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圈子

把自己作为方法  作者:项飙/吴琦

吴琦:您提到“直接性”的这三个层面,难道不应该是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应有的题中之意吗?这个学科不就应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发现它的肌理,并形成理解吗?还是在文章《回应与反响——我们如何叙述当下、进入历史:兼论人类学的现实角色》里,您提到了人类学的焦虑,它好像被困在“同情”“理解”这样的概念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需要谈这些问题?为什么人类学的焦虑至今仍然存在?大家都切不下去,都不直接面对问题?

项飙:人类学的困境还比较好解释,但你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在普遍的学术话语里,直接性仍然是重要的。比如文学,这里我要提一下非虚构写作。对我来讲这种文体的发展很重要。我是80年代读着这些人的报告文学过来的,它们是比较精英主义的历史的审判学。现在非虚构当然不审判历史了,而是写自己的焦虑和矛盾,我觉得这个直接性非常可贵,一定要珍惜,让它再发展出来。今后我们可以开研讨会,文学、新闻、人类学、NGO的人聚到一起,咱们要把这个东西搞起来。

人类学的问题比较容易解释。因为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起点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人要解释其他文化,然后从人类学里派生出社会学。人在社会中生存了那么多年,为什么突然在一百多年前,开始考虑社会是怎么构成的?因为我们原来都是按照神学、习俗这样一套规则来规范自己,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生活对象化。把自己对象化不是自然的做法,这个刺激来自殖民主义,来自人类学。所以最早的社会学教科书之一就叫《社会学:以民族志为基础》 [Charles Letourneau, Sociology, Based upon Ethnography ,1881.现在教科书中所谓社会学是对西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兴起的回应,是晚近的历史新编。社会学的最初目标是要解释“世界性的差异”。] ,讲各地的社会,通过那个眼光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去解释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出来的,在那之后才形成了“传统到现代”这种思路。

二战以后觉得这不对,人类学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自我反思的工具,去批判西方文明。原来也有这种所谓“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的理念,认为野蛮人其实比我们高贵,没有被工业文明污染,这是西方的浪漫想法。到了60年代,这个想法就被政治化,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对的,而“野蛮人”更贴近自然和人性。这个想法到今天还是很有生命力。所以人类学在西方变成了一种学科内部的讨论,在讲我们究竟能不能够真的去讲述别的文化?“理解”是怎么回事?跟心理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总是在讲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些人、这些文化,同时反思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就变得很深、很细。

但它跟我说的“切入”不太一样,因为切入的出发点不是去理解这些人当时的喜怒哀乐,而是切入一个问题,内部的矛盾,更强调的是一种关系。比如被清理的流动人口,他们怎么理解自己和这次驱赶运动,以及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和其他城市居民的关系。其他信息可能会丰富你的理解,具体到他们对时间的感知,黑夜中身体对寒冷的感知,但了解这些感知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我觉得人类学原初的非政治性,和后来这种比较虚泛的政治性,也就是强调一切都是权力关系,包括自己的研究实践,从而老觉得对不住研究对象,其实有关系。事实上,政治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主要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当然它具体的展示方式很丰富。但如果不讲人的位置和利益分配的过程,只讲弥散在日常生活里的权力关系,那到处都是,讲不清楚,于是就变得不够直接。

吴琦:现在您在中国或者世界范围遇到人类学同行的时候,有共同体的感觉吗?

项飙:不强。

吴琦:但您近年来的一些论文写作,比如关于香港问题、知青时代的社会学家、“悬浮” [2018年8月4日项飙受邀参加了中间美术馆发起的,以《流动与悬浮:学术和艺术中的现实问题感》为主题的对谈;2018年12月13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为题做分享,阐述了一种普遍的国人“悬浮”心态。] 、“工作洞”,等等,包括接受媒体访谈,其实都在给这个群体提建议,好像在召唤某种行动、某种知识分子共同体?

项飙:我其实是希望针对普通人提这些建议,如果达不到普通人,就先针对青年学生,这是我的目的。至于同行,因为我对别人不太熟悉,不能够形成对话。这里其实有个问题,学术研究只是变成了同行之间的对话,你说话是为了让我批判。这是我一个朋友说的西方人类学陷入的困境:一个人类学家说了点什么,是为了让别的人类学家有话可说。所以说我不是要建设一个共同体,我只是在说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作为。很直观地说,比如我就不愿意去开会,也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开会。去开会还是去村里调查,那肯定去村里的收获更大,或者自己去读书,也比开会收获要大,如果有共同体的话,那么开会就是一种乐趣,有交流,可以学到东西,可以生发出问题。

当然如果做一个客观的实证分析,看我的时间分配,跟哪一类人来往更多,到最后肯定是知识分子远远高于其他群体。所以我实际的交谈对象和来往,还是在这个群体里面。但我没有那种归属感。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想进入更多的其他群体,所以我对媒体、非虚构写作这些群体感兴趣。

吴琦: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进入学术体系之后,依然和学者这个群体没有共同体的感觉?

项飙:这听起来比较傲慢——我是觉得他们那种分工太专业化了,因为我的强项不在于专业化,不在于把概念精细化、把一个问题不断地深入,我在技术上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我又看不出这种深入有什么意义。在逻辑上,我认为社会科学的深刻性不是这么练出来的,深刻性需要你在事实里“泡”着,对事实理解得非常透,抓得准,不断地拷问,当然逻辑上要严密,材料丰富,讲出来的东西才深刻。靠那种线性的积累,很难积累出真正的深刻性。

吴琦:有没有为此而受到过同行的批评?

项飙:那倒没有,因为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威胁。我是不够资格被批评的,这个不是谦虚,客观就是这样。他们完全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去批评更重要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可批评我的。

吴琦:我有一个印象,您好像是很乐于收到批评的,同样在《回应与反响》那篇文章里,有人就具体的观点提出批评,您反而很兴奋?

项飙:对,那是对我的回应,这种批评非常好,有个学生批评我,认为文章在文风上有断裂,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断裂,原因是我从宏观历史来看具体事实,而不是从具体事实出发,我完全同意。另一个人是在岭南大学学文化研究的,他批评我的文章“一头栽在党国的神话里”,这个也有道理。这些都是很具体的观点讨论,都很有意思。我觉得没人会对我进行什么批判,如果有批判就太好了,那是对我很大的赞扬。

吴琦:另一个观察是,年轻人问了比较傻比较幼稚的问题,您也愿意回答,背后除了责任感,还有什么原因?

项飙:跟年轻的同学互动,我完全不是出于责任感,就是因为好奇。他们的问题我一点儿不觉得幼稚,他们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性别、年龄都不一样,当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有一个同学给我写信,说我经常说“你说得对”,他们朋友谈话从来不会这么说。这就很有意思,这个同学很年轻,对各种小的细节都非常敏锐。我就没有意识到这个说话方式,可能因为我们的职业有这种在肯定的基础上进行辩论的习惯,学术讨论会上大家都这么说,即使说得不对也是这么说。所以那些问题很好玩,也给我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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