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伍赛德大道上的当肯多纳圈店打电话给德金。他们没有电话亭，只在墙上装了个公共电话。离我几尺远的地方有两个小孩在打电动玩具，另外有个人则在听一个书包大小的手提收音机上播放的迪斯科音乐。我把话筒拿起来，告诉德金我的最新发现。

“我可以发张缉捕令。奥克塔维亚·考尔德伦，男性，哥伦比亚人，二十出头。他多高？大概五尺七吧？”

“我从没见过他。”

“对，你是没有。我可以让旅馆的人描述一下。你确定他不见了，斯卡德？我两天前才找他谈过。”

“礼拜六晚上。”

“我想没错。对，在亨德里克斯自杀以前。对。”

“那案子还算是自杀？”

“有什么理由说不是吗？”

“还没想到。你礼拜六晚上跟考尔德伦谈过，之后就没有人见过他了。”

“我对很多人都有这种影响力。”

“他被什么吓着了。你看是你吗？”

他说了什么，但餐厅太吵我听不清楚。我要他再说一次。

“我问他话时。他好像不很专心。我以为他吃了迷幻药。”

“他邻居都说他是个很规矩的年轻人。”

“是啊，是个安静的好男孩。就是这种人才会突然发起癫来，把全家都杀掉。你在哪儿打的电话？吵死了。”

“伍赛德大道一家多纳圈店。”

“你就不能找个安静的保龄球馆吗？你看考尔德伦怎么样？死了吗？”

“他走前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而且还有人帮他打电话请病假。想杀他的话，需要这么麻烦吗？”

“代请病假听来像是要让他先起步，追杀他以前，先让他跑个几里路。”

“有道理。”

“也许他问家去了。”德金说，“他们老爱回家，你知道。现在时代不同了。我祖父母来这儿以后，除了在酒铺拿来的月历上，就从来没再看过爱尔兰。这些混账家伙每个月都回一趟家，同来时还带两只鸡，外加一个混账亲戚。当然，我的祖父母有工作，也许不同就在这里。他们没法领救济金环游世界。”

“考尔德伦有工作，”

“好吧，算他走运，那个小混蛋。也许我该查查过去三天飞出肯尼迪机场的班机。他是哪里人？”

“有人说是卡塔赫纳。”

“那是什么，城市吗？还是哪个岛？”

“我想是个城市，应该在巴拿马或者哥伦比亚或者厄瓜多尔，要不房东不可能租房间给他。我想是在哥伦比亚。”

“太平洋上的宝石。如果他真回家去了，请病假的事也有了解释。他要别人代打电话，免得回来时丢掉工作。他总不能每天下午从卡塔赫纳打来。”

“那他为什么要清理房间？”

“也许他不喜欢那里。也许是害虫驱除业者驾到，把他宠爱的蟑螂统统杀光。也许他欠缴房租，干脆溜之大吉。”

“房东说没有。他已经预付了这个礼拜，”

他沉默一会儿，然后很不情愿地说：“有人恐吓他，所以他跑了。”

“看来是这样，对不？”

“恐怕没错。不过我想他八成还在纽约。我看他顶多就是搬到地铁一站远的地方，换个名字，租下另一个有家具的房间。纽约五个区里有差不多五十万个非法移民，他不需要变成胡迪尼[美国著名魔术师，擅长表演逃脱术。]也能藏得让我们找不着。”

“你走运的话会碰上他。”

“有这个可能。我会先查太平间，然后看看航空公司。如果他死了，或者人在国外，咱们就稳操胜算。”他笑起来，我问他什么那么好笑。“如果他死了，或者人在国外。”他说，“他对咱们就没多少用处了，对不对？”

回曼哈顿的地铁糟透了，内部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我坐在一角，竭力想赶走一阵阵袭来的绝望。我的生命是块浮冰，碎裂在海上，不同的碎片朝不同的方向漂去，永远没有复合的希望——不管我是否在办这案子。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目的，而且没有希望。

无人愿意为我一掷千金。无人愿意与我共结连理，无人愿意救我一命：　　……美好时光已成过去。

八百万种死法，而这其中也提供给自助者众多选择。地铁虽然有诸多不是，但只要你把自己扔上铁轨，它们完全能胜任把你压死这项工作。更何况这城里还有数不尽的桥梁和高窗，贩卖刮胡刀片、晒衣绳和药片的店铺更是二十四小时全天营业。

我梳妆台的抽屉里放了把点三二手枪，而我旅馆房间的窗户离人行道也高得绝对可以把人摔死。但我从没试过，冥冥中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我不是过于害怕，就是太过顽固，又或许是我的绝望从没像我想的那么彻底。似乎总有什么东西让我再走下去。

当然如果喝酒的话，一切都将失控。记得有一次参加聚会，一个男人讲到他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恢复意识的经验。脑子恢复清醒的那一刹那，他发现自己已经翻过栏杆，一脚悬空。他把脚抽回，翻身爬下栏杆仓皇逃走。

假如他晚一秒钟清醒，两脚都会悬空——如果喝酒的话，我会比较好过。

我无法驱赶这个念头。更糟的是我知道这是事实。我难过到极点，而如果我能喝上一杯，这种痛苦就会消失。以后我一定会后悔，以后我还是会觉得人生乏味。但那又怎么样？以后我们反正都会死掉。

我想起聚会时听来的一件事，是圣保罗教堂一个常客玛丽说的。她身轻如燕，讲话细声细气，总是打扮得非常齐整，我听她做过一次见证，显然她曾经差点沦为流落街头的乞丐。

有个晚上，她站在台上说：“知道吗？我有个很棒的发现，那就是人活着，不是非得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以前我老以为如果我觉得紧张或者焦虑或者不快乐，我就非得想个法子解决不可。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负面的感觉害不死我。酒精可能害死我。但我的感觉不会。”

火车进入隧道。在它行驶到地平面以下时，所有的亮光都暂时熄火，然后又点亮。我可以听到玛丽一个字一个字讲得非常清楚。我可以看到她讲话时，那双骨骼优美的手交叠安放在怀中。

奇怪脑子里怎么会闪过这个画面。走出哥伦布圆环的地铁车站时，我还是有喝酒的欲望，我经过两家酒吧。走去参加聚会。

演讲人是个高大结实的爱尔兰人，住在湾脊区。他看来像警察，结果发现他还真当过，干了二十年后退休，除了领退休金以外，还做警卫贴补家用。喝酒从没影响到他的工作或者婚姻，但多年以后，洒精开始伤害他的身体。他能力减退，宿醉日益严重，有个医生告诉他，他得了肝肿大。

“他告诉我。酒精在威胁我的生命。”他说，“我又不是被抛弃的人，不是堕落的醉鬼，也不是非得靠喝酒赶走坏心情的人。我不过是你们最常见的那种乐天派，下班后爱喝一杯，坐在电视前习惯来半打啤酒。所以，如果酒会害死我，那就去他的吧。又全不对？我走出那医生的办公室，决定戒酒。八年以后我终于做到了。”

有个醉汉不停地打断他的见证。这人穿着体面，不像想惹麻烦的样子。他似乎只是没法静下来听。等他发作五六次以后，两名会员把他护送出去，聚会继续进行。

我想到我也曾在失去意识时跑来参加聚会。老天，我当时也是那副德行吗？

我没法专心听讲。我想到奥克塔维亚·考尔德伦，我想到桑妮·亨德里克斯，我想到我几乎一无所获。我打一开始就慢了半拍。我本可以在桑妮自杀前见她一面。她或许还是会死，我大可不必为她的自毁倾向负责，但我至少能够从她口中探知一些消息。

而我在考尔德伦逃走以前，也该找到他问话。我头一回到旅馆便找过他。他当时不在，我竟然就此忘得一干二净。也许我套不出他什么话，但至少我可以警觉到他有事隐瞒。我一直要等到他收拾行李，逃之夭夭以后，才想到此人值得一查。

我总是抓不准时机。我总是慢了一步。被一分钱难死。我突然悟到：不是只有办这案子时我才这样了。这就是我的生命写照。

可怜的我，可怜的我，给我倒一杯好吗？

讨论时，一个叫格雷丝的女人说今天是她的戒酒两周年纪念日，赢来不少掌声。我为她鼓掌，而掌声稀落下来以后，我数了数才发现今天是我的第七天。如果我清醒着上床就满七天了。

我上回喝酒前到底戒了几天？八天吗？

也许我可以打破那个纪录。但也许不行，也许我明天就会开戒。

至少今晚不会。我今晚没有了问题。我现在比以前好不了多少，我对自己的评价当然也没提高。计分板上所有的数字全都一样。以前我会为此庆功喝上一杯，但现在不会。

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目前自己还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