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也许现在应该展开聊聊那次瓶颈，我们提到很多次了，但因为当时我们在谈别的问题，并没有追问下去。好像这是一次很大的危机，对您工作与生活的很多选择都产生了影响，它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在工作中有什么表现？

项飙：主要就是东西写不出来。课题做了很多年，写得总是不满意，因为没有很强、很深厚的想法，没有自己的声音，写起来也很累。这样搞来搞去，想这个框架那个框架，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陷入一种很痛苦的状态，已经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思考，又不能放弃。写别的文章也是这样，总觉得放不开，有点不自然，这是我感受到危机的具体方式。

我尝试走出来，我开始用中文写文章，很多都是回应当下的一些问题，香港问题、知青等等，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想让自己重新定位。也开始接受一些访谈，比如郭玉洁那次访谈 [《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见“正午故事”2014年12月17日的访谈。] ，我没多想，结果谈完之后，同学给我发E-mail，好像大家看得比较多，发现网上很多年轻人觉得有共鸣，好像对他们有启发，超出了一篇文章的意义，确实引起了讨论和反思，我就非常高兴，找到了感觉。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可贵，因为我正在为了这个挣扎，看不到意义，说说话还能引起共鸣。我们写英文文章，很难跟公众形成那种对接。所以我很感谢跟中文媒体这几次来往，对我的意义非常大，给了我一定的自信，觉得我的思考工作和写作还是有点意义。

吴琦：具体是做哪个课题时发生的？

项飙：关于东北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做这个课题是想把它做成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谁的标准呢？不是东北老百姓的标准，也不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温州人的标准，而是西方专业化的学术产业的标准。但那个不是我的特长，抱着那样的目的去做，就没有把自己真的引进他们的生活里，看到的东西也比较肤浅，总想得出这样那样的结论、评论，做得很规范，但没有太大意思。放弃了原来那种小乡绅的风格，想去追求认可。为什么会去追求那种认可？就是因为没有小世界。如果我有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哪怕边缘，但比较强大，可以互相讨论，不用去找这样的认可。

吴琦：某种意义上《全球“猎身”》也是这样一项在西方学术规范之中的研究，为什么在这次的研究过程中，没有遇到类似的危机？

项飙：做《全球“猎身”》的时候，也困惑了很长时间，也是带着刻意的学术问题，所谓“散居者”的自我意识 [“散居者”（diaspora）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个主要话题。以犹太散居者为原型，这些研究强调民族国家和与国家对应的文化不再是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 ，在澳大利亚做，结果效果不好。但在做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猎身”的这种劳务经营方式，打开了思路。其实当时已经隐含了现在这个危机，不过那时我可以在田野里泡着，而且博士论文要求不是特别高，主要看搜集的材料，所以能够看出一些东西。现在脑子里带的问题更多，框架也更多，在那边泡的时间又少，对材料的熟悉程度不够，所以信心不足。

吴琦：所以您始终强烈地想要回到做“浙江村”研究的状态？

项飙：对，我自己很享受那种状态，但说这个话的时候又有点心虚，因为我有可能做不到。先把这个愿望写下来，有记录，后人就知道教训了。回到乡绅的视角，这个愿望非常强烈。我觉得我写的所有东西，只有描述他们的行为和想法的那些部分，才真正有生命力、有力量、有趣。评论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是润滑剂。如果我不在当地泡，就是在说空话，唯一的干货来自人民群众，真的是这样。但这么做要有很强的自信，要有定力把它做出来，因为要做很长时间，可能引不起关注。

吴琦：说到认可，在我们看来，您的成果发表出来，在牛津大学任教，本身就是一种认可，而且来自西方的认可常常被中国人认为是更高级的认可。这似乎没有抚平您的焦虑，那它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项飙：这个很难讲。我现在有这些焦虑，前提也是我有这么一个位置，如果没有这样的位置，现在还在一个不太知名的学校，为终身教职烦恼，可能连焦虑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你说得对，我没有因为这个位置就把焦虑都给模糊掉，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位置，我才有了能力去考虑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牛津。

讲一件具体的事情。我今年管招生，看到很多中国学生的申请，博士、硕士我都看了，我发现很多同学会找一些有名的人写一封很简短的推荐信。另外一个策略是找自己的老师写，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推荐人是谁，但写得比较具体、实在。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前者。我看材料的心理是，找有名的人写一封简短的推荐信，让人觉得这个申请人不太自信，需要拉大旗。信里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因为非常简短，很形式主义。要找自己的老师来写，写得很具体实在，我们会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人。真实感非常重要。

我刚到牛津的时候，要写一个研究计划，第一稿把我的导师吓坏了，他说这根本是不可行的计划，问我怎么会这么写。我回去看别人写的研究计划，也吓一跳，非常直白朴素，就像是跟父母讨论一样。这类研究计划的打分远远高于雄心壮志、很正式的那种。这对我也是一个教训。我们在国内写报告，好像就是要高于生活，要写得很拽很正式，脱离生活，如果把吃喝拉撒睡都写进去，好像很不正常。后来我去评别人的项目申请，其中一个申请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那是夫妇两个人做同一个项目，他们就特别强调这个项目是夫妇两个人一起做，因为这样可以照顾家庭，同时更有效地分配时间，写得非常具体。我们觉得这种应该回避，因为这是私人生活，但他们就这样写。我看完以后，就因为这个给他们打了额外的分数，觉得他们把计划想得非常清楚、直接，很可信。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申请的题目也一样，一定要很具体，如果让我看到你对这个题目有真心的感触，我就更加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会对你有信任，信任你会做下去。有的题目显然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的，感觉就不一样。西方强调个人性，我觉得很有道理。政治家也是一样，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早餐吃什么，喜欢喝什么酒，只有知道了你的真实性之后，才可以信任你。当然东方文化在政治上是相反的，这些东西都要被隐蔽，领导人不是个人，他是权力的化身，这就是不太一样的理解。到了牛津，我很感谢他们给我这么一个工作，使得我能想这些问题。

吴琦：和您谈话有一个感觉，就是您进入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还是比较从容，不像国内学者的话语那么急切、焦虑，这是来自距离感吗？是不是因为您长期在海外工作？或许也是某种中心与边缘的对应关系？

项飙：在日常生活态度的意义上，可能有关系，因为在国内生活每天受到的压力、干扰很直接，当然会更容易情绪化，更容易下判断。我强调的是要不断切入、进入，那些很着急的人并不切入，而是着急在外面做判断。“距离感”是分析上、方法上的概念，它和切入性是一种辩证关系。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对事实的熟悉程度，这些不能有距离感，越近越好，要把自己融进去。但在分析的时候，要有登上山丘看到平原的心态，才会比较客观、灵活、全面。

吴琦：您在国内的时间很少，关注国内问题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项飙：我为什么对非虚构写作那么关心，因为这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了解国内事实的渠道，我们的新闻报道有很多写得不错，写得比较细，把一个事件来龙去脉讲得挺清楚，这给我很多帮助。我自己的工作是做实地调查的，随着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而且，被研究者的很多想法在分析水平上超越了研究者。研究者越来越成为一个记录者、发掘者的角色，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如果做青年研究，通过网络是非常容易的，不用我跑到一个村里去看，他们本身的反馈和投入会成为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要提供更加系统性的资料整理、精确的历史叙述，做到这些都不容易，可能很枯燥，但不能再靠那些创造性的观点来讲一讲就够了。观点属于人民，把观点整理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现在很多人已经在做了，中国社会产生那么大量的话语、自我分析，都是非常好的素材，同时也是我们灵感的来源，甚至就是理论的来源。原来的素材是从村里面来，理论是从图书馆、书里来，现在这个完全被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