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上的中国

白说  作者:白岩松

对于今天的中国,从追求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到追求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是一次巨大的转场。

小到一件事的细节,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迷路。作为一个干新闻的人,在开口谈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确此时此刻的中国在哪儿,找到横轴和纵轴的坐标。我对目前中国的定位不妨用四个年份、四个数字,或者说四个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国、六十年中国、十年中国和2012年的中国。

百年中国:从家国梦想到个体梦想

第一个跨度就是百年中国。

2011年是一个注定要跟历史结缘的年份。这一年,我们要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北京申奥成功十周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十周年,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重大的纪念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当我们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国,恐怕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一个以国家独立、富强为标志的“中国梦”,过渡到以个人梦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维护、得到推动为主的新“中国梦”。

此时此刻的中国,正处在“中国梦”的转轨时期。为什么这么说?请问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忧虑是什么?痛苦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回过头看,那时一些已经开办的报纸杂志,也在收集梦想,只言片语中承载的多是“家国大梦”。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哀鸿遍野、积弱积贫的国度里,国民恐怕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从1840年算起,“中国梦”大多都与个性无关,与个人无关。

在实现家国梦想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国民是愿意参与其中的,参与的方式就是抑制个人梦想,融汇到家国大梦之中。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比如说“三钱”当中的一位—钱伟长,日本入侵,国难当头,他突然意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命运,历史、文学都无能为力。于是他生生舍弃了世代家学,摒文从理。请问现如今的“80后”“90后”们,有几个人还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去为所谓的家国大梦扭转人生道路?

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河北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年轻时给住在村里的战士送过饭。有二十三名战士在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把他们掩埋在村里,为他们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从来没搬过,将来也不打算搬。因为他曾经见过这些活生生的年轻面孔,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尸体,心里割舍不下。

过去的岁月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说“中国压抑个性、不尊重个体”,我对这类说法持不同意见。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没办法谈太多的人权、民主。我觉得要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经过了一百年的浴血奋战,经过了一百年的奋发图强,经过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们走到今天,实现了和平崛起,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个“弱国”了吧?连美国人都开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说甭玩儿这个,“U2”还好一点儿,那是个乐队,可以听听;说中美是“G2”,是共治国家,这纯属忽悠。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已经绝对地实现了百年前的家国之梦了。

那么这时,我们要告别家国大梦为主的“中国梦”,开始进入实现个体梦想的通道。开始需要讲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个人,很多历史的遗留不能再延续。

岁数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红旗下的蛋》。我们“60后”这批人当然是“红旗下的蛋”了,“80后”“90后”稍微模糊一点儿。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历史遗留的影子,家国梦曾经高于一切,指望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很难。

但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转向,很多政策调整也与此相关。过去提“富国”,现在提“富民”,说“要让公众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尊严”和“幸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在考虑富了之后该做什么。未来五年或十年、二十年,还会有这么大的财税收入向中央集中吗?会不会向地方倾斜?向落后地区更倾斜?

总之,从一百年这个角度来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今后的梦想追求要以个体的保障、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这是第一个定位。

六十年中国:从“物化”向“非物化”目标的转变

第二个历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说的六十年,是从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们走过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六十年,我在做国庆直播时感慨万千。六十年,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大数字,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这六十年可以拆成两个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为起点的未来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各自代表什么?

第一个三十年不用说太多,从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腾。从民生和社会经济角度看,期间有很多的探索、失误、教训。用句玩笑话来形容:“头三十年最重大的收获,就是告诉所有中国人,这么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这么简单地去评估这三十年,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国家的腰杆挺起来了。

第二个三十年,从1979年开始。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发令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核心思想—我见过真迹—是邓小平用铅笔写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于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开了。

那么,第二个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呢?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标—温饱、小康、翻两番、万元户等。物质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两番,财税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这是在物质层面上突飞猛进的三十年,但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从2009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这个国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开始确立一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新的改革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候,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深不可测是什么意思?“不可测”就是没法用数字来衡量了,对吗?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尊严?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幸福?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以人为本?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和谐社会?

深不可测,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前些年就开始强调“快”。最早的“快”诞生于“大跃进”的时候,但那个“快”不靠谱。真正的“快”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介绍。

坐在“新干线”上,旁边的朋友向邓小平介绍“新干线”的时速,他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就感觉到快,在催人跑。”所以这个“快”字,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

前几年,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快”变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过几年,出现了“又好又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跟江苏团聊天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文件,在当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好”和“快”的顺序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强调了民生,几乎没强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强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强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

回头看过去五年,这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不就是“平衡”吗?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过瘾”。在环保人士看来,依然有很多保护不力的地方,不过瘾;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为了环保对我们限制太多,也不过瘾。

这就是这一届领导人的宿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找平衡的阶段,“统筹兼顾”的结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点,但也都不太满意。

“统筹兼顾”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转折。意味着我们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标,向后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标转折。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广告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应该改成“效率就是金钱,公平就是生命”。

中国的一个显性的转变,就是要从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转变,但此时的中国,仍是天平两端放着效率和公平,偏废哪边都不行。改革的难题全在于此。

我们现在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效率,因为公平的诉求太强烈了;可是彻底满足公平、牺牲效率,显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铁,时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设计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着效率和效益的牺牲。但是能不降吗?不能。“7·23”动车事故使得全社会对生命、对公平的诉求,达到了最高值,不牺牲效率过不去。

动车降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中国前行过程中的一则寓言,是改革这趟列车发生了事故,促使我们思考。它的背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来。总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为什么?因为劳动者权益得到相当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时,社会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价。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和外国拼,一直拼的是劳动者超低的工资,和超高的工作时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在日本横滨的港口,一个货运公司负责人指着密密麻麻的汽车告诉我:“日本无法跟中国竞争。员工周末必须休息,所有的车都运不出去,只能停在这儿。”这句话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变得非常具体。

欧洲很多国家,周末想买个东西都很难,商店不开门,要吃饭得去唐人街。在美国纽约也一样,采访到晚上9点还没吃饭,麦当劳都打烊了,怎么办?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灯火通明,从餐饮到足浴到按摩,什么都有。

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2006年“世界杯”之前,我在德国待了一个月,在那儿亲眼见到德国人怎么干活。一摞木头,三个人搬,其中两个人都闲着,剩下一个人操作吊车,干了一下午还剩半摞没搬完。德国人,在欧洲还算勤奋的。而在中国,不要说农民工兄弟,让我自己干,估计半小时也够了,而且根本用不着机械。这时候我知道欧洲问题大了。

欧洲的劣势正是我们的优势,但回到国内,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们自己的劣势。

因此,《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相当多的人表示担心。此时的中国,依然是效率略高于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几年,公平的诉求就会超过效率的诉求。这也是第三个三十年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麻烦事儿”还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也在快速增长。互联网进入中国,显现出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搅拌能力”。

虽然在互联网上,“白岩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杀”“被封杀”“被辞职”,我依然是互联网的支持者。为什么?互联网启蒙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你要习惯与刺耳的声音共处,与糟糕的评论共处,与谎言共处—真理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荒谬同在。

有人说应该控制互联网上的谣言,务必谨慎,并合理合法。正如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细胞,谣言被消灭了,真理也就跟着消失了。

真正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传播真理的声音。2011年《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目前的中国是改革和危机抢时间”,我非常认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会上的群体事件,正从过去的不发达地区—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扩散到发达地区—“厦门PX项目事件”、“东莞水污染事件”。过去媒体人强调更多的,是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营、监督法律的运营等,但是现在,媒体也要强调每个公民自我的改变。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阶段性产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个人都该在其中承担责任。

十年中国: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第三个时间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十年”。

我很幸运地经历了从1994年恢复关贸总协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全过程。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曾有无数的担心、忧虑,但是当你走过第一个十年,并以此为节点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大多忧虑是没必要的。

比如汽车行业,最近三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国家—十年前谁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思考的是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到了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毫无疑问,时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这儿。

我举几个例子。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广东家长教育孩子经常这样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公务员。”再看现在,公务员热成了什么样?很多腐败现象也正是从这里滋生出来。山西长治环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门”,但一个家长为了帮女儿在这里谋个职位,要掏近十二万元行贿。这钱得多长时间才能挣回来?

可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从某些方面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紧密挂靠的部门。“国考”成了“天字第一号”,比高考竞争还激烈。

还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也拥有了第一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我们强调私营、民营、集体、国有等企业一律平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做到了吗?

众多中小私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因为银行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意给他们贷款。银行贷款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么琢磨的:给国企贷款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背黑锅;给民企贷款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责任。可是在支撑就业方面的贡献,民营企业早已超过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垄断行业可以更大范围地面向民营资本放开,但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都在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

还有关于财政收入高度集中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做法是对的,集中财力干大事,支持农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设一些落后的公共事业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不要为地方回补?

中央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那天“北京地王”出来,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发明了“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这句话。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迁了,为什么?就是要把老地卖个高价,再让一块没有价值的新地,随着市委市政府的迁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干事。不要总认为这里都是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的倒逼。是谁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的?将来中央跟地方的分税要不要进行改革?

无数个改革的需求摆在面前,迫在眉睫。

还有更加敏感的问题: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

也许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十八大”之后我们要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共产党的民主模式是什么?我非常愿意相信,有可能是党内竞争。或许未来五到十年,会有这样的试点:某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由三名共产党员同时竞争,走民主程序。中国的民主投票权一定从党员开始,然后再向党外扩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愿意推动国家前行的人成为党员。

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总书记讲话谈到几个“风险”,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懈怠。这话值得玩味,明显是有所指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松弛了,前行的动力不足。

同样是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还有一个重大转变。过去“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在“稳定”和“发展”并列为第一要务、硬指标。围绕这些局面和细节,我们的确要想: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对于发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扛着所谓的理想大旗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比不走还糟糕。

2012年的中国:继续努力,并多些释怀

最后一个历史节点,就是此时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领导都要换了。美国要换了,法国要换了,俄罗斯要换了,中国也要换了。

这一年,对媒体来说挑战很大,大家会下意识地说:“哎哟,换届之年得小心点儿。”可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把对方当朋友,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适用于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稍微改一改,也适用于人与年代的相处。“你把这一年当成改革年,改革就会推进;你把这一年当成停滞年,改革就会停滞。”

还有一句歌词,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深远:“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年轻时认为,当然是“我们改变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变了岂不很悲剧?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事实的真相:我们改变了世界,世界也改变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龙永图告诉我:“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人生就是一场谈判,与梦想谈判,与时代谈判,与身体谈判,要懂得有所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金,又有谁可以圆满地实现理想呢?进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的终极目标,永远无法达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朋友也要明白,你殚精竭虑地付出一生的努力,时代的病状依然不会彻底消除。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唐朝、宋朝、清朝都曾是盛世,但如果你能穿越回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云集的酒馆,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忧心忡忡。忧心忡忡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

中国这列火车,我们希望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别忘了,一定有人拦在车的前面把它往回推,也有人在侧面瞎推。更可气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坐在车顶上,事不关己。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必须接受的现实。好,我们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时,确保自己是向前推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就好了。

--201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己的读后感

去发改委谈改革,还呼吁多推动改革,好多人听说后嘲笑我:胆儿挺大的啊?那是2012年1月份,十八大还有近一年才开,“改革”与“中国梦”还不是热词,有机会进发改委,当然要说说。

现在,这两个词已经大热,很欣慰,但也到时候该谈谈别的了。

2015年春节,我给朋友自创短信贺年,最后我对新一年的祈愿,用了三个“开”:开放、开明、开心。

当改革重新热起来,并向深水区挺进的时候,我发现“开放”二字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可别忘了,中国改革的起步,“改革开放”是不可分割的黄金组合,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开放,正是改革的一部分。

今天再提开放,不仅是开国门建特区的问题,更在于心灵、头脑与思维意识的开放。这些年,中国进步很大,相当多的人自信起来,这是对的。但如果自信到自以为是、封闭及老子天下第一的状态,那就错了。

而开明是期待中国能真的自信,因此更包容更多元更让人有安全的自由感。如果很多人都是担心、顾虑,说言不由衷的话,那时代与个体又如何真正地开心呢?

只有更开放更开明,我们才会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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