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松永太和绪方纯子被判处死刑。平成十七年（二〇〇五）九月二十八日，距离一审已经过去了三年零四个月。

审判长在认定六项杀害罪和一项伤害致人死亡罪（誉一案）的罪名成立后，宣布：“松永是犯罪的主犯，应受到最大的谴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真诚的悔意或歉意。他的犯罪倾向根深蒂固，而且没有改正的可能”。

听到这些的松永，在闭庭后依然面带微笑地坐在被告席上，一动不动。之后他面向辩护律师，挥舞着拳头喊道：“律师，要看二审的哟！一起干吧！”兴致似乎十分高昂。就在当天，他就向福冈高级法院提出了二审请求。

松永的死刑判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是，如果松永就这样经过高等法院的二审和最高法院的终审，最终维持死刑判决，而他本人却毫无改变的话，我将感到极大的遗憾。

说实话，我现在有一些惆怅，也许因为我还是不了解松永吧。纯子和恭子的证词让我对松永的残忍和狡猾有了很好的了解，关键是对于他的内心世界，我却一无所知。这种虚无感和无力感，与日俱增。我还是希望松永能够坦诚地说出他的内心世界。希望他能自我分析，导致这一史无前例的案件的“内心的幽暗”。

在法庭询问松永的过程中，我苦恼于“听那样一个乱七八糟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但只听纯子的供词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坚持了下来，继续奔赴小仓。此外，松永一直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他所提供的口供记录数量异常庞大。我虽然费了千辛万苦，在本书中作了整理和归纳，但那也仅仅是介绍他编造故事的出色能力。一念及此，倍感虚无。

如果无法从供词中看出松永的本性，那么是否可能通过他在法庭上的表情和态度来作出一些判断呢？想到这里，我便凝神地仔细观察，但依旧是如坠五里雾中。他会变幻莫测地突然改变自己的表情和态度。一会儿带着讨人喜欢的柔和表情彬彬有礼地回答问题，转眼间又会变得厚颜无耻地指责检察官和纯子的辩护律师道：“你在教训我吗？”“太无礼了！”等等。一会儿又变得很谦虚地说：“审判长大人，请您理解。”并发出阵阵的哀求。简直就是一条变色龙。但是，这些都算不上松永的本性。他的前妻告诉我：“松永令人感到害怕的时候，他的眼神就会变得和蛇一样。”她所说的那种冷酷的片鳞半爪，并非惺惺作态，而是松永本性的一部分，我真的想看一看。

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我认为松永可能会在拘留所里克制过度的自我表演，露出真实面目，所以我采访了同一时期内与松永同在小仓北拘留所的一名中年男子。

他说：“在锻炼时间，我们会五人一组去操场，楼梯的正前面是松永的牢房。每当我们经过那里，松永都会微笑着跪坐在那儿，和我们每个人打招呼，大声说‘早上好’。回牢房的路上，他也会向我们致意道‘辛苦啦’。我也是有三次前科的人了，见过很多世面，但还是头次遇见这样的事情。他平时是垂头丧气的，但当人们经过时，他就会藏起自己的表情。起初我很感动，但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松永时，真的吓了一跳，心想：‘就是那个做出那种坏事的家伙！’当我对工作人员说‘松永非常的友好’时，他们会生气地说：‘那个混蛋，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我曾半开玩笑地和松永打招呼：‘松永先生，加油哦！’他会一脸的开心，低下头表达谢意：‘好的，非常感谢！’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在被转移到小仓拘留分所后，他这种彬彬有礼的举止似乎还依然保持着。

我突然产生一种冲动，越发认真地认为松永一定是个毫无人性的怪物。如果我能真的那样想的话，我可能会轻松一些。但是，眼前的被告人松永太，毕竟是一个人。只要他还是个人，在被判处死刑之前，戏剧性的变化就有可能会降临到他身上。我现在不放弃，将来也不会放弃让他“在法庭上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微小希望。

还有对绪方纯子的死刑判决。法官拒不同意减轻纯子的罪责：“看不出绪方是在被松永控制并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参与犯罪的。绪方完全认同松永的意图，是在松永的指示下，以积极主动的意志参与犯罪的。”

在被下达死刑判决后，纯子向法官深深鞠了一躬。休庭后，她向三位检察官逐次致意，但脸色苍白。据律师介绍，针对她被松永控制一事，纯子在对法官的判决感到失望的同时，也丧失了自信，“因为被认定为主观故意的犯罪，她觉得自己果真是个残忍的人”。但是，她的律师极力劝说纯子提起上诉，一直以来，纯子对上诉犹豫不决，在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纯子同意以律师的名义提起上诉。

我个人对这个判决感到非常失望。这份判决，对松永和纯子的控制关系毫无洞察。例如，法官指出“绪方有许多避免各种犯罪的途径”。可是，这种看法未免太过于无视受害者的心理。纯子被地狱般的通电彻底灌输了恐惧心理，她的判断力和批判力显著下降，不得不在心理上服从松永。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纯子，也适用于绪方一家的所有人。正因如此，就连以前当过警察的主也都既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而是听从了松永的杀人指示。由此可见，松永的控制术是多么地“完美”。更不用说被暴力虐待二十年之久的纯子了。在一般人看来，她一个人想要作出反抗，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样认定纯子配合松永、积极主动地参与杀人，是否过于简单了呢？对于纯子以及自相残杀的绪方一家的心理活动，判决完全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判决就像是给臭了的东西盖上了盖子一样。

其实，在判决的前一天，我得到了和纯子见面的机会。

自从开始旁听庭审，我就越来越想知道纯子的心情，于是提交了和她见面的申请。但是，因为她是重犯，按规定是禁止见面的，而且禁止通信。我仅仅是不断给她递送书籍，并在递送物品申请表的关系一栏中写了“支持者”三个字。她的辩护律师联系到我，向我传达了纯子的口信：“非常感谢您送来东西，但是看到您写的是‘支持者’，这让我非常困惑。我并不是那种会得到支持的人。”我把自己写的关于DV的书交给辩护律师，并说明了我的想法，让她明白我不是一时兴起才写的“支持者”。判决之前，亲属和支持者得以获准和她见面，我得到了二十分钟的会见时间。

会见条件是“禁止谈论案件相关内容”，但我们还是隔着透明亚克力板交谈了很多话题。

纯子以平静的表情走进会见室，说道：“非常感谢您送来这么多书，真的很感谢。让您破费，实在是抱歉。”然后深深地鞠躬。

在我递送的书籍之中，她说她特别喜欢读《仍然笑对人生》这本书。该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裔精神病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纳粹分子送进集中营，战后不久，他写下了记录其集中营经历的《夜与雾》[中译本多译作《活出生命的意义》]，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长时期地广泛阅读。《仍然笑对人生》是弗兰克尔在维也纳公民大学的演讲录，简要阐述了他如何克服极端痛苦和绝望，找到生活意义的思想历程。

纯子说：“那本书是我的心灵支柱。当供述变得痛苦的时候，我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阅读。”听到纯子的话，我知道了她的处境和我想象的一样。

纯子自始至终保持着笑容侃侃而谈，完全看不出作为刑事被告人，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后被判处死刑的那种悲怆感。

她说：“您是说现在的心情吗？就是异常的冷静和平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被判什么刑，审判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太严肃，距离宣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却一点都不紧张……”

说着，纯子用手帕捂住嘴角笑了。我对她出乎意料的笑容感到惊讶。当我告诉她这与她在法庭上给人的严肃印象完全不同时，她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人。

她说：“案子发生的那几年，我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但现在我渐渐地能做到了。被捕后，在与律师和警察们的交谈中，我慢慢有了变化。松永一直威胁我说‘除了我，谁也不要相信’，这句话被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所以一开始我对支持我的人充满了怀疑。但现在，我终于可以信任别人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想见您。”

当我问她在拘留所里的生活时，她说简直和天堂一样。

“可以吃饭，可以洗澡，想去厕所就可以去厕所。甚至还有读书的时间。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奢望，就是希望可以见到更多的人。现在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和别人进行交流，即使是在监狱里。”

我把我对松永的看法，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她。听完后，纯子多少带点伤感地说：“虽然有愤怒，但没有产生憎恨的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一种心态……”当我问她是否还有对松永的爱时，她说：

“不，完全没有。只不过，看到他的样子时，我会觉得他很可怜。松永是个猜疑心很重的人。连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想杀了我全家。所以，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我还是希望他能诚实地说出来，并且能够找回那颗信任别人的心。”

据悉，这次审判当初是决定将两名被告分开，并分别进行质询的，但由于纯子迫切希望“把松永这个人观察到最后”，所以才撤销了分开质询的决定。当检察官问纯子对松永在一审中的供述和态度有何看法时，她抛出了一句话：“我认为他还是那么不像话。”然而，我不禁认为，她说那句刺耳的话，是希望松永能在二审中清醒过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会见中，纯子的这种心情得到了印证。

最后，我对纯子说出了我无论如何都想告诉她的话。

我说：“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认为你应该继续深入思考案件发生时的非正常心理，尽可能地把它形成文字，传达给受害者遗属。我想受害者遗属也会对你怀有这样的期待。”

那一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作为证人出庭的主也母亲的一番话。这位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和两个孙儿的老妇人，佝偻着身子坐在证人席上，声音颤抖地说道：

“作为一个体会过分娩剧痛的人，我想问问（有同样经历的绪方）你，当小彩说‘我什么都不说，请把我送回我父亲的老家’时，你作为一个母亲，有着和小彩一样大年纪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体会到孩子的心情呢？”

也许是出于对受害者家属的考虑吧，当天坐在被告席上的纯子，身着类似丧服的黑色上衣和黑色半裙。主也母亲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用手帕捂着眼睛，双肩颤抖着嚎啕大哭。

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她的样子，心想：纯子应该用一生去回答死者家属这个无法回答的疑问。无论她怎么说，都不会改变她的罪恶之深，想必死者家属也不会原谅她。尽管如此，作为赎罪，我觉得她应该尽可能地用语言来作出回答。

纯子从透明隔板的另一侧，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以我的能力而言，很难表达出来。但是，通过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让我意识到了很多在案发当时我并不明白的事情。在我有限的时间里，我会尽量用语言表达出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确信纯子重拾了人性。对于采访这一前所未有的残酷案件的我来说，这是一种“救赎”。

最后，我要向负责本书的新潮社非虚构编辑部的笠井麻衣、对企划和结构提出建议的同社新书编辑部的后藤裕二、协助采访的当地记者以及所有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平成十七年（二〇〇五）九月二十八日

---丰田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