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在谈到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特点时，有一段相当精辟的论述：“在文学天才身上……而且，我还认为，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于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东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生动的、独特的、自己个人的音调，这些音调在其他任何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天才，他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穷人》为开端，唱出了“自己的声音”，发出了“生动的、独特的、自己个人的音调”，在俄国文学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卓越的才能和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广泛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忠实于生活的执着态度，保守落后的观点，这一切都错综复杂地交织成一个整体，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特殊复杂性和矛盾性。

果戈理的“自然派”孕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从《外套》到《穷人》等，在思想上一脉相承，这些作品剖析了社会弊端，表现了“小人物”的悲惨生活，保护了被欺凌与被侮辱者。在俄国现实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丰富了俄国文学。这种鲜明的创作个性，不仅表现在作家对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的抗议、对大城市的贫民窟和黑暗角落里阴暗生活的揭露、对人物的心理状态的细腻刻画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其他俄国作家（如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强调自己创作的现实主义性质，他不同意当时批评界对他的意见：“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心深处的全部奥秘。”作家在一八六八年十二月给俄国诗人阿·尼·迈科夫的信中，更进一步指出了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独特见解：“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天哪！讲清楚我们大家，我们俄国人，在近十年来我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体验，这难道不会引起现实主义作家的大喊大叫，说这是虚幻吗！可是这却是本来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论述，不应当望文生义地简单理解为他企图超越时空，摆脱现实主义，否定创作的真实性原则。纵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他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比现实主义更为现实”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就是强调他在不断探索形象地概括现实的途径时，极力要使作品遵循自己的创作思想原则，表达自己的审美要求，渗入自己的世界观。在这方面，《白痴》堪称范本，这部作品特别有力地将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绘同强烈的主观意识融汇在一起，它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世界声誉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白痴》写成于一八六八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成熟期的作品。青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受到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积极影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传播，又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留下过痕迹，他憎恨专制农奴制度，不过这种憎恨并没有上升到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水平。一八四九年开始的连续九年的流放、苦役生活结束以后，作家又回到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来。苦役和流放虽然扩大了他的社会视野，使他接触了社会底层生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深化了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但是，俄国反动势力的猖獗，西欧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破产，激化了他的精神悲剧。反映在继《穷人》之后的早期作品中的矛盾，这时变得更为尖锐，更为深刻了，思想上的矛盾使他表现为既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同时又憎恨组成反动阵营的统治阶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白痴》就其创作思想的矛盾而言是极为突出的。作家企图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废除农奴制前后俄国“近十年来……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体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人们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和道德表现。构成作品特点的，一方面是小说中众多的鲜明形象、曲折离奇的情节、入木三分的深刻心理分析；而另一方面则是作家世界观中的矛盾所产生的人道主义的意图同敌视革命思想的虚伪的反动观点的冲突。作家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过渡的、动荡不安的时代，金钱势力日益增长，具有毁灭一切的性质；它支配着人与人间的关系，决定他们的道德观念和命运；它取代一切人性，造成社会的分裂。作家认为这些现象具有极大的普遍性。长篇小说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不满意自己周围的畸形生活，都表现得心绪不宁，有的人还呈现出某种歇斯底里症状，惶惶然不可终日。因此，在这部小说中，以俄国社会问题为基础的道德问题和心理问题，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等）中，更有力地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同时，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农奴制废除以后，俄国进入了历史性危机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理想的胜利——道德感的衰落和沦丧，个性的堕落和退化，美被亵渎和毁灭，便是这种小市民理想获得胜利的标志。作家广泛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切，然而他不是从支配人们行为的社会动机来考虑人们的一切冲突、斗争和悲剧性的命运，反而无视社会的制约，将这一切归结为所谓美德与自私、善与恶在人物内心的斗争。

《白痴》的男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是寄寓作家理想的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作家在创作笔记里曾写道，梅什金公爵是基督。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比现实主义更为现实”的理想主义的一个典型。小说的情节就是围绕梅什金和罗戈任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关系展开的，虽然推动情节发展的不是梅什金，但是各种情节线索都汇合到他身上，使他居于几乎介入一切生活冲突的重要地位。作家塑造这个再世基督的“圣洁”形象，本意是要端出一个“在道德上与精神上达到完全均衡的人物典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语），这个人物典型既能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实的真实描绘、对生活的看法、对理想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又能以此为榜样把世界从矛盾和灾难中拯救出来，指引人们去追求美好的未来。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作家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长篇小说（指《白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特别是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是俄国的，甚至是全欧洲的作家，如果谁想描绘绝对的美，总是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美是理想，而理想，无论是我们，还是文明的欧洲，都还远未形成。”

《白痴》塑造正面的美好人物的创作实践，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确实是失败了。但就整个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作了一个言过其实的偏颇的论断。一八六一年的农奴制改革以后，社会在呼唤新人，孕育新人，而十九世纪的许多优秀俄国作家，也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正面人物问题，俄国先进文学界在六十年代初期更把创造正面人物形象作为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毕生的革命活动和创作实践，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怎么办？》中的新人，尤其是“特殊的人”拉赫梅托夫，就是六十年代平民革命家的美好理想的体现者。

梅什金公爵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绝对美好的人物”的理想，但是，这个形象在小说中的发展，却证明了作家“对于生活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有着某种过于天真的、表面的理解”（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语）。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温和的批评意见而已。梅什金形象的客观意义同作家的构思未能一致，主要还是由于作家的创作思想同他所揭示的现实现象的性质、特点相背离。小说一开头，梅什金像一个远离人寰的天外来客出现在读者面前，接着便引来了各种事件，出现了各种人物。公爵自幼父母双亡，而且身患重症，被送往瑞士治疗。他是在远离俄国的异乡成长起来的，是一个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缺陷的人。他不谙世事，也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在社交场合不善应酬，远远脱离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完全不了解这个社会的阶级的本质，“在发育、心灵、性格，也许甚至在智慧方面”，“完全是一个孩子”。他虽然给人以“白痴”的印象，却有一颗仁爱之心，纯净无瑕，乐于助人。他曾生活在孤苦伶仃之中，根据自己的痛苦体验，深知受人唾弃与欺凌的苦涩，因此对于人们（不论他们的贫富）的不幸一律表示同情。这是一个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对于生活的理解带有某种抽象性的形象。他总是想用感化的手段来改变罪恶的生活，挽救那些堕入邪恶和非正义深渊中的人们，结果连自己在精神上也被吞噬了。面对俄国旧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梅什金公爵要同卑鄙丑恶的现实生活抗争，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宣传顺从、宽恕、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理论，既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改变任何社会现象。

爱情能考验一个人的精神价值，梅什金公爵并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眼里，公爵是道德纯洁的象征，同他结合只会玷污他，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因此她极力促成公爵同阿格拉娅的婚姻。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这种痛苦、复杂、矛盾的感情，梅什金是不能理解的。他只是以基督教的怜恤式的同情、兄弟友爱关系和禁欲原则来回答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和阿格拉娅的尘世的爱慕之情。的确，梅什金善良，温柔，坦白，可是仅此而已。他并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总是介入生活中的各种冲突；但结果不仅没有改善人们的处境，反而使本来已经十分复杂的冲突更加尖锐了。他力图在尖锐的冲突中找到一条和解的道路，现实的答复却严酷地违拗他的初衷：他曾主动向罗戈任解释自己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关系，以消除罗戈任的敌意，但等待他的却是后者手中匕首的寒光；罗戈任杀死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梅什金陷入恐怖之中，但主宰着他的仍是忍耐和顺从。在同罗戈任的较量中，梅什金是彻底的失败者，他的道德理想在罗戈任的私有观念冲击下完全崩溃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梅什金公爵与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鲜明对比，创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这个精神分裂、不懂社会斗争和社会利益的“基督”，只不过是一个无济于事的济世标本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他的美好理想的体现者梅什金公爵形象方面虽然失败了，但在表现生活真实、不违背生活发展的逻辑方面，他却是诚实的，而且表现出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思《白痴》的时候，曾谈到作品的整个构思“体现在主人公身上……除了男主人公，还有一个女主人公，因而是两个主人公！！”这个女主人公就是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这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一个最动人的中心人物形象。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悲剧是《白痴》的真正的核心和情节的基础，作品中各种事件的开展，对各种不同的人物及其心理状态的剖析，对各色人等的复杂关系的揭露，尖锐、紧张和深刻的戏剧性场面的出现，都是围绕着她进行的。这是一个貌似天仙、妩媚动人的女性，是美的象征，具有高尚的禀赋和独立精神。可是在贪婪的财欲必然孳生无耻的情欲的社会里，美被践踏和亵渎了。美貌出众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十六岁时便成了贵族地主托茨基丑恶情欲的牺牲品，从此揭开了她悲剧性命运的序幕，随后她又成了“倾倒者们”进行无耻交易的工具。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等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的社会里，她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比周围的人优越，相信自己的灵魂是纯洁的。然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身世又造成了她的畸形心理状态和永远不能摆脱的自卑感。她生活在各种阴谋的中心，既表现出自暴自弃、玩世不恭的态度，又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分子以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法则提出了抗议，她态度傲慢，视钱财如粪土，竭力维护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形象。她以傲慢作为抵御无赖和鄙俗的自卫手段，却孤立无援；她灵魂深处对生活、对人、对自己的种种合乎人情的要求，是注定得不到满足的。精神上的创伤一直压抑着她的心灵，像梦魇一样使她窒息，同时她又憧憬着一种新的生活，渴望复仇。她把十万卢布付之一炬，这是她在可能的范围内对金元王国的大胆挑战和尽情报复。她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并未获得心灵深处的宁静；旧仇宿怨在那被世人奉为至宝的十万卢布燃起的熊熊烈焰中得到了发泄，但内心的创伤却并未因此平复。不过，这一近似疯狂的行动还是无情地惩罚了加尼亚——在他身上，贪财的欲念取代了爱情；同时也尖刻地揶揄了罗戈任的铜臭熏天的丑恶灵魂——对女人的占有欲取代了他对金钱的占有欲。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所处的罪恶环境中，梅什金公爵是惟一珍惜她的美、懂得她的美的价值的人，因此她认为公爵是“一个真正忠实的人”。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举行的招待晚会上，罗戈任以重金收买她的美色，女主人公眼看要被推入危险的深渊。公爵真挚地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为了帮助她摆脱厄运，便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她求婚。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虽然自认为完全配得上他，但傲慢和自卑却使她欲爱不能。尽管托茨基当年毁掉了她，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但她现在却不愿意昧着良心毁掉像孩子般纯洁的梅什金；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认为梅什金对她的感情并不是真正的爱情，而只是为了抚慰她的灵魂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怜恤和施舍，这就更加深了她的屈辱感。如果委身罗戈任，也就是屈从于金钱的淫威，则意味着道德沦丧和人格毁灭。她的这一番苦心既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并不理解这番苦心的梅什金。她已是走投无路，进退维谷了，但她没有屈服，她不惜以毁掉自己作为代价，对这个社会的虚伪与权势投以最后的蔑视，她面对托茨基、叶潘钦等卑鄙而伪善的一群，挑战似的宣布：“罗戈任，开步走！再见，公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所象征的美，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下毁灭了，但她的抗议精神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毁了她的是伪君子托茨基和手执屠刀的罗戈任，但是心地善良的梅什金也不能辞其咎。他悲天悯人，为敌对双方的和解而奔走呼号，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帮助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摆脱内心的屈辱和自卑，使她逐渐树立自信心，在精神上获得新生，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抗争，对当时俄国现实的丑恶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她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愤世嫉俗作为抗争的手段，毕竟不能动摇金钱势力的根基，到头来只能以失败告终。

《白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彼得堡，作品再现了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彼得堡的广阔图景，但作家不像他在以前的作品中那样着重描写下层社会及其各种人物；在《白痴》中登场的众多角色，主要是贵族和官僚上层社会的代表，还有活跃在资本主义城市里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这些人物的全部活动和相互关系中，批判地描写了统治阶级，揭穿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种种罪恶；他抓住金钱势力的本质，对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卑鄙、猥琐、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等各种特征，进行了无情的鞭挞。集中体现了这些特征的，就是农奴制废除后支撑着贵族地主和官僚社会的托茨基们、罗戈任们、叶潘钦将军一家和伊沃尔金一家等。

贵族地主托茨基是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保护人，在鉴赏女性美方面他是一个“精确无误的行家”，并且善于适时地“享用”女性。女主人公生日晚会上的“沙龙游戏”，令人作呕地暴露了这个衣冠楚楚的伪君子卑鄙丑恶的灵魂。虽然一个受了他的欺凌与侮辱的女性给了他报复性的一击，曾把他置于十分狼狈的境地，然而托茨基深知，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法律上”是抓不住他的把柄的，因而有恃无恐，“甚至认为可以重新利用这个女人”，继续凌辱她。

罗戈任则是私有制黑暗势力的化身。金元王国的全部毒菌已侵入了他的骨髓，主宰着他的灵魂。他语言粗俗，行为放肆。在他的心目中，金钱万能，一切都会屈从于它的权势。他想用十万卢布的高价，像买一宗货物一样买下他垂涎已久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可是罗戈任怎么也不能理解，美可以毁灭，可以玉碎，却是重金莫赎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就在他的身边，但并不真正为他所有，他在嫉妒、恼怒和绝望中亲手杀死了她。

在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叶潘钦将军一家很有典型性。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然而，徒有其表的美满幸福并不能掩盖它的空虚无聊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欺骗。将军不是名门之后，但因善于钻营，投靠权贵，所以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是一个体面殷实的富翁了。他同妻子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辈子都过得很和睦”，对她“言听计从和百依百顺”，但就是这样一个丈夫，为了博得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垂青，竟在她的生日那天，“以自己的名义馈赠一串价值昂贵的绝妙的珍珠”，妄图使她在嫁给加尼亚之后充当自己的情妇。在这个家庭中，与众不同的是将军的小女儿阿格拉娅。她“刚满二十岁，完全是个美人，在社交界已相当引人注目”。阿格拉娅的性格似乎不乏真诚，但寄生性的闲逸生活造成了她的娇生惯养和任性，她蔑视周围的环境，曾对加尼亚怀有好感，也曾对公爵钟情；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只能虚度年华。

与叶潘钦家庭不同，退役将军伊沃尔金一家是个小市民家庭。伊沃尔金嗜酒如命，女儿瓦里娅是高利贷者的妻子，儿子加尼亚更加庸俗和卑鄙。这个家族日趋解体，伤风败俗，勾心斗角，相互仇恨，同时又虚情假意地维护表面的尊严。

在这个由托茨基们、罗戈任们、叶潘钦们和伊沃尔金们组成的魑魅魍魉的世界里，出身贫苦的伊波利特只能注定夭折，他在绝望中说：“人们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折磨。”苦闷、悲观以至于仇恨，伴随着他对于生活、幸福、正义的憧憬。这也是一个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他的内心同样充满对不合理的生活的抗议。小官吏列别杰夫在这个社会里扮演着小丑的角色，他逢迎权贵，同时又憎恨他们，诅咒资本主义这个充满“罪恶和铁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财富是多了，但是力量却少了；团结人类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变软了，一切东西都是软绵绵的，所有的人也都委靡不振！”他感受到了新的生活法则的兽性的本质，但并不理解正在俄国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相对进步性。在列别杰夫的这一指责里，可以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声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完《白痴》后不久给俄国政论家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长篇小说中许多地方写得匆忙，许多地方拖泥带水，不很成功……”其原因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一封信中接着写道，“我维护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我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我的思想”——这就是作家多次谈到的创作意图，即“描绘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作家的社会理想的深度和内涵对于作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又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悲剧。作家表现了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的深重苦难和无限隐痛，同时又激烈地反对他们通过任何实际的斗争摆脱这种处境以求得解放；他主张以宗教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希冀用宗教的微弱烛光来照亮令人窒息的重重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描绘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的创作思想，实际上是力图通过梅什金公爵这个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孤独病态的灵魂，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因此，作家不惜在《白痴》中的许多地方脱离了作品思想与艺术的自然发展，生硬地插入和补充了许多同作品的情节与主题无关的内容，添加了许多赘物，如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观，对所谓虚无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评论，等等。这一切都使作品的艺术结构失之松散，使作品“拖泥带水”，同时也损害了作品的形象体系：作品中曾经受到谴责的人物，后来被随心所欲地美化为正人君子；原来曾激起人们愤怒的角色，尔后又毫无缘由地被戴上了高贵的花环。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阶级斗争激化和各种思潮激烈交锋的形势下，梅什金公爵的形象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他的许多特征带有很大的反动性，锋芒指向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认为，美好的正面人物应是统一的、完整的，在生理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该得到和谐的发展，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对生活满怀信心，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在被称为“生活教科书”的《怎么办？》里，新人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韦拉和“特殊的人”拉赫梅托夫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志趣高尚，道德纯洁，乐于助人，在需要放弃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但并不认为这是自我牺牲。他们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论证善恶的根源，车尔尼雪夫斯基借助小市民俗物玛丽亚·阿列克塞夫娜·罗查利斯卡雅的形象指出，世上没有天生的坏人，人之所以变成他们那个样子，完全取决于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正面人物梅什金，却是一个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有严重缺陷的人，他似乎超然于尘世之上，不食人间烟火，不论在社会生活方面还是个人生活方面，都同样地软弱无能。逆来顺受和忍辱含垢是梅什金公爵的生活信条；在他看来，受苦受难也是一种善行，他说：“譬如说拷打吧；它会使人受苦、受伤，也就是肉体上受到折磨，但这一切反而能分散你精神上的痛苦，你只须忍受那些创伤给你带来的痛苦，直到死去。”

梅什金公爵在叶潘钦家客厅里的一席长谈，对于说明作家后期的理想、他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具有诠释意义。梅什金以反对天主教、捍卫基督教“纯洁性”的卫道士面目出现，执意把天主教和无神论、社会主义放在一起，肆意进行抨击：“无神论！……起初是由于愚昧和听信谎言，如今则是由于狂热，由于憎恨教会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是天主教和天主教本质的产物！社会主义跟它的兄弟无神论一样，是从绝望中产生的……不是凭基督、而是凭暴力来拯救人类！这也是一种凭借暴力获得的自由，这也是一种凭借剑与血取得的统一！”梅什金把压迫者奴役被压迫者的暴力行为同被压迫者摆脱奴役的暴力斗争混为一谈，断言通向幸福的途径不是革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传播俄国斯拉夫派的理想——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梅什金公爵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挑战，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反驳。梅什金还运用作家反动的“根基论”，特别指出自己不会为那些“失去了根基的特殊阶层”，即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担心，不会为他们辩护；他面对客厅里的显贵们，向整个贵族阶级痛心疾首地呼吁：“我们为什么要自行消亡，让位给别人呢？只要我们成为先进者，我们也就会成为领导者。”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完全以说教者的面目出现，他硬塞给梅什金的一些思想，显然是主人公的智力所难以企及的。

《白痴》确实存在一些无可讳言的缺陷，但它依然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蜚声世界文坛的优秀作品之一，因为它不但广泛地描绘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生活，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塑造了许多极为鲜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心理活动的人物。因而，这部小说至今仍为各国读者所欣赏，依然具有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

---童树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