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老客厅

吉诺曼先生住在塞旺道尼街时，经常出入几处高雅华贵的沙龙。他是资产者，虽非出身世族，却受到接待。他有双重的智慧，一是本来有的，二是别人以为他有的，因此，有人甚至主动邀请和款待他。而他也只去他能控驭全场的沙龙。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造成影响，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们所到之处，即使不能语惊四座，也要充当小丑。吉诺曼先生可不是这种性情，他光顾保王党人的沙龙，既能掌握整个场面，又毫不损及自己的尊严。他到处都谈锋甚健，有时还同德·保纳尔先生，甚至同班吉-普伊-瓦莱先生分庭抗礼。

约莫1817年，他每周必到附近的费鲁街德·T男爵夫人府上，消磨两个下午，那是位高尚可敬的夫人。她丈夫德·T男爵在路易十六时期，曾出任法国驻柏林大使；他生前迷恋通灵玄想和幻视，流亡期间家道破败而死，留下的财产只有十册红色山羊皮面切口涂金的精装手稿，是关于迈斯梅尔及其小木桶的珍奇的回忆。男爵夫人考虑到丈夫的尊严，没有拿出去发表，只靠不知怎么残留下来的一小笔年金度日。她疏远朝廷，说那是“鱼龙混杂的场所”，自己过着孤独而高尚、清贫而自豪的生活。几个朋友每周两次聚到这位孀妇的炉火旁，组成一个纯粹的保王派沙龙。大家一起喝茶，随着风向的低沉或激烈，发几声哀叹，或者怒斥这个世道，怒斥宪章、布奥拿巴分子、授勋给资产者的出卖行为、路易十八的雅各宾主义，随后又窃窃私议，寄希望于后来成为查理十世的御弟。

他们兴高采烈地传唱将拿破仑称为尼古拉的粗俗歌曲。一些公爵夫人，世上最文雅最可爱的女子，也都忘情地高唱，例如这首针对“联盟军军人”的歌：

他们玩弄自以为非常可怕的同音异义的词句，玩弄自以为非常恶毒实则无伤大雅的文字游戏，戏作四行诗，甚至戏作对子，例如，以德索勒内阁，一个有德卡兹和德塞尔参加的温和内阁为题，作了一个对子：

要不然，他们觉得“元老院的雅各宾气味太浓”，就排列元老名单，巧妙地将名字连成语句，例如连成这样一句话：达马斯、沙白朗、古维雍·圣西尔[这三人都是元老院元老。元老院有两个叫达马斯的，都曾流亡国外，而古维雍·圣西尔曾是帝国军人。三个名字连句的意思为：“达马斯杀掉古维雍·圣西尔。”这是典型的极端保王党人的文字游戏。]。整个排列过程乐趣无穷。

在那种场所，他们滑稽地模仿革命的事物，不知怀着什么意图，从反方向激发出同样的愤怒。他们改唱《一切都会好》，变成自己的小调：

歌曲好似断头台，今天砍这个脑袋，明天砍那个脑袋，视同儿戏。这不过是一种变异。

弗阿代斯案件[弗阿代斯，帝国时期的司法官，因债务被若西翁二人杀害，这一案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发生在1816年，正是那个时期，他们都站在巴斯莘德和若西翁一边，只因弗阿代斯是“布奥拿巴分子”。他们称自由派为“兄弟朋友会”，这是最恶毒的侮辱了。

如同一些教堂的钟楼，德·T男爵夫人的沙龙也有两只雄鸡：一只是吉诺曼先生，另一只是德·拉莫特-华卢瓦伯爵。他们谈到那位伯爵，总带着几分敬佩耳语道：“您知道吧？就是项链事件[项链事件，罗昂红衣主教想讨好王后，在拉莫特-华卢瓦伯爵夫人的怂恿下买了钻石项链，交给伯爵夫人的情夫，冒充王后侍卫官的军官。事败后，路易十六将此案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公开审理。结果伯爵夫人被判杖刑和打烙印，关进监狱；王宫奢侈也引起公愤。]中的那个拉莫特呀!”朋党之间，总是特别宽谅。

补充一点：资产阶级择交过于轻率，就会损及自己的声誉地位，必须注意交往的对象——近低贱者损声望，近衣寒者耗热量。而上流社会的世族，则超越这条规律和其他一切规律。蓬巴杜夫人的兄弟马里尼，是苏比兹亲王府的常客[德·马里尼侯爵同元老院元老苏比兹亲王(1715—1787)过从甚密。]。不管身份？不管，但自有原因。伏贝尼埃夫人的教父杜巴里，在黎塞留元帅府上极受欢迎[伏贝尼埃夫人即杜巴里伯爵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她的教父若望·杜巴里也是她的大伯，他和黎塞留元帅共同斡旋，使她成为国王的情妇。]。那个社会是奥林匹亚神山。墨丘利和盖梅内亲王在那里如在家中。只要是个神，窃贼也能被接纳。[墨丘利，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主管商业等，乃至主管盗窃之神。故说神山也能接纳窃贼。]

德·拉莫特伯爵，到1815年，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副沉默寡言而又好训人的样子，那张棱角分明的冷面孔，那种彬彬有礼的举止，那件一直扣到领结的礼服，以及那总翘着的二郎腿。他穿着锡耶纳焦土色的宽松长裤，一如他的脸色。

这个拉莫特先生因其“名气”，算是这个沙龙圈子里的人，而且，说来奇怪，却又千真万确，这也是由于他的姓氏华卢瓦[华卢瓦，法国卡佩家族的一支，从1328年至1589年统治法国。]。

至于吉诺曼先生，他所受到的尊敬完全货真价实。他起权威作用。就因为他起权威作用，不管他多么轻浮，他还是有一种派头，显得威严、高雅而正直，但这又毫不妨碍他的快活；当然，他的高龄也起了几分作用，人活一个世纪，不会没有烙印。悠悠岁月最终要给一个人的头罩上可敬的光环。

此外，他说出话来，绝似古石的火花。例如，普鲁士王帮助路易十八复辟之后，又假冒德·吕潘伯爵前来拜访，路易十四的这位后裔接待他的方式，有点像对待勃兰登堡选侯，态度颇为傲慢，又让人挑不出一点理来。吉诺曼先生赞赏这种态度，他说：“除了法兰西国王以外，其他所有的王只能算地方王。”还有一天，有人在他面前进行这样的一问一答：“是怎么判决《法兰西邮报》的那名编辑的？”“停职(à　　être　suspendu)。”“前缀(sus)是多余的。”[停职(Suspendu)去掉前缀(sus)，就变成处以“绞刑”的意思。]吉诺曼先生指出。这类话就能给人赢得地位。

在庆祝波旁王室复国的周年大弥撒上，他看见塔列朗先生走过，就说“恶大人驾到”。

通常陪同吉诺曼先生出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女儿，当时，那个瘦高的大小姐年过四十，却已像五十岁的人了：另一个是个七岁的小男孩，生得白净漂亮，脸蛋粉红鲜艳，一双眼睛又喜兴又亲近人，他一走进客厅，就听见周围的人纷纷议论：“这孩子真俊!多可惜呀!可怜的孩子!”这孩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他们称他“可怜的孩子”，只因为他父亲是“卢瓦尔河的匪徒”[1815年巴黎沦陷之后，达乌部队撤到卢瓦尔河彼岸，半数不肯归顺波旁王朝而逃散。因此，激进保王党人称他们是“卢瓦尔的匪徒”。]。

那个卢瓦尔河强盗是吉诺曼先生的女婿，前面讲过，也就是吉诺曼先生所说的“家丑”。

二　当年一个红鬼

那个时期，有人若是经过小城维尔农，在美丽壮观的石桥上游览——也许不久，那石桥就要被一座丑恶不堪的铁索桥取代了——在桥上凭栏俯瞰，就会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他头戴皮革鸭舌帽，身穿灰色粗呢布外衣和长裤。衣襟上缝着原本是红绸带的黄色东西，脚穿木底鞋，皮肤晒成深褐色，脸色几乎黧黑，头发几乎全白了，一道宽宽的刀疤从额头延至面颊，整个人弯腰驼背，未老先衰；他拿着一把锄或一把剪枝刀，整天徘徊在小庭园里。那类小庭园在靠近塞纳河左岸桥头一带，如链子似的排开，就像是由围墙隔开的土台，上面栽植花木，十分悦目。那些庭园再大些可以叫花园，再小些可以叫花坛。那类庭园全都一侧通往河边，一侧通往房舍。上面提到的那个穿外套和木鞋的人，在1817年前后，就住在这种庭园中最狭窄的一座，这种房屋中最简陋的一所里。他过着孤苦无依、默默无言的生活，有一个不老不少、不美不丑、不是农妇也不是市民的女人侍候。他管那一方块园地叫花园，因为他栽植的花卉特别鲜艳，在小城里很有名气。养花是他的营生。

他勤于侍弄，坚持不懈，又特别细心，及时浇灌，终于继造物主之后，创造出似乎已被大自然遗忘的几种郁金香和大丽花。他心灵手巧，在苏朗日·博丹[苏朗日·博丹(1774—1846)，法国一个园艺学派的创始人。]之前，就合成绿肥小土堆，用来培植美洲和中国稀有珍贵的木本花卉。夏季天刚亮，他就在庭园小径上忙着插苗，修枝，薅草，浇水，在花间走动，那副样子又和善，又忧伤，又温柔。有时他沉入遐想，一连几小时不动窝，倾听树上一只鸟儿鸣叫，倾听别人家一个孩子的咿呀学语，或者凝视草茎尖上被阳光化为宝石的露珠。他整天粗茶淡饭，多喝牛奶少喝酒。一个小孩子能让他顺从，他的女佣也常申斥他。他非常胆怯，好像怕见人，极少出门，只见见来敲他家窗户的穷人和本堂神甫，那神甫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不过，本城居民或者外地人，无论是谁，若是想观赏他的郁金香和玫瑰，前来敲他小房的门，他就开门笑迎客人。他就是那个卢瓦尔河匪徒。

在同一时期，若是有人看了军事回忆录、各种传记、《导报》以及大军战报，就可能注意到乔治·彭迈西这个名字经常出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个乔治·彭迈西少年从戎，在圣东日团当兵。革命爆发了。圣东日团编入莱茵军团；须知君主制废除之后许久，旧团队还保持各省的命名，直到1794年才统一改为旅建制。彭迈西先后在斯皮尔、沃尔姆斯、诺伊斯塔特、蒂克海姆、阿尔蔡、美因茨等地打过仗。在美因茨一役中，他参加了乌沙尔率领的二百人断后部队。他们十二人小分队在安德纳赫古城墙里面，阻击赫斯亲王所部的大军，直到敌军炮火从墙垛到护墙斜面打开一道缺口，他们才撤离，回归大部队。他在克莱伯麾下到过马谢讷城，在帕利塞尔山战斗中，被火铳打伤一条胳膊。后来，他又调到意大利边境，和茹贝尔一起，共三十名精壮军人守卫坦德山口。因战功卓著，茹贝尔升为准将，彭迈西则升为少尉。在洛迪激战那天，彭迈西不离贝尔蒂埃左右，冒着炮火东奔西突；拿破仑见了那情景，说道：“贝尔蒂埃当过炮兵、骑兵和榴弹兵。”在诺维，他眼看着他的老长官茹贝尔将军举起战刀，在高呼“前进”的时候倒了下去。为了战事军需，他率连队乘快帆船，从热那亚出发，不知要去哪个小港口，途中逢险，遭遇七八艘英国帆船。热那亚船长主张将火炮抛进海里，士兵躲进中舱，扮成商船悄悄混过去。然而，彭迈西却将三色旗高高升到桅杆上，骄傲地冲过英国舰队的炮火。行驶了二十来海里后，他越发胆大，以他的快帆船攻击并俘获了一艘英国的大型运输舰。那艘英舰往西西里岛运送部队，装满了兵员马匹，一直拥到舱口围板。1805年，他隶属马勒师，从菲尔迪南大公手中夺取了金茨堡。在韦廷根，他冒着枪林弹雨，双手抱住受了致命伤的第九龙骑队队长莫普蒂上校。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他立下战功，参加了迎着敌军炮火英勇进攻的梯队。俄皇禁卫军骑队践踏第四步兵团一个营时，彭迈西参加反击，重创了敌军骑队。皇上授予他十字勋章。彭迈西先后在曼托瓦俘获沃尔姆塞，在亚历山大俘获梅拉斯，在乌尔米俘获马克。他还参加了莫尔蒂埃指挥的第八军团，攻占了汉堡。后来，他调入原佛兰德团的第五十五团。埃伊洛之役，他在墓地作战，当时，本书作者的叔父路易·雨果上尉，率领八十三人孤军死守两个小时，阻击敌军大部队的猛攻。守墓地的法军中仅存活三人，彭迈西即是其中一个。他转战弗里德兰，看见莫斯科，又到别列津诺、吕岑、包岑、德累斯顿、瓦豪、莱比锡，继而穿越盖尔恩豪森隘道；随后又转战蒙米赖、蒂耶里堡、克拉翁、马尔纳河畔、埃纳河畔以及拉昂可怕的阵地。在阿尔奈勒迪克，他是上尉，挥战刀砍翻了十名哥萨克骑兵，救的不是他的将军，而是他的下士。在这场战斗中，他遍体鳞伤，动手术时仅从左臂就取出二十七块碎骨。巴黎投降的前一周，他同一个战友对调，参加了骑兵。他像旧朝代所说的有“两手”，也就是说，当兵既会用刀，也能使枪，当官既能指挥骑兵队，也能指挥步兵营。某些特殊兵种，例如龙骑兵，就有这种才干，并通过军事教育得到提高，既是骑兵也是步兵。他随拿破仑去了厄尔巴岛。在滑铁卢战役中，他是杜布瓦旅的铁甲骑兵队长，正是他夺取了月亮堡营的军旗。他将那面军旗掷到皇上脚下，浑身是血地站在那儿，他夺旗时脸颊挨了一刀。皇帝见了心头大悦，冲他高声说：“你是上校，你是男爵，你是荣誉团军官!”彭迈西回答：“陛下，我代表我的寡妻感谢您。”一小时之后，他掉进奥安的凹路沟里。我们现在要问一句：这个乔治·彭迈西是什么人呢？正是那个卢瓦尔河匪徒。

他的经历，我们已经略知一点，还记得，滑铁卢战役之后，彭迈西被人从奥安凹路中扒出来，又辗转回到部队，从战地一个急救站转到另一个急救站，最后到了卢瓦尔河营地。

复辟王朝当局将他编入领一半军饷的人员中，继而又遣送到居住地维尔农，也就是说把他监视起来。国王路易十八认为“百日政变”期间的政令决定一概无效，因此既不承认彭迈西的荣誉团军官称号，也不承认他的上校军衔和男爵爵位。然而他却总是不失时机地签署“上校男爵彭迈西”。他只有一套蓝色旧军服，上街总佩戴玫瑰花形荣誉团勋章。当地检察官派人警告他，如若再“非法佩戴这枚勋章”，法院就要予以追究。来转达这个通知的是一个非正式的中间人，彭迈西当即苦笑一下，回答说：“我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我听不懂法语了，还是您不再讲法语了，反正我听不懂您的话。”接着一连八天，他天天戴着勋章上街溜达。谁也没敢找他麻烦。国防部和省军区司令给他写来两三封信，他一见信封上写着“彭迈西少校先生收”，就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与此同时，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也以同样方式对待赫德森·洛[赫德森·洛(1769—1844)，英国将军，看守拿破仑的典狱长。]爵士写给“波拿巴将军”的信件。恕我们直言，到头来，彭迈西嘴里的唾液跟皇上的一样。

同样，从前罗马有一些迦太基士兵俘虏，他们还有点汉尼拔的灵魂，不肯向弗拉米尼努斯[弗拉米尼努斯，罗马将军，死于公元前175年。公元前197年任执政官，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最后打败迦太基将军汉尼拔。]致敬。

一天早晨，彭迈西在维尔农街上碰见检察官，就走过去对他说：“检察官先生，我脸上带着这条刀疤，您允许吗？”

彭迈西一无所有，仅靠微薄的骑兵队长的半饷度日。他在维尔农租了一所他能找到的最小的房子，独自生活，我们看到了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在帝国时期，他抓住战争的间歇，同吉诺曼小姐结了婚。那位老绅士心中愤恨不已，又不得不同意，连声叹气说道：“什么样的高门巨族，碰到这种事儿也只好认了。”彭迈西太太是个有教养的难得的女人，同她丈夫十分般配，各方面都很出色，可惜她在1815年去世了，留下一个孩子。那孩子本来可以成为上校孤寂中的欣慰，可是老外公硬要讨去，扬言如果不交到他手里，他就取消外孙的财产继承权。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只好让步，他身边失去孩子，就移情爱起花木。

再说，他什么都放弃了，既不想活动，也不想密谋，整个心思分摊到现在做的简单的事情和从前做的伟大的事情上，时间也花在盼望一株新香石竹或回忆奥斯特利茨战役上。

吉诺曼先生同他女婿毫无来往，在他看来，上校是“匪徒”，而在上校眼里，他则是个“老傻瓜”。吉诺曼先生绝口不提上校，只是偶尔影射嘲笑两句“他那男爵爵位”。双方明确约定：彭迈西永远不得企图看望儿子，不得同儿子说话，否则就取消孩子的财产继承权，赶回他父亲家去。吉诺曼一家人把彭迈西看成瘟疫患者，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愿教育孩子。也许上校错了，不该接受这种条件，但是他容忍了，以为这样做是对的，只牺牲他个人。吉诺曼老头的财产微不足道，而吉诺曼大小姐却能留下大宗遗产。那位没有出嫁的姨妈很有钱，是从母亲的本家继承来的，她的继承人自然是她妹妹的孩子。

那孩子叫马吕斯，知道自己有个父亲，此外一无所知。谁也不在他面前多嘴。然而，在外公领他去的那些地方，别人的窃窃私议、半吞半吐的话语、相互交换的眼色，久而久之，这些所代表的含义在孩子的头脑里渐渐清晰，终于使他多少明白一点；而且，可以说是他的生活环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他自然而然接受了那些思想和见解，结果他一想到父亲，就不免又羞愧又伤心。

在他这样成长的过程中，每隔两三个月，上校总要偷偷溜到巴黎，好似违反规定的累犯，趁吉诺曼姨妈领马吕斯去做弥撒的工夫，守候在圣绪尔皮斯教堂里，躲在柱子后面不敢喘大气，战战兢兢，害怕那姨妈回头发现。这个脸上挂刀痕的汉子，还真怕那个老姑娘。

也正是这个缘故，他结交了维尔农的本堂神甫马伯夫先生。那位可敬的神甫的兄弟，是圣绪尔皮斯教堂的财产管理员。那管理员多次看见那汉子凝望那孩子，注意到他脸上有刀伤，眼里噙着大滴泪水，觉得他样子像个硬汉子，流泪又像个女人，心下十分诧异，那张面孔也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有一天，他到维尔农看望兄弟，在桥上遇见了彭迈西上校，认出正是在圣绪尔皮斯教堂所见之人。管理员对本堂神甫讲了此事，二人便找了个借口去拜访上校。于是彼此开始往来。起初，上校还不肯透露，到后来才和盘托出，本堂神甫和财产管理员终于了解了整个事件，明白彭迈西为了孩子的未来如何牺牲个人幸福。从那以后，本堂神甫对他特别敬重，特别亲热，上校也特别喜欢本堂神甫。况且，一位老神甫和一名老战士，碰巧二人都很诚恳善良，那彼此就最容易沟通，最容易契合了。他们在骨子里原本就是一个人。一个献身于尘世的祖国，一个献身于上天的祖国，此外没有别的差异。

每年两次，逢元旦和圣乔治节[圣乔治节为4月23日，是彭迈西的本名节。]，马吕斯才给父亲写信，那些信也只是应酬而已，由姨妈口授，很像是从尺牍抄来的；吉诺曼先生只能容忍这一点。而孩子的父亲的回信却充满感情，可是老外公收到连看也不看，就塞进衣兜里了。

三　愿他们安息[原文为拉丁文。]

马吕斯·彭迈西所认识到的全部世界，就是德·T夫人的沙龙。那是他窥视人生的唯一窗口。那个窗口很昏暗，而那天窗给他送来的寒气却多于温暖，夜色却多于阳光。这孩子在刚进入这个奇怪的社会圈子时，还完全是快乐和光明的，然而时过不久，他的神情就变得忧伤了，尤其同他年龄不相称的是，他的神态也变得严肃了。周围的人都那么威严而奇特，他环视四周，目光里流露出极大的惊诧，而四周一切聚拢起来，又加剧了他内心的这种惊愕。德·T夫人的沙龙里，有几位非常可敬的老贵妇，她们的名字分别是马德安、挪亚、改呼利未的利未斯、改呼康比兹[康比兹等全是历史或《圣经》中的人物。]的康比斯。那一张张古老的面孔、那一个个《圣经》上的名字，在孩子的头脑里，同他背诵的《旧约》搅在一起。她们围着奄奄欲熄的炉火，坐在绿纱罩微弱的灯光下，那肃穆的身影朦朦胧胧，头发花白或全白，身穿的旧时代长裙只能分辨出惨淡的颜色，她们偶尔打破沉默，讲一两句又庄严又刻薄的话，而小马吕斯眼神惶恐地注视着她们，真以为见到的不是妇人，而是古人先贤，不是真人，而是幽灵。

这些幽灵中还杂有几位教士和贵族，都是这古老沙龙的常客。其中有德·贝里夫人[德·贝里夫人(1798—1870)，路易十八的侄媳。]的戒律秘书德·萨斯奈侯爵；用笔名查理·安托万发表单韵颂歌的德·瓦洛里子爵；相当年轻而头发却已花白的博夫尔蒙王爷，他带着一个身穿金丝条低领口朱红天鹅绒衣裙、令那些黑影惊慌失措的漂亮聪明的女子；还有法兰西最懂“礼节分寸”的德·柯里奥利·德斯皮努斯侯爵；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德·阿芒德尔伯爵；以及德·波尔·德·居伊骑士，所谓御书房的卢浮宫图书馆的台柱子。德·波尔·德·居伊先生秃了顶，年事不高，人却很老，他讲述了在1793年他十六岁时，因抗命而被关进苦役牢房，同米尔普瓦主教，一个八十岁老头关在一起；那主教也是个抗命者，不过，他的罪名是逃避兵役，而那主教则是拒绝宣誓[法国革命时期，神职人员必须宣誓遵守新宪法。]。当时被关在土伦，他们的任务是夜晚到断头台上，去收白天处决的犯人的头颅和尸体。他们背着血淋淋的躯干，他们那苦役犯红帽子后面凝了血块，早晨干了，晚上又湿了。在德·T夫人沙龙里讲述的这类惨事数不胜数，而且他们拼命咒骂马拉[马拉(1743—1793)，法国政治家、医生，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派革命家。]，还居然赞扬起特雷斯塔永[特雷斯塔永·雅克·杜蓬的绰号，在尼姆城施行白色恐怖的主谋之一。]来。沙龙里还有几个活宝——那些打惠斯特牌的议员：蒂博尔·杜夏拉尔先生、勒马尚·德·戈米库尔先生，以及右派中以嘲笑著称的柯尔奈-丹库尔先生。德·费雷特大法官穿着超短裤，露出两条瘦腿，他在去塔列朗先生府上的途中，有时也到这沙龙走走。他是德·阿尔图瓦伯爵[德·阿尔图瓦伯爵，路易十八的兄弟，继位后称查理十世。]寻欢作乐的朋友，但不像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代先哲，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那样对着康帕丝佩卑躬屈膝，而是反让吉玛尔五体投地，从而以此向世世代代的人表明，一名大法官为一个哲学家雪了耻。

至于教士，有阿尔马神甫，与他合编《雷霆》的拉罗兹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对他讲的：“哼!谁没有五十岁？那几个嘴上没毛的人，也许吧!”有国王讲道师勒图尔奈神甫；有弗雷西努斯神甫，当时他既不是伯爵，也不是主教，既不是大臣，也不是元老，身穿一件缺纽扣的旧道袍；有克拉夫南神甫，圣日耳曼草场区本堂神甫，有教皇使臣，当时叫作马齐大人的尼西比斯大主教，他后来当上了红衣主教，最引人注目的是带给他一副思索相的那个长鼻子；还有一位大人，他有这样几个称呼：帕尔米里院长，教廷内侍，圣廷七名秘书之一，利比里亚大教堂司铎，圣徒的辩护士，这与封圣有关，相当于天堂部的审查官了[评圣徒时，先审查著作和德行，然后由上帝的律师和魔鬼的律师争论，教皇最后裁决是否封为圣徒。]；最后，还有两位红衣主教，德·拉吕泽尔纳先生和德·克莱蒙-托奈尔先生。德·拉吕泽尔纳红衣主教先生是位作家，几年之后，他有了名望，能在《保守派》上同夏多布里昂并排发表文章了。德·克莱蒙-托奈尔红衣主教先生是图卢兹大主教，时常到巴黎来休假，住在当过海军和陆军大臣的侄儿德·托奈尔侯爵府上；他是个快活的小老头儿，常常撩起道袍，露出红色长袜；他特别痛恨百科全书，极爱打弹子；当年每逢夏夜，有人经过德·克莱蒙-托奈尔府所在的夫人街，常站住倾听弹子相击的声响以及红衣主教那尖嗓门儿，只听他冲卡里斯特名誉主教，教皇选举人的随员柯特雷大人高喊：“记分，神甫，我连击两球!”德·克莱蒙-托奈尔红衣主教是由德·罗克洛尔先生带到德·T夫人府上的，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当过桑利斯的主教，是四十位学士院院士中的一个。德·罗克洛尔先生以其身材高大，去学士院最勤而引人注目。图书馆隔壁大厅是学士院举行会议的地方，每逢星期四，好奇的人就可以隔着大厅的玻璃门，观看桑利斯的前任主教，只见他像往常那样，假发新扑了粉，穿着紫长袜，背对着门站立，显然是为了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他那小打褶颈圈。所有这些教士，尽管大多数既是朝臣又任教职，却都给德·T夫人沙龙增添了严肃的气氛，而五位法兰西元老院元老，德·维伯雷侯爵、德·塔拉吕侯爵、德·埃布维尔侯爵、当伯雷子爵和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又加强了显贵的气派。那位瓦朗蒂努瓦公爵，虽说是摩纳哥王公，即外国君主，却把法兰西和元老称号看得特别高，并从这两个角度观察一切事物。他常说：“红衣主教是罗马的法兰西元老，勋爵是英格兰的法兰西元老。”不过应当指出，在本世纪中，革命无处不在，这座封建的沙龙，也正如我们讲过的，是由一个资产者控制的。吉诺曼先生在其间起主导作用。

那是巴黎白色社会精英荟萃的地方。有名气的人，哪怕是保王派，在那里也会受到孤立。夏多布里昂走进那里，也会给人以“傻大爷”的印象。不过，几个归顺分子[指拿破仑的拥护者归顺复辟的波旁王朝。]得到宽待，跻身那个正统的社会圈子。伯纽[伯纽(1761—1835)，在帝国时期任高级官员，是著名的“归顺者”。]伯爵在同意接受改造后才得以进去的。

如今的“贵族”沙龙，已非当年那种沙龙了。如今的圣日耳曼城郊区已有柴薪的气味了。眼下的保王派，说得好听一点，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

在德·T夫人府上，宾客显贵，趣味高雅脱俗，又特别彬彬有礼。他们的行为习惯，不自觉地体现出雅人深致，不愧是已然埋葬的旧朝的活风范。有些习惯，尤其是所讲的语言，听起来很怪。有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那些仅仅陈旧的东西当成外省的俗话。一位女子的“将军夫人”“上校夫人”的称谓，并没有完全弃绝不用。那位可爱的德·莱翁夫人就喜欢这种称呼，而不用她的公主头衔，无疑是念念不忘德·龙格维尔和德·舍夫勒兹二位公爵夫人[德·龙格维尔公爵夫人(1619—1679)、德·舍夫勒兹公爵夫人(1600—1679)，都积极参加投石党人运动，即权贵反对权倾朝野的宰相马扎然的斗争。]。同样，德·克雷齐侯爵夫人也让人叫她“上校夫人”。

正是这个上流社会小圈子，为土伊勒里宫发明了考究的字眼，在私下同国王交谈时，总以第三人称说“国王他”，绝不说“陛下您”，认为“陛下您”的称呼已“被篡位者玷污”。

他们在那里品评时事和人物，嘲笑这个时代，这样能免去理解。他们竞相大惊小怪，彼此交流所有的知识。马图扎莱姆[马图扎莱姆，意为老寿星，《旧约》中的犹太族，据传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向埃庇米尼得斯[埃庇米尼得斯，公元前8世纪希腊克里特的哲学家，据传他在山洞里睡了五十七年。]传授；聋子向瞎子通报。他们声称科布伦茨之后的时间是无效的。路易十八奉天承运，在位已是二十五个年头[路易十七于1795年死于狱中。路易十八虽然到1814年才复辟，但他继承王位时间却从路易十七死的日子算起，到1817年也只有二十二年。]，同样，流亡者正当二十五岁的少壮时期，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什么也不显得过火；话语顶多像一股气息；报纸也同沙龙协调一致，好似一种纸莎草纸刊物。那里也有年轻人，但都死气沉沉。前厅里那些号服十分老气。那些完全过时的人，由同样类型的仆人侍候，那样子全都像是早已故世又不肯进坟墓。保存、保守、守旧，差不多是他们词典中的全部词汇。“要有香味”，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那种遗老圈子的见解中，的确有香料，而他们表达的思想，则散发出香根草的气味。那是一个僵尸的世界，主人全用防腐香料保存躯体，仆人也都制成了标本。

一位年迈可敬的侯爵夫人，在流亡并破产之后，仅有一个女仆，却仍继续说：“我的仆役们。”

在德·T夫人的沙龙里，他们干些什么呢？当极端保王派。

当极端保王派，这种说法，尽管其含义也许没有消失，但如今却没有意义了。让我们来解释一下。

当极端保王派，就是要过火，就是以王位之名攻击王权，以神坛之名攻击教权。就是拉车又不好好行驶，在辕套里乱蹦乱跳；就是在烧死异端的火势上挑剔柴堆；就是责怪偶像缺少崇拜；就是因敬重过分而辱骂起来；就是觉得教皇神威不足，国王王威不足，而黑夜又太明亮；就是以白色之名不满雪花石，不满白雪，不满白天鹅和百合花；就是赞同某些事物又反成仇敌；就是过分拥护以致反对了。

极端思想成为复辟王朝初期的鲜明特点。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像这一时刻。从1814年起始，约莫到1820年右派实干家德·维莱勒先生上台为止，那六年是个非常时期，既沸反盈天，又死气沉沉，既欢天喜地，又愁眉苦脸，既像晨曦照耀那样明朗，又覆盖着仍然充塞天际并渐渐没入过去的大灾大难的乌云。在那光亮和黑影中，有那么一个小圈子人，他们既新又老，既滑稽又悲伤，既少壮又衰朽，揉着惺忪的眼睛，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还乡这样如梦初醒；这一小撮人气哼哼地瞧着法兰西，法兰西则投去讥笑的目光；满大街都是好玩的老猫头鹰侯爵，还乡的人和还魂的鬼，那些旧贵族，见到什么都大惊小怪，那些勇敢而高贵的绅士，回到法兰西又是笑又是哭泣，因为重又见到祖国而欢欣鼓舞，又因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王朝而悲恸欲绝；十字军时代的贵族笑骂帝国时期的贵族，也就是军人贵族；历史悠久的世族丧失了历史概念；查理大帝战友的子孙蔑视拿破仑的战友。正如我们讲的，双方举剑相互辱骂；封特努瓦的剑未免可笑，完全成了一块锈铁；马伦戈的剑也很可恶，不过是一把战刀。往昔无视昨天。大家无所谓什么是伟大的观念，什么是可笑的观念。有个人曾把波拿巴称为司卡班[司卡班，莫里哀的剧作《司卡班的诡计》中的主人公，是个善用计谋的仆人。]。那个世界不存在了。再说一遍，如今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我们若是随意捡出一个人物，试图让他在我们头脑中复活，就会觉得奇怪，仿佛那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的确，那个世界也被大洪水吞没了，消失在两次革命之中。思潮是多大的洪流啊!它何等迅速地覆盖了它负有使命摧毁并埋葬的一切，又何等快捷地冲出惊人的深度!

这就是那久远而天真的沙龙的面貌，在那里，马尔坦维尔[马尔坦维尔(1776—1830)，《白旗报》创办人，极端保王派的狂热鼓吹者。]先生远比伏尔泰有才智。

那种沙龙有自己的一套文学和政治。那里推崇菲耶维[菲耶维，法国平庸的小说家，狂热的极端保王派。]。阿吉埃[阿吉埃，在政治活动中，起初为保王派，但从1824年起，在议会中成为中间派首领。]先生在那里发号施令。那里评论柯尔奈[柯尔奈，《法兰西报》的主编。]先生，他是马拉凯河滨路的旧书商和政论家。那里把拿破仑完全视为科西嘉的吃人魔怪。后来，将德·布奥拿巴侯爵先生写进历史，称其为王国军队少将，那还是向时代精神做出的让步。

那种沙龙的纯洁没有保持多久。从1818年起，有几个空论家[指复辟时期，以基佐、库辛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他们试图从理论上建立第三党。]开始在那里亮相，那是令人不安的苗头。那些人的作风，既以自己为保王派，又因此感到歉疚。在极端派神气十足的地方，空论家有点惭愧。他们有头脑，也能金人缄口；他们的政治信条适当地附了一层自负的色彩；他们一定能够成功。他们的领带特别洁白，衣冠特别整饬，而且，这种仪容相当有用。空论派的过错或不幸，就在于要创造老青年。他们摆出智者的姿态，梦想将一种温和政权嫁接到过激的绝对原则上，有时还表现出少见的机智，以保守型的自由主义反对破坏型的自由主义。时常能听见他们这样讲：“饶了保王主义吧!保王主义还是有不少功劳的。它带回来传统、崇拜、宗教、尊敬。它体现了忠实、勇敢、骑士精神、多情和忠诚。尽管遗憾，可它还是把君主制数百年的荣誉，掺进了民族新的荣誉中。它错在不理解革命、帝国、光荣、自由、年轻的思想、年轻一代和这个世纪。然而，它错待我们，我们有时不也错待它吗？我们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革命应当理解一切。抨击保王主义，是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大错而特错!简直糊涂透顶!革命的法兰西不尊敬历史的法兰西，也就是说不尊敬自己的母亲，不尊敬自身。9月5日之后，如何对待君主时期的贵族，7月8日[1815年7月8日，路易十八第二次返回巴黎，无双议院实行白色恐怖政策，迫害波拿巴分子。1816年9月5日解散无双议院。]之后，就如何对待帝国时期的贵族。他们对雄鹰曾经不公正，我们对百合花也不够公正。人们总要废除点儿什么!除掉路易十四王冠的镀金层，抠掉亨利四世徽章的光彩，这类举动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嘲笑德·伏布朗先生抹掉耶拿桥的N字母!他那算什么行为呢？我们也正是那样干的。布维讷属于我们[1214年7月27日，法国国王奥古斯特在法国北部布维讷城，打败日耳曼皇帝奥托四世。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战役是法兰西民族的第一次胜利。]，马伦戈也属于我们。百合花同字母N一样，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遗产。为什么要贬低这些呢？无论过去的祖国还是现在的祖国，都不应当否认。为什么不接受全部历史呢？为什么不爱整个法兰西呢？”

空论派就是这样既批评又保护保王主义的，而保王主义者既因受批评而不满，又因受保护而恼羞成怒。

极端派是保王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志，圣会[圣会，复辟时期创建的宗教团体，统治阶层的一些人参加，1830年解散。]则构成第二阶段的特点。灵活代替狂暴。简要的描述就到此为止。

本书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遇到现代历史的这一奇特时期，不免要顺便瞥上一眼，同时勾画几笔，再现如今已感陌生的这个社会的怪模样。不过他匆匆走笔，毫无挖苦或嘲笑之意。这些记忆关系到他母亲，因此充满感情和尊敬，并把他同这段过去联系起来。况且，未尝不可以说，即使这是个小小社会，也自有它的伟大之处。提起来笑一笑倒是可以，但是既不能蔑视，也不能仇视它。那是从前的法兰西。

马吕斯·彭迈西跟所有儿童一样，好歹学习了点儿什么。他从吉诺曼姑妈的手里出来，又由外公托付给一个最地道的老学究。这颗刚刚发蒙的童心从一个虔婆转到一个学究手中。马吕斯念完中学，又进了法学院。他成了保王派，既狂热又冷峻。他不大喜欢外公，讨厌他那快活神气和厚颜无耻，想到父亲则又使他忧郁怅惘。

不过，这个小伙子内心热情而表面冷淡，品格高尚而慷慨，又自豪又虔诚，有一股激情；严肃到了冷酷无情的程度，又纯洁到了未开化的状态。

四　 匪徒的下场

马吕斯读完中学古典学科时，恰巧是吉诺曼先生退出社交界的时候。老人告别了圣日耳曼城郊区，告别了德·T夫人的沙龙，迁往沼泽区受难会修女街，住进自己的房子里。他的用人除了门房之外，还有接替马侬的那个清扫女工妮珂莱特，以及前面提过的那个患气喘病的巴斯克人。

1827年，马吕斯刚满十七岁。一天傍晚，他回到家，看见外公手里拿着一封信。

“马吕斯，”吉诺曼先生说，“明天，你去维尔农一趟。”

“干什么？”马吕斯问道。

“去看看你父亲。”

马吕斯颤了一下，他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要去看父亲。对他而言，再没有比这更突然、更意外、可以说更讨厌的事情了。这是被迫去接近疏远的感觉。这不是一件苦恼的事，不是的，而是一件苦差事。

除了政治上对立的因素之外，马吕斯还确信，他父亲，正如吉诺曼先生在心平气和时所称呼的，那个武夫，并不喜爱他，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就不会这么抛弃他，丢给别人不管了。既然感到别人根本不爱他，他也绝不爱别人。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他心里这样想。

当时他十分惊诧，竟没想到要问一问吉诺曼先生。外公倒是又说了一句：“他好像病了，要见见你。”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明天早晨动身吧。我想，水泉大院有一辆车，每天六点钟启程，傍晚到达。你就乘那辆车吧。他说要赶紧去。”

说罢，他把信揉成一团，塞进衣兜里。马吕斯本可以当天晚上就动身，次日早晨赶到父亲身边。当时，布卢瓦街有一趟驿车，夜间驶往鲁昂，经过维尔农。可无论吉诺曼先生还是马吕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听一下。

次日，马吕斯在暮色中到达维尔农。住户开始上灯了。他向路人打听“彭迈西先生的住所”。要知道，他在思想上同意复辟时期的举措，也一概不承认他父亲的男爵和上校头衔。

他来到人家指点给他的住所，拉了门铃，一位妇人端着一盏小油灯，走来给他开门。

“彭迈西先生在吗？”马吕斯问道。

那妇人站立不动。

“是这儿吧？”马吕斯又问道。

那妇人点了点头。

“我能跟他谈谈吗？”

那妇人又摇了摇头。

“我可是他儿子呀!”马吕斯又说，“他正等着我呢。”

“他不等您了。”那妇人说道。

马吕斯这才发现她在流泪。

她指了指一间矮厅的门，让马吕斯进去。

一根羊脂烛放在厅里的壁炉上，照着三个男人：一个站着，一个跪着，另一个身穿衬衣，直挺挺地躺在方砖地上。躺在地上的人便是上校。

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大夫，一个是在祈祷的神甫。

上校害大脑炎已有三天了。刚一发病，他就感到情况不妙，便给吉诺曼先生写了信，要求见见儿子。病情逐渐恶化，就在马吕斯到达维尔农的这天傍晚，上校突然发作，进入谵妄状态，他从床上起来，推开女用人，嚷道：“我儿子还不到!我就去迎他去!”接着，他走出房间，摔倒在前厅的方砖地上。他刚刚咽气。

早就有人去叫大夫和本堂神甫。大夫来得太迟了，神甫来得太迟了。同样，他儿子也来得太迟了。

在昏暗的烛光中，只见上校躺在地上，脸色惨白，眼里流出一大滴泪。眼睛已无神采，泪珠还没有干。那滴眼泪，是因为儿子迟迟不到而流的。

马吕斯注视着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的这个人，这张令人钦敬的男子汉的脸，这双睁着而不视人的眼睛，这一头白发，这健壮的肢体，看着他肢体上刀伤留下的一道道疤痕、弹洞留下的一颗颗红星。他端详着给这张面孔增添英雄气概的巨大创伤，这是上帝给这张面孔打上的善良的印记。心想这个人就是他父亲，这个人死了，而他却显得很冷静。

他此时所感到的悲哀，也是在面对任何躺着的死者时都会产生的悲哀。

然而，这屋里的人都在哀悼，沉痛地哀悼。女用人在角落里抹眼泪，本堂神甫在抽噎着祈祷，大夫在擦眼睛，死者本身也流泪了。

大夫、本堂神甫和那女用人，在悲痛中看着马吕斯，谁也没有讲一句话；在这里，他才是外人。马吕斯无动于衷，不免感到惭愧，也很尴尬，便让手中拿着的帽子掉落到地上，以便让人相信他十分痛苦，连拿帽子的气力都没有了。

同时他又感到几分内疚，蔑视自己这种行为。然而，这是他的过错吗？他不爱父亲，就是这样!

上校什么也没有留下。变卖家具的钱也勉强够丧葬费。女用人发现一张破纸，交给了马吕斯，纸上有上校亲笔写的几句话：

上校在后面还补充了几句：

马吕斯接过纸条，紧紧握在手里，他倒不是多么崇敬父亲，而是对死者产生了一种泛泛的尊重；须知这种尊重，在人心里总是不可遏制的。

上校的遗物什么也没有留下。吉诺曼先生派人把他的佩剑和军服卖给了旧货商。左邻右舍将他的园子掠夺一空，窃走了稀有花草。其余花木或者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荆棘，或者枯死了。

马吕斯在维尔农只逗留了四十八小时。等安葬一结束，他就回到巴黎，继续修法律，并不怀念父亲，就好像世上从来没有他那个人似的。上校在两天内就被葬入地下，三天后就被人遗忘了。

马吕斯的帽子上多了一条黑纱。仅此而已。

五　去做弥撒能变成革命派

马吕斯保持了童年养成的宗教习惯。一个星期天，他去圣绪尔皮斯做弥撒，那正是他在小时候由姨妈带去做弥撒的圣母堂。那天，他比平常更加心不在焉，神不守舍，随意跪在一根柱子后面的椅子上，那张乌得勒支丝绒面的椅子靠背上写着这样一个名字：“本堂财产管理员马伯夫先生。”弥撒刚刚开始，一位老人走了过来，对马吕斯说：“先生，这是我的席位。”

马吕斯赶紧让开，老人这才就座。

弥撒结束后，马吕斯站在几步远的地方，还在想心事。老人又走上前来，对他说：“先生，请您原谅我刚才打扰了您，现在又来打扰您，您大概觉得我这人不讲情理，我有必要向您解释一下。”

“先生，不必了。”马吕斯说道。

“不行!”老人又说道，“我不愿意给您留下坏印象。您看到了，我特别看重那个座位，觉得在那个位置上做弥撒好得多。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您。一连好几年，每隔两三个月，我总看见一个可怜的好父亲来到这里，就坐在那个位置上，看望他的孩子，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机会和办法，因为家里达成协议，不准他接近自己的孩子。他及时赶来，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带他儿子来做弥撒。那孩子并不知道他父亲来了。天真的孩子，也许他都不清楚自己还有个父亲!那父亲怕被人瞧见，就躲在这根柱子后面，一边望着他的孩子一边流泪。那可怜的人，他多么喜爱那孩子呀!那情景我见到了，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这里变得神圣了，我来这里做弥撒已经形成了习惯。我是本堂财产管理员，有权坐功德凳，但我更喜欢这里。我还多少了解一点那位不幸的先生。他有个岳父，有个富有的大姨子，还有几个亲戚，我就不大清楚了，他们威胁不准他这个做父亲的看儿子，否则就取消孩子的财产继承权。他牺牲了个人，好让儿子有朝一日能又有钱又幸福。他们是因为政治见解拆散那对父子的。当然，我同意政治见解，但是有些人不懂得适可而止。上帝啊!总不能只因一个人到过滑铁卢，就说他是魔怪，不能为了这个就把父亲和孩子拆开。他是波拿巴的一名上校，听说已经死了。当时他住在维尔农，那里有我一个任本堂神甫的兄弟。他好像叫什么彭迈里，或者彭派西……好家伙，他脸上有一大道伤疤。”

“叫彭迈西!”马吕斯脸唰地白了，说道。

“一点儿不错。彭迈西。您认识他吗？”

“先生，”马吕斯答道，“那是我父亲。”

那位老管理员合拢双手，高声说道：“哦!您就是那个孩子!对，是这样，现在该长成大人了。嘿!可怜的孩子，您可以说，您有个非常爱您的父亲!”

马吕斯挽住老人的胳膊，一直送他回到住所。次日，马吕斯对吉诺曼先生说：“我们几个朋友约好去打猎，您能准许我出去三天吗？”

“四天吧!”外公回答，“去吧，痛快地玩一玩。”

接着，他眨了眨眼，低声对他女儿说：“去会小妞儿啦!”

六　遇见教堂财产管理员的后果

马吕斯去了什么地方，我们稍后就会知晓。

马吕斯出去了三天，返回巴黎，又径直去法学院图书馆，借阅《政府公报》的合订本。

他读了《政府公报》，读了共和国和帝国的全部历史、《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各种回忆录、报纸、战报、公告，他饱览一切。他第一次在大军战报上遇见他父亲的名字后，整整发了一周的高烧。他去拜访乔治·彭迈西曾在麾下效过力的那些将军，其中包括H伯爵。他又去看过本堂财产管理员，那位马伯夫神甫向他讲述了上校的退休，他在维尔农的生活，他栽种的花草以及那些孤单的日子。马吕斯这才完全了解了他的父亲，那个少有的杰出而温厚的人，那个猛如雄狮又驯如羔羊的人。

这期间，他所有时间和全部心思都用来研究文献，几乎不怎么见吉诺曼家的人，只到吃饭的时刻才露面，饭后再找他就找不到了。姨妈开始咕哝起来。吉诺曼老头则微微一笑，说道：“唉!唉!这是追小妞儿的时候嘛!”有时，老人还补充一句，“我还以为只是随便玩玩呢，看样子还真着迷啦!”

的确着迷了。

马吕斯开始着迷地崇拜他父亲。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这种变化有许多阶段，也是逐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那个时代许多人的思想历程，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一步一步追踪，逐个勾画出这些阶段。

这段历史，他刚投上几眼就大为惊骇。

第一个反应便是眼花缭乱。

直到那时，共和国、帝国这些字眼，对他来说还十分可怕。共和国，是黄昏中一个绞刑架；帝国，是黑夜里一把战刀。可是，他投眼望去，本以为只能看见一片黑暗的混沌，不料却望见闪闪发光的星辰、冉冉升起的太阳，真令他万分惊讶，又喜又怕；那些星辰是米拉博、韦尼奥、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加米尔·德穆兰、丹东，而那太阳就是拿破仑。他晕头转向，连连后退，只觉得辉光耀眼，继而，一阵惊愕过后，他渐渐适应了这一道道灿烂的光芒，能注视那些行动而不目眩，审视那些人而不恐惧了；革命和帝国通明透亮，远远出现在他幻视的目光前面；他望见那两组事件和人分别概括在两个巨大的事实中：共和国的事实，就是归还给民众的民权取得崇高地位；帝国的事实，就是强加给欧洲的法兰西思想取得崇高地位。他望见从革命里出现人民的伟大形象，从帝国里出现法兰西的伟大形象。他在内心里宣布，这一切都是好的。

这种初步评价还太笼统，他一时目眩所忽略的事物，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此指明。须知，这是人的思想进展中的状态，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这话对上文和下文都适合，交代了这一点，我们再往下说。

于是他发觉，在那以前，他既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无论对祖国还是父亲，他都毫无认识，真好像故意让夜幕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现在，他看见了：对于祖国他赞美，对于父亲他热爱。

他心里充满懊悔和愧疚，现在他百感交集，却只能向一座坟墓诉说了，想到这里怎不悲恸欲绝!唉!如果他父亲还在人世，如果他还拥有父亲，如果上帝大慈大悲，还让这位父亲活着，那么他会怎样飞速跑去，会怎样扑向父亲，会怎样高喊：“父亲!我来啦!是我呀!我有你这样一颗心!我是你儿子呀!”他会怎样拥抱父亲的头，泪水洒满他的白发，他会怎样瞻仰父亲的刀伤，紧握父亲的双手，会怎样欣赏父亲的衣服，亲吻父亲的双脚!唉!这位父亲，为什么早早就离世，还没有上年纪，还没有得到公正待遇，还没有得到儿子的爱呀!马吕斯心中无时不在饮泣，无时不在唉声叹气!与此同时，他变了，变得真的更加严肃，真的更加深沉，真的更加确信自己的信念和思想了。真实的光芒时刻照来，充实他的理念。他内心仿佛成长起来，感到自身壮大了，那是两种新事物，是他的父亲和祖国给他带来的。

一旦有了钥匙，什么门都能打开，同样，马吕斯也弄明白了他从前所仇恨的，洞悉了他从前所憎恶的；从此他清晰地看到，别人教他鄙视的那些伟大事物，别人教他诅咒的那些伟大人物所体现的天意、神意和人意。原来的见解不过是昨天的事，现在想起来却恍若隔世，他心中又气恼，又哑然失笑。

他转变了对父亲的看法，接着也自然改变了对拿破仑的看法。

不过应当指出，改变对拿破仑的看法，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小他的脑袋里就灌满了1814年保王党人对拿破仑的评价。复辟王朝的各种偏见、全部利益和本能，都极力歪曲拿破仑。王朝憎恨罗伯斯庇尔，更憎恨拿破仑，而且相当巧妙地利用了国家的疲敝和母亲的怨恨，把波拿巴描绘成了近乎传说中的魔怪；正如我们刚才指出的，民众的想象类似儿童的想象，为了按照民众的想象来描绘拿破仑，1814年保王党人陆续抛出形形色色的骇人脸谱，从可怕而不失为伟大的到可怕转而可笑的，从提比略到吓唬孩子的妖怪。因此，一提起拿破仑，只要为泄愤，就可以号啕大哭，也可以纵声大笑。对于人们习惯称呼的“那个人”，马吕斯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别的看法。而那种看法又同他的倔强秉性相结合，他身上附了一个憎恨拿破仑的顽固小人儿。

在阅读历史，尤其通过文献和材料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在马吕斯眼中遮盖拿破仑的幕布渐渐撕开了。他隐约望见一个无比巨大的影像，怀疑起自己直到这时为止，就像看错其他事物一样，也看错了拿破仑；他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了，并开始一步一步缓慢地攀登，起初还颇为遗憾，继而兴奋起来，仿佛被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所吸引，他步上的是狂热崇拜的梯阶，开头很昏暗，渐渐才有了亮光，最后终于光明灿烂了。

一天夜晚，马吕斯独自待在顶楼的小卧室里，双肘支靠在敞着窗口的桌子上，借着烛光阅读。各种各样的幻想自天而降，同他的思想交织起来，夜景多么奇妙!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传来声响，比地球大一千二百倍的木星好似一块火炭，闪耀着红光，黝黯的苍穹星光闪烁，真是奇妙无比。

他在翻阅大军战报，那是在战场上写出来的荷马史诗般的诗篇；他时而遇见父亲的名字，随处可见皇帝的名字，眼前出现了整个大帝国；他胸中的海潮汹涌上涨，有时觉得父亲像一股清风，从他身边经过，对着他耳朵说话；他越来越变得怪异了，恍若听见战鼓声、炮声、军号声、营队行进的整齐步伐、远处骑队奔驰的隐约马蹄声；他不时抬起眼睛眺望天空，凝望无垠的深邃中闪耀着的巨大星辰；继而目光收回到书本，他看见另一些巨大的事物影影绰绰地晃动。他的心缩紧起来，激动起来，浑身开始颤抖，呼吸也急促了，突然，他站起来，不知心里想到什么，也不知在顺从什么，双臂却伸到窗外，凝望那巨影、那沉寂、那幽邃的无限、那茫无垠际的永恒，高喊了一声：“皇帝万岁!”

从这时起，大势已定。什么科西嘉的吃人魔怪，什么篡位者，什么暴君，什么同胞妹乱伦的禽兽，什么跟塔尔马学艺的小丑，什么在雅法下毒的罪犯，什么老虎，什么布奥拿巴，这一切统统化为乌有，在他头脑里让位给一片浩瀚而灿烂的光芒，在那光芒中高不可攀的地方，挺立着一尊恺撒大理石像，好似惨白的幽灵。在马吕斯父亲的心目中，皇帝还仅仅是人们所敬佩并愿为之效命的亲爱的统帅；而在马吕斯看来，他是继罗马人之后，法国人统御世界的命定的设计师，他是一个崩溃世界的伟大建筑师，继承了查理大帝、路易十一、亨利四世、黎塞留、路易十四，以及公安委员会，当然他也有污点，有过错，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人：不过，他在过错中仍不失庄严，在污点中仍不失辉煌，在罪恶中仍不失英伟。他是上天派的人，来迫使所有国家说：“伟大的国家。”他做得还要出色，他是法兰西的化身，以他手中之剑征服欧洲，以他放射的光明征服世界。在马吕斯看来，波拿巴是个闪闪发光的幽灵，始终屹立在边境线上，保卫着未来。他是独裁者，却是狄克推多[狄克推多，古罗马的独裁官。]，是从一个共和国诞生出来并概括了一场革命的独裁者。在马吕斯看来，拿破仑成为人民的人，正如耶稣成为神人一样。

可以看出，他的行为酷似新皈依一种宗教的人，他因自己的皈依而极度兴奋，急不可待地投入进去，而且走得太远了。他天性如此，一旦开始从斜坡往下滑，就很难收住脚了。对武力的狂热占据了他的头脑，这使他对思想的热忱变得复杂了。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他在崇拜天才的同时，也夹杂着对武力的崇拜，换句话说，他往自己偶像的两个格子里，分别安放了神圣的东西和野蛮的东西。在许多方面，他也出了其他差错。他什么都接受。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有可能遇到谬误。他有一种强烈的诚心，什么都囫囵吞下去。他走上新的道路，无论审判旧制度的错误，还是衡量拿破仑的光荣，他都忽略了应当打折扣的情况。

不管怎样，他飞跃了一步。他看到从前君主制衰败的地方，现在法兰西崛起了。他改变了方向，日落变成了日出。他掉了个头。

这一系列转变已经在他身上完成，而他家人却毫无觉察。

在这种隐秘的变化中，他完全蜕掉波旁和极端派的那层旧皮，抛掉了贵族、雅各派[英国1688年革命后，还拥护雅各二世和斯图亚特王朝的人，称雅各派。]和保王派，变成完全的民主派，彻底的民主派，而且接近革命派了，于是，他到金银河滨路的一家刻字店，定制了一百张“马吕斯·彭迈西男爵”的名片。

围绕着父亲在他内心所发生的变化，这仅仅是极合逻辑的一种结果。可是，他不认识任何人，又不能把名片散发到人家的门房，就只好揣在自己的衣兜里。

还有一种自然的结果，就是他越接近他父亲及其名望，越接近上校为之战斗二十五年的事物，就越疏远他外公。我们说过，他根本不喜欢吉诺曼先生的性情，这情况由来已久。在这个严肃的青年和这个轻浮的老人之间，处处都不合调。老东西的快活刺激并加剧了维特[维特，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的忧伤。只要政治见解和思想一致，就等于有一座桥梁，马吕斯就可以在上面和吉诺曼先生相会。一旦这座桥梁坍毁，就出现鸿沟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吉诺曼先生出于愚蠢的动机，无情地把他从上校的身边夺走，既让父亲失去孩子，也让孩子失去父亲，马吕斯一想到这事，心里对吉诺曼先生就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愤。

马吕斯对父亲实在太敬重了，以致对老外公几乎产生了厌恶的情绪。

我们已经提过，这一切丝毫也没有流露出来，只是他变得越来越冷淡了，在餐桌上寡言少语，也不大待在家里。姨妈为此责备过他，他回答的口气非常温和，总说有事，要研究、上课、考试、听讲座等等。老外公总脱离不开他那把握十足的判断：“有了心上人!这事儿我懂!”

马吕斯不时要外出。

“他总出去，到哪儿去呢？”姨妈问道。

他外出旅行的时间总是很短，有一次去了蒙菲郿，那是遵从父亲的遗言，去找从前在滑铁卢的那个中士，客栈老板德纳第。德纳第破了产，小客栈关了门，下落不明，马吕斯离家寻访了四天。

“毫无疑问，他什么也不顾了。”老外公说道。

有人好像看到，他胸前衬衫里有什么东西，吊在他颈上的一条黑带上。

七　追小妞儿

我们提过一个枪骑兵。

他是吉诺曼先生的侄孙，一向离家在外，也远离所有居家住户，过着军营生活。特奥杜勒·吉诺曼中尉具备所谓英俊军官的全部条件。他有一副“仕女的身段”，有一种拖曳战刀的英武姿势，还有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他极少来巴黎，就连马吕斯也从未见过。这对表兄弟彼此仅仅知道名字。我们好像说过，特奥杜勒是吉诺曼姑妈的宠儿。只因见不到，姑妈才特别喜欢他。对于见不到面的人，就会把他想得非常完美。

一天早晨，吉诺曼大小姐回到屋里，带着一副平静惯了的人所能表露出来的激动神情。刚才，马吕斯又请求外公准许他外出作短期旅行，并说打算当天晚上就动身。“去吧!”老外公回答。吉诺曼先生随即又转过身，两道眉毛挑到额头上，旁白了一句：“在外留宿，屡教不改。”吉诺曼小姐上楼回房，在楼梯上抛出这样一个感叹句：“太过分啦!”还抛出这样一个疑问句，“他到底去哪儿呢？”她隐约猜出令他难以启齿的一次艳情，隐约看到暗中有个女人，是一次约会，一次偷情，她很想借助眼镜仔细瞧瞧。领略偷情，就像乍见一场风波那样新鲜；圣洁的灵魂对此也绝不厌恶。虔诚的心里也有密室，装着对丑闻的好奇。

因此，她隐约渴望了解这样一件事的经过。

这种好奇所引起的躁动稍微打乱她的习惯，为了转移注意力，她就往自己的手艺中逃避，开始把剪布图案绣在布上；那种绣满车轮图案的饰物，在帝国和王朝复辟时期非常流行。腻烦的活计，烦躁的绣工。吉诺曼小姐已经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忽然房门打开，她扬起鼻子，看到特奥杜勒中尉站到面前，正向她行军礼。她高兴得叫起来。一个女人老了，又一贯正经、虔诚，又是姑妈，不过，看到一名枪骑兵走进房间，总归是件快活的事儿。

“你来这儿啦，特奥杜勒!”她惊叫道。

“是顺道看看，姑妈。”

“倒是快点拥抱我呀。”

“好哇!”特奥杜勒回答。

他上前拥抱了吉诺曼姑妈。姑妈走到写字台前，打开抽屉。

“你至少陪我们一周吧？”

“姑妈，今天晚上我就得走。”

“怎么可能!”

“一点儿不错!”

“留下吧，我的小特奥杜勒，求求你啦。”

“心里想留下，可是军令不行。事情很简单。我们要换防，原先驻扎在默伦，现在转移到加永。从老防地去新防地，要经过巴黎。我就说：我要去看看姑妈。”

“喏，这是你的辛苦费。”

她往侄儿手中塞了十枚金路易。

“您是说给我的娱乐费吧，亲爱的姑妈。”

特奥杜勒再次拥抱姑妈，而老姑妈因自己的脖子让他军服的饰带划了一下，产生一阵快感。

“一路上，你是随着团队骑马走吧？”姑妈问他。

“不，姑妈。我打定主意来看您，得到特殊允许。我的勤务兵把我的马带走了，我乘驿车去。对了，我要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我那表弟马吕斯·彭迈西，他也要外出吗？”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姑妈说。一句问话突然搔到她好奇心的最痒处。

“我刚一到，就去驿站订了一个下座。”

“那又怎么样？”

“有个旅客来过，订了一个上层座。我在单子上见到了他的名字。”

“叫什么？”

“马吕斯·彭迈西。”

“坏小子!”姑妈嚷道，“哼!你那表弟可不像你这样规矩。在驿车上过夜，成什么体统!”

“跟我一样。”

“你不一样，你是执行任务；而他呢，是去胡闹。”

“好家伙!”特奥杜勒说道。

说到这里，吉诺曼大小姐灵机一动，有了个主意。她若是个男子汉，一定会拍拍额头。她责备特奥杜勒：“你知道吗？你那表弟都不认识你!”

“不知道。我是见过他，可是，他从来不屑仔细瞧我一眼。”

“你们是要同车旅行啦？”

“他在上层座，我在下层座。”

“那趟车去哪儿呢？”

“去昂德利斯。”

“马吕斯要去那儿吗？”

“除非跟我一样中途下车。我到维尔农换车去加永。马吕斯的路线，我根本不知道。”

“马吕斯!这名字难听死了!怎么能想到起马吕斯这名字呢!而你，叫特奥杜勒，至少说得过去!”

“我倒更愿意叫阿尔弗雷德。”军官说道。

“听我说，特奥杜勒。”

“我听着呢，姑妈。”

“注意。”

“我注意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告诉你，马吕斯时常不回家。”

“嘿，嘿!”

“他时常旅行。”

“哦，哦!”

“他时常在外面过夜。”

“嗬，嗬!”

“我们想了解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特奥杜勒像老练而麻木的人那样，平静地回答：“有条短裙子吧。”

接着，他皮笑肉不笑，显得把握十足，又补充一句：“有个小妞儿吧。”

“显而易见。”姑妈高声附和。她听那口气，真像吉诺曼先生说的话，叔公和侄孙几乎以同样的腔调说出“小妞儿”这个词，这就使她确信无疑了。她又说道，“请你帮我们一个忙，盯着点儿马吕斯；这事儿容易做，他不认识你。既然有小妞儿，那就设法瞧瞧那小妞儿。然后写信来，向我们讲讲这段有趣的故事，让他外公开开心。”

对这种跟踪盯梢儿的事，特奥杜勒不大感兴趣；不过，他接了十路易金币，非常感动，觉得以后还可能有金币哗哗地跟来。于是，他接受使命，说道：“听您的吩咐，姑妈。”但他，但他心下又暗说一句，“这下子我成了老保姆了。”

吉诺曼小姐亲了他一下。

“你呀，特奥杜勒，你可不会干那种荒唐事。你遵守纪律，是营规的奴隶，是安分尽职的人，你绝不会离开家，去会那种女人。”

枪骑兵做了个鬼脸，那种满意的神色，就像伽尔图什[伽尔图什(1693—1721)，法国一个盗匪团伙的首领。]听人称赞他奉公守法一样。

在这次谈话的当天晚上，马吕斯上了驿车，根本想不到会有人监视他。至于那位监视人，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呼呼大睡，可以说高枕无忧，完全进入梦乡。阿耳戈斯[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奉天后之命看守被变成小母牛的伊娥。他睡觉时闭五十只眼睛，睁五十只眼睛。]的鼾声响了一整夜。

天蒙蒙亮的时候，车夫嚷道：“维尔农!维尔农站到啦!到维尔农的旅客下车啦!”特奥杜勒中尉醒来。

“对，”他还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咕哝道，“我是在这儿下车。”

继而，他完全醒来，头脑也渐渐清晰了，这才想到他姑妈和那十路易金币，以及他肩负的使命，他要汇报马吕斯的举动。想到这里，

他笑了。

他一边重新把紧身军衣扣上，一边想道：也许他已经不在车上了。他可能到普瓦西就下车了，也可能是在特里埃尔下车的；他若是没在默朗下车，就可能在芒特下车，除非到罗勒布瓦兹就下去了，或者一直到帕西，再换车往左边去埃夫勒，或者往右边去拉罗什-吉永。你在后边追吧，我的姑妈。鬼晓得我写信向那个老太婆说什么。

正在这时候，从顶层车厢下来一条黑裤子，出现在下层车厢的窗口。

“会是马吕斯吗？”中尉说道。

正是马吕斯。

车下有个农村小姑娘，混在马匹和马夫当中，正向旅客叫卖鲜花：“买束鲜花送给您的太太小姐吧。”

马吕斯走上前，买了她篮子里最美的鲜花。

“这下可把我的劲头挑起来了!”特奥杜勒说着，跳下底层车厢，“见鬼，这些花，他要送给谁呢？这样一束美丽的花，只有一个绝色女子才配。我要见她一面。”

于是，他开始跟随马吕斯，但现在他已不再顾什么使命，而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了，就好像猎犬为自己捕猎了。

马吕斯根本没注意到特奥杜勒。驿车上下来几位衣着华丽的女子，而他旁若无人，连看也不看一眼。

“他可真够痴情的!”特奥杜勒想道。

马吕斯朝教堂走去。

“好极了!”特奥杜勒心下暗道，“教堂!正是。情侣约会，加点弥撒当佐料，就最有味道了。从仁慈上帝的头顶抛送秋波，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

马吕斯走到教堂，却没有进去，而是绕到后殿，过了半圆后殿的一个墙垛就不见了。

“露天约会，”特奥杜勒咕哝道，“瞧瞧那小妞儿。”

他踮起长筒靴，朝马吕斯拐过去的墙角走去。

到了那儿，他惊愕地站住了。

马吕斯双手捧着额头，跪在一座坟茔的杂草中，他揪下那束鲜花的花瓣撒在坟前。坟墓一端突出的部分，表明了是坟头，插着一支黑色木十字架，上面白色的字是这个名字：“上校彭迈西男爵。”只听马吕斯痛哭失声。

那“小妞儿”就是一座坟茔。

八　大理石碰花岗岩

马吕斯第一次离开巴黎，来的就是这里。后来吉诺曼先生每次说他在外留宿，他也是来这里。

特奥杜勒中尉无意碰上一座坟墓，真是惊诧不已，产生一种特殊的不快，这种感觉是他难以分析的，对一座坟茔的敬意中也含有对上校的敬意。他退回去，丢下马吕斯独自待在公墓里；这种后撤也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对于眼前出现的戴着大肩章的死者，他差一点行了个军礼。他不知道该如何给姑妈写信，就干脆不写了；如果不是偶然中常见的那种鬼使神差，使维尔农这一场面立即在巴黎掀起一场风波的话，马吕斯的爱即使被特奥杜勒发现了，大概也不会造成任何后果。

第三天大清早，马吕斯从维尔农返回外公家。在驿车上过了两夜，他感到十分疲惫，需要去学一小时游泳才能补偿睡眠，于是匆忙上楼回房间，脱下旅行装，摘下脖子上的黑带子，就赶往浴场。

吉诺曼先生同所有健康的老人一样，早早起床，听见外孙回来，就迈动两条老腿，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楼梯，想到马吕斯住的阁楼拥抱他，问问情况，了解一下他从什么地方回来。

可是，小伙子下楼比八旬老人上楼用的时间少得多，等吉诺曼老头走进阁楼房间，马吕斯已经不在了。

床铺没有动过，上边随意摊着那身旅行装和那条黑带子。

“有这东西更好。”吉诺曼先生说了一句。

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客厅，只见吉诺曼大小姐已经坐在那儿，正绣她那车轮图案呢。

吉诺曼先生得意扬扬地进来了。

他一手拎着旅行装，一手提着脖颈带子，进门就嚷道：“胜利啦!我们就要探到秘密啦!我们就要弄个水落石出啦!我们就要摸到这个鬼鬼祟祟的小子的风流事儿啦!我们掌握了他的浪漫故事。我拿到了肖像!”

果然，颈带吊着一个黑色驴皮圆盒，颇像一枚大勋章。

老人拿起小盒，先不忙打开，而是赏玩了一阵，那神态就像一个可怜的饿鬼，眼看一顿丰盛的晚餐正从自己鼻下给别人端去，真是又欣喜若狂，又心头火起。

“里面装的显然是肖像，这事我在行，把这东西情意缠绵地挂在胸口。他们也太傻啦!很可能是个丑八怪，见了叫人不寒而栗!如今的年轻人呀，口味也太差劲啦!”

“先拿出来瞧瞧吧，父亲。”大小姐说道。

按了一下弹簧盒子就开了，可是里面只有仔细折叠好的一张纸。

“老一套，”吉诺曼先生哈哈大笑，说道，“我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一封情书!”

“哦!那就念念吧!”大小姐说道。

说着，她戴上眼镜。他们打开那张纸，只见上面写道：

吾儿亲览：皇上在滑铁卢战场上亲口封我为男爵。既然复辟政权否认我用鲜血换来的这一爵衔，吾儿就应当承袭过去。毫无疑问，吾儿是当之无愧的。

父女二人的感觉真是难以言明，浑身上下仿佛已被骷髅头吹的寒气冻僵了。他们没有交换一句话，只有吉诺曼先生好像在自言自语，低声说道：“正是那个武夫的笔迹。”

大小姐翻来覆去地检查那张纸，然后放回小盒里。

与此同时，一个长方形的蓝纸包从旅行装的一个兜里掉出来。吉诺曼大小姐拾起，打开蓝纸包。那正是马吕斯的一百张名片。吉诺曼先生从她手里接过一张，念道：“马吕斯·彭迈西男爵。”

老人拉铃叫来妮珂莱特，拿起颈带、小盒和旅行装，全扔到客厅中央的地上，说道：“把这些破烂都拿走!”

在沉默中，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老头子和大小姐背对背坐着，各自想心事，也许在想同样的事。一小时过后，吉诺曼姨妈说了一句：“精彩!”

又过了一会儿，马吕斯回来了。他刚一到，还未跨进客厅的门，就看见他外公手里拿着他的一张名片。外公一同他照面，就摆出高人一等的绅士派头，带几分蔑视的口气，大声嘲笑道：“嘿!嘿!嘿!嘿!好家伙，现在你是男爵啦!恭贺你呀。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马吕斯的脸微微一红，答道：“这就是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吉诺曼先生收敛冷笑，厉声说道：“你父亲是我!”

“我父亲，”马吕斯垂下目光，神态严肃地接着说，“是个低微而英勇的人，他为共和国和法兰西光荣地效过力，他是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时期的伟大的人，他在野营中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白天冒着枪林弹雨，夜晚冒雨睡在雪地泥地，他夺过两面敌军军旗，受过二十几处伤，死后遭人遗忘和背弃，他一生只有一个过错，就是过分爱了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他的国家和我!”

吉诺曼先生哪能容忍这种话，他一听到“共和国”，就霍地站起来，说得更恰当些，是挺身而立。马吕斯说的每一句，都像鼓风炉吹旺火的热气，扑到那老牌保王派的脸上。只见他那张脸由阴沉变红，由红变紫，又由紫变得燃烧起来。

“马吕斯!”他吼道，“你这可恶的孩子!我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想知道!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也不知道他那个人!而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那伙人中，全都是无耻之徒!他们那些人，全是无赖、杀人凶手、红帽子党徒、盗匪!我说全是!我说全是，但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说全是!听见了吗，马吕斯!你明白了吧，你是男爵，就跟我这拖鞋一样!他们全是为罗伯斯庇尔卖命的匪徒!全是为布——奥——拿——巴卖命的强盗!他们全是逆贼，背叛，背叛，背叛!背叛了他们合法的国王!他们全是胆小鬼，在滑铁卢见到普鲁士和英国人望风而逃!我就知道这个。如果令尊大人也在那里，我不得而知，我很遗憾，算他活该，恕在下直言!”

马吕斯一听这话，面颊也变成炭火，而吉诺曼先生却变成热风了。马吕斯浑身颤抖，脑袋冒火，不知道该怎么办，如同眼睁睁看人将圣饼扔一地的神甫，又像干看着行人唾其偶像的僧人。在他面前说出这种话，绝不能不受惩罚。可是怎么办呢？刚才当着他的面，他的父亲被人践踏了一阵，是被谁践踏的呢？是他外公。怎么才能为一个雪耻而又不冒犯另一个呢？他不可能辱骂外公，同样不可能不为父亲雪耻。一边是一座神圣的坟墓，另一边是白发苍苍的脑袋。这一切在他头脑中回旋翻腾，他一时像醉了一样，站立不稳；继而，他抬起头，眼睛盯着老外公，像打雷一般吼叫一声：“打倒波旁王室，打倒肥猪路易十八!”

老人本来涨红的脸陡然变色，比头发还白了。他转向摆在壁炉上的德·贝里公爵半身像，以庄严得出奇的姿态深鞠一躬。接着，他从壁炉走到窗口，又从窗口走到壁炉，缓步默默地走了两个来回，如同一尊石雕像行走那样，踏得地板咯咯作响。走第二趟的时候，他俯身对着在冲突面前像老绵羊一样惊得发呆的女儿，面带近乎平静的微笑说道：“一位像先生那样的男爵和一个像我这样的市民，是不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

他猛地直起身，面无血色，额头因盛怒的骇人光芒而扩大了，颤抖地朝马吕斯举起手臂，吼道：“滚出去!”

马吕斯离开了住宅。

第二天，吉诺曼先生对他女儿说：“每六个月，您寄六十皮斯托尔[法国古币名，1皮斯托尔相当于10利弗尔。]给那个吸血鬼，今后，您永远也不要向我提起他。”

他还有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连续三个多月用“您”称呼女儿。

马吕斯也气冲冲地走了。应当指出，有一个情况更加激怒了他。这类意外的小误会，总要使家庭风波变得更复杂。各人的过错实际上虽然没有增加，可是怨恨却加深了。那个妮珂莱特遵照老外公的吩咐，急忙将那些“破烂”送回马吕斯的卧室，无意中将珍藏上校遗书的黑色圆皮盒丢掉了，大概掉在昏暗的顶楼楼梯上。那张纸和圆盒再也没有找到。马吕斯断定是“吉诺曼先生”——从这天起，他不再以别的称谓叫他——把“他父亲的遗嘱”烧了。上校写的几行字都记在他心里，因此一个字也没有丢掉。然而，那张纸、那笔迹，是神圣的遗物，是他的整个一颗心。而别人怎么能那样对待呢？

马吕斯走了，没说去哪里，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身上只有三十法郎、一只表以及装着日常衣物的一个旅行包。他登上一辆出租马车，说好按时计费，便漫无目的地朝拉丁区驶去。

马吕斯后来的情况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