵不止一次想过死。

从母亲离世那天起，黑暗就像一床浸透的棉被，沉沉地压在他身上，让他喘不过气。后来，两个姐姐接连自尽，表哥又出了事，每一次丧事都像往他心上浇了一桶沥青，一层层凝固，把他那最后一点儿活气也封死了。

他试过很多法子。前一年夏天，他蹲在牲口棚里搓麻绳，搓着搓着，手指就不自觉地在绳结上绕了几圈，勒得他手腕发青。还有一回，他偷偷把半瓶除草剂兑进稀饭里，可端到嘴边时，手却抖得洒了大半。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深更半夜摸到村后的老槐树下，可刚把裤腰带系上树杈，忽然听见一声猫叫，凄厉得像是从坟地里飘出来的。他一激灵，脚下一滑，栽进树根旁的泥坑里。等他艰难地爬出来，发现那只野猫正蹲在坟头上，绿莹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像是母亲派来拦他的。

“连娘都嫌额死得窝囊……”

转机来得突然。十一假期村里有个大学生放假回来，跟他说：“贵叔，你这怕是抑郁了，得上大医院瞧去。”得贵听不懂“抑郁”是啥，那后生说：“北京有专治心病的医院，我查了，你这症状都对得上。”

这话在他那黑暗的空间撕开了一条缝。他不知道这病能不能治，但他决定来试试。乡亲们可怜他的遭遇，东家凑十块，西家添二十。这些带着体温的毛票，最终凑成了一张皱巴巴的来京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