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动了动身子，感觉自己就剩下一口气，很难把身体支撑起来。在熟悉的家里走来走去，真是无头无尾，什么都干不了。家里所有空间都是分开的，都变成了距离很遥远的平台。五年之前，我第一次测量了这栋房子的尺寸，熟悉每个角落，我很用心地装修了它。现在，我不知道从洗手间到客厅、客厅到储物间、储物间到玄关的距离。我把自己拽到这里、拽到那里，就像在玩一场游戏，感到头晕。

“妈妈，你要小心。”伊拉丽亚抓住了我的一只手说。我走路踉踉跄跄，可能快要跌倒了。我们来到玄关那里，指了一下装工具的箱子。

“你拿着榔头，”我说，“跟我来。”

我们在家里走动，她很自豪，用两只手拿着榔头，好像终于为我是她母亲感到高兴，我也对此很高兴。我们来到客厅，我说：

“现在你用榔头敲击地板，永远不要停下来。”

伊拉丽亚做了个振奋的表情。

“这样，我们就会让卡拉诺先生很生气。”

“正是如此。”

“如果他上来抗议呢？”

“那你就来叫我，我跟他说。”

女儿去了房子中央，用两只手举着榔头，开始敲击地板。

现在我想该去看看詹尼怎么样了，我差点忘记他了，多么不用心的母亲。

我们俩交换了个会意的眼神。我正要走开，这时我看到了一件物品，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在一个书架的下面。那是一瓶杀虫剂，它应该在储物间里，此刻却躺在地上，上面有奥托咬过的痕迹，喷头的白色按钮也掉下来了。

我把它捡起来，仔细查看了一下，有些迷惑地看看四周。我看到了蚂蚁，它们在书架下面排成队，来来回回。它们又回来包围这所房子了，也许它们是把房子连接在一起的唯一黑线，避免它彻底解体。如果没有它们的决心，我想伊拉丽亚可能正在一片地板上，比我现在看到的她更远。詹尼躺着的房间，可能已经无法抵及了，就像一座把浮桥抬起来了的城堡。奥托临终所处的房间，就像黑死病的隔离医院，无法进入。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过去生活的记忆、外国的城市，还有我出生的地方，在那张桌子下倾听我母亲的故事，就像炎热的八月光线中的一粒微尘。我打算不管那些蚂蚁，也许它们并不是敌人，我不应该把它们赶尽杀绝。有时事情的坚实性是基于一些让人烦恼的元素，虽然表面看起来，这些元素好像要破坏它的凝聚力。

最后这个想法，发出的声音很大，在不断回响，我不禁一震，那不是我的声音。我清楚地听到那个声音，它甚至突破了伊拉丽亚频繁的敲击声。我的目光从手上的杀虫剂瓶子抬起来，看向了写字台：那不勒斯弃妇的身体像纸一样单薄，她坐在那里。我的两个侧面人工接合在一起。她通过我的血液活着，我看见她的血管红红的，露在外面，湿湿的，在跳动。她的喉咙、声带，让她震颤的呼吸也属于我。她说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继续在我的本子上写字。

虽然我死死地待在原处，但我还是清楚地看到她在写什么。那是她的笔记，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她用我的字迹进行记录。这个房间太宽敞了，我没法集中注意力，无法搞清楚我身处何处、在做什么、为什么。夜晚很长，很难挨，所以我丈夫离开我了。在年老和死亡到来之前，他希望夜晚的时光很快过去。为了写清楚，我需要进入每个问题的核心，进入到一个更小、更安全的地方，要抹去多余的东西。我要缩小阵地，真正的写作，就是从母亲的怀里发出的声音。奥尔加，你要放下，翻过这一页，从头开始。

昨天夜里我没去睡觉，那个坐在写字台前的女人对我说。但我记得，我上床去睡了。有一点困，我中间起来了，然后又去睡觉了。上床的时间应该很晚，我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横着躺在床上，这就是我醒来时为什么姿势那么奇怪。

因此要小心，要把事情重新整理一遍。在夜里，一定是我身体里的某样东西崩溃了，坏掉了。我感觉，我的理性和记忆都层层脱落了，长时间的痛苦的确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我以为自己上床睡觉了，但实际上没去睡。或者说我睡了，然后起来了，不听使唤的身体在笔记本上写字，写了一页又一页。她用左手写，为了对抗恐惧，为了抵抗羞辱。有可能，这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我把杀虫剂的瓶子在手上掂量了一下，也许我昨天晚上和蚂蚁斗争了一宿，白白浪费时间。我给家里上上下下喷了一遍杀虫剂，所以奥托才中毒了，詹尼吐个不停。哦，也许事情并不是这样，是我自己的黑暗面在捏造这些罪责，这其实不是奥尔加的错。我塑造一个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无能的形象，就是为了自暴自弃，让现实更加混乱。我阻止自己划出一个界限，确认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

我把那个杀虫剂瓶子放在书架上，踮着脚尖，慢慢走到门那里，好像不愿意打扰那个写字台前的女人的侧影。她又开始写了，伊拉丽亚这时很有节奏地敲打着地板。我又走向了洗手间，和想象的罪责作斗争。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儿子。在混乱的药品中，我找到了一些“安乃近” ㊟ 【novalgina，一种镇痛解热药物。】 ，滴了十二滴（非常精确，就是十二滴）到一杯水里。我有没有可能那么不用心？有没有可能我夜里没开窗子，到处喷洒杀虫剂，把瓶子里的药都喷完了？

在楼道里我就听到了詹尼呕吐的声音。我看到他头探出床来，眼睛瞪得很大，脸涨得通红，嘴巴张着，好像身体里有一股力量在摇晃着他，但没吐出来什么。还好，我什么都留不住，任何一种情感、兴奋、怀疑。眼前的场景在变化，其他信息，其他可能性。我想到了在奇塔代拉前面的大炮，詹尼当时钻到炮弹口里面，是不是染上了一种遥远的、穷人的疾病，产生于特定的气候，一个沸腾世界的符号，边界在延伸，远的变成了近的，破坏的声音，新仇旧恨，遥远的战争，或已经烧到门口的战火？我沉浸在所有幽灵、恐怖之中。那个在青春期之后，我赋予自己的理性世界，现在越来越小。虽然我尽量放慢动作，深思熟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周围那个世界越来越让人目眩，它的圆球形状，变成了一张薄薄的圆桌子，那么薄，它一层层脱落，中间好像已经出现了破洞，很快会变成一枚结婚戒指，然后消失。

我坐在詹尼身边，手放在他的额头上，鼓励他吐出来，他吐出了一口发绿的口水。他非常虚弱，最后侧躺下去，哭了起来。

“我一直在叫你，你都没有过来。”他一边哭，一边指责我。

我擦了擦他的嘴、眼睛。我解释说，我有些问题要解决，着急找到办法，没有听到他叫我。

“奥托是不是真的吃了毒药？”

“不，不是真的。”

“是伊拉丽亚告诉我的。”

“伊拉丽亚在说谎。”

“我这里疼，”他叹着气，把脖子展示给我看，又让我看后颈，“很疼，但我不想用栓剂。”

“我不会让你用栓剂，你应该喝这些药水。”

“又会让我吐的。”

“药水不会让你吐的。”

他很艰难地喝下了那杯水，又吐了一口，然后躺了下去，头靠在枕头上。我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是很烫。我感觉他干巴巴的皮肤让人无法忍受，那就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一片酥皮。伊拉丽亚敲击地板的声音变得难以忍受，虽然她在外面，隔着一段距离，但那是充满力量的敲击，声音回荡在整栋房子里。

“这是什么声音。”詹尼很担心地问。

“隔壁在施工。”

“噪音让我很难受，你去告诉他们别吵了。”

“好。”我向他保证。我让他把温度计放在腋下，但只有我用两只胳膊抱紧他，他才肯量体温。

“我的孩子。”我一边摇晃着他，一边唱着，“我的病孩子，现在要好起来。”

过了几分钟，虽然伊拉丽亚还在一个劲儿地敲打着地板，詹尼还是睡着了。他的眼皮没有完全闭上，眼圈有些发红，睫毛间有一条白线。我等了一会儿，他急促的呼吸，眼皮子底下不断转动的眼珠子，让我很担心。我把体温计取了出来，水银指示他的体温很高，几乎四十度。

我把温度计放在床头柜上，有些不适，好像那根温度计是活的。我把詹尼放在床单上，头枕着枕头。我盯着他红通通的嘴唇，他嘴张着，好像死了一样。伊拉丽亚砸地板的声音，好像在一下下地敲打着我的脑子。要回过神来，要弥补夜晚、白天的错误。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想说服自己——是我生出来的。虽然马里奥让我受孕时，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哪个女人；虽然我以为自己是奥尔加，和他生了这两个孩子。虽然我丈夫现在只觉得一个叫卡尔拉的小姑娘有意义、有价值，他鬼迷心窍；他甚至不承认我的身体，他赋予我的那些特征，讨他喜欢的、让他愿意在我身上播种的特征；虽然我从来不是那个女人——现在我知道了——我不是自己以为的奥尔加。哦，我的天，我只是一些侧面，胡乱拼接在一起，是很多立体形象，我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那两个小家伙是我生的，从我的身体，我这个身体里出来，我对他们负有责任。

因此我需要努力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东西，我站起来了。我需要振作起来，搞清状况，重新和外界建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