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了最后，我得回头来说说我们期待已久的加州生活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从伦敦起飞，在被安排升舱后坐在了商务舱（我终于坐到了本该属于我的位子，就如那个挪威空姐保证的那样），然后，在2014年1月搬进了威尼斯的一套小平房。时机很巧：当英国被大浪或者至少是高涨的河水吞没的时候，这里的天气，即使以洛杉矶的高标准来说，也是出奇的好。我们很快就养成了一个固定的好习惯：八点去喝咖啡，在“知识分子”咖啡馆享用一杯八盎司的卡布奇诺和一个烤了两遍的榛果羊角面包，然后，杰西卡会去附近的卡尔弗城上班，我会回家开始工作。每隔一天，我都会在下午骑着自行车到海滩边的网球场，在那里打一个小时的网球，然后，再伴着太平洋上空缓缓下沉的红日骑着车回家。

这样的新生活只过了几星期。有一天，我俯身把垃圾塞进已经满满当当的垃圾桶里，当我直起身的时候，半个世界不见了，它消失了，又好像还在原处。厨房的墙就在眼前，但看起来不太对劲：很眼熟，但又有些变化，就像在梦里一样。哈，我认出来了，浅黄色的墙上有一段棕色的木条，那是镜子的边框。我正在朝镜子里看，但我像个吸血鬼一样，看不到自己的影像。镜子成了窗户，但这扇窗里的风景只有在我身后——在我原本所处的位置后面——的那面墙，房间另一边的墙。那么我去哪里了？

“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我冲杰西卡大喊。她正在卧室里，但她也处于半消失状态，我只能看到她身体的一半，她的脸不见了。我轻轻地捶了捶自己的脑袋一侧，好像这样就可以把一切敲打复位，把隔在我与世界之间的那块不透明的滤光镜敲掉，但此刻甚至连存在一个“我”这样的念头都已经没有往日那么确定了。我想要弄明白这个有东西存在、又有东西不存在的虚幻世界，却被搞得越来越糊涂。

“出什么事了？”她问。

“嗯，不管是什么，反正很像嗑了药的感觉。”我说，“我看不到那个……？墙怎么变成了门？”

我把一只眼蒙上，再换另外一只眼，想要排除各种不确定因素，就像你应对电路故障时做的那样（灯泡、保险丝、插座……），想要确定哪里出了问题，我的哪部分视觉丧失了。

“我好像瞎了一只眼，左眼，但好像又能看到点东西。你去哪里啦？”

“我就在这里啊。”

“为什么我看你只看到门厅？”

杰西卡的眼睛经常出问题，十天前她还因为眼角膜溃疡去医院看了眼科。她说我们现在应该去那里。好在她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医疗保险。于是，她打了个电话过去预约，医院那边说可以把我们安排在九点半。现在是八点半，坐出租车过去要二十分钟，这意味着还来得及做每天早上都要做的那件事：去“知识分子”咖啡馆喝一杯八盎司的卡布奇诺，吃一个烤了两遍的榛果羊角面包。他家的羊角面包虽然不及刚过去的那个秋天的四个月里我们在纽约天天吃的甜甜圈工厂的甜甜圈，但这还是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准备工作花的时间比平时长，我不停地问那东西在哪里，那个我用来存放医保卡和信用卡的东西，那个蚌壳一样的卡片夹在哪里，还有我的钥匙在哪里。她告诉我后，我马上又会问别的东西在哪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拿了卡和钥匙，我还在想是否还需要带上护照，最后发现钥匙在我手上，信用卡在我口袋里。就这样折腾了十分钟，我们才出门。在这段时间里，杰西卡很快就耗尽了耐心，她说自己就像在对付一个退休的半老头和一个嗑药嗑嗨了的孩子的结合体。

我们向咖啡馆走去，我抓着杰西卡的胳膊。人行道还是原来的人行道，马路还是原来的马路，眼前有行人和车辆、耀眼的阳光和各种色彩。我们排队点了每天必点的那几样东西，照常吃着面包，喝着咖啡，这时候，一部分世界好像又回来了，这感觉更像是我并没有全部在这个世界里，我妈妈以前就是这样来形容有精神问题的人的。

我们在Uber[Uber，中文译作“优步”，是美国的一款打车应用软件。]上叫的车到了，车子很快就奔驰在威尼斯大道上了。我现在可以用左眼看到些东西，但没有周边视觉。

到医院后，护士马上给我滴了眼药水，使我的瞳孔扩张，这样眼科医生就可以看清楚里面的状况了。之前在出租车上已经稍稍恢复了些视力，现在在眼药水的作用下，双眼的视觉都失真了，原本就很明亮的世界变得更亮了。医生做了些简单的测试，依次蒙上我的一只眼睛，并在我的脑袋两边来回摆动手指，来测试我的周边视觉。

“我伸的是几根手指？”

“两根。”在右边，我能看得到；而在左边，我连她的手臂都看不到，奇怪的是，不论用左眼还是右眼，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我失败的这几分钟里，她成功地排除了一些可能性。既然双眼存在同样的问题，都缺乏左侧视觉，那么病因就一定隐藏在眼睛背后，在脑子里，因此，要么是偏头痛，要么是中风。这是第一次，“中风”这个字眼突然冒了出来，我可不想听到它，但它恰恰就如叶芝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所说的那样，出人意料的字眼恰恰也正是对的字眼。如果我能在刚开始丧失视力的时候保持冷静，也许还会开玩笑说我得了中风，但事实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点医生表达得很明确。她说我们必须立即去急诊中心，她拿起电话通知那边的人，说我们马上就到。既然我还能走动，步行过去会比等轮椅来接我节省时间。

于是我们就这样走过去，就像我之前抓着杰西卡的胳膊走着去咖啡馆那样，不同的是，由于眼药水的作用，我除了在行动上表现得像个嗑了药的老孩子，现在连模样也像了：两个瞳孔大得如同餐盘一般。

一名护士把我们领进了一个装着帘子的隔间，我换上了一件病人穿的袍子，就是背后系带的那种，这种袍子的目的好像就是要让你变得虚弱，降低你的自理能力，走几步就有可能遭受奇耻大辱，把屁股露给全世界看。袍子宣布你现在是一个病人了，是一个接受治疗的人，治疗对象。一名急诊大夫很快就接治了我，他把眼科医生做过的那套又做了一遍，还加了些他自己的测试项目。他摸了摸我的双腿和脸颊两侧，问我是否能感觉到他在做什么——我能感觉到，而且，我两只手都能用力握拳，我还能伸直双臂和双腿，我能自如地吞咽和说话。每完成一项小测试，医生都会说一句“很好”，这话不仅让你感到安心，还很令你骄傲，仿佛你在学校里答对了题或在网球课上击球十分精准：这是作为学霸感受到的那种满足，觉得自己不是个笨手笨脚的傻瓜，也不是个在肉体和精神上严重受创的人（比如那个正躺在那边的轮床上呻吟的伤得体无完肤的家伙）而产生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然而，让人有点泄气的是，我被降级了：之前还能自己走动，现在我躺在轮床上被人推着去另外一幢楼里做核磁共振检查。我的瞳孔张得很大，加州的日照又很强，我不得不把双眼闭得紧紧的。

不一会儿，我就被推进了核磁共振扫描仪，检查的程序与我几天前在洛杉矶博物馆詹姆斯·特瑞尔回顾展上体验知觉舱的过程十分相似，却又大不相同。对于能预约到或者求到这样一个机会的少数幸运儿来说，那场展览的亮点就在于此：你只身一人被两个身着白色的实验室工作服的助手平推进一个像核磁共振扫描仪那样的装置中［这两个助手都是女性，跟电影《潜水钟与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里的护士一样漂亮］。然后，舱门关闭，你沐浴着柔和的蓝光。体验过程有两种设置可选，我当然是选强度大的那种。光开始跳动、变幻。耳机里播放的是没有节拍的音乐，让你完全屈服，沉浸在一个非物质的纯光世界里。随着分形几何图形生成和色彩频闪变得越来越快，你已经无法判断这些明亮的图形和刺眼的闪光是外部世界显示出来的还是你头脑里的幻象。是外层空间还是内层潜意识？不管是什么，它就像是无穷世界里的惊鸿一瞥，无穷，不是永恒。整个体验过程只持续了十分钟，在这过程中，你可能会忘了自己的存在，但却不会忘记时间。我是愿意在里面待上几小时的，甚至待上一整天都可以。

在同样长的时间里，核磁共振扫描仪根据我脑部的情况画了一幅图。然后，我伴着扫描仪咔嗒咔嗒的声响出现，爬上轮床，被推回隔间去等候检查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大夫回来了。

“很遗憾，你得了中风，”他说，“缺血性中风。”它发生在我右脑后侧，影响了我左半边的视觉。他们得留我在医院过夜，再做些检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该死！我中风了。紧接着的第二个反应是：谢天谢地！我们有医疗保险。然后，马上又是第三个反应：我下方可能有一组活板门正在敞开。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一个比一个严重，这个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某个别的东西有故障；而那个之所以出差错，是因为另外的东西存在问题。要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就必须更深地钻进你的存在里，搞清楚你的存在还能持续多久，如果还没结束的话。

我被推进了一间病房，透过我仍旧扩张着的瞳孔，我那习惯了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双眼看到的是一间像是商务等级的病房。杰西卡回家去给我拿住院期间我需要的东西。当时急急忙忙准备出门去咖啡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没有想想后面的事？为什么那么执着，一定要去喝咖啡，要去吃烤了两遍的榛果羊角面包？我就像两手空空地出现在派对上的客人，我没有带书，反正我也看不了书，但我给《新共和》（New Republic）新闻杂志两周一篇的专栏稿明天就到截稿日期了，可我的手提电脑还在家里。这个专栏稿是要在仔细观察一张新闻照片的基础上，根据照片内容写一篇五百字的短文。幸运的是，我已经选好了照片，于是在被推进推出做检查的间隙，我开始根据脑海中对这张照片的印象，在一个信封背面记下自己模糊的想法。在这过程中，我做的其中一项检查是头部和颈动脉的超声波，用那个操作机器的技术人员的话来说，这项检查能“显示问题出在哪里”。我能听到监测器上我的心脏在“哗哗汩汩咝咝”地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但我对自己的心血管系统绝对有信心。

“我赌十美元，我的心脏绝对健康。”我说。然而这个技术人员可不愿赌，幸好他没赌，因为我的心脏和动脉就如我吹嘘的那样，热火朝天地泵送着血液，不管不顾，感觉像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似的。它这么有劲，感觉我还能活上一阵，还有好多个明天在等着我。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问题不是什么。”检查结束后，他这样说。是啊，我们知道了问题不在哪里。

傍晚时分，我做了个静脉注射CAT扫描[即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杰西卡带着我的手提电脑回来了。我们自己又摆弄着手指测试了一遍，这套个性化的动作当然很不专业，结果显示我的视力好像还在继续恢复。等她离开后，我已经可以在电脑上把记的笔记打出来，匆匆凑成一篇文章，然后发给了杂志社，以防万一我第二天因为什么原因没办法这么做。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病情急转直下，而是因为这一晚上一刻都不得消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累得没法好好思考。每当我快睡着的时候，就有人进来检查我的血压、脉搏、体温，给我抽血或者监控身体的各扇“门”、各条“道”的情况。我很乐意受到这样的关注，甚至很高兴看到理疗师，让中风患者尽早恢复活动是很重要的，但他的专业技术在我这里完全派不上用场。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只是在为重头戏做准备：快到中午的时候，神经科医生出现了。他是韩国人，戴着眼镜，比我年轻些，而且他有个女儿在斯坦福——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提到这个。此刻，面对他，作为他的知识和技术的受益人，我不由得惊叹自己已经完全忘了有体魄强健这回事，健康有怎样的好处，他就是个令人信服的活广告。

他说目前已知的所有检查结果都是阴性的，除了有中风这个小问题，我的身体很棒。这并不意外，正如我所料：我一直在打网球和乒乓球，我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我精瘦精瘦的，我爱喝豆浆，我最喜欢的肉是豆腐[原文为“My favourite meat was tofu”。]。

“我甚至吃鸡的时候还把鸡皮剥掉！”我告诉他。

然后，我们把那套熟悉的测试又做了一遍，捏手、摸脸、数手指等等，我无意吹嘘，但我都表现得无可挑剔。我没问题了，我的视力差不多全恢复了，等办完手续，我就可以回家了。医院里的每个人都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任何中风都是极其严重的，如此严重的病症，而我却恢复得这么快，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好了，而与这种矛盾形成共鸣的是另一种反差，诊断技术极其精良，价格不菲，而应用的疗法却普普通通，很不起眼：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我还有几项检查结果没出来，这名神经科医生在离开之前，预先加开了一种降低胆固醇的药——立普妥。

两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家。我头疼得厉害，但是这种感觉很熟悉，并不算异常，我之前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是前三十个小时的重大事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我先睡了几个小时，然后骑着车到了海滩上，在临近黄昏的那片灿烂的阳光中，沿着海边走了一会儿。

我竟然会中风，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才五十五岁，实在太年轻了，和同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是最不可能遭遇这种事的人。我从来不吸烟，酒是没少喝，但比我许多朋友都喝得少，而且一年比一年喝得少，我本能地抵制那些不该吃的食物，除了甜甜圈和羊角面包。我一直都吃很多油酥糕点，在纽约的时候，我吃甜甜圈的习惯变得……也不能说毫无节制，但四个月来一天吃一个，鸡蛋则是每星期吃两次，几个嫩嫩的水煮蛋，但这些相对于我整体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神经科医生第二天打电话给我：“嗯，有东西使你的胆固醇超标了。”为了尽快把它降下来，我每次服用立普妥的剂量得从之前的二十毫克调整为两倍。和医生通完电话后，我想起十五年前在英国，我的全科医生就对我说过，我的胆固醇有点高，我当时没有在意，搬到伦敦的另外一个地方后，就换了一个医生。在我的印象中，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验过胆固醇，直到现在。现在我已经加入了伟大的依赖斯达汀的高胆固醇美国民主大家庭，我被那一堆精美的手册中介绍的中风病人群体热情接纳了，我现在已经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这些手册读起来很让人沮丧，它们以一种亲切的方式展示了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在经历过中风之后的充满意义的人生，而这些人，不论种族和性别，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步行是很好的锻炼方式，修剪花园里的树木有益于增强心肺功能，我根本不属于这些建议所针对的那个群体。我抗拒这样主动凑过来套近乎，然而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九个月前发生的事。当时我正坐在咖啡馆里，我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完全失去了知觉。那天外面很冷，但是回头想想，当时的那种感觉和气温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关系，那不是单纯的麻木或冻僵，更像是死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所以很快就被我抛到了脑后。另外还有几次，我眼前亮闪闪的，好像有点漂白过的感觉，但这些经历都很短暂，我也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现在看来，这些点点滴滴也许就是短暂的缺血性发作：短暂得令你很难去在意，直到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它们才有了定义和含义，在此之前，你绝对不会把它们与中风联系起来。

在伦敦的时候，我经常在波托贝洛路碰到吉尔伯特·阿代尔[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 Adair，1944—2011），英国作家、电影评论家和记者。其作品《神圣的纯真》（The Holy Innocents）曾被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1941—2018）翻拍成电影《戏梦巴黎》（The Dreamers）。]，无论在他中风前（一直抽烟，从没见过他健康的样子），还是中风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身体大不如前”的那个阶段，我都见过他。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正慢吞吞地和一个朋友在走路，他当时很吃力地想要回忆起我是谁。几个月后，2011年12月，他就过世了，那一年他六十六岁。吉尔伯特就是一个中风手册上的素材，他的生活习惯就是在为中风做准备。也许我不太走运，我毕竟得了中风，但走运的是，我得的只是轻微的中风。在中风前后的四十八小时里，我的身体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区别。到了星期五和星期六，我还能够打乒乓球（这对眼睛是很好的锻炼，它让我发现自己到了夜里还是有点视力不济，大概是在十点到十二点那个时间段）。到了星期一，我又开始打网球了。我再次得中风的风险是增加了，但除此之外，我都挺好的，在生理上没什么问题；但在心理上，我很清楚，自己脚下的地面随时都会阿代尔式地洞口大张。每次冲完澡出来，血液冲向——或者冲出？——头部，让人头晕目眩，我都担心这也许是中风来临的冲击波，我害怕弯腰，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的脑子。

确实存在一些认知功能的损伤，但杰西卡坚持认为这种情况在中风之前就有了。我曾经引以为豪的方向感早就已经一路向南滑坡，是南还是北，还是东，早就糊涂了。另外，我还很难集中注意力，但这个问题也由来已久，我觉得是网络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我的大脑断了根保险丝或者裂了条缝。所以，没事的，我脑袋里并没有出什么永久性的故障，或者说，有问题的地方很早就有问题了，除此之外，还没有出现新的问题。可是，如今我想到这个头颅以及蜷伏在里面取暖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惶悸感，这是我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我起先还在想着要在洛杉矶申请一张药用大麻卡，但现在想到抽大麻（这里的“抽”指的是加州人认为健康的蒸吸法）就觉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大麻也许可以改善某些病症，但对于中风患者来说，似乎铁定会将他们带入一种极其糟糕的幻觉，患者在脑中死命揪着刚才那场中风的感觉，或因担心过度而再度引发中风，随时都有可能把脑子崩裂。总而言之，这牵涉到我的大脑，我很爱我的大脑，我很欣赏它这样顽强地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比方说，你的肝脏或心脏出了问题，这是很糟糕的事，但是如果你够幸运，换了个新的，吃的药也管用，你还是会回到原来的自己；可大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与生俱来的大脑要么正常工作，要么出问题，令你与原来的自己渐行渐远。即使有一个更好的、更聪明的大脑可供移植，我也不会拿我自己的糊涂脑子去换别人的脑子。虽然我们很快就发现问题不出在眼睛这里，但这毕竟是症状显示的地方，我也很爱我的眼睛，尤其是在南加州这里，人活着的一半理由——也可能是全部理由——就是看风景和被人当风景看。我喜欢看海，看阳光，我也喜欢看那些小麦色的、没有多余脂肪、受过镜头检验的完美躯体装饰着零胆固醇的文身（毛利图案和《无尽的玩笑》[《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是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1962—2008）于1993年出版的小说。]里的妙句），在海滩上秀着肌肉，沿着海滩慢跑。然而就在那里，就在海边，还有一群无家可归、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这些男男女女，他们的大脑被毒品搞得四分五裂，或者被脑子里诊断不出的线路故障给慢慢地毁掉了。

中风后过了一星期，我们买了一辆车，一辆普锐斯，它的前主人是一个刚离世的朋友。几乎正好一年前，我们还在伦敦与她的丈夫一起吃过饭，他回到洛杉矶后，妻子就被诊断出了癌症（她一直都比他健康，比他有活力，直到几周前开始，她总是觉得疲惫）。我们五月去探访他们的时候，那段时间她正在接受化疗，看上去状态不错，然后到了十月，她就去世了。另一个在伦敦的朋友经历了多年的癌症治疗、缓解、复发之后，也于去年春天过世了。这两个朋友都只活到四十几岁，相比之下，我的父母可真是长寿。尽管我爸爸的饮食习惯只会增加中风、癌症或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但他却一直挺到了九十岁生日，刚好到那天。可惜他已经不在了，欣赏不到这样精彩的滑稽戏——他儿子吃得这么健康，居然在五十五岁得了中风。

一切照旧，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我不得不戒掉了烤两遍的榛果羊角面包，而且我还经常因为肌肉拉伤而打不了网球，这伤还好得很慢。这是立普妥的副作用，还是人到中年的一个主要后果？我不知道，但是遵照手册里的建议，我做了大量其他的运动，我总是骑着车在外面跑，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和天气。你得在这里待多久，才能对这种阳光和天气习以为常？如果你是从英国来的，那么待一辈子是不够的，即使这一辈子有我爸爸经历的那么长。

我准备把这次中风当成一次莫名其妙的发作，就这么过去，三个月后我去回访时见到的神经科医生，一名新的医生，他也准备这么做。这时候，我的胆固醇指标已经完全符合正常标准了，但医生不喜欢神秘，他们不太愿意接受莫名其妙的事，他建议我去咨询一下另一个层级的专家，又是一名神经科医生，但他专攻中风。我觉得怎么样？这个嘛……在我又开始打乒乓球后不久，我对一个其父曾多次中风的朋友说，我仍感觉左边有大约百分之二的视觉缺失。

“你想要回那百分之二。”他说。

“我是英国人，”我说，“对我来说，一样东西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平，我总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当时我一冲动，就想对医生说同样的话：算了吧，别麻烦了，别再上升到更高的专业领域了。尤其是这名神经科医生还远在好莱坞，而且，我也已经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对很多事的直接反应都是“太无聊了”，比如劳神耗时地跑到好莱坞去看医生这种事，但我还是预约了，并且真的劳神耗时地跑过去见这个新的大脑研究专家。他叫桑杰，作为这么资深的专家，他看上去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却用几个简单的测试就让我出了糗。我可以毫不费力并且不假思索地用自己右手的大拇指从小指划到食指，刚开始我是用左手试的，不行，顺序不对。接着是第二遍、第三遍。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长串的问答，又看了一些我脑部的影像，其中有一张捕捉到了中风时的状态，上面清楚地显示着什么东西爆出来或结成的血块，情况原本可能会更糟糕。然而，手指和大拇指的测试还是让他不能释怀，于是，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我又劳神耗时地赶过去，让价值百万美元的仪器来查查我为什么会通不过这个最简单的测试。桑杰好像被我的病弄得很兴奋，但我不清楚这是否只是因为他遇到了挑战，而不是为了我的健康。难道说要是这些检查结果推翻了他对中风原因的诊断，治疗方案就会有什么不同吗？我这样问他。问得好，他说，治疗方案很可能会改变，要看检查的结果。

于是我们继续追根溯源，查找症结，想把它揪出来，就像企图揪出藏在托拉波拉洞穴里的本·拉登一样。当时，我的肺好像出了问题，于是我又赶回去做肺部检查，如果出来的结果是阳性的，可能还得做手术，但查出来是阴性的，线索就这样断了。最后，就像此前的两名神经科医生那样，桑杰也不再追究了，勉强接受了这个在学术上令人沮丧的诊断结果——倒霉事总是有的，就算是大脑也会倒霉。我也还是继续服用立普妥和小剂量的阿司匹林。

中风刚过去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起塔可夫斯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苏联电影导演、编剧、演员。]的电影《索拉里斯》[《索拉里斯》（Solaris），又译为《飞向太空》。该电影曾获得第2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里的一句台词：我们从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是永生的。现在，几个月过去了，经历过这么多检查之后，我又故态复萌，觉得生活总是摆脱不了乏味，而当初决心把每一天都当成额外的恩赐的想法，如今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即使是这样，生活在这个我一直向往的地方，栖息在阿多诺口中的“这个偏远的西海岸”，还是感觉很美妙。此刻，太平洋上正在酝酿一幕狂野的日落，海水泛着青绿色的光泽，天空正在变成一种很艳丽的粉红色，圣莫尼卡摩天轮的灯光开始在暮色中跳动、旋转。生活如此精彩，我想要这样一直活下去，就为了看看这天地间的日新月异，世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