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养老金生活的一对老人，正期盼着孙女的到来。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再平常不过的光景，但如果是在下半夜四点，则颇不寻常。平成十四年（二〇〇二）一月三十日，服部荣藏和他的妻子寿子（均为化名）在位于北九州市门司区的家中，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焦急地期盼着十七岁的孙女恭子（化名）的到来。

那天，天还未亮的时候，很久都没有联系的恭子突然打来电话，没头没脑地说道：“我是趁着叔叔洗澡的时候才打的电话。早上五点左右，我去你们那儿。别睡觉，等着我。”当时已经很晚了，她仿佛是害怕什么似的，声音很低，似乎有些颤抖。荣藏心想：“太奇怪了啊！说要那么早过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啊！”首先，她所说的“叔叔”到底是谁呢？而且，恭子现在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呢？这些，他都一无所知。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问些什么，电话就被挂断了。老夫妻俩也就只能满怀着担心，焦急地等待。

凌晨五点左右，门铃响了。荣藏和寿子开了门，恭子穿着夹克和牛仔裤，气喘吁吁地钻进大门，又赶紧把门关好，还上了锁。恭子盯着祖父母的脸，泪水如水库决堤一般地奔涌而出。

一连几天，恭子都在祖父母家里闭门不出，大口大口地吃着祖母亲手做的饭菜，悠然地泡着热水澡，尽情地呼呼大睡。渐渐地，恭子的心情恢复了平静，开始说一些过去的事，也逗弄逗弄小狗，还露出了笑容。但是，每当祖父母问到“发生了什么吗”，她就立刻陷入沉默。

而且，恭子的脸上有一块淤青。在恭子换衣服的时候，祖母注意到她的身上也满是淤青。问她是被人打了吗，恭子回答说“是被爸爸打的”。祖父母大吃一惊。寿子感叹道：“清志（化名）原本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荣藏勃然大怒地说：“我来教训他一顿！把你爸爸带到这儿来！”但是，恭子仅仅回答说：“爸爸经常出差，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然后就不愿再说关于父亲的事了。

关于这个四十岁的儿子清志的生活情况，荣藏和寿子是一无所知的。平成二年（一九九〇），清志离了婚，带着恭子一起生活。第二年，他和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女子关系亲密起来，并开始了共同生活。但是，这段关系也在平成六年（一九九四）的时候结束了。之后，听说清志带着恭子住在公司的宿舍。工作的话，他曾经在一家大型房屋中介公司作销售员，后来和同事一起成立了一家小型的房屋中介公司，自己当了董事，但又在第二年辞了职。之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得而知了。

荣藏说道：

“以前倒是经常见面。但是，大概是在平成六年（一九九四）的夏天吧，他说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一脸兴奋地告诉我：‘有个赛马赚钱的事儿。一个特别厉害的电脑工程师，能用电脑算准赛马的输赢！’我对赛马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当时就对清志说：‘别犯傻了！像你这种从来都没接触过赛马的人，怎么可能懂那些呢。你肯定是被骗了！’但他还是深信不疑，一个劲儿地称赞那个工程师有多么多么了不起，真是财迷心窍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那一年的年底。他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软瘫瘫地坐在我家的沙发上。说是公司里发生了一起百万日元盗窃案，自己被怀疑是罪犯，但他坚称自己绝对没做，因此一直苦恼不安。我倒是相信清志不是那种人，就建议他去警察局咨询一下。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寿子回忆道：

“我和清志见面的次数比我丈夫要多。他会打来电话叫我出去，在小仓站的咖啡店见面，每次都会找我借钱，说是工作上需要资金周转，或者是生活费上有困难什么的。我会从退休金或者存款里拿钱出来，尽可能地资助他。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平成七年（一九九五）的冬天。清志穿着西装，但消瘦了很多，脸色也格外憔悴，又像是在害怕着什么，非常警惕地留意着周围。他要借70万日元，我说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拒绝了他。他马上就发了火，忿忿地说了句‘真丢脸’，就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到过清志的电话，但时不时地会接到孙女恭子的电话，约我在小仓站的咖啡店见面，还是找各种借口来跟我要钱。我觉得应该是清志手头紧，没给恭子生活费，所以我也就一直都尽可能地给恭子一些钱。恭子会说一些清志的事，说得也很随意，比如什么‘他去了东京啦、神户啦、札幌啦等等一些地方工作’‘只有在拿零花钱的时候才见面’‘前几天在博多站碰巧遇见他，还给了我零花钱呢。他给自己剃了个光头，笑死我了’。我问起她的情况，她告诉我说，‘我在博多的一家理发店见习’，‘住宿舍’。但是，当我问到她的住址或者电话号码的时候，她就生气了，说：‘如果什么都问的话，我就再也不来见奶奶了！’我也就不能再问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是很开朗的，也没有丝毫的不对劲儿。不过，我观察到每次在我们分开后，她都一定会用手机或者公共电话给人打电话。这种情况是次次如此，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自从恭子突然来到祖父母家一起生活，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她完全恢复了精神，说是“想要找份兼职”，就去了附近的一家餐馆，面试合格，又让祖父母帮忙申请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这样，她的新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但是，情况突然生变。

变故的发生，是因为恭子去看望了她的姑妈——清志的姐姐雅子（化名）。雅子回忆说，她和恭子以前经常见面。又说道：

“我不知道恭子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每次都是她打电话来联系我，很多时候都是要借我的名义买新手机。不过，即便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买，恭子也都是让我在外面等着，她一个人拿着我的驾照进到店里，买手机，办理新号码。我猜想，她可能是不想被我看到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平均两三个月，她就换一部新手机，也要换新号码。她所有的手机号码都是用我的名字签约的，多的时候有十一份购机入网合约。”[日本手机一般不使用SIM卡，而是机码合一的，所以换号码也必须更换手机。而且，购机入网实行实名制，因此恭子要借用成年人的名义。]

那天的事，是恭子说想新办一张银行存折。雅子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和她一起去了银行，办好手续后，把存折交给了她。就在第二天，雅子接到了一个电话：“雅子，好久不见。我是宫崎呀。我现在回小仓了。实际上，我是想和你确认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受恭子的委托办了一张存折？”

那个叫宫崎的男子是雅子的恋人，和雅子有婚约，但因为工作太忙，平时也难得一见。关于那个男人，雅子是这样说的：

“平成六年（一九九四）的夏天，我在一家餐馆见了很久都没见面的清志。他还在房地产公司工作，说需要资金创业，还拿出了一份消费金融公司的名单，大概有三十家左右，拜托我逐一打电话去借贷，希望多多少少借一些钱来。我也没办法，只好挨个地打电话。有一家公司借给我十万日元，我把钱悉数交给了清志。

“那次，和清志一起来的就是宫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个认真、稳妥的人。他说自己三十一岁，称呼清志为‘所长’。清志也说：‘姐，这个人很了不起哟！’一连串地讲了一大堆关于宫崎的事儿，说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优秀的电脑工程师，还在写小说；他的哥哥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医生，在东京开了一家医院；在京都有一套高级公寓，还有美国永久居住权，时不时地就被NASA的研究所邀请……起初，我也有些疑虑，不知真假。但是，他看来是那种很真诚的人，清志说的事情也都很具体。我很难让自己认为那些都是谎话，因此就信以为真，彻头彻尾地相信他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那次在餐厅见面后，宫崎不久就邀请雅子去约会。那个时候，雅子因为丈夫出轨而烦恼不已，正在考虑离婚，于是就欣然前往了。

“我们约会了几次。他每次都穿着整洁的西装，人很温和，说话也风趣，还时不时地会有些害羞呢。之前，我听清志说过，‘去银座的高档俱乐部的时候，听到宫崎是被尊称为老师的’。我想，那他肯定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了。但是，宫崎一脸真诚地对我说：‘我一直都是一根筋地搞研究，根本就不习惯和女人接触，尤其是女招待更让我从心里发怵。高档俱乐部，也是因为工作接待而被拉去的。女招待往我身边坐，我就像是轰人似的说你到那边去。’我和宫崎约会，很多时候是去卡拉OK。他最拿手的，是尾崎丰的I LOVE YOU和德永英明的《将要坏掉的收音机》。唱得那么好听，让人不由得沉醉。”

不久后，雅子办完了离婚手续。马上，宫崎就向她求婚了，雅子欣然应允。雅子有债在身，但宫崎承诺道：“我来全额偿还。”事实上，宫崎确实也不吝惜在金钱上帮助雅子。有一次，雅子说电视机坏了，他马上就拿出现金交给她，说：“拿着，去买个新的吧。”那样子，很大方，很爽快。

但是，约会的次数渐渐地少了起来，到后来几乎都不见面了。雅子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心里感到非常孤寂，但想着他是个大忙人，也就默默忍着。虽然不常见面，但宫崎时不时地会打来电话。电话里讲的，都是那么地美妙。

“他有时说‘我在筑波大学授课，是集中讲课’，有时又说‘我在银行的电脑控制室’或者是‘现在在NASA的研究所，参与火箭的研制’……甚至有一回，他还跟我说：‘你猜我是在哪儿给你打的电话？是在潜水艇里哟！’案发后，刑警听我说了这件事，便哈哈大笑，问道：‘你觉得电话能从海底打过来吗？！’话虽如此，但因为我对宫崎的最初印象太好了，以至于对那种鬼话都深信不疑。他说‘我现在要敲潜水艇的墙壁了哟’，随后便听到了电话里传来哐、哐、哐的响声，我就信以为真了。在阿富汗战争的那段时期，他有一次打来电话说，自己被美军聘请担任导弹工程师，去了阿富汗战场。但在那之后，我在卡拉OK包厢遇到了他。他流着泪说：‘我看到了很多儿童被杀的场景。我讨厌战争！’当时，我就完完全全地相信了那些话。”

宫崎告诉雅子，清志拜托他照顾恭子到十八岁。据宫崎说，恭子和一个养育员生活在一起，是个姓森的中年女子，而他不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出差，都会每月寄来二十五万日元的抚养费。雅子听后，知道宫崎为身无分文的清志负担恭子的抚养费，非常感动，对他满怀感激之情。恭子当时也说过这样的话：“宫崎叔叔和森阿姨对我很好很亲切。我非常感谢他们！”

恭子的存折刚刚办好，宫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这个电话，完全出乎雅子的意料，可那毕竟是久未见面的宫崎打来的久违的电话。雅子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但是，宫崎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吻说道：

“事实上，恭子的事让我很为难。恭子从我包里偷走一百五十万日元，但被所长知道了，结果狠狠地挨了一顿打，然后就跑了出去。我找了一个朋友，是福冈辖区警察局的干部，请他帮忙调查，结果渐渐掌握了详细的情况，发现恭子加入不良团伙，而且很可能是在运送毒品。这样下去的话，那可就糟透了！连我也要被所长狠狠地训斥。现在，恭子应该是住在她爷爷家。希望你能帮我一下，把她带回来。”

雅子听了，惊得心慌意乱，不假思索地答应帮他把恭子带回来。而且，宫崎又说：“正好趁这个机会，就把我们的婚事告诉令尊令慈吧。俗话说的一石二鸟，不就正是如此嘛。”听了这话，雅子更是满心欢喜地对宫崎言听计从了。

于是，雅子按照自己与宫崎商定的计划，去了父母家。那是在二月十四日的晚上，也就是恭子逃跑后的大约半个月。当时，恭子正在客厅里看电视，看到雅子的身影，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问雅子：“是叔叔联系你了吗”紧接着又追问道：“嗯？是不是？联系你了吧？怎么回事？快告诉我。”雅子含糊地应道：“不，不，根本没有。”看着恭子心慌意乱的神情，雅子心想：“可能是害怕被清志知道，担心被大骂一通吧。”

过了一会儿，雅子打了一个电话。

“喂、喂，我是妈妈，还要在外婆家里待一会儿，你先睡吧。”她装作是在对孩子说话，但实际上电话的那头正是在附近准备伺机而动的宫崎。他们事先约定了暗语，如果雅子说“现在回家”，意思就是恭子不在；如果说“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儿”，那就说明恭子在。

雅子进来的时候，特意没把门锁上。突然，玄关门被打开了。宫崎闪身而进，脱掉鞋子，径直地走了进来。荣藏和寿子大吃一惊，只见一个身着西装的男子走到客厅入口处，突然跪下，滔滔不绝地讲道：“实在是失礼了，十分抱歉。我叫宫崎，一直以来承蒙清志先生关照。清志先生拜托我照顾恭子，直到她年满十八岁。恭子因为被清志先生骂了一顿，就离家出走了。我知道她来了这里，就赶来接她回去。还有，我和雅子是以结婚为前提而在交往的，请允许我向二位表达敬意。”

荣藏和寿子见宫崎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也就放下了心，把宫崎让到客厅的沙发落座，上了茶，说道：“欢迎光临。特意前来，不必拘谨，请随意一些。”

这时，恭子刚刚洗完了澡，穿着睡衣进了客厅。宫崎和颜悦色地向恭子说：“呦。恭子。我来接你了啊。”恭子一见到宫崎，脸上顿时血色全无，浑身上下开始不停地颤抖。宫崎赶紧对一脸担心的祖父母解释道：“恭子是害怕清志先生呢。她因为偷东西、致幻剂什么的，被清志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会儿应该是担心又要挨打呢。”

荣藏和寿子立刻就被宫崎那巧妙的言辞迷惑了。寿子准备了乌冬面，宫崎让雅子去买来了啤酒。他给荣藏倒了一杯酒，说：“您也喝一杯吧。”说着，就口若悬河地说了起来。说到清志的时候，是左一个“所长”，右一个“所长”的。荣藏和寿子听在耳里，笑在脸上，为儿子的出人头地而满心欢喜。

“所长现在可是春风得意呢！在东京、神户和札幌之间飞来飞去。各地都有很多部下，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似的，威风凛凛呢！”

“前些日子，他剃了光头，就像山口组老大似的。不过，他也确实是拥有那个实力。”

“悄悄地告诉你们啊！所长有好几个女人，还给她们每人都开了一家店呢。”

“雅子呢，我打算让她暂时住在我京都的公寓里。等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就举行盛大的婚礼。”

“因为工作太忙了，还没腾出时间去买戒指，实在是太对不起雅子了。不过，我打算最近就带她去高级珠宝店。喂，一起去啊，雅子。”

……

无论是荣藏、寿子还是雅子，对这些话都彻彻底底地深信不疑。可是，恭子自始至终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下半夜一点左右。宫崎开口道：“这就回去吧。恭子，我们一起走吧。”可是，恭子还是一言不发，目光呆呆地落在地板上，丝毫也没有要起身离开的意思。荣藏抓着她的胳膊，想要让她站起来，但她用双手死死地抓住椅子的边上，拼了命似的抵抗。好不容易才把她拉了起来，她马上就又蹲在地上，一边哭着，一边跟宫崎一个劲儿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宫崎满脸温和地安慰恭子道：“等到了十八岁，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呀。”荣藏见恭子不愿离开，就开口说：“既然她这么不愿意，那就让她今天住在这儿吧！明天我再把她带过去。”但是，宫崎收起了温和的表情，语气强硬地一口回绝了。于是，荣藏提议道：“那今天就让她回去。明天我再去接恭子。这样好吧？”这次，宫崎答应了，递给荣藏一张便笺，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恭子稍稍平静了一些，和寿子一起进了卧室，换下睡衣，穿上便服。收拾好东西后，她马上从包里拿出一张便笺纸，匆匆忙忙地写了些什么，又把便笺叠得小小的，递给寿子，说：“一会儿看吧。”目送着恭子他们坐上雅子的车离开后，寿子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叔叔的话全都是撒谎。一定要来接我！”

“不应该让她回去啊！”荣藏和寿子后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另一边，雅子开车载着宫崎、恭子，驶上了通往小仓的国道，在国道沿线的一家家庭餐馆停了下来。进了餐馆，宫崎说了句：“还是和阿姨在一起才好啊。”说着，就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像是通知谁过来。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身形矮小的女人。她一边微笑着说：“恭子呀。好久不见啦。我可是一直都在担心着你呢。”一边坐在了恭子身旁。可是，恭子还只是低着头，一声也不吭，什么回应都没有。

宫崎向雅子介绍说，她姓森，一直照顾着恭子，尽心尽力，可以百分之一百地信任。然后，他又对森介绍道：“这是我的未婚妻雅子。是所长的姐姐哟。我们去了雅子的父母家，说明了我们的婚事。他们非常高兴地祝福了我们。”

森对一脸害羞的雅子说：“太好啦。真是让人羡慕呀。”宫崎更是深情地注视着雅子的眼睛，说：“真的是好久都没见到你了，但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对你的心意就没有丝毫的改变，真的是太奇妙了！”这一番话让雅子心情大好。当宫崎对雅子说“我们还要在这儿商量一下，你可以先回去了”的时候，她便一个人驱车离开，把一脸苍白的恭子留在了那里。

第二天。荣藏拨通了宫崎给他的电话号码，一个语气沉着的女人接了电话。荣藏说明了自己与宫崎的约定，她却冷淡地回道：“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而且，恭子一早上就去了博多美容院的宿舍，暂时也不会回来。不管怎样，也都不可能让你来接她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被骗了！”荣藏这才发现上当了，但悔之晚矣。

几天之后，恭子往祖父母家打了个电话。荣藏接了电话，担心地问道：“还好吗？要是遇到糟糕的情况，还是到爷爷这里躲一躲吧！”但是，恭子突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恶狠狠地破口大骂了起来。荣藏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说道：

“之前，我们为她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这个明明是她自己拜托我们办的，办完之后也非常高兴，但这次却说那个一钱不值，还嚷嚷着‘多管闲事’‘马上去给我取消’。前后态度，判若两人，所以我猜应该是谁逼她那么说的。而且，她的说话方式也特别奇怪。她是把我说的话鹦鹉学舌似的重复一遍，然后稍微过了一会儿，才对我抱怨。我觉得，她旁边应该是有人，她是被人命令着那么说的。她奶奶也和她说了几句话，但又是因为健康保险的事儿，被她说了一通。寿子也生了气，说她是忘恩负义，但又被我劝住了。自那以后，恭子的情况更是让我担心得不得了。”

两位老人满心焦灼地盼着恭子能再一次联系他们。但是，就这样过去了半个多月，也没等到一点儿音讯。他们觉得恭子应该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来了，那种期盼和担心的焦灼也渐渐地冷了下来。突然，电话铃响了！那是在三月五日的半夜十二点左右。

“明天早上，我再去你们那儿。五点左右，我给你们打电话。”恭子的声音很低，说得很快，说完马上就挂断了电话。

四点左右，荣藏和寿子就起了床，等消息。可是，到了五点，又到了五点半，都到了六点了，电话还是没有打来。他们开始怀疑恭子是不是已经失败了。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恭子在话筒旁边大口喘着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在小仓的国道沿线某某大楼的停车场里。”

荣藏和寿子马上开车出发，在海岸公路上飞驰，只用了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指定地点。这时，恭子还是穿着上次逃走时穿的夹克和牛仔裤，正站在停车场的一个角落里，心急如焚地四下张望。她一下子注意到了祖父母的车，就一边哭着，一边用尽全身的力气跑过来，钻进了汽车，坐到后座上。

一到家门口，荣藏就让寿子下了车，又让恭子坐在副驾驶座上，接着开车朝着山林方向驶去。他把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拿出一罐果汁给恭子喝，然后慢慢地询问一些情况。但是，不管他问什么，恭子都含含糊糊的，没有清楚的回答。荣藏心想：“那就换个问法，试着套一套话吧。”于是，他开始问道：

“恭子，你爸爸是不是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上了？”

突然，恭子打破了沉默，眼泪夺眶而出，放声地大哭起来。她大叫道：“爸爸被杀死了！”

顿时，荣藏吓得心惊肉跳。

“‘那不就是杀人案吗！’我大吃一惊，立即就去了警察局。恭子一直浑身颤抖，但一位女警很快就让她平静了下来，并一点点地引导着她说出实情。我也跟着听了，但她所说的都太恐怖、太惊悚了。我觉得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也无法作出判断。恭子说：‘他让我自己拔掉自己的脚指甲。’又脱下袜子给我们看，脚指甲真的是掉了，脚指头上仅仅长着一层薄薄的膜。但是，即便眼见如此，我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顺嘴说了句‘怎么可能’，她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喊道：‘我没有撒谎！’对于这种程度的事，我都觉得无法置信，更何况是清志被杀了呢。当时，我的大脑里一团混沌，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那是现实中已经真实发生了的事情。刑警也怀着疑虑对我说：‘您孙女讲述的这些事情太离奇了。’接着又说道：‘如果情况属实，那真是个前所未闻的大案子。’”

恭子在医院接受了治疗，然后就留在警察局里，接受更为详细的询问。

另一边，祖父母的家里，果然又出现了那个身影——宫崎。

宫崎问：“恭子回来了吧？她在哪儿？”荣藏佯作不知，答道：“是回来过一次，但马上又出去了，可能是在朋友家吧。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宫崎又是老调重弹，说：“如果我不把她带回去，所长会发脾气的，恭子也会被狠狠地打一顿！”荣藏还是佯作不知，坚持说自己不清楚。于是，宫崎话锋一转，说道：“好。我明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也就只好和恭子断绝关系了。实际上，我早就想着这么做了。恭子一直迷恋着我，总是跟着我，我也烦透了！但是，我必须要让所长理解，这话不是我说出来的。希望恭子能写上一句两句的，把事情说明一下。因此，请你务必要把她带到这儿来。”但是，荣藏到底还是坚持说“联系不上她”。即便是宫崎，也不得不暂且退去。

在那之后，森一个人来了。她这是第一次见恭子的祖父母，于是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并说自己是受宫崎的委托，来取恭子的行李。荣藏也连连说希望恭子早点回去，还让寿子去把恭子的行李收拾好。

森把旅行袋里的东西清点了一遍，然后说：“缺了睡衣。”恭子的睡衣，是被送到了警察局的，因为恭子住在那儿。寿子慌忙把自己的睡衣放了进去，但森走了没多久之后，就又折返了回来，并要求道：“宫崎先生说，恭子的睡衣不是这件，是上面画着熊的那件。请马上拿出来。”

荣藏和寿子都吃了一惊。确实如此。寿子买给恭子的睡衣，是印有小熊图案的。可是，宫崎他竟然会把恭子在祖父母家穿的那件睡衣，记得那么清楚、那么准确。

寿子赶紧答道：“那件睡衣呀，我把它送给亲戚家的一个女孩了。”但是，森马上就歇斯底里似的咆哮了起来：“你们的话完全不可信！可信的，只有宫崎先生！”

在那之后，宫崎又来了。他怒吼着问：“你们把睡衣藏在哪儿了？”宫崎和森一边叫嚷着“睡衣在哪？睡衣在哪”，一边擅自在衣柜和壁橱里翻找。就在这时，被宫崎叫来的雅子刚好到了。

雅子回忆着那一刻的情形，说：“那个我所认识的温文尔雅的宫崎先生，在那一瞬间竟然判若两人，两眼充满了血丝，面目狰狞得像个恶魔，正在翻找着睡衣。那样子，真是恐怖极了。”

宫崎和森暂时撤回去了，但很明显他们第二天还会来的。荣藏和寿子的疲惫已经到了极点，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警方终于下达了对宫崎和森的逮捕令。罪名是把逃走的恭子带回，并监禁在公寓的一个房间里，而且施加了虐待，例如命令恭子自己拔掉自己的脚指甲等等。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七日清晨，六名刑警来到荣藏家。凑巧的是，森正好打来了电话。她说：

“我们也不介意和恭子断绝关系。但是，条件是你们要赔偿抚养恭子所花的钱。我们照顾她大概有七年了，计算一下，都有五百万日元了。如果让你们马上拿出五百万的话，也不大可能，那就今天先准备好一百万日元的首期款。不过，你们就还得另外支付补偿金和出租车费。行吧？”

一直在旁边监听电话的警察递给荣藏一张纸条。他就照着纸条回答道：

“明白了。如果你保证真的和恭子断绝关系，我可以付给你五百万日元。我会在今天之内准备好一百万日元。正巧恭子也说今天会回来，我们在这里把话好好谈个清楚，做个了断吧。”

几个小时后，宫崎和森坐出租车到了荣藏家。此刻，恭子就在离家不远处的车里偷偷地看着。她告诉警察说：“就是叔叔和阿姨。绝对没错！”两个人被领进家，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时，事先埋伏在盥洗室和卧室等处的刑警飞身而出，把他们二人围在中间。一名刑警高声喝道：“我们以涉嫌监禁伤害罪逮捕你们！”宫崎见状，叫嚣道：“你把逮捕令拿出来！你把逮捕令拿出来！”即使是看到了逮捕令，他还是不死心地大喊：“这是不正当逮捕！”相形之下，森就像是戴着一副能乐的假面似的，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只是顺从地被铐上了手铐。

调查进展得异常困难。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彻底的沉默，甚至连名字都不说。但是，福冈县警方还是根据恭子的陈述，首先弄清了三个秘密藏身点。

第一个，是位于小仓北区的“M公寓”三楼的一个房间。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租赁公寓，有商用的办事处，也有出租公寓，一楼有家卡拉OK轻食店。周边有综合医院、情人旅馆、棒球训练中心、旅馆、便利店、汽车维修店等等，是个错综复杂的地方。但是，公寓入口所面向的街道上却是行人也少，车辆也少。而且，他们房间的露台正好临着街道旁的一条窄巷子。

搜查人员进了房间，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家居用品，只有垃圾袋和折叠着的地毯，像是刚刚搬完家。两间和室用障子拉门隔开，大约共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约近十平方米]。有厨房、盥洗室、浴室，布局很普通，但设置却极不寻常，看得出来是下了各种各样的细功夫。

玄关门的猫眼被屋内一侧挂着的防烫垫挡着。门上的信报箱也从里面用瓦楞纸板贴住了。所有的窗户都挂着遮光窗帘，玄关处挂着长度足以到脚的百叶帘。入户门的防盗锁链被特意做得特别短，短到几乎无法打开门，只能稍微开一条缝。即便是有访客来，也完全无法窥视到室内的情况。把防盗锁链截到那么短的话，要取下锁链并打开门，就特别费时间。之所以要这样设置，恐怕是为了防止有人逃跑吧。

而且，所有的窗户和门上，都安装了不止一个挂锁或内嵌门锁。和室和厨房之间的玻璃拉门，可以从和室一侧上锁；从厨房通往盥洗室的门，可以从厨房一侧上锁；从盥洗室通往厕所、浴室的门，可以从盥洗室一侧上锁。也就是说，如果要从其他地方进入和室，就必须要逐一地打开这些锁，否则就进不去。那间和室里，还留着儿童用品等各种东西，给人的感觉是过着平常的家庭生活。

另外，从上锁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有人曾经被锁在浴室或厕所里。厕所里没发现什么机关，但浴室的小窗户被贴上了黑色塑料布。洗澡间非常狭窄，宽度是九十三厘米，长度是一百四十六厘米。洗澡间的蓝色瓷砖脏兮兮的，还有被重新粘贴过的痕迹。瓷砖的接缝处磨损严重，像是被人用强力洗涤剂擦洗过很多次。浴槽同样很狭小，应该也是被用力擦洗过，银色的铝质表面闪着光。

根据恭子的说法，清志就是被监禁在这间浴室里，也是在这里被杀害的。

第二个藏身点，是一个位于僻静住宅区里的“单间公寓V”，和刚才的公寓之间大约有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当搜查人员进入房间的时候，赫然发现贴在壁橱推拉门上的白纸上，用血写着“不擅自外出”“再也不逃跑”等等。据恭子说，她曾在这个房间里被监禁、被虐待。

第三处，位于小仓北区一处公寓的一楼。据恭子的陈述，她是在这里照顾孩子们的。搜查人员进去后，发现有四个男孩，其中两个是一对双胞胎，都穿着睡衣，在看电视。当搜查人员询问名字时，他们都用一种确定的语气作了回答，但后来查明他们报的名字都是假的。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五岁、六岁、六岁、九岁。警员立即把这些孩子送往儿童咨询中心予以保护。据说，他们在此之前几乎都从未外出过，一直安静地待在室内，连小学也没上。

围绕三处藏身点的相关搜查取证材料，福冈县警方展开分析，最终揭开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在进一步的审讯之下，这两名嫌疑人也终于供认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年龄。

就连身为未婚妻的雅子以及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年的恭子，也是直到这时才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宫崎”的真名叫松永太，四十岁，柳川市人，原是一家被褥销售公司的社长。“森”的真名叫绪方纯子，四十岁，久留米市人，原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随着调查的深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资料也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是高中时代的校友，目前是事实婚姻关系。大约在十年前，因诈骗案而被警方通缉，之后就一直在逃亡躲避（诉讼时效已经过期）。此外，经DNA鉴定得知，住在藏身处的五岁和九岁的男孩，是他们两个人的儿子。

自此，福冈县警察局特别搜查部展开了正式调查。警方共计派出约一百名警员，竭尽全力查明发生在六年前即平成八年（一九九六）的清志被杀案。恭子已经逐渐能够作出详细的讲述，例如：“爸爸平时被关在浴室里，并遭受电击虐待”；“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后，发现爸爸一动也不动。原来是被叔叔在胸部通电，给电死了”；“尸体是在浴室里被肢解的，切成了一块一块的，然后从船上扔到了海里”。不过，恭子的陈述中也存在不少模糊的部分，因此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背景调查和取证。但是，警方一直都没有发现任何有力的物证，比如血迹、遗体的一部分等等。

两名犯罪嫌疑人，也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沉默。不仅如此，他们反而还通过当时的辩护律师发表评论，指责说：“这名少女（恭子）有谎言癖。”在他们被捕后的三个月左右，法庭开始了这桩监禁伤害少女案的公开审判。即便是在法庭上，松永和纯子也公然宣布自己将“保持沉默”。退庭的时候，纯子注视着松永的脸，笑着跟他打招呼，松永也以一副笑容回应，展示出一种互相鼓励的姿态。

但是，在那之后，一个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骇人听闻的事件，被恭子说了出来。这又让调查彻底地返回到原点。

情况是这样的。据恭子说，在清志被杀害的公寓里，曾经有四个大人和两个孩子被囚禁、被虐待、被相继杀害。而且，这六个人都是绪方纯子的亲属。按照被杀害的先后顺序，他们分别是纯子的父亲绪方誉（死亡时六十一岁）、母亲绪方静美（死亡时五十八岁）、妹妹绪方理惠子（死亡时三十三岁）、妹夫绪方主也（死亡时三十八岁）、妹妹的儿子绪方优贵（死亡时五岁）、女儿绪方彩（死亡时十岁）。被害后，他们的尸体在浴室里被肢解，之后被扔进大海或者是公共厕所等处。

那位惊叹清志监禁被杀案为“前所未闻的大案子”的刑警，听了恭子的这番陈述，更是惊愕万分，随即展开调查。

在对藏身处展开的搜查取证中，他们查收了浴室的瓷砖和水管，甚至连公寓周边下水道管壁上附着的污泥也进行了采集。警方对查收和采集的一万多件物品进行了科学鉴定（包括血液的鲁米诺反应鉴定），并且根据恭子所述，以大分县的渡轮航线为中心，展开了针对被弃尸骨的海底搜索。但是，仍然一无所获，甚至连一件疑似的有力物证也没有发现。结果，警方只能以这个十七岁少女数年前的记忆为依据立案。实际上，在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物证的情况下，立案的风险是巨大的，简直是如履薄冰一般。

福冈县警方首先立案并展开调查的三宗案件是，恭子陈述自己“被迫协助杀害”的小彩被害案、优贵被害案，以及“在隔壁房间看到杀人现场”的绪方誉被害案。

但是，关于静美、理惠子和主也的被害，因为恭子完全没有看到杀人现场，甚至连杀人方法都不清楚，所以警方最终也只好放弃立案。至于恭子的父亲清志，依据恭子的陈述也很难判断是“虐待致死”还是“疾病致死”，因此立案的可能性也只有五成。

然而，情况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机。曾被调查人员称为“铁面具”的纯子，突然改变了态度。在她被逮捕的半年之后即平成十四年（二〇〇二）十月，警方以涉嫌杀害绪方誉的罪名，对她发出二次逮捕令。纯子的态度旋即发生逆转。她说：“现在，我想把事实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她一改过去的沉默，转而开始回答警方的审讯。她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在松永的指示下，我参与杀害了家人，肢解那些尸体的也是我。”

据纯子的辩护律师说，绪方在被捕之后，渐渐地从松永的精神控制中解脱出来，并在冷静回顾整个事件的过程中，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心中的罪恶感，乃至于达到了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我要把一切真相都说出来，接受应有的判决。我也作好了被判处死刑的心理准备。”此外，促使她下定决心作出全面供认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根据恭子陈述所作出的起诉以及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有的与事实不符。对我的家人所产生的奇怪误解，也令我感到意外。考虑绪方家的名誉问题，我不得不说出真相”。

纯子开始供述之后，调查得以加速推进，针对松永的审问也步步加紧。和纯子一样，他也放弃了沉默，转而开始回答审讯。但是，他的供述内容和纯子的供词完全相反。他否认了对自己的指控：“关于七个人的死亡和分尸，我承认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我自己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没有动手。特别是对绪方一家人的杀害、分尸，全都是纯子她自己擅作主张，并亲自动手的。我，没有命令她，也没有诱导她。”

就这样，在“无尸密室大量杀人”案中，两名被告作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事件叙述。

平成十五年（二〇〇三）五月二十一日，在福冈地方法院小仓分院二〇四号法庭，公开审判在时隔约十个月之后再次开庭。从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庭审开始，连环监禁杀人案正式进入审理程序。

开庭当日，身形高大的松永穿着黑色风衣和灰色西装，双唇紧闭形成一条直线，紧锁着眉头进入法庭，匆匆地走上被告席。相比之下，身材娇小的纯子穿着白色外衣和蓝色裤子，神情镇静地走进法庭，步伐平稳地走到被告席上，并向法官鞠躬，然后坐下。两个人隔着狱警并排而坐，双眼都注视着正对面的法官，两条视线一次也没有相交。

在法庭上，两名被告的态度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审判长询问被告是否认同起诉事实的时候，纯子端坐在证人席前，挺直了腰身，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用非常平静的语调，指出有两处不同意之后，说“（整体上）没有错”，作出了大体认同的回答。但是，松永则用手撑着证人席的桌面，提高了嗓门喊道：“那是错的！”他把自己那张涨得通红的脸凑近了话筒，一边做着手势一边高声反驳，简直像是在举办个人演唱会一样，用一种非常浮夸做作的姿态，对控诉作出了全盘否认。

这一静一动的对比，在之后几乎每周一次的快节奏公开审判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纯子不管是面对怎样的审问，都冷静沉着地一一回答，把自己作为犯罪实行人而参与的每一个案件都生动如实地再现出来，并把自己在各次作案时的心理情绪也都作了自我剖析和如实的讲述。然而，松永则诡辩饶舌，口若悬河，乃至屡次受到审判长的警告。他不但否认自己参与了虐杀，甚至坚称自己在整个案件中都是无辜的，并且滔滔不绝地将各个事件的情节讲述得拖沓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