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还认为是我杀了她，是不是？”

“我怎么想重要吗？”

“对我很重要。”

我借用了德金的台词：“没人雇我来想。”

我们是在离第八大道几个店面远的一家咖啡店，坐在靠里的雅座。我的咖啡什么都没加。他的只比他的肤色浅一点。我还要了一个英式烤松饼，因为我想该吃点什么，但根本没去碰它。

他说：“不是我干的。”

“好吧。”

“我有你们所谓的‘有力的不在场证据’。整整一屋子人能够为我那晚的时间作证。我根本不在那家旅馆附近。”

“那很方便。”

“你是什么意思？”

“你想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买凶杀人？”

我耸耸肩。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对面，我感到有些焦躁，但我更觉得疲惫。我不怕他。

“也许我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

“随你怎么说吧。”

“真该死，”他说，喝了一口咖啡，“你和她的关系比你那天晚上透露的要深吧？”

“不。”

“只是朋友的朋友而已？”

“没错。”

他看着我，目光如炬，射入我的眼睛。

“你跟她上床了，”他说。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当然，就是这样。她还能怎么谢你？这女人只说一种语言。希望那不是你得到的唯一报酬，斯卡德。我希望她不是只用卖肉谢你。”

“我的酬劳是我自己的事，”我说，“我们之间的交易是我自己的事。”

他点点头：“我只想弄清楚你的来路，仅此而已。”

“我既无来路，也无去向。我完成了一项工作，我得到了全额报酬。现在顾客死了，我与这件事无关，这件事也与我不相干。你说你跟她的死无关，那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也不必知道，老实说，我根本不在乎。那是你与警察之间的事。我不是警察。”

“你曾经是。”

“但不再是了。我不是警察，不是死去女孩的兄弟，也不是手举火剑的复仇天使。你以为谁杀了金·达基嫩对我很重要？你以为我他妈的会在乎？”

“对。”

我盯着他。

他说：“是的，我认为这对你很重要。我认为你在乎谁杀了她。那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他温和地笑着，“瞧，”他说，“我想要雇你，马修·斯卡德先生。我想让你查出杀她的凶手。”

我过了好一会儿才相信他是认真的，然后竭尽全力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如果真有能够追查到杀金凶手的线索的话，我对他说，那警察办到的机会更大。他们拥有所需的权力，人力，才干，人脉和技术。而我一无所有。

“你忘了一件事，”他说。“噢？”

“他们不会去查。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是谁杀了她。但他们找不到证据，所以无能为力，那只是他们不全力以赴去查的借口。他们会说：‘嗯，我们知道是钱斯杀了她，但没有证据，我们还是去办别的案子吧。’天知道他们是否有那么多别的案子可办。如果他们确实在办这个案子，他们也不过是想方设法把它栽到我的头上。他们甚至不去想想是否还有人有理由想让她死。”

“比如谁？”

“这就要靠你去查了。”

“为什么？”

“为钱，”他又笑了起来，“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财源滚滚，都是现金。我会付个好价钱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要我办这个案子？你为什么要找到那个凶手呢——假设我能找到他的话？那不会让你脱难的，因为你没落难。警察找不到于你不利的证据，也不可能找到。如果这个案子一直悬在那儿，对你又有何不利？”

他的目光平静而坚定：“也许我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他说。

“为什么？在我看来，你的名声还有所提升呢。如果外头传闻说你杀了她却逍遥法外，那其他想摆脱你的女孩就得好好想想了。即便你跟她的死没关系，我认为你也会心甘情愿被人误会。”

他用食指轻轻弹了两下空空的咖啡杯，说：“有人杀了我的女孩。没有人可以干了这件事却逍遥法外。”

“她被杀时已不是你的人了。”

“有谁知道？你知，她知，还有我知。我其他的女孩，她们知道吗？酒吧和大街上的人知道吗？外面那些人只知道，我的一个女孩被杀，凶手却安然无恙。”

“那损害了你的名声？”

“我看不出对我名声有什么好处。还有，我的女孩会害怕。金被杀了，而凶手仍逍遥法外。如果他故伎重演呢？”

“再杀一个妓女？”

“再杀我的一个，”他声音平稳地说，“斯卡德，那个凶手荷枪实弹，而我却不知道他的目标是谁。也许杀死金是某人要栽赃我呢。也许我的另一个女孩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呢。我所知道的是，我的生意已经受损了。我告诉我的女孩不要应召去任何旅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有什么蹊跷的新嫖客，就不要接。这等于让她们歇业。”

服务员端着一壶咖啡转过来，帮我们添满杯子。我还没碰我的英式松饼，上面溶化的奶油开始凝结起来。我让他把松饼拿走。钱斯往他的咖啡里加奶精。我想起跟金坐在一起时，她往自己的咖啡里加大量奶和糖。

我问：“钱斯，为什么找我？”

“我告诉过你。警察不想全力以赴。要想让谁卖命，就得付钱给他。”

“还有其他私人侦探。你可以包下整家侦探所，让他们不分昼夜为你效力。”

“我从来不喜欢团体运动，宁愿看单打独斗。再说，你了解内情。你认识金。”

“这有用吗？”

“而且我认识你。”

“因为我们见过一次？”

“并且我喜欢你的风格。那也很重要。”

“是吗？关于我，你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对拳击在行。那并不很多。”

“那很重要。但我知道的不止于此。我知道你做事的方式。你知道，我已经打听过了。很多人认识你，他们很多人对你评价不错。”

我沉吟了一两分钟，然后说：“杀她的没准是个疯子。所以才把现场弄成那样，也许事实就是这样。”

“星期五我知道她要退出，星期六我告诉她没问题。星期天有个从印第安纳来的疯子把她剁碎。这只是巧合吗？你觉得呢？”

“巧合无时不有。”我说，“但是不，我不认为那是巧合。”

上帝，我真累。我说：“我不太想接这个案子。”

“为什么？”

我想了想，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想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与世隔绝把世界关闭。他妈的，我想喝酒。

“你总需要钱吧。”他说。

这倒是真的。我上回赚到的酬金撑不了多久。我的儿子米基还得买牙托，之后还有其他用钱的地方。

我说：“我得好好想想。”

“好吧。”

“我现在无法集中精神。我需要一点时间，理理头绪。”

“要多久？”

几个月，我暗想。

“两三个小时吧。我今晚给你打电话。我能直接联络到你，还是就打那个联络站的电话？”

“定个时间，”他说，“我在你的旅馆前和你碰头。”

“你没必要那么做。”

“在电话里拒绝要容易得多。我想面谈的把握大些。此外，如果你答应了，我们还得多谈谈。而且你也需要我先给你一些钱。”

我耸耸肩。

“选个时间。”

“十点？”

“在你旅馆前面。”

“好吧，”我说，“如果我必须现在回答，那准是拒绝。”

“那就最好等到十点。”

他付了咖啡钱。我没争着付帐。我回到旅馆房间，努力静心思考，但做不到。我连静静坐一会儿都办不到。我不停地从床走到椅子，再从椅子那儿走回来，奇怪自己为什么不马上一口回绝他。现在我得苦熬到十点，然后下决心拒绝他的请求。

我未及细想就戴上帽子，穿上衣服，绕过街角来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我走进门，却不知道要些什么。来到吧台，比利一看到我，就开始摇头。

他说：“我不能卖酒给你，马修。我很抱歉。”

我感到脸涨红起来，既尴尬又气愤。

我说：“你说什么？在你看来，我像在发酒疯吗？”

“不像。”

“那我他妈的为什么在这儿不受欢迎？”

他回避我的目光。

“规矩不是我定的，”他说，“我也没说这儿不欢迎你。咖啡、可乐、正餐都行，见鬼，你是尊贵的老顾客。但我不能卖酒给你。”

“谁说的？”

“老板。那天晚上你在这儿的时候——”

噢，上帝。我说：“很抱歉，比利。跟你说实话，这几个晚上我过得很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来过这儿。”

“别放在心上。”

耶稣基督啊，我想挖个地洞钻进去。

“那天晚上我的表现很糟糕吗？我惹麻烦了吗？”

“啊，见鬼，”他说，“你醉了，你知道吗？这事难免，对吧？以前我有个爱尔兰女房东，晚上我喝醉了回去，第二天向她道歉，她会说：‘上帝保佑，孩子，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你没惹什么麻烦，马修。”

“那——”

“瞧，”他说着，身子前倾，“我只是重复老板的话。他对我说，如果那个家伙自己想醉死，我不管。如果他想来这儿，我们欢迎，但我不卖酒给他。这不是我说的，马修。我只是重复他的话。”

“我理解。”

“要是我的话——”

“不管怎样，我不是来喝酒的，”我说，“我来喝咖啡。”

“既然这样——”

“去它的既然这样，”我说，“既然这样，我想我要的还是酒，想找个愿意把酒卖给我的人难不到哪儿去。”

“马修，别那样。”

“别告诉我该怎样，”我说，“少跟我说废话。”

我的愤怒有种净化作用，令我满足。我昂首阔步地离开那里，怒气冲冲，站在人行道上考虑到哪儿去喝酒。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一个穿着旧军夹克的人正温和地对我笑着。开始时我想不起他是谁。他说见到我很高兴，问我一向可好，我这才想起他来。

我说：“哦，嗨，吉姆。我很好。”

“去参加聚会？我跟你一块儿去。”

“哦，”我说，“今晚恐怕不行。我得去见一个人。”

他还在笑。我灵机一动，问他是否姓费伯。

“没错，”他说。

“你给我的旅馆打过电话。”

“只想问声好。没什么要紧事。”

“我没认出那个名字。否则我会给你回电话的。”

“当然。你真的不一起去参加聚会，马修？”

“我希望我能去。哦，上帝。”

他等待着。

“我遇到点麻烦，吉姆。”

“你知道，那很正常。”

我不敢看他，说：“我又喝酒了。我坚持了，我说不准，七八天吧。然后又开始喝酒了，而且我做得还好，你知道，控制饮酒量。然后，一天晚上，我遇到了麻烦。”

“你喝第一杯时就遇到了麻烦。”

“我不知道，也许吧。”

“那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他温和地说，“我想你或许需要点帮助。”

“你知道？”

“嗯，星期一晚上参加聚会时，你看上去情绪很不稳定。”

“在聚会上？”

“你不记得了，是不是？我觉得你好像因醉酒而失去意识了。”

“哦，天哪。”

“怎么了？”

“我醉醺醺地去那儿了？我醉醺醺地出现在戒酒互助会上？”

他笑了：“你把那说得像是死罪一样。你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吗？”

我真想去死。

“那太糟了，”我说。

“什么太糟了？”

“我再也不去了。我无法再迈进那个房间了。”

“你觉得很丢脸，是吗？”

“当然。”

他点点头：“我总是为自己的醉酒失忆感到丢脸。我不想、也不敢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不过总的来说，你的表现不是很糟。你没惹麻烦。你没乱说话，只是打翻了一杯咖啡——”

“哦，上帝。”

“你没有洒在别人身上。你只是喝醉了，仅此而已。你那天晚上好像很不开心。实际上，你看上去很痛苦。”

我鼓起勇气说：“我被送进医院。”

“你已经出院了？”

“我今天下午办了出院手续。我被送进医院是因为全身痉挛。”

“好在你好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我说：“我不能等到会开完就得走。我十点要见一个人。”

“你可以提前一点走。”

“也好。”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有些人跟我打招呼，我觉得他们话中有话。其他人什么都没说，我就想他们是有意避开我，因为我在醉酒时冒犯了他们。

我极端神经过敏，以致于想逃出自己的躯壳。

自由发言时，我实在坐不住了。我不停地到咖啡机那儿倒咖啡。我敢肯定，我不断往咖啡机那儿跑已招致不满，但咖啡机似乎有强烈的吸引力，让我无法抗拒。

我总是走神。讲话者是布鲁克林的消防员，讲的故事生动有趣，但我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他说他们消防队的队员都是海量，那些不酗酒的人都被调走了。

“队长是个酒鬼，他希望周围都是酒鬼，”他解释道，“他常说：‘给我足够的酒鬼消防员，我就会扑灭所有火灾。’他说的没错。各位，我们什么事都敢做，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险都敢冒。因为我们都醉得不知死活了。”

真是一个该死的谜团。我一直控制自己的饮酒量，而且卓有成效。只是后来不灵了。

休息时，我往收费篮里放了一美元，然后到咖啡机那儿又倒了一杯咖啡。这一次我勉强自己吃了一块燕麦饼干。

讨论开始时，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总是跟不上思路，但这似乎无关紧要。我尽可能仔细听，尽可能待在那儿不动。

十点差一刻时，我起身溜出门，尽量不引人注意。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我想让他们相信，我不是去喝酒，我必须见一个人，是去谈生意。我后来才想到，我本可以待到聚会结束。

圣保罗教堂离我的旅馆只有几分钟路程。钱斯会等我的。也许我是想找个借口在轮到我发言之前离开。

十点时，我已到旅馆大厅。我看见他的车停了下来，我出门穿过人行道来到路边。我打开车门，坐进去，又砰地关上车门。

他看着我。

“那个工作机会还在吗？”

他点点头：“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接受。”

他再次点点头，挂上档，将车驶离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