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合作项目。在此书逐步成形的过程中，2014年12月21日是我和利恩共度的诸多日子中的第一天。在长达数小时的录音访谈后，我们又通过数个小时之久的散步、用餐、Skype通话和电子邮件沟通，讨论了无数次草稿。得益于利恩的信念、真诚和指挥，《被隔绝的女孩》一书才能成真。我将一直珍惜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鉴于此书是一本关于家庭的著作，因此能够向双方的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也让我备感喜悦。利恩的孩子们——达恩、巴特加和阿尔耶——为本书付出了大量时间，还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记忆。认识他们是我写作此书的许多珍贵收获之一。阿尔贝特·戈梅斯·德梅斯基塔阅读并就关于其婚姻和战时经历的章节给予了反馈。他后来告诉我，他对自己在书中的形象并不十分满意，但我希望并且相信他在此点上的认识是错误的。

多亏了我的母亲迪厄夫克，我才能第一时间联系上利恩。从一开始，她就非常担心这个项目可能会让人们失望，还会损坏家族名誉，尽管如此，她还是对我的调查给予了持续的帮助。我的父亲亨克同样如此，他告诉了我许多他童年时的事情，这成了我叙述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与阿尔贝特一样，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开诚布公，并且相信从整体上看，此书将推动人们对于在利恩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的理解，而不是过于简单地评判他们。

我的兄弟约斯特及其妻子萨莉（Sally），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对本书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的叔叔海尔特·扬为我提供了他母亲的日记，而他的妻子格蕾塔（Greta）非常体贴地将其整理成电子稿，供我使用。一些其他的亲戚则无意参与其中，我非常尊重他们的理由。

亚普·范德汉姆在本书尾声中为我提供了诸多帮助。

我母亲这边的亲属也慷慨相助。萨布里纳·莫伊尔斯和扬·威廉·库克巴克在书中短暂出现，但他们为我所做的工作远比我能记录的多得多（多亏了他们的友谊、洞察力和实际协助）。我还要感谢Corinne Meurs、Rob van Lummel、Steven van Lummel和Annemargreet Meurs，他们给我提供住处，为我做饭，还一直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

除此之外，朋友们也给予了我灵感和鼓舞。Marianne Reijnhoudt、Frank Pot、Rajika Pot和Eric van Noort在我无数次的调查之旅中为我提供了住处和餐饮。还有许多其他人在我的旅程中为我打开大门：沃特·德邦德、科里·德邦德、Marianne van der Top、Sascha van Gageldonk和Ruud van Gageldonk，等等。

我从这个领域的专家们身上也受益良多。撰写了我读过及反复阅读的许多著作的Ad van Liempt抽出时间和我见面，向我说明了海牙的国家档案馆的运作方式。Gert van Engelen在多德雷赫特的此方面工作上同样如此，Kees Heitink和Ad Nooji则让我得以接触本讷科姆的资料。这本书没有注释或参考文献，但它的确得益于其他人在研究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从这种形式来看，我无法恰当地对他们表示谢意，但我想要写下Bert Jan Film（他写了有关二战时期的荷兰，营救犹太儿童方面的许多著作）、J.C.H. Blom、Dienke Hondius和Chris van der Heijden（尤其是战后的犹太人经历）的著作所给予我的诸多收获。

不计其数的图书馆和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帮助：特别是荷兰国家档案馆，莱顿大学图书馆，阿姆斯特丹的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海牙中央图书馆，多德雷赫特市图书馆，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历史博物馆和抵抗博物馆，多德雷赫特的1940～1945博物馆，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

我从2015年1月起开始撰写本书。正是从那一时刻起，我的好友Tore Rem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于我草稿的意见，以及我们的多次谈话给了我继续进行的信心。牛津大学的同事们也一直积极协助我的工作。在（牛津大学圣休学院）Peter McDonald的建议下，我开始记录我的采访，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在打壁球时讨论此书。（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的）Andrew Kahn、Louise Fawcett、Justine Pila、Marc Mulholland、Adam Smythe、Lorna Huston、Sophie Ratcliffe、Peter McCullough、Paulina Kewes和Catherine Clarke给了我诸多鼓励和建议。我在圣凯瑟琳学院英语系的同事们——Kirsten Shepherd-Barr、Jeremy Dimmick、David Womersley和Ben Morgan——当然还有院长Roger Ainsworth，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个项目。其他大学的同事们同样如此，包括Tiffany Stern、Andrew Hadfield、Douglas Bruster、Lukas Erne、Patrick Cheney、Michael Suarez和Indira Ghose。

2015年8月，多亏了James Atlee的建议和我以前学生Katherine Rundell的帮助，我把后来被称为《被隔绝的女孩》的前九章寄给了Rogers，Coleridge&White文学代理商，在那里通过Peter Straus交到了David Miller手上。对于我彼时完成的工作，David比其他任何人施加了更大的影响。在一系列紧张的深夜电话及在酒吧和餐馆的谈话后，他促使我在本书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做出了更大的革新。令人震惊的是，就在我认识他一年多以后，他突然去世了（年仅五十），但他的雄心与热情、他博学的阅读建议、他追根究底的问题，以及他在文学写作上的纯粹热爱将伴随我终生。

David引领我进入了商业出版的世界，那里的许多人一路给予了我诸多帮助。在此之中，我特别要感谢Martijn David、Philip Gwyn Jones、Lisa Highton、Arabella Pike、Ravi Mirchandani、Alan Samson和Neil Belton，他们都非常关注此书，并给出了建议。我还要向Rogers，Coleridge&White文学代理商的Melanie Jackson、Laurence Laluyaux、Stephen Edwards、Katharina Volckmer、Federica Leonardis、Matthew Marland、Miriam Tobin和Rosie Price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Zöe Waldie，她在David去世后代之成为我的经纪人。在本书的修改和制作过程中，她的勇气、善良、洞察力和热情对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对她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修订和编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过程。在我们从Scott所谓的“1.0版本”改到“2.0版本”的过程中，我的出版人（企鹅英国的Juliet Annan、企鹅美国的Scott Moyers、荷兰的忙碌蜜蜂出版社的Haye Koningsveld）提供了广泛的意见。他们的集体智慧，以及Catharina Schilder、Christopher Richards、Mia Council、Ellie Smith、Natalie Wall和Kiara Barrow的帮助，将本书打造为一部更具重量之作。修订工作中的细心和谨慎也体现在文字编辑的过程中，Caroline Pretty（企鹅英国）和Jane Cavolina（企鹅美国）在内容细节上的工作也非常出色。最后，我还要感谢Cat Mitchell和Elizabeth Calamari，他们为完善此书尽心尽力。

我在致谢的开头感谢了我的亲朋好友。在结尾处，我将再次感谢他们。我的妻子安妮·玛丽与我共同完成了这本书，她是每一章的第一个读者，阅读时眼里总是饱含泪水。她深刻的洞察力和精神上的支持是一种永不枯竭的资源。我的孩子们——乔茜、比阿特丽斯和埃德加——同样如此，他们不仅是我的读者，还是我努力重构利恩生活时的情感导航员。读完本书的作者将会知道，我时常强烈地感受到乔茜的内心挣扎和冲突与利恩和我祖母之间的冲突存在共通性。利恩和乔茜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她们都让我们变得更加明智。我极其感谢乔茜从这个项目刚开始就展现出的慷慨且热情的思考方式。家庭不是直截了当的，总会有悲伤从中产生——但家庭也给了我们最强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