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的时间是十二点，但是公爵完全出乎意料地迟到了。他回家时看到将军已在他那里等他。他一眼看去就发现将军心怀不满，也许正是因为等候公爵等急了的缘故。公爵道了歉，急忙坐下，但是胆怯得有点奇怪，似乎他的客人是瓷制的，他时时刻刻担心把客人碰碎。早先他见到将军从不胆怯，也从来不曾有过胆怯的念头。公爵很快看出，他和昨天相比已判若两人：今天他已不惊慌失措和精神恍惚，而是流露出一种不寻常的镇静；可以断定，此人已对什么事下了最后的决心。不过这种镇静主要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位客人是落落大方的，虽说那副庄重的神态还带有几分拘谨。起初他对待公爵仿佛有一种宽宏大量的神气，——就像有些受了委屈却很高傲的人有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落落大方。他说话和蔼可亲，虽然也带点悲哀的口吻。

“这是我前两天向您借的那本书，”他意味深长地朝他带来的那本已放在桌上的书点了点头，“谢谢。”

“噢，是的。您读完那篇文章啦，将军？您喜欢吗？不是很有趣吗？”公爵看到能有机会尽快从一些闲话入手来开始这场谈话，不免感到高兴。

“也许是有趣的，但是写得粗糙，当然是无稽之谈，也许每句都是谎话。”

将军过于自信地说，甚至稍稍曼声地说着每一个字。

“啊，这是个多么朴实的故事；一个曾目击法国人蹂躏莫斯科的老兵讲的故事[公爵交给将军阅读的那篇文章，载于《俄国档案》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是指《一八一二年的莫斯科新圣母修道院。目击者，编内公务员谢苗·克利梅奇讲的故事》一文。]；有些地方写得很妙。何况目击者的任何笔记都是弥足珍贵的，甚至不论那目击者是谁。不是吗？”

“假如我是编辑，我是不会发表的；至于一般目击者的笔记，那么人们宁肯相信那种虽然漫天撒谎却说得倒也有趣的人，也不愿相信那些可敬的有功之臣。我知道几种记述一八一二年的笔记，它们……我决定了，公爵，我要离开这幢房子，离开列别杰夫先生的家。”

将军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公爵。

“您在帕夫洛夫斯克有自己的住宅，在……令爱那里……”公爵说，但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将军是为了一件跟自己生死攸关的特别重要的事情来向他求教的。

“在内人那里；换句话说，是在我自己和小女的家里。”

“对不起，我……”

“我要离开列别杰夫的家，亲爱的公爵，这是因为我和此人绝交了。昨晚绝交的，我后悔没有早一点这么做。我要求别人尊敬我，公爵，也想得到他的尊敬，甚至凡是我向其奉献了我的心的人，我都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公爵，我常把我的心献给别人，却几乎总是受骗。这个人是不配接受我的馈赠的。”

“他有很多毛病，”公爵有分寸地指出道，“还有某些特点……但在这一切之中可以看到一颗心，还有一个狡猾的、有时也很有趣的头脑。”

优雅的措辞和尊敬的口吻看来博得了将军的欢心，虽然他有时还带着突如其来的不信任情绪瞧瞧公爵。然而公爵的口气是那么自然，那么诚恳，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

“关于他也有一些好的品质这一点，”将军应声说道，“那么在我几乎把我的友谊奉送给此人的时候，是我首先宣布的。我既然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并不需要他的家和他的款待。我不为自己的毛病辩护；我不大检点；我和他一起喝酒，现在我也许还在为此哭泣。但是并不仅仅为了喝酒（公爵，请您原谅一个被激怒的人这种粗野的坦率），并不仅仅为了喝酒我才跟他来往。使我入迷的就是您所说的那些品格。然而凡事都有一定的限度，我连品格也是如此；倘若他突然粗鲁无礼地当面要我相信，在一八一二年，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在童年时代就失去了左腿，并把它埋在莫斯科瓦甘科夫公墓，那就超过了限度，显得失敬和厚颜无耻了……”

“也许这不过是为了逗人开心而开的玩笑。”

“我明白，先生。为了逗人开心而说的天真的谎话，即使有伤大雅，也不会使人心感到难堪。有些人撒谎，也可以说仅仅是出于友谊，为了使谈话的对方得到一点乐趣，但是，倘若其中有失敬之处，倘若他们也许正是要借这种失敬来表示他们已感到彼此间的交情成了一种累赘，那么一个自重的人就只得转过身去跟侮辱他的人绝交，让对方真正知道自重。”

将军说话时脸都红了。

“列别杰夫在一八一二年不可能待在莫斯科；那时他还太小；这很可笑。”

“这是第一点；再说，就算他当时已经出生，他又怎能当面叫别人相信，一个法国步兵为了取乐，竟把大炮向他瞄准，打掉了他一条腿；他还把那条腿拾起带回家去，后来把它埋在瓦甘科夫公墓，他还说他在埋腿的地方立了一个墓碑，碑的一面写道：‘十级文官列别杰夫之一足安葬于此’，另一面写道：‘安息吧，亲爱的遗骸，静待快乐之黎明’[这是俄国作家卡拉姆辛的《墓志铭》之一。一八三七年，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愿望，把这句话刻在他们亡母坟前的墓碑上了。]，最后还说，他每年都要祭祷那条腿（这简直是渎神行为），为此每年都要去莫斯科一趟。他为了证明此言非虚，还叫我到莫斯科去参观坟墓，甚至还要带我到克里姆林宫去看那尊被缴获的法国大炮。他说，就是从大门口数起的第十一尊旧式法国鹰炮。”[鹰炮，古代一种发射铅弹的小口径大炮。]

“况且他的两腿都完好无恙，这很明显嘛！”公爵笑了，“请您相信，这的确是天真的玩笑，您别生气。”

“但是请允许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先生；就算他明明有两条腿吧，这还并不完全不可思议；他要我相信，他的一条腿是切尔诺斯维托夫给他装的……”

“噢，是的，据说用切尔诺斯维托夫装的假腿还可以跳舞呢。”

“这我完全知道，先生；切尔诺斯维托夫发明假腿的时候，首先就跑来拿给我看。但是切尔诺斯维托夫发明假腿的时间要晚得多……他还一口咬定，他的亡妻在他们结婚以后，一直不知道他，就是她的丈夫，有一条木腿。‘既然你，’当我指出他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时候，他说，‘既然你在一八一二年当过拿破仑的少年侍卫，那么你也会允许我把我的一条腿埋在瓦甘科夫公墓。’”

“难道您……”公爵刚要开口，却又犹豫起来。

将军简直是目中无人地，而且几乎是嘲弄地看了看公爵。

“您把话说完吧，公爵，”他特别从容地曼声说道，“您把话说完吧。我是宽宏大量的，您把一切都说出来吧：您得承认，您一想到会在自己面前看到一个真正潦倒……而又毫无用处的人，同时又听说此人曾亲眼目睹……种种伟大场面，就不禁觉得可笑。他还没有来得及对您……说三道四吧？”

“没有；我没有听到列别杰夫说过任何事情，——如果您指的是列别杰夫……”

“哼，我原先认为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昨天我们俩所谈的全是有关……《俄国档案》里的那篇奇文。我指出了那篇文章的荒唐，因为我曾亲眼目睹……您笑了，公爵，您在看我的脸吧？”

“不，我……”

“我的长相倒还年轻，”将军曼声说道，“但是我的年岁其实比看上去要大些。在一八一二年我大约是十岁或十一岁。我的岁数连我自己也不大清楚。履历表上的岁数被减少了；我这一辈子都有自行减少岁数的坏毛病。”

“请您相信，将军，我告诉您，对于一八一二年您在莫斯科这一点，我的确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当然，您可以讲出一些见闻……跟当时待在那里的所有的人一样。我国有一位自传作家[指赫尔岑，见《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第一章。]，在他那本书里一开头就说，一八一二年他还是个吃奶的娃娃，法国兵在莫斯科喂过他面包。”

“您瞧，”将军豁达大度地赞许道，“我碰到的那件事当然非同一般，但其中并无任何不寻常之处。真事看上去往往是不可能的。宫廷少年侍卫！当然，这听起来就很奇怪。但是一个十岁孩子之所以碰到这样的奇遇，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年龄。十五岁的孩子也许就不会碰到这种事，这是肯定的，因为倘若我当时是十五岁，我决不会在拿破仑入侵莫斯科那天离开我的母亲，从我们在旧巴斯曼街的那幢木房逃走，我母亲因为来不及离开莫斯科而吓得战战兢兢。我当时若是十五岁，我也会胆怯的，可我十岁时却什么都不怕，在拿破仑下马时，我甚至从人群里一直挤到宫殿的台阶跟前。”

“您无疑说得很对，在十岁的时候是不会害怕的……”公爵怯生生地附和道，唯恐马上就会脸红。

“毫无疑问，一切都来得那么简单自然，只有确实发生过的事才会这样；倘若让小说家来写这件事，他准会编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来。”

“噢，确是这样！”公爵喊道，“这种想法也曾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就在最近。我知道一桩为了偷表而杀人的真正的凶杀案，此案如今各报均已刊载。假如这是作家虚构出来的，——那么凡是熟悉人民生活的人和批评家就会立刻大喊大叫地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可您既然在报上读到这件事，您就会感到，您正是通过这些事来了解俄国的现实。您这一番话说得很妙，将军！”末了公爵热烈地说，由于脸上得以避免出现明显的红晕而喜不自胜。

“不是吗？不是吗？”将军喊道，甚至乐得双眸熠熠生辉。“一个孩子，一个娃娃，他不懂得危险，钻过人群去看豪华的场面、制服、侍从，末了还有他已久闻其名的那个伟人。因为当时大家一连数年不停地议论他。世界各地都能听到这个名字；我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听见了。拿破仑在两步以外走过，无意中看到了我的目光；我当时穿着一身小少爷的衣服，打扮得很体面。在那群人里，只有我一个是这样，这您得承认……”

“毫无疑问，这准会使他大吃一惊，还会向他证明，人并没有走光，还留下一些贵族和他们的子女。”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他本来就想拉拢贵族！在他瞪起鹰眼看我的时候，我的眼睛想必在闪闪发光地回答他。‘多活泼的男孩子！你爸爸是谁呀？’我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立刻回答他：‘一个在祖国的沙场上捐躯的将军。’‘一个贵族的儿子，这贵族还很勇敢。我喜欢贵族。你喜欢我吗，小孩子？’对于这个迅速提出的问题，我也迅速地回答道：‘俄国人的心能辨认出伟人，哪怕他是自己祖国的敌人！’老实说，我并不记得这是不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当时是一个孩子……但是大意准保不差！拿破仑吃了一惊，他想了想就对自己的侍从说：‘我喜欢这孩子的傲气！但是，倘若俄国人全都像这孩子这样思考，那么……’他没有说完就进宫了。我立刻混在侍从当中跟在他后面跑去。侍从们纷纷给我让路，把我当作天之骄子。但这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我只记得皇帝走进第一个大厅，蓦地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肖像前站住，若有所思地看了很久，最后说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女人！’说罢就走开了。过了两天，宫里的人都知道我了，在克里姆林宫里还把我叫做‘小贵族’。我每天只是睡觉才回家去。家里人几乎都发疯了。又过了两天，拿破仑的少年侍卫德·巴赞库尔男爵[德·巴赞库尔男爵（1767—1830），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拿破仑一世的远征。]因为受不了征讨之苦终于死了。拿破仑想起我来。我被找到并带进宫去，也不说明原委就让我试穿死者的制服，死者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子。我穿好了制服就被领去见皇帝。他朝我点点头，别人就对我宣布，我承蒙皇恩被任命为陛下的少年侍卫。我很高兴，我的确早就非常喜欢他……噢，此外您也得承认，一套漂亮制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我穿着深绿色的燕尾服，拖着狭长的后襟；金纽扣，用金线绣的袖子上镶的红色毛皮，绣着金边的、高高竖起的、敞开的领子，后襟上的刺绣；白驼鹿皮紧身裤，白绸坎肩，丝袜，带扣的鞋……在皇帝骑马出游时，要是我也加入侍从的行列，就穿上高筒皮靴。虽然局势并不很妙，已能预感到大祸将临，但仍尽可能地遵守宫廷礼仪，甚至大祸临头的预感越是强烈，反倒越是认真。”

“是啊，当然喽……”公爵几乎惘然若失地喃喃道，“您的见闻若能写下来……定将非常有趣。”

将军现在所讲的，当然就是他昨天对列别杰夫讲过的那一套，所以他讲得很流畅；可这时他又不信任地斜睨了公爵一眼。

“我的见闻，”他用加倍自豪的口吻说道，“写下我的见闻？但是这对我并无诱惑力，公爵！如果您想看的话，我的见闻录已经写好了，但是……放在我的斜面书桌上。等我入土的时候再发表吧，毫无疑问，还会译成别的文字，但这并不是由于它的文学价值，不是的，而是由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的重要性，那些事件都是我亲眼目睹的，虽然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就因为我是个孩子，所以才能钻进这位‘伟人’所谓最隐秘的卧室里去！我夜里常听到这位‘倒霉的伟人’的呻吟，他不会羞于在一个孩子面前呻吟和哭泣，虽然我已经明白，他痛苦的原因是亚历山大皇帝保持沉默。”

“是啊，他写过信……提出议和……”公爵怯生生地附和道。

“我们并不知道他在信中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但他每日每时都在写信，一封接着一封地写！他非常焦急。一天夜里，我独自流着眼泪跑去见他（啊，我爱他！），对他喊：‘您求饶吧，向亚历山大皇帝求饶吧！’其实我应该说：‘请您跟亚历山大皇帝讲和吧！’但我是一个孩子，所以就天真地说出了我的全部想法。‘唉，我的孩子！’他答道，——他正在室内踱来踱去，‘唉，我的孩子！’他当时仿佛没有注意到我只有十岁，甚至很爱和我攀谈。‘唉，我的孩子！我不惜吻亚历山大皇帝的脚，但是对那个普鲁士国王，但是对那个奥地利皇帝，啊，我永远恨他们……而且……最后……你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仿佛突然想起他在跟谁说话，就沉默了，但是他的两眼还久久地闪耀着火花。假如我把所有这些事实都写出来，——我还是种种惊心动魄的事件的目击者，——假如我现在把它们发表出来，那么所有那些批评家，所有那些文人的虚荣心，所有那些嫉妒，那些派系……不，先生，区区无法从命！”

“关于派系的问题，您当然说得很对，我也同意您的意见，”公爵沉默片刻，轻声答道，“最近我也读过沙拉斯[沙拉斯（1810—1865），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战史家。]著的那本描述滑铁卢战役的书。那本书显然写得很严肃，专家们都肯定地说，作者非常了解情况。但是，那本书每一页都流露出专以贬抑拿破仑为乐的情绪，只要能对拿破仑在其他战役中的任何天才的表现提出异议，看来沙拉斯都会特别高兴；不过在这样一本严肃的著作里采取这种态度是不好的，因为这就是派性。您在……皇帝身边效劳的时候很忙吧？”

将军非常高兴。公爵的话是那么严肃而朴实，使将军的最后一点点不信任情绪也不见踪影了。

“沙拉斯！噢，我自己也很生气！我当时就写信给他，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记不得了……您问我当差时忙不忙，哦，不忙！别人管我叫少年侍卫，可我当时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拿破仑很快就失去了任何拉拢俄国人的希望，当然，他也会忘掉我的，他是出于政治原因才接近我的，倘若……倘若他个人没有爱上我的话，那么我现在可以大胆地说，他当然也会把我忘掉。我可一心向着他。对我的职务没有严格的要求：有时进宫……陪皇帝骑马闲逛，也就是这些。我擅长骑马。他在午饭前总要骑马出去走走，随行的通常是达武[达武（1770—1823），拿破仑一世的元帅和军事大臣。]，我，马木留克兵鲁斯丹[马木留克兵，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招募的私人骑兵卫队。鲁斯丹（1780—1845），拿破仑一世特别宠爱的卫士。]……”

“康斯丹。”公爵不知何故蓦地脱口而出。

“不，康斯丹当时不在那里；他当时去送一封信……给约瑟芬皇后[约瑟芬皇后（1763—1814），拿破仑一世的第一个妻子，一八〇九年与丈夫离婚。]；但是，代替他的是两名传令兵，几名波兰枪骑兵……噢，这就是他的全部侍从，不消说，此外还有一些将军和元帅，拿破仑常带他们出去察看地形和军队部署，共商军机……我现在还记得，最经常在他身边的是达武：一个魁梧肥胖、头脑冷静的人，戴着眼镜，有着奇怪的眼神。皇帝最爱征询他的意见。皇帝很重视他的看法。我记得，他们已商量了好几天；达武早晚都来，他们甚至常常争论；末了拿破仑似乎开始同意了。他俩常待在书房里，他们几乎都没发觉我也在那里。突然，拿破仑的视线偶然落在我的身上，他的眼睛里闪现一个奇怪的主意。‘孩子！’他突然对我说，‘你看怎么样：假如我信奉东正教，解放你们的农奴，俄国人会服从我吗？’‘永远不会！’我气愤地喊。拿破仑大吃一惊。他说：‘我从这孩子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眼睛里，看到了全体俄国人民的意见。够了，达武！这全是幻想！谈谈您的另一个方案吧。’”

“是的，不过这个方案也是个高明的想法！”公爵说，看来他发生兴趣了。“您认为这个方案是达武提出的吗？”

“起码是他们共同商定的。当然，这是拿破仑的想法，是鹰的思想，但是另一个方案也是一种想法……那就是著名的‘狮子的主意’，拿破仑本人这样称呼达武的这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率领全军死守克里姆林宫，建营棚，筑工事，安大炮，尽可能多宰些马，好腌马肉；尽可能多买多抢些粮食以备过冬；到来春再杀出俄国人的重围。拿破仑很欣赏这个方案。我们每天骑马围着克里姆林宫墙巡视，他指示何处应该拆除，何处应该筑堡，何处筑眼镜堡，何处筑三角堡，何处造一排碉堡，——他目光锐利，思路敏捷，目标坚定！一切终于决定了。达武老是催他下最后的决心。他俩又单独在一起，唯一的第三者是我。拿破仑又是背着手在室内走来走去。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的脸，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走了，’达武说。‘上哪儿去？’拿破仑问。‘去腌马肉，’达武说。拿破仑打了个寒噤，命运已定。‘孩子！’他突然对我说，‘你认为我们的打算怎么样？’不消说，他问我时的那副神气，就像那些绝顶聪明的人有时在最后关头乞灵于一枚钱币的正面或反面一样。我仿佛灵机一动，不是对拿破仑说，而是对达武说：‘您赶快溜回家去吧，将军！’这方案就破产了。达武耸耸肩膀，临走时低声说：‘他变得迷信了。’第二天就宣布退却。”

“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公爵用极低的声音说，“倘若这一切都是真的……其实我是想说……”他急忙改口道。

“唉，公爵！”将军喊道，他已完全被自己讲的故事所陶醉，兴许不论多冒失的话都说得出来，“您说：‘倘若这一切都是真的！’不过还不止这些，请您相信，的确远远不止这些！这一切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政治事件。但是，我要对您再说一遍，我曾目睹这个伟人在深夜流泪和呻吟；除我以外，谁也没有见过这事！不过，末了他已经不哭了，也不落泪了，有时只是呻吟；可是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就像永恒已经用它的黑翼把这张脸罩住了。有时候在夜里，我们俩默默无言地度过整整几个小时——马木留克兵鲁斯丹往往在邻室打鼾；这个人睡得太死了。‘不过他是忠于我和王朝的。’拿破仑谈到他时曾这么说。有一天我非常痛苦，他突然发现我眼中有泪水，便感动地瞧瞧我，喊道：‘你喜欢我！你，孩子，也许还有一个孩子会喜欢我，那就是我的儿子，罗马王[拿破仑曾封一八一一年出生的儿子约瑟夫-弗朗索瓦-沙尔利为“罗马王”。]；其余的人全恨我，弟兄们在我倒霉的时候会首先出卖我！’我嚎啕痛哭，向他扑去，这时他也忍不住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我们的眼泪也流在一起了。‘您写信，给约瑟芬皇后写信！’我呜咽着对他说。拿破仑打了个寒噤，想了想便对我说：‘你使我想起爱着我的第三颗心；谢谢你，我的朋友！’他立刻坐下给约瑟芬写信，第二天就派康斯丹把信送去。”

“您做得太好了，”公爵说道，“您让他摆脱了恶念，萌发了善心。”

“正是如此，公爵，您解释得真好，这与您自己的心是相符的！”将军兴高采烈地喊道，奇怪的是，他的眼里当真闪现出泪花了。“是的，公爵，是的，这有多么壮观！您可知道，我几乎跟着他去了巴黎，要是真去了，当然会和他一起‘被囚在酷热的岛上’，但是，唉！我们的命运不同啊！我们分手了：他到了酷热的岛上，在那里，在他悲从中来不能自已的当儿，也许总会有一次想起在莫斯科时，曾有一个可怜的孩子流着泪拥抱他，宽恕他；而我却被送进了士官武备学校，在那里得到的无非是严格的训练、同学的欺负……唉！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我不想从你妈妈那里把你夺走，所以就不带你去了！’他在退却那天对我说，‘但是我愿为你做一点事。’他已经上马了。‘请您在我妹妹的纪念册上题字留念。’我怯生生地说，因为他当时十分伤心，闷闷不乐。他又回来，要了一支鹅羽笔，把纪念册拿了过去。‘你妹妹几岁啦？’他问我，而且已经拿起笔来了。‘三岁，’我答道。‘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他说罢便在纪念册上写道：

在这种时刻竟提出这样的忠告，您瞧，公爵！”

“是啊，这可有重大意义。”

“这张纸放在一个镶金边的玻璃镜框里，一辈子都挂在舍妹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一直到舍妹去世，——她是在分娩时死的；这张纸现在何处，这我不知道……但是……唉，我的主啊！已经两点钟了！我耽搁了您多久啊，公爵！这是不可饶恕的。”

将军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哦，正好相反！”公爵懒洋洋地说道，“您引起了我的莫大兴趣……而且……这太有趣了；我很感谢您！”

“公爵！”将军说着又把他的手握得发痛，目光炯炯地凝视着他，仿佛他自己蓦地醒悟过来，又像是被什么突如其来的想法给惊呆了，“公爵！您太善良，太老实，我有时甚至可怜起您来了。我看到您就深受感动。啊，愿上帝赐福于您！但愿您的生活将重新开始……并在爱情的雨露中……欣欣向荣。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噢，请原谅我，请原谅我！”

他双手捂面，急忙走了出去。公爵不能怀疑他的激动是真诚的。他也明白，老人走时已被自己的成就所陶醉；但他依然预感到老人是这样一种说谎者，这种人虽然撒谎成癖，甚至达到无法控制自己的地步，然而就是在他们陶醉到极点的时候，仍不免暗自怀疑别人不相信他们，也不可能相信他们。老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会醒悟过来的，他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怀疑公爵可能非常怜悯他，因而感到受了侮辱。“我触发了他漫天撒谎的灵感，岂不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吗？”公爵深感不安，他突然憋不住狂笑起来，足足笑了十来分钟。他本想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狂笑；但是立刻明白自己并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因为他对将军怀有无限怜悯之情。

他的预感应验了。当天晚上他就收到一封奇怪的便函，便函虽然简短，但口气坚决。将军通知他说，也要跟他绝交，将军虽然既尊敬他也感谢他，但是，哪怕是他的怜悯之心将军也不接受，因为这种怜悯之心“有损一个本来就很不幸的人的体面”。当公爵听说老人躲在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不再露面的时候，几乎就不再为他担心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将军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里也闯了不少祸。我们虽然不能在此一一细表，但要简略地指出，这次会见的结果，是将军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吓了一跳。由于他闪烁其辞地说了加尼亚的一些坏话，使她大为生气。他被可耻地撵了出去。他之所以度过了那样的一夜和那样一个上午，精神完全错乱，几乎是疯狂地跑到街上去，原因就在于此。

科利亚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甚至希望采取严厉措施。

“喂，您以为我们现在该去哪儿，将军？”他说道，“既然您不愿去找公爵，跟列别杰夫也吵翻了，您没有钱，而我又从来是腰无分文：那么我们如今就只得到街上去喝西北风了。”

“西北风总没有香槟酒好喝，”将军喃喃道，“我曾用这句……俏皮话……把一群军官……逗得哄堂大笑……那是在四十四年……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是的！……我记不得了……噢，你别提醒我，你别提醒我！‘我的青春何在，我的朱颜何在！’有人这样感叹……这是谁的感叹，科利亚？”

“这是果戈理的《死魂灵》里的话，爸爸。”科利亚答道，怯生生地斜睨了父亲一眼。

“死魂灵！哦，是的，是死人！等你埋葬我的时候，要在墓碑上写道：‘一个死魂灵长眠于此！’

这是谁说的，科利亚？”

“我不知道，爸爸。”

“居然不知叶罗佩戈夫！不知叶罗什卡·叶罗佩戈夫！……”他在街上站了片刻，疯狂地喊道，“这还是儿子，亲儿子说的！叶罗佩戈夫其人曾和我亲如手足地相处了十一个月之久，我还曾为他决斗……我们的大尉维戈列茨基公爵在喝酒的时候对他说：‘格里沙，你的安娜勋章是在哪里得的，你说呀！’‘在祖国的沙场上，就是在那里得的！’我喊道：‘好哇，格里沙！’这么一来就引起了决斗，后来他和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苏……苏图金娜结婚，捐躯沙场……一颗子弹从我胸前的十字架上一直蹦到他的前额上；‘我永世不忘！’他喊了一声就倒下了。我……我一向奉公守法，科利亚。我一向奉公守法，但是耻辱，——‘耻辱使我不得安宁！’你和尼娜要去给我上坟……‘可怜的尼娜！’我以前这样称呼她，科利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是在最初的时候，她是那么爱我……尼娜，尼娜！我害得你好苦！你怎么会爱上我，默默忍耐的人啊！你的母亲有一颗天使般的心，科利亚，你听见没有，天使般的心！”

“这我知道，爸爸。亲爱的爸爸，我们回家去找妈妈！她方才跑出来追我们。喂，您干吗站住了？您好像不明白……喂，您哭什么呀？”

科利亚自己也哭了，他还吻了父亲的手。

“你吻我的手，我的手！”

“是的，吻您的手，您的手。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您干吗在大街上号哭，还号称是将军、是军人呢？喂，咱们走吧！”

“好孩子，愿上帝赐福于你，因为你尊敬一个可耻的人……是的！一个可耻的老家伙，你自己的父亲……你将来也会有这样一个孩子……罗马王……噢，‘这个家真该死，真该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科利亚突然激动起来，“出了什么事呀？为什么您现在不愿意回家？您怎么疯啦？”

“我要解释，我要向你解释……我要全都告诉您；你别喊，别人会听见的……罗马王……噢，我真厌恶，我真伤心！

这是谁的呼唤，科利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的呼唤！我们马上回家，马上！如有必要，我要狠狠地揍加尼亚一顿……您又要上哪里去呀？”

但是将军把他拉到附近一幢房屋的台阶上去了。

“您上哪儿去？这是别人家的台阶！”

将军在台阶上坐下，一直拉住科利亚的一只手，把他往自己身边拖。

“你弯下腰，弯下腰！”将军喃喃道，“我全告诉你……可耻……你弯下腰……用耳朵，用耳朵；我附在你的耳朵上说……”

“您这是怎么啦！”科利亚大惊失色，但还是把耳朵凑了上去。

“罗马王……”将军低声说，也像是在浑身发抖。

“什么？……您干吗老说罗马王？……什么？”

“我……我……”将军又低语道，一面把“自己的孩子”的肩膀抓得越来越紧，“我……我想……告诉你……一切，玛丽亚，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苏——苏——苏……”

科利亚挣脱了身子，抓住将军的双肩，像疯子似的看着他。老人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发青，面部仍不停地微微抽搐。他突然弯下腰，开始慢慢地倒在科利亚的怀里。

“中风了！”科利亚喊得整条街都能听见，他终于猜到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