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一家半地下的旧书店，我买到了这本《为了以色列的未来》（For the Future of Israel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与罗伯特·利特尔（Robert Littell）的对话录，前者是备受尊敬的前总理，中东和谈的主要倡导者，后者是前新闻记者，还是一位间谍小说家。

尽管书页有少许残破，封面的蓝色还有些褪色，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它。那该是2002年左右，我正挣扎于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如何与一个陌生人进行一场对话。

法拉奇、华莱士激起我的赞叹与敬畏，却无法追随。他们将谈话对象逼迫至角落，令他们作出回应。这种极端情况，可能剥去一个大人物的伪装与谎言，呈现一个更真实的自我。但它太像一场舞台剧，太过浓缩，兴奋得上头。

佩雷斯的对话录，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从童年成长到参与以色列建国，再到六日战争与中东和谈，他谈论童年的记忆，影响个人的作家，卷入政治的历程，重大决策的内幕。这是我渴望的那种对话，提问朴素却精确，回答高度个人化又极富延展性，它既镶嵌进具体历史情境又随时会通向一个意外的方向。它将个人思想、时代精神、众多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两年后，我前往耶路撒冷，随手带着这本书。置身于起伏的老城、错乱的街巷中时，我想起了佩雷斯的叙述，那些私人感受、历史洞察似乎弥漫开来，附着在台阶与窗棂上，似乎也在与此刻的我对话。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期望这种对话形式也在中文世界繁盛。中国社会四十年来的巨大转型，各个领域涌现出杰出、极富性格的个人，他们的故事与思考，值得被反复追问，借此，我们才知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付出了何种代价。

很可惜，这一对话形态从未生根。人们急于向前奔，无暇审视来时路，人们也安于种种陈词滥调，在喧哗的众声中发出更大的声响，鲜少去辨析自己更敏感、更独特的声音。这不仅需要一个诚实、丰沛的谈话者，也需要一个敏锐、耐心的提问者。他们穿梭于不同时空，同时紧紧抓住个人思想之锚。

这本《把自己作为方法》，令我想起这个久违的期待。这本三百页的小书，是多次长谈的结果，从北京到牛津再到温州，项飙对吴琦讲述了个人思想的形成，他的人类学家的经验，对于一个流动世界的看法，一个中国学者的焦虑。

尽管并非佩雷斯式的历史人物，这本小书却分享了《为了以色列的未来》中相似的迷人特质，它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一个更宽阔的世界，这张迅速延展的信息、事件、人物、思想之网，也令个人特质变得愈发清晰。

这两位对话者，是我深感钦佩的朋友，也是我的校友，我们三人也构成一个有趣的智识回应。我1995年入读北大时，项飙已是一个传奇，我记得他的消瘦面孔，以及他研究的课题，关于北京的“浙江村”。至于这研究到底为何重要，我毫无概念，只记得费孝通也对此颇为肯定。十四年之后，我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他，我们在一处草坪上谈了一整个下午。具体的内容，我大多忘却，印象尤深的是他刚到牛津时的失语，前往印度及澳大利亚的考察，以及他惊人的坦诚与开放。

吴琦则是我的学弟。大约是2009年，我在北大新闻学院上过几节散漫的公开课，课堂上有两位尤其聪慧的学生，其中一位就是吴琦。几年后，他成为我的同事，一个不断给我惊喜的智识上的伙伴。

我与他们的关系亲密又疏离。心中总暗暗觉得，他们比我更敏感、精确，也更深入。我比任何人都笃信，这本小书，将成为一本迷你的经典，不仅因为其思想与洞见，更因为它示范了一种对话的形态，如何诚实、充满好奇且敏锐地理解他人、厘清自我。它是一个人类学者阶段性的自我总结，更是一次诚挚的邀请。它邀请每一个阅读者，都加入一场无穷无尽、兴奋亦疲倦的对话，我们的世界正因这对话而魅力非凡。

---许知远

---2020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