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事件后不久，宋仁宗下诏说：“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也许此时，对于仁宗而言，“元凯”之臣便是唯唯诺诺，不结同志之人。而苏舜钦和欧阳修的好友，同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军者的诗人梅尧臣曾回忆道，仁宗看到范仲淹提出的政策时，曾笑说这是老生常谈。因此，仁宗在苏舜钦被罢黜后的这份诏书，已经预示着改革派于朝中完全失势。

一年多前那个初秋的君臣一心，已是明日黄花。

在范仲淹和富弼带执政大臣衔分别出使西北，河北后，改革派在朝中仍保执政地位的只有杜衍与韩琦了。由于不在范富不在朝中，于是朝堂上对改革派的各种流言蜚语便甚嚣尘上了，保守派全力反扑。仲淹无奈，只能上书请罢参知政事。平时缄默不语的章得象在获知仲淹的辞呈后，阴险地对仁宗说“仲淹素有虚名，此时如果同意他的请辞，那么天下人会认为朝廷罢免贤臣，影响公论。所以朝廷可以故意下诏不批准其辞呈。如果范仲淹上谢表无意再坚持请辞，那么就代表他实际是眷恋权位，并非真心想辞职，而是想用这样的手段要挟朝廷，到那时候，朝廷再罢免他即可”。

仁宗于是依照章氏的意思做了，退回辞呈。范仲淹按常例上谢表致意朝廷恩典，在谢表中，他提及自己于新政时所遇之挫折，他说“革侥幸，则多众怒，心虽无愧，迹已难安”。但此时，仁宗已相信了章得象的判断，仲淹的参知政事之位，已是岌岌可危。

同时，富弼也遭到了右正言钱明逸的弹劾，理由依然还是朋党。庆历五年正月，苏舜钦事件后一个月，仁宗正式下诏罢免范仲淹参知政事，仅任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按抚使。同时罢免富弼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此前不久，富弼刚在北部边境成功处理完契丹大兵压境的危机，谁知晓，当他回到京城时，不仅不得功赏，反而收到了被罢免的诏书。同为枢密副使的韩琦愤怒地责怪仁宗道：“我痛心富弼有何事辜负朝廷？而朝廷为何要黜辱富弼至此！”

杜衍于是更难独善其身了。庆历五年正月中旬（1045 年），辽和西夏战事结束，由于谏官蔡襄、孙甫的建言难被陈执中采纳，因此蔡，孙两人便愤而请辞。

由于孙甫是杜衍所举举荐，因此执掌中书的杜衍不同意他们请辞。杜衍劝仁宗说，谏官无故辞职，不是件好事，希望驳回辞呈。仁宗也同意杜衍的意见。可是当这个批驳需陈执中同署时，陈拒绝了。杜衍愤怒地文书烧毁，这就给陈执中以口实。他上奏仁宗，说杜衍包庇两人，故意要让他们留在谏官的位置上，欺罔擅权，有朋党之嫌。次日，仁宗便罢免杜衍，改任兖州知府，贾昌朝升为宰相，杜衍门人的孙甫也被罢，改知邓州。

在罢免杜衍的制辞诏书中，仁宗指责这位指责这位 67 岁的元老重臣是 “自居鼎辅，颇彰朋比之风”。朋党，又是朋党。欧阳修对仁宗说：“自古小人馋害忠贤，广陷良善，只不过指责其为朋党而已”。在西北的潞州知府尹洙也上疏指出：“去年朝廷拔擢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次为谏官，我非常担心朝廷不能有始有终…公论与朋党，往往取决于皇帝的意思，而不取决于大臣的忠邪…我既然应为朝廷献策，就不会顾及朋党之责难，但是一旦被指责为朋党，那么所有建言便不得采用了。这是莫大的弊端”。

在杜衍被罢免后，性情耿直的枢密副使韩琦上奏仁宗时指出，“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以此取快私忿”，但是，他的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看着自己的同志们相继被罢，心灰意冷的韩琦只能无奈请辞，三月，韩琦被罢枢密副使，改任扬州知府。

韩琦赴任扬州后，五月，知制诰，谏官余靖出知吉州。而欧阳修由于保守派的诬陷诋毁，也于八月自河北转运使任上改任滁州知府。

那年，在滁州的欧阳修才 38 岁。天资刚劲的他经此挫折，无奈纵情于山水之间，于是便有“苍颜白发，颓然乎期间者，太守醉也”。四年后，他返朝担任翰林学士，把所有精力和感叹恣肆于修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上，如同后来的司马光在熙宁变法期间，政治上不得志，便沉静于洛阳城中，撰写《资治通鉴》。这未尝不是好事，事功总是短暂的，唯文字方能千古。这也是托克维尔说的，“多少次我在想，倘若我要在世上留下自己的某些痕迹，这主要得靠我的写作而非我的行动”。而这如司马迁所说，“古者富贵者名摩灭，不可胜记，唯风流倜傥之人称焉”。

虽然欧阳修早于 23 岁时就进士及第，但是他真正进入中枢却还要等到仁宗嘉佑五年（060 年），那时，他已 57 岁。当宋仁宗再见到欧阳修时，他鬓发已白。

某夜当欧阳修怵然似闻秋声时，是不是又会想起当日与朝堂之上，仲淹，韩琦，富弼，蔡襄，余靖激昂论政，而此时却天各一方，人事寥落，此时，他只能感叹 “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

猿声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半个世纪前，当寇准还在任首都开封知府时，众人都看好他随时可进入执政大臣的序列，因为太宗皇帝曾称赞道，“寇准之于他，如同魏征之于李世民”。但当某日寇准和任馆职的王嘉佑谈及此事时，嘉祐说，“在我看来，您不入相要比入相更可以善终些”。寇准很讶异，嘉祐解释道：“自古以来，建功立业的贤相往往是需有君臣一心为前提，方能如鱼得水。可是今日您之于皇帝，是不是如鱼有水吗？”寇准听后大悟。不知此后寇准从相位被贬，在琼州苦海时回望大陆，是否会再想起这番对话。

在位近 40 年宋仁宗于 1063 年去世。去世前不久，1061 年，时任 40 岁，任馆职知制诰的王安石上书批评仁宗说：“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或许可以庆幸无大灾事，但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但陛下高居深拱，却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此时 51 岁的宋仁宗，会不会看下他身边那位已老去的枢密副使欧阳修？于王安石的文字中，他是否可见那年，三十多岁的欧阳修那论事切直，视弊如仇的旧模样。不，应该不会，仁宗是个安逸的人，他虽然性格宽厚，但他从不会去反省。

范仲淹虽然也曾激情地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是在没能得到仁宗最强力的支持下，他无法如王安石一般如飞沙走石般执行改革方略，勇于任怨，不为毁誉所动。范仲淹是谨慎的，在他的所有书信中，我们几乎无法看到他向亲友讲述改革中的心路。

反观二十多年后的王安石和宋神宗，当王安石大肆罢免反对派官员，即便如韩琦，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元老也不受宽宥，神宗依然坚信其所为。安石所为，正确与否是另一回事，但是也就是宋神宗这样毫无保留的支持才可如此。因此司马光才会说王安石是“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一决一胜负”，但谁又能知道，死后没有墓志铭的王安石在诗中也会慨叹自己的无奈说：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此时他在看《孟子》，所以斯人指孟子）

宋代的皇权与相权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的交锋状态，特别是在宰相欲有为的情况下。宋初的赵普，真宗朝的寇准，仁宗朝的范仲淹，神宗朝里的王安石，乃至于南宋朱熹时代的庆元党禁，都是如此。宋代相权不似唐代三省大臣，其对于皇权的依附更为直接。皇帝分享权力于几位执政大臣，但其意只是希望藉由这样的分享，除辅弼理政外，也求这样的分权来巩固皇权。因为，当武将的威胁被消除之后，权相也要防范。

所以相较于宋之前的朝代，皇帝的专制权力是更大的，只是这样的专制被淹没于宋代较为宽松的朝政气氛中。反观废宰相后的明朝，朱元璋殚精竭虑想要防止权相，直接从制度上废除宰相而让皇权专制，结果却事与愿违，使得明代皇帝大多猥琐不堪。

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宋代的皇帝特别担心朋党之风，无论这个朋党是否是“君子党”。宋仁宗虽然庸碌无为，只会做官家，但是他并不昏庸。他如同一个大学里的模范生一般，从来不敢在夜半翻越学校围墙而只会在寒夜的校门口升火取暖，等待天明。

仁宗不会怀疑范仲淹等人的赤诚之心，不然他也不会对这些被罢黜的诸臣仍稍加优待，派遣的地区也大多是丰饶之地，甚至在蔡襄请辞时，仁宗还让他自己选择就任之地，蔡襄于是选择的离家乡最近的福州担任知府。而且这些大臣们除了年长的范仲淹和杜衍外，在几年后均回到朝中任要职。但仁宗和历代宋朝皇帝一样，他们不能允许大臣结党，在朝中形成合心，抵触皇权。而欧阳修们却是大方地承认就是朋党，便造成仁宗的不安全感。欧阳修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地坦然，是因为在范仲淹等人的理想中，国家的良性治理才是最重要的，而只要是秉要执本者便是同心同德。但对于仁宗而言，这却是对皇权的一种威胁。也就因此，才造成如吕夷简，章得象，王拱辰等追名逐利，无理想抱负的官僚寻得“朋党”这样简单而又最有效的借口来打击对手，手段虽拙劣，却屡试屡验。

所以，当边境稍歇，天章阁的激情过后，担心强势的改革派专权的宋仁宗，所需要的就不再是这帮絮絮不休的理想主义者了。即使范仲淹们敢有如王安石摧枯拉朽，数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也无法阻挡仁宗期盼的在庆历新政的微风细雨后的雨过天晴。他还有二十多年的官家要做，于他在位时，东京城内依然芳华似锦，深夜的井水边仍有富贵酒客在特深沉地苦吟着“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后世依然会称颂仁宗的时代是帝制里的中国最好的时代。

只是，在这最好的时代里，当鲜花的爱情随风飘散，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也正走向地狱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