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末，正是解冻天气，上午九时左右，在彼得堡—华沙的铁路上，一列全速行驶的客车即将抵达彼得堡。天气很潮湿，雾又很浓，好不容易天才破晓。从车窗里朝铁路两侧看去，十步以外的景物就难于辨认了。旅客中也有些人是从国外回来的；然而比较拥挤的还是三等车厢，乘客都是短途旅行的小商贩。大家照例都很疲劳，经过一夜的颠簸，眼皮已抬不起来，人人都冻坏了，面色发黄，跟雾的颜色倒很相称。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有两名旅客从天刚破晓就面对面地坐在车窗边。这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没带多少行李，衣着都不考究，相貌也与众不同，此外，双方又都乐于攀谈。倘若他们二位都知道对方此时此刻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之处的话，那么，对于命运居然会如此奇特地使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彼得堡—华沙铁路的三等车厢里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感到惊讶。他们之中的一位身材不高，二十七岁上下的年纪，头发卷曲而且颜色发黑，灰色的眼睛虽小，但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宽阔扁平，脸上颧骨突出；两片薄嘴唇不时露出一种傲慢、嘲讽、甚至恶毒的微笑；但是他天庭饱满，这就使面孔的下半部显得不那么俗气了。在这张脸上，特别显眼的是像死人一般苍白的面色，年轻人的体格虽然相当健壮，可是这面色却使他的整个容貌都变得疲惫不堪。与此同时，他还流露出一种使他感到痛苦的热情，这和他那傲慢粗鲁的微笑，和他严厉自负的眼神都不协调。他穿得很暖和，一件宽大的、黑色的羊羔皮挂面皮袄，使他夜里没有受冻。但是，坐在他对面的人对于俄国十一月潮湿的寒夜显然缺乏准备，所以只得浑身发抖，饱尝它的淫威。他穿着一件相当肥大的无袖斗篷，这斗篷带有一顶硕大的风帽，跟远离俄国的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的旅客们冬季常穿的斗篷一模一样，当然喽，那些旅客并不打算在埃德库宁[埃德库宁，当时普鲁士和俄国边界上的一个普鲁士火车站。]上车一直坐到彼得堡。但是，在意大利适用而且能使人十分满意的东西，到了俄国便不完全适用了。这件带风帽的斗篷的主人是个年轻人，也有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略高于中等身材，一头浓密的淡黄色头发，面颊下陷，疏疏落落地长着一点尖尖的、几乎全白的小胡子。他的一双大大的、聚精会神的碧眼，流露出一种平静然而忧郁的神色，充满一种奇怪的表情，有些人一眼看去，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不过年轻人的面孔是讨人喜欢的、清癯瘦削的，只不过缺乏血色，现在甚至冻得发青。他手里摇晃着一个用褪色的旧绸子包的小包袱，这大概就是他的全部行装。他的脚上穿着带鞋罩的厚底皮鞋，完全不是俄国人的打扮。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穿着挂面皮袄的黑发旅客，把这一切都瞧在眼里，多多少少是出于无事可做，终于像人们有时见到邻居倒霉而幸灾乐祸那样，放肆而随便地用毫不客气的嘲讽口吻问道：

“很冷吧？”

他还耸了耸肩膀。

“冷得要命，”坐在对面的人非常痛快地答道，“您瞧，这还是解冻时节呢。要是到了大寒时节，那又会怎样呢？我真没想到，咱们国家会这么冷。我已经不习惯了。”

“您是从国外回来吧？”

“是的，从瑞士回来。”

“嘘！原来如此！……”

黑发的人吹了声口哨，哈哈大笑起来。

二人攀谈起来。披着瑞士斗篷的那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在回答那个皮肤黝黑的人的一切问题时都非常痛快，就是对于那些很不客气、很不妥当、十分无聊的问题，他也毫不在意。他回答时顺便提到，他离开俄国的确已经很久，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养病，他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病，类似癫痫症或舞蹈病，有些震颤和痉挛。皮肤黝黑的人听他说话时，冷笑了好几次。有一次他问：“怎么样，给您治好了吗？”淡黄头发的人答道：“不，没有治好。”这时皮肤黝黑的人笑得特别厉害。

“嗨！钱大概都白花了吧？可咱们这里的人却还是相信他们。”皮肤黝黑的人尖刻地说。

“千真万确！”一个坐在旁边的人插嘴道。这位先生衣着寒伧，像是个只会抄抄写写的小官员，四十来岁，体格强健，红鼻子，满脸粉刺，“千真万确，先生，他们只是白白地骗取俄国的一切资源！”

“噢，就我的情况而论您可就错了，”从瑞士回来的病人用平静而和蔼的口吻应声说道，“由于我不了解整个情况，当然我不能同您争辩；不过，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我在国外的时候，他几乎养活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供给您钱？”皮肤黝黑的人问。

“是的，供养我在国外生活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写信给国内我的远房亲戚叶潘钦将军夫人，可是没有接到回信。所以我只好回来了。”

“那么您投奔何方呢？”

“您是说我要在哪里落脚吗？……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呢……是这样……”

“还没有决定吗？”

听他讲话的两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财产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吧？”皮肤黝黑的人问道。

“我敢打赌，准保没错，”红鼻子的官员非常满意地附和道，“他也没有在行李车里寄放什么东西。不过还是不能不指出，贫非罪也。”

果然如此：淡黄头发的青年马上急不可耐地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包袱毕竟还是有点用处，”官员继续说，这时他们已经笑够了（最妙不过的是，末了就连包袱的主人也瞧着他们笑了起来，这使他们越发开心了），“虽说可以打赌，说里面没有一包包外国的拿破仑金币、腓特烈金币和荷兰金币，只要看看您那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可以确定这一点，可是……要是在您的包袱之外再添一个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个包袱就会具有另一种意义；当然，这必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是您的亲戚，您没有因为心不在焉而弄错……人们由于心不在焉或……想象力太丰富，常常会发生错误。”

“噢，您又猜对了，”淡黄头发的青年应声说道，“我真是几乎弄错了。这就是说，她几乎并不是我的亲戚。我没有收到她的回信，老实说，当时我甚至都毫不惊奇。我早就料到了。”

“您白花了寄信的邮资。噢……起码您是老实而真诚的，这倒值得称赞！噢……我认识叶潘钦将军，先生，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在瑞士供给您生活费的那位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那么我也认识，先生。姓帕夫利谢夫的有两个人，是堂兄弟。另一个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是一位可敬的人，他交游很广，在世时有四千名农奴，先生……”

“不错，他是叫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年轻人回答以后，就好奇地凝视着这位万事通先生。

在有的社会阶层里，有时会碰到这种万事通先生，甚至会经常碰到。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那整天苦苦钻研的头脑和种种才能，全都不可遏止地用在一个方面。当然，当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更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见解。不过，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句话，只是指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而言，就是说，某人在什么机关供职，他认识什么人，他有多少财产，在哪一省当过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妻子陪送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又是谁，如此等等。这种万事通大都穿着磨破了袖子的衣服，每月领十七卢布的薪俸。被他们打听到全部底细的那些人，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动机，不过，他们有许多人都从这种足以和一门完整的学科媲美的知识中得到充分的慰藉，获得了自尊心，甚至精神上也得到了高度满足。这倒真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学科。我看到过一些文人学者、诗人和政治家，在这门学科里寻找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和最高的目的，甚至单单就靠这个而飞黄腾达。在这次谈话期间，那个皮肤黝黑的青年自始至终都在打哈欠，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急不可耐地盼望及早结束这次旅行。他有点心不在焉，简直是心神不定，几乎是心慌意乱，甚至都变得有些古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他笑了起来，却连自己都不知道、也不明白笑的是什么。

“请问尊姓大名……”满脸粉刺的先生蓦地对拿着包袱的那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对方马上很痛快地答道。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知道，先生。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先生，”官员沉思着回答，“我讲的不是姓氏，这个姓氏古已有之，在卡拉姆辛的历史书里可以找到，也准能找到[在俄国史学家卡拉姆辛（1766—1826）所著之《俄国史》中确有梅什金家族的名字。]。我指的是您本人，先生。真的，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现已无处可寻，甚至音讯全无，先生。”

“噢，可不是嘛！”公爵立刻答道，“梅什金公爵一族的人，现在只剩我了。我觉得，我是本族最后一个男人。至于我父亲一辈和祖父一辈的老人，他们过去都是我国的独院小地主[独院小地主，俄国农奴制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蓄农奴，并与农民同样负担赋役。]。不过，家严是士官学校出身，当过陆军少尉。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也算是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一员，也是本族的最后一个女人……”

“嘿嘿嘿！本族的最后一个女人！嘿嘿！您真会说笑话！”官员嘻嘻地笑起来了。

皮肤黝黑的人也冷笑了一声。淡黄头发的青年对于自己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相当拙劣的双关语[在俄文中，“本族的”这个词组，也作“就某一点而论”解。]，不禁感到有点惊讶。

“您要知道，我完全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他终于惊讶地解释道。

“当然当然，先生。”那官员开心地唯唯称是。

“公爵，您在国外可曾跟大学教授学过什么学问？”皮肤黝黑的人突然问道。

“是的……学过……”

“我可从来没有学过任何学问。”

“我也只是学了一星半点罢了，”公爵几乎是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他们认为我有病，不能按部就班地求学。”

“您认识罗戈任家的人吗？”皮肤黝黑的人急忙问道。

“不，我完全不认识。我在俄国认识的人很少。您姓罗戈任吗？”

“是的，我姓罗戈任，名叫帕尔芬。”

“帕尔芬？不就是那个罗戈任家的人吗……”那官员以特别傲慢的神气开始说。

“是的，就是那一家，就是那一家。”皮肤黝黑的人粗暴无礼地急忙打断官员的话。不过，他对这个满脸粉刺的官员压根就没瞧过一眼，一开始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官员惊呆了，几乎把眼睛都瞪了出来。他的整个面孔立刻露出一种虔敬的、奴颜婢膝的、甚至惊慌失措的神情，“您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谢苗·帕尔菲奥诺维奇·罗戈任的少爷吗？他不是在一个月以前去世，留下二百五十万遗产吗？”

“你怎么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现金呢？”皮肤黝黑的人打断他的话，就连这一次他也不屑于瞧那官员一眼。“您瞧！（他指着官员对公爵使了个眼色）他们马上像一群饿狗似的围了过来，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的父亲的确是死了，我过了一个月才从普斯科夫回家奔丧，几乎连一双皮鞋都没有。不论是我的混账哥哥，还是我的母亲，都既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一声！简直像对待一条狗！我在普斯科夫害了热病，整整躺了一个月！……”

“现在您一下子可以拿到一百多万，这还是最起码的呢，我的主啊！”那官员举起双手一拍。

“请问，这与他有什么相干！”罗戈任又气忿地、恶狠狠地冲他点了点头，“哪怕你在我面前拿大顶，我也不给你一个戈比。”

“我要拿的，我要拿的。”

“你瞧！哪怕你整整跳一星期舞，我也决不给你，决不给你！”

“你不给就不给吧！我本来就该这样做；你不给就不给吧！我还是要跳舞。我就是把老婆孩子都扔掉，也要在你面前跳舞。我应该向你致敬，我应该向你致敬！”

“去你的吧！”皮肤黝黑的人啐了一口唾沫，“五周以前我也像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拿着一个小包袱，离开父亲，跑到普斯科夫去找姑妈；我在那里害热病，躺倒了。我不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是中风死去的。愿死者的英名永垂不朽！不过，他当时几乎把我活活打死！您信不信，公爵，这是真的！当时我若不逃走，他就会一下子把我打死的。”

“您做了什么使他生气的事吧？”公爵问道，带着一种特别好奇的神情仔细打量穿皮袄的百万富翁。虽说万贯家私和继承遗产本身确有引人注目之处，不过，使公爵惊讶并感到兴味的却还有另一种因素。罗戈任不知为什么也特别乐意跟公爵攀谈，虽说他所以要攀谈，多半是出于肉体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多半是由于心神不宁，而不是由于心地忠厚；他由于心慌意乱、忐忑不安，所以总想看看什么人，讲讲什么事。仿佛他至今还害着热病，至少是情绪激昂。至于那个官员，他死盯着罗戈任，连大气都不敢出；他倾听着、掂量着罗戈任的每一句话，仿佛在寻觅钻石似的。

“他的确是生气了，而且不一定没有道理，”罗戈任答道，“但是我的哥哥却叫我无法忍受。我不能责怪母亲，因为她是个老太婆，整天读《每日读物月书》[《每日读物月书》，供东正教教徒每日阅读的书，主要内容为圣徒言行录，每月一册。]，和老太婆们坐在一起闲聊，对我的哥哥先卡[先卡，谢苗的昵称。]言听计从。他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呢？这我明白，先生！不错，我当时的确神志不清。听人家说，家里打电报来了。但是，那电报是打给我姑妈的。她在那里守了三十年寡，从早到晚同疯修士鬼混。她修女不像修女，甚至比这还糟。她接到电报以后十分害怕，没有拆开，就把它送到警察局去，它至今还留在那里。只有科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帮我的忙，把一切都写信告诉我了。一天夜里，我的哥哥把家严锦缎棺罩上的金缨络割了下来，说道：‘它们值多少钱啊！’单单为了这一桩事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这是大逆不道。喂，你这个小丑！”他对那官员说，“在法律上这是不是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那官员立刻随声附和道。

“犯了这种罪，是不是该流放西伯利亚？”

“流放西伯利亚！流放西伯利亚！立刻流放西伯利亚！”

“他们以为我还在生病呢，”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但是我一句话也不说，悄悄地带病上了火车，动身回家。谢苗·谢苗内奇老兄，你给我开门吧！我知道他对我那去世的父亲说过我的坏话。不过，我当时的确是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把父亲惹恼了，这是实情。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鬼迷了我的心窍。”

“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吗？”那官员若有所悟地、低声下气地说。

“你知道什么！”罗戈任不耐烦地对他喊道。

“我知道！”那官员得意洋洋地答道。

“又来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有的是！我对你说，你真是个无耻的家伙！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家伙立刻来纠缠的！”他继续对公爵说。

“也许我真知道，先生！”那官员坐立不安了，“我列别杰夫是知道的！阁下，您现在责备我，但是假如我拿出证据来又怎么样呢？说起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就是为了她令尊要用荚木棍子教训您一顿。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姓巴拉什科娃，也算是位贵族小姐，也是本族的一位公主，她和一位姓托茨基的有来往，那人的名字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她只和他一个人要好，他是地主，又是大资本家，许多公司和协会的股东，因此和叶潘钦将军成了至交……”

“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末了，罗戈任的确大吃一惊，“活见鬼，他果然知道。”

“我全知道！列别杰夫无所不知！阁下，我给利哈乔夫·亚历萨什卡当过两个月跟班，那也是在他父亲死后。我认识所有角落和胡同，结果没有我列别杰夫，他就寸步难行。他现在在蹲债户拘留所。可当时我却有机会认识了阿尔曼斯、科拉菲娅、帕茨基公爵夫人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有机会长了许多见识。”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难道她和利哈乔夫在一起？……”罗戈任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气得嘴唇都发白了，还不住地哆嗦。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那官员顿觉失言，便连忙说道，“利哈乔夫用多少钱也弄不到她！不，她决不是阿尔曼斯那样的女人。她只跟托茨基一人。她晚上常常坐在大剧院或法国剧院的包厢里。那里的军官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说，但是他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只是说‘这就是那个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就完了；往下再也没说什么！因为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的确是这样，”罗戈任皱着眉头忧郁地证实道，“扎廖热夫当时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公爵，我当时穿着家严用了三年的大衣，穿过涅瓦大街，她正从一家商店里走出来，登上一辆轿式马车。我立刻像浑身起火似的。我后来遇到了扎廖热夫，他跟我可不一样。他就像理发馆的伙计，用带柄眼镜。但在我父亲的家里，我们穿的是漆皮靴，喝的是素菜汤。他说，我配不上她。他说，她是一位公爵小姐，名叫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姓巴拉什科娃，和托茨基同居。托茨基现在正不知道该怎样甩掉她才好，因为他已经完全达到人生最好的年龄——五十五岁，想娶全彼得堡首屈一指的一位美女为妻。他当时又对我说，当天就可以在大剧院见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她准是坐在楼下一侧厢座的包厢里看芭蕾舞。在我父亲家里，只要你想去看芭蕾舞，那准会受到惩罚，准会把你打死！但是，我偷偷地跑去看了一小时，又见到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当天夜里，我通宵没睡。第二天早晨，现已去世的父亲给我两张利息五厘的证券，每张五千卢布，他说，你去卖掉它，然后把七千五百卢布送到账房去，交给安德烈耶夫，你不要到别处去，把那一万卢布中剩下的钱给我拿回来；我等着你。证券我卖掉了，钱到了手，但是我没有到账房去找安德烈耶夫，我哪儿也不看，一直跑到一家英国商店，挑了一对耳环，每只耳环上的钻石几乎有核桃那么大，我拿出所有的钱，还少四百卢布，我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才赊给我。我拿了耳环去找扎廖热夫，千方百计地央求他说，老兄，把我带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那里去吧。于是我们就去了。当时我的脚底下是什么，前面是什么，旁边是什么——我一概不知，也记不得了。我们径直走进她的客厅，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我当时没有说出我姓甚名谁，只是由扎廖热夫说：‘这是帕尔芬·罗戈任送给您的，作为昨天的见面礼。请您笑纳。’她打开一看，笑着说：‘请向您的朋友罗戈任先生致谢，谢谢他的一番盛情。’然后她就告辞出去了。我当时为什么不死在那里呢！我所以前去，就是因为我心里想：‘我反正不活着回家啦！’最使我生气的，就是那个小鬼扎廖热夫占尽了便宜。我的个子矮小，衣着像个奴仆，因为感到害臊，就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睁大眼睛看着她。可他却十分时髦，头上抹了发蜡，烫成发卷，面色红润，领带是带格子的。他真是十分体面，十分潇洒。她当时肯定把他当成我了！我们出来以后，我就说：‘喂，你今后休想再进我家的门，明白吗！’他笑着说：‘但是，你现在怎样向谢苗·帕尔菲奥内奇交代呢？’我当时真不想回家，不如往水里一跳拉倒，但是转念一想：‘事已至此，随它去吧。’于是，就像犯了弥天大罪似的回家去了。”

“哎哟！嘿！”那官员扮了一个鬼脸，甚至哆嗦起来，“别说为了一万卢布，就是为了十个卢布，您的亡父也会把人送往阴间。”他对公爵点点头。公爵好奇地打量着罗戈任，罗戈任的脸色这时仿佛更加苍白了。

“把人送往阴间！”罗戈任重复道，“你怎么知道？”他继续对公爵说，“家严立刻就知道了一切，扎廖热夫更是逢人便讲。父亲把我抓住，锁在楼上，整整教训了我一个钟头。他说：‘我这只是让你先作好准备，到了夜里，我再来向你告别。’您猜怎么着？老头子竟跑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家里，向她一躬到地，老泪纵横地央求她；她终于把那个盒子拿出来，扔给他说：‘老大爷，把你的耳环拿去吧。这对耳环既然是帕尔芬冒了那样的风险给我买来的，它的价值现在对我来说已增加了十倍。请你代我问候并感谢帕尔芬·谢苗内奇。’好吧，当时我得到母亲的帮助，向谢廖日卡·普罗图申借了二十卢布，就乘火车到普斯科夫去了，到了那里，我就得了寒热病。老太婆们开始对我念圣徒传。我却醉醺醺地坐在那里，后来我用最后的几个钱去逛酒店，整夜不省人事地躺在街头。第二天早晨我就发起烧来，还叫狗咬了一夜。我好容易才醒过来。”

“好啦，好啦，先生，现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可以给我们唱歌啦！”那官员搓着双手，嘻嘻地笑了起来，“老爷，现在耳环算得了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赏给她一副同样的耳环……”

“你要是再有一句话提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上帝作证，我就要揍你一顿，别看你给利哈乔夫当过跟班！”罗戈任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喊道。

“要是您揍我，那就是说您不会抛弃我了！您揍吧！您揍了我，就会在我身上留下您的手印……哦，我们到啦！”

火车果然进站了。罗戈任虽然自称是偷偷到来的，但已有几个人前来接他。他们叫喊着朝他挥动帽子。

“瞧，扎廖热夫也来啦！”罗戈任喃喃道，露出洋洋得意的、甚至仿佛是恶狠狠的微笑，看着那些人，接着又忽然对公爵说：“公爵，我不知道为什么爱上了你。也许是因为我是在这时候遇见你的。但是，我也遇见了他（他指指列别杰夫），却并未爱上他。公爵，你去我家吧！我们可以给你脱下这鞋罩，让你穿上最考究的貂皮大衣；再给你定制一套头等燕尾服，一件白色的、或者别的什么颜色的背心，把钱塞满你的口袋……咱们一同乘车去见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你去不去呀？”

“您好好听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列别杰夫威严而得意地应声说道，“啊，您可别错过这个机会！啊！您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梅什金公爵欠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向罗戈任伸出手去，客气地对他说：

“我非常乐意到您府上去，承蒙厚爱，我不胜感激。倘若我来得及，说不定今天就去。因为，我老实对您说，我很喜欢您，尤其是在您谈到钻石耳环的时候。甚至在讲耳环以前，虽然您愁容满面，我也喜欢您。我还得感谢您答应送给我衣服和皮袄，因为我的确马上就需要衣服和皮袄。眼下我身边几乎是一文不名。”

“钱会有的，晚上就会有的，你就去吧！”

“会有的，会有的，”官员附和道，“不用等到天黑就会有的！”

“公爵，您很喜欢女人吗？要是喜欢，就请您早说！”

“我，不，不！我……您也许不知道，我由于先天的缺陷，甚至根本就没和女人发生过关系。”

“哦，既然如此，”罗戈任喊道，“公爵，你完全成了一个疯修士，上帝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上帝就喜欢你这样的人。”那官员又附和道。

“牛虻，你跟我去吧！”罗戈任对列别杰夫说，大家一齐下了火车。

列别杰夫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快步朝耶稣升天大街走去。公爵要拐到翻砂街去。天气潮湿。公爵向行人问清了道路，——他要去的地方大约还有三俄里，于是他决定雇一辆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