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文学而结识的朋友不少，但我与夏志清先生的一段文学因缘，却特殊而又悠久，前后算算竟有半个多世纪了。我在台大念书的时期，便从业师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读到夏志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他那篇论张爱玲小说《秧歌》的力作，对当时台湾文学界有振聋启聩的作用，两位夏先生可以说都是我们那个世代的文学启蒙老师。

一九六三年我到美国念书，暑假到纽约，遂有机会去拜访夏志清先生，同行的有同班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因为我们都是夏先生兄长济安先生的学生，同时又是一群对文学特别爱好、开始从事创作的青年，我们在台大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夏先生亦是知晓的，所以他对我们特别亲切，分外热心，那天他领了我们一伙去哈德孙河（Hudson River）坐游船。那是个初夏的晴天，哈德孙河上凉风习习，纽约风光，历历在目，夏先生那天的兴致特别高，笑话一直没有停过，热闹非凡，五十年前那幅情景，迄今栩栩如生。有夏先生在，人生没有冷场的时候，生命不会寂寞，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强烈的光与热，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暑期班，选了一门玛莎·弗莉（Martha Foley）开的“小说创作”，弗莉是《美国短篇小说年度选》的资深编辑，这本年度选集，颇具权威，课上弗莉还请了一些名作家如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来现身说法。课余，我便到哥大Kent Hall夏先生的办公室去找他聊天。那时年轻不懂事，在夏先生面前高谈阔论，夸夸其谈自己的文学抱负，《现代文学》如何如何，说得兴起，竟完全不顾自身的浅薄无知，夏先生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说几句鼓励的话。夏先生那时心中不知怎么想，大概会觉得我天真幼稚，不以为忤。夏先生本人从不讲究虚套，快人快语，是个百分之百的“真人”，因此我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顾忌，说的都是心里话。打从头起，我与夏先生之间，便建立了一份亦师亦友、忘年之交的关系，这份情谊，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弥足珍惜，令人怀念。

后来我回到爱荷华大学念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教书，这期间，我开始撰写《台北人》与《纽约客》系列的短篇小说，同时也开始与夏先生通信往来，几乎我每写完一篇小说登在《现代文学》上后，总会在信上与他讨论一番。夏先生私下与人相处，非常随和，爱开玩笑，有时候兴奋起来，竟会“口不择言”，但他治学严谨却是出了名的，他写信的态度口气，与他平时谈吐亦大不相同，真诚严肃，一本正经，从他的书信看得出来，其实夏先生是个心思缜密、洞烛世情的人，而他又极能宽厚待人，对人对生命，他都持有一份哀怜之心。试看他与张爱玲的书信往来，夏先生爱其才，而又悯其坎坷一生，对她分外体贴入微。他们之间的信件，真情毕露，颇为动人。

我有幸也与夏先生保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书信往返，他对我在创作上的鼓励是大的。夏先生对已成名的作家，评判标准相当严苛，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鲁迅、巴金等人丝毫不假辞色，可是他对刚起步的青年作家却小心翼翼，很少说重话，以免打击他们的信心。那段期间我与夏先生在文学创作上，互相交流，是我们两人交往最愉快的时光，每次收到他那一封封字体小而密的信，总是一阵喜悦，阅读再三。我的小说，他看得非常仔细，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纽约客》系列他比较喜欢《谪仙记》，他认为结尾那一段李彤自杀，消息传来，她那些朋友的反应，压抑的悲哀，写得节制而达到应有的效果。后来他把《谪仙记》收入他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英文是我自己译的，经过夏先生精心润饰，其中也选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这本选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时有不少美国大学当作教科书。

我们在讨论《台北人》小说系列时，我受益最多，关于《游园惊梦》，他说我熟悉官宦生活，所以写得地道。他又说在《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我对老人赋予罕有的同情。一般论者都认为这只是一篇写同性恋者的故事，夏先生却看出这篇小说的主旨其实是在写年华老去的亘古哀愁。至于对《台北人》整体的评价，他说《台北人》可以说是部民国史，民国的重大事件：武昌起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都写到小说中去了。

一九六九年夏先生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白先勇论（上）》评论我的小说，这篇文章发表在《现代文学》十二月第三十九期上。那时我只写了二十五篇短篇小说，《台北人》系列才完成七篇。夏先生这篇论文，对我的小说评价在当时起了很大的肯定作用。文中有些溢美之辞：“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尤其从《永远的尹雪艳》到《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那七篇总名《台北人》的小说，篇篇结构精致，文字洗练，人物生动，观察深入，奠定了白先勇今日众口交誉的地位。”这篇“上论”其实只论到早期几篇小说。他认为早期写得最好的一篇是《玉卿嫂》，他详细深入地分析了这一篇小说，他引用爱神维纳斯（Venus）与美少年阿多尼斯（Adonis）的悲剧神话，来比喻玉卿嫂与庆生之间一段冤孽式的爱情故事，观点颇具创意。

《白先勇论（上）》最后夏先生如此预告：“我对《芝加哥之死》要说的话很多，留在本文第三节同别的后期小说一并讨论。”但夏先生始终没有写出下篇，可能他想等我的《台北人》系列写完后，再论。可是《台北人》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写完，接着欧阳子分析《台北人》一系列的文章陆续登出，并结集为《王谢堂前的燕子》，夏先生有一次跟我通信提到《台北人》已有人精心论析，他认为他自己不必再写了。后来《寂寞的十七岁》出版时，夏先生把《白先勇论（上）》改为《白先勇的早期小说》当作序言。

夏先生在我教书生涯上，亦帮了大忙。一九六五年我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拿到艺术硕士学位。这种学位以创作为主，止于硕士。当时我的选择有两个：我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循着一般当教授的途径，在美国念文学博士起码要花四五年的工夫，我那时急着要写自己的小说，不愿意花那么大的工夫去苦读研究别人的作品，而且好像写小说的人，很少有念博士学位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找份工作，一面写作。正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东方语文系有一个讲师空缺，教授中国语文，我去申请得以录取，夏先生的推荐函有很大的影响，以夏先生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他的推荐当然有一定的分量。后来，在我长期的教书生涯中，每逢升等的关键时刻，夏先生都会大力推荐，呵护备至。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升等，十分不容易，我很幸运凭着创作及教学，一直升到正教授退休，夏先生一封封强而有力的推荐信，的确帮我渡过不少难关。其实夏先生提携后辈，不惜余力。他的弟子门生，对他都常怀感念。夏先生虽然饱受西洋文化的洗礼，事实上他为人处世，还是地地道道中国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讲义气、热心肠、好助人。夏先生自哥大退休，接班人选中了青年学者王德威，他赏识王德威的才学，也喜欢他的性格，大力栽培，爱护有加，两人情同父子，夏先生晚年，王德威对夏先生的照顾亦是无微不至的。

虽然我长年在美国西岸加州大学教书，但我也有机会常到东岸，尤其是纽约，探望亲友、开会演讲。每次到纽约，我一定会去拜访夏先生。夏先生好客，我去了，他总会约好住在纽约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丛甦、庄信正等人一同到他喜欢的几家中国饭馆去共进晚餐。我记得有一次还到纽约中国城的“四五六”吃江浙菜，那家红烧大乌参特别有名。丛甦与庄信正是我的学长，也是夏济安先生的弟子，与夏志清先生及夏太太王洞女士数十年相交，是他们伉俪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几个人一同聚餐，谈笑无拘，是最快乐的时光。

一九七四年，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东岸波士顿开年会，中国文学方面夏先生主持了一节研讨会，他邀我参加，我宣读的论文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The Wandering Chinese—the Theme of Exile in Taiwan Fiction”）。平时我很少参加AAS的年会，年会的目的虽然说是学术界互相切磋，但很多时候是为了觅职，互攀关系。但那次因为是夏先生当主持人，而且许多朋友都参加了，我记得有李欧梵、刘绍铭、杨牧、于梨华、钟玲、陈幼石等人。热闹非凡。那次夏先生特别高兴。

一九八二年，我的小说《游园惊梦》改编成舞台剧，在台北中山纪念馆公演十场，轰动一时。纽约大学中国同学会邀请我与女主角卢燕到纽约大学去放映《游》剧录像带，并举行座谈会，夏先生与丛甦都被邀请参加座谈会。夏先生对卢燕的演技十分激赏，他说我写《游园惊梦》是Stubbornly Chinese。那时李安正在纽约大学念电影，他也来参加座谈会。会后还邀请我们观赏他的学生毕业短片。没想到后来他变成了国际大导演，是台湾之光。

一九九一年，夏先生七十岁退休，王德威精心策划，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将夏先生的弟子都召唤回来，替夏先生祝寿。有的宣读论文，有的自述跟夏先生的交往关系，其间还有夏先生的同事、老友，我也应邀参加。那是一个温馨而有趣的场合，夏先生的同事、门生一一上台，讲述了夏先生许多趣事、糗事，台下笑声不断。但大家的结论都推崇夏先生在西方汉学界，尤其是中国小说史述方面的巨大贡献，大家一致称赞。他的两本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两座里程碑，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夏先生在哥大教书数十年，作育一大群洋弟子，散布在美国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夏氏门生影响颇大。

夏先生八十岁生日时，我写了一篇长文《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为夏先生祝寿，评介他那本经典论著，后来登在《联合报》上。说来《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与我也很有一段因缘。夏先生对我们创办的《现代文学》一向大力支持，常常赐稿，他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而且都是极有分量的论文，远在一九六五年第二十六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的《〈水浒传〉再评价》，这篇论文是他《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翻译，接着《现代文学》第二十七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这篇论文后来扩大成为他书中论《红楼梦》的那一章。那时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计划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付印前，我请他将样稿先寄给我阅读，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我希望将此书各章尽快请人译成中文在《现代文学》登出。我记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接到夏先生寄来厚厚一叠样稿，我花了几天工夫，不分昼夜，一口气把这本巨著看完了。看文学评论著作，很少让我感到那样兴奋过，《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的确引导我对书中论到的六部经典小说，有了新的看法。

除了《三国演义》那一章是请庄信正译出刊在《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外，其余各章仍由何欣翻译，刊登在《现代文学》的有：《导论》《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本来何先生把《金瓶梅》《儒林外史》也译出来了，但是当时《现代文学》财源枯竭，暂时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外史》这两章中译始终未能登出。那时我自己创办晨钟出版社，有心将夏先生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并征得了夏先生的同意，但因为夏先生出书谨慎，出版中译本须自己校对，仔细修改。这一拖下来，便是数年，直到晨钟停业，这本书仍未能付梓。这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一九八八年《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终于问世，不过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本著作本身就是一本经典，曾引导西方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走向新的途径，产生新的看法。在《现代文学》上登载的几章中译，对台湾学界，亦产生深刻的影响。

夏先生退休不久，患了心律不齐的病症，但他非常注重保养身体，所以这些年健康精神都还很不错，直到三年多前，夏先生因病住院，那次病情来势汹汹，夏先生在医院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靠夏太太全心全力照顾呵护，才得转危为安。其间我常与夏太太通电话，用电邮联络，知道夏先生病情凶险，也暗暗替他着急，为他祈祷诵经。后来知道他康复出院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那段日子夏太太真是辛苦，每天探病，一个人长途跋涉，了不得地坚强。

前年（二〇一二年）秋天十一月间因我出版父亲的传记《父亲与民国》，纽约《世界日报》及华人作家协会，邀我到纽约演讲，同时苏州昆剧院也应邀到纽约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华折子。我在法拉盛演讲，听众有六七百人，夏先生与夏太太也去参加，我一讲就讲了三个钟头，因为父亲一生与民国历史都是讲不完的故事。夏先生坐在前排，竟撑住了，还听得很入神。青春版《牡丹亭》折子戏在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戏院上演，我请了一批朋友去看：丛甦、庄信正夫妇、李渝，当然还有夏先生、夏太太。那天的戏男女主角俞玖林、沈丰英演得特别卖力，尤其是俞玖林的《拾画》分外出彩，半个钟头的独角戏挥洒自如，夏先生坐在我身旁兴奋得指着台上叫了起来：那个男的怎么演得那么好！

看完戏第二天，夏先生、夏太太请我吃饭，庄信正夫妇也参加了，还有夏先生的妹妹。我们在附近一家有名的法国餐馆吃龙虾大餐，那次夏先生的精神气色都特别好，一点不像生过重病的样子，那天晚上，又跟我们从前聚餐一样，大家说得高兴，吃得开心。夏先生对人生那份乐观的热情，是有感染性的，跟他在一起，冬天也不会觉得寒冷。

夏先生病后已不便于行，需坐轮椅，那晚吃完饭，夏太太用轮椅推着夏先生回家，我看见夏太太努力地推着轮椅过马路，在秋风瑟瑟中两老互相扶持，相依为命，我心中不禁一阵悯然，深深被他们感动。

去年（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夏先生过世，噩耗传来台北，虽然我已听说夏先生又因病住院，但是还是抵挡不住突来的伤痛，掉下泪来。我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太太，她说夏先生走得很平静，前一天二十八号还吃了我叫Harry & David送过去的皇家梨（Royal Pears）。近年来我不在美国过圣诞，不过总会预先订好皇家梨，圣诞节送给夏先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