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整七点我到了马斯洛鲍耶夫那里。他迎接我的是大声欢呼和敞开的胸怀。不言而喻，他已经有几分醉意了。但最使我惊讶的是，为迎接我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准备。显然他们是在等我。漂亮的黄铜茶炊在小圆桌上沸腾着，桌上铺着华美贵重的桌布。水晶玻璃、银质和瓷的茶具晶莹发亮。另一张桌子上铺着一种不同的，但同样贵重的桌布，放着一盘盘精美的糖果、基辅的果酱和蜜饯、水果软糕、果子冻、法国果酱、橘子、苹果和三四种干果，——总之，就像一家水果铺子。在铺着雪白桌布的第三张桌子上，摆着各色食品：鱼子酱、干酪、野味馅饼、香肠、熏火腿和鱼，一溜长颈玻璃瓶装的是色泽迷人的各种美酒——漾着翠绿、玫瑰红、褐色和金黄。还有，一旁也铺着白桌布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瓶香槟。沙发前的桌子上赫然在目的是从叶利谢耶夫食品店里买来的三瓶价格昂贵的名酒：索泰尔的白葡萄酒、拉斐特红葡萄酒和白兰地。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坐在茶桌旁，衣饰朴素，却显得那样雅致而别出心裁。她明白她衣着得体，看来颇为得意，迎着我略显庄重地欠身而起。她那娇艳的面庞焕发着满意而快乐的光彩。马斯洛鲍耶夫坐在那里，脚下是一双漂亮的中国浅口鞋，身穿华贵的长衫和考究的新衬衣。衬衫上在合适的地方都钉上了时髦的纽扣。头发细心地梳理过，抹了油，是个时尚的偏分头。

我愣在屋子中间，目瞪口呆地看看马斯洛鲍耶夫，又看看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她那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

“这是怎么回事，马斯洛鲍耶夫？你今天举行晚会？”我终于吃惊地叫道。

“不，只请你一个，”他得意地回答道。

“这又何必呢（我指着那些食品），就是一团人也够吃了吧？”

“也够喝了，——你忘了主要的一点：一团人也够喝了！”马斯洛鲍耶夫补充道。

“而这都是为了我一个人？”

“也为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都是她要这么安排的。”

“瞧他！我就知道嘛！”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叹道，她脸红了，可得意的样子丝毫未减。“要体面地招待客人就不行，马上就编派我的不是！”

“从早晨起，你想想看，从早晨起，她知道你晚上要来，马上就忙开了；活受罪……”

“又撒谎！根本不是从早晨起，而是从昨天晚上。你昨晚一回来就告诉我，这位先生整晚要在我们家做客……”

“这是您听错啦，小姐。”

“我才没听错呢，我讲的是事实。我从不撒谎。客人来，干吗不欢迎呢？平时老是没有人来，可咱们啥都有呀。也让好人们看看，咱们也像别人一样会生活。”

“主要是要让人们见识见识，你是多么出色的主妇和当家人哪，”马斯洛鲍耶夫补充道。“你想想看，朋友，我呀，我呀，真倒霉。她硬要我穿上荷兰衬衫，还钉上纽扣，逼我穿中国式的浅口鞋、长衫，亲自给我梳理头发，涂上发蜡：柠檬香的呢，先生；还要给我洒香水，可我不干了，拿出了丈夫的权威……”

“根本不是柠檬香的，而是最好的法国发蜡，装在彩画的瓷瓶里！”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插嘴道，满面泛起了红晕，“您想想看，伊万·彼得罗维奇，不上剧院，不跳舞，哪儿也不让去，只给我买衣服，我穿上又怎样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自个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前几天在我的恳求下，已经准备好要上剧院了，我一转身去别胸针，他却跑到柜子跟前，一杯接一杯，喝醉了。只好待在家里。谁也不来，谁也不来，谁也不到我家来串门；只有上午，有些人有事才来；我就被赶开了。可我们有茶炊，成套的茶具，有漂亮的碗碟，全都有，全是人家送的礼品。也有人给咱们送吃的，我们几乎只要买点酒和发蜡什么的，还有这些食品——野味馅饼、火腿和糖果，这是为您买的……哪怕有人来看一眼我们在怎样生活也好呀！我一年到头在想：要是有客人，有一位真正的客人来访，我们就把这一切都拿出来款待他；人家会赞叹，我们自己也舒心；何苦给他这个傻子上发蜡哟，他也不配，他宁可邋里邋遢。瞧他身上的这件长衫，是人家送的，可他配穿这样的长衫吗？他最要紧的是灌得醉醺醺的。您看着吧，在喝茶之前他就会请您喝伏特加。”

“对呀！说到点子上了。瓦尼亚，我们来干一杯这种琼浆玉液，提提神，然后再喝别的酒。”

“是不是，我就知道嘛！”

“你放心，萨申卡[亚历山德拉的爱称。]，我们也要喝点儿兑白兰地的茶，祝您健康，小姐。”

“真的，还有茶！”她双手轻轻一拍，叫了起来。“是可汉茶，六卢布一公斤，是前天一位商人送的，他却要兑白兰地喝。别听他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我马上去给您倒一杯来……让您尝尝，您亲自尝尝，是多好的茶！”

于是她在茶炊那里忙了起来。

看来很清楚，他们想挽留我待上一个晚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一年到头盼着有客人来，现在准备在我身上圆自己的梦。

“听我说，马斯洛鲍耶夫，”我坐下来说，“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来是有事，你喊我来，说是有事要告诉我……”

“有事归有事，朋友之间也不妨谈谈心嘛。”

“不行，亲爱的，你就别指望啦。八点半我就得告辞。有事，约好的……”

“我想不会。哪能呢，你能这样对我？能这样对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你看看她吧，她在发呆了。她为我涂发蜡为的是啥呀，我头上还有柠檬香呢；你考虑考虑！”

“你总是开玩笑，马斯洛鲍耶夫。我向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发誓，下星期，比方说星期五吧，我一定来和你们共进午餐。可现在，老兄，我得遵守诺言，或者不如说，有一个地方我非去不可。你最好对我说说，你告诉我什么？”

“难道你只能待到八点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胆怯而伤感地叫道，几乎要哭了，一边给我递了一杯上等好茶。

“你放心，萨申卡，这都是瞎扯，”马斯洛鲍耶夫插嘴道。“他不会走，他是在瞎扯。你最好告诉我，瓦尼亚，你老是往什么地方跑？你在忙什么？我可以知道吗？你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也不工作……”

“你何必知道？不过，以后我也许会告诉你。现在你最好向我解释一下，昨天你为什么跑到我那里去了，记得吗，我对你说过，我不在家？”

“昨天我忘了，后来才想了起来。我的确有事想找你谈谈，不过当时最要紧的是要安慰一下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她说：‘是呀，既然有这么个人，还是朋友，为什么不请到家里来呢？’老兄，就为了你，她整整和我蘑菇了四天。由于涂了柠檬香发蜡，当然，我就是有四十种罪孽，到了冥府也会得到宽恕的，但我想，为什么不和朋友相聚一个晚上呢？于是我略施小计：给你留了字条，说有要事相商，如果你不来，我们的战舰就要全部沉没了。”

我要求他以后不要这样，还是直说好。不过，我对他的解释不大满意。

“那么你今天中午为什么要丢下我跑开呢？”

“中午真的有事，一点不假。”

“与公爵有关？”

“您喜欢我们的茶吗？”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用甜甜的声音问道。

她已经等了五分钟，想听我赞赏他们的茶，可我却没有在意。

“茶好极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真好！我还从来没有喝到过。”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高兴得满面绯红，又连忙给我续茶。

“公爵！”马斯洛鲍耶夫叫道，“老兄，这个公爵是个大流氓，大混蛋……真的！老兄，我要告诉你：虽然我自己也是个混蛋，可我为了自己的清白，也决不会与他同流合污！但是够了，就此打住！关于他我只能说这些。”

“可我特意到你这里来，就是要顺便打听一下他的情况。不过这一点以后再谈。我要问你，为什么昨天你要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给我的叶列娜送糖果，还为她跳舞呢？你有什么事能同她谈一个半钟头呢！”

“叶列娜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暂时住在伊万·彼得罗维奇那里，”马斯洛鲍耶夫立即转身向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解释道。“你看，瓦尼亚，你看，”他指着她接着对我说，“她马上就生气了，一听说我给一位陌生的姑娘送糖果，马上就脸也红了，发抖了，好像我们蓦地开了一枪……你瞧她那双小眼，像两粒火炭一样在冒火。可是没有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没有什么隐私啊！您太爱吃醋啦，小姐。要是我不讲清楚，那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她马上就会揪我的头发，柠檬香发蜡也救不了我！”

“它现在也救不了你！”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说着就从茶桌后面一下跳到我们跟前，马斯洛鲍耶夫还来不及遮住头，她就揪住了他的一绺头发，狠狠地一拉。

“叫你说，叫你说！不准你在客人面前说我爱吃醋，你敢，你敢，你敢！”

她简直满面通红，尽管还在笑，可是马斯洛鲍耶夫却倒了大霉。

“什么不害臊的话都说！”她严肃地对我补了一句。

“瞧，瓦尼亚，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所以我少不了伏特加！”马斯洛鲍耶夫断然地说，一边整理着头发，接着几乎是跑着去抓酒瓶。不过，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抢在了前头：她抢到桌前，亲自斟了酒，递给他，还温柔地拍拍他的面颊。马斯洛鲍耶夫骄傲地向我眨眨眼，咂咂嘴，得意地把酒一口干了。

“至于糖果，我记不清楚了，”他挨着我坐在沙发上说了起来。“我前天喝得醉醺醺的，在蔬菜铺里买的，——为什么会买，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也许是为了支持祖国的贸易和工业吧，——我说不准。只记得，我醉醺醺地在街上走，跌倒在污泥里，哭着怨自己百无一用。自然，我早把糖忘了，也就把糖留在口袋里，昨天我在你家的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坐在了糖上。说到跳舞，也是一副醉态：昨天我喝得大醉，喝醉了，我往往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有时会跳起舞来。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小孤女激起了我的怜悯之心，而她连话也不愿同我说，好像在生气。我就跳起舞来，想逗她开心，又把糖给了她。”

“不是想博得好感，向她打听什么？你就坦白地承认吧：你是特意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去的，找她单独谈话，想打听什么，不是吗？我知道，你和她待了一个半小时，你告诉她，你认识她已故的母亲，还提了一些问题。”

马斯洛鲍耶夫眯着眼，狡狯地一笑。

“这个主意倒不坏，”他说，“不，瓦尼亚，并非如此。其实有机会为什么不问问情况呢，但并非如此。老朋友，听我说，现在我虽然又喝醉了，但是你要知道，菲利普永远不会怀着恶意欺骗你，决不会怀有恶意。”

“那么会不会有不怀恶意的欺骗呢？”

“嗯……也不会。不谈它了，我们干了这一杯，谈谈正事吧！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把酒干了继续说道，“这个布勃诺娃没有任何权利留下这个小姑娘；所有的情况我都调查过了。没有任何收养手续或其他关系。母亲欠她一些钱，她就硬把小姑娘留在自己家里。布勃诺娃虽然狡猾，虽然凶恶，但也是个蠢婆娘，像所有的婆娘一样。去世的女人有合法的身份证，所以毫无问题。叶列娜可以住在你那里，不过如果某一位有家室的好心人真的收养她，那就太好了。但暂时让她留在你那里吧；我会为你安排一切。关于那位已故的母亲，我几乎没有了解到任何可靠的情况。她是某一个萨尔茨曼的遗孀。”

“对，涅莉对我说过。”

“嗯，情况到此为止。现在，瓦尼亚，”他比较郑重地说道，“我对你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得照办。你要详细地告诉我，你在忙些什么，常去哪里，整天待在什么地方？我虽然有所耳闻，知道一些，但是我需要有更多得多的了解。”

他这样郑重其事，使我吃惊，甚至感到不安。

“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知道？这样郑重地查问……”

“是这样，瓦尼亚，一句话：我想为你效劳。你要明白，朋友，假使我和你耍滑头，即便不郑重其事地问你，也能从你这里探听出来。可你以为我在和你耍滑头：刚才你就提到糖果的事，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既然我的态度这样郑重，那就是说，我对你的情况感兴趣，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所以你不要有顾虑，直截了当地把情况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什么效劳？你听着，马斯洛鲍耶夫，为什么你不愿和我谈谈公爵的事？我需要了解他，这才是效劳。”

“公爵！哼……好吧，我就直言相告：在涉及公爵的问题上，我现在要央求你。”

“什么意思？”

“是这样：我发觉，老兄，他不知怎么卷入了你的事情；再说，他还向我问到过你。至于他怎么知道我认识你，你就不用问了。要紧的是：你要提防这个公爵。他是个出卖耶稣的犹大，甚至更坏。因此我一发觉他牵连到你，我就为你担心得发抖。可我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请你谈谈情况，让我能推测他的意图……甚至因此而请你今天来一趟。这就是我所说的重要的事情；这是实话。”

“至少你要告诉我一点情况，哪怕是说说，为什么偏偏是我应当提防公爵。”

“好吧，就依你。一般地说，老兄，我有时会插手一些案件。可是你想想，人家委托我办事，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说话不谨慎的人。我怎能对你无所不谈呢？所以你不要苛求，我只能笼统地讲一讲，非常笼统，只是要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无赖。现在你先谈你的。”

我想了一想，我的事情对马斯洛鲍耶夫毫无隐瞒的必要。娜达莎的情况不是什么秘密；何况我可以期望，马斯洛鲍耶夫能对她有所帮助。不言而喻，我在自己的叙述中，尽可能避开了某些方面。马斯洛鲍耶夫特别注意所有涉及公爵的部分。在很多地方他要我详细地讲，一再问及很多情况，结果我对他讲得相当详细。我的叙述持续了半个小时。

“嗯，这位姑娘很有头脑，”马斯洛鲍耶夫说，“也许她对公爵的估计并不完全准确，好在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她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并且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关系。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真不简单！我为她的健康干杯！（他干了一杯）这里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一颗不让自己受骗的敏感的心。这颗心没有误导她。不用说，她是输了，公爵不会改变主意，阿辽沙一定会抛弃她。只可怜伊赫缅涅夫，他得赔偿这个无赖一万卢布！是谁为他奔走，张罗这个案子的？想必是他自己！唉！这些性急的老好人哪，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样同公爵打交道是不行的。我是能给伊赫缅涅夫找个好律师的，——唉！”他懊恼地捶了一下桌子。

“嗯，现在公爵在干什么呢？”

“你老是提公爵。这个人有什么可说的；我真后悔插手这件事。瓦尼亚，我只是想预先通知你，要注意这个大骗子，可以说，是要你避开他的影响。谁和他沾上了，就难免会有危险。你可得警惕呀，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却以为我有什么大的秘密要告诉你。看得出，你是个编故事的小说家！请问，无赖有什么好说的？无赖就是无赖嘛……好吧，作为一个例子，我对你说说他的一个勾当，当然，不提地点，不提城市的名称，不提人名，就是说不那么具体。你知道，早在他年轻时，不得不靠公务员的薪水过日子，就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儿。嘿，他对这个女子的行为可不大体面，虽然现在讲的不是她的事，可是你要注意，瓦尼亚，我的朋友，他一辈子最爱干这种不正当的勾当。还有一个情况：他去了国外。在那里……”

“等一等，马斯洛鲍耶夫，你说的是哪一次去了国外？是哪一年？”

“整整九十九年之前。嘿，先生，在那里他从一位父亲的身边诱拐了他的女儿，把她带到了巴黎。他干了些什么啊！她的父亲是一位工厂主，或者是这种企业的一个股东。我说不准。其实我对你所说的，都是我自己根据一些材料的推断和揣测。公爵骗取了他的信任，跟着他混进了企业。哄骗了他的钱。自然，有一些文据证明，他取走的这些钱是属于老头子的。公爵拿了钱是不想归还的，按我们的说法，这就是盗窃。老人有一个女儿，而且是个美人儿，小美人有一位高尚的恋人，他是席勒的兄弟，诗人，同时也从商，是年轻的幻想家，总之，是地道的德国人，一个费费尔库亨。”

“你是说他姓费费尔库亨？”

“啊，也可能不叫费费尔库亨，去它的，这没有关系。这个公爵呀，钻到了女儿身边，哄得她爱上了他，爱得神魂颠倒。公爵那时想得到两样东西：首先是占有那个女儿，其次是拿到他取自老人的款项的文据。老人所有的钥匙都在女儿手里。老人极爱女儿，爱得不愿把她嫁出去。这是真的。他忌妒每一个求婚者，他无法想象怎能和女儿分开，于是他赶走了费费尔库亨。这是个脾气古怪的英国人……”

“英国人？这都发生在什么地方？”

“英国人只是我随口说的，打个比方，你倒信以为真了。这事发生在圣菲杰波哥大，也可能在克拉科夫，最可能是在拿骚公国，像塞尔兹[拿骚公国是日耳曼的独立国家，1866年并入普鲁士；塞尔兹由德国地名塞尔特斯而来。]矿泉水瓶上写的一样，对，就是在拿骚，你满意了吧？嘿，先生，公爵就这样把姑娘拐走了，带着她离开了她的父亲，由于公爵的坚持，姑娘还拿走了一些文据。这样的爱情是有的，瓦尼亚！哎，我的天，她却是一位正派的、品格高尚的姑娘！诚然，她也许对文据的意义缺乏了解，她只担心一点：父亲会诅咒她。这时公爵又出了个鬼主意：他正式给她写了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婚约，保证娶她为妻。从而使她相信，他们只是暂时出走，旅游，等老人家气消了，他们就作为已婚夫妇回到他身边，三个人永远生活在一起，经营致富，诸如此类的花言巧语滔滔不绝。她跑了，老人诅咒了她，随即破产。弗劳恩米尔赫也跟着她到了巴黎，他抛弃了一切，连生意也不做了。他是非常爱她的。”

“你等一等，弗劳恩米尔赫是谁？”

“就是那个，他叫什么！费尔巴哈吧……嗨，该死的名字：费费尔库亨！嘿，先生，公爵自然不会娶她：伯爵夫人赫列斯托娃会怎么说呢？波莫伊金男爵会是什么态度？必须想出应付的办法。哼，他的办法真是太厚颜无耻。首先，他几乎会动手打她，其次，他故意邀请费费尔库亨到家里来，他也就时常来走动，成了她的朋友，于是相对饮泣，整晚单独地待在一起，哀叹自己的命运，他安慰她，伤心人对伤心人。这是公爵故意设下的陷阱：有一回他很晚回来，看到他们，就捏造他们私通，无事生非，说是他亲眼所见。于是把他们都赶出门外，而他暂时到伦敦去了。她已经怀有身孕，被赶出家门不久生下一个女儿……不，不是女儿，是儿子，对，是个儿子，教名是沃洛季卡。费费尔库亨当了教父。于是她和费费尔库亨结伴同行。他还有一点钱。她的足迹遍及瑞士、意大利……到过一切所谓富有诗意的国度。她经常哭泣，费费尔库亨也陪着掉泪，这样过了很多年，女儿也长大了。对公爵来说，可谓称心如意，唯一的憾事，是未能从她手里取回婚约。‘你是个卑鄙小人，’她在分手时对他说道，‘你盗窃了我的钱财，玷污了我的贞操，现在又抛弃我。别了！但是我决不交出婚约。并不是我还想嫁给你，而是因为你怕的就是这份文件。那就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手里。’总之，她发了一通脾气，公爵却满不在乎。这些无赖同所谓的正人君子打交道总是占上风。那些人是那么高尚纯洁，要哄骗他们是很容易的。他们仅限于表示高尚的愤慨和轻蔑，即使可以采取法律措施，也不愿诉诸法律。就说这位母亲吧：她只是高傲地蔑视他，虽然她留下了婚约，但是公爵知道，她宁愿上吊，也不会拿这份文件去告状，所以他很放心。她虽然在他那下贱的脸上吐了唾沫，却把沃洛季卡留在了身边，要是她死了，孩子怎么办？可她没有想过。勃鲁德沙夫特还鼓励她的做法，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最后勃鲁德沙夫特抑郁而终……”

“你是说费费尔库亨吧？”

“是呀，我讲错了！而她……”

“等一等，他们游荡了多少年？”

“整整两百年。于是她回到了克拉科夫。父亲不认她，诅咒她，她死了，公爵高兴得直画十字。我在那里喝着蜂蜜甜酒，酒顺着胡子淌，没有喝到嘴里，他们给了我一块包头巾，我就从门底下一下子钻了出去[最后几句话是一种童话式的结尾，表示他的话只能当故事听。]……喝酒，瓦尼亚老兄！”

“我怀疑你正在为他张罗这件案子，马斯洛鲍耶夫。”[马斯洛鲍耶夫在他的叙述中故弄玄虚，隐去了真实的人名、地名和时间，所以瓦尼亚虽然怀疑他正在张罗这件案子，却没有想到案子中的受害人就是叶列娜和她的母亲、外公。]

“你一定要这样想吗？”

“只是我不明白，在这个案子里你能干些什么呢！”

“你要知道，她是在离开十年之后，化名回到了久别的马德里，那就必须作一番详细的调查，关于勃鲁德沙夫特，关于老人，还有，她真的死了吗，孩子怎样了，是否有什么文据等等，事情多着呢。还要调查一些别的情况。一个坏透了的家伙，你要提防他，瓦尼亚，至于马斯洛鲍耶夫，你要记住，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要骂他是坏蛋！他虽然是个坏蛋（在我看来，没有人不是坏蛋），可是他不会和你作对。我醉了，但是你听着：如果有一天，或迟或早，现在或明年，你觉得马斯洛鲍耶夫在什么事情上对你耍了花招（请你别忘了这句话，耍了花招），你要明白，他是没有恶意的。马斯洛鲍耶夫在照拂着你。所以你不要相信你的猜疑，最好来和马斯洛鲍耶夫像兄弟一样，坦诚地说明一切。哎，还喝吗？”

“不了。”

“吃点东西？”

“不，老兄，请原谅……”

“那你就走吧，八点三刻了，你是很守时的。现在该去了。”

“什么？什么？喝够了，就撵客人走哇！他总是这样！哎哟，不害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叫了起来，几乎要哭了。

“步行的和骑马的不是伙伴！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我们厮守在一起，互敬互爱吧。他是将军嘛！不，瓦尼亚，我说错了！你不是将军，可我是个坏蛋！你瞧，我现在像什么样子？在你面前我算什么！原谅我，瓦尼亚，不要责怪我，让我说说心里话吧……”

他拥抱我，眼泪夺眶而出。我准备走了。

“唉，天哪！我们为你把晚餐也准备好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懊丧地说道。“星期五您来吗？”

“来，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保证，一定来。”

“您也许会讨厌他……醉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讨厌他，伊万·彼得罗维奇，他心肠好，非常好，他是多么爱您哪！他现在日里夜里都会对我谈起您，老是谈您。特意给我买了您的书，我还没有看呢，明天就看。您能来我好高兴！我看不到有人来，谁也不来坐坐。我们啥都有，就是冷清得很。刚才我坐在这里，听你们讲讲话，这样多好……星期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