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永的妻子逃走之后，纯子便成为所谓的“事实婚姻的妻子”，与松永的“牵绊”也随之迅速加深。其中有两件事，影响极大。

第一件，是纯子在真正意义上成了松永的共犯。

起初，纯子只是给World公司打打下手，处理一些杂务。但是，在松永的指示下，她开始对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实施商业诈骗。前文中曾提到的那位与绪方家交谊深厚的市议员，曾接受一位女士的咨询。那位女士从纯子小时候起就疼爱着纯子。她说自己上了纯子的当，被纯子骗了钱。那是在纯子从幼儿园辞职之后不久的事。

纯子去那位女士家中拜访，恳求说：“我在一家叫World的公司工作。公司正在搞营销活动。阿姨您就办一张卡吧。”然而，一办完卡，就不知在什么时候，被取走了一百万日元。她在慌乱之中联系了纯子，纯子便约她去位于柳川的公司大楼。公司的社长松永接待了她，亲自听取她的抱怨，然后向她深鞠一躬，说道：“我会负起责任来惩罚纯子的。”第二天，她又被纯子约到公司，但这次是被带进了一个狭小的房间。纯子气势汹汹地冲她吼道：“我被松永骂了一顿！阿姨，你到底打算要怎么样！”和她一起的年轻男子也在一旁威胁道：“我会杀了你的！”最后，她总算是设法逃了出去。她不住地颤抖着说：“我真的非常害怕自己会被杀掉。我再也不想见到纯子了。”

市议员听了这件事后，为纯子的父母感到痛惜，说道：“这一切应该都是那个叫松永的男人在背后操纵的。纯子原本是一个那么诚实本分的女儿，因为一个男人竟然变成这个样子。”纯子本人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在World公司期间曾有不止一次这种诈骗行为。

纯子亲手葬送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人际关系，破坏了从小到大用心培养而成的良好品德。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洗脑”已经迎来了最后的局面。

在World公司帮忙的时候，纯子的伦理准则就已经崩塌了。即便是犯罪行为，她似乎也不再会有厌恶之感了。如若不然，她很可能会再一次产生自杀的冲动。停止思考、麻痹感官，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保命之法”。然而，代价是她自己越来越不得不依赖于松永。

平成四年（一九九二）七月，松永陪同纯子去柳川信用银行，要求分行经理延长定期票据的兑付时间。经理没有同意，松永就威胁那位分行经理，并砸坏了桌子。第二天，因为分行经理提起控告，警方以涉嫌威胁和破坏财产的罪名，对松永和纯子发出逮捕令。而且，警方还发现他们对一名老年妇女实施了诈骗，骗取约三百五十万日元，因此又以涉嫌诈骗罪对他们二人下达逮捕令。

但是，松永早已作好了安排。第二个月，他让World公司破产，留下约九千万日元的债务，带着纯子逃到了石川县。被警方通缉之后，两个人开始了命运与共的逃亡生活。他们的目标，是确保在七年后的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七月一日诉讼时效到期之前，不被警察抓到。

在石川县，松永和收留他们的朋友发生了纠纷。所以在仅仅停留一天之后，他便决定折返回福冈县，并在北九州市的小仓定居下来。小仓是松永的出生地。他在七岁时搬到了柳川，但仍然残留着对小仓的些许零星记忆。这也可能是他把小仓选定为逃亡生活地点的原因吧。

在返回出生地之后，松永的“犯罪性设想”变得越发地清晰起来。

他的最大课题，首先是筹集逃亡资金。为此，他通过欺骗、威胁的手段，让那些被自己控制的人，尽可能多地从家人和亲戚那里榨取钱财。松永将掠夺对象称为“金主”。仅就目前所掌握的事实来看，就有四名所谓“金主”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他们的下场都非常凄惨，其中两人死亡，一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第一名受害者，是World公司的男性员工，曾和松永一起逃亡。他每天都会遭到松永的暴力，还被胁迫着让母亲寄钱过来。一旦他没能筹到钱，就会被打得更狠更惨。他琢磨着：“再这样下去的话，自己迟早是会被杀死的。”于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后逃走了。

第二名受害者，是一位女性。她是松永的同学，二十岁的时候曾和松永有过交往，但后来嫁给了别的男人，并生下三个孩子，组建了一个安稳的家庭。但是，她可能仍然对松永怀有爱恋之情。因此，当久未联系的松永打来电话，向她借钱的时候，她就分几次给了松永共计两百四十万日元。

不久之后，她告诉松永说自己与丈夫、婆婆之间相处不睦。松永便对她说：“那你就应该离家出走。来和我一起生活吧。等你离了婚，我们就结婚！”结果，她真的就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后来又与丈夫协议离婚。但是，她搬进松永准备的公寓之后不久，就成了松永的施暴对象。她被迫以抚养三个孩子为由，向父母和前夫乞求钱财，给松永贡献了一千一百八十万日元。最终，该名女子在大分县的别府湾跳海自杀。而在此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母和前夫已经不再寄钱给她了。恐怕就在那个时候，松永的暴力也随之升级了吧。毋庸置疑，她的死是一种“无限接近于他杀的自杀”。

第三、第四个受害者的情况，将在后文叙述。

纯子与松永“牵绊”加深的第二件事，是生下了松永的孩子。

纯子在实施那宗后来被警方通缉的诈骗案前夕，意识到自己怀孕了。松永建议堕胎，但纯子意志坚定。而且，纯子当时已经下定决心，即便无法得到法律意义上的认定，也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纯子喜欢小孩，小孩会让她暂时忘记痛苦。据她说，自己“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不管松永的暴力有多么残酷，但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会忘记那一切”。这样的纯子，在平成五年（二〇〇五）一月生下一个健康男孩的时候，内心一定是欣喜非常的吧！

但是，松永甚至把孩子也当作控制纯子的工具。首先，他再三地主张：“如果我们被逮捕，他就成了犯罪分子的孩子。与其如此，不如逃跑。”作为母亲，一般人都会在“为了孩子”这一信念的影响下变得意志薄弱。纯子也不例外。她说：“当时，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听松永那么一说，我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与其自首认罪并重新做人，倒不和松永一起逃亡，直到诉讼时效到期为止。”补充一个情况，松永甚至在被捕之后，还通过辩护律师向纯子传达信息，让她“为了孩子，保持缄默”。

让我们回到金主被害事件。

松永决定在小仓开始逃亡生活。为了寻找住处，他去了JR[JR是Japan Railway的简称，即日本铁路]小仓站附近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当时负责接待的营业员，就是第三个金主，后来成为第一起杀人案受害者的服部清志，也就是让整个案件浮出水面的十七岁少女恭子的父亲。

对于松永他们来说，清志是一个利用起来非常方便的人。来小仓后的头几个月里，松永至少租了六套公寓，作为其逃亡生活的藏身之处，而这些公寓都是通过清志作中介租到的。负责与他联系的是纯子。纯子自称“田中”，编造了各种理由委托他找房子。签署租房合同的时候，纯子也假托他人名义，包括松永那些情人的名字。不过，清志从不多问，而是继续为他们提供方便。

当第二位金主的遗体在别府湾海域被发现之后，松永担心警察会追查到自己身上，便决定搬家。当时，纯子委托清志负责搬家退房的查验事务，清志立刻就接受了。他由此获得了十万日元的报酬，也就是全额的租房押金。

正是这件事，让松永下定决心把清志作为猎捕对象。松永觉察到“如果为了钱，那个叫服部的男人是一定会尽其所能的”，随后便认真地制订了一个计划来引诱清志上钩。

首先，纯子把清志约到一家咖啡厅，向他提出一个虚构的投资计划。清志连内容都没有确认，就爽快地答应了，并在几天后带来三十万日元的现金。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幼稚而且拙劣的试探性骗局，清志竟然上了钩。于是，松永亲自出马，开始和清志进行接触。

纯子把清志约出来，对他说：“之前那三十万投资的获利周期比较长。如果想赚快钱，我就把比我更厉害的人介绍给你。”之后，松永出场了。他戴着黑框眼镜，梳着三七分的发型，穿着皱皱巴巴的旧西装，出现在料亭，对清志自我介绍道：“我姓宫崎，是一名电脑工程师。”

他们一边吃着比目鱼生鱼片，一边喝着清酒。松永向清志抛出一个新的投资计划。那就是在不同人物的证词中出现过的，通过赛马赚钱的主意。清志又一次彻头彻尾地相信了。松永提议道：“我们一起开一家赛马预测公司吧。”清志立刻付诸行动，甚至同意并购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电脑，作为这项业务的必需品。他们二人连同纯子，几乎天天都一起喝酒畅谈。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松永开始称呼清志为“所长”。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说松永是一个天才骗子，但容易受骗到如此程度的人物也是世间少有的。那么，这个服部清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清志出生于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与松永、纯子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结了婚，第二年生育长女恭子，但在六年之后离婚，恭子归他抚养。之后，他与一名女子同居。连同那名女子的三个孩子，他们一共六个人，住在北九州市门司区的一个公寓。

关于当时的生活，清志的同居伴侣B女士讲述道：

“在和清志生活的前三年里，我觉得非常幸福。我在一家大型公司的子公司工作，收入还不错，清志也有一份正经工作。把两个人的收入合起来，我们可以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我们买了一辆轻型客货两用汽车，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旅行。他是个非常疼爱孩子的人，我的孩子们也是从心底喜欢他，喊他‘爸爸’。他多少有点孩子气，也有任性的时候，但会为我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和购物。工作再忙，也一定会去孩子们的运动会和课堂参观。”

但是，自从和松永来往密切之后，清志的性格和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开始，便是松永向他推荐的那项赛马预测业务。

她回忆道：“一天晚上，他一到家就兴奋不已地说：‘我遇到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要和他开启新的事业！’然后，他就说做生意需要启动资金，因此要去贷款。”

据B女士说，清志对钱的态度很草率。当时，他的大笔债务都是由B女士按月偿还的。因此，B女士为了阻止他去借更多的钱，就下了决心，给了他三十万日元。

也就是那个时候，清志介绍B女士第一次见了松永和纯子。据说是松永他们想和她认识一下，专程赶到门司区来拜访。于是，他们一起去了附近的居酒屋。

她说：“松永自称姓‘宫崎’，性情很温和，言谈也亲切。他介绍自己说：‘我是一名工程师，在日立的子公司工作。虽说年薪也有几千万，但还是厌倦了人际关系，就想自己单干，开创新的事业。为此，我非常努力地学习，也学会了使用最新式的电脑。’绪方自称姓‘田中’，为人矜持，也很知礼节，总是一脸微笑的样子。我对他们二人的印象很好，也完完全全地相信了他们。渐渐地，他们就常常来我家做客，我也会和他们在附近的居酒屋或是轻食店一起喝酒。”

不久后，在清志的强烈要求下，由B女士全额出资购买了一台当时最新款的电脑。据说，在那个年代，连电脑这个名词都还未普及，一台电脑连同打印机、电脑桌在内，总价约为七十万日元。

然而，松永和清志却是成天成天地喝酒。耗费巨资买来的电脑，就那么放着，落满了灰尘。清志连日来都是天亮的时候才回到家，而松永和纯子则根本就都不来了。她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清志就眼见着变得奇奇怪怪的。脸色土黄土黄的，非常难看，还添了口吃的毛病。他本来不爱喝酒，在家里不喝，就算是在外应酬也顶多就是喝喝啤酒，也从来不会喝醉。所以，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喜欢起了喝酒，而且一喝就喝到天亮。”

B女士因此而担心清志的健康，清志却粗暴地说：“你嘴上满是温柔好听的话，心肠里却都是黑的！”这在以前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也让B女士的心灵倍受打击。清志还毫不客气地找她要钱，她一旦拒绝，就会有金融公司、信贷公司的催账单送上门来。

清志在认识松永二人的一年零九个月之后的一天，突然提出要和B女士分手。他一收拾完东西，就带着当时才十岁的女儿恭子，一起搬进了公司的宿舍。“他最后留下这么一句话——‘事情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我非常失落，甚至在那一段时间里，都没法安心做任何事情。有时候，我也会在电话里和松永商量，他会说‘B女士你已经这么努力了，可所长他这是怎么了呢’之类对我表示同情的话。”

清志在和B女士分居之后，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清志和恭子一起生活。但大约三个月后，在松永的谋划之下，恭子被安置到松永身边。根据纯子的证词，她听松永说“可能会接手照顾服部的女儿”，之后没几天，清志与松永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协议，清志每月向松永支付二十万日元，委托其“承担养育恭子的业务”。

但是，清志当时的月薪就是二十万日元（他的月薪此前是三十万日元，但因怠工而被降薪）。这样的话，月薪的全部都用作了恭子的抚养费。而且，松永还要求他支付每晚的酒钱，这也使得这份合同极不合理。尽管如此，清志还是花下大价钱，请拥有丰富保育经验的纯子承担抚养女儿的工作。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松永的手段之高明。从松永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他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能确保有恭子作为“人质”。话虽如此，至少纯子的心理似乎是比较单纯的。

她说：“我没有什么坏心思。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大儿子来说，能有一个大姐姐也是件不错的事。从恭子的成长经历和给人的印象来说，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姑娘，也愿意为她做点什么。最初的时候，我和恭子一起做饭，也相处得很好。”（庭审证词）

松永、纯子和他们的长子，还有恭子，住在小仓北区M公寓的一个房间里。这间公寓房是通过清志的关系，以清志姐姐雅子（前文曾提及）的名义租赁的。然而，正是这间屋子，成了清志被杀害、被肢解的地方，也成了纯子所有家人被杀害、被肢解的地方。清志把女儿交给松永照顾之后，生活变得越发地颓废起来。他独自一人住在公司宿舍，但每天下班后，都会到M公寓来，和松永、纯子一起喝酒，喝得很多，直到凌晨五点左右才回宿舍。

松永则在一旁虎视眈眈，观察着逐渐积累疲惫的清志，伺机捕捉清志的弱点。

清志一喝醉了酒，就会露出些无赖脾性，喜欢吹嘘他的“英雄事迹”。一天晚上，他又打开了话匣子，说：“我从租客那里承接消毒工作。不过，很多时候并没有真的消毒，但也标记为‘已消毒’，把消毒费收入囊中。这样也能赚点小钱。”但是，松永是不可能轻易放过那些话的。

在法庭披露的证据中，有三份题为“相关事实的说明”的文件，是纯子根据松永的指示而负责保管的。这三份文件的署名是同一个人——“服部清志”。

第一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自己一直在私吞消毒费。这些钱本应上交给A公司（清志供职的房地产公司）。”根据人证纯子的证词，松永让清志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然后开始居高临下地教训他，强迫他写下“相关事实的说明”。清志刚刚还接受松永的劝酒，喝得不亦乐乎。但是，松永突然之间就翻了脸。清志被吓了一大跳，惊得满脸通红，随后又变得沉默不语，顺从地写下了那份说明。他自己清楚，这件事是自己说出去的，所以很快就承认了，也没有反抗。

第二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自己是A公司盗窃案的犯人。”松永以前听清志说过一件事，就是清志的单位里曾经发生一起百万日元盗窃案。后来，松永突然提起这个话题，并激烈地追问道：“你就是那个犯人吧！”清志拼命地否认，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自己是犯人的说法。

实际上，那件盗窃案很可能不是清志干的。清志的父母记得他当时非常苦恼，说“虽然我被怀疑了，但我绝对不可能去做那种事的”。如果他是真正的犯人，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对原本就一无所知的父母倾诉呢？或许，清志是在身心俱疲以至极其衰弱的状态下，受到松永的长时间审问之后，陷入一种自己就是凶手的错觉。又或许，他过于渴望从那种追责与逼问之中解脱出来，结果违心地写下了那份“相关事实的说明”。

第三份“说明”中写道：“我承认对恭子的性骚扰。”根据纯子的证词，恭子本人在松永、纯子和清志面前揭露说：“我在来到这里之前，是跟爸爸两个人生活的。爸爸和我一起泡澡，摸了我的身体。在我睡觉的时候，会脱下我的内衣，摸我的臀部，看我的性器官。”纯子说：“恭子说得有模有样、煞有介事，让人丝毫也感觉不到是松永逼她那么说的。清志当然是坚决地予以驳斥，但看着恭子越发激烈地反驳回去，我也不由认为‘那是真的啊’。”

恭子和清志正在争论的时候，松永也加入进来，支持恭子。清志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追问。据纯子说，在清志被追究的那些事情中，她对这件事最为愤怒，她在旁观的过程中抱着一定要让清志认罪的心态。

最后，松永让清志闭嘴，并递给恭子一张纸和一支笔，指示恭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相关事实的说明）”。之后，恭子在厨房一角写好“说明”。松永把文件拿给清志看，并命令道：“签字吧！”逼迫着清志承认自己对恭子进行过性虐待。

关于松永将清志一步一步逼入绝境的事实真相，还有一个目击证人——清志的女儿恭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恭子作为证人出庭的一些相关情况。

除嫌疑人之外，恭子是唯一活着的证人。恭子第一次作为检方证人出庭，是在平成十六年（二〇〇四）一月的第二十次公开庭审。此后，她以几乎每周一次的高频率连续出庭，共计作证二十三次，每次约两个半小时。恭子在获得警方保护的时候是十七岁，现在已经十九岁了。她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一直在夜校上学。

法官出于对恭子出庭作证而可能产生精神负担的考虑，允许恭子不必直接走上法庭，而可以在法院的另一个房间里作证，并准许少儿权益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陪同人员坐在她的身边。在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办公桌前，设置有小型摄像机和显示屏，恭子和询问人都可以通过这些仪器彼此看到对方的脸。但被告席上的松永和纯子，以及包括记者在内的现场其他旁听人员，则根本看不到恭子的脸。恭子的声音通过扬声器能被整个法庭里的人听到。

即使是面对非常细节的提问，恭子也会从九年前的记忆开始追溯，回答全程语气平淡。她有时声音会变小，会一时语塞，有时也说“不记得了”或是“我不知道”。考虑到她的年龄，即便仅仅作为证人出庭，也是一种勇敢的行为。更何况，她直到结束都能坚持回答提问，不得不说是令人钦佩的。

证词的内容也非常具体。案发当初，调查人员曾因她的证词中存在许多模糊性陈述而感到困扰。但在之后的两年左右时间里，恭子或许是一点一点地唤醒了记忆。恭子的证词虽然也存在一些稍有出入的地方，但整体上是可以和纯子的证词相印证的。

恭子的证词，是从她的父亲清志如何遇到松永，并被其拉拢蒙骗开始的。恭子很喜欢B女士，也愿意和她一起生活。但是，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清志有一天突然到学校来接她，直接把她带到小仓北区的公司宿舍里，然后她就和清志两个人生活在那里。自称“宫崎”的松永和自称“田中”的绪方（“田中”后来告诉恭子，自己的真姓是“森”），频繁出入他们居住的宿舍。每天晚上，他们都和清志一起出去，而恭子则被一个人留在宿舍。

后来，恭子搬到M公寓，和松永、纯子住在一起，并转学到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学。清志每天晚上都会到公寓来，喝酒一直喝到天亮。恭子也往往会被逼着喝啤酒，因此有很多时候，她都是在身体不舒服或者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去上学的。

松永和清志之间根本就不是对等关系。恭子说，有一次松永突然揪掉了清志的假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光头，被吓了一跳。那以后，清志在室内时假发就会被没收，但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恭子详细讲述了松永逼迫清志写下“相关事实的说明”时的下作手段。她说：“那是爸爸每晚都来M公寓时候的事情。我向松永报告说‘爸爸从松永的包里拿了钱’，但那其实是一个谎言。因为松永逼着我说爸爸做过的坏事。他让我说十件，我就必须要说十件。如果没有说上十件，就会被他大骂一顿。所以，我就撒了谎。松永指责我爸爸说‘你偷了我的钱’，爸爸就拼命地否认。这时，松永抬手就朝我的脸上打了一拳，大声地训斥道：‘不许撒谎！’我的嘴角被打破了，流出了血。松永把我拽进了洗澡间，用淋浴喷头冲掉血迹。当时，松永告诉我说：‘撒谎的话，就要把谎撒到最后。’不过，那天，爸爸没有承认。

“第二天，松永又指责我爸爸。他还把我叫过去，让我跪在装满水的脸盆前，对我爸爸说：‘你要是不说，我就把她的脸浸到水里！’说着，他就把我的头往水盆里摁。我两手抵着地板，用胳膊拼命地撑着，但也还是没有用，眼看着就要被他摁进水里了。就在那个时候，爸爸说了一句：‘我承认。’那是第一次，爸爸承认了他没有做过的事。”

那件让纯子非常生气的、清志性虐待恭子的事，也是恭子的谎言。关于写下“相关事实的说明”的原委，恭子作了坦白。她说：

“我在稿纸上，以‘爸爸对我所做的各种令我厌恶和痛苦的事’为题，原封不动地按照松永的话记录下来（这张稿纸现在被法庭采纳为证据）。我写在稿纸上的事有：我在浴缸里被爸爸摸了乳头，被揉捏了乳房，睡觉时被摸了阴部，还被他用手指插进了肛门，等等。实际上，爸爸从来就没有对我做过那么恶心的事。但是，我如果不写，就会被松永骂，所以只好写下那些谎话。可是，爸爸却把那些内容承认了下来，还写下‘对恭子进行性侵犯的种种相关事实的说明’。”

据她说，“相关事实的说明”中关于清志盗窃公司一百万日元现金的事，也绝不是事实。当时，清志的身体上被通了电。在遭到持续电击的情况下，清志实在无法忍耐下去，才迫不得已地作出了承认。恭子还被松永逼着在那份说明的最后写下这样的话：“我听到了爸爸的话。我可以证明，但希望爸爸别被警察抓住，能够逃掉。如果那钱还有剩的话，请给我一点做压岁钱。”然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另据恭子讲述，用同样手段写成的“相关事实的说明”大概有一百份左右，但在清志死后，大部分都用碎纸机销毁了。

清志在委托松永他们照顾恭子的三个月之后，就从公司离职了。形式上是他主动辞职，但实际上是被解雇了。他因此也不能继续住在公司的宿舍，就接受松永的邀请，一起住进M公寓。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在被监禁的状态中遭受着虐待。

最初的虐待，是给身体通电。

此处，笔者拟对电击造成人体伤害的威力作一简单说明。据前World公司员工N先生的口供笔录，N本人是电气专业高职毕业的，这套电击装置就是由他设计的。设计的初衷，一半是觉得好玩，而且设计的电击痛感也仅仅达到一种轻微刺痛的程度。但是，当他怀着搞恶作剧的心理，在另一名员工的身上试用装置的时候，正好被松永看到了。松永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把它“改良”为可以用于虐待的工具。

为使威力达到最大限度，他剥掉电线绝缘层，裸露出金属导线，又把导线缠绕在手腕、脚踝、上臂和大腿上，然后将电线的插头插在电线延长线插座上，并快速地反复插进、拔出、插进、拔出……

据N先生的证词可知，“导线缠得很紧，几乎勒进肉里。撕裂般的灼烧感，会让人像虾一样地扭曲着身体，而且难以呼吸，只能咬紧牙关”；“被通电的地方会形成溃烂性灼伤。两个手腕被捆住通电的时候，大脑会遭受到轰鸣般的冲击，紧接着就是眼前一片漆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如其所说，松永版的电击装置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从那以后，员工们动不动就成为他的电击目标。

员工们对电击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以致争相乞求松永的欢心。松永利用这种心理，让员工们互相告发，并在自己面前互相辱骂。这样，员工们团结起来进行抵抗的可能性也被完美地消除了。到后来，员工之间互相通电施虐，成了普遍的现象。N先生回忆说：“松永似乎很享受观看被电击者的痛苦模样。他会一边给女人打电话，一边微笑着用手势下达电击的指示。”

根据纯子的证词，对清志的电击最初也是从恶作剧开始的。然而，随着电击次数的逐渐增加，不久后就演变成“虐待性电击”。游戏和虐待性电击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惩罚和制裁的意义。纯子说：“在虐待性电击中，不管是多么荒唐的事，也都要有一个什么理由。在受罚者被通电之前，松永一定会说出一个惩处的原因。”

我们可以根据纯子的证词，再现虐待的场景。

在M公寓，他们每天晚上九点左右开始喝酒。突然之间，松永就开始指责清志的言行。

“喂！电呢！”

听了松永的这一句话，纯子便迅速准备好两种电线。一根电线的前端分成两叉，都装着金属制的鳄鱼夹，另一根电线是连接到电源插座的延长线。以前是直接将导电线缠绕在身体上，最近开始使用装有鳄鱼夹的导电线，因为这种夹子很容易固定在身体上，而且不会造成太过强烈的冲击。

电击部位都听从松永的命令，包括胳膊、大腿、乳头、下巴、耳朵……对于被电击者的姿势，也有规定。多数情况下是采取“深蹲”的姿势，要求脚尖着地下蹲，同时保持上身正直。接下来是告知通电原因，然后将两股导线快速地接触指定部位，并反复进行以上操作。通电操作多数由纯子来完成，通电时间会断断续续地持续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松永会进行教训和质问。

当松永说到“好了，结束”的时候，就是清志的休息时间。这个时候，清志被允许改为“体育坐”[体育坐是日本中小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时的一种规范坐姿，也称体操坐、三角坐，标准坐姿是臀部着地，双腿并拢屈膝，两手抱膝]。松永说声“辛苦了”，并递来清酒或是啤酒，让处于头脑迷糊状态中的清志一口喝掉。就这样，松永一边喝酒，一边反复指示纯子进行电击操作。等到松永喝完酒，都是早上五点左右了。在这期间，通电操作往往要进行好几次。纯子说：“在我的印象中，松永似乎把电击清志当成了下酒菜。通电的原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都记不得了。”

但是，松永可不是单纯为了取乐才反复进行通电施虐的。他的最大目的，是要竭尽所能地榨取钱财。

不过，松永并不采取简单的威胁方法，没有逼迫清志说“拿钱来”“去弄钱”。纯子说：“松永不会把没给钱作为电击的原因。他会想办法让那个人自己明白过来‘这个意思就是叫我去弄钱’。为此，松永会拐弯抹角地找个牵强的借口，并通过反复的电击，直至达到目的。”总之，就是诱导对方，让他们本人作出最后的决定，而松永自己则并不需要承担责任。松永的这则信条，即使是在施虐的时候，也是彻底地贯穿始终。

对于清志，他还采取了其他虐待方式，比如用嘴咬他，用拳头打脸，用钳子夹或者是拧，等等。在对纯子和恭子下达指示时，松永会亲自给她们做示范，并耐心地指导她们更为有效的虐待方法。例如，“不要盲目地打，要打牙龈的地方。这样打，不会把脸打肿，而且效果好”，“和夹相比较，还是拧好。用钳子的尖端捏起一点点肉，然后把它拧断”。

松永把咬的任务交给恭子一人。“咬他！”松永一发话，恭子就像忠实的看门狗一样，一门心思地撕咬父亲的身体。松永甚至还给出详细的指示，例如让她去咬他的腹部、大腿内侧、手臂内侧之类柔软的部位。

松永甚至对清志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限制。例如，下面这些情况。

·服装、姿势限制

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要穿衬衫和西裤，而且被强制要求卷起袖子和裤腿。不仅在电击时要被迫做深蹲的姿势，就连吃饭喝酒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被电流冲击而摔了个屁墩儿，或是身体弹跳起来，那就会被怀疑是在演戏，会被追加电击作为惩罚。

·就寝限制

松永以清志打鼾声音大为由，把他的睡觉地点从厨房改为玄关门附近。又说“让他躺着睡觉的话，就会打呼噜”，于是就把清志锁在一个被命名为“槛”的用四块木板制成的囚笼里，命令他以体育坐的姿势睡觉，还把清志的手吊起来绑在囚笼的盖子上。

不久后，清志被关进门窗都上了锁的浴室里，而且平常都被关在那儿。只有在被喊去喝酒、在厨房被电击，以及松永他们洗澡的时候，才被允许出来。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不给他像样的被褥。原来的毯子和囚笼的木板都被扔掉了，结果只是拿些周刊杂志铺在地上，又拿了些旧报纸当被子。即便是给了他陶瓷风扇加热器和被褥烘干机，在没有松永许可的时候，清志也是不能按下开关的。

·饮食限制

清志的饮食是一日两餐，基本上就是白米饭或者是乌冬面、荞麦面，外加一个生鸡蛋，菜是从来都没有的。甚至有段时间，只给一些Calorie Mate牌代餐食品。[日本大冢制药公司生产的能量补充食品，声称含有人体每日活动所需的能量和营养。该品牌代餐一九八三年刚推出时有饼干和罐装饮料两种，二〇〇二年推出了果冻状的新品]

吃饭的时候，清志保持着深蹲的姿势，面前铺着报纸，上面摆着餐具。松永会告诉他：“从现在开始，在多少多少分钟之内吃完。”基本上也就是十五分钟，但很多时候会根据松永的心情缩短时间。纯子用料理计时器掐时间。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就要被电击两颚。甚至有时候，他正在吃着饭，就被夹上了鳄鱼夹。

·洗澡限制

松永讨厌不干净的东西，因此几乎每天都让清志冲澡，但即使在寒冬里也只让他用冷水，并且只给他一个洗碗刷用来擦洗身体。清志的胳膊变得不能自如伸展之后，松永一边指导纯子和恭子说，“这个地方对冷最敏感”，一边把喷头对准他的后颈冲洗。期间，松永还让他洗衣服，但因为没有替换的衣服，所以在晾干衣服之前，清志即便是在寒冬里也都是赤裸着身体的。

·排泄限制

清志必须在得到松永的许可之后，才能上厕所。自从被关进浴室，清志的排泄就受到限制，小便要尿在饮料瓶里，大便每天限定一次，而且是一定会被催促的。

清志每次去厕所，纯子都要在从浴室到盥洗室再到厕所的地面上铺上旧报纸。清志只能全裸着踩在报纸上走过去，屁股不允许碰到坐便圈，而且在上厕所的过程中也必须敞开着门。纯子则全程监视。她不得不监视清志把屁股擦干净，而且每次还要扒开清志的屁股，检查肛门是否干净。

清志大便失禁的时候，松永会惩罚他，让他把大便全部吃下去。沾上粪便的内裤会被扔掉，并让他换上成人纸尿裤。

关于对清志的虐待，恭子也在法庭上作出了详细的证词。

她说：“我从来就没有讨厌过爸爸，但松永给了我一个叫‘告密笔记’的记事本，命令我写下爸爸做的所有坏事。松永说：‘你爸爸的工作就是借钱，而你的工作就是揪出他做的坏事。’我监视爸爸的一举一动，记录下不好的地方，然后报告给松永。如果我不按照他的命令写，就会被他责骂。所以，我写了很多的谎话。松永看完之后，就给爸爸通电。严重的时候，爸爸被通了大半天的电，弄得全身痉挛，而且休克了好几次。”

清志遭受严酷制裁而饱受屈辱的样子，鲜明地刻在恭子的记忆之中。

比如吃饭的时候，他的两颚被通了电，导致食物从嘴里喷出去散落在地上，因而便被松永训斥道“太可惜了”，于是就捡起食物塞进嘴里的父亲；因为不能上厕所，憋不住而把大便拉在裤子里，然后被勒令吃掉自己的粪便，还被迫把弄脏的内裤塞进嘴使劲吮吸，擦完屁股的卫生纸也要和水一起吞下去，呜咽着流泪的父亲……恭子在讲述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形时，语气平淡得令人惊讶。但是，当检察官问道：“当你亲眼看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恭子立即用力地答道：“我认为松永根本就没把我爸爸当作是一个人。”

根据恭子的证词，她也遭受到和父亲同样的生活限制。吃的只有米饭、方便面、乌冬面，如果松永心情好的话会有鸡蛋。吃饭时也和父亲一样，必须保持深蹲的姿势，也是把食物放在地上的报纸上，而且如果不能在八到十分钟的限定时间之内吃完的话，也会被殴打或通电。她也要睡在囚笼里，和父亲面对面，采用“体育坐”的姿势睡觉。被关进浴室后，即便是寒冷的冬天，也只有五张报纸作被子，常常冻得睡不着。冲澡也是和父亲一起，小便也是在浴室，尿在饮料瓶里。

深夜三四点左右才被允许睡觉，早上七点左右就被叫醒。因为在课堂上打瞌睡，也常常被老师训斥。恭子上学时和放学后，父亲就一直站在浴室里。她一回到家，也要马上进浴室，和父亲站在一起，一直站到睡觉的时间。写作业也是不被允许的。

渐渐地，她开始贫血、恶心。而且，五年级时开始来的例假，往往都会推迟两三个月。在搬到M公寓之前，她的个子是班上第二高的，之后就几乎没有再长高，最后成了第二矮的。

随着虐待越来越严重，清志开始遵照松永的命令向父母和朋友要钱，或者反复地借高利贷。纯子作证说，清志共计筹集了一千万日元左右。包括向他父亲要的五百万、母亲的一百万、好友的五十万、以前上司的一百三十万。至于高利贷借款数额具体是多少，纯子已经记不得了，但如果简单推算一下的话，应该有二百二十万左右。

但是，这种状况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渐渐地，他的父母和朋友都拒绝再借钱给他，以致他要向一位已经疏远了的前同事哭着哀求借十万日元。不久之后，他就彻底弄不到钱了。

根据纯子和恭子的证词，自从清志再也无法弄到钱以后，松永对他的电击更是惨烈至极。清志的手指被缠上导线通电，导致皮肉溃烂，甚至看得见骨头。虽然作了急救处置，涂了过氧化氢，用桐油纸和绷带包扎，但还是留下了手指粘连的后遗症。而且，清志在被关进囚笼之后，胳膊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变化。以下是恭子的证词。

她说：“那个时候，爸爸被关进厨房的囚笼里，然后被通电。两只胳膊被电击的时候，他的表情显得很痛苦。胳膊被电击刺激得弹起来，囚笼就跟着嘎吱嘎吱地晃动一下。但是，渐渐地，爸爸的胳膊就不再弹起来了。

“松永他们命令道：‘给他按摩。’我就过去，想要按摩爸爸的胳膊，可他的手掌软瘫瘫的，一点儿都不吃劲儿。但是，松永说：‘你如果不让他的手动起来，我就给你也通电！’我听了害怕，就撒了谎。我一边按摩，一边用大拇指按压他的手腕脉搏处。当我看到他的手似乎轻微地动了一下的时候，就报告说‘动了！动了！’，松永看了，似乎也相信是真的动了。”

根据纯子的证词，清志的胳膊无法举起之后，松永就暂时中断了通电，清志的手也逐渐恢复了。但是，据恭子说，即使在清志的手不听使唤之后，松永仍然毫不留情地继续电击，而手臂的情况也越来越恶化。两个人的供述在这一点上存在差异。在关于清志事件的证词中，这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关于这个差异，想必恭子的记忆才是正确的吧。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据恭子所说，清志的手臂瘫痪之后，她就一直用汤匙把饭喂进清志的嘴里，而她自己也因为无法遵守吃饭时间限制遭到通电惩罚。据此，可以推知恭子比纯子更真切地观察到了清志的实际状态。

恭子的话，太扎心了。

她说：“即使胳膊不能动了，爸爸还是被他带出洗澡间通电。爸爸走路一摇一晃的，松永马上就勃然大怒地喊：‘快点！’被带到厨房后，他们让爸爸穿上木屐，又让他在脚下垫着一块剪成和脚一样大小的瓦楞纸，踩在上面挪动脚步。爸爸的手还能动的时候，他会自己移动那块纸板。但手臂瘫痪之后，就是由我来帮他。我只能一点一点地挪动纸板，他也只能跟着一点一点地挪着脚来行动。

“松永好像觉得我爸爸很脏。有的时候，松永把爸爸叫到厨房之后，立刻又让他回到洗澡间，一边在嘴里说着‘臭死了’‘脏死了’，一边往爸爸身上喷除臭剂。

“松永给爸爸通电的时候，总是反反复复地说：‘像你这样的人还是死了的好。’听着这样的话，我在心里想：‘他不会是要把我爸爸给杀了吧？！’绪方也听从松永的命令，对爸爸又是通电又是捶打的。即便松永不在场的时候，她也丝毫不会手下留情。在我看来，松永和绪方就是恶魔。”

自平成七年（一九九五）的年底开始，清志的言行变得古怪起来。纯子作证说，他有的时候会喃喃自语，嘴里念叨着“阎罗大王……”，有的时候还说“有丝从手腕出来”，并反复地做着拉线的动作。恭子也说了这样的一件事：清志在被通电之后，突然朝着松永跪下，嘴里说：“承蒙您一直照顾恭子！宫崎大人！我和恭子能有今天，都是宫崎大人您的恩赐！”一边说着，一边叩头触地。松永见状，就对恭子说：“你也要向你的父亲学习！”清志也按着恭子的后背，让她下跪。

清志出现了语言障碍，而且症状逐渐明显。口吃日益严重，说话愈发地困难起来。身形也极度消瘦，脸色暗得瘆人，甚至也没有表情。纯子说：“清志看起来就是个废人。”

清志因受到残酷电刑和生活限制而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其真实的内心状态又是如何？显然，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根据纯子和恭子的证词，一个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清志既没有试图逃避通电，也没有对严苛的限制作出反抗，甚至连一句“请住手”都没有说过。当法官问及原因时，纯子推测道：“因为监视和上锁，反抗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带着恭子一起跑，还是丢下恭子独自逃跑，都不可能。”但是，清志会不会本来就没有反抗的意愿呢？

或许，当时的清志处于一种叫做“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之中。所谓“习得性无助”，是心理学家莉诺·沃克博士主张的一种理论。在实验中，把人或狗关进笼子，并持续进行电击刺激。最初，他们会试图逃跑，但在不久之后就学习到了一种“知识”——逃跑是不可能的，从此进入无抵抗状态。最后，即便是在敞开着门的情况下，实验对象也不会从笼子中出去了。松永对清志持续执行的“废人化”过程，简直就和这个实验完全相同。

根据前文提及的赫尔曼博士所说，强制性收容所里的囚犯的最终阶段的心理状态，不仅是丧失了生存意志，甚至连自杀的意愿也会消失，完全陷入绝对性被动的心态。这些囚犯“不再寻找食物或温暖，也不再逃避殴打，而被视为活着的死人”。当清志在纯子的眼中映现为“废人”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进入这种最终阶段了吧。

而且，赫尔曼博士也谈到了结局——“他们一定会走向死亡”。就清志而言，这个结局同样不可避免。在他的身上，没有出现奇迹。

清志死于平成八年（一九九六）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当时的情形，恭子的证词如下。

“一直以来，我在放学路上，都要通过公共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回家’。那天，绪方告诉我说：‘你爸爸又大便失禁了。你快点回来清理掉。’于是，我就急匆匆地赶了回去，发现爸爸盘腿坐在洗澡间里淋浴的位置，上半身向前倾斜歪倒，额头贴在地面上。那个时候，爸爸的脖子很细很瘦，血管和喉结都凸露出来，肚子也瘪瘪的。感觉上，他的腿也只剩下了膝盖和骨头。虽然眼睛里有光，但仿佛毫无气力，脸也格外地消瘦。

“洗澡处附近散落着软软的粪便。我一个人开始打扫，绪方则一直在监视着我和爸爸。我把粪便装进垃圾袋，然后收拾铺在地上的杂志，再用淋浴喷头冲洗地面和墙壁。我打扫的时候，爸爸一直在洗澡间里。我在收拾杂志的时候，曾让他把屁股稍微抬起一点。除此之外，他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突然，爸爸发出类似于打鼾的‘呼呼’的声音。当时，我正在冲洗墙壁和地面，被那个声音吓了一跳。我朝他看过去，发现他还是相同的姿势，看起来整个人都软瘫瘫的。

“松永进了洗澡间，看到爸爸的样子，对绪方说：‘应该是因为你没给他吃饭吧。’然后，他们把爸爸从浴室里弄出去，让他仰卧在厨房的地上。突然，松永说要给他通电。绪方就把爸爸的衬衫脱了下来，在他的左胸和后背各夹上一个夹子。然后开始通电，前后大概电击了十次。刚通电的一瞬间，爸爸似乎抽搐了一下，然后就再也没动弹了，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那一刻，我想：‘爸爸是死了吧。’”

关于清志的死亡，纯子的证词有几点和恭子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

清志死后，松永指责恭子道：‘是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打到了你爸爸的头。所以他就死了。’还让恭子写了一份“相关事实的说明”，主要内容是“我打了爸爸的头，爸爸的头撞到墙上，死了”。

松永还对恭子提起清志身上的大量咬痕，威胁着说：“如果现在送医院的话，可能还来得及。但是，他的身上不是有咬痕嘛！警察一定会调查的，那样你就会被抓起来。”恭子被这些话吓住了，坚信“一旦被发现，自己一定会被警察逮捕”。

然后，三个人喝了酒。恭子也被命令喝酒。接着，松永开口说道：

“只能把他弄成碎块扔掉。你们把他肢解了吧。”

当天晚上，他们就开始了肢解作业。他们把防水布挂在厨房的天花板上，设置成一个隔离区间，又在浴室窗户上贴好黑色塑料布，然后两个人分别抱着清志的两肋和双脚，把尸体拖到了浴室，平放在地上。

松永说：“先放血吧。”

松永教她们放血的方法：切开颈部和手腕的血管，再把淋浴喷头开到最大水流，顺着血流淌的方向持续冲洗。教完之后，松永命令道：“你们切开血管吧。”绪方先来，在尸体的脖子上割了一刀，然后把尖菜刀递给了恭子。恭子攥着刀柄，呆呆地站在那里。纯子按照松永的指示，抓着恭子的手，一起握住刀柄，一边引导着恭子，一边移动刀子，在尸体的脖子和手腕上切出口子。

放血结束之后，就是用菜刀和锯子切断肢体。纯子回忆道：“我虽然是外行，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完成了肢解操作。松永指示我‘要仔细观察死因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知道清志的死因。我不想让别人认为，他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才死掉的。”

她们从腹部取出内脏，从头部取出脑浆，仔细地观察。但是，那样也是不可能弄清死亡原因的。最后，她们放弃了对死亡原因的调查，只是尽可能地把尸体切割成更小块，有时还会根据情况把部分肢体切成碎末。

在杀人案中，肢解尸体的情况为数不少，但犯人顶多是将肢解后的尸体埋在森林里或者沉进大海。松永在这一方面的处理方式却非同寻常。首先，他下令把肢解后的部分分批放进锅里煮。而且要煮很长时间，将肉片和内脏煮到很软的程度，再用搅拌机绞烂，绞成液体形态。然后，分装进几个塑料瓶，拿到公园的公共厕所里放水冲走。碾成粉末状的骨头和牙齿，则与味噌酱混合在一起，做成团子糕点的形状和大小，分别装进十几个曲奇罐。然后，带着去大分县的竹田津港，乘上渡船，趁着夜深的时候，把味噌酱团子分散着扔进大海。肢解用的菜刀和锯子被扔到河里，浴室和厨房被彻底地打扫干净，清志的衣服也用碎纸机切碎后作为垃圾扔掉。

最后完成所有的肢解操作，已经是清志死后的一个月左右了。

此外，我想指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实际上，在肢解尸体的过程中，纯子正怀着松永的第二个孩子，而且怀胎足月，临近预产期。

当检察官讯问纯子肢解结束的日期时，她立即回答道：“是平成八年（一九九六）三月二十一日。”之所以记得清楚准确，是因为在肢解作业刚刚完成后，她就开始了阵痛，于是立即乘出租车赶往大分县内的妇产医院，并在当晚的半夜零点左右生下次子（次子出生时健康状况良好）。

纯子竟然在有孕在身的情况下，忠实地遵从松永的指示，进行诸如施虐、肢解尸体这样极其异常的作业。那么，纯子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要解开这一谜题，首先应该注意这样一个情况：事实上，纯子本人也是被通电的对象。而且，动手给纯子通电的不仅仅是松永。清志、恭子，甚至是她尚且年幼的长子，都会在松永的辅助之下给她通电。

此外，纯子一直处于松永的监视之下。例如，她在外出购物的时候，必须要频繁地用手机联系松永，细致报告行踪。当她出了公寓的时候，要说“刚刚出了门”；当她到了超市或便利店的门前，要说“已经到了，现在进去”；在店内时，要说“买点什么好呢”；出店时，要说“刚刚出了门”……如果稍稍延迟了联系，就会在回家后受到电击惩罚。另外，松永会不定时地给她打电话。如果她没接电话，就会在回家后被电击。

这种频繁的联络义务和不定时的突击检查，在纯子的意识中植下一种恐惧心理——“即使自己人在外面，也一直处于松永的监视之中”。她说：“不能考虑在外出期间去卫生间。如果实在憋不住的话，就要打电话问‘现在可以去吗’，得到许可之后才能去。”即使在外面，也是和在家一样，都没有上厕所的自由。

在给清志通电的时候，纯子也被这种恐惧感所缠缚着。有的时候，松永在指示通电部位和次数之后，会去睡觉或者外出，但纯子从来也没有违背指示私自作出改变。因为松永随时可能突然出现，进行突击检查。如果被发现私自减轻电击，自己就会受到惩罚。根据多年的经验，纯子已经清楚知道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她漏听了松永的指示，就会遭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如果遵从指示，则往往会受到表扬，而不会危及自身。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作出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心理解析。也就是说，在纯子的观念中，即使牺牲清志，也要彻底完成自我保护。这种心理状态的背景因素之一，应该就是出于一种必须保护胎儿的责任感。她说，自己在接受通电的时候，实际上一直在担心电流会对胎儿造成不利影响。她曾向松永建议，让清志回他自己的父母家。不过，这并不说明她是想要帮助清志。纯子明确地说道：“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努力摆脱和清志在一起生活的现状。我讨厌照顾他，因为不卫生、不经济，而且对教育长子有不利影响，也给我自己带来了严重的精神负担。”

但是，纯子在被捕后，曾看到一张刑警出示给她的照片，因此而对清志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负罪感。那张照片是松永拍摄的，内容是清志被监禁时的样子。照片中的清志保持着“深蹲”的姿势，胡子拉碴的，脸颊消瘦，目光呆滞，胳膊、腿和脸上有几处暗红色的斑点。那个时候，纯子没有想到过清志会死。但是，当她看着那张照片时，内心受到了冲击。她说：“在客观的立场上看这张照片，我受到很大震撼，不由得想到：‘啊！他就要死了！’我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震惊。”从那时起，纯子开始供述清志一案的相关情况。

而且，她渐渐回忆起了清志的善良。清志时刻处于死亡的边缘，但还是对纯子说：“请一定要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呀。”也会在松永惩罚纯子的时候试图保护她。例如，松永禁止清志触碰伤口的结痂，而且还会作“结痂检查”，一旦发现结痂移动了位置，就会对清志采取电击惩罚。有一次，纯子碰到清志身体上的结痂，结痂的位置移动了一点。清志因此而受罚，但清志并未把真相告诉松永。纯子说：“因为那件事，我直到今天都记着清志的义气和恩情。”

但是，我们仍然很难认为，松永之所以施加残忍的虐待，目的仅仅是为了弄钱。纯子也多次被检察官问及虐待清志的目的，但她只是反复回答“不知道”。不过，在与检察官谈话的过程中，她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供述。

根据纯子的供述，可以知道松永有一个把人分成不同等级的习惯，并对最低等级的人施加虐待。按照松永的分级，World公司的员工以及一起生活的人，并不是金字塔式的层次，而是线形垂直的等级序列。作为“事实婚姻的妻子”，纯子当然也被排在其中，通常是在清志的上面，但有时也会被排在最下层。决定等级序列的人，毫无疑问是站在最顶端的松永。

松永从儿童时期开始，就是那种独断专行的领导型人物。这种排列等级的习惯，恐怕就是在他让手下做坏事的过程中养成的。在World公司期间，因为存在雇佣关系，他更加露骨地排列等级次序，而且对最低序列员工的虐待也逐渐升级。

松永有几个绝对服从的奴隶，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换等级序列，并对排列在最底层的人施以极度残酷的虐待……或许正是这种“快乐”，让松永的病态心理愈益严重。更何况，如果还能从那些奴隶身上弄到钱，就真算得上是一石二鸟了。

不幸成为松永猎捕对象的人，一般都性情单纯，为人憨厚，而且家里富裕，又有儿女。对这些目标，松永毫不留情。松永本来就有施虐狂一般的奇思怪想，还涉猎了关于监禁和虐待的书籍，从中学习并发挥了多种多样的控制和虐待方式。而且，他还热衷于观察虐待所造成的伤害，并以此为乐。

但是，松永享受施虐乐趣的结果，却是真的夺走了清志的生命。如果这不是所谓的“快乐杀人”，那有什么才是呢？

但是，关于清志一案，松永的主张则大不相同。

首先，他声称赛马预测业务并不是胡说八道，而是他策划的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他坚称：“我确信，如果我们利用数据努力去做的话，即使现在也能从中获利。”但是，如果真能确保赚钱的话，那他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B女士要求道：‘电脑是我买的，所以请把电脑还回来。’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她。”

但是，纯子的辩护律师发现松永的说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辩护律师问道：“你每个月花费二十万到三十万日元买酒，如果把这几个月的酒钱省下来，不就可以买台电脑了吗？”

松永答道：“像您那样的律师当然可以那么说，因为有高收入，生活也稳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好酒的人，即使有那样的目的，也会不由自主地把钱花在喝酒上。这样可能被您说是没出息，但其实也就是那样。”

辩护律师说道：“如果确实能赚钱的话，无论是谁都会想着把钱攒起来，重新买台电脑去创业的。”

松永：“如果像律师您一样头脑好用的人，可能会那么想吧。但如果是爱喝酒的人，就是会把钱花在酒上。这个是没法辩解的。我是在被捕进了拘留所之后，才迫不得已地戒了酒。嗜酒如命的人本性如此，即便明白其中道理，也还是戒不掉。不是吗，律师？”

这个问答环节表明，即使在询问中对松永进行盘诘性询问，得到的回答往往也都是这种蒸不熟煮不烂的狡辩。询问者也被绕来绕去地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一名检察官向记者透露，“即便对松永进行交叉询问也没什么意义，只会无谓地拖延审判时间”，所以检方罕见地尽快结束了交叉询问。

实际上，我在听到松永的答辩后，甚至陷入一种错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听“漫谈”[一种日本曲艺形式，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在这个犯罪史上极端罕见的凶残案件的公开审判现场，一旦他开始说话，紧迫感一下子就消失了。松永的答辩不仅让记者和旁听者爆笑，甚至让一贯表情肃穆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也不禁发笑。我们再看一些松永的答辩。

松永坚称，自己之所以让清志写下各种各样的“相关事实的说明”，是为了督促松永反省自己的行为。针对那份清志性侵恭子的说明，松永是这样讲述其前因后果的：

“在我受托照顾恭子以前，清志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曾经吹嘘说：‘我们父女间的感情非常深，比一般父女的关系都要好。’我问他是什么样的感情，他就开始说起一些自己和恭子做的下流事。他说得一脸得意，我也就信以为真了。我说：‘这种事情和关系好也不是一回事吧。’清志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回道：‘不！你不明白。’而且，我也曾经目睹过这样的情形。喝酒的时候，清志说“喂，摸我”，恭子就开始摸清志的下面。我吃了一惊，一脸茫然地说：‘真行啊！’当时，纯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后来，我也从恭子那里听到了她的真心话。我说：‘如果不让清志反省，而是放任不管的话，情况肯定会更糟糕的。为了让清志明白是非对错，那就让他把情况写下来吧。’纯子也表示赞成，就说服清志把情况写下来。清志也没有表示不满，很麻利地就写了。”

不管是让清志写哪份情况说明，松永都坚称，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从未胁迫清志或者施加暴力，而且事后还会很友好地一起喝酒。

事实上，松永在公开审判法庭上认同了以下事实：对清志进行电击，对他的生活施加各种限制，把他锁在浴室里，以及清志的死亡和肢解尸体。但是，松永对这些事的叙述和纯子的证词，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在松永的叙述中，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正当化了。

他说：“我对清志进行的通电，并不是虐待，而是叫作‘秩序性通电’。秩序意味着，在共同生活中，应该要彼此寒暄和作出回答、毛巾等日用品应该是自己用自己的、不要拿别人的东西、不要擅自打开冰箱等等。我向清志解释，并让他理解‘我们是在和电子技术打交道，是用通电来代替暴力，以此维持秩序’，然后才让清志进行了‘通电初体验’。”

“在那之后，当清志先生违反规则时，我对他说：‘这是第一次。’意思就是说，第一次算作提醒，如果再犯，就要通电。清志说：‘通常不都是三次的吗？不是说事不过三吗。’我说：‘不，我没有那么仁慈。你若再犯，我就通电。’他也接受了。”

他还主张说：通电之前，都会向清志说明原因，取得他的同意。电击次数也是事先说好的。而且，在通电结束后，自己也会对清志说声“辛苦了”，还给清志倒酒。

关于对清志采取严格生活限制的事情，松永作了很多细节上的说明。下面，笔者将介绍其中的一小部分。

首先，是关于睡眠限制的问题。松永解释说，清志的鼾声让自己很苦恼，于是花了一万日元在网上订购了一种戴在手臂上的“防鼾器”，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为了防止打鼾，松永让清志睡在洗澡间里，清志本人也同意。其次，在饮食方面。松永说，在清志住进M公寓以前，自己会迎合清志的口味，勉强把油腻腻的东西拿来作食物或下酒菜。开始共同生活后，据松永说：“我们喜欢吃清淡的食物，希望清志能配合我们的饮食习惯。清志也同意了。”这样的话，食物种类的可选项也就自然变少了，一般是乌冬面、拉面、方便面和速食咖喱。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松永他们平常的饮食，并非是特别对待清志，让他吃得粗糙。但是，恭子曾明确地讲到了这一点，说：“松永、绪方和他们的大儿子，总是吃肉、鱼、蔬菜、生鱼片之类菜肴。松永喜欢的食物是麻婆豆腐。”

因为照片被警方查收了，松永也自知无法抵赖，不得不承认清志急速变瘦的事实。但是，他狡辩说：“因为清志他本人就特别在意肥胖的问题，所以能瘦下来不也挺好的吗？”言语之间，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感。

而且，类似这种满嘴荒唐的答辩还远远没有结束。松永辩称：

“我给他提供过Calorie Mate牌代餐。那是一种‘营养百分百的特别食谱’。因为清志曾经抱怨说：‘就算是胖得像猪一样也无所谓。请让我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所以我决定让他吃这种营养代餐。那些代餐，据广告宣传是营养丰富、膳食均衡的。清志表示同意，而且也吃了。他一次都能吃三到五盒（十二到二十块）[由此来看，松永提供的是饼干型的Calorie Mate牌代餐。这种代餐食品每盒约八十克，里面有四块小饼干。广告称一盒四百卡路里，含人体每日所需维生素量的一半]。因为有三种不同口味，他好像也根本吃不腻。”

“清志用冷水淋浴是事实。你们可能会认为，在寒冷的冬天洗冷水澡是很过分的。不过，实际上把冷水开到最大，同时把热水也开到最大，那样冷热水混合在一起的话，水温就会升高。总之，就是变成了温水。他用的就是这种温水，并不是冷到‘啊哟！好凉啊’那种程度的冷水。事实上，清志也承认说：‘刚淋到身上的时候是很凉，但洗完之后身体就暖和起来了。’”

“限制清志的排便次数也是事实。因为如果不限制的话，那个人一天要说四五次‘我要去厕所’，所以就规定为每天两次。由于是纯子负责清扫厕所，我就发了牢骚。纯子也为此向我抱怨过。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上厕所超过三次就惩罚他。禁止使用坐便圈也是事实。那是因为清志每次大便，都会拉得很冲很用力，弄得大便总是沾到坐便圈或者马桶盖上。于是我告诉他：‘你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总是弄得那么脏的话，打扫起来是很麻烦的，所以请你暂时不要使用坐便圈。’清志也同意了，答道：‘好的，我明白了。’”

“让清志吃大便的事儿，也有过。那次，浴室里有大便状的东西，我问他：‘这不是大便吗？’但他坚持说：‘不是。’于是，我就说：‘那么，就是说可以吃喽？’他还逞能说：‘嗯。可以吃的啊。’然后真的就吃了下去。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大便。而且，那也不是我命令他吃的，是清志他自己吃的。”

他也承认了从清志那里收取钱财的事实，但他一直坚持“我没有独吞，只是把它用作包括清志在内所有共同生活的人的生活资金”之类的说法。此外，他还全盘否认了纯子和恭子关于清志在去世前已经变成“废人”的说法。

松永说：“清志在去世之前，也一直和平常一样生活，未见异常。虽说是比以前瘦了，但也只是少了多余的脂肪，看起来就像一只身形矫健的野狼。而且，他也没说有哪里疼，或者想去医院之类的话。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去世的前一天，胃口也都很好，和往常一样地喝酒。”

而且，关于监禁和虐待对清志死亡的影响，松永予以完全否认。他辩称：

“那天，清志在浴室里拉了一些大便。纯子和恭子正要去清理，清志站起来后，脚底一滑，头撞到墙上，然后就那样倒下了，头、胸和肚子也都跌撞在地上。我当时正在盥洗室，目睹了那一幕情形。

“清志自己缓缓站起来，走了一两步，但马上又在门前蹲下，弯曲着双腿，头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但是，他突然又打起鼾来，还发出很大的声音。我和纯子一起把清志抱到厨房，让他躺下，给他盖上毯子。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他打着鼾就突然睡着了。所以，我以为他这次也是睡着了。我观察了一会儿情况，大约十五分钟后，他的鼾声停止了。我心想：‘啊！这不对劲啊！’于是，我把手指放在清志的鼻子前，检查是否还有呼吸，但是发现已经没有气息了。我又把耳朵贴在他的心脏部位，结果发现心跳的声音也已经停止了。

“我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但他没有苏醒过来。我也使用了电击复苏的方法，但也没有奏效。纯子虽然也清楚清志已经死了，但还是呆呆地问我：‘他真的死了吗？会不会只是睡着了？’所以，我建议道：‘那就试试通一下电吧。’把通电夹子夹在乳头上，然后给他通电，让电流通过心脏，再确认是否还有心跳声，但还是没有心跳。”

关于尸体的肢解和遗弃，松永应该是考虑到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了，便大大方方地坦承了自己曾参与此事。他说：“我参与并制订了肢解计划，就像设计师建造大楼一样。”“肢解方法是我的原创。我读了一本鱼类烹饪书籍，然后活学活用，根据佃煮[用酱油、糖等调味料烹煮小鱼、贝类、海藻等制成的海鲜小菜]制作的要领设计了肢解的具体方案。”松永那副满口荒唐的嘴脸和恬不知耻的态度，引人发笑。但是，他竟然把那么残忍至极的事情，编造成了一种“美谈”。那时，他的话让法庭上流淌着格外荒诞和诡异的气氛。

松永说：“肢解意味着‘死者的葬礼’。把遗骨扔进海里，意味着水葬。之所以让恭子参与其中，是因为在为亡者守灵的时候，一直陪伴在尸体旁边的人应该是家属。我觉得，应该让恭子去处理清志的尸体，如果让她去进行肢解尸体的操作，她就能一直地陪在尸体旁边。这意味着对亲人的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