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好久，一直走到小街。她几乎是连奔带跑；最后她进了一个小铺子。我停了下来等她。“她总不会住在小铺子里吧，”我想。

果然，她一会儿就出来了，但书不见了，手里拿的是一个陶碗。她走了不远，就进了一幢难看的屋子的大门。那是不大的两层楼的旧房，不过是砖房，涂着脏兮兮的黄色。下层有三个窗户，其中的一个窗口竖着一具小小的红棺材，——那是一家小棺材店的招牌。上层的几扇窗都非常小，全是正方形的，镶着不透明的有裂痕的绿色玻璃，玻璃后面挂着粉红色的细棉布窗帘。我穿过街道，走到屋子跟前，看到大门上方的一块铁皮上写着：女市民布勃诺娃寓所。

我刚读了铁皮上的那几个字，就听见布勃诺娃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了女人的一声刺耳的尖叫和随后的责骂。我从便门望进去；木头台阶上站着一个胖婆娘，一身小市民的打扮，戴着头巾和绿披肩。她的脸是那种让人恶心的紫脸膛；浮肿、充血的小眼睛露着凶光。显而易见，她喝醉了，虽然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她对着可怜的叶列娜大叫大嚷，叶列娜手里拿着碗站在她面前，好像已经麻木了。在紫脸膛的婆娘背后的楼梯上，有一个涂脂抹粉、衣衫凌乱的女人。一会儿地下室的楼梯通底层的门开了，楼梯上站着一位衣着寒酸、文雅端庄的中年女子，大概是被吵闹声引来的。还有一些人站在半开的门边张望，他们是底层的其他居民，一位年迈的老者和一个姑娘。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大概是门卫，拿着一把扫帚站在院子中央，懒洋洋地看着这出闹剧。

“你这个该死的，吸血鬼，贱货！”那婆娘尖着嗓子叫道，把积在心里的脏话一股脑儿地骂了出来，往往骂得既没有逗点也没有句号，只是有点儿气喘吁吁，“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养育之恩吗，鬼东西！我只是叫她去买黄瓜，她却就溜了！我的心有预感，叫她出去，她一准会溜！我担心哪，担心！昨天晚上，就为这事儿还揪了她头发，可她今天又跑了！你干吗要乱跑啊，小娼妇，干吗呢！你找谁去了，你这该死的白痴，鼓眼睛的毒蛇，畜生，找谁去啦！说呀，你这个废物，要不，我就立刻把你掐死！”

于是气呼呼的婆娘向可怜的小女孩扑了过去，但她看到了站在台阶上的那个女人——底层的住户在望着这一切，马上就停了下来，向她诉起委屈来，声音更加尖锐刺耳了，一边还舞动双手，似乎要让她见证，那受虐待的小女孩犯了多么骇人听闻的罪行。

“她妈死了！你们都知道，我的好人哪，就留下了她一个，像个孤魂野鬼似的。我看她成了你们这些穷人家的负担，可你们自己也没吃的；我就想，为了圣尼古拉，自己辛苦一点，把孤女收留下来吧。我收留了她。可你们想得到吗？我扶养她两个月了，——这两个月她喝我的血，吃我的肉！这个吸血鬼！响尾蛇！死不悔改的魔鬼！她一声不吭，打也没用，一天到晚就是一声不吭；她好像嘴里含了水，——死不开口！她让我操碎了心，——就是不吭声！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算什么东西？丑八怪！要不是我，你就饿死在大街上啦。你只配给我洗脚，喝我的洗脚水，你这个坏东西，法国小杂种。没有我你早已冻死了！”

“安娜·特里丰诺夫娜，您为什么这样苦恼呀？她怎么又惹您生气了？”那个女人听了怒气冲天的泼妇的抱怨，恭敬地问道。

“这还用问吗，我的好人哪，还用问吗？我不喜欢别人违背我的主意！好也罢，不好也罢，你得听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她差点儿把我送进了棺材！我叫她到小铺子去买黄瓜，她却过了三个钟头才回来！我叫她去买黄瓜的时候，心里就有预感；我担心哪，担心；好担心哪！她待在哪里？去了什么地方呢？给自己找了什么靠山哪？我就不是她的恩人？她那不要脸的妈还欠我十四卢布的债，我也不要了，自己花钱给她下葬，还收养了她的这个小鬼头，我亲爱的，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呀！就这样，我居然没有权支使她。她应该懂呀，可她不懂，老是拧着干！我是为她的幸福着想。我想让这个下流东西穿上漂亮的薄纱连衣裙，在商场给她买了皮鞋，把她打扮得像花孔雀一样，我心里好欢喜！可你们想得到吗，好心的人们！两天不到，她的连衣裙就破了，破成了碎片，她就穿着破烂到处走，到处走！可你们想得到吗，她是故意把它撕破的，——我一点都不瞎说，我是亲眼看见的；她说：我要穿家常的粗布衣服，不要穿薄纱的！好哇，我就让她尝尝厉害，狠狠地把她揍了一顿，后来我不得不给她请医生，付医药费。就是把你这个贱货勒死，也不过是一个星期不喝牛奶，——按规定就是这么个处罚！我强迫她擦地板作为惩罚；您猜怎么着：她擦！擦，这个死丫头，她擦！她就是要惹我生气呀，——她擦！我想，嘿，看样子她要逃跑！我刚刚这么想，一看，她果然就在昨天跑掉了。你们听见了，好心的人们，为这件事我昨天打了她，打得我的手生疼，我还扒了她的袜子和鞋，我想，她总不能赤着脚往外跑吧！可她今天又跑了！你去了哪儿？说！向谁诉苦去了，小贱人，向谁告我的状了？说，你这个吉卜赛女人，外国小丑，你说！”

于是她暴跳如雷地扑向吓得发呆的小女孩，揪住她的头发，猛地把她摔倒在地。盛着黄瓜的小碗飞往一边，跌碎了；这就使那个醉醺醺的泼妇更加疯狂了。她劈头盖脸地打着可怜的孩子；但叶列娜顽强地沉默着，她一声不吭，不哭不叫，即使在挨打的时候也决不求饶。我冲进院子，愤怒得忘乎所以，一直冲到了那个醉婆娘跟前。

“您在干什么！您怎敢这样对待一个孤儿！”我抓住这个恶婆娘的手叫道。

“你干吗！你是什么人？”她撇下叶列娜，两手叉腰尖叫道。“您在我家里要干什么？”

“我来告诉您，您是个没有心肝的女人！”我叫道。“您怎敢这样折磨一个可怜的孩子？她不是您亲生的；我亲耳听到，她只是您的养女，一个可怜的孤儿……”

“我主耶稣啊！”恶婆娘号叫起来，“你是什么人，敢来找麻烦！你是同她一起来的，是吗？我马上去见警察署长！安德隆·季莫菲伊奇本人把我当贵族一样尊重！她是常到你那里去，是吗？你是什么人？到别人家里来胡闹。来人哪！”

于是她挥舞着两只拳头向我扑了过来。但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刺耳的惨叫。我抬头一看，——是叶列娜，她本来神情麻木地站在那里，却突然发出一声吓人的怪叫倒在地上，全身可怕地抽搐着。她的脸变了形。这是癫痫发作。那个衣衫凌乱的娘们和从地下室上来的女子跑了过来，抬起她急忙往台阶上走。

“你去死吧，该死的东西！”那婆娘跟着她也尖叫起来。“这病一个月就发了三次……滚，收破烂的！”她又向我扑了过来。

“门卫，你怎么站着不动？你拿钱是干什么的？”

“走吧！走吧！你这是讨打，”门卫用他那男低音懒懒地说道，看来纯粹是为了应付差事。“别多管闲事啦。出去！”

毫无办法，我走出了院子，我深信，我的干预是徒劳无益的。但我气愤极了。我站在大门口的人行道上，从便门往里看。我出来以后，那婆娘立刻就往台阶上跑去，门卫在干了自己的事之后，也躲得没影儿了。一会儿，帮着把叶列娜抬走的那位女子，从台阶上走了下来，匆匆地回地下室去。她看到我以后，就停了下来，好奇地打量着我。她那善良温和的面容使我有了勇气。我又走进院子，来到她跟前。

“请问，”我说，“这个女孩是什么人，这个坏女人和她是什么关系？请您不要以为，我只是出于好奇才这样问的。这个女孩我见到过，由于某种原因我对她十分关切。”

“倘若您关切她，那您最好把她领走，或者给她找个栖身之处，免得她在这里死无葬身之地，”她仿佛不由自主地说道，马上就想离开我。

“可是如果您不肯指点我，那我能做些什么呢？告诉您，我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大概那就是布勃诺娃——房子的主人吧？”

“对，她就是主人。”

“小姑娘怎么会落到了她的手里呢？她母亲是在这儿死的吗？”

“是呀，她也就落到了……这不关咱们的事。”于是她又想走开。

“请您做做好事；我对您说，这件事使我很感兴趣。我也许能做点儿什么。这个小姑娘是谁？谁是她的母亲，——您知道吗？”

“她好像是个外国人，是从国外来的；就住在我们地下室，病得很厉害；死于肺痨。”

“这就是说，她很穷，否则她不会住在地下室呀？”

“嗨，穷啊！叫人看了好揪心。我们也只能勉强糊口，可她还是欠了我们六个卢布，这些钱有的是她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开销，有的是她向我们借的。我们还安葬了她；我丈夫又给她打了一副棺材。”

“布勃诺娃怎么说是她安葬的呢？”

“哪里是她哟。”

“她是姓什么的？”

“我可说不上来，老爷；很拗口；是德国姓吧，大概是。”

“斯米特？”

“不，好像不是。安娜·特里丰诺夫娜就把孤儿领了去，说是要抚养她。情况很不妙哇。”

“想必她是别有用心吧？”

“她是不干好事的，”她回答说，好像在考虑，在犹豫：要不要说呢？“与我们何干，我们是局外人……”

“你能不能管住你的舌头啊？”我们身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已过中年，穿一件长衫，外面罩一件束腰的长上衣，样子像个做手艺的小市民，他是同我谈话的女子的丈夫。

“真的，老爷，和您没什么好说的呀；这和咱们无关……”他说，一面用眼瞟着我。“你还不回到地下室去！再见，先生；我们是棺材匠。要是在这门手艺上有什么需要，欢迎光临……除此之外，咱们和您是没有什么交道可打的……”

我离开了这栋屋子，心事重重，非常着急。我毫无办法，但就这样放手不管，我会非常难受。棺材匠老婆的几句话特别使我愤怒。这里隐藏着某种不怀好意的勾当，对这一点我有预感。

我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想心事，突然，有一个尖厉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我一看，一个醉汉站在我面前，几乎站也站不稳，他的衣着相当整洁，不过大衣的质地很差，帽子有油渍。他的脸似曾相识。我仔细打量着他。他朝我眨眨眼，讥诮地一笑。“不认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