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在纽约市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人们都会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萨克斯手在演奏。他吹奏曲子时，两颊鼓得像张满的帆。他总吹那首《丹尼少年》[1]，吹得那样凄厉、伤感，不一会儿，大半个街区的人都被感动了，纷纷从窗子里伸出头来，把硬币抛向他脚下。一些硬币滚落到停在路边的汽车下，但大多数硬币都落到了他伸出的手里。

这位萨克斯手是一位街头演奏家，名叫乔·盖卜勒。30年来，他一直在纽约街头演奏小夜曲，最多时一天能挣到100美元的硬币，但也有被人泼冷水、被小孩或野狗追逐的时候。他的哥哥卡尔是位吉他手，有时也和他一起出来演出。卡尔身材瘦小，常常带着一身酒气。乔每天要走约20英里的路，一周七天都不休息。乔和卡尔在西城贫民窟里长大，两人都是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乔后来还待过几年感化院。不到十三四岁，他们就已浪迹于沙龙、舞厅，开始为人们演奏乐曲了。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纽约城里的各条街上演奏。卡尔把我们到过的街道都记了下来。这样，一年里我们就不会回到同一条街上。曼哈顿东城的人最慷慨大方，但那里夏天行情不好，富人们都出去度假了。每次去西城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我们都戴上草帽，演奏西班牙乐曲。第四十九街住着一位女士，每次我们演奏《爱尔兰的微笑》这首曲子时，她都给五美元。”

“你们挣的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有人问他们。

“花了。”乔回答说。

“你们想过没有，放弃这种街头演艺生活找份稳定工作？”

“我们会一直在街头演奏，直到死的那天。”乔激动地说。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卡尔平静地说。

纽约环卫局“胃口”最大的，要数唯一一辆“死马运输车”的那两位司机了。

纽约城里平均每周有四匹马死掉。马修·迪·安杰洛和菲利浦·托托里奇的工作就是把它们的尸体运走，他们也运那些动物园、跑马场或马厩里死掉动物的尸体。

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平均一年要处理掉200匹马、50匹小马驹、10头羊、200头公牛、10头鹿、5只猴子和1头大象或猩猩。最近几年里，他们还曾被叫去从展望公园吊走一头两吨重的犀牛，从鲍厄里海湾拖出一只重达1000磅的海龟，从布朗克斯区公园大道和第一百五十街的交汇处拉走一条晚上被人遗弃在那里的九英尺长的鲨鱼。

“我们这差事同军队阵亡士兵登记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托托里奇解释道。也许除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外，没人愿意干这份工作。但他们俩却乐意，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要比运垃圾有趣，比扫大街走的路少一些。

每天早晨，这两位纽约动物亡灵的超度者都要赶往第二十二街环卫局附近的东南河70号码头边，等候三声铃响。这铃声意味着纽约市的某个地方又有一只动物死了。环卫局的一位职员会拿着地址下来找他们，然后，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跳上装有钢索和启动手柄的汽车，驾车慢慢悠悠地驶向事发地点。

“我们必须在羊腐烂生蛆之前赶到那里，”托托里奇说，“死羊味儿特别难闻，比死马的味儿难闻得多。看过死羊你就没胃口了。晚上吃饭时，我宁愿挨饿也不吃羊肉。”

他们把吊钩套在死羊后腿上，把它拉到卡车上，驶往城外。到位于长岛的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他们要经过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尽管车尾冒出的黑烟会让街上行走的购物者掩面捂鼻，但没有人注意这辆巨型的清洁车。

这些动物死尸都是纽约市送给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的礼物。兽皮可以利用之外，处理场还把死尸的骨头加工成了胶和肥料，把躯体加工成鸡饲料和宠物食品，甚至回收马掌上的钉子。

尽管没人能估算出一匹死马的价值，可凡·艾德斯坦处理场的屠宰工认为，如果论块比的话，一匹毙倒街头的小商贩马车上的马，远比一匹贝尔蒙特纯种赛马价值高。“我们能从街头小商贩马车上的一匹老马身上得到更多的脂肪，从这些脂肪里能提炼出更多的油脂；赛马太瘦了。”凡·艾德斯坦公司的一位员工说。

在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卸掉东西后，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的卡车被喷上了一种有香水味的东西。他们俩深深地吸了一口这种气味，脸上露着微笑，然后跳上卡车，身上带着除臭剂推销员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开车返回70号码头。

1960年7月15日星期五，这是纽约城里很平常的一天。这一天，中央公园新添了七块崭新的标志牌，牌子上写着“请勿乱扔垃圾”。约翰·T.杰克逊出任雷明顿·兰德公司负责管理规划的副总裁，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的第26版；纽约希伯来人敬老院宣布：棉花商所罗门·弗里德曼把20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了他们；约翰廉价商店从路易丝·塞拉手里租下了百老汇附近西城第二百三十一街184号的一幢大楼。因未经许可举行罢工，第五大道巴士公司向麦克·J.奎尔所在的工会提出50万美元索赔；上午11点15分，77岁的约瑟夫·J.马里南洛骑车到达时报广场，他要了一杯番茄汁，说：“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走了671英里”，令一位睡眼蒙眬的服务员惊叹不已；西城第三十八街107至109号的一幢12层大厦内部发生了火灾，有毒气体穿透面罩致使20名消防队员中毒昏迷；晚上8点，气温仍高达79华氏度；埃莲诺·史泰博在路易松体育馆演出《抒情诗人》，观众无不称赞他的精湛演技；一位波兰清洁女工在华尔街一幢大楼的第37层被电梯关了五分钟。此外，快到午夜时，一辆载着一男一女的轿车在高速驶过蒂芙尼大街时，一头扎进了40英尺深的东河。直到7月16日（星期六）深夜，经过一天的反复寻找，一位敦实的深水潜水员才在河底淤泥中找到了两人的尸体。他用钩子钩住汽车后保险杠，让岸上的人们把汽车吊出水面。直到这时，人们才再次见到这两个人。

潜水员巴内·斯威尼真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是纽约最棒的落水物品打捞员。25年来，他一直在纽约的深水中摸索，寻找死尸、武器、钻戒，甚至还找到了一位船长的假牙。他曾受雇打开布朗克斯公园湖中的排水管道，烧掉缠绕在轮船螺旋桨上的缆绳，寻找从码头落入水中的货物。他所看到的纽约，不是一座到处是摩天大楼的城市，而是在自由女神像下深50英尺，在地狱之门[2]桥下深90英尺，在乔治·华盛顿桥下深180英尺的浑浊、冰冷的水下世界。

在巴内·斯威尼通往水下世界的道路上，到处是挂满藤壶的汽车、腐蚀生锈的摩托车和被人遗弃的轮胎。布朗克斯海军造船场的河底有一架沉没的飞机；地狱之门桥底下的河里沉着一条陆军工程船，上面还有两具骷髅；布朗克斯区第五十七街附近的纽约湾中沉着一块价值6000美元的不锈钢锭；谢尔特艾兰附近的河底沉有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钻石戒指。巴内·斯威尼花了一周的时间寻找这枚钻戒，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只好被迫放弃打捞行动。在打捞那块不锈钢锭时，他怎么也无法靠前，把钩子挂上去，每次接近它时，它就沉入烂泥，而且越陷越深。“有的东西潜水员一碰就往下沉，我们用一句话形容这种情况，”巴内说，“这些东西都‘到中国去了’。”

巴内眼里的纽约是到处是烂泥的河床，而且那些烂泥常常漫过他的膝盖。在水下时，他几乎看不到前方一英尺远的东西。当拖船从头顶驶过时，河底沉垢被搅起，巴内的眼前就会一片漆黑，不得不摸索前进。尽管如此，他对人们的某些行为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人们在水下的死亡方式。

据警察调查，那个从蒂芙尼大街码头开车投河的男人是要以死来报复他的妻子。巴内讲述说：“走近这两具尸体时，我发现，就在落水前的一刹那，那个男的改变了主意，不想投河自杀了。你可以看到，他在不顾一切地想从车子里爬出。我注意到，码头边有刹车痕迹，而且他的半个身子已爬出车外。”

与大多数沉到水底时的汽车一样，那辆轿车也是顶朝下翻着。据巴内讲，汽车沉到水底时，之所以顶朝下翻着，是因为沉重的发动机会把汽车头部先拖到水底；车到水底时，惯性冲力会让车翻过来，使它顶朝下沉在水底。7月16日晚上，在离蒂芙尼大街不远的水下同一地点，还有四辆小轿车顶朝下躺在那里，从车身上面缠着的藤壶的数量可以推断，它们沉在那儿至少已有八个月了。“我猜蒂芙尼大街附近的这个地方，一定有保险公司。人们总是先把他们的汽车从那儿推到河里，然后到保险公司去领取保险金。”巴内说。

巴内·斯威尼今年48岁，全副武装时体重400磅，不穿潜水服时225磅。一般来讲，他向顾客收取一天125美元的劳务费，有时也会按打捞上来的物品价值的百分比收费，或按与顾客商量好的“双倍或分文不取”方式收费。也就是说，如果找到遗失物品，顾客得付他双倍工资，即每天250美元；如果找不到，就不用付钱。他一年平均工作150天，主要是为警察局、港监局、码头装卸公司或私人工作。他为一位女士找回了从渔船上掉到河里的一枚价值2万美元的钻戒（他收了1000美元）；为装卸公司找回了几吨的硫矿石（这些硫矿石是从撞上混凝土码头的一条驳船上落入水中的）；还为一位跳水者找回了遗失的假牙。据说这个落入东河的上牙盘价值165美元，巴内为他找了回来，却分文未取。

由于水下极其冰冷，巴内干活时特别耗费体力，每天在水下只能待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从一条小船上入水下潜，船上有两个船员看管通气管。除了泥鳅和肮脏的鱼外，巴内所工作的水下纽约几乎没什么生命存在。他通过连接潜水员与水面保障员的对讲机，与他的儿子杰克说话。杰克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常来帮他，就像巴内当初常常给他父亲做助手一样。“我父亲死于一次潜水事故，心脏病发作。”巴内说，“他本来身体很棒，那么大岁数照样下水。我们最后一次把他拉上来时，他已72岁了。”

巴内对杰克能否继承家族传统不抱什么希望。“我不打算送杰克到潜水学校去学潜水。”巴内说。去年夏天，杰克找了两份兼职，一份是给父亲当帮手，一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3]做职员。有一天，一群正在大楼工地地基上干活的工人把一个昂贵的钻头掉到了一个宽30英尺、深十英尺的洞里，他们来找巴内·斯威尼帮忙。巴内太胖了，干不了这活儿（巴内每天喝八瓶黑啤；用他的话讲，啤酒冬天御寒，夏天解暑），而年轻的杰克又太没经验，就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巴内竞争对手的公司雇用一位瘦小的潜水员找回这个钻头。这是斯威尼家族在纽约城里少有的几次没能实现承诺的时候——他们的承诺是：“拾您所失。”

戴维·阿莫曼是纽约最好的手推车制造匠，他身材短小圆胖，终日待在下东城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干活。他已故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手推车制造匠，他们精湛的手艺为家族在最挑剔的捡荒者、水果贩和热狗贩中赢得令人尊敬的地位。

“我爷爷莱尼在俄国时就开始做木轴手推车了。”阿莫曼先生说，“后来我父亲麦克斯在休斯顿大街193号的一间地下室里做手推车，路过那里的人们经常说：‘嘿，麦克斯，你什么时候才从地下室里出来？’我父亲的回答总是：‘这里是我开始干活的地方，也是我一辈子要待的地方。’我父亲特别要强，不允许一件残次品从我们家出去。”在东城第十一街541号他家的地下室里，阿莫曼靠在一台手推车上，继续说道，“我和哥哥活干得不好时，他就会对我妈妈大发脾气。他总是喊：‘再钉一个钉子。’我会对他说：‘放心吧，老爸，这些手推车会比你长寿。’”

阿莫曼先生停顿了一下，语气略带伤感，但又富有戏剧性地说：“即使你今天走在布利克街上，也会看到有人推着我父亲40年前做的手推车——它们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而且，无论你到C大道，甚至到布鲁克林的一些大街，都会看到我父亲的杰作——它们仍然完好无损地被使用着。”

他说，他制造的手推车至少可以使用40年。几代小商贩都曾依靠这些手推车在大街上兜售商品，养家糊口，度过了生命中的那些艰苦岁月。平常他要花上两周时间才能做好一辆手推车——自己制作山核桃木车轮。他制作的手推车价格不一。装备齐全的热狗车卖350美元，水果车125美元，垃圾车105美元，蔬菜车75美元。

“大萧条时期我父亲做的手推车每台才卖12美元，”阿莫曼先生说，“那时纽约城里约有8000辆手推车。拉瓜迪亚[4]市长离任后，市政府给小商贩们颁发了执照，而且不让车停在一个地方，必须流动。由于没有几个人能推着手推车从早晨7点坚持到晚上6点叫卖不止，许多人干脆放弃了这种街头小贩儿的买卖，改做别的行当了。”

阿莫曼先生靠这门手艺并没能挣到很多钱，但像他的先辈一样，他为能制造出城里最好的手推车而感到自豪。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儿子们对制造手推车这一传统行当根本没有兴趣。对此，他只好听之任之。

在纽约的某些地方，吸一口空气差不多就值一美元，当时一平方英尺的土地能卖到700美元，而一个位于第三十四街的热狗摊用100万美元都买不到。在纽约，有些旅馆似乎并不像其他旅馆那样现代，却更值钱。事实上，在城里的不同地方，都有一些被房地产商们视为价值连城的旅馆、写字楼、地皮和空间——并不是大家都这样认为，而是因为华尔街上有那么一位矫健的小老头儿说它们值这么多钱。

这位小老头儿就是高登·I.凯乐。在评估地皮、空间或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方面，他被大多数房地产商和投机商视为最具权威的人士。他真正的职业是摩天大楼估价师。那些银行家、建筑商和保险人员付他一小笔钱，雇他站在路边人行道上观察摩天大楼。他常常被人们错当成游客，但他总能以一种当铺掌柜所特有的敏锐眼力，给大楼评估出价值。据威廉·泽肯多夫讲：“凯乐的评估从来没有错过。”

凯乐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权威性评估报告中宣布，计划于1962年在大中央车站修建的59层高的泛美大厦的价值将是102层高的帝国大厦的两倍多——他在1951年给帝国大厦评定的价值是4500万美元。他只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研究泛美大厦的数据和平面图就得出了上述结论，并据此向业主埃德温·S.沃尔夫森及他的几位美国合伙人收取了5万美元的佣金。凯乐做出这一评估靠的是他40年的经验。40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从未因自己的任何失误动摇人们对他那一向正确的判断力的信心。

其实干这一行当的估价师也根本承担不起误评的后果。银行保险公司在进行房地产买卖和抵押时，全依靠他们给房地产的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纽约所有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聘用凯乐先生给它们做评估。根据他的评估，它们向一位顾客贷出了高达6000万美元的贷款。据说曼哈顿20层以上的大楼中有70%都是由凯乐做的估价，它们包括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几十座写字楼、旅馆，以及像卡内基大厦、布鲁克林的布什码头、萨克斯第五大道、大都会俱乐部、格罗辛格大厦、纽约证交所、克利夫兰电焊厂、尼克伯克村，还有已故的威廉·伍德沃德在巴尔迪摩附近的布莱尔种马场等各种各样的房地产。

早年他在纽约给收租人当跑腿儿，后来又做房地产中介，直至最后成为克鲁克香克公司总裁和纽约房地产委员会主席，所有这一切都为63岁的高登·I.（吉米）凯乐积累了房地产方面的丰富经验，并使他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对曼哈顿的每一英尺土地都了如指掌，无论你说到哪个街区，我都能告诉你那里有哪些建筑。”

凯乐还知道十年前每英尺土地的价值和十年后每英尺土地的价值。他知道，第五大道的一座写字楼四周的空气和阳光也都被投了保，因为业主每年花3.5万美元买下了旁边一座建筑顶上的“空气使用权”，这就保证在这座低楼的位置上不能再建任何遮挡视野和光线的摩天大楼——租房者都情愿为这种开扩的视野和充足的阳光付大价钱。他知道，华尔街1号的地皮，即现在欧文信托公司的位置，曾以每平方英尺700美元的高价出售，他说这是曼哈顿最值钱的地产。他还说，曼哈顿最繁忙的街角是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所在的那个地方——那里每天有30万人经过。

手头拥有了这些数据，脑子里又装着丰富的房地产知识，尽管泛美大厦还没有建成，凯乐先生就已能评估出它的价值了。这座大楼平面图显示，泛美大厦拥有纽约市最大的可出租面积——2400万平方英尺，有70部直梯、21部扶梯，以及供5000人工作的地方。由于他曾经给大中央地区的街区做过多次评估，对他来讲，给这座还未建成的摩天大楼估价是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不过，为已建成的大厦进行评估时，凯乐先生总是从房顶走到地下室，上上下下认真地看一遍。从行动和外表来看，他很像一个大厦验收员。他身材短小，走路时双肩向后，下颚突出，永远紧锁眉头。他的鼻子像一件曲线优美的仪器，随时准备嗅出任何问题。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在勘测一座摩天大楼时，都是按顺时针方向转个不停。他工作方式直截了当，言语不多，但切中要害。

一次，他站在曼哈顿中部的一家酒店的主宴会厅，向酒店经理问道：“这个宴会厅能放多少座位？”

“244个。”这位经理回答道。

“由铁路系统供暖？”

“是的，蒸汽供暖。”

“我想看看客房。”凯乐先生说。

“好的，先生。”

“你们这儿连自动扶梯都没有吗？”凯乐先生在直梯里问道。

“没有，先生。”这位经理说着，把他领到一间客房。

“这是最便宜的吗？”

“是的。”

“人们都不喜欢吗？”凯乐问道。

“是的，先生，不知为什么。”经理回答。

“采光不好。”凯乐回答。

经理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凯乐认真地记下了这些。

“你们这儿住得满吗？”凯乐问道。

“我们现在的入住率是78%，”这位经理说，“夏天的入住率只有55%或60%。”

凯乐的眼睛扫过家具，观察窗外，查看浴室的瓷砖贴面，后来目光落到了地板上。

“所有的地毯都是这样的吗？”他挑起眼角问道。

“我敢肯定，并非如此。”这位经理回答道。

从房间出来时，凯乐伸手沿着墙壁摸了一下，看墙上贴的壁纸是廉价还是昂贵。然后他们又进了1701房间。

“房间还很新，却没有电视。”凯乐说。

“这是每天八美元的单人间。”经理回答道。

“该刷刷漆了。”凯乐说。

“房间里的柜子很不错。”经理说。

接着凯乐又做了些笔记，然后用手指摸了一下门后，看有没有灰尘。与酒店经理道别才过五分钟，凯乐就爬上楼顶去查看，然后又与那些电梯司机聊天。那些电梯司机是很好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他给公寓楼或写字楼做评估时。电梯司机对各种最新传言，比如说有多少房间空着，房客是否是有钱人，管理员是否认真负责，以及他们所能听到的其他信息都了如指掌，因为人们谈论这些事儿时都不避讳他们。

在楼顶上，凯乐认真检验油毡、防雨板、砌墙，用手指甲戳砖间灰缝，看灰浆硬度够不够，是否磨损，是否防水。“如果漏雨，”他说，“住户肯定会经常找麻烦的。”接着，他又检查了楼顶的空调系统。他用拳头敲打，并做了许多记录。

“亲自检查这些大楼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会形成一些直观印象，能发现大楼的缺点及潜在的不利因素；先由业主或管理者陪同到楼内各个地方转转，然后再一个人四处看看。

“业主们通常领我把整个地方转一遍，但他们太急于讨好我了。一旦发现他们向我隐瞒了不利于他们的某些情况，我就会更加仔细地进行调查，更加认真地查看大楼的各个方面。当然，有时候他们向我提供的物业管理费或租金收入不正确，或是在数字前面加上了‘估计’二字。‘估计’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对空间的价值了如指掌。”他还强调说，“我还了解每个地方的租金水平。”

凯乐离开楼顶，开始下楼。途中他还亲自查看了每个房间和办公室。他越往下走，楼层就越不值钱；高楼的较高楼层，有时每平方英尺值6.5美元，一般总比底下的楼层贵，因为高处的空气和采光都会好一些。

“现在人人都愿意买阳光充足、空气好的房子。”凯乐先生讲道。

两小时后，他到了地下室。在大楼管理员严厉目光的监视下，他检查了管道和供暖系统。等完成这一切之后，他再次站在了大街上。他穿过公园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200至250美元，然后走到第五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300美元。他说第五大道的价值要比公园大道高，因为公园大道下的地铁轨道占去了地下室空间，而且在公园大道上的许多公寓里常常会听到大中央车站火车的隆隆声。

一小时后，凯乐先生回到他位于华尔街48号的办公室，开始认真研究桌上的那些数据图表。此刻电话铃响个不停。有长途，有市话，都是银行家和大楼业主找凯乐先生去看这个大楼，评那个建筑的。此时，威廉·泽肯多夫正在韦布-纳普大厦舒适的顶层办公室里对他的秘书大喊大叫，让他马上接通凯乐的电话。华尔街的接线员说：

“凯乐先生电话占线。”

“时间长吗？”泽肯多夫问道。

“不知道。”接线员答道。

“问他一下还要用多长时间。”泽肯多夫说。

一分钟后，凯乐先生的电话接通了。

“你好！”

“是吉米吗？”

“是的，比尔。”

“你今天的脑子什么样？”

“一天不如一天了，比尔。”

“那么，吉米，你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了阿斯特酒店的事……我想请你到那儿看看……”

“比尔，我非常愿意效劳，但我明天约了几位房地产商……”

“让他们见鬼去吧！”泽肯多夫说。

“只能等我处理完再去了。”凯乐毫不让步地说。

“好吧，你这个家伙！”泽肯多夫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

“你明天在吗？”

“为什么不呢？”泽肯多夫说。

“明天见。”凯乐说。

（挂断电话）

凯乐与房地产大亨们的对话一般都像这样，非常随便。一旦凯乐公布了他的评估数据，他们一般都不会对他提出质疑。尽管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抱怨，楼价不止如此（尤其是在他们出手时），或楼价不值（在他们想买楼时），但是凯乐从不会让步。“干这行就不能有功利想法，”他说，“你不能按别人要求你的那样去做，我能为我所签字的所有评估报告提供依据，对我所做出的每一项估价我都愿意出庭做证。”

凯乐先生对房地产的敏锐判断，很大部分是来自他过去做收租人的经历。退伍后不久，以及从位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市的卫斯理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干这项工作。他先是给联合雪茄公司收租——那是当时纽约城里最大的房地产商。“他们拥有城里许多好位置的房产，”凯乐回忆道，“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黑暗的出租房和满是尘土的阁楼间里爬上爬下，兜里装满收来的租金。付最低租金的人们常常把钱藏在牛奶瓶里。有一次，当我从一个发怒的房客那儿收完房租下楼时，他还踢了我一脚。这件事让我永生难忘，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是，那些年的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它教我懂得了空间的价值。”

1921年，他放弃了收租工作，自己开了一家经营全面业务的房地产中介与评估公司。30年代初，他受雇于纽约州银行监管局，为全州银行持有的房地产进行评估。1936年，他加盟克鲁克香克公司，两年后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总裁。他为摩天大楼估价时收费不等，每幢楼收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勘查评估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周。1951年，在帝国大厦出售之前，他花了两周的时间，从头到脚对这座大厦进行了勘查，收取了2.5万美元的费用。他为泛美大厦进行估价所收到的5万美元评估费被认为是估价界最高的收费；这个评估价格之所以更让人吃惊，是因为在他估价时，大楼还根本没有建成。

凯乐先生吸了一口手里的烟头，说道：“我从事的是一种高度专业化、收入颇丰的职业。”

一位胖女人，一手拎着梅西百货的购物袋，一手领着她的儿子，站在尼迪克快餐店柜台前，不耐烦地等着。她低头看着儿子，问道：“马文，想吃什么？”

“汉堡。”儿子回答道。

“吃热狗吧。”母亲说。

“我要汉堡。”儿子叫喊着。

砰，她用钱包扇了儿子的头一下，儿子大哭。母亲又说道：“就吃热狗。”

马文只能吃热狗了。

尼迪克快餐店里的顾客并没人注意到这件事，他们都在忙着往嘴里塞东西；再者，这类事情在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每天都发生——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热狗店。

正如凯乐先生所指出的，每天有30万人从这个街角经过，其中有8000人在尼迪克快餐店中逗留四分钟，平均每日吃掉700个汉堡，5000个热狗，喝掉1000杯咖啡和5500杯橙汁。尼迪克快餐店的营业面积只有1000平方英尺，正好挤在R.H.梅西百货的一角。“我们经常说梅西百货在尼迪克的隔壁。”尼迪克的总裁路易斯·H.菲利普讲道。

从1947年起，这个热狗店就在那个街角营业，出售十美分的橙汁、20美分的热狗和40美分的汉堡。这个店每年的总收入估计有40万美元。从早到晚，收银机响个不停，法兰克福香肠在烤肉机上滚动，橙汁不停地流入杯中，空气中弥漫着烤猪肉的味道，到处都是嘈杂紧张的气氛，耳边还不时传来顾客与店员间短促的对话。

“小姐，要什么？”女服务员问道。

“汉堡。”顾客说。

“汉堡！”女服务员对厨师喊道。

“好了！”厨师向女服务员喊道。

“杯子！”洗碗工对女服务员喊道。

与这家店相比，尼迪克的其他84家连锁店——其中有59家在曼哈顿——的生意就显得清淡多了。

“我们必须让第三十四街尼迪克快餐店的客人在四分钟之内用完餐，否则我们就得赔钱，”菲利普先生说。他是从柜台职员一直干到总裁这个位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凳子的原因。假如我们店里有了凳子，顾客就会在这里耽搁较长的时间，或抽支烟。夏天早上10点半，我们停止供应咖啡，因为顾客喝咖啡占的时间太长。有一位经理曾提出在菜单中加入水果沙拉和奶酪三明治，可是这样的话，顾客得用14分钟才能把它们吃完，时间太长了，太长了，我否定了这个建议。”

据估计，如果顾客在第三十四街的尼迪克快餐店中抽一只烟，快餐店会损失约两块的营业收入。尼迪克每年要为这个街角小快餐店付9.5万美元的租金，再加上员工工资和其他开销，它每天必须卖出几千只热狗和上千杯橙汁，收支才能持平。所有这些食品都要通过一个61英尺长的柜台出售，而且最多只能同时接待32位顾客。柜台后面，尼迪克的26位职工挨得紧紧地站立着，收钱，翻动汉堡，出热狗，把橙汁倒入冷凝器——这种人人皆知的饮料是由20%的橙汁加水、柠檬和糖制成的。

菲利普先生每隔一会儿就视察一下员工们的工作。他被同行视为快餐业的佼佼者。他随时准备向他的朋友递上一张促销卡片，卡片上面写着：“一根法兰克福肠，一杯饮料。（免费）——L.H.菲利普。”

“所有员工都知道我是从一个每周只挣18美元的烤热狗的店员干起来的，”菲利普先生抽着雪茄说道，“当时我在第二十七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街角烤热狗，经历过许多磨难。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处处小心谨慎行事。就尼迪克如何提高服务速度，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我想出了用两夸脱容器装浓缩橙汁的主意——这样我们就不用锡皮罐了，既解决了储存问题，又可避免员工开罐时割破手指。我还想出了用纸盒装热狗的主意，还有许多其他主意——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在15或20年前就当上这里的总裁的话，那么今天纽约就不会有像‘果仁饼’这样的快餐店了。”

大多数搞快餐业的人没有注意到，这家尼迪克热狗店实际上占据的是一幢古老、狭长的五层大楼。尼迪克热狗店只启用了其中的两层——二层是员工更衣室和经理托马斯·F.麦吉的小办公室，上面三层完全空着，没有使用。这幢楼一直是史密斯家族与斯特劳斯家族争夺的焦点。史密斯家族拥有这幢大楼，并把它租给了尼迪克快餐店；而斯特劳斯家族是梅西百货的拥有者。这两大家族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当时，杂货商罗伯林·S.史密斯在西城第十四街梅西百货旁边开了一家百货店。那时两家商店间的竞争没什么规矩可言；史密斯有时会在店门上挂个牌子，上面写着“附楼”或“正门”之类的字，结果许多本想去梅西百货的顾客就被误导到了史密斯公司。

当梅西百货决定迁址到市中心的第三十四街时，史密斯先生以及其他第十四街的商人们都认识到，这个地方的许多客流要被带走。此时，梅西公司正在暗地买下第三十四街街区的临街铺面的全部地皮，准备建造一座超级商城。然而，梅西公司却漏掉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街角的那小块地方。那块地的所有者阿尔弗雷德·杜安·潘尔神父当时正在西班牙旅行，回国前他拒绝了梅西公司25万美元的出价。他一回到美国，史密斯先生就找到了他，出价37.5万美元购买那块街角地皮。对史密斯先生这样做的确切动机现在仍有争议——梅西百货认为这是一个恶意行为；而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却说，这完全是一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最终潘尔神父接受了史密斯先生37.5万美元的出价，而斯特劳斯家族则不愿出这个价格。斯特劳斯家族开始在这小块地的四周建造一座大型商城。史密斯先生买到的那块地太小了，根本无法建一座纺织品商店。所以他把这座曾属于潘尔神父的楼房租给了各种各样的房客。1947年，尼迪克快餐公司看中了这个地方，把一楼改装成了一个非常赚钱的快餐店。

除了向尼迪克快餐公司收取店面租金外，由于梅西百货的巨型广告牌占用了这幢五层楼的上面三层，因此，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还可以从梅西百货那里收取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我们从那块地上挣了钱，”史密斯家族公司的总会计师罗伯特·史密斯·凯力普说，“它仍然是我们祖父的一块丰碑。同时，我一直在想，将来某天我们或许会把上面那个巨型广告牌租给金贝尔斯百货。”他继续说着，脸上露出要传承史密斯-斯特劳斯家族“友谊”的狡黠微笑，“所以，如果哪天你抬头望去，看到那儿有一块金贝尔斯百货的招牌，千万别吃惊。”

每天清晨，一位身材弱小、系着蝴蝶领结的绅士匆匆赶往城市的货场。他眉头紧锁，用一种吹毛求疵的品茶家所特有的感觉，去嗅闻一车车的干草，一闻就是几个小时。约翰·穆拉尔汉被誉为美国顶级的马草料鉴赏家。最奇怪的是，他在第四十二街中心地带卖了45年干草，而邻居们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

令穆拉尔汉先生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草料商住在麦迪逊大街是件怪事儿。“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和麦迪逊大街的交汇处，因为那里交通方便。”他说，“你看，从这儿我可以很容易地乘火车、地铁或出租车，到布鲁克林、哈德孙河边码头以及任何一个用驳船或火车可以运来干草的地方。”

干草运到时，穆拉尔汉先生凑上前去，嗅闻草味。“用不着打开车门，我就能知道里面草料的好坏。”他说。他每周从密歇根、俄亥俄和上纽约进约500吨的干草，在对这些干草嗅闻认可之后，再卖给纽约及全国的零售商，之后，这些干草被买去喂那些赛马、警用马及各种各样的种马。

穆拉尔汉先生的父亲早年就卖草料给布朗克斯的养马者。事实上，1923年的纽约城有28位草料商，他们都属于全国草料商协会，现在就只剩下穆拉尔汉先生一个人了。在他位于东城第四十二街50号的办公室里，他的手边一直保存着一袋发臭的干草；他每天都要闻一下这袋草所散发的难闻气味，使自己的鼻子能够分辨出臭干草的味道。有客人来访时，他也会让客人闻一闻这袋草，仿佛是一种招待礼节。当你在这种味道下掩鼻退缩时，他就会长篇大论地抨击那些生产这种“垃圾”草料的农场主——他的嗓门和麦迪逊大街上其他任何推销员的大嗓门没什么两样。

在纽约，有相当数目的人都文过身。文身师是一些历史久远的艺人，他们对人的兴趣可能只有皮肤那么浅，但他们的作品却通常和人的生命一样长。纽约有六七位职业文身师。从考帕卡巴那合唱队到纽约网球俱乐部浴室，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大作。

斯坦利·莫斯科维兹，这位全国知名的文身师，是包厘街的一个文身师世家的后代。据他估计，纽约文身的人有30万。如此众多的顾客，使纽约市的那六七个职业文身师一年四季都忙碌在街头、小巷和河边。

文身院里常见的顾客是那些18到25岁、身体健壮、愿意花钱让电动文身机在身上刺上十分钟的年轻人。电动文身机有八个小针，每分钟刺3000次，花费三至五美元。它的声音像牙医用的牙钻所发出的声音，外形像钢笔，文身时浸在水中。有色墨水沉淀在皮下约1/64英寸处。文身的感觉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有人觉得“像受酷刑似的”。男人大多喜欢在胸上或臂上文身。海员们喜欢文些锚、帆船、女友的名字及半裸女人像；士兵们喜欢文美国国旗、鹰、黑豹、番号、女友的名字及半裸的女人等。

人们为什么喜欢文身，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心理学家对此有不同说法。有的说纯粹是为了装饰，有的说纯粹是出于性需要，还有的说是某些人偏爱原始图案。有的男孩文身是为了显示男子汉气概；有的女孩文身是为了反叛传统的淑女形象，就像日本北部阿伊努部落的妇女曾文上假胡须一样。有的人文身是出于实用，用来遮蔽伤疤、胎记等；还有的人文上血型或社会保险号码。有的人承认，他们文身，要么是一时逞强，要么是团伙要求；还有人是为了证明他们能忍受痛苦，或是因为家长明令禁止而故意为之。

当前，纽约城里文身族的偶像是迪克·海兰和杰克·达拉古拉。迪克·海兰的脸上、掌上和嘴唇内侧都文满了星星；杰克·达拉古拉的前额上文有一个展翅的雄鹰，双颊文有飞鹰，眼耳鼻四周到处文满星星。

杰克·达拉古拉小时候就梦想长大后能成为一幅马赛克画。他接受过244次文身。他说：“人们都认为我疯了，但我并不为文身而感到羞耻。我走过大街时，有人会大声尖叫，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告诉他们：‘我想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文身人。’人们都觉得我疯了。”

刚过凌晨2点，一列阴森的地铁列车慢慢地驶入大中央车站的地铁站。车的座位上和过道中空无一人，灯光像东城高级俱乐部那样昏暗。这是一列垃圾车，这列平板车上坐着30名午夜后乘车驶过黑暗隧道清理各种垃圾的清运工中的六名。

每天夜里，在车轮碾过成千上万个抛弃在铁轨上的空可乐杯和无数的糖纸时，垃圾清运工把从垃圾筒里收来的八吨垃圾倒到七节垃圾车上。

这些清运工到每个垃圾点收垃圾需要五分钟。有时花的时间多些，因为总有强行上车的醉鬼，清运工不得不费力地把他们推下去。那些醉鬼摇摇摆摆地离开列车，靠在自动口香糖售货机上。列车慢慢地驶去，空饮料罐的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隧道中。

“我们一年四季都得清理站台地板上的口香糖，”一位清洁工人说，“口香糖全粘在站台地面上了。夏天我们从车站的冷饮亭附近能拾到许多喝了半杯的橙汁杯，冬天我们拾到更多的是可乐杯。女人们常把面巾纸扔在地铁座椅后，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两年前我们还在西城第七十六街发现了一具人体骷髅，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到那儿的。”

虽然许多垃圾工人都是合格的列车售票员，但他们都说自己更喜欢与之整夜相伴的垃圾车。“我们喜欢垃圾胜过喜欢人。”他们当中的一位解释道。

一天早晨，在埃塞尔·巴里莫大剧院，四位头发花白的女清洁工像稻田里干活的农妇一样，弯腰擦拭着那些票价六块九的座椅。这时，乔·梅尔齐纳急促的脚步声出现了，他等着大幕拉起后观看百老汇最鲜为人知的演出——灯光排练。

作为著名的舞台布景设计师和灯光专家，梅尔齐纳先生在没有观众的精彩排练中扮演主角。此时演员们还没来，他们可能还在睡觉，因为太早了，才上午11点。他的观众除那四个清洁女工外，只有舞台杂务和电气师。在他们中间，梅尔齐纳先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他是唯一系领带的人。

“打扰了，各位女士。”梅尔齐纳脱掉大衣，坐在第十四排的座位上说，“我们现在要关掉灯了。”

“噢，没什么。”其中一位回答道。女清洁工们停下手里的活，慢慢地走到前排，坐在铺着地毯的台阶上，一边聊天，一边观看。灯光熄灭后，大幕拉起，表演开始了。

蓝光、绿光和温暖的黄光从不同角度射向舞台。整个景物都笼罩在一种蓝色的背景之中，光线朦胧地照射到梅尔齐纳设计的那间寄宿公寓；接着，慢慢地，一束暖光缓缓地射向一间摆着桌椅的房间，最后聚焦在桌上零乱堆放的书籍上。

在一个十瓦的台灯下，隐约能看到梅尔齐纳的面孔。台灯插在他面前的一个移动桌子上。桌上有一个箱形的双向对话器，这样梅尔齐纳可以和总电气师乔治·哥哈特通话。乔治被围在后台照明设备、梯子及各种复杂缠绕的电缆中，控制着数不清的灯光开关。

当灯光射向寄宿公寓时，梅尔齐纳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语气平和地说：“不太好，乔治，再试一遍吧！”

乔治说：“没问题。”大幕又落了下来，第一幕的灯光又走了两遍、三遍……直到梅尔齐纳满意。灯光彩排一幕幕地继续，直到整剧完成。没有演员的表演，没有音乐的伴奏，也没有观众的掌声，只有灯光在舞台上来回跳动。灯光彩排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一切都完美无误为止。

再过24小时，就是这场戏的首演之夜了，也是梅尔齐纳和大多数受雇布置场景和灯光的木匠及舞台技师辛勤劳动告一段落的夜晚。梅尔齐纳将详细的灯光解释认真地标在台词本上，发给剧组后台工作人员。这样，每天晚上，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准确操作——就像熟练的钢琴师弹琴一样，有条不紊，如行云流水一般。

每天纽约城里都有七位戴着银质徽章、有文化品位的侦探在四周打探，寻找这座城市里最爱读书的罪犯——那些盗书贼。这七位侦探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了找回每年读者偷走的几千册图书而雇用的。这些持书不还者有的是由于健忘，有的是由于马虎，有的是由于喜欢拿别人的东西，还有的是由于吸毒。

每天有1.3万人从这个图书馆系统借书，平均500人不按期还书，大约有25人超期两至三个月。这25人当中大多数是瘾君子，他们用伪造的借书卡借书，然后把书卖给二手书贩，好换钱买毒品。

当一本书超期30天时，图书馆就会通知那七位侦探。他们的头儿叫约翰·T.墨菲，是名老练的侦探。他们立刻着手查找借阅者的最后一个住址，而这个地址往往会把侦探们带到纽约城最奇特或最遥远的地方，甚至城外的某个地方。在过去几年里，墨菲和他的手下曾追查到了神出鬼没的安德烈·波伦贝亚努的行踪。这个家伙从逃跑到与社会名流甘布尔·本尼迪克特结婚，一直都未还一本叫《上帝之国与我的世界》的书。两年前追查六本丢失的书时，侦探们还查到了已故的朱利安·A.弗兰克的身上，这个人当时被怀疑携带炸弹上了在北卡罗来纳爆炸的那架飞机，机上当时有70名乘客。也许还有弗兰克先生所借的六本太空旅行与探险方面的书籍。

虽然那些借书故意超期30天以上不还者可能会被判刑，但墨菲拿回书，收取了每天五美分的罚金并禁止这些家伙再从图书馆借书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许多人交的罚款会高达几百美元。不久前，墨菲的手下在布鲁克林抓住了一个偷走了1200本书的女士。尽管她使用了许多假名，通过对照借书卡上的笔迹以及注意到她总是借轻松的言情小说，他们最终抓住了她。侦探们把这位女士的笔迹特点通知了所有馆员，并告诉他们她喜欢借言情小说，因此，抓住她只是早晚的事儿。这位女士一被抓住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原来她是一位欲壑难填的偷窃狂——同时她也一定是纽约城里最爱读书的小偷。

在一种想预知未来的疯狂欲望控制下，纽约城里的200名算命师可谓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他们有的用水晶球，有的用塔罗纸牌，有的看星盘，有的玩占卜牌，还有的给人看手相、足相和面相。

今天，在纽约城里很难找到一个不故弄玄虚的地方。曼哈顿中城到处都是印度先知，解梦之书在哈勒姆被视为珍宝；在东城，人们心甘情愿出大价钱去聆听有关他们最爱的人（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些高档餐厅还把这些江湖术士奉若神明。从布朗克斯到海湾边，到处都有试图为别人解决所有问题的星象学家、相士和巫师。

在纽约，求卦算命者当中近80%是女性，她们向算命师询问的都是爱情、婚姻、健康和财富方面的事——就以这个顺序。男性顾客首先对金钱问题感兴趣，然后才是爱情。算命师每次收费两美元。由于算命师一般都想讨好顾客，他们总是预测在六个月至一年内每个人都会有好事。一位算命师讲：“有的女人也会问我‘我丈夫是不是出轨了’、‘这个男人对我好是不是图我的钱财’以及‘我上哪儿能找到好男人’之类的问题。如果我真知道到哪儿能找到好男人的话，我自己早嫁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孤身一人的地步。”

因为人们总是记住那些实现了的预言，忘记其他没有实现的预言，所以很多人都对算命师心怀敬畏，因此这类人早晚会成为吉卜赛骗术游戏的受害者。吉卜赛人今天仍然依靠一种最古老的骗术行骗。这种把戏是这样的：一位算命师告诉顾客，他的钱上有邪气，必须让算命师为它驱邪。那位顾客把钱拿来后，算命师把它包起来，告诉顾客包裹在24小时内不能打开，这就给这个窃贼提供了足够的逃跑时间。等顾客发现他的一叠钞票被换成一堆废纸时，算命师早就溜之大吉了。

女警常常装扮成受爱情折磨、痴情的天真少女，去找这些算命师算命，等待他们重演这种骗人的把戏。“只有当场抓住这些算命师骗人钱财，我们才能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逮捕他们，”纽约市的一位女警解释道，“如果他们只是说我们如何好、别人不能欣赏我们之类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管怎么讲，与纽约城里的算命师玩猫抓老鼠游戏是一项很刺激的活动。吉卜赛人从报纸上把女警们的照片剪下来，复印后分发给部落里的所有吉卜赛人。这表明我们和许多吉卜赛人很熟，关系也不错。”

在纽约的各个街区执行任务时，女警常常要扮演多种角色。福尔哈伯小姐说道：“如果去某些街区的脱衣舞厅，我们可能会打扮成妓女的模样；如果到市中心的休斯顿大街执行任务，我们通常穿便服和平底鞋；如果到果园大街或下东城，我们穿得越邋遢越好。在第四十几街的第八大道上执勤时，我们拿着食品购物袋进茶室，或许还会带上某人的孩子，这样人们就会以为我们就住在那里。再到东城执行任务时，我们穿得要讲究点儿，还要戴上帽子和手套。”

尽管吉卜赛算命师多次预言会有一位“深肤色的英俊男子”追求她，可福尔哈伯小姐仍然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在西城八十几街最近的一次降神会上，她打扮成孕妇的模样去卧底。“那是个周日。晚上6点钟，大约有50个人——都是些好人——坐在一套高级公寓里的折叠椅上，聆听一位很糟糕的钢琴师演奏圣歌。”福尔哈伯小姐说，“这是一次集体降神会，这种仪式在纽约很常见，很容易打入。只要翻翻周六《纽约时报》宗教版，你就会发现‘精神主义者聚会’之类的广告。不管怎样，巫婆不一会儿就来了。她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弱小老太太，穿着晚礼服。人们在她身边围成了一圈，她就开始说，‘我肚子里有震动——这是为一个身上怀有新生命的女士震动的——有谁怀孕了吗？’”

福尔哈伯小姐说：“显而易见，我穿着妊娠服。但衣服底下鼓出的东西只是皮带和装着点32口径手枪的枪套。后来巫婆让人们传递一个盘子，每个人往上面放一美元或五美元的钞票。灯光暗了下来，这时她慢慢进入恍惚状态，开始代人说话。她首先变成了某人的‘比尔叔叔’，后来又成了某人的母亲；但真正让我讨厌的是，不论她是什么鬼魂，说出的话总犯同样的语法错误。”

由于那些能与鬼魂沟通的巫婆终有一天自己也会加入鬼魂之列，因而他们需要训练些接班人。这样，在纽约曼哈顿西城七十几街和八十几街以及布鲁克林，到处都是些为巫婆举办的“进修班”。在这些地方，老巫婆向那些未来的巫婆传授这个行当的一些绝招儿。巫婆间有时也会像梅西百货与金贝尔斯百货那样，为抢夺生意而挖空心思相互竞争；有时偶尔还会出现价格战：为了打败另一个巫婆，一个巫婆干脆来个大减价，十美元的课程只收五美元。

看相者和看水晶球算命的人——警察很少在曼哈顿发现水晶球，但在科尼岛上见到过它们——也和巫婆及其他相士争抢生意，有时竞争会变得相当激烈。纽约女警们说，有些吉卜赛人常向当局告发其他吉卜赛人的不当行为。这显然是吉卜赛人想把竞争控制在合理限度内的一种办法。

尽管当今科学高度发达，吉卜赛人和巫婆仍然是纽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只要有妻子怀疑丈夫，未婚女子想知道“我上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这些人就会继续靠预言为自己招财进宝，带来荣华富贵。

说到寻找好男人，许多纽约人会光顾曼哈顿公开做广告的八位婚姻介绍人。他们能提供各种类型的男人：什么前途无量的银行职员，什么破落贵族，还有什么家境富裕、刚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人等等，应有尽有。尽管纽约这八位婚姻介绍人中有五位也还没有结婚，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只要花100美元的登记费，介绍人就会向顾客源源不断地提供约会对象的资料。顾客约会之后，介绍人会去了解双方是否满意。如果他们相互看不上，那么介绍人会再为男顾客提供新的女候选人，为女顾客提供新的男候选人。只要顾客受得了，介绍人会一直为他们安排约会，直至找到理想的伴侣。如果介绍成功，促成了婚姻，那么每人另付100美元。一旦婚姻破裂，概不退款。

山姆·保林在梅西百货对面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他说：“噢，你会对纽约城里的介绍人居然收到那么多的征婚书感到吃惊的。有一次，我这儿来了一位健壮的得州人，他想找一位非常胖的女人。我翻了档案，找到一位家住布朗克斯区的女士，这位女士体重225磅，45岁，离异。我给她打电话时，她问我：‘山姆，你告诉他我有点胖了吗？’我说：‘是的。’于是我安排她第二天在我的办公室与那个得州人会面。他们初次见面我就感觉到他们已经一见钟情了。当他们一起离开时，我发现她已拉上了他的手。我再次见到这位女士时，她已身穿貂皮大衣，戴着钻石首饰，开上凯迪拉克了。当然，她还和过去一样胖。”

保林先生就是在32年前经由婚姻介绍人，即他的父亲，认识他现在的妻子的。据他讲，尽管许多女士喜欢职业男士，但大多数女顾客觉得找一个稳重、普通、现实、能够养家糊口的男人就够了，不想找艺术家、演员或类似职业的人。他说：“我这儿曾有过一位演员征婚，他住在豪华的羔羊俱乐部附近，在《红男绿女》这部戏中给山姆·莱文[5]当过替身。这个人条件不错，但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女人不喜欢打零工、偶尔演演戏的男人，她们情愿找个管道工或木匠也不愿找个演员。”

他继续讲道：“女人择偶的另一件趣事是，她们更看重身高而怎么不在乎年龄。如果让一位女人在比她大20岁和比她矮的两个男人中选择的话，她情愿嫁给前者。还有，大多数男人想找漂亮迷人的女人，也有些男人想找富有的女人，少数男人——非常少——想找聪明的女人。”

如果有男士想找“性格拘谨”的女士，保林先生也能满足他们。他有一套专门档案，里面有200个不吸烟的和400个不喝酒的女士。如果有男士想找德国出生的金发碧眼女士，东城第五十九街的一位婚姻介绍人安东尼·瓦格纳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堆候选人。此外，他手头还有几个穷困潦倒的欧洲男爵、肥胖的公主及十几位大公的档案。在东城第七十九街李·摩根科学介绍服务中心，有许多聪明成功的女性的照片、资料和电话号码，这些女士把精力全放在事业上了，正如她们自己所说，让美好婚姻的机会从身旁溜走了。

有的介绍人声称，他们拥有多达1万名未婚人士的档案。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兰若·雷恩就因在过去十年里促成了8000桩婚姻而享誉同行。婚姻介绍人一般在分类目录中做广告，也在报纸上登广告，还给丧偶者寄送宣传品，以获得客户。他们声称在为顾客提供介绍对象之前，核查过顾客的身份材料及个人情况。这些婚姻介绍人对生活似乎都普遍持有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一多半的人都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的原因吧。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艾伦·乔伊说，尽管光顾她那里的男顾客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向她表露爱慕之心，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遇见合适的。她说，如有合适的，她会考虑的。

她还说：“很难用一句话归纳。我理想中的男人要外表英俊、聪明、非常善解人意；他应该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想找的不是能给我月亮的男人，而是想给我月亮的男人。”

她讲这番话时，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双手紧握，眼中似乎浮现出许多婚姻介绍所里挂着的标语：“只要相爱，永远不晚。”

当他们用一个两吨重的铁球撞击墙体、砸碎大街地面、破坏别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时，这些纽约人的攻击性得到了发泄。不论多大、多厚或多结实，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得住这些破坏分子的摧损；在这些摆动铁球能手的猛击下，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

纽约城里至少有40人有资格摆动这种铁球，但他们当中只有五六个称得上专业老手。他们目光敏锐，摆锤准确，可以在100英尺之外把墙上的砖一块一块地敲掉；他们能把摆锤抛到同样远的地方，让它击中一枚十美分的硬币；他们可以像玩弹子球那样轻松地操纵球锤自如摆动，让球锤撞击一堵墙体后，弹击到另一堵墙上，然后再让它弹回，在回摆中打倒一座烟囱。有时他们用全力抛锤击墙，而有时他们却轻轻地用它一点点地磕掉混凝土。有时建筑承包商不得不停下正在进行的拆除工作，花上几星期的时间等待，乞求这六个摆锤老手里的某一位能有空儿来帮他们干一项工作。有时，承包商们要花每周超过300美元的高价雇他们把东西击碎。

在过去的30年里，这六个人摧毁了纽约城里数不清的建筑，他们的壮举和面孔为几百位喜欢观看他们干活的“街头监工”所熟悉。本尼·纽伯格，一位身材瘦长的传奇式的拆房工，今年61岁，他摧毁了“坟墓”拘留所；吉姆·艾里特，一位臂上长满汗毛的英国人，今年66岁，他拆掉了纽约竞技场剧院；麦克·卡图曼，52岁，他摧毁了埃贝斯广场；马特·萨利文，62岁，他拆除了联合国图书馆；拉夫·普仁西坡，54岁，他拆毁了农产品交易所大楼；吉尔·舒尔茨，39岁，他在新建时代-生活大厦时，拆除了原有建筑及周围几英亩的贫民窟。有一次，在布鲁克林，舒尔茨一锤打在一栋破旧的五层公寓楼上，大楼不堪一击，顷刻之间便坍塌倒地了。

贫民窟是最容易拆除的，而墙体厚实的堡垒、监狱、银行、教堂则最难拆除。纽伯格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拆掉“坟墓”拘留所。这座拘留所曾关押过50万名罪犯。它建造得像一座中世纪城堡，结构异常坚固。

较难拆除的私宅之一是位于河边大道与第七十二街交汇处的原施瓦伯豪宅，它的墙是由两英尺厚的花岗岩砌成的。建房时查尔斯·施瓦伯想让它牢固永久；但妻子死后，他厌倦了这座拥有75间房的豪宅，搬进了一家旅馆。吉姆·艾里特花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把这座豪宅的塔楼和厚墙拆毁。在遇到坚固的墙体和拆除难度较大的活儿时，这些控制球锤的拆房工会觉得更刺激；对他们来说，这已变成了一种虐待狂似的体育运动。当一锤撞去，墙体开始裂纹，地板塌陷，整个楼房像雪崩一样在烟尘中倒塌时，他们和那些“街头监工”一样，从内心中会产生一种快感和刺激。

尽管他们一小时能挣4.9美元，并且已成为这项事业的艺术大师，但作为被别人花钱雇来拆毁建筑的人，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件工艺精湛的作品骄傲地说：“这是我的杰作。”

* * *

[1] 《丹尼少年》（“Danny Boy”），英格兰作曲家弗雷德里克·威德里（Frederic Weatherly，1848—1929）写的民歌。这首歌常被爱尔兰裔美国人、爱尔兰裔加拿大人当作非官方的颂歌，也常用于葬礼中。

[2] 地狱之门（Hell Gate），纽约市东河中一处狭窄的潮汐海峡。这个名称是荷兰语Hellegat（明亮的海峡、无阻障的入口）的讹误，但也延用至今。

[3] 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2000年后改名为“大通银行”，是JP摩根大通的商业银行部分。其前身由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于1955年合并而成。

[4] 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Guardia，1882—1947），意大利裔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34年至1945年任纽约市市长。

[5] 山姆·莱文（Sam Levene，1905—1980），美国话剧、电影演员。《红男绿女》（Gugs and Dolls）是一部百老汇热门音乐剧，曾获1951年的普利策戏剧奖，直至现在仍在上演。1955年该剧被改编为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弗兰克·辛纳屈主演。莱文在本剧中饰演男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