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本书真的出版了。从一开始有这个设想，到编辑罗丹妮和朋友郭玉洁介绍我和项飙老师见面，甚至在三年来每一次谈话直至尾声，在出版流程一点一点排除困难往前推进的过程里，我都始终抱有怀疑。在今天，这种怀疑好像正在成为一种日常、普遍的时代心理，对人对事的期待不敢过高，机会都很脆弱，又充满风险，希望经常以各种理由落空，更经常在落空之前自己先放弃。如愿完成一个计划，反而成了一件特别意外的事。

但我又时常想象，如果这本书真的完成，自己会是怎样的心情。像以前写毕业论文时的状态，苦熬着写完正文，迫不及待去写后记。这种本末倒置，也是很有征候性的现象。人们一心奔向结论，奔向情绪性的抒发和感慨，忽视了凡事都有一个具体劳动、结果难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情绪时而激愤时而悲观，时而感到这本书的重要性，时而又觉得它改变不了什么，脑子里换了许多种语气为这篇文章构思。最后，当所有工作接近完成，终于需要坐在电脑前回溯过去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心态停留在一个出奇平静的节点——竟然可以客观地对待这本书，就像对待一件别人的作品。过去的自己可能也是某种他者，我们曾经付出的智力活动、文本工作、时间和旅途，已经自成一体，纷纷开始自我说明。这让我想到项飙老师在他的人类学研究和人生经验中时常强调的一点，比起知识分子、学者、老师这些称号，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做打火机的温州人，在表达观点、提出意见之前，最重要的是先把打火机做出来。现在这只“打火机”，就摆在各位面前。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制作者提前交代，可能是一点导游的工作，向大家说明这次长谈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这可能也延续了口述史的精神，在社会学式的论述中，依然保持一个主观的视点。更实际的效用，是希望向读到这本书的人解释它的面目。一方面，它是一项自觉的工作，编辑、提问者、回答者的角度虽然不同，但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且经过持续的校正和统一。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参与者不得不首先把自我交出来，又在共同的探索中得以放下自我的过程，直到最后发现，正是“自我”这个工具，让我们能够撞击出超越自我的问题。

最早的设想，是用一本书的体量规划一次长谈，打破一般媒体访问在时间、体例、议程设置上的限制，把问题谈得深，推得广，更重要的是谈出和当下生活的切近性。我们都同意这个方向，但并不确知如何实现。那时，项飙老师大概没准备回顾自己的人生，对谈论自我还相当谨慎；丹妮在担忧如何说服公司和同事，跳脱出僵化的出版惯例来接纳这样一次在国内没有太多先例的尝试；而我，只能跟随最初的陌生感和直接的好奇心，硬着头皮提出第一个问题。

第一次谈话是在北京机场附近的一家“国际酒店”里进行，项飙老师在这里中转，停留时间有限。号称“国际”的酒店里，陈设却很本土，没有方便谈话的公共空间，只有大堂里一小块地方用玻璃隔出来作为茶室，没有人照料生意。我们便在这里从下午谈到凌晨。第二天早上又坐上摆渡车，在机场的咖啡厅里继续。谈话完全漫过了原本准备的提纲，远离了学者访谈常见的那些抽象、普遍性的概念，甚至没有在观点层面做太多追问和澄清。想象一下，两个还比较陌生的朋友见面，在弄明白对方是谁、经历过什么之前，任何表态都显得操之过急。于是我们沿着日常的逻辑，在一些基本甚至寒暄式的问题上盘旋，比如他是怎样在温州长大，除了研究“浙江村”以外是怎样度过在北大的大学时间。其中固然饱含着个人回忆，但与其他主动的、感性的回忆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提问者出于试探而回答者是出于礼貌和严谨，才通过这样一种对回忆的再认识、对回忆的回忆，推敲出背后的问题。因此谈话有时看起来离题很远，最终又回到起点，一些我们原本想要涉及的议题或理论，比如乡绅、知识精英、对80年代的反思、教育问题等，像沙滩上的贝壳，在这个潮汐般的来回中渐次浮现出来。

这不期然确定了我们的谈话方式，为一首漫长的曲子找到了和弦，它既符合项飙老师在散射中聚焦的讲述习惯，也自然地突破了访谈的限制，为新的结构和更大的容量做了准备。它也成了我们自觉的工作方法，放弃概念性的框架，尊重对话的流动，让它真正成为一次漫谈。

第二次，我们在英国牛津见面。这是项飙老师二十多年来工作、生活的地方。他带我浏览了这座千年小城，在那些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出没过的地方，我们快步疾走，没有在那些故事里徘徊，他们参与制造的神话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次谈话希望克服和重新检视的东西。陌生的牛津风景，也因此失去了一部分魔力，甚至在了解采访对象的意义上，也没有提供太多辅助信息。因为我惊讶地发现，就我们关心的一个人的思想历程这个问题而言，物质生活的转场并不一定是个显著的变量。只记得那几天阳光大好，风不断吹拂草地，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和家之间往返，在户外也随时停坐下来，谈话一直继续。中途去超市买菜，去书店看看，都只是小小插曲。城中有一片田野，疲惫的时候他会来这里散步。剧烈的思考，反映在生活里，有时就只剩一点淡淡的余味和痕迹。毕业离开中国之后，项飙老师就是在这样一个宽松、开放、世界性的环境中工作，过着连绵、紧张而自律的精神生活。他也由此谈到在新加坡的访学，可能比牛津、北大这些光辉的名字更让人开阔眼界，一个在复杂的大国政治中寻找位置的故事，提示着所有追逐中心梦想的人，在无声处听见有声，在边缘发现边缘。

这次谈话也让我意识到一个缺憾，沿着个人“流动”轨迹的叙述，会导致在具体研究上停留不久。尽管介绍研究成果并不是这本书的目的，但作为一个学者，在专门研究中的沉思与实践，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项飙老师也同意，下次从这里谈起。等有机会在温州见面，又是四个月之后。我们一边寻找新的议题，一边开始补充谈到他近些年的研究，除了“浙江村”和“全球猎身”这两项比较为人熟知的研究之外，还有他在留学、养老、仪式经济等题目上的探索，对“人的再生产”这个概念的兴趣，以及对香港、北京、民族问题等公共事务的关注。在温州，我还见到了项飙老师的父母和亲戚，包括对他的童年影响颇大的三舅。三舅更健谈，他从小区附近突然飞来的子弹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温州沿海闹事的海盗，谈到温州地区的内部差异以及家史，也详细地解释了餐桌上每道本地菜的制作步骤。他以一种自然也直白得多的方式，确认了我们为这本书确立的对话精神，不需要理论框架和参考材料，直接从生活经验中抽出历史认识。这可能正是项飙老师一直强调的那种温州味道的来源。这次在温州待得不久，直到我们一起坐车离开，在出租车上，在晚点的候机大厅，甚至是飞机的轰鸣声中，才有大块的空白时间可以谈话。此时我早有准备，把头脑和录音笔都始终打开，捕捉沿途的思想风暴。这已经成了我们常有的工作场景，在各类移动交通工具和中转节点短暂汇合，从不同的地方来，再到不同的地方去，像一台高速运转的集成器，集中交换着关于大时代、小世界的意见。这个过程本身也像一个隐喻，在信息与利益加速流转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的交流与对话，是如此欠缺和迫切。这和他的牛津校友、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信条一致，他始终认为“语言和思想是相携而行的”，也如伯林所欣赏的法国知识分子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言，“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谈话作为载体，人类学作为中介，乡绅作为思想资源，自我作为方法，这些总体性的线索也随之清晰，一本书的骨架终于接近成形。而马不停蹄的项飙老师，在夜班飞机上第一次露出了疲惫。

这就是三年来几次主要谈话的情况（还没算上另几次补充访谈），也是一次小型的“对回忆的回忆”。它的确成了一种可供操练的方法，让我把泛滥的情绪安顿下来，直面我们付出的心力及可能的不足。除此之外，在其他会面和邮件来往中，我们都紧密地讨论书稿的内容和体例，具体到标题、分段、注释、索引、设计等文本细节，也会谈谈各自的近况和世界的新事。对个人来说，这当然是一场再愉快、融洽、丰富不过的谈话，但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理清了原本模糊不清的方向，找到了观察与反思的位置。“自我”不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命题，在不同的层级和权重上，取不同的分寸和距离，而不止于一些抒情或模糊的话语。

在成书的过程中，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对话的原貌，尊重聊天原本的语感和流向，一些口语表达的特点，也没有进行太多处理。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还原出一定的现场感。很多问题都是临时提出，随着周围环境和所见事物而变化，也融入了我在不同阶段的感想和困惑，项飙老师也是立刻应答，不会提前准备，抓住一个题目，迅速进入分析，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和现象重新问题化，经过思维的整理之后，再放回经验的抽屉。其间充满了意外的发现和共同的探索，以及不多的沉默时间，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沉默只是思想在拧紧。最后我们按照谈话的时间和地点来组织书的结构，也是因为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上，它都和实际情况最为接近。

作为结果，“自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凸显了，其中包括那些我们自觉展现的部分，也包括不自觉的流露，这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题中之义，是更多对话的基础，可供读者讨论和批评。但展示自我从来不是目的，甚至可以反过来说，这本书的目标之一正是把这个概念从利己主义的泥沼中解救出来，揭示出原本就附着其上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关系。这本书更具体、更内在的对话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人，比如学者、艺术家、学生，以及从事其他职业但一直保持读书和思考习惯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因为我们谈话的线索之一始终是知识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会，而项飙老师的学术风格和行为方式，他对人类学的创造性运用，对80年代“文化热”的批评，都是在知识分子关怀的基础上对这个传统的主动反省。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结构中，他释放出的转型信号，正是新一代知识人施展自己的想象和行动力的起点。

我和项飙老师一样，也是在北大接受大学教育，之后进入媒体、出版和书店领域工作，一直在书写的传统之中，并且相信公共精神。努力跟上谈话的节奏，对我来讲是一次如饥似渴的学习。项飙老师示范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思维进程以及对沿途遇到的问题有狩猎般的决心和精确，我也据此训练自己，在思想和实践之间来回摆渡，参与创造周围的小世界。具体到工作上，这次访问更新甚至重塑了我对媒体工作的想象，它终于冲破了虚荣和短视的天性，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找到了一种平衡、持续的热情。

还要特别提到这本书的编辑罗丹妮，不止是致谢那么简单。她完全超越了一般编辑对于一本书的投入和付出，不仅为它找到了最合适的出版形态，更将自己对于当代社会和公共话语的思考，加入到对话中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不自觉地打破了对学者、记者、编辑这些既定职业身份的单一认识。边界被打破，新意才会创造出来。应该说这本书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作品。

希望这本书能够抵达更广阔的读者群体，这大概是支撑我们喋喋不休谈论“自我”最根本的动力，在那里，谈话将被继续。不管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知识人的范围，还是在更陌生的人群中，如果你们也愿意结交陌生的朋友，在思考中得到乐趣，或者带着思考去生活，这本书都愿意被当作一个开启交流的良好意愿。就像我们三人刚开始进入这次谈话一样，如同在密林中取水，在直觉中反省直觉，在变化中确认相对的不变。你们会发现在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中，现成的看法和预设都会失效，价值需要重新判定，而精神会抖擞起来，那些困扰、挫败过我们的难题变得不再那么绝望无解。“方法”首先是一种勇气。不一定要遵守那么多惯例，不一定要听所谓主流的意见，想做的事不一定做不成，同行的人不一定都会掉队。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问题可以一点一点辨析清楚，工作可以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会一点一点舒展，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项飙老师的生活与研究已经展示出这种可能。这本书更是一个活的例子，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并且为之证明。

---吴琦

---2020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