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号太多，故事太少。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前几天记者节，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一个记者问我：“现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种担心，为什么很多问题都是先被记者发现，其他部门干吗去了？”

这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我明白他的潜台词，大意是什么问题都由记者先发现，政府部门干吗去了？

我说，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我不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有点儿自我夸大，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新闻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别人是否把你当“王”，而体现在你是不是真正怀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是啄木鸟，不是喜鹊

记者既然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就要承担很多使命。大家应该都看过《泰坦尼克》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真实的细节：当这艘全世界最豪华的大船离岸之后，两名瞭望员突然发现，忘了带望远镜，于是一直在那儿搓手、聊天。聊着聊着一抬头，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经来不及转向了。

“泰坦尼克”的沉没一直是个谜，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它遇见了冰山，并且以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瞭望员没有带望远镜。否则提早看到，悲剧就躲过去了。

这个历史的细节提醒我们：作为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员，你的职责是什么？当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信息，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时反馈，这样船才可以安全行驶。读书、思考以及责任感的支撑，就是瞭望员的“望远镜”。如果瞭望员自觉不自觉地，或是受命于某种指示地，报喜不报忧，那么他提供的信息就是失真的，这艘船的安全就是没有保障的。

再回到记者节上那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时，我也举了“泰坦尼克号”的例子，然后反问他：“如果什么问题都是记者后发现，还要这支队伍干吗？”

在这个世界上，良性运转的制度极其重要，它可以使人从“想做不好的事情”，变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线条。

但是不管制度多么完善，总有人要去钻空子。所以在推进制度法律建设的过程当中，记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制度和法律的正常运行。

好记者应该像啄木鸟，通过叼出一只又一只树上的虫子，既给自己找到食吃，又维护了森林的健康。试想，在我们的生态圈中，如果没有啄木鸟，少了那些烦人的啄木声，暂时是安静了，长此以往呢？

还有一些时候，记者偶尔可以当一下喜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新鲜的尝试。这些尝试代表着更开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体应该善于捕捉它。很多人说起媒体的职责就是舆论监督，说起舆论监督就是“揭批负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样。遇到可喜的进步，媒体能够迅速地意识到，立刻予以支持，让它定型成为发展的大方向。因为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对方当朋友，他最终真是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最终真是敌人。其实，换个角度，时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鸟又偶尔当一把喜鹊，两项职责加在一起，才是舆论监督的全部含义。在中国，相对而言，前者很容易达成共识，后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大家知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四天，头三天没有新闻，第四天发布大会公报。开幕第一天，我做的《新闻1+1》标题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大家可以回过头去查，当时，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这是第一个把“法治”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大标题。

我身边很多人都有些担心：这样行吗？我说：放心。

四天后，我很庆幸，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确出现了“信仰法治”这四个字。在党的报告里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报》《新京报》的社论标题皆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前不久我参加高法一个倡导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会议，周强院长多次谈到“信仰法治”。我还通过一些专家了解到，总书记也曾在某一个场合讲过“信仰法治”。

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具备相当的敏感度，哪怕很细微的信息都能够捕捉到。很多人将敢言归纳为“勇气”不，表面上是勇气，背后却是学习、思考和对方向的准确判断。

我经常听到一句其实很不愿意听到的话：“白岩松，你胆够大！别人都不敢说，就你敢。”乍一听是表扬，其实是一种误导。说别人“不敢说”，不等于说别人“不能说”，或“不该说”。如果仅仅是敢说，那是练胆大。胆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开玩笑说：胆，是练出来的。这“练”，是让不断学习成为训练。

二十多年来，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区分“骗子”和“理想主义者”

具体到当下，新闻的力量如何体现？在不断演变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质规律是不变的？媒体从业者如何与这个时代沟通、与受众沟通？不妨用一系列对比来完成。

第一，在面向整体社会的沟通上，方向谈得很多，方法显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第五，媒体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调动媒体积极性、用尊重规律的方法去传播太少。

第六，在对外沟通过程中强调“不同”太多，对人类“相同”的基础关注太少。

第七，社会期待传媒公开透明的意识增长很多，相应的保障还太少。

当然，还可以加上，党性谈得够多，可人性谈得有点少，等等。其实，这些“太多”与“太少”，不仅是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在沟通时都面对的问题。

先说第一点。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方向”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整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次又一次写进党的报告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确立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写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两行字，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新目标的提出，也不会有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明确。现在已经明确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上下集。没错，“依法治国”相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还有一个反例，中国足球，隔几年就谈一次方向，从来不提供方法，后果呢？

想想看，每届足协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这届“世界杯”德国夺冠了，中国足球号召学德国。可是你仔细看那场比赛，德国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赢的可能性更大。德国后卫严重失误，阿根廷前锋一看好机会来得太突然，反而晕了。如果那两三个球进了，阿根廷夺冠，中国是不是就要学阿根廷？

一场比赛中的偶然性，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必然方向，这太搞笑了。或者能彻底学德国、一直学德国，也没问题，可是这届“世界杯”之前咱们学的是西班牙。

所以，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如果没有特区的建立，中国怎么开放？如果没有土地承包的开始，改革怎么破局？在“聪明”的中国改革中—很多时候“聪明”体现在字词的更迭上，失业改成了下岗—如果没有“下岗”，怎么完成那次历史性的缓冲？

“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包括“不争论”“要允许去试”，不都是方法吗？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确了方向，同时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这种感受应该非常明显。浙江的经济模式就是在“不争论”“允许试”“放手”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有很多领导对“浙江模式”表示过赞赏，对吧？

有人开玩笑说，改革最初十几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搞接待，三楼在写成绩汇报。这是很多年前，试验走得太超前了，偶尔写写检讨；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源源不断；本地领导又在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经济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结合也早有定数。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道”，在“儒释道”中最该居首。“道”这个字怎么写？先要写一个“首”，接下来写一个“走之”。“首”是什么？脑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走之”呢？行动。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顺序也不能错。

那么，对于传媒人来说，什么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选题，乍一听好像不能做，问题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吗？记者是干什么的？是陈述过程和记录事件的。可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把它简化了，上来就想直奔结论而去—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岂有此理。

要知道，结论是危险的，过程是安全的；结论是方向，让审查你的领导都提心吊胆，但过程是方法，是行走，反而是安全的。媒体人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细节和过程的阐释，而不是简单地只下结论。

很多年前，丁关根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召集过一次中央台六七个人的小型座谈，我也在场。他问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焦点访谈》一周七天是怎么安排的？”副台长说，一般情况下三篇正面的，三篇批评的，还有一篇“游击队”，就是不一定。

丁关根头也没抬说了一句：“在我看来，七天都是正面的。”

我的思维当时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什么要纠缠于表象？哪怕连续一周都是看似负面的报道，但它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文明的提升，促进了问题的进一步解决，难道那七期节目不是正面的吗？

这句话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在丁部长的任期，涌现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一系列新栏目，以及那一场电视新闻改革。这一切都是奔向好方向的方法，也真的蹚出一条通往正确方向的道路。

联系当下，我觉得又到了可以重新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好方向更需好方法。

智商决定对手，情商决定结果

接下来说第二点，情商与智商。

前天的节目中，我评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APEC蓝”：这是一句既坦诚又高情商的话。我特别加了“情商”二字。因为习主席谈到，那些天他每天早起先看天气，担心有朋自远方来，被坏天气扫了兴。好在人努力，天帮忙，始终不错；想夸上两句，可又怕话说早了。有人给它起名叫“APEC蓝”，很美好也很短暂，那么希望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APEC蓝”能变成永久的蓝。

我为什么说他情商很高呢？一个互联网上诞生的词，被传统媒体放大，再被总书记说出来，前后不到一周，这样的经验在过去几乎没有。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们，APEC开幕前我去怀柔，怀柔宣传部长非常忧虑地跟我讲，最新的天气预报出来了，11月8日到12日，整个会议期间都有严重雾霾。从那天开始，石家庄车辆限行、济南停课停产，都跟这次天气预报紧密相关。

我也在心里打鼓，这能管用吗？结果证明很管用，因此才有了互联网上“APEC蓝”这个说法—最初不是表扬，而是吐槽，也包含着某些腹诽的成分。但是连发明这个词的人都没想到，总书记不仅直面，而且坦然引用，使得“APEC蓝”突然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成为中国梦的一小部分，吐槽的含义没了。

我为什么说，很多时候执政领域在传播沟通方面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大家想想看，当社会不断前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变成公民、社会越来越需要沟通理解的时候，官员和媒体人的高素质、高智商是必然的结果。但仅仅动用智商是很危险的行为。中国人常说一句话：“你以为谁傻呀？”如果你在那儿斗心眼，一个老百姓也许没觉出来，十个老百姓肯定有好几个觉出来的，就会产生抵触，甚至对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包括依法治国，其中必然也包括提升整个社会的情商，尤其是执政者的情商。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一个社会要达成和谐，情商必不可少，甚至高于智商。

我经常跟我儿子说，智商决定你跟谁比赛，情商决定你比赛的结果。

再举一个反例，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时，正值高铁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几十个生命的离去，加上陌生的新兴科技，一下子触动了中国老百姓的敏感神经。此刻该如何面对人们的情绪？

回顾汶川地震，当人们刚从新闻中知道这件事，总理已在飞往汶川的飞机上。民心所向，全社会立刻拧成一股绳去应对这场灾难。这体现了中国执政者的高情商。

但是温州动车事故的处理，却是一个极低情商的决定。一个死亡数十人的恶性事故，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居然让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出面，他摆得平吗？应该出面的是铁道部部长。出于种种原因，部长们没来，我认为部长们应该反思。由于你的不作为，后来把包袱甩给了总理。

大家可以去研究舆论曲线。那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没有舒缓民众情绪，反而火上浇油，进一步刺激了舆论对立。我当天晚上在直播中，就抨击了王勇平的很多说法，包括“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王勇平，也和他有过多次交往。他是难得的受过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的一位，也始终在努力做事。事归事，人归人。他那天是在替面对危机时情商不高的铁道部背黑锅。

中国的新闻发布存在一个大问题：很多新闻发言人由于级别不够，无法出席决策会议，却要扮演把决策传递给社会的“二传手”。而在国外，有些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级别很低，但他可以越级参加总统的各种会议。这又回到了方法问题。方向有，意识也在进步，但具体的保障没跟上，这是题外话。

动车事故的负面舆论不断发酵，什么时候才出现转折呢？直到温家宝总理赶到温州，在事故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对动车事故的新闻搜索量开始急剧减少，说明民众的情绪开始得到缓和与释放。

我们要研究这个情绪的转化，很奇妙。它说明了什么？面对来势汹汹的舆情和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情商远远高于智商。情商是媒体人、执政者、决策者对社会情绪的敏锐体察和妥善应对，相当于普通个体对周边环境的感知，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处理。

新闻行当里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虚假，而是冒犯。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出现虚假新闻，新闻中心的头或副头要下台；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冒犯，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该被干掉了。

中国社会到了越来越在意情商的时期。我们期待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任何决策的出台，都有一个事先的协商和社会情绪的评估。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一届的政协，就是在为协商民主拓宽路径。社会转型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下个红头文件就能解决的，各种复杂情绪，需要掰开了揉碎了，通过沟通协调寻求理解和支持。这是情商的活儿，不是智商的活儿。

而且情商对于中国的执政者、媒体格外重要。中国老百姓最受用的一个词是“态度”，不管受多大委屈，如果你的情商很高，带着爱、带着温暖走到他的身边，人家立即眼泪一抹，“放心，我自力更生。”啥委屈都扔一边了。

就好像公共汽车上你踩了人家一脚，尽管很轻，但如果你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俩人可能打起来。但也有可能你踩得很重，但态度特别好，道歉很真诚，别人再疼也就忍了。情商高低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情绪氛围。

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把情商当成重中之重。相当多的政策在发布的时候，需要一种“无情政策的有情解读”。会解读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支持；不会解读的人，就容易引发负面情绪甚至对立、不接受。

比如，教育部曾出台一项新规—所有民办教师都要取得上岗证才能从业，无证执教将成为历史—这其实是进步。但是面对几十万名民办教师，新闻发言人措辞很严厉，“坚决清退民办教师、严格执行持证上岗”等。

当天晚上，我在节目中评论这件事，标题就叫“坚硬的政策”。我说，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有过百万人次的民办教师，经年累月，以几十块钱的低收入，支撑着共和国教育所不能到达的深山老林，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得到教育的惠泽。此时此刻，感谢他们都来不及呢，怎能一声“清退”，如此无情？当然，社会在不断进步，共和国越来越有能力，让更多更高水平的教师到偏远山区去，弥补教育上的欠账。但我们仍要感谢民办教师为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与此同时，也拜托社会各界帮助今天的民办教师，去补课，去进修，争取让他们能够拥有上岗证。如果实在有困难，也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得到合理安排。

我说得对还是教育部发言人说得对？同样一项政策，他刚解读完，西北就有民办教师上街了；听我说完，人家流着泪，再大的委屈也忍了。这样的事少吗？一点都不少。当然，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听到我的话，也认真思考。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尊敬他。

再以北京的APEC假期为例。放假前后，市委市政府都给全体市民写了态度诚恳的公开信。限行让人不高兴，放假就让人很开心。因为天气预报有雾霾，河北、山东也不得不限行，但是河北又不放假，肯定抵触情绪比较大。当地也出台了一项“情商政策”—公交车全部免费。

请注意，这时的公交免费，不是政策行为，是情商行为，是应对负面情绪及时的疏导和抚慰。虽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能够缓解相当一部分。这和平时的人际交往是同样的道理。

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接下来，我们说“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一个好消息是，“故事”这个词在去年，终于进入了意识形态主管者的视野—被写进了总书记的讲话中。因此今年的记者节晚会不叫晚会，没有歌舞升平，主题是“好记者讲好故事”。

过去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讲故事就是虚构，是添油加醋，因此做新闻怎么能讲故事呢？但是大家都忘了，讲故事其实是一种方法，让听众更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陈世美、秦桧、岳飞……千百年来，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不都藏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吗？

人类就是一种喜欢透过感性的方式来获取理性的动物。

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我们全家都是研究历史的，历朝历代的胜利者，都是会讲故事的人。陈胜吴广在地里埋一个东西，刨出来以后，说起义是上天的旨意—这就是讲故事的模式。

我曾经开玩笑说，毛泽东为什么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和共产党讲故事的能力高于国民党。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奇迹，其中一定要浓墨重彩记录的，是原本有着巨大差距的国共两党，如何在四年之内逆转乾坤。共产党为何能够实现以弱胜强？

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去的路上，毛主席跟中央其他领导说，这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别忘了，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我们推到北平的。这跟讲故事有关系吗？当然。

从1945年开始，共产党就不断对老百姓强调，一旦我们胜利了，所有人都将享受胜利的果实。土改，就是一个讲得最漂亮的“故事”，让贫苦农民心甘情愿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家里有俩鸡蛋，恨不得给你仨。根据地逐渐扩充，力量逐渐强大，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翻盘。

相比之下，国民党就没有好故事。蒋介石的故事讲给了既得利益者，没有讲给老百姓，但既得利益者各自心怀鬼胎。后来他的民众支持越来越少，身边的队伍也开始钩心斗角、分崩离析。

一个有趣的对比：1949年蒋公到了台湾，闭关数月，1950年3月重新出山，推出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台湾土改。大家去研究一下这段历史。他开始明白，要回归土地—这个土地不是实际的土地，而是指根基。你的存在不能脱离根基。国民党到了中后期，难道不是飘浮之物吗？所以会讲故事的人拥有世界。

说到我们搞传播的，讲故事是本来就该拥有的能力。如果天天都是标语口号，谁会听呢？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将心比心，用感性的方式去传达理性。平时开各种大会小会，经常有人强调“遵守会议纪律”，我不这样看。会议纪律问题都出在主席台上，你念两个小时的稿子，还不许人家犯困，没道理啊。应该是睡觉很正常，不睡觉有奖励。

另外，会议越短越好，文风应该活跃，街头的标语口号最好能减少一点。很多东西真正能够落地、深入人心，靠的不是这些表象。问问我们自己，有几个行为举动是出于大街上标语口号的感染？一定是被身边的细节或故事感动啊。

媒体还存在一种问题：做“负面报道”时精神百倍，一遇到所谓“正能量”“主旋律”，就胡乱对付，于是产生了恶性循环。

“正能量”也需要好故事。在座各位，谁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很难。但是《感动中国》这档节目做到了。它就是一档传播核心价值观的节目，但创办十几年来，没有空洞的“大词”，只有故事、情感、人。这一切形成了品牌的力量。无论你站在哪一立场，面对一个具体的人，都很难说不，都会被他打动。

我也经常接触“90后”，也给他们讲钱伟长、郑小瑛的故事，都是“正能量”。今天的年轻人都强调个性，每个人的爱好都应该得到施展的空间，但在过去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年轻人的个人爱好要为国民的责任让路，自己扳了自己的道岔，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这样的故事，“90后”照样听得热泪盈眶，入耳，入脑，入心。问题是我们用心去找这样的故事了吗？

意义没有意义，好细节才有意义

下一个问题，“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现在社会上最缺什么？公信力。尤其对于政府和传媒。传统媒体总是习惯批评互联网“谣言满天飞”，但传统媒体自身的很多态度，难道不是失实的吗？通篇宏观意义，跟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又让党的大政方针落不了地，所以会产生“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样的言辞，所以总是被人拒绝。为什么？没细节。

传播有一个重要规律：没有细节就没有公信力。细节是一切文化产品的立命之本。

我们对意义和主题强调太多，毁掉无数趣味。其实最有意义的意义藏在故事的细节里。美国没有宣传部吗？没有。真没有吗？那好莱坞是干吗的？好莱坞比宣传部更狠，向你传播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不但不给钱，还收你钱，让你热泪盈眶地接受。市场手段比行政手段厉害。

为什么总说中国没有好编剧？我们传统的文化教育教的不是讲故事，而是中心思想和主题汇报。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古典音乐当中，翻来覆去不就那些主题吗？悲伤、爱情、苦痛、挣扎、绝望……但是为什么要听不同的作曲家和不同的作品呢？甚至同一个作品，为什么要听不同的版本呢？因为细节是不重复的。同一个主题下，总能诞生新的节奏和音符。

中国的教育往往会忽略细节。当你问一个孩子，《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为什么好？他会告诉你，因为这是名著，因为它表现了“人要战胜自己”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那《简·爱》为什么好呢？回答《简·爱》也是名著，被称为“女性的第二本《圣经》”，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读书只为读它的意义，就没必要读书了，直接百度一下就OK了。

好的媒体人不是无冕之王，而是细节之王。

报道香港回归时，我的任务是驻港部队的全程直播。我想了很多说法，“驻港部队一小步，中华民族一大步”等等，但这些都是空的。

6月29日，我在现场溜达，突然看到桥中间有一个很宽的铁板。我问执勤武警这是什么，他说是“管理线”，相当于香港和内地的界标。

当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我要找的细节。历史空说无凭，恢复行使主权需要一个标志，这就是标志。我立刻协调相关人员，把直播地点改到“管理线”这里。第二天直播时，我见证了第一辆车的前车轮越过管理线的瞬间。这才是驻港部队的一小步，中华民族的一大步。在整个香港回归的纪录中，以及历史的潮流里，永远都会留下这个镜头。

报道需要细节，语言也需要。APEC会议上，总书记谈到21个经济体应该像雁阵一样，这种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能抓住人，比空谈团结的效果好得多。

前些年给主持人大赛当评委，我经常忍无可忍地点评：“又听到一段流畅的废话。”声音完美，一级甲等，字正腔圆，毫无瑕疵，但是说完了我一句没记住。

都是些什么样的语言呢？“在和煦秋色中，舟山的媒体人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与来自央视的白岩松共聚一堂，在中国梦的大环境下，畅想新闻的美好未来。”

这种“流畅的废话”不少见吧？我称其为“散文联播”。

微信时代的心跳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讲“人治指令太多，自发调动太少”。

习总今年对新闻宣传部门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规律是什么？规律就是在变化的时代中维持不变的东西。

中国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全球领先，对变化也格外敏感。我们的电子设备更新率甩开欧美好几条街，还发明了微信，有最牛的电商。但是别忘了，在这种对变化的渴望和探求中，要设一个不变的底线，否则社会就失控了。

我一直在谈敬畏。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条奔流的大河，敬畏就是河两岸的堤坝。与之相似，规律也是一重堤坝。有规律在，就不惊慌。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在聊转型，聊新媒体取代旧媒体。但是我说，内容为王就是一个不变的规律。无论你用微信写情书，还是用鹅毛笔写情书，你的心跳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微信时代的你，可能被回绝得更快。

有数据统计，移动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PC终端，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很多传统媒体也慌了，蒙了，纷纷转型做新媒体，丧失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可是我反过来问你，你见过几个传统媒体把新媒体做好的？

两个不投入：不投入金钱，不投入时间。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报道的宽度、深度、耐嚼度，现在都耐不住性子了，跟新媒体学，玩“短平快”，那你一定死，到死的时候都没人同情。

在内容上不愿意投入金钱，在新媒体上却玩命砸钱，没用。机制不改革，你投多少钱都是打水漂。比方说，我给腾讯写一篇稿子，夜里十二点发过去，对方三分钟后回短信：“收到了，谢谢白老师。”我给传统媒体办的网站写一篇稿子，晚上七点多发过去，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收到了回信：“白老师，上班收到您的稿子，谢谢。”你觉得这两者之间能竞争吗？

过去有人说，中国媒体什么时候实现了民营化，在美国上了市，有N多个“中央台”互相竞争，就牛了。这种状况在互联网领域早已成为事实，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在美国、香港上市，以同等体量在竞争。但是机制不同—新媒体真正的“新”不是技术，而在机制—传统媒体学得来吗？

开个玩笑，比如《宁波日报》办了一个网站，新媒体。假如老媒体员工一个月拿一万二，新媒体员工一个月拿四万八，可能吗？宣传部长会同意吗？好，不可能，那就新媒体也一万二，老媒体也一万二。能做出差异吗？

很多年前，全国各电视台都去参观湖南台，因为湖南台娱乐节目很领先。我当时就说，参观有什么用？湖南台背后的很多东西你学不来。湖南卫视是上市公司里的，湖南广电是上市集团，这一来他们的思维马上改变，因为要向股东负责，要有年报，要做业绩。

近三十年前，我在湖南台实习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位领导后来去了湖南广电。我开他的玩笑，“当年很保守的”，可是接管湖南广电以后，一下子变得思维前卫，举措新锐，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新媒体之“新”，可不是体现在互联网的形式本身，而是互联网背后的机制：进人、奖励、速度、自发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概念等。关键是激励机制，对人的活力与能力的调动，并自觉按规律办事。

领导干部也要遵守传媒的规律。有时候，主管领导熟悉报纸，不熟悉电视，他用报纸那一套标准去衡量电视，那怎么行？

规律就是规律。报纸跟电视最大的区别，在于报纸可以重复阅读。一篇文章可以掰开揉碎了读，一小时看八遍，直到看懂为止。报纸还可以错位阅读，先看第四版，再看第二版，你有你的编排，我有我的选择。

电视则如同人生，单行线，直奔终点而去，不可逆。因此，电视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必须用感性的方式传播理性。以一个细节为例，电视语言不适合一段话说很多数字，人们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跟了，一摁遥控器换台了。而报纸语言无论是文学的、理论的、抒情的，都可以。

第二个区别，报纸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公众属性的媒体，供人在公共空间阅读；电视却是纯粹的家庭媒体。我经常告诉我的同行，不管你背负多大的责任，要传递多大的政策，得先整明白一件事：你在人家里怎么跟人家说话？

人们一回家，摘掉社会面具，即便在单位天天讲八股文，回家也一定不喜欢听八股文。你在电视里说的话只要不招他喜欢，咔，换台，很残酷。中国人没耐性，换台频率就是快，四到七秒，有上百个免费频道可选呢，世界第一。所以，领导面对报纸与电视，不能用一个方式来管，各有各的规律，你也得懂。

记得2002年的元宵节，在人民大会堂，我跟李长春同志和管纪检的常委在一桌聊天。李长春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最重要的，但在宣传中一定要入耳、入脑、入心。如果做不到，导向再正确也在空中飘，落不了地。

别忘了，我们每天是在跟谁竞争？《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您整天念报告能竞争得来吗？不管多大的新闻单位，越是承担着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任务，越要遵循规律，用入耳、入脑、入心的方式去吸引观众。

--2014年 浙江舟山千岛传媒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尊重规律是必须的，可在现实中，你很容易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规定是违反规律的。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是按规定办？还是按规律办？

按规定办，时间一定会修理你，让你付出代价；可按规律办，你的领导可能立即修理你，让你马上付出代价。

我们很多的浪费与弯路，常常与此有关。

好多单位出台规定：报销差旅费，必须是来回机票、火车票与目的地住宿费一起报。可问题来了：出差目的地如果是父母家，想回家住还为组织省钱，但规定不允许，没有住宿票，来回路费也报不了。于是，要么开一间房不住，要么买个发票占组织便宜……这样做倒是符合规定，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呢？而你知道，这只是我可以拿出来举的例子，现实中，违反规律的规定多着呢！

我们要理顺的东西还有很多，如何让规定与规律不矛盾？如何在透明公开的意识提高了很多之后，也能让制度保障跟得上？还有要思考党性与人性的配套而不是割裂等问题。

课题都不小，可不是我能说明白的。但时代前行，这些问题我们恐怕都躲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