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挨饿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人服务，包括不喜欢你的人。

201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

原本想讲的是“公民”“幸福”这样的字眼，但在来的路上，忽然觉得深圳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离世界最近的地方”，似乎也是“离中国的未来最近的地方”。深圳“市民”到“公民”的距离，在我看来也非常近了。所以今天就讲“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

改革开放，从会念“圳”字开始

刚才工作人员让我给市民大讲堂留一句话，我写了一行字：从市民到公民。

成立特区三十年的深圳一定有一些困惑：现在的特区“特”在哪儿呢？还能向哪儿走呢？

是，很多东西已经不“特”了。从飞机场出来，不用再拿着身份证和特区出入证，在关口被盘问半天了。到了深圳，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据我所知，最近深圳人民倒很有热情地到香港去买东西，甚至连酱油都买。也就是说，深圳的食品也让深圳老百姓有一些不安全感。

从经济发展的道路来看，在各种优惠政策下，比深圳能折腾的地方也更多了。中国的三级改革始于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珠三角，到九十年代进入以浦东为代表的长三角，再到新千年，进入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深圳特区走到三十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这非常正常。

但是，深圳作为特区之“特”，恐怕还有长存的必要。未必还在于经济上的突破或探索，未必还在于能买到一些别处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在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创新与创造等很多层面上，深圳依然领先。

也就是说，深圳特区的头三十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经济层面为中国蹚一条血路”的使命。接下来，深圳应该主动承担起这样一项任务：为中国社会改革、为未来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的实现，去蹚出一条血路。

关于深圳“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这两年我一直非常关注，比如公民问题、志愿者问题、政府举措。关注深圳老百姓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参政议政，并且推动社会进步。以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看，我对深圳在这些方面的“特”仍有相当多的期待。

我曾在节目中公开说过，经济方面，如果还指望深圳一枝独秀，那将是我们的悲哀。如果深圳依然在经济领域—包括制度层面、改革层面、品牌层面—遥遥领先，令其他城市望尘莫及，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太失败了。还好，事实上没这么失败。所以从公民社会的建立来说，深圳大有可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全体人民不再把“深圳”念作“深川”开始的。那时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这个开场白，也算寄托了我个人对这三十年特区之路的纪念和感谢。作为媒体人，对这里更多是期待。

世界：中国进入“挨骂”的时代

三十年，有时候连一个逗号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句号，顶多在回忆当中留下一个感叹号！

很多年前我去袁庚（编者注：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老爷子家里采访他。他家南面的窗外，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滩—对，不是风景优美、沙滩绵延的海滩。但是老爷子非常平静，给我讲了很多往事，让我感慨万千。他当时级别并不高，但在改革历史进程中，权力足够大。他的平静来自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虽然还有很多不如意，但毕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特区之“特”也在于足够宽容，不仅仅要感谢那些立过功的人，也要感谢那些曾经想立功却不幸犯了错误的人。立功者当然应该赢得掌声，而犯错者何尝不是有益的前车之鉴？如果仅仅为了私利犯错，那是不可饶恕的，要交由法律处置。但事实上，有很多“错误”是出于特区之“特”，出于改革，出于“多走两步”的用意。那些教训也成为后来我们的经验。所以，不妨邀请现场的各位，为过去三十年在这块土地上成功过或失败过的人们，鼓一次掌。

我曾在节目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此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正式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微妙而奇怪，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迎面而来，最高的礼遇和最恶毒的打击迎面而来。一方面在西方媒体上，胡锦涛超过奥巴马，成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你知道这事儿挺夸张的；另一方面它又会把“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发生在同一年。

萨科齐曾经非常不理智、不礼貌，差点儿葬送了中法之间多年积累的友谊。但是这一次胡锦涛去法国访问，萨科齐又到机场迎接，然后全程陪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你想，一个国家领导人全程陪同—上厕所、睡觉除外—这几乎是最高规格的礼仪。

因此全世界很多媒体也在分析“为什么”。世界看中国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的？事实上，如此错综复杂的面孔，就是世界看中国的面孔。未来十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都将面临这样的世界环境。不适应吗？要适应。

在一个话语权力和实际权力的俱乐部里，突然闯进了礼仪不那么优雅、穿着不那么讲究的一员，充满“泥沙俱下的活力”，让人一时很难适应。何况相当多外国朋友，对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千万别以为他们除了火星哪儿都去过，相当多的美国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小镇，你能指望他对中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1995年我去美国，在纽约住宾馆，进来一个打扫卫生的黑人男服务员，非常认真，给我们介绍房间设施：“这是冰箱，夏天用来储藏食品，不让食品坏。”然后友善地问我们：“请问中国人一般用什么储藏食品？”他天然认为中国是没有冰箱的。我怀疑他一会儿关门出去的时候会想：“这几个中国人为什么没留辫子？”

前几天“诺贝尔奖”评委会秘书长在演讲时，也谈到他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怎么就这么轻率地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的政治决定呢？他也承认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所以，不要指望别人对我们非常了解，更何况，还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象成前苏联和现朝鲜的外国朋友也不在少数。

我不止一次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媒体的交流中告诉他们，不要再拿“前苏联”、“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前，全体人民不认识“圳”字时的中国），以及现在的朝鲜，去衡量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不懂中国人的智慧，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改变。

当今世界上，喜欢中国的人相对少，喜欢中国人民的人在增多，但是大家都喜欢中国人民币。这就是世界对中国的面孔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考验就变得格外严峻。比如钓鱼岛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沸沸扬扬。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已经很棘手了，可是相对领土问题来说，还是有斡旋空间的。领土问题没得谈，谁也不会退让半步。

中国跟亚洲其他邻居的关系也挺麻烦，菲律宾、越南等，更不要说角力的另一方其实是美国。奥巴马到访印度，印度给予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奥巴马强调：“印度是我们维护亚洲关系最重要的基石。”为什么奥巴马要到印度？背后当然有很多因素冲着中国。中国正面临着最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而且躲无可躲。

大家要相信一点，在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高度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上有活雷锋？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就需要更多的智慧。

还有一个挑战，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你希望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但是别人希望你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

邓小平在世时，曾经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了一个基调，叫“韬光养晦，不当头”。几十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延续着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当一个国家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利和其他权利时，想韬光养晦都很难。一个人绝不是想低调就能低调的，树欲静风还不止。中国一直强调，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国际上相当多的国家要求你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

另外，中国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就是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我之所以对深圳寄以厚望，更多也是在“软实力”这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通常与它的经济实力成正比，少数国家例外。比如希腊对全世界的影响，与它的经济实力就不太成正比，因为它依靠的是强大的文化历史遗存，让世界对它有更大的认同。但是这种国家毕竟是很少见的，更常见的情形是“美国制造”“日本制造”随着本国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输出到全球。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影片里全是美国文化，这就是“软实力”的输出。

有人说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我说那是老祖宗的事儿。过去这五六十年间反过来了，是日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女士的衣服、发型，现代汉语里的很多词汇，“警察”“派出所”“公务员”等等，都是从日语里来的。中国“70后”“80后”的孩子是看着《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长大的，而日本孩子顶多知道中国的孙悟空，还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所以，得脸红一下。

除了脸红之外，我们还能做点儿什么？

“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大规模地走向世界，为你获得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提供了机会。为什么所有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都落在你头上？他们怎么不去表扬或骂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因为你跟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关系，他躲不开你。

“中国化”似乎成了全球化的代表。在美国，在澳洲，甚至见外国人比见中国人还难。悉尼的任何一家商店都有中文非常流利的店员。你说，西方世界对你能不警觉吗？反过来，我们也要用一种更新的视角、更长远的心态去看待世界。除了为本国经济指标感到自豪，也要为人类的发展贡献更多的理念价值和务实推动。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都有。

老祖宗说“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同世界和谐相处的大智慧，大根基。

我们不能再指望一夜之间的革命。那不过是一群喊着革命口号的人以革命的名义去征服了另一群人，大概不久以后就会成为下一拨被革命的对象。历史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有多少革命者能够自我更新呢？

共产党从十五大、十六大开始，也将自己的角色慢慢从“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潜台词里已经放弃了“革命”这个概念。革命党是什么概念？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的人，包括不喜欢你的人，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中国：在动态平衡中解决问题

接下来谈中国。

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现在更愿意用“公民”这个词，不仅仅是天下为公，而是每个人天然就是公民—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独善其身。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所有的事情都跟周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今天，我的腿在踢球时受了伤，在机场不得不坐轮椅。首都机场租一个轮椅很贵，那么近的路，收四百块钱。我说这近乎于抢，但你毫无办法。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飞机停在没有廊桥的地方，先下舷梯再坐摆渡车，你得等到所有乘客都走完了，才颤颤巍巍把乘务员叫过来。

“我怎么下去？”

“轮椅就在下面。”

“问题是我怎么下去？”

“我搀着您吧。”

“我要是能让您搀着走，还用叫轮椅？”

他能想到搀你下去已经不错了，他不会考虑到你的尊严。

我刚才从外面进大讲堂，入口处只有一个楼梯，我建议将来再增加一个坡道。谁说坐轮椅的人就不可能来到这里演讲或听演讲呢？小小的一个改变，折射出对人的尊重却很伟大。

我是“亚残运会”的形象大使，我一直在倡导某些用词的改变。过去我们说“残废人”，现在叫“残疾人”，不，将来要改成“残障人士”。仅仅改这个称谓还不够，还得把我们由“正常人”变成“健全人”。有时候，“平等”就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言语和行动中。

举这两个有关尊重和尊严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自身的问题要比面对世界的问题复杂得多。刚才讲世界问题，已经让大家出了一脑门子汗，轮到中国问题，八脑门子的汗都流不完。

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我看到现场有很多老人，这一代老人面临着很多挑战。可能十年前退休、二十年前退休，工资都各不相同，我估计能到场交流的，可能经济状况要算好的，还有很多老人一肚子委屈。但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一代老人比我们幸福多了。我都不能想象我们这一代老了会是什么样。

那天我在节目里看到天津一位老人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儿为了伺候他，不得不提前退休，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我对他首先不是同情，而是羡慕，因为他有四个孩子在身边为他养老。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小的一代人，几乎没想过会让孩子养老，想的都是在福利院里打麻将。由打麻将变成斗地主，然后下象棋，最后一个人弄弄十字绣，如果剩下的那个是你的话。

现在，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14%（注：2015年已超过15%），这个比例很可爱，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程度还没有发展到让人担心的地步，起码还有十年的人口红利可吃。但问题是，我们人口基数大，六十岁以上的人迅速超过2亿。

在日本，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25%，也就是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年龄超过了六十五岁。日本男人平均寿命在全世界排第二，女人平均寿命世界第一，所以在那个国家，六十岁左右的只能算是中年人。

很多人说，日本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二十多年在经济领域被美国黑了。其实，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主因在于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能力开始减弱，国内创造能力疲软。日本首席经济学者在一场小范围对话中，首先讲到的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中国一定也会有这一天，而且正好被我们这代人赶上。

这些还仅仅是细节。从宏观上看，中国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就是由前三十年的“效率第一”逐步转向既关注效率、又关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比如，毫无疑问，富士康的代工模式使效率达到了极致。但是其接二连三的坠楼事件之所以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效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看重，我们开始看重公平。

“公平”二字，包含着很多信息，比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富士康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人力成本倍增，但只是延长了悲剧发生的间隔，并未彻底根治。我想不仅富士康，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同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父辈已然不同。“50后”“60后”那批务工人员，初来深圳，做好了吃一切苦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改善家庭生活，而不是为自己，因此任何事都难忍也能忍。而且，那时城乡反差较大，城市带给他们的，除了艰辛之外，或许还有一点小小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即使目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觉得天经地义。所以那时的务工人群心理上相对稳定。

到了“80后”“90后”这批年轻的务工者，他的目标不再是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中大部分初中毕业，也有相当多是高中毕业，文化素养普遍高于父辈。他们也玩手机，听MP3，去网吧打游戏。这样一批人的心理诉求跟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更渴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刺激，继而心理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的“强拆”，矛头也指向“效率”和“公平”的重新博弈。十年前，没有人议论“强拆”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权法》，还在于那时效率第一。城市要快速发展，生活要快速改善，基础设施要快速增加，“强拆”司空见惯。

但是现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产生了对峙，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觉醒，使得过去一直存在但长期不被重视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自己：超越物质的期待

最后谈我们自己。

今天的中国人离世界很近，离自己却很远。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我要”！但是要什么，还真不知道。

曾有外国人被问到：“中国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红绿灯一点儿用都没有……”听起来像抱怨，其实不是，后面还有句由衷夸赞，“但是从来不出事。”

中国是一个“乱中有大智”的民族，擅长在混乱中建立一种安全，事故发生率好像并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国家高太多。这是中国人的本事。但是让人感慨的是，那些习惯闯红灯的人，越过无数潜在的危险冲到了马路对面，其实也没什么急事。

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开车，经常遇到一些车像“疯狂老鼠”似的，在几个车道间来回钻，一会儿一个急刹车，让周围的车很不安全。开出十几公里了，发现他也没超出多远，还在我旁边。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们就要思考：中国人怎么了？

穷怕了，人太多得抢，先占到手里再说，这是一种苦难的遗传。过去十个人只有三个馒头，必须先把馒头抢到手里，再决定我是饿还是不饿。如今苦难消逝已久，馒头供应充足，但“抢”的基因还在。

我现在关心的是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该要什么。

有时我看到身边的人玩命赚钱，可是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这让我很困惑，因为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还有很多的人声名显赫，但其实非常可怜。说得好听点儿是为社会打工，事实上是为周围所有人打工。一个年收入几千万的老板，你认为他还是在为自己工作吗？

前几天还做了一个减肥的节目，一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说：我们追求的是“活得健康”，别忘了“活”在“健康”前面。然而现在很多拼命减肥的人，都是并不需要减肥的人。苗条作为体型的一种，已经被时尚化了，继而用于减肥的处方药被当成了保健品。接下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陷阱；哪里有热潮，哪里就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走偏了？

我四十岁的时候写给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为什么叫捍卫常识呢？因为常识就在这儿，需要你捍卫。我们的栏目叫“新闻1+1”。1+1=2，很简单，人人都知道？不一定。稍有一点儿利益诱惑，就会有人大言不惭地说出“1+1=3”。过去人们在很多情况下违背常识，不说真话，是因为畏惧；现在却是为了利益，满大街泛滥着“伪常识”。

比如健康领域，我的媒体同行会公然给“伪常识”的传播提供方便。台湾来的某人讲“无毒一身轻”，他说中国人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说的红薯。这事儿一听就不靠谱，我找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问他管不管，赶紧让专家出来以正视听，这是常识。他们倒也找了，专家也出来说了话。但我发现在某些时期，常识干不过伪常识。伪常识会包装、会宣传，依然畅通无阻，从湖南传到北京。没隔多久，台湾司法机构把这哥们儿抓回去判了。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因为理性有了一部分，还需要逐步建设。但是为什么要寻找信仰？因为信仰几乎一点儿都没有。

中国的信仰，是千百年来儒释道的杂糅，是唐诗、宋词中传承的审美，是爷爷奶奶讲给你的故事，是别人看待你的眼光里无形的约定俗成。但是这一切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全毁掉了，只留一片空白，接下来改革开放，欲望扑面而来，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底线层层突破，最后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刚一出发的时候就是为了去人民币里找信仰吗？去权力里找信仰吗？当然不是。我们是为了幸福而出发，为了让人生有价值而出发，为了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指标而出发。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呢？

我这个年岁的人都知道“异化”这个词的含义。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异化了，原本一路奔幸福而去，现在成了奔GDP而去……

但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时代的折返点，有些东西继续向前，有些东西停在原地，或向回转。比如深圳这样一个下雨的周末，一个市民讲堂，没有对面商场里的打折优惠，给不了你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依然来了这么多人，尤其是那些站着聆听的朋友，一定是因为它能满足你另外一些需求。

这些内心深处的超越物质的期待，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就是这座城市的方向。

--2010年 深圳市民大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我们好多人都习惯了焦虑。

也是，时代的速度太快了，谁也不敢踩刹车。都想跑，没办法，不竞争好像就不是当下的中国人。这是个体焦虑的缘由。

而整个群体，焦虑也是共性。想想中国此时到处是成绩，可也到处是问题。有时候都庆幸，这么多问题的中国，怎么没太出事儿地走到了这个地步！

焦虑也不会让目标一步到达，得学会把有些事儿交给时间。解决中国的好多问题，真正的帮手只能是时间。

这么一想就从容了。写《繁花》的金宇澄，在一次访谈时聊到：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你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我从来没觉得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这样吧。2014年初，在法国巴黎见到咱们刚派过去的大使，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趣事。在外交部时，经常接到老百姓邮过来的钙片，潜台词很明确：中国外交太软，需要补钙。可到了国外，听得最多的却是人家天天觉得我们的外交太强硬，总欺负他国……你看，矛不矛盾？

没错，我们正处在矛盾中前行的中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