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醒来，意识骤然恢复轰鸣而至。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那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随后便到，我发现此时是星期三。星期天晚上举起第三杯酒后，我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几年来我偶尔会失去记忆。有时忘掉的是入睡前的半小时，有时是好几个小时。但我从未忘掉整整两天发生的一切。

他们不让我走。我是前一天夜里被送来的，他们想把我彻底隔离五天戒酒。

一位实习医生说：“酒力在你体内还没散去。你出院不到五分钟，就会绕过街角去喝酒。”

“不，我不会。”

“两周前你才在这儿接受完戒酒治疗。医院有你的记录。我们才帮你清除酒精，结果你坚持了多久？”

我没吭声。

“你知道昨晚怎么被送到这儿来的吗？你浑身痉挛，抽搐个不停。过去发作过吗？”

“没有。”

“嗯，你还会发作的。如果继续喝下去，你肯定会再发作的。不是每次都会这样，但早晚会的。你早晚会死在这上头。除非你先死于别的原因。”

“闭嘴。”

他抓住我的肩膀。

“不，我才不闭嘴呢，”他说，“我他妈为什么要闭嘴？我不能既礼貌周全、顾及你的感受，同时又阻止你胡说八道。看着我，听我说。你是一个酒鬼。如果你再喝，就会死路一条。”

我沉默不语。他已经规划好了。我得隔离戒酒十天。然后去史密瑟康复中心进行二十八天的治疗。当他得知我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接受康复治疗所需的两千美元时，他就放弃了后面的那个计划。但他仍旧坚持让我在戒酒病房住上五天。

“我不用留下，”我说，“我不喝酒了。”

“每个人都会这么说。”

“我是说真的。如果我不同意留下，你就不能强迫我。你必须让我出院。”

“如果你这样出院的话，你就违反了‘美国医学学会’的规定，违背医嘱。”

“那我也要出院。”

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很生气。之后，他耸耸肩。

“随便你，”他轻松地说，“下一次你就会听医生的话了。”

“不会有下一次了。”

“哦，肯定会有下一次的，好吧，”他说，“除非你栽倒在地的时候离另一家医院更近，或在被送到这儿之前就死了。”

他们还给我的衣服脏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在街上滚过，衬衫和外套上还有斑斑血迹。他们把我送来时我头上的伤口在流血，他们给我缝了几针。我显然是在抽搐时伤到了头部，要不就是在此前的奇遇中挂了彩。我身上有足够的现金付医疗费。这倒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早晨下过雨，街道仍旧很湿。我站在人行道上，信心开始慢慢流失。街道对面就有一个酒吧。我口袋里的钱足够买一杯酒，我知道，它会使我感觉好一些。

相反，我回到旅馆。我鼓足勇气才走到前台去接收我的邮件和留言，就像我做了什么可耻的事，应该向前台服务员致以深切歉意似的。

最糟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在我失忆期间都做过什么。服务员的表情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也许在我失忆的那段时间里主要待在房中孤独地喝酒。也许从星期天晚上起我就没回旅馆。

上楼后，我排除了第二个可能性。显然，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某个时间我回来过，因为我已把那瓶丹特波本酒喝光，五斗橱上还有半瓶占边威士忌放在空空的波本酒瓶旁边。瓶上的标签显示它是从第八大道的一个酒铺买来的。

我暗想，好吧，这是第一个考验。你是喝，还是不喝。

我把剩下的酒倒进水槽，冲净两个酒瓶，然后将它们扔进垃圾桶。

邮件全是垃圾邮件。我把它们统统扔掉，然后查看我的留言。

安妮塔星期一早晨来过电话。某个叫吉姆·费伯的人星期二晚上来过电话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还有钱斯分别在昨晚和今早来过电话。

我冲了很长时间的澡，仔细地刮了脸，换上干净的衣服。我把从医院穿回的衬衫、袜子和内衣裤扔掉，把西服放在一边。或许干洗店能把它洗干净。

我拿起留言，重新检查一遍。我的前妻安妮塔。钱斯，那个杀死金·达基嫩的皮条客。还有个叫费伯的人。我根本不认识名叫费伯的人，除非他是我醉酒后乱逛时遇到的酒鬼。我把写着他的电话的纸条撕掉，考虑是下楼去打电话，还是拨给旅馆总机转接外线。

如果没把那半瓶酒倒掉，我现在可以喝上一杯。

结果，我下楼到电话间给安妮塔打电话。这场谈话有些怪。同平时一样，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礼貌。等我们像职业拳击手那样打完第一个回合后，她问我为什么打电话给她。

“我只是回你的电话而已，”我说，“很抱歉耽搁了一段时间。”

“回我的电话？”

“有一个留言说你星期一打过电话。”

沉寂片刻后，她说：“马修，我们星期一晚上通过电话。你给我回的电话。你不记得了？”

我感到一阵寒意，就像有人用粉笔划过黑板一样。

“我当然记得，”我说，“但不知怎么这个纸条又放到了我的信箱里。我以为你又给我打电话了呢。”

“没有。”

“肯定是留言条掉在地上，然后某个好心的傻瓜把它放回到我的信箱，现在我又收到它，以为这是又一次电话呢。”

“肯定是这么回事。”

“当然，”我说，“安妮塔，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时喝了几杯。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你可以提醒我我们都谈过什么吗，以免我漏掉了什么。”

我们谈了给米基矫正牙齿的事，我告诉她采取另外一个方法。我向她保证，记得这部分谈话。还有别的吗？我说我很快会再寄些钱过去，会比不久前寄的钱多一些，给孩子买牙箍的费用不成问题。我对她说那部分我也记得，她说就这些了。当然，我还跟孩子通了话。哦，没错，我对她说。我记得同孩子们说过话。就这些？嗯，这么说我的记忆力还没那么坏，是吧？

挂断电话后，我抖得厉害。我坐在那儿竭力回想她所描述的那段对话，但徒劳无功。

从我在星期天晚上喝了第三杯酒，到我在医院摆脱宿醉之间的一切都成了空白。

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我把纸条撕了又撕，将碎片放进衣袋。我看着另一条留言。钱斯留的电话是他联络站的号码。我把电话打到了城北分局。德金不在，但他们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他接电话时听上去有些迷糊。

“等我一分钟，我点支烟，”他说。等他再拿起话筒时，声音又恢复正常了，“我在看电视，”他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你想到什么了，斯卡德？”

“那个皮条客在找我。钱斯。”

“怎么找你？”

“通过电话。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给他。是他的电话联络站。所以他可能就在城里，如果你想让我引他出来——”

“我们没在找他。”

有一刻我以为自己肯定是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跟德金通过话，而谁打给谁我已不记得了。但当他说下去时，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把他找到警察局问话，”他解释道，“我们发出逮捕令，但他主动上门，还带了一个滑头律师，他本人就很滑头。”

“你把他放走了？”

“我们他妈的根本没有理由扣留他。他从估计的死亡时间前六小时，到那之后的七、八个小时都有不在场证明。这证明看上去无懈可击，我们还找不出破绽。帮查尔斯·琼斯登记入住旅馆的服务员说不出他的相貌。我是指他都无法肯定那个人是黑是白。他隐约觉得那是个白人。你怎能把这些材料交给地方法院检查官呢？”

“他可以雇人帮他租那个房间。那些大旅馆根本不注意进出的都是什么人。”

“你说得对。他可以雇人帮他租房间。他也可以雇人杀她。”

“你想他是这么干的？”

“我可不是雇来想的。我知道我们治不了那个婊子养的。”

我想了一下：“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怎么知道？”

“他知道是我把你们引向他的吗？”

“我可没露口风。”

“那他想找我干什么？”

“你干嘛不问他？”

电话亭里很热，我把门打开一条缝通点风。

“也许我会这么做。”

“当然。斯卡德，不要在黑巷子跟他见面，知道吗？如果他想对你不利，那你就得小心点。”

“好的。”

“如果他真的要对付你，就给我留一个暗号，好吗？电视上都是这么做的。”

“我会尽力而为的。”

“要机智一些的暗号，”他说，“但也别太机智了，知道吗？得让我能明白含义。”

我投了一角硬币，打电话给他的联络站。声音嘶哑得像个烟鬼的女人说：“8092，请问找谁？”

我说：“我是斯卡德。钱斯给我打过电话，我是在回电。”

她说应该很快能联络到他，并问我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了她，然后上楼四肢摊开地躺倒在床上。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

“我是钱斯，”他说，“谢谢你回我的电话。”

“我大约一个小时前才看到你的留言。两个留言。”

“我想跟你谈谈，”他说，“面对面地谈。”

“好吧。”

“我在楼下，在你们的大厅。我想我们可以在附近喝杯酒或咖啡。你能下来吗？”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