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后川流经福冈县久留米市安武町的广袤农田。农田地带的一隅，有一个村落，十五座房屋密集排列。在农村，这种光景并不少见。不过，这一村的居民一大半都是亲戚关系。不少房屋的大门或是玄关处，都挂着相同的姓氏标牌，也表明了这一点。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属于绪方家族，这里的居民三分之二都姓绪方。

村子中最好最气派的房子，是绪方纯子的父母家。他们家是绪方一族的正支本家，世代以种植生菜为业。纯子的祖父绪方继当过村议会的议员，父亲绪方誉是农协关联机构的副理事。母亲绪方静美同样出身于久留米市的农家，毕业于当地有名的高中。后来，她在村消防会议上和誉相识，并在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嫁到了绪方家。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二月二十五日，长女纯子出生。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一月二十六日，次女理惠子出生。

案件发生后，绪方家族的人都拒绝接受任何采访。我向非绪方家族的当地人询问的时候，每次得到的都是相似的回答：“绪方家族从来就没有不本分的人，也从来没有出过一个不良分子。”特别是纯子的娘家，更像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典范，一直维持着“严格”“保守”之类印象。

例如，和绪方誉关系亲近的一位久留米市议会议员是这样讲述的：

“誉纯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从来没有任何负面评价。工作上是务实型的，而且能力出众，他曾经为我的竞选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誉年轻的时候在民营企业工作，担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听说很有威望。静美作为贤妻良母也有口皆碑。据说，在誉刚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交口称赞，说他娶到了一个聪明而漂亮的新娘。誉自己也常常以家有贤妻而自豪。

一位与静美关系亲近、住得也较近的主妇，也作出了同样的描述。她说：

“反正，他们夫妇是非常本分的人。誉先生在农协的办事处任职，静美在一家私营企业的办公室工作。不过，在清晨和下班后，甚至是周日，他们还是要下田干农活，而且是一年到头地辛勤劳作。誉是位有威严的人，但对静美却是非常温和的。静美是位贤良的女子，善于相夫。绪方家的人都自视颇高，静美想必也相当不易，但她完全没有向周围的人抱怨过什么，无论何时都是言行得体的，毫无半点差池。”

这对夫妇勤勉如斯，两个女儿自然也受到良好而且严格的教养。据理惠子从小学时代一直交好的朋友回忆，她的父亲总之是非常严格的，两姐妹也都是真真正正的闺秀。她说：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去理惠子家玩。我们在二楼聊天，聊得正开心呢。突然从一楼传来她父亲的高声怒喝：‘你们几个，要是不学习的话，就都回去！’当时我被吓了一大跳，也非常害怕。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理惠子家里玩。她的妈妈也是很严格的，我清楚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她声色俱厉地责骂理惠子和纯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家人的印象就只有‘严格’。”

据这位好友说，相比较而言，姐姐纯子是更为本分的，不论校服，还是发型，都完全遵照学校的规定，是个真正的优等生。在学生时代，应当是连恋爱也都没有谈过的。和纯子比起来，理惠子是活跃的，也喜欢玩，但在父母面前还是很端庄文静的。当时，理惠子的朋友圈子中流行把校服的裙子改长，但只有理惠子说“怕被家里人责备”，所以她的裙子还是和原来的一样，只是在制服的飘带上加了一点修饰。

两姐妹从不叛逆，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纯子从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理惠子从职业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牙科卫生师。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她们姐妹俩都颇得好评。纯子曾经工作的幼儿园的前园长，对她不吝赞美之辞，说：“她对孩子们很温柔，对家长也很有礼貌，因此我可以很放心地把工作托付给她。”每个人都认为，她们俩一定会一如父母所愿，顺风顺水地度过美好的一生。

但是，因为一通电话，绪方家的命运骤然生变。

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〇）的夏天，纯子在短期大学读一年级。一天，她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她的高中校友松永太打来电话，说：“上学时，你借给我五十日元。现在，我想把钱还给你。”纯子倒是记得有一个叫松永太的学生，但他在别的班级，而且从来都没有说过话。至于说借给他五十日元的事儿，纯子在自己的记忆里寻来找去，也丝毫都搜索不到一点儿印象。但是，在电话里交谈的过程中，纯子不知不觉地有些沉浸于松永的巧妙话术中，渐渐地放松了自己的戒心。于是，当她听到松永说“我现在就会去你家附近，能见见我吗”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那个时候，松永继承了自家的被褥销售公司，一步走上了青年实业家的锦绣前程。他开着豪华轿车，英姿飒爽地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松永真是一表人才，身材高大，穿着入时，脸上浮着温和可亲的笑容。他们去了一家咖啡店，聊了聊五十日元的事情后，他温情脉脉地说：“实际上，我在翻看毕业相册的时候，注意到了你，被相片上的你吸引住了，就毫不犹豫地打了电话。”“你不是美女，但我非常喜欢你那一种质朴。”不过，松永的这些话反而引起了纯子的戒心，纯子对这番花言巧语毫无兴趣。那时，两人出了咖啡馆，立刻就分开了。

两个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大约一年之后。松永再次打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不见一面吗？”对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邀约，纯子没有果断拒绝，而是同意了。那天晚上，松永对纯子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和一个女孩正在认真交往，也在考虑婚姻大事。”他的意图，应该是要扰乱纯子的心境，让她心神动摇。但是，纯子本来就没有一丁点儿想要恋爱的情绪，因此也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听着松永讲述自己婚事。

但是，就在送纯子回家的路上，松永使出了强硬手段。他把车停在一处黑暗之中，突然侧转身子，迅速逼近副驾驶位，要亲吻纯子。“别这样！”纯子条件反射地抬手一挥，把一记耳光甩在了松永的脸上。松永马上老老实实地道了歉，态度也一下子变得拘谨、正经起来。之后，赶在绪方家晚上十点的门禁时间之前，他把纯子送回了家。

自那以后，两人就完全没有了联系。松永结了婚，纯子也有了一个关系亲近的男性朋友。但是，他们或许真的是被某种强韧的缘分给绑在了一起。两人第三次见面了。

这次也一如此前，松永打来了电话——“好久不见，能不能见一面呀”。那是在纯子二十岁那年的秋天。松永开着车，带着纯子去兜风。在回来的途中，松永或许是连哄带骗，或许是用了强迫手段，把还没习惯与异性相处的纯子带到了情人旅馆。两个人发生了肉体关系。纯子在法庭上讲述道：“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男女关系的经历。不论是接吻，还是性关系，都是第一次。”

两个月后，纯子接到松永的邀请，去参加圣诞音乐会。松永曾经放出豪言，说自己“不仅仅是商业成功，连音乐也是专业水准的”。据说，他组建了一个摇滚乐队，包下了久留米市内的大音乐厅。纯子兴致勃勃地赶到音乐会会场，却看到观众席中坐着松永的妻子，而且她有孕在身。后来，她回忆道：“当时，我看着他妻子的大肚子，心中受到极大震撼。”

对于这份违背伦理的关系，纯子怀着深重的罪恶感。然而，在那之后，她还是继续着与松永的私会。不过，松永的性情反复无常，他们的约会也经常被临时取消。即便是见了面，约会地点也总是情人旅馆。松永对纯子解释说：“我和她的这份夫妻关系不会有好前景的，所以我打算近期就离婚。但是，咱们俩的约会要是被谁看到，再被我妻子知道了，那就离不成婚了。”纯子质问他，如果关系不好，为什么还让她怀了孕？他一脸正经地回答说：“那个可不是我的孩子！”纯子知道，那明摆着就是骗人的鬼话，但就是鬼迷心窍了似的，心里充满着一种奇怪的情绪——“就算那样，我还是想见他！”于是，面对这个情绪无常、动辄爽约的男人，面对这个满口谎言却面不改色的松永，她选择了原谅。

关于当时的心境，她是这样讲述的：

“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这份恋情。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婚外情，而且他也绝对不是可以结婚的人，更何况我们家必定是要安排我招个上门女婿来继承家业的。但是，我也有一种对恋爱的向往，想在和父母选定的入赘对象结婚之前，体验哪怕只是一次的恋爱。自己对松永的爱恋越来越强烈，自制力也就越来越薄弱。”

松永也渐渐地用情愈深，与纯子的恋爱越来越炙热。他不再爽约，见面的次数也从每月一次变成了每周一次，而且频繁地赠送昂贵的礼物。约会地点一如既往地仅限于情人旅馆，不过，他对纯子倒是彻头彻尾地温柔以待，而且每次都会在门禁时间之前把她送回家。

松永每天都给纯子打电话，每次都会聊很久，而且在挂了电话之后还一定会再一次打过来，或是温柔地叮嘱“明天的约会地点是某某处哟”，或是轻声细语地说“我爱你”。起初的时候，纯子还觉得有点啰嗦。然而，那日复一日啰里啰嗦的甜言蜜语，渐渐地让纯子心神麻醉。她也越来越深深地相信“自己真真正正地是被爱着的”。

不久之后，松永渐渐开始和纯子谈论结婚的事。他说：“离婚之后，我希望你嫁给我”“我会辞掉工作，入赘到绪方家”“就算是要牺牲掉自己的人生，我也一定要和你结婚”。这些话，纯子全都信以为真。

她回忆道：“听他谈论离婚计划之类的想法，我的心也逐渐为之动摇。原来，我很坚定地认为，因为我们是婚外情的关系，所以是绝对不可能指望着结婚的。但是，我改变了初衷，放弃了那份坚持。于是，在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的暑假，我第一次和松永一起去宫崎旅行。在和松永相恋的日子里，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纯子对住在近邻的叔母说出了自己与松永的恋情。于是，这份婚外情在父母那里暴露无遗了。她遭到了严厉的训斥，被逼迫着立刻斩断孽缘。而且，她的叔叔察觉到松永在调查绪方家的资产状况，甚至还在调查静美娘家的资产状况。于是，他警告纯子说，松永其实是瞄上了绪方家的财产。尤其是静美，更是对松永心怀恐惧，雇用了私家侦探，展开对松永的调查。但这事被松永知道了。他冲着纯子大发雷霆：“你妈这是不信任我啊！”又逼迫着嚷道：“让我去见见你妈！”

纯子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安排了松永和静美的会面，地点定在佐贺县内的一家料亭[高级料理屋]。然而，松永表现得彬彬有礼，言谈得体。席间，他一腔热诚地表达了自己对纯子的爱，时而还说些轻松的笑话逗人开心，给静美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松永又邀请誉在料亭用餐，并且再一次扮演了优秀青年的戏码。就这样，在松永的怀柔策略下，纯子的父母彻彻底底地被征服了。纯子回忆道：“尤其我妈妈，对松永是十二分的中意，甚至完全地赞成我和他的交往。”

大约三个月后，松永以与纯子联名的形式，拟订了一份“婚约确认书”，表明“和妻子离婚，并与纯子结婚”的主旨，又在造访绪方家的时候，郑重其事地递交给纯子的双亲。松永许诺说，可以入赘到绪方家。对此，誉作了谨慎的回应，但静美则表现出极大的欢迎，甚至反而请求似的说道：“希望你尽快离开你的妻子，尽早和纯子在一起。”

然而，就在那之后，松永和纯子的关系却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松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纯子抱怨道：“我在音乐方面是极有天赋的，东京的一家音乐事务所邀请我加盟，但我不得不入赘到绪方家，无奈之下也只好拒绝了东京的邀请。”松永的话，让纯子感到了内疚。另一方面，他对离婚的事却态度消极，说：“我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得到了女方父亲在资金上的巨大支持。所以，尽管我想离婚，但其实是难之又难的。”

而且，暴力开始了。

当纯子提到自己以前曾经相处亲近的男性朋友时，松永突然神色大变，暴跳如雷地吼道：“你欺骗了老子啊！”纯子赶紧解释说，自己和那个男人绝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在和松永发生性关系之后，就和他干干净净地断绝了来往。然而，松永就是充耳不闻，只顾一个劲儿地斥责纯子是脚踩两只船。他抱怨道：“你其实早就不是处女了！第一次和我睡的样子，根本就是荒诞的表演！”然后，他又把那个男人叫到了酒店，带来自己的手下，在纯子的面前，动起了私刑。

对纯子的第一次施暴，是在车里。松永借着一点儿微不足道的理由，一下子就情绪激动起来，突然地踩了个急刹车，又命令纯子开车。纯子握着方向盘，却遭到松永的殴打。他用拳头捶打纯子的手臂，又脱下皮鞋，用鞋打她的头。之后，暴力迅速升级——拳打脚踢，抓着头发狠狠地拽来甩去，用五六册捆成一捆的“善邻”[善邻公司（株式会社Zenrin）是日本最大的地图信息公司]地图册用力地砸后脑勺。

他还命令纯子把所有日记都拿来，在酒店房间里照着日期逐日地检查，一边责问“这个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一边又拳脚相加。这样的施暴，起初是每周一两次，不久后就变本加厉了，乃至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说，他打破了绪方家的门禁时间规定，持续地对纯子施以暴力。

久而久之，纯子陷入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她认为是自己不好！

她回忆道：“起初，我认为自己本身的品行，并没有恶劣到必须要接受暴力惩罚的那种程度。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追问具体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被质问同一件事，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认为确实可能是自己错了。现在想来，这种心理正是松永的精巧话术诱导的结果。但在当时，我已经深信不疑地认为是自己不好。”

这是一种典型的受虐女性（家暴受害女性）的心理状态。当一位女性和她的丈夫或者情人置身于一种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封闭世界里，如果她被施加暴力，并被教训说，“你是错的！所以我才要这样对你”，那么女性一般情况下会被灌输进一种自我谴责的情绪。她的自尊心会被摧毁，逐渐在心里生成这样一种自我印象：“自己挨打，也是理所当然的。”渐渐地，受害者会失去抵抗的想法，忍受着严酷的暴力，并顺从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受害者的自我规训得以完成。

松永熟知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并以极其冷酷的手段，实现了对纯子的极其完美的操控。

连续数日的暴力和谩骂，折磨得纯子体无完肤，精疲力竭。之后，他又强硬地要求在纯子的身体上留下烙印和纹身。而且，每一处都是同一个字——“太”。这件事发生在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的年底，是他们开始正式交往后的第三年。

当检察官问到烙印的时候，纯子果断地回答说：“最后我自己是同意了的，我认为可以说是我本人的想法。”但是，那不可能是她自己作出的积极性的、主动的要求。纯子因为与男性朋友的关系而遭受暴力的时候，仿佛是要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反复向松永恳求道：“求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我。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在情人旅馆里，松永说：“如果你那么爱我，那么想让我相信你，应该不介意我在你身上打下‘太’字的印记吧？！这点事，应该能做到吧？！”纯子沉默着点了头，脱掉衣服，裸露出身体。松永把点燃的香烟，紧紧地贴近了纯子右胸的皮肤，灼热的烟火缓慢地移动，烫伤的痕迹画出了一个“太”字。几天之后，在情人旅馆里，松永把赤身裸体的纯子狠狠地暴打了一顿，又命令道：“好了。躺下！”然后，他在纯子右大腿根部的外侧，用安全别针和墨水，细密而深刻地纹了一个“太”字。

关于这个纹身，纯子坚称自己并没有同意。她说：“这个纹身，是在我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被刺上的。”但是，如果纹身是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完成的，那应该是因为她当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力气。纯子后来讲述道：“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身上留下伤痕就等同于丧失了未来的希望。”

不仅如此，松永还命令纯子挨个地打电话给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并且一定要她以某种方式故意激怒对方。在纯子打电话的时候，松永总是在她身旁，耳朵紧紧地贴近话筒，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在纸上写下用于回答的话，并让纯子照着纸条读出来，朝着电话那头骂出污言秽语。纯子后来回忆道：“那些话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但我还是说了出来。”这些电话招致家人和亲戚们的不满，也使她不得不和朋友们逐渐地断绝了往来。

上文提到过的朱迪思·L.赫尔曼博士所著《心灵的创伤与恢复》一书中谈到：把一个人奴隶化，就是系统性地施加心理创伤，反复造成心理上的伤痛。其必不可缺的条件，则是受害者的无力化和断绝化。也就是说，不仅要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而且必须断绝一切人际关系。

赫尔曼博士接着叙述道：“只有让受害者自己亲手破坏掉自己的伦理原则，自己背叛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的关系，心理操控的最终阶段才得以完成。”显然，松永对纯子所采取的操控手段，与之完美契合。

在度过那个短暂而快乐的暑假之后仅仅半年，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的一天，纯子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因为贫血而晕倒了。贫血的诱因是心理疲劳和睡眠不足。几天后，她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吃下安眠药之后，用剃刀割腕，又把手腕浸在盛着水的桶里，睡着了。所幸，家人发现得早，纯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捡回了性命。

纯子正是要通过自杀这一终极手段，让自己从松永的魔爪中获得解脱。但是，她在讲述自己自杀的原因时说：“我被迫给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不得不招致他们对自己的厌恶和嫌弃。我担心自己的存在会让他们就这样一直地苦恼下去，我自己也因此而憎恨自己的存在。”总之，尽管是遭受了如此凄惨的非人对待，她仍然没有憎恨松永，而是自我责难。而且，因为家暴而被深深植入她心底的那种自我厌恶感，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以至于将自己逼迫到要自杀的心理状态。

纯子自杀未遂。但是，松永并未因此而反省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相反，他竟似深刻自省地说：“是我太放纵她了！必须要进一步严加管教。”于是，大约半个月后，在纯子要出院的时候，松永向誉和静美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如果对纯子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说不定她还会自杀，还会更加堕落。所幸她会听我的话，因此请把她托付给我。我会负起责任来的。”

不知道誉和静美是否听信了他的话，恐怕也举棋不定过吧。起初，他们对于纯子刚出院就要离开家的提议是面露难色的，但最终还是被松永说服了。他们在发现女儿割腕而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都要求救护车不要鸣响警笛。可想而知，在意世间体面以至于此的这对父母，自然也会担心纯子回来后是否会再一次引起骚动。或许，这一心理上的薄弱之处被松永看穿了、抓住了，又被他用巧妙的说辞一举突破。

出院后，纯子不得不坐上了松永的车，被他直接从医院带到了三潴郡大木町的一处公寓。那里是松永的公司宿舍和储藏室。在那里，纯子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居生活。也正是在那里，她又一次掉进了松永的暴力地狱。松永每天都会来这里。他一边殴打纯子，一边责骂道：“你给我好好想想，自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如果警察来调查你自杀的原因，也一定会传唤我的，一定会对我不利”，等等。而且，他还恫吓纯子，说：“如果我们的外遇关系被我妻子发现了，你可是会被索要精神赔偿的。”此外，他甚至还用拍立得相机，拍下性交时的姿态。半个月后，他命令纯子辞掉了幼儿园的工作。从那以后，纯子在经济上也被逼迫到了不得不依赖松永的境地之中。

而且，松永更是进一步逼迫纯子从父母家脱离了户籍。

纯子拿着一份文书，久违地回到父母家。那份文书的宗旨是“和纯子断绝关系，从今以后，各不相干”。纯子把文书交给父母，威逼道：“请在文书上签字，并承认我脱离户籍。”面对这样一份脱籍文书，无论誉还是静美都强烈反对，但纯子还是遵照松永的指示，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承认我脱离户籍的话，下次我就真的自杀给你看，或者是去泡泡浴[提供女性按摩等特殊服务的洗浴场所]上班。”这个恫吓，毫无疑问地给誉和静美造成了百万吨级的杀伤力。两个人不情不愿地同意了纯子脱离户籍的要求，并向亲友邻里解释道：“纯子实属无可救药。因此，我们决定将她从户籍中除名。”

于是，纯子彻彻底底地断绝了自己与家庭、社会的关联。

不过，松永究竟为什么执着于控制纯子到这种地步呢？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尚且无法看出松永的意图。在法庭上，纯子曾被多次问及脱离户籍的原因，但她的回答一直是“不知道”。

这真的是只有松永才知道答案。但是，即便是从松永的供词中，也依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意图。松永的陈述和纯子的话大相径庭，分歧集中于纯子和她母亲静美的关系。他一边再现当时的对话，一边细致地讲述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他说：

“她的父母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纯子就对我说：‘我们无论是继续来往，还是从此分手，我都希望你能见一次我的父母。’于是，纯子、静美和我，三个人约在料亭会餐。当时，静美和我性情投合，相谈甚欢。一个星期之后，静美打电话来，叫我去一家咖啡馆。那天，静美也没化妆，还穿着工作制服。我说：‘这和在料亭的时候可是大不相同啊。’她回答道：‘那是当然。我通常也都是在工作的。’她又对我说：‘你和纯子的交往，她父亲和爷爷都反对。所以，希望你不要再和纯子见面了。’我回答了一句‘明白了’，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周，静美又打来了电话，约我晚上九点左右在公园见面。之后，我们去了情人旅馆，有了肉体关系。主动的一方是静美，是她积极地引诱我。在那之后，我们以每周一次的频率私会，大体上每次都发生了肉体关系。”

这个供述简直是太骇人听闻了。在静美已不在人世，无法听取静美证词的情况下，松永竟然单方面地宣称自己与静美之间有着男女关系。但凡认识静美的人，无论是谁都完全无法想象。

在法庭上，纯子作出了与松永供述有所不同的陈述。她说自己在自杀未遂之后，听松永说：“你的母亲假装担心你，实际上却是来找我的。”听了这话，她对静美感到十分厌恶，并在日记中写道：“我讨厌我们的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在当时，纯子连做梦都想不到松永和静美之间竟然有肉体关系。现在，她冷静地想一想，根据松永的性格足以推测到，必然是松永主动勾引静美发生肉体关系的。纯子甚至全面地维护着静美，说：“松永是个把女人当成工具的人，我认为他们的关系一定不是你情我愿的，而应该是通过强奸的形式才发生的。”“即便母亲在和松永的关系中，哪怕是在一瞬之间感受到了作为女人的愉悦，那我也不会憎恨她。”

检察官在认同松永和静美之间有男女关系的基础上，也主张“强奸”的说法。他在开场陈词中讲道：“（松永）正是利用了静美担心纯子未来的心理，提议在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商量分手的事，于是把静美带到情人旅馆，二人才发生了肉体关系。”但是，这一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正因如此，松永利用死无对证这一点，在证人席上理直气壮地大放厥词，说：

“爱情与年龄无关。这也正是爱情的致命危险。我喜欢静美，也喜欢纯子，所以我分别和她们两人同时交往。”

接下来，他把已经不在人世的静美作为关键人物，展开了诡辩，试图一个一个地推翻纯子的证言。例如，关于对纯子施暴一事，他与自己的辩护律师进行了这样一番问答。

辩护律师：“自从你开始与被告绪方交往的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十月，直到被告绪方企图自杀的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为止，你是否对被告绪方使用过暴力？”

松永：“是的，有过。”

辩护律师：“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暴力的？”

松永：“最多的，是因为纯子的男人的事情。”

辩护律师：“你怀疑被告绪方的男女关系的契机是什么？”

松永：“我从静美嘴里听到了很多事情。每次我和静美去情人旅馆，她都会对我说‘你呀！被骗了哟！’‘纯子还有别的男人呢！’之类的话。我就去质问纯子了。当然，我不能说这是静美告诉我的，所以就这样问她：‘我自己查过了，你是不是有一个正在交往的男人？’她否定说：‘绝对没有。’我不知道她们两个之中谁说的是真话，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纯子在欺骗我，所以我才动手打了她。”

辩护律师：“像这样因为绪方和静美说法不一致而使用暴力的次数有多少？”

松永：“五六次。当我把从纯子那里听到的事告诉静美时，她会说：‘那不是真的。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心在作祟。我彻底被搞蒙了，真不知道该相信谁。”

松永说他才是受害者，因为他在精神上已经被三角恋逼到了绝境，迫不得已才实施了一些暴力。在松永的其他供词中，也处处贯穿了这种受害者意识，“我是被静美给玩弄了”。松永的供词总结如下。

·关于婚约的拟订

“静美恳求我写一份与纯子的‘婚约’，因为她说：‘纯子的爸爸开始怀疑我们的关系了，所以你要跟纯子的爸爸说自己要和纯子结婚。’我猜静美的真正打算是，如果纯子拒绝签字，那么我和纯子就会分开，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独占我了。但是，纯子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所以，静美在情人旅馆对我抱怨说：‘纯子已经彻底被你迷住了呢。我们的事如果被她发现了，那可怎么办啊？’我对她说：‘也许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见面了。’但静美马上就说道：‘如果真被发现了，那就到时候再看吧。’看样子，她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做好了心理准备。”

·关于照顾自杀未遂后的纯子一事

“我接到静美打来的电话，听她说是纯子自杀未遂，于是立即直接赶到医院。当时，静美担心纯子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关系。在出院的那一天，誉说：‘我不能再把纯子留在家里了，你替我照顾她吧。’静美也在他身边深鞠一躬，说：‘恳请您照顾纯子。’而且，静美还趁着誉不在场的时候，对我说：‘我已经没法再让纯子这样做那样做了。我和你明明是已经有了男女私情，又怎么能以母亲的身份对纯子说教呢。我不能再和纯子有任何瓜葛了。’然后，她还是恳求我，希望我照顾纯子。”

·关于纯子脱离户籍一事

“即使在我负责照顾纯子之后，我仍然保持着和静美的关系。有一天，静美在旅馆里问我：‘我想写一份字据，声明和纯子断绝母女关系，这样我自己就可以什么事都不闻不问了。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我回答说：‘不错是不错，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静美给出的理由是：‘纯子的爸爸非常担心你和纯子的关系被T先生（松永的岳父）知道，害怕他会到我们家来兴师问罪’，但如果有了这份字据，到时候就可以为自己辩护说‘纯子已经和我们断绝关系了’。”

至于纯子身上的烙印和纹身，松永坚称那是纯子本人积极而且主动要求的。

松永说：“一天晚上，纯子对我说：‘我想要一个爱的印证，可以证明我们对彼此的信任。’那一瞬间，我着实吓了一跳，说：‘啊？你的意思是说要生一个孩子吗？我岳父可是个厉害的主儿，那样的话可就糟糕了！’纯子便拿谷崎润一郎的《卍》打了个比方，说在女人的身体上纹上纹身就是爱的印证。我满怀感激，拥着纯子说：‘那样的话，你可能以后再也不能有别的男人了。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一定要照顾你一辈子。’第二天，我跟一个熟人学会了纹身的方法，然后在纯子的大腿上纹了一个‘太’字，作为爱情的结晶。在那之后，纯子又说，‘太’字的这个纹身看起来像一只蝴蝶，而她想要一个更明显的印记。于是，我说：‘我对纹身还是不在行。要是那样的话，不如烫个烙印吧？’纯子立刻高兴地回答道：‘嗯！好呀！再烫个烙印吧！’我建议用香烟接近皮肤，用烟火的灼热烫出烙印，而她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感。纯子说她先是烫了烙印，但其实是纹身在先。”

松永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的，只剩下了松永的口供笔录。关于他的“人生信条”，松永是这样叙述的：

“一直以来，我都把至今为止发生的事情全部推给别人。我自己是绝对不会亲自动手的。因为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要承担责任。即使计划能够顺利进行，那份成功也未必能持久延续。我的人生信条中，绝不存在‘我自己必须要承担责任’这一条。（中略）我仅仅提出建议和意见，这样就足以占尽好处了。即便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以至于要被追究责任，那我自己也不会被追究，因为我不是作出决定的那个人。如果极有可能要被追究责任，那我就溜之大吉。我往往会根据事态的发展，推演整个过程，预判各种演变可能和结局。也就是说，‘利用他人而自己也不会被追责’，此为一石二鸟之计。”

补充说明一点：口供笔录是涉案人员针对检察官或警察的提问所作回答的概要性记录，而且最终需要供述人核实内容并签字同意。这意味着，松永的口供笔录中所记载的向审讯者讲述的“人生信条”，是经过他本人核实和确认的。

毋庸置疑，这份供词足以成为一个有力证据，用以研判和推断他后来所犯下的连环杀人案的思维、行为模式。或许正因为此，检方也非常重视这份口供笔录，并特意在法庭上作了宣读。

可是，松永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份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呢？有一种说法在记者之间广为流传，但真假莫辨。检方掌握到松永极其迷恋女色这一情况，所以在对松永的审讯中打出“最后的王牌”，起用了一位年轻的美女检察官。结果，松永竟然真是忘乎所以似的，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他的人生哲学。这段供述，让检方高层兴奋不已地叹道：“为了能让他说出这一番话，我们付出太多的辛苦了！”不管传闻如何，但松永对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作出了如此深入的解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将来也不可能再有的。

他之所以会秉持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是因为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装的人生”。

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四月二十八日，松永出生在北九州市的小仓北区。父母经营着一家榻榻米店，他是家中的长子。在他七岁的时候，父亲为了继承被褥销售业务，举家搬迁到了老家柳川市。

我去了那里作调查，但松永的家人和亲戚都拒绝接受采访，所以关于他童年的信息非常少。不过，从教过松永的老师们的询问笔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松永就读于公立小学，学习上也不怎么努力，但整个学年下来的成绩几乎所有科目都是A。他曾多次担任年级学生委员长，还当过校学生会的干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并以较大分差战胜三年级学生，摘得桂冠。此外，他在整个初中时期都担任男子排球部的队长。但是，他虽然取得了那些绚丽夺目的成绩，却绝对没有给任课教师们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的初三班主任在笔录中作出了如下评述：

“他爱表现自己，是个独断专行的领导型人物。他声音很大，不容置喙，总是给人以一种威慑感。动辄大吹特吹，说什么‘我随时都可以联系到松下幸之助’之类的话。总是谈论股票、赚钱之类的话题。他纠集了一帮小喽啰，指使他们干坏事。当我想去家访时，他总是推托说他家也没什么可聊的，结果就一直也没去成，所以也不清楚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初中毕业后，他进了一所县立高中，和纯子同校。高二的时候，他参加竞选学生会的风纪委员长，并成功当选，但后来因为被发现有“动机不纯的异性交往”，在三年级时不得不转学到另一所高中。但是，他在那所高中里，竟然又担任了风纪委员。

高中毕业后，他立即入职于福冈市内的一家糕点店。但是，他只干了十来天就离职了，转而开始帮助打理自家的被褥生意。几年后，他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的实控权，随后把店名从“松永商店”改为“World”，又在三年后变更为有限公司，将位于柳川市内的自己家作为总店。他结了婚，并生有一子。又过了两年，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他在周围只有水田和瓦房的自家宅基地上，新建了一栋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小楼（总建筑面积为一百四十四坪）[一坪约为三点三三平方米]。一楼是他父母和松永家人的住所，二楼是办公室和产品展示区，三楼是社长办公室。那时，他在柳川的一家料亭举办了盛大的乔迁喜宴，邀请了大约两百位客人。这，是在纯子自杀未遂之后两个月时的事情。

第二年，他设立了World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即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五百万日元。作为一家株式会社，这种资金规模无疑是很小的，但公司登记册上却罗列着十七种业务范围，涉及贸易、矿产开发与加工制造、广告与出版、木材、海上运输、保险代理，以及医疗设施、体育设施、餐饮、旅店经营等等诸多行业和领域。其中，贸易业务的经营品种甚至还包括了钢铁、石油、船舶及飞机。这简直就是一家大型商社。这也难怪，因为当时松永把一份三井物产[日本著名综合商社]的登记簿复印件交给司法书记员，并拜托他：“请您作一份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业务项目列表。”

但实际上，World公司的所谓业务无非是一种反复进行商业诈骗的“自行车操作”[“自行车操作”指一种危险的企业经营方式。企业将大部分收入，甚至是还没有入账的预期收入都用于再次投资、周转以及贷款抵押，一旦收入断流则必将引起资金链的断裂，导致债务无法偿还，最终直接宣布破产。所以，某些企业出于保证收入的目的而不得不接受风险较大的生意，就好像是骑自行车时一样，必须不断地蹬踏板，一旦停止，那么自行车必然倒掉。]。而且，松永对待员工也是极尽恐怖之能事。例如，使用空手道劈、十字锁喉、电击的手段施加暴力，宣称自己背后有黑帮支持，对员工进行恐吓，对失误员工进行罚款，等等，借此来控制公司员工。此外，他还让员工去联系和自己同校的毕业生、老师，以“公司库存积压，可能因此破产，所以请务必帮忙”之类的理由，欺骗他们购买昂贵的被褥套装，从而攫取暴利。

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可以说是松永将其欺骗的天分发挥到了极致。他故意接近被World公司员工欺骗的受害者，装作一个满怀善意的人，将受害者拉拢过来。平成十四年（二〇〇二）九月二十五日的《读卖新闻》援引了当时一名员工的证词，传为一则轶事。事情是这样的：

该员工的校友中，有一名男子签署了被褥购买合同，但又迟迟不愿付款。于是，松永领着好几个员工去了那名男子的家中。然而，对那名男子破口大骂的都是那几个员工，松永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但是，松永在突然之间，精神亢奋地站起身来，大声叫道：“你的身后有一个鬼魂，正在吸走你的运气！”紧接着，又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一串黑色佛珠，闭上眼睛，紧锁着眉头，一边对天叩拜，一边念咒似的在嘴里嘟嘟囔囔，说着“轮回”“转生”之类的词。那名男子浑身颤抖，一脸惶恐地说：“我真的是被鬼魂附身了吗？”松永便重重地点了点头，开始询问他的烦恼：“你最近有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

那名男子就说自己没有工作。于是，松永说：“那么，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然后就把他强行带回公司，关进大楼后面的一个木屋里。那个屋子其实就相当于是个“章鱼罐”，专门用来监禁被“生擒活捉”的员工。接下来的两年里，该男子被迫在那个“章鱼罐”里过着凄惨的生活，同时还要不断去推销昂贵的被褥套装。

就是这样，松永在经营World期间，至少巧取豪夺地赚了一亿八千万日元。

和赚钱齐头并进的是，松永一直倾注心血于和女人的交往。据其本人的供述，即使是在和纯子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也有十个左右的情人。松永的想法是，广泛撒网，到处勾引，只要其中有几个女性上钩就可以。纯子的一位同事就曾被松永搭讪过。以下笔录即来自这名女子。

纯子从幼儿园辞职后，我接到了松永打来的电话。他说：“我已经和纯子分手了，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他的语气倒是非常温柔，但我一想到他实际上是刚和纯子分手就盘算着拿我来当替换品，就有点生气，于是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和这种人交往。他自己说，他是在东京的娱乐圈工作的。我觉得他确实很出色，所以也没觉察出他是在撒谎。

他的套路是先搭讪，然后如果觉得那个女人对自己有一点感兴趣，就会不择手段地勾引她。以下证词同样来自World公司一位前员工（《读卖新闻》，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天深夜，松永敲着床头叫醒了World的员工们，然后非常突兀地向大家宣布：“喂！我们要成立一个乐队啦。你们会不会演奏乐器？如果不会的话，那么现在就要开始努力训练！”然后，他花几百万日元购买了专业的乐器和音响设备，把办公室改造成录音棚，并开始对松永乐队搞起了严苛的突击训练。松永是主唱，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旋律，他都会唱成尖叫似的高调。乐队中有人提醒他“走调了”，他马上就涨红了脸，开始对那个人拳打脚踢，并高声喊着：“你们，都跟着我唱！”惊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首场公演是在特训开始后的一个月左右，正值圣诞前夜。演出是在一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大音乐厅举行的，但在赠送完门票之后也只是来了五十个人左右。演奏者中的有些人，最终也没能学会演奏，只是装模作样地比划着，但他们因为害怕松永，所以只好装作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松永本人穿着一身绣了金线的暗红色西装，站在台上放声高歌，还在一曲终了之后煞有介事地向观众挥手致意，高声喊着：“这是最棒的圣诞夜！”他将炽热的目光投向了一名年轻女子——那是松永当时正疯狂迷恋着的对象。松永在得知她喜欢音乐之后，便施展出花言巧语的本事，吹嘘说“我现在就在玩乐队”。因此，他必须要把谎言变成现实。

根据前文中引用的纯子的证词，她也被邀请观看这场音乐会，松永怀有身孕的妻子也去了现场。那个时候，纯子刚刚和松永发生肉体关系，并爱上了松永，所以当她看到松永怀着孕的妻子时，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在场的其他情人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吧。然而，当松永把目光投向新欢，恐怕是已经完全不在意其他情人到底会作何感想了吧。这些女人被松永玩弄于股掌之间，又惨遭伤害，却还是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任由自己变成了松永的后宫玩物。而且，这些女子也和纯子一样，随着关系逐步加深，遭受了暴力。松永的妻子A女士自然也不例外。

平成四年（一九九二），A女士和松永离婚之后，一个人带着儿子离开福冈县，躲了起来，过着安静的生活。她对我说：“直到现在，松永的那张脸都时不时地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有的时候是一张温柔的脸，有的时候是一张恐怖的脸。他的眼神和脸色总是说变就变……”据她说，和松永一起生活的十年，简直是坠入地狱一般的日子，充满了残酷的暴力，还要忍耐他不知其数的出轨。

她说：“我比松永年龄大一些。刚认识的时候，他是高中生，我已经步入社会了。我下班后是坐公交车回家的，他每天都会在车站等着我。起初的时候，我以为那就是一个年少的男孩，在一时兴起之下做出了有些可爱又有些幼稚的行为。但他那样日复一日地，也着实让我心里挺开心的。有一天，他一脸悲伤地对我说：‘我进了一个黑社会组织，现在要去刺杀另一个组织的成员，以后可能都见不到你了。’突然听到这样的话，觉得以后都不可能再相见，我顿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

就这样，A女士完全陷入了松永的话术之中。

开始交往之后，松永就给她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梦想。A女士回忆道：“总之就是自信满满的，而且尽是说些了不起的大事，让人心怀梦想。”经过三年的交往，她在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接受了松永的求婚，并在第二年生下长子。

但是，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松永的暴力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一丁点儿的小事，她就会被打，被踢，被揪住头发拖来拽去。最开始的时候，松永每次施暴之后，还会说“以后绝对不会再打你了”之类的话。但是，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每当A女士被打受伤，松永都会派World的员工去买药回来，但他本人却非常地冷漠，甚至有时还会在她正哭着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给别的情人打电话。她也不是没有想过逃跑，但一想到带着年幼的孩子逃跑，想到那些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就每一次都踌躇不前了，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宁愿自己忍受这一切，也不愿孩子被夺走。”

松永甚至毫不在乎地对妻子讲自己的外遇。

她说：“我知道，他口中提到的女人都和他有那种关系。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一起泡澡，然后他就去情人那儿，直到早上才回来。他会告诉我说‘要去某某的公寓’，然后就离开了。他甚至向我炫耀说，自己对经营轻食酒吧的母女两个都下了手，而且那一对母女都迷恋着自己。他还给我看了一封那个女儿写给他的信，信里说：‘你是我妈妈真心爱着的人，所以我决定放弃。’起初，我还恳求他别再去和别的女人见面。但是，渐渐地，我就变得麻木了，那种痛苦的感觉也消失了。”

据A女士说，她也知道绪方纯子的存在。事实上，她曾经和纯子在同一所公立小学上学，还是很要好的玩伴。后来因为A女士迁居别处，两个人才渐渐地没有了来往。当松永频繁提到“住在久留米市安武町的绪方纯子”时，她就知道“那个纯子已经成了自己丈夫的情人”。

纯子在出院后不久，就成了World公司的一名职员，住进公司的事务所。公司事务所共有三楼，A女士住一楼。但松永禁止A女士上楼，所以她也不知道纯子住在那里。有时，她会在大楼门口遇到纯子，但没有意识到那个人就是纯子，只以为是个新职员。纯子称呼她为“少夫人”，总是彬彬有礼地向她问好。

但是，有一天，她听到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说：“那件事还是得问办事员绪方女士啊。”她吃了一大惊。因为这个名字和自己被告知的不一样，她便问了松永，这才知道绪方纯子就住在事务所。

A女士说，她还目击了纯子被施暴的场景。

“每当我听到上面响起砰砰的声音，就知道是松永又动了手，就会感到非常害怕。这种手段叫‘踵落’[原本指格斗技中足技的一种，也称斧踢或下劈，具体动作是将腿快速举过头顶，然后用脚后跟砸向对手]，就是让人跪坐着，然后突然用力地把脚后跟砸在跪坐者的大腿上。不久后，若是我在门口遇到员工或纯子，就会看见他们走路摇摇晃晃，像要摔倒似的。”

后来，纯子开始进出位于一楼的松永家，当着A女士的面，她也会被松永施暴。

A女士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为什么要那样默默地忍受。我在挨打的时候，一定哭得很大声，大到邻居们都听得见。但是，纯子既没有哭，也没有哀求他‘别打了’，只是咬紧了牙关，默默地忍着，顶多就是偶尔从牙齿缝里漏出‘呜’的一声。松永的殴打手段也很不寻常，甚至打到自己会说‘打你打得我的手疼’，然后更是加倍地、持续地殴打。”

纯子的证词也证实了当时的暴力行为。有一次，纯子去购物时没有带够钱，松永就当着A女士和孩子的面，对纯子拳打脚踢，抓着头发把她的头摇来摇去，还把蛋黄酱挤到厨房的地上，对她命令道：“把它舔干净！”然而，纯子毫不反抗，只是顺从地舔着地上的蛋黄酱。A女士则拼命地向松永哀求说：“请不要在孩子面前这样！”

纯子可能是后背被棒球棒打得很重，或者是腹部受到膝盖的大力撞击，总之她伤到了胰脏，痛苦难当，最后被送到医院。当时，主治医生发现纯子身上有多处淤青，觉得非常可疑，便报了警。柳川警察局的一名警察来到World公司大楼。警察要求松永去一趟警察局，松永跟A女士说了句：“我去趟警察局，马上就回来。”然后，就离开了。

那个时候，A女士确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被逮捕，在心底暗自庆幸：“啊！这回终于要结束啦！太好了！大家都会从暴力中解脱，可以回到平常的日子了。没弄出人命来，真是谢天谢地了！”但是，几个小时之后，松永就一脸没事人似的回来了。

平成四年（一九九二）一月，A女士终于下定决心要逃离松永。之所以作出了最终的决定，正是因为家暴。那一次是正月的时候，他们一家回老家省亲，她在自己家人的面前，遭到松永恶狠狠的一顿毒打，脸都被打肿了。

A女士的父亲一直怀疑松永在性格上有严重的问题，甚至在他们结婚之后也不信任松永。所以，松永从未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的粗鲁行为。但是，她的父亲一去世，松永就肆无忌惮了，甚至在她的娘家也开始面不改色地施暴。结果，这引起A女士在心态上的变化：既然自己遭受家暴的事情已经被家人知道了，那就不用再忍受下去了。

A女士带着孩子逃出去，直接跑进警察局，提交了家暴受害申诉书。随后，她被安置暂住在妇女权益咨询机构的福利设施。松永则拼命搜寻妻子的去向，甚至试图通过居民登记表去追踪他们母子的下落。不过，市政府作了特别安排，孩子得以在没有迁转居民登记表的情况下转学，母子俩因此侥幸逃过一劫。随后，她向法庭提交了离婚调解申请。大约两个月后，松永也同意了离婚。

十年之后。松永成了连环监禁杀人案的被告，但又对被控罪行作出全面否认。关于自己的前夫，A女士说：

“他总是说‘我就是现世的救世主’，但每个遇到他的人都陷入了不幸的深渊。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会死人的。然而，那个松永是根本不可能认罪的，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即便是人死了也完全无所谓。如果一个人总是说谎，一个谎言叠着一个谎言的话，那么他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把那些谎言当成真实。他一直说‘自己没做过’，就这样说着说着，连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像他那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有第二个吧！”

关于同样作为被告的纯子，A女士说道：

“说实话，我觉得很对不起纯子小姐。因为在World公司的时候，我没能帮上她。只有一次，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对她说了一声‘对不起’。或许，我还说过‘逃走吧’之类的话。但是，我心里想的，终究还是祈求灾难不要降临在我和孩子身上。因为我逃掉了，纯子作为松永的伴侣，就坠入了不幸的深渊。转念一想，如果当时我没有逃跑，很可能会像纯子那样杀死自己的家人。我常常会想起孩提时代的纯子，想起我们一起玩耍时的那种纯真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