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真正精确地自我检验，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跟真正的审美听众相关或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家团体的人，只需要真诚地询问一下：自己是带着什么样的感受来接受舞台上演出的奇迹的。无论他感觉到在这期间他的严格关注心理因果关系的历史感受到伤害，还是他以好意的让步几乎将奇迹容忍为一种对于孩子可以理解、对于他却很陌生的现象，抑或他在这期间忍受着别的什么事情。因为以此方法，他可以衡量他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神话这一世界形象的总和，它作为现象的缩写词是不能没有奇迹的。然而，或许几乎每个人，经过严格检验，都感觉自己被我们教育中的批评史精神瓦解了，只能在学问的道路上，通过间接的抽象，使自己相信神话曾经存在过。可是，没有神话，任何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自然创造力；只有用神话调整的视野才能将整个文化运动圈定在一体中。所有的幻想力和日神的梦幻力量才会被神话从它们盲目的四处漫游中拯救出来。神话的形象必然是不知不觉中无处不在的魔鬼般的守护者，在其守护之下，年轻的心灵成长壮大，借助其符号，人类解释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甚至国家也不知道有比让人确信国家与宗教间关系、确信国家从神话想象中发展起来的神话基本原则更强有力的不成文法。

现在，在其旁边，让我们放上抽象的没有神话引导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习俗、抽象的法律、抽象的国家；让我们想象无规则的、不受本地神话束缚的艺术幻觉之漫游；让我们想象一种文化，它没有坚实的神圣原始根基，而是注定要穷尽所有可能性，靠所有文化养活自己——这就是现代，作为那种旨在摧毁神话的苏格拉底主义的结果。而现在，没有了神话的人永远处于饥饿状态中，被全部的往昔所包围，挖地三尺地搜寻根基，尽管他不得不到最遥远的古代去挖掘它。不满足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需求、无数其他文化的包围、让人精疲力竭的认识愿望，如果不是表明神话的丧失，表明神话家园、神话母腹的丧失，还会表明什么呢？让我们自问，这种文化的狂热而又如此可怕的表现是否就是某种不同于饥饿者贪婪攫食、扑食的东西呢？——谁还想要给这样一种文化以某种东西呢？这种文化不会满足于它吞下的一切，而且经它一接触，通常最营养丰富、最有益于健康的食品也变成了“历史与批评”。

如果我们的德意志天性已经以我们可以在文明的法兰西惊讶地观察到的那种方式和我们的文化纠缠得难分难解，甚至成为一体，那么我们不得不痛苦地为我们的德意志天性感到绝望；长期以来都是法兰西伟大优点及其巨大优势原因的东西，即那种民族与文化的一体，会使我们看到以下状况而不得不感到庆幸：我们这种如此成问题的文化至今都跟我们民族性格的高贵核心毫无共同之处。更应该说，我们的全部希望都焦渴地探寻那样的感觉：在这不安地上下颤动的文化生命和教育痉挛之下，隐藏着一种美妙的、内在健康的原始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只有在非凡时刻才强有力地动弹一下，然后重新梦想着未来的觉醒。从这个深渊里，生长出德国的宗教改革；在其赞美诗中，首先响起德意志音乐的未来旋律。这首路德的赞美诗作为春天临近时从茂密的丛林里传出的第一声酒神召唤，声音如此深沉、勇敢、富于深情，如此洋溢着善和温柔。庄严而放纵的酒神狂热者节日游行队伍以竞争的回声对它做出回应，我们要将德意志音乐归功于这些狂热者——我们将把德意志神话的再生归功于这些狂热者！

我知道，我现在必须把密切关注的朋友领到只会有少数伙伴、可以孤独地进行思考的一块高地上，我鼓励地朝他喊，我们得牢牢抓住我们那些给人以光明的向导——希腊人。为了净化我们的审美认识，我们至今都一直向他们借用了那两位各自统治着自己专门艺术领域的神，我们通过希腊悲剧而感受到他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在我们看来，希腊悲剧的灭亡必然是由两种原始艺术本能的明显分裂造成的。这样一个事件，是和希腊民族性格的退化和改变相一致的，这种退化和改变要求我们认真思考：艺术和民族、神话和习俗、悲剧和国家是如何从根本上必然地、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悲剧的灭亡同时也是神话的灭亡。直到那时候，希腊人都是不由自主地把经历的一切立即同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的，甚至只通过这种联系来理解所经历的一切。由此，甚至最近的现在在他们看来似乎也必然马上在永恒外表下（sub specie aeterni），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无限而出现。可是国家和艺术都同样浸入到这条无时间的大河中，以便在大河中寻找安宁，逃避此时此刻的重负和贪欲。一个民族的价值是多少——顺便说一下，一个人亦如此——就看它能在自己的经验上打上多少永恒的印记。因为这样一来，它似乎就超凡脱俗了，并显示出它对时间的相对性和生命的真正的，也就是说，形而上的意义所抱有的无意识内在信念。如果一个民族开始历史地理解自己，捣毁自己周围的神话堡垒，那么相反的情况就会出现。与此相联系的通常是一种明显的世俗化，一种同它以前生存的无意识形而上学的决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所有伦理后果。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了神话的毁灭：你得把它们一起消灭掉，才可以脱离故土，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思想、习俗、行为的荒野上。甚至现在，那种形而上的本能仍尝试在渴望生活的知识苏格拉底主义中为自己创造一种美化的形式，尽管只是一种弱化了的形式。然而，在低级阶段，这同样的本能只是导致一种狂热的追求，这种追求渐渐迷失在一大堆从各处收集来的神话和迷信的群魔乱舞之中。希腊人仍然心情不平静地坐在它们中间，直到他作为小希腊人，懂得了用希腊之欢乐和希腊之无忧无虑来掩饰这种狂热，或者在东方某种麻木不仁的迷信中充分麻痹自己。

自从亚历山大——罗马的古代文化在15世纪复苏以来，在一个难以描述的长时间幕间插曲之后，我们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走近了上述那种状态。高高在上，这同样过于丰富的求知欲、这同样不知餍足的发现狂、这同样非凡的世俗化，此外还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四处游荡、一种挤到别人宴席上攫食的贪欲、一种对现代的轻浮崇拜或者在麻木不仁的麻痹中脱离在世俗外表下（sub specie saeculi）的一切，即脱离“现在”。这些同样的征兆让人猜到了这种文化核心中的同样的缺陷，猜到了神话的灭亡。持续地成功移植一种外来神话而不在移植中无可救药地把树木损坏，这似乎不大可能：树木也许很健康强壮，足以用艰苦绝伦的斗争把那外来因素重新排除体外，可是通常也必然在久病不愈、形容枯槁中，或者在病态的疯长中耗尽自己。我们如此看重纯粹而强有力的德意志天性的核心，以至于我们恰恰敢于期待它有力地排除植入的外来因素，并认为德意志精神回归自我的醒悟是有可能的。也许有些人会认为，德意志精神必须以排除罗曼语文化因素[这里指的是法兰西文化因素。]来开始它的斗争。为此他们也许在上一场战争[指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的常胜胆识和血腥荣耀中，认识到一种外部的准备和勉励，但是不得不在竞争中寻求内在的迫切要求，永远无愧于做路德之路和我们伟大艺术家、诗人之路上的崇高开路先锋。但愿他们绝不要相信，没有他们的家族守护神，没有他们的神话家园，没有所有德意志事物的“恢复”，就能进行相似的战斗！如果德国人畏缩不前地环顾四周，寻找一个向导，以便被重新带回到早已失去的家园，家园的路径他几乎已不再认得——那他只要倾听在他头顶上盘旋、愿意为他指路的酒神之鸟喜庆而迷人的呼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