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志死后，成为第四个金主的是清志好朋友的前妻，名叫宫田贵子（化名）。

松永第一次去清志好友家拜访是由清志陪同的，那大约是在清志被监禁的半年后。当时，清志还勉勉强强地充当着金主的角色，也曾向这位好友借钱。松永应该是预料到清志很快就要弄不到钱了，便让清志把好朋友介绍给自己，以物色新的金主。

松永这样向清志的好友夫妇介绍自己：“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叫村上，是河合补习班的教师。”清志马上在一旁插嘴道：“这位村上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现在屈居补习班做讲师，但他可是将来一定会成为物理学家的天才哟！”根据贵子的口供笔录，那个时候，她不仅赞赏松永的个人经历，而且对他谦虚和蔼的态度怀有好感。

此后，松永又和清志、恭子一起去这位朋友家拜访，并向贵子赠送礼品，夸赞她的衣服和容貌，借此来引起她的好感。渐渐地，他获取了贵子的信任。贵子甚至还偷偷地向松永抱怨自己婚姻生活中的不如意。

那年的圣诞节前夕，松永第一次约贵子私会。松永唇齿流蜜似的说：“真希望能在二十四日那天和你见面，一起用餐。这次稍稍提前了几天，有些遗憾，真是抱歉。”贵子心思单纯，天真地心生喜悦，还把agnès b.[法国时装品牌，以自然、简约的风格著称]的情侣手表送给松永，作为圣诞礼物。松永脸颊潮红，开心地说道：“这么贵的东西呀！谢谢你！”

松永对贵子说：“我的祖上是广岛村上水师[活跃于日本中世纪的海盗团伙]的统帅。”“现在在补习班当教师，月薪大约是一百万日元。不过，如果租下一座校舍，给补习生集中授课的话，就会有更为可观的收入。”松永巧舌如簧地一个谎话接着一个谎话，贵子却听得入迷，深信不疑。第二次约会时，他们去了情人旅馆。在那里，松永又自编自导了一出戏。他打开酒红色公文包，取出一盘录像带，用宾馆房间的录像机播放了起来。在播放到关于相对论的NHK教育节目时，松永亲自上场，热情地讲解起了相对论。贵子顿时对松永钦佩至极，说道：“不愧是京都大学的毕业生，到底是将来会成为物理学家的人啊！果然有非凡的学识！”

松永又若无其事地指着公文包说：“这个包是我哥哥送给我的。我哥哥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院，在东京当医生。”贵子听了，愈发地肃然起敬，说道：“您哥哥也是那么优秀啊！东京大学毕业，而且还是位医生。多么了不起的精英之家啊！”

在清志死亡的上一个月，松永在和贵子一起兜风的途中向她求婚：“和我结婚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贵子感动极了，马上就答应了。一个月后，贵子带着三个孩子回了父母家。又过了三个月，贵子与其丈夫协议离婚。

但是，松永的态度却突然生变。他对贵子说，自己辞去了补习班教师的工作，转而从事小说创作，因此没有钱了，希望由贵子垫付筹备婚礼的钱。当时，贵子已经深深地陷入盲目的爱情之中。她说：“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定支持你。你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我可以去兼职陪酒赚钱。你只管专心写你的小说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之后，她通过消费贷借了二百五十万日元，全都给了松永。然后，松永对贵子说：“女人在离婚之后，要过半年才能再婚。”以此为借口拖延结婚。不过，他最后还是以贵子的名义在小仓南区租下一套公寓，开始了和贵子的同居生活。但是，当时松永说：“你的前夫一直都疼爱你们的大女儿，那就把她交给她爸爸吧。”又说：“你的大儿子要上备考升学的补习班，那就送到你父母家吧。”这样，松永只让她带着当时年仅三岁的小女儿。而且，在开始同居生活的第二天，松永就带来纯子和他们的孩子，对贵子说：“这是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因为一些很不幸的事而不能回自己的家。你就暂时让她们住那个大一点的房间吧。”然后，就把贵子赶到了里面的那个小房间。

松永本性的暴露，只是时间问题。

松永会突然地对贵子的脸上扇一巴掌，扯着头发使劲摇晃她的头，扯破她的衣服。他让纯子拿来通电工具，一整夜里持续地给贵子通电，直至清晨。贵子的肌肉剧烈地痉挛，手脚、腰部、头部畸形地扭动。看在眼里，松永一脸的愉悦，嘿嘿嘿地怪笑。有时，松永就在贵子的眼前给她的小女儿通电，还把孩子倒着拎起来，用力地摇晃。

贵子往往只能睡上几个小时就要去上班。那时，她被威胁道：“如果你逃跑或者报警，我就会伤害你的孩子。”而且，松永让她仅仅随身携带五百日元左右，并强迫她频繁地用手机和自己联系。因此，贵子既不能逃跑，也无法求助。

两个月后，贵子按照松永的指示辞了职，随后被关进上着锁的小房间。服装是一套运动服，洗澡是每两周一次。排便必须得到松永的许可，而且处于监视之下，小便要尿在饮料瓶里。饮食是每日一餐，吃的是八片抹了猪油的面包，限定在二十分钟以内吃完。如果没来得及吃完，就要硬塞进嘴里，再喝水顺下去。而且，根据松永的心情，还会不分时间地被通电。

贵子的口述笔录中，还有关于通电产生的剧痛和恐惧感的描述。

她说：“连日来的通电，使我耗散了气力，也丧失了意志。我变成一个任由松永操控的‘傀儡’。我对松永说想和他分手，他就勃然大怒起来，并持续不断地给我通电。松永说：‘我曾经电死了一个倒霉的家伙。’听了这话，我感到毛骨悚然。他还强迫我虐待自己的孩子。当时，我实在是不想自己被通电，不得不按照他说的去做。即便如此，他还说我在虐待的时候偷工减料，于是又给我通电。我被迫赤裸着上身，保持‘深蹲’的姿势，两个乳头被夹上鳄鱼夹。电流传导到全身，但乳头处是最难受的。乳头非常敏感，每次在遭受电击的时候，都有种撕裂般的疼痛，心脏被刺激得怦怦乱跳，一种濒临死亡的恐惧感席卷而来。即便在通电结束之后，那种一跳一跳似的剧痛感还会持续很久。有时胸口猛地遭到电流的冲击，就像是突然之间咚的一下被重重地撞击了似的，随后整个人仰面朝天向后跌倒。夹在眉毛上的通电，让我感觉眼前火花飞溅，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骤然之间变成一片空白，然后就那样昏厥过去。一看见松永，我就条件反射似的从心底涌出一种恐惧感，仿佛是被通了电似的，浑上下身瑟瑟发抖。”

在被监禁期间，贵子在松永的指示下，通过向父母要钱、信用卡取现、典当羊绒外套和贵金属等方式，想方设法地筹集资金。最后，她甚至把送给松永的agnès b.情侣手表中的自己那一块表，拿去了典当铺。

但是，贵子在平成九年（一九九七）三月，也就是开始和松永同居五个月后的一个深夜，终于逃了出去。她看准了纯子打开窗户换气的机会，从公寓二楼的窗户跳了下去。尽管当时就摔得腰骨骨折，但她还是拼了命地奔跑，终于跑到附近一家公司的事务所寻求帮助，后被救护车送进医院。

松永他们开始到处搜寻贵子的踪迹，但是没有找到。于是，他们立即准备搬家，并迅速采取行动，在第二天晚上就带着钱财和通电工具，急急忙忙地返回了M公寓。大约十天后，松永他们开着车，把贵子逃跑时扔下的女儿带到贵子前夫家的附近，扔在了路边，然后扬长而去。

贵子成功逃脱之后，受到及时的救治，骨折和极度营养不良等一系列病症得以治愈，但还是患上了慢性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只得在精神疾患科长期住院，接受治疗。

以下是纯子的证词，可用于了解贵子逃脱之后的情况。

松永想方设法也没能找到新的金主，导致生活费捉襟见肘，于是就把一腔的焦虑发泄给了纯子。他对纯子命令道：“只有我自己在想着法地弄钱，现在也该轮到你了！”纯子就只好给静美打电话，说什么“孩子生病要住院”“家里失火要搬家”等等，编造了各式各样的谎言，哀求静美寄钱过来。不过，纯子也只有在静美愿意接受她的说辞时才能收到钱。

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四月，松永又向纯子索要一百五十万日元。纯子只得又向静美求助，但遭到了拒绝。那天晚上，走投无路的纯子趁着松永带着大儿子去了其他藏身处的时机，头一次把静美叫到了M公寓，当面再次恳求静美汇款一百五十万日元。但是，静美的回答依然没有变化。因此，纯子下定决心，要自己工作去挣钱。

纯子在和母亲分别的时候，又恳求母亲暂时照顾自己的二儿子，但也遭到拒绝，理由是父亲反对。万般无奈之下，纯子前往久留米市，去了静美的老家，对姨妈谎称“我妈妈会来接他的”，然后把次子交由姨妈照顾。随后，她在JR久留米站乘上电车，奔赴以温泉著称的大分县汤布院。

纯子供述道：“我当时想，‘总之还是先离开九州吧。大阪附近应该可以找到工作’，便去了博多站，但在看了票价表之后，发现自己的钱不够买票。那样的话，在福冈县以外能够很快找到工作的，也就只有观光地了。而且，当时的我怀着感伤的情绪，所以就决定去汤布院。”

在抵达汤布院的第二天，纯子把餐馆、旅馆和特产店挨家挨户地跑了个遍，询问店主是否愿意雇佣自己。当她来到电车站附近的一家烤肉店时，碰巧有一位店里的女性常客，不仅答应帮她找工作，还热情亲切地免费为纯子提供了住处和饮食。

六天后，在那位女士的帮助下，纯子去了一家轻食酒吧做女招待。那家酒吧现在仍在营业，店里的女领班描述当时的纯子说：“她来店里面试的时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应该有什么隐情。她似乎有一种阴郁的感觉，头发倒也不像是没有修剪过的样子，但是很凌乱，穿的衣服记不清了，但印象中有那么一点儿脏。我觉着她很可怜，也就没有多问。面试的时候，她的话不多，很安静，但看起来性格还是不错的，也不会喋喋不休地说这说那的。我很喜欢这一点，因为我们做的是服务类行业，如果能认真地听客人说话，又能适度地作出一些回应，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另外，我觉得她长得不错，如果化好妆，应该很漂亮，所以就和老板商量了一下，然后决定雇佣她。她是傍晚来面试的，当天我就教了她如何寒暄、如何整理饮料，还有接待客人的基本知识，然后带她去二楼，看了一下女招待住宿的房间。我给了她一万日元，让她去趟美容院，谈好从第二天开始工作。”

但是，纯子在突然之间就不见了踪影。第二天傍晚，女领班来上班时，发现柜台上放着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写在便笺上的信。

“信的开头写着‘致领班’，信里写道：‘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丈夫在昨天晚上去世了，所以我必须马上回去。谢谢您的关照，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我想，她一定是在半夜里或者早上的时候，用公共电话往家里打电话，那时才知道丈夫去世的消息，所以坐立不安吧。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随身带着便笺纸和信封，还是跟谁借的，但是看得出她是很用心地写信，而且字迹中流露出一种富于女性之美的隽秀。因此，我记得自己当时从心里怀有一份对她的钦佩。”

在留给领班的信里，纯子并没有“说谎”。到达汤布院后，她每天都给父母家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但是在通过面试的第二天，理惠子打电话告诉她说：“松永从长崎县的西海桥上跳海身亡了。”之后，她的父亲誉也打来电话说：“松永真的自杀了。你无论如何也要马上回来。”纯子的心里有些动摇，但还是回答说：“我没有交通费，没办法马上回去。”但她父亲说，坐出租车回来，可以到达后再付钱。于是，她决定紧急返回小仓。

纯子乘坐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疾驰，第二天清早就到了小仓。在M公寓的入口处，誉正等在那里。誉付了两万几千日元的车费，然后和纯子一起上了三楼。一开门，纯子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线香的气味。静美和理惠子也在。和室的桌子上放着松永的遗像，遗像前燃着香。

纯子跪坐敬香，双手合十。她听到誉说：“看看遗书。”就读了桌上放着的遗书。这是一篇充满感伤的文字，松永在其中回顾了他们自相遇以来的种种回忆，并在结尾处写道：“以后就拜托给你了。清志的事也要注意别露出马脚，恭子的事也拜托你了。”

对于松永的死，纯子在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真实感。但在读着遗书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啊！这是真的啊！”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读过遗书，她感到深深的内疚，心想：“正是因为我去了汤布院，让松永感到了孤独，让他走向了自杀！”

就在那时。纯子身后的壁橱，突然打开了。纯子惊讶地转过身，松永冲了出来。

松永开口道：“真是遗憾啊！”

松永开始殴打纯子，扯碎了衣服，以致她全身赤裸。

“给我打！”随着松永一声令下，理惠子率先作出反应，扑向了纯子，把她推倒后，骑在她的身上。静美抱起正在哭喊的二儿子，跑去了厨房。大儿子则拿着菜刀，逼近了纯子。

纯子说：“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我也不记得松永和家人对我做了什么。”

在那以后，纯子连续多日遭到松永的惨烈惩罚。然而，那个时候的记忆也几乎完全丧失了。她应该是陷入一种被称为“解离性失忆症”的精神状态之中。

所谓解离症，是指人在遭遇犯罪、事故或灾难时，因为体验到难以忍受的苦痛，导致情绪和知觉产生麻痹，因而急剧地丧失对痛苦的感知，或是被一种情绪所笼罩，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并非真实，或是失去记忆，后来就什么事情都无法回忆起来。这种病症，在被施暴者之间，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精神状态。当然，因为没有专家的诊断，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一推想的准确性。但是，鉴于纯子对其他问题都毫无隐瞒地一一作答，可以推断她当时患上解离症的可能性应该是很高的。

但是，她越是说自己“记不清了”，法庭就越是毫不留情地从各个角度进行细致的提问。纯子把记忆中残留着的为数不多的碎片拼凑起来，描述了她从汤布院返回之后所受到的惩罚。她的叙述如下：

“松永每时每刻都在问我问题，从我约妈妈见面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汤布院，再到我回M公寓之间的所有的事情。就连开往汤布院的电车，松永都会对照着电车时刻表来核实。我觉得，他应该是确认到了那趟电车。

“在接受盘问的过程中，我的脸被反复电击。那种电流的冲击，是很难描述的。哪怕仅仅是一秒钟的通电，电流对面部造成的冲击都是那么地剧烈，以至于让我失去了知觉，觉得眼前一片空白，心底油然而生出一种恐惧，真的不清楚这样被电下去，到底会怎么样。

“回答了问题，要被通电；不回答，也是被通电；即使说了真话，松永也会说‘不许说谎’，然后又被通电。通电就像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一样，没被通电的日子是极其稀有的。我总是会遭到他的指责，比如说：‘放盘子的动静有点大了’‘打扫的时候，表情很吓人’‘（通电太花时间了）缩短了我们的团圆时光’。被他数落完之后，我还会被通电。我的脑子里，装满了痛苦和恐惧，根本就无法考虑其他的任何事情。

“我的大脚指上，直到现在还留有疤痕。那是通电造成的伤疤，当时是被夹住脚指的上方和侧面。脚指被电击，起了水泡。水泡破了之后，患处逐渐扩大，变成了黏糊糊的状态，一直往外淌着脓液。治疗的过程，我记不得了。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却发现右脚的小脚指和第四趾已经粘连在了一起，大脚指也缺了一块肉，形成一个凹陷。（这些痕迹，都在法庭上被公开，得到了验证）松永对我说过：‘你也会变成清志那样的’‘你会像清志一样死掉’‘像你这样的家伙，最好不要一下子就死掉，而应该是手断脚断，在万般痛苦折磨之中慢慢地去死’。”

松永为了让纯子不能再去汤布院，逼迫着她切断了在汤布院的人际关系。这次还是使用他的惯用伎俩：让纯子打电话去辱骂对方，激怒对方。

纯子说：“我打电话给在汤布院关照过我的E夫人（在烤肉店认识的女士）和酒吧的领班，对她们说了一些类似恩将仇报那样的恶毒话。E夫人的女儿是一名护士，我也往她工作的医院打了电话，告诉院长说：‘那个女孩在贪污药品。’那当然是捏造的，全都是按照松永的命令说的。我想，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被大家厌恶憎恨，却能换来事情的结束，那也值得。如果我拒绝顺从松永的命令，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困扰。事实上，松永也正在对经营饭馆的E，说一些卫生局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我意识到，如果要阻止他，就要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不，是要比他命令的那样还要更加严厉地去辱骂对方。如果我按照这种想法去做的话，就会让松永满意。所以，我就那样做了。”

据酒吧领班所说，纯子在留下辞别信离开的第二天，就打来了电话。

领班回忆道：“她故意找茬似的说：‘薪水太低了！你是把我当傻子耍吗？！我被你骗了！’当时，我被她那些粗鲁的话惊呆了，万万没想到那个举止文静、信件中字迹隽秀的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还说：‘你给我准备好更多的薪水！我现在就去拿！’我反驳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连一天工作都没有做。’她似乎是觉得跟我说也没用，就让我叫老板来接电话。老板呵斥道：‘你要来就来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打来电话。”

从汤布院回来的一个月后，纯子第一次被允许外出。她乘坐出租车去了趟下关，在那里把松永给新女友的情书投进邮箱。松永之所以如此，连投寄地点都格外留意，目的是不让新女友知道自己住在小仓。

那个时候，纯子是处于监视之中的。负责监视的人，是恭子。

恭子在父亲清志被杀、肢解之后，没有被送回祖父母家，而是仍然置于松永的掌控之下。她曾经和宫田贵子一起，被关押在一间破旧的低档公寓里。在贵子逃跑之后，恭子就马上被带回M公寓，并被关进了盥洗室。

松永不断地威胁恭子，说：“如果被警察抓到，你就会被关进牢房，要接受审判。等审判结束也要花上好几十年呢。你将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张纸（‘相关事实的说明’）是你自己写的。你本人写的东西当然会被作为证据，你会被判处死刑”。同时，通电和各种各样的限制，也一如从前。

恭子在法庭上说：“当我被锁在浴室里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像爸爸一样被杀死。”又说：“可我又隐隐地觉得，爸爸他还在洗澡间里。如果我自己一个人逃跑了，爸爸就太可怜了，所以我想陪在他身边。”

然而，恭子的境遇突然出现了转机。在纯子去了汤布院的时候，恭子终于在时隔三周之后被解除了监禁。松永命令她道：“你可以去上学，但回家后必须要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同时，严格的限制也被解除了。她可以和松永的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洗澡、看电视，也可以在和室里盖着被子睡觉。也就是说，松永提升了恭子的“等级”，让她做了纯子的替代品。

而且，这种情况在纯子回来之后也持续了下去。纯子的等级序列因为逃亡而掉到最后一位，而恭子则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恭子不仅负责监视纯子的进食和排泄，还严格检查她是否接近孩子们。一旦发现任何问题，都会向松永报告。松永则会以此为追责的材料，对纯子施以电击。

在去下关的时候，同样如此。相比之下，恭子穿着普通的衣物，而纯子则是穿着男式衬衫、男式裤子、男式拖鞋。她听松永说：“你的东西，全都被扔掉了，什么都没留下。”所以在出门的时候，纯子不得不借用松永的衣物。

在下关车站前，纯子把信投进邮筒，然后用手机向松永报告说“现在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她想起自己从汤布院回来之后，被反反复复地诘问，又不得不反反复复地作出回答的情形。顿时心底一阵黯然，想道：“啊！回去之后，又要被通电了。”纯子坐上返程的电车，在经过关门海峡的长长的隧道时，那种对通电的恐惧感急速地膨胀起来。

纯子心想：“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上几十年吗……”

她曾无数次地听到松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谁敢跟我作对，哪怕是只有一次，我也会记仇十年。十年里，我都会反反复复地旧事重提。”刹那间，“十年”这个数字在她的脑海里掠过。

“我再也受不了了。还不如干脆就逃跑，然后自己死掉。”在幽暗的隧道里，纯子下定了决心。

接着，她又想：“但是，我的尸体绝不能被任何人发现。如果我的自杀被发现了，那就会给松永和恭子带来麻烦。一旦警方展开调查，清志的案子也会被发现的。对了！就在富士山的树海里死吧。那样的话，就绝对不会被人发现尸体，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电车穿过隧道，沿着海湾行驶，到达了门司站。当发车的铃声响起，车门即将关闭的那短短的一瞬间，纯子突然飞身一跃，从电车门里跳到站台上，穿着拖鞋拼命地跑了起来。但是，在她旁边的恭子也极其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跳下电车，跟在纯子身后紧追不舍。

纯子跑出检票口，钻进一辆停在站前的出租车，但到底还是被恭子赶上了。恭子咚咚咚地拍打着出租车的车窗，大喊大叫着什么，周围渐渐地聚拢了很多人。这时，纯子听到一个声音：“叫警察！”于是，她放弃了，下了出租车。

恭子用手机联系了松永，向他报告纯子逃跑未遂的情况，并请求指示。松永回复说：“我现在就赶过去，你们在门司等着。”

她俩在门司站的站台等待松永。突然，纯子又一次地试图逃跑。她在电车开车之前的一瞬间，冲进了车厢。但是，恭子再一次紧跟其后，抓住了纯子，并用手机再一次向松永报告。电车到达小仓站，松永的身影出现在站台上。那一瞬间，纯子彻底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她被恭子紧紧地抓住了胳膊，只好乖乖地下了电车。松永表扬了恭子，称赞她两次成功阻止纯子逃跑，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在我事先就狠狠地踢了她的大腿。”“好在给她穿的是拖鞋，让她跑不快。”“以后也要死死地盯住她，别让她再跑了。”

从小仓车站返回M公寓后，等待纯子的无疑是比以往更加残酷的惩罚。纯子也再一次陷入解离症的精神状态。在失去大部分记忆的情况下，纯子给出这样的证词。

她说：“我告诉他，自己逃跑是因为害怕电击。他说：‘那么，你对清志做的又是什么？你哪里有资格说这种话！’我以为松永所说的‘对清志做的事’，是指对清志的持续通电等诸多的虐待，还有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事。虽然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但我确实是参与了。因此，我无言以对。在接受通电之后，松永强迫我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电是我的朋友。’松永看着那一幕，笑得非常开心。”

纯子所描述的惩罚情形，从头到尾都是在她尽其所能才勉强回忆起来的范围之内。不用说，真实情况应该更为惨烈。关于那时被通电的记忆，纯子唯一记得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右手手指被灼伤。后来，她听松永说，自己吐血倒下，松永给她做了人工呼吸。那时，松永也斥责纯子道：“下次你再倒下，我就不救你了”“吐血也是你自己在演戏吧。如果把嘴里的哪块儿弄破了，就能演出那样的戏来”。

纯子的汤布院之行，不仅给纯子本人带来了灾难，而且也是绪方一家走进地狱的开始。

当时，松永为了寻找“第五个金主”，开始对早就不联系了的绪方一家展开了正式的拉拢和猎捕。

第一个问题是，松永一手策划了“假葬礼”，但绪方一家为什么会提供大力的协助呢？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纯子的证词，只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松永的作案手法，试着推测一下。

松永把誉他们一家人都叫了过来，当面揭露纯子过去犯下的诸多罪行，尤其是对清志的杀害和肢解。松永告诉他们，纯子是整个案件的主犯，并让他们相信“所有的责任都在纯子身上”。在此基础之上，他时而耐心地嘱咐说：“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放纵纯子，那她就会犯下更多的凶残罪行。”时而又恫吓道：“如果纯子不回来，那就必须让绪方家负起相应的责任，包括抚养被纯子遗弃的孩子。”

誉一家人一直在久留米乡下过着平静的生活，这一下，被松永的话惊呆了！而且，他们一定会认为纯子是“绪方家的累赘”，也一定会视之为沉重的负担，感到异常的愤慨。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当松永提议说要上演一场葬礼剧，对纯子施以惩戒的时候，他们大概就会点头应承了。

但是，即使松永的“策略”取得了成功，纯子也被骗了回来，誉一家人也没有被放过。根据纯子的证词，从汤布院回来后，誉、静美和理惠子就开始频繁地出入M公寓。起初是两三天一次，但在门司站逃亡未遂事件之后，就变成了每天一次。他们三人从久留米的家中出发，开车约两个小时到达小仓。他们一般是在工作或家务完成之后出发的，所以最早也要晚上九点才能到小仓。然后在黎明前后，再回到久留米的家中。

一开始，松永和他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彻夜长聊。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今后如何处置纯子。不过，纯子没有被告知他们商谈的具体内容。对于纯子的处置，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由松永照看她，要么由绪方家领回去。

松永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走纯子。因为纯子知道自己的一切恶行。

但是，基于他自己的“人生信条”，松永当然不会自己下决断。他会让誉一家拿出结论，自己决定把纯子交由松永照顾，从而卖给他们一个人情，以便在照顾费的名义下榨取大笔的钱财。

松永的那一套娴熟的诱导技巧，是这样的。

首先，松永提出要和纯子分手。根据纯子的证词，在门司站逃跑未遂事件之后，松永对她说：“想要分手的话，那就分手吧。但是，我要和你的父母好好谈一谈。”纯子半信半疑，但仍然觉得似乎可能就此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她在证词中说：“自己当时觉得那样肯定会对不起爸妈，但如果能用钱解决问题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帮帮我，所以我就求了他们。”

绪方誉他们，可能一直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纯子回来的话，肯定会有麻烦”的那种不安，“如果她想分手的话，那就帮她一把”的一份责任感。然而，这恰恰就成了松永的突破点。

首先，松永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进行了对纯子的电击。起初，纯子幸免于在誉一家的眼前接受电击。但好景不长，松永开始当着家人的面，对她实施电击。誉一家甚至还目睹了纯子右手手指被电击灼伤后的惨状。

从汤布院返回之后的惩罚自不必说。但是，誉一家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松永对自己女儿的惩罚，在那之后竟然仍在持续，甚至连面部和乳头都被通电。他们在亲眼看到纯子遭受电刑的时候，那种内心的震惊、动摇、恐惧，是不难想象的。纯子她再怎么说是家里的累赘，但女儿到底还是女儿，姐姐也到底还是姐姐。他们一定会怀着“想要拯救那可怜的女儿（姐姐）”的心情，努力地和松永反复谈判。

但是，他们越是急躁，就越是会落入松永的圈套。对于分手的问题，松永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并索要一大笔钱作为“分手费”。誉一家都接受了。然而，就在谈判即将达成的时候，松永又使出了手段。他利用孩子作为筹码，劝说纯子撤销分手协议。事实上，纯子在知道“分手条件是两个孩子被松永带走”的时候，就丧失了离开的意愿。她作出了一个悲怆的决定：“与其孩子们被带走，倒不如毁灭了自己。就算是趴在地上爬着，也只能跟着松永。”

“我还是不会和松永分手的。”纯子这么一说，分手的事就算是告吹了。但这样一来，事情就演变为“照顾杀人犯纯子需要很多钱”这一话题。誉一家老老实实地答应了这种不合理的金钱勒索。纯子的证词如下：

“我记得，爸妈和妹妹经常讨论如何弄钱的问题。松永向他们勒索数以千万计的钱，并逼着他们快点拿出弄钱的方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他拿我做文章，千方百计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迄今为止的照顾我的费用、我离家后的花销、行为保证金等等各种名目。而且，他还提起了我去汤布院那天的事，说是我在把妈妈叫到M公寓的时候，为了不让她看到恭子，就把恭子关在浴室里。借着这个由头，他又让我的父母写了一份‘向恭子支付一百五十万日元抚慰金’的备忘录，并逼迫他们支付。”

根据检方的调查结果，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四月至七月，也就是纯子从汤布院返回后的三个月时间里，誉一家共计给了松永一千三百五十万日元。而且，在第二年八月，誉又把本家的土地和房屋作抵押，向农协借款三千万日元，借到的款项全部都给了松永。

这样，绪方一家就一步一步地充当起了“金主”的角色。然而，就在他们完全陷入松永的操控之后，发生了一个决定性事件。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松永安排誉完成了M公寓的管道更换工作。在清志的尸体被肢解后，松永曾命令纯子和恭子彻底清扫房间，以销毁证据。但是，他又对誉说：“可能会残留肢解的痕迹。”要求誉把厨房管道也彻底换掉。

其实，松永的真正意图，是让作为一家之长的誉参与销毁证据，从而让他心怀愧疚，进而剥夺他抵抗自己的意志和气力。这个“击溃一家之主”的策略获得了完美的成功。

“即使犯罪的是自己的女儿，但杀人就是杀人。不能原谅，也不能隐瞒。纯子应该通过服刑来赎罪。”誉如果能这样判断，并向警察自首的话，绪方一家的案件也许就能避免。但是，誉最终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或许，誉不仅仅是怀着不忍心让女儿进监狱的父母之心，恐怕还有一种“如果女儿的罪行暴露于世，那自己也就完了”之类的强烈危机感。据誉的上司和朋友透露，他当时并不满足于只是担任农协的副理事，而是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理事长的位子。农协有三位副理事，他们之间的晋升之争非常激烈，但誉是最有希望胜出的候选人。他平时自尊心很强，是那种非常在意他人评价的人。尤其在当时，他丝毫没有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或者是家庭的耻辱。

松永看透了誉的这种心理。他循循善诱，对誉说：“我已经想方设法地销毁了证据，所以能够在不被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制造完美犯罪。”并把“留在最后的任务”——更换管道交给了誉。当时，誉是六十一岁，连日来反复奔波在小仓和家之间，加上睡眠不足，导致身体极其虚弱，毫无疑问是已经缺乏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但是，誉“想要掩盖女儿杀人事实”的愿望，依然是无比强烈的。这一要害，也恰恰被松永击中。

誉一家开始每日奔赴小仓的两个月后，理惠子的丈夫主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纯子原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但她听到了理惠子跟松永说的话：“主也怀疑我为什么经常出去，所以我也不好每天都到这边来。”于是，纯子猜想一定是松永抓住这个契机，诱导主也和她一起来小仓的。

其实，对于松永而言，主也的存在正是自己控制绪方一家的最大难关。

主也是久留米市一户农家的次子。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二十七岁的主也成了绪方家的入赘女婿。结婚之前，主也是千叶县警察署的一名警察。结婚之后，他开始到誉的单位上班。主也对从未谋面的纯子印象很差，认为她是个不断制造麻烦的人。

绪方家原本应该是由长女招婿来继承产业的，但纯子脱离了户籍，离开了家。因此，誉和静美只好委托亲戚们帮忙给理惠子物色一个入赘女婿。理惠子和主也在相亲之后，决定结婚。但是，那个时候，纯子在松永的逼迫之下，给家人亲友逐个地打电话，并恶语中伤。在松永的指示下，纯子对自己的父母说：“你们是要把财产双手贡献给主也的本家吗？！”又对做媒的亲戚说：“你给理惠子找一个入赘女婿是多管闲事！其实是想要财产吧！给我少管闲事！”甚至还把电话打到了主也的父母家，说：“你们家的这个主也，就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才入赘的吧！”等等等等，纯子歇斯底里似的恶语伤人。当然，这件事也传到了主也的耳朵里。因为这件事，纯子遭到两家人的孤立，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妹妹的盛大婚礼。

从这些情况来看，主也和誉他们不同。如果松永拿纯子作诱饵来引诱主也上钩，大概率是行不通的。

纯子也在法庭上证实，松永在当初是对主也怀着高度警惕的。

纯子说：“松永认为，主也是上门女婿，做事认真，以前又当过警察，似乎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所以有些忌惮。当主也开始出入M公寓的时候，松永虽然在私下里大肆宣扬‘主也不可信’，但对主也本人则非常用心，采取温和相待的策略，接触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简直就像对待客人一样。”

因此，松永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就是想办法使主也产生对绪方家人的不信任感。平时喝酒的时候，松永会刨根问底地打听私事，然后编造恫吓和敲诈的素材。在主也开始奔赴小仓的时候，松永对誉一家人的弱点都已经全盘掌握了，又在向主也劝酒的时候，把这些情况一个一个地告诉了主也。

根据纯子的证词，松永首先提到绪方家将部分土地转让给主也的约定。他煽动主也的情绪说，那个约定之所以至今仍未履行，是因为“你是被骗来作上门女婿的”。接着，他开始揭露主也妻子的过去。说理惠子在结婚之前有过很多男人，甚至还怀了孕、堕过胎，但在结婚时却又对主也伪装成处女。不仅如此，即使是在结婚以后，理惠子还和男同事有过婚外情。这些秘密，都是松永从理惠子本人那里问出来的。松永告诉了主也，又在一旁起劲地煽风点火，说：“你呀！也被理惠子骗啦！”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理惠子的那位好朋友的证词，这些事在乡下会传得很快，所以理惠子一直都怀着高度戒备，从来都严密地隐瞒着自己堕胎和婚外情的经历，仅仅跟这位“无所不谈的好朋友”说过。然而，松永竟然连这种秘密都问得出来。他的诱导术，再一次让我大为惊叹。

当然，主也大受打击。然后，他开始指责誉和理惠子，同时对松永放松了警惕。

纯子的证词如下：

“松永宣称自己是主也的‘好知己’。主也上门入赘的条件，是变更土地的所有权，但这个约定迟迟没有兑现。然而，松永却说，自己可以设法实现土地的更名。所以我认为，主也可能因此觉得自己欠下了松永的人情。渐渐地，主也开始讲起自己到绪方家之后的种种不满。例如，岳母做的菜太多了，自己下班到家之后还要帮着岳母把生菜摊开，等等。

“我也不知道主也是否真的心存不满。因为我早早地就离开了家，也从未与主也有过接触。但是，松永却总是把事情往坏处去解释，又对主也煽风点火，把那一切都归咎于我的父母和妹妹。主也来M公寓之后的大概一个月左右，松永告诉他：‘绪方家根本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人家，不过是虚有其表罢了，里面其实都烂透了。你呀！是被利用了。’‘你可真是个傻瓜，竟然被骗成这样。你如果打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就算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主也竟然真的按照松永说的那样，动手打了爸妈和妹妹的后脑勺。如果打得稍微轻了一点，松永就会说：‘你怎么不使劲打？’看着这一幕，松永似乎很是享受。”

但是，松永也并非一味地站在主也一边，有时也会把主也逼到饱受指责的境地中。

纯子说：“在松永和主也联合指责理惠子之后，理惠子告诉松永说自己‘一清早就被迫着和他发生了关系’。于是，松永又转而开始指责主也。其实，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认为主也没什么错。因为理惠子晚上一直在小仓，直到早上才返回自己家，她和主也在晚上也见不着，所以早上做那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松永却责怪主也，说：‘你强迫她算是怎么一回事？你这是在侮辱女性！’理惠子也在一旁发着牢骚。”

松永渐渐地对主也作出越来越多的指责。理惠子抱怨说，主也要在自家卧室里放一张双人床，但她不喜欢，觉得那样会使房间变得很狭窄。松永一听到这个，就立刻指责主也道：“放双人床，本来就是大错特错的！”他让主也回家之后，马上把双人床收起来，竖着放在墙边。甚至，他说仅凭主也的报告也是无法让人相信的，就又让理惠子拍了卧室的照片（这张照片已被法院采纳为证据）。

就这样，主也和理惠子的夫妻关系迅速恶化，甚至开始谈论起离婚的问题。于是，松永又开始扮演起“协调人”的角色，听取他们二人的争论，甚至还让他们写了一份‘关于离婚的协议备忘录’。这样一来，主也就和绪方一家有了龃龉，不可能带领一家人进行反抗了。至此，松永的阴谋完全得逞。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松永开始物色人质。这也是他过去使用过的手段。根据纯子的证词，主也曾透露过自己的难处，说：“我不太放心把孩子们扔在家里，自己来小仓，所以有时候很难过来。”松永一下子抓住这个契机，开始说服主也把当时九岁的小彩和四岁的优贵也带到小仓来。主也或许是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拒绝了这个邀请。但是，随着每年八月都会在小仓隆重举行的“嗨哟百万夏祭”逐渐临近，松永也步步紧逼，对主也说：“正好也放暑假了，你就带着小彩和优贵来小仓看祭典怎么样？”主也最终没能拒绝。但是，两个孩子一到小仓，松永果然编出各种理由，比如说“反正也是暑假，不如让他们放松放松”等等，没有让小彩和优贵回去。

但是，暑假一旦结束，学校就要开学了。送孩子上学是父母的责任，主也却从未要求把孩子们送回久留米市。相反地，主也甚至按照松永的指示，前往优贵的幼儿园办理了退园手续。他一边流着泪，一边说：“其实我还想让孩子来幼儿园的，但我们就要搬去熊本了，所以也只好退园。”一直到最后，两个孩子都再也没有回到久留米。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主也确实签下了熊本县玉名市一处公寓的租约，并且把家人的居民登记表迁到那里。然而，那里却没有他们居住过的痕迹。根据纯子的证词，为了隐瞒绪方一家来到小仓的事实，松永自编自演了一场虚构的“搬家”戏。

主也和其他的绪方家成员一样，也陷入了绝对遵从松永指示的心理状态。自从小彩和优贵开始在小仓生活以后，主也来小仓的频率也增加了，甚至还在松永的指示下请假不上班。纯子说：“主也睡眠不足，再加上彻夜酗酒，所以松永就叫他请假休息。表面上，松永是担心主也的身体，但他有时候又训斥主也说：‘弄钱的事儿，也没有个眉目，你还上个什么班！’实际上，这才应该是松永命令主也请假的真正原因。”

松永应该在某个时候告诉了主也说纯子是杀人凶手，并且让主也明白需要很多钱才能让纯子不被抓住。主也当时的反应已经无从得知了，但应该是怀着和誉等人一样的想法——“绝对要隐瞒住家族的耻辱。这种事一旦传出去，绪方家也就完了”。

但是，正是主也的这种责任感，又被松永利用了。和誉一样，主也接受了更换浴室瓷砖的任务，用来消除杀害清志的证据。根据纯子的解释，“松永一直说必须更换瓷砖。之所以让主也去做这件事，我想应该是为了让主也感到内疚。”事实上，这项工作确实变成了松永掌控主也的诅咒。此后，松永不管说什么，都会在前面加上一句“明明是个前警察……”这样的开场白，并且乐此不疲地反复提起主也销毁杀人证据的事。通过这种方式，松永向他灌输了共犯意识。

绪方一家的这种诡异的小仓之行还在继续。然而，松永以浪费钱为由，禁止他们走高速公路。但那样的话，单程就要花费大约三个小时。由于疲劳驾驶，静美和理惠子出了车祸。静美开着车，一头冲进农田，头部受到撞击，患上了头部震颤症。然而，她并没入院治疗，而是仍然继续每天驱车前往小仓。

一到公寓，绪方家四个人的驾照和车钥匙就被没收了。他们仅被允许随身携带最低数额的钱，而且每次要支付汽油费或停车费时，都必须逐一向松永报告才能拿到钱，并且要打一张欠条。即使是回到久留米，也必须频繁地用手机与松永联系，报告自己的位置，以及在做什么。当然，这些电话费也算作是从松永那儿借来的。

那么，在当时，当地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誉一家的呢？其实，但凡是关系亲近的人，都能觉察到这四个人的异常变化。誉曾经工作过的农协的前理事长说：

“誉先生家的人经常不在家，也联系不上，于是我觉得很奇怪。誉先生本来是个很健谈的人，但在那段时间，即使我主动搭话，他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去市政府做报告或者开会的时候，誉先生虽然一直都是穿着整洁的西装，但有些时候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带，甚至穿着橡胶拖鞋就来了。为此，我也提醒过他。我很担心，也好几次跟他说：‘如果有麻烦的话，可以来找我聊聊。’但是，他本来就是个不愿向人示弱的人，除了说句‘没问题，没问题’之外，什么话也不说。

“有一次，他和静美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回家。我们真的很担心。当他们回来后，我们急急忙忙地赶到他家。他们却若无其事地说什么‘一直都在旅行，环游九州。因为鹿儿岛实在太好了，就比原计划多玩了一段时间’。赶巧，那个时候工作上的事务很多很忙，我真是有些生气了，就说：‘你这也太不像话了！这么重要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去旅行，这算怎么回事！’不过，生气归生气，我却也没有抱怨。还有，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誉突然问我，如果田没有了，是不是就必须辞掉理事的职务。我回答说：‘连农民都不是了，那当然要辞职。’现在想来，誉先生一定是很担心自己用作贷款抵押的田地会被收走。但在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也因此而后悔不迭。”

前文提过的那位和誉关系较近的市议员说：

“誉从农协借了三千万日元之后，他的弟弟曾来告诉我说：‘我哥哥不太对劲。好像是被一个叫松永的，也就是纯子的男人给骗了，钱也被人给骗走了。我苦口婆心地劝过他，但他不听我的。你是唯一能说服我哥的人，所以请你见见他。’之前，我倒是也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说，他们一家一个礼拜都没回家。也有人说，他们沉迷于传销，而誉就是传销的头头，等等。但是，我一逼问他，他就会笑呵呵地说：‘别担心。松永不是你说的那种坏人。虽然他现在的处境还比较艰难，但将来一定会成功的。他很努力，我也一直在指导他。我借的钱，一定会还上的。’于是，我进一步地说，如果松永是好人，那就让我见见他。誉听我这么一说，就不说话了。静美则不停地给我倒茶，在旁边转悠来转悠去的。这样的谈话差不多有三回吧，但我最终还是没能让誉敞开心扉，也没能说服他。事到如今，我也真是后悔万分。我估计，誉为了编出这些借口，也一定是耗尽心思了的。”

平成九年（一九九七）九月下旬左右，誉的两个弟弟得知家里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抵押给农协，换取三千万日元贷款。于是，他们就去医院找誉。当时，誉因为患了十二指肠溃疡，正在住院治疗。他们把誉和静美带了出来，召开了一场亲属会议。

会议上，大家围着他们夫妻俩，猛烈地追问：“为什么要融资？”“那些钱都去哪儿了？”“是不是给了松永？”“主也一家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两个只是支支吾吾地，语焉不详。

松永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决定亲自去找绪方家族的亲戚们谈谈。会议地点定在静美的娘家，誉和静美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他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和啤酒，恳求在场的亲戚们“不管怎样，也千万不要得罪松永”。之后，松永带着主也和理惠子出场了，趾高气扬地向大家出示了几张纸。那些纸上，罗列着花在纯子身上的各项费用，金额总计三千万日元。松永一边展示，一边声称：“我之所以接受那三千万元，是为了填补花在纯子身上的费用。”

接着，他还用一种黑社会式的气势大声嚷道：“绪方家的继承人，是纯子的长子，也就是我的长子。”“绪方家的财产应该是由我的长子来继承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偿还三千万日元的义务。”然后，松永又向誉一家人征询意见。他们一家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正如松永所说。”并试图说服亲戚们。但是，亲戚们根本不可能接受这套说法。

于是在第二天，松永让誉写了一份委托书。委托书中写道：“亲属会议当天，静美被监禁在某处（实为誉的弟弟家），本人委托松永提起刑事指控。”然后，松永又让他们朗读其中内容，并作了录音留证（这份文件和录音带，都已被法庭采纳为证据）。当然，松永实际上并没有提起刑事诉讼。那只不过是用来恐吓亲属们的伎俩罢了。

然而，亲戚们也不屈不挠地坚决应战。例如，松永命令静美去委托住宅销售公司，出售其祖父名义下的田地，亲戚们就为那块田地作临时登记，阻止交易谈判。松永又派誉去恳求他们撤销临时登记，但亲戚们则坚决予以回绝。

不仅如此，亲戚们还去见了负责松永和纯子通缉案的警察，提供线索说，“誉一家和那两个人一起行动，似乎潜伏在某个地方，但有时会回到他们在久留米的家”，建议警方对绪方家进行监视。正巧静美从小仓返回，警察便追问她，但她一直回避警察的询问，坚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之后，她就用手机向松永报告说：“警察正在监视我们在久留米的家。”

应该就是在那一个节点上，松永下了决心。他决定不让他们六个人——誉、静美、理惠子、主也、小彩和优贵返回久留米，而是把他们留在M公寓，囚禁起来。小彩和优贵已经完全成了人质，主也和理惠子也在九月中旬左右就不再去上班，而且都在十月三十一日辞了职。据说，他们连声招呼都没打，只是把辞职信扔进公司的邮箱。接下来，誉在参加十一月下旬的选举议事会时，对同事留下一句“我去抽根烟”，之后就不辞而别了，再也没有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静美原本为了治疗蛀牙，在牙科诊所做好了蛀牙模型，但也取消了原定在几天之后的就诊预约，和誉一起开始在小仓生活了。

十二月下旬，松永把由誉、静美、理惠子、主也联名签署的信寄到各个亲戚家。信中写道：“你们记着，我们不能再住在久留米，都是你们的错。如果你们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就请把临时登记撤销。”这一切，都是他精心安排的表演。

在当地，传言骤起——“誉一家失踪了”。

而且，同一时期，绪方家族本家的储蓄账户里的钱几乎已被陆续全部取走。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静美在多家高利贷公司都借了最高限额的贷款（三百万日元）。这样一来，因为誉和静美是夫妻关系，所以誉就无法再向高利贷公司借款了。主也和理惠子也因为没有了工作而不能借贷。因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绪方一家可以说是已经失去了可供敲诈勒索的利用价值。根据检方的调查，截至此前，松永向誉勒索的钱财总额至少达到了六千三百万日元。

毫无疑问，誉一家在M公寓的生活也和服部清志、宫田贵子的情况一样，都置于残酷的境况之中。让我们根据纯子的证词，了解一下他们一家在行为、着装、睡眠、饮食、排泄等方面所受到的严格限制。

首先，玄关的防盗链被锁上了挂锁，自由外出是被禁止的。任何人外出，都只能在松永有指示的时候，而且也仅限于去停车场挪车，或是被派去处理亲属那边的事情。时不时地，松永也会派人返回久留米的家中，有时是在半夜取回邮筒里的邮件，有时是检查房子的情况。

其次，外出的时候，每隔十五分钟就必须用手机和松永取得联系。纯子说：“即使松永不在身边，也是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中。松永的脑子里，大概掌握着大体的地理位置。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那就会成为被通电的理由。”

此外，即使在室内，也不允许随意走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被要求站在靠近玄关的厨房里，所有人都要背对着过道。有的时候，他们则不得不站在一个装了水的狭窄浴槽里，彼此身体紧挨着。谈话是被禁止的，必须保持静默无声。如果松永下了指示，说“讨论一下怎么弄钱”，这时，大家则必须站着讨论。

睡觉是大家都挤在厨房里一起睡。基本上不给被子，严寒的冬天里也不能使用取暖器。白天往往能睡上三四个小时，但也会根据松永当天的心情而有所调整。

绪方家的每个人都只被给了一套运动衫。他们从久留米家中拿来的衣服，都在松永的指示下被扔掉了。他们被要求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只允许偶尔地把衣服洗一下。

他们的饮食，一开始是从便利店买的便当或者外卖拉面，但不久就变成了碗装方便面、微波米饭、吐司面包或日式点心面包。一日一餐，用餐时间限制为七八分钟。如果没在限定时间内吃完，就会受到电击惩罚。吃的时候，一般是在厨房地上铺上报纸或广告纸，以深蹲的姿势吃饭。

只有在大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使用厕所。而且，每天只允许使用一次，并且不允许使用坐便圈。总有人担任监视的任务，盯着上厕所的人是否把屁股放在了坐便圈上，是否正确地擦了屁股，等等。小便必须在浴室或厨房，尿在空的饮料瓶里。

当检察官问起“绪方家的人处于何种处境”时，纯子非常干脆地答道：“他们是松永的奴隶。”

根据纯子的证词，早在监禁生活开始前的八月份，通电就已经开始了。

最先成为靶子的是静美。纯子在出发去汤布院之前，曾经叫静美到M公寓见面。静美因此而被追究“共同责任”。松永一边给静美通电，一边责问：“你们为什么合伙骗我？”

之后，目标转移到誉的身上。誉曾经参加绪方家族的亲属会议，因而被松永一边电击一边问：“都有谁说了什么样的话？”此外，当理惠子和主也发生了争吵，松永就分别作为他俩的代理人，给对方通电。除了四岁的优贵勉强得以幸免之外，就连九岁的小彩也和大人一样，成了电击的对象。

不久，松永开始对他们进行持续好几天的长时间电击。电击的部位有手、脚、面部、乳头，甚至还有男女的私处。通电之前，还是和服部清志那时一样，松永每一次都一定会给出理由，不管多么小的事情都会被当作通电的借口。

作为其中的一个荒唐的理由，纯子回忆起这样一个情节。

她说：“理惠子有一个习惯，当她回答‘是’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说成‘啊？是’。松永视自己心情而定，如果他不满意那种回答，就会给理惠子通电。还有小彩，只是因为吃了一小口放在厨房里还没吃完的点心，松永就命令道：‘赶快坦白！’然后就给小彩通电。”

在以松永为顶点的纵向序列中，接受通电的总是最后一位。由于序列不断变化，绪方家的每个人都不敢有一时一刻的松懈。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就是竞争对手。

如果有人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降到最下层，其他人就会松下一口气，并继续保持着绝对服从的态度。被列为最下层的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背叛家人，试图赢得松永的青睐，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就这样，一家人之间充满着敌意，自然也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松永。

松永早已对这种心理洞若观火。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分化这个家庭。纯子讲述了一个较具代表性的情节。

她说：“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十月左右，发生了一起窃听事件。那个时候，理惠子的位次比主也低。于是，松永一边抬高主也，一边欺负理惠子。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松永就去煽动理惠子，说：‘你一定很不甘心吧。一定想要整一整主也吧。’就这样，松永把理惠子变成了自己的间谍，又给了她一个窃听器。理惠子把窃听器安装在房间里，然后向大家提议要进行讨论。松永则在另一个房间里，窃听并记录讨论情况。松永的目的，是想让我爸妈或主也亲口说出‘我们杀了纯子吧’。因为只要有我在，他们就不得不把大笔的钱支付给松永。但是，直到最后，谁都没有说出要杀我。理惠子因为接受了松永的指示，于是就怂恿大家说松永的坏话。不过，绪方一家谁都没上当，谁也没说松永半句坏话。松永的计划失败了，他摊牌说理惠子是自己的棋子。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心里想：‘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因为，就连理惠子都要陷害这个家。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互相猜疑，各自藏在厚厚的外壳下。”

绪方一家人被囚禁在公寓的一个狭小房间里，受到各种各样的严苛限制，还要接受残酷无情的电击。在这种异常的监禁状态之下，他们一家人的心理状态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开始受到电击等暴力的时候，毫无疑问都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然而不久后，他们就应该像当时的服部清志那样，产生正如上一章中所提到的那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从而完全放弃反抗和逃跑，陷入心力交瘁、无能为力的状态之中。

在持续的通电处罚中，他们一个一个地都变成了前文中宫田贵子所说的那种“傀儡”。根据纯子的证词，大家的一切思考都是以松永为中心的。她说：“一连几天的通电，会让人产生一种失去自我的感觉。大家不再去思考好和坏的问题，只是在不惹恼松永的基础上，一味地执行他的指示罢了。”可见，不仅是纯子一个人，而是绪方一家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心理定势——失去自我判断、把松永的指示绝对化、把松永的利益视为最优先项。

接下来，他们似乎进入了一个颠倒错乱的心理阶段，即形成了对施虐者松永的依赖心理。例如，根据纯子的证词，誉在献出大部分财产后，对松永说：“事到如今，我也只能依靠松永先生才能活下去了。”相反，我们察觉不出有任何一个人有发自内心憎恨松永的任何言行。誉自己说出的要跟随松永的这句话，应该是他的真心话。他与弟弟们的斗争，或许更多地是出于对松永的忠诚，而不是出于违抗指示就会遭到报复的恐惧心理。

绪方一家的心理状态，也可以从集中营的囚犯身上作出类似的推断。他们和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也受到了“集团性的各种虐待和生活限制”。根据犹太裔精神病学家、《集中营中的人类行为》（清水几太郎译，岩波书店）的作者科恩博士的研究，纳粹集中营里囚犯的心理状态，会从恐惧转向冷漠，直至最后演变成对随时可能夺走自己生命的纳粹队员的过度依赖。

而且，囚犯之间并不会互相帮助，而是互相争斗的关系。他们会折磨更弱小的人，也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亲人，甚至还出现了“卡波（特权囚犯）”那样的角色——他们成了纳粹的爪牙，负责监视、殴打和杀害其他囚犯。

在M公寓的监禁生活中，绪方一家轮流成为松永的特权囚犯。至亲骨肉之间不断地相互背叛，不断地彼此虐待，最终酿成了自相残杀的惨烈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