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大道是一条令人悲伤、厌恶的街道。霓虹灯一闪一闪地照在酒保的头顶上，映着叼着烟卷的妓女、水手们的帽子和啤酒瓶子。酒瓶偶尔会砸在自动点歌机上，把警察招来：“好了，好了，散开！”这是一条遍布当铺、廉价旅馆及红着眼睛也讨不到多少钱的乞丐的街道。街上到处弥漫着服装中心的喧嚷、港务局公共汽车的烟尘、宾西法尼亚火车站的蒸汽，还有十几家比萨店发出的刺鼻大蒜味。

第八大道从西城第十二街边的一家废弃公共澡堂开始，穿过曼哈顿中城，一直延伸到斗兽场酒吧。大道两旁到处是一排排破旧的公寓楼，楼外的消防铁梯不是生满锈斑，就是被火烧黑。那些不想待在这个地方的人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第八大道，逃离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这里简直是个大杂烩：既有生活放纵的罪人，又有执着的宗教狂热分子；既有25美分的啤酒，又有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迈克尔·托德[1]聚会。黑暗与光明混杂交汇，各种意想不到的事儿在这里都会发生：消防队院里居然着起了大火；去年6月的一次军事表演中，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从85英尺高的地方掉下来把自己摔死，引起下面1万名观众的欢呼呐喊，就好像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事都发生在第八大道。

就在第八大道上，一群流氓袭击了一位叫克里弗德·约翰逊的码头工人，把他的玻璃假眼打到下水沟里；一名叫拉菲尔·多洛斯的恶棍，因为一辆公共汽车擦身驶过而勃然大怒，拦住一辆出租车，追上那辆公共汽车后跳上去把司机捅死了。

那年9月，曼哈顿到处是抗议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铁托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示威活动，一名9岁女孩儿在第八大道的埃尔·普拉多餐厅被一颗流弹击中身亡。

年年都有马戏团到第八大道表演，年年都会有一头狮子或一头公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在街上四处狂奔，让马戏团的老板大出风头。这里每个月都有警察被派来在骚乱的人群中维持秩序：有谴责原子弹的，有要求涨工资的，还有为争夺安东尼·罗卡[2]的照片而大打出手的。

只要看一看站在外面的是些什么人，你就可以猜出花园里在干什么了。每当罗卡比赛时，第八大道入口处就挤满了波多黎各人。你会听到拳赛播音员用西班牙语喊道：“朋友们，别再往场内扔东西啦！”一到晚上有拳击比赛时，售票处前就会站满穿着黑西服、白衬衣的一群小个子的下注老手，他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雪茄；赛马比赛前则可以看到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绅士和那些经常上《城乡》（Town & Country）杂志封面的那种青春健美的金发女郎；举行篮球赛的晚上，你会发现花园外净是些高个子留短发的水手以及身穿运动衣的年轻人；而在马戏开演前，第八大道则是另一番景象：每个大人都带着三四个孩子，挤来挤去，尼迪克快餐店中又会多一些侏儒和牛仔。

第八大道到处是打折杂货店。有些店里的电话脏兮兮的，以至于你不愿意让它接近你的耳朵。这条街实在太乱了，乱得人们不敢在街上逗留。从剧院出来的人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餐厅，上下班的人们急急忙忙赶往宾州火车站，尽量不去注意街上的乞丐、同性恋及第四十二街上的那位传教士。这位传教士每天都站在那里，挥动着胳膊，叫喊着：“罪人们！罪人们！《圣经》教导我们不流血就不能赎罪。”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留着油腻腻的长发的男孩喊道：“先生，你在放屁！”听了他的话，传教士满脸沮丧地说：“孩子，你需要被拯救。”一会儿，走来一位身材高大、体型发胖的爱尔兰警察，对围观人群说：“靠边，别站在马路上！”一些人离传教士远了些，大多数人继续往前走，不过不像那些匆匆赶往港务局汽车站上下班的人那样快。在港务局汽车站，每周都有乘客把几十件雨伞、大衣、皮箱丢在车站的1300个存物柜里。无人认领的雨伞和随身物品堆得像座小山，以致港务局每年不得不在第四十一街车站的地下室举办一次遗弃物品拍卖会。拍卖会把许多喜欢买便宜货的人和那群被称为“四十大盗”的路德洛大街上的捡破烂儿者吸引到第八大道，还有同性恋哈里、普凯普丝的爱迪和便宜货大王查理，据说便宜货大王查理在布鲁克林的旧货店里藏有世界上数目最多的单只手套。

在烟雾弥漫的地下室里，拍卖师高高地站在竞买者中间，用他那令人厌恶的男中音喊道，“好了，现在开始。我这儿有件毛皮披风，我想它不是貂皮的……”

“是狼皮的。”同性恋哈里说。

“让我摸摸。”一位女士说道。

“14美元！”便宜货大王查理叫价。

“16美元！”赖皮哈里喊道。

“让我摸摸！”那位女士抗议道。

拍卖师根本不理她的茬儿。他手头需要拍卖的东西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在一个业余竞买者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种做法也很受旧货商们的欢迎，他们也不喜欢业余竞买者瞎掺和，因为那些人往往把价格抬得太高，使他们无利可图。

“遗弃在公共汽车站存物柜中最贵重的东西是一叠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红利券，”港务局行李部主任约翰·M.海拉汗说，“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拍卖，而是转给了采购与行政服务部。据我所知，这东西还在那儿。听说是一位从布鲁克林格林角来的一位性格古怪的百万富翁把它们忘在这里的，然后他就走得无影无踪了，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他讲话时，远处的车流仍然在第八大道上隆隆驶过。阿宾登广场上，孩子们仍然对着那个废弃的公共澡堂扔弹力球。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下班回来的码头装卸工，怀里抱满食品的意大利妇女，还有那个站在街角长着纤细手指、警觉眼睛，脸上被人用剃刀划下道道伤疤的波多黎各男孩。再向北几个街区，在拉·爱迪尔市场，收银机一直响个不停，蒂马提诺市场的鱼腥味几乎在整个希腊街区都能闻到，而那里却另有一番景象：萨伊德港口酒店，卡丝塔南特响板音乐，还有一头秀发、扭动着颈项的曲线优美的肚皮舞舞女。

在第三十九街，服装中心的外勤人员在卡车间和人们头顶上推动衣架；在第四十三街的一家理发师学校里，五个学徒在为顾客剪发，每位只收45美分，他们面前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转告其他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您的头发染成您喜欢的任何颜色：银黄色、浅金黄色、金黄色或各种红色、棕色以及黑色，并且绝对为顾客保密。”

在上四十九街和五十九街还有更多的廉价旅店、食品店及脸部皮肤被破坏的人们。第八大道上的这两条街上到处是不知名的拳击手和为他们服务的酒馆，俾斯·麦基——前拳击手，现女性按摩师——常到比尔·杜恩酒馆喝酒；那些被人打断鼻梁的人都在街对面的米奇·沃克酒馆喝酒。第五十五街的一家名叫“中立角”的酒馆里摆着几百位拳击手的照片。现在这些拳击手都发胖了，而且也被人们遗忘了。

“中立角”酒馆吧台后面站着一位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是一位拳击手，现在发福了，名叫托尼·贾尼罗。墙上有许多贾尼罗比赛时的照片——他用拳头击打对手的肋骨，把对手打出拳台护绳，然后骄傲地站在拳台的中立角，看着裁判在被击败的半昏迷的对手身边数点。这些照片都是酒吧老板弗朗斯·雅各布挂在那儿的，他曾是贾尼罗的经纪人，并认为贾尼罗会成为世界冠军，只要他能克服自己的弱点——过分追求女人。但贾尼罗没能做到，他发狂地追逐女人，喝威士忌，25岁就被拳坛淘汰了。贾尼罗退休后，雅各布斯买下了“中立角”酒馆，给了贾尼罗一份酒保的工作。

今天，在“中立角”酒馆，这位前拳击手在擦拭啤酒杯，那位经纪人还在斥责他，大声地对他发号施令（顾客们也都能听到）。

“苏格兰威士忌和女人——就是这两样东西毁了托尼·贾尼罗。唉！我过去常常看住托尼，没出什么事儿。我夜里常把床搬到门前，以防他溜出去，但他还是出去了，不是吗？托尼，你难道不是偷着跑出去的吗？”

贾尼罗仍然擦着玻璃杯，慢慢地转向他的前经纪人，平静地说：“我对我干过的事情从不后悔。我遗憾的是那些我没干过的事儿。”

在这里喝酒的人并没有仔细听这段对话，因为他们以前都听过这个故事，而且已听过几百次了。1945年到1951年间，贾尼罗正在通往冠军宝座的道路上跋涉，假如他要是训练得再刻苦些，不那么桀骜不驯，也许早就成功了。

在这家浅棕色的酒吧，透过弥漫的雪茄烟，人们常听到的就是这些话。就像洗衣房中的洗衣妇一样不遵守规矩，经纪人和教练们也总是这样叹惜他们训练的拳击手是如何破坏训练规则的。

“经历了120场拳击比赛，你的脸却没被打坏，这是怎么回事？”一位顾客问贾尼罗。

“我的皮肤是那种不易划破型的，”贾尼罗说，“以我弟弟费兰迪为例，他也是个拳击手，如果你击中他的肘部，他的眼睛会发青；他就长着那种皮肤，击中了肘部，眼睛却会变黑。”

“怎么有那么多的女人追求你？”

“在纽约，只要你有钱，就会有女人围着你，对吧？吸引女人的东西是金钱。”贾尼罗说道。

“你当时挣了多少钱？”

“差不多有50万美金。我打过120场比赛，只输了13场。与格雷科、格拉兹阿诺及比约·杰克的比赛我都赢得了高额的奖金。我是个穷孩子，出生在扬斯敦，刚到纽约时才16岁，19岁就在花园广场参加拳击赛了。当时有一大群无赖总是缠着我，在我住的旅馆大吃大喝，把账记在我头上。有时我自己买西服，还得给他们每人买一套……”

从“中立角”酒馆的窗户向外看第八大道，难以想象这条破落的街道在一百多年前曾经相当繁华，马车列队排在第八大道与第五十八街中间的汉夫迈耶豪宅门外。

现在的哥伦布跑马场周围曾经有许多最著名的农场。第八大道上的那些豪宅都有宽敞的草坪、美丽的花园和诱人的果园，一直向西延伸到哈德孙河。这些农场由马太·迪克曼、雅各布·豪尔、伊萨克·范瑞安、詹姆斯·斯迪尔德和塞穆·范·诺顿等家族拥有。第五十三街与第八大道中间是格里特·哈泼·斯泰克将军的住宅，他在1812年的战争中曾指挥第八十二旅第五团参加了布卢明代尔高地保卫战。当时，纽约最时髦的地方是大剧院。1869年，吉姆·费斯克为一位名叫朱塞·曼斯菲尔德的女演员买下了它。这个女演员美丽聪明，被人们称为“第二十三街的克利奥帕特拉[3]”。费斯克让人把这里装上了华丽的红木大门、水晶烛台和带有金钉的木椅。他死后，这个地方就衰落了。到1938年，大剧院里已有了电影院、爆米花机和保龄球馆；球馆的球童已被小费养出了一副势利的嘴脸。

第八大道真正的衰落是在本世纪初。当时，东城开始兴建住宅区，西城的那些过去的旧住房变成了出租公寓。1925年，为了修建地铁，第八大道下面挖了几个隧道。1927年7月的一天，施工队在第四十四街以上的那段第八大道上挖出了六副棺材——这些棺材都是用名贵木材制作的，上面钉满铜钉。这块墓地曾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于1803年购买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的一部分。工人们迅速清理了埋有棺墓的地区，铺上了地铁，安装了口香糖自动贩卖机。今天的第四十二街地铁站就坐落在过去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附近。在地铁站里，到处都是弹子机和穿着窄腿不翻边裤子的男孩们，他们扭动着屁股，打着响指。1960年夏天，当大剧院阻挡了一个新的住宅楼建设项目时，拆迁人员便开了进去。

就这样，第八大道的最后一幢优雅建筑也不复存在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广场大厦外面，弗洛伊德·菲利普慢慢地爬上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他几十年的马车夫生涯里，他用烂了12辆马车，用死了20匹马，戴破了100顶丝质礼帽。菲利普先生今年八十有余，从1901年起就在纽约城里当马车夫。他早已习惯于过去的生活，就像他习惯于抓紧缰绳一样。

天不太热时，他不坐在马车上，而是和那伙都戴着丝质礼帽的马车夫一起站在广场外面。他们中有本·波特，喜欢给马喂苹果；有布莱德威·杰克，曾做过出租车司机；还有其他的马车夫，他们只要看到游客眼里的一点儿意思，就会不失时机地上前问道：“坐马车吗？”

在纽约城里，赶马车的人见多识广。菲利普先生拉过像恩里科·卡鲁索、约翰·D.洛克菲勒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4]这样的要命的大人物。“罗特施泰因还欠我两美元呢！”菲利普先生吸着从别人那里要来的雪茄，说道，“噢，那时我拉着他和他的金发碧眼女友在城里到处跑。”那时候公园大道是条土路，绿野酒店那个地方当时还是个羊圈，蒂芙尼商店还在第十五街。有一次，我拉重量级拳击冠军鲍伯·菲茨西门斯到百老汇的杰克餐厅吃饭，到那儿时，他对我说：‘进来吧，孩子，一起喝杯酒。’”这时，本·波特凑了过来，说：“我曾有匹经常嘶叫的好马，叫墨菲。一天夜里，警察叫住了我，要给我开罚单，说我的马扰乱了夜晚的安静。他问我的马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叫‘墨菲’。一听这个，这位高大的爱尔兰警察停住手，对我说，‘妈的，我不能给叫这个名字的任何东西开罚单。’”

“过去就是那样，”菲利普说，“过去我们戴的丝绸礼帽质量非常好。可现在，我们的礼帽都特别廉价。下雨时，这些便宜帽子一点也不管用。有个家伙拿着廉价礼帽问我们，‘你们想出多少钱买这种帽子？’我回答：‘两美元。’绝不多给一分钱。”

大多数马车夫一生都是在纽约中央公园转悠，拉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游客。他们总是喜欢回忆过去的日子：“那时候马车可以在全城的任何地方跑——不像现在这样，只能在中央公园里跑。说真的，没有马蹄声的陪伴，我就无法活下去，我宁愿在马车上度过余生。”

纽约城里每个黑暗的衣柜里都放着玩具洋娃娃。她们穿着落伍的衣服，梳着过时的发型，脸上的颜料已被磨光，鼻子也被捏扁了；她们曾被小女孩们天天抱着。那些昔日的小女孩都已变成了老奶奶。偶尔你会在废物堆里看到这样的洋娃娃，或在古玩店橱窗里一把生锈的刀剑旁看到她们头朝下斜靠着——她们完全被主人遗忘了。这些主人都生活在今天喧嚣的生活中。和这些曾经漂亮、讨人喜爱的小人儿一样，有些洋娃娃的主人也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纽约城里有过许多无声电影明星，还有不多的几个认识他们的影迷。有时在百老汇，会有位老者突然转身，盯着一位过路人惊叫道：

“嗨，你一定是妮塔·纳尔迪[5]！”旁边的行人因老人突然止步而撞上了他，便叫道：

“嘿，先生！走路看着点儿。”

“对不起。”

“先生，给几个硬币吧！”一位乞丐叫道。

行人毫不理会，匆匆从乞丐和那位发现妮塔·纳尔迪的老人身旁走过。

这时纳尔迪小姐便迅速地转过街角，回到她住的旅馆。在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她曾与瓦伦蒂诺一起演过电影，曾经是无声电影银幕上那些来自异域的、柔情和邪恶的化身。

不论你走在纽约的什么地方，你都可能遇到那些曾在纽约红极一时的人物。

在斯拉夫特饭店里，坐着一位大家都没有认出的客人，她就是格特鲁德·埃德尔[6]。1926年，曾有200万人为埃德尔小姐上街欢呼，很可能今天在座的客人中就有当时的其中一员。那年她成功地横渡了英吉利海峡。为此，百老汇举行了盛大游行仪式，为她庆祝。柯立芝总统当时称她为“美国最优秀的女子”。有许多人向她求婚，还有人写了一首名叫《告诉我，朱迪，谁会成为那个幸运儿》的歌。

埃德尔小姐现在已经50多岁了，身体发福，体重175磅，很少游泳了。她现在常戴一副助听器，也未结过婚。

“我曾有过一次恋爱经历，”她回忆道，“1929年，我差点儿和那个青年结婚。他六英尺高，像个运动员。尽管这一切听上去似乎很愚蠢，但都是事实。有一次，我对他说：‘我的听力很差，这可能很难让一个男人接受’，当然，我以为他会说‘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听力不好，我爱你’这类的话；出乎意料的是，他说：‘我想你是对的，朱迪，一个男人确实很难接受这种事。’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这件事对我的困扰。”

距离这里九个街区远的一家烟雾弥漫的酒馆里，一位满头白发的瘦长老人正在想尽办法让人们记起他。他给人们买饮料，向他们递名片，名片上写道：“比利·雷伊——最后一位健在的赤拳拳击手。”雷伊先生现在90多岁，过去曾威震拳坛。本世纪初，拳击手套开始流行时，他退出了拳坛；他说拳击变得太斯文了。现在，他坐在“中立角”酒馆的高脚凳上，托尼·贾尼罗又给他倒了一杯酒。比利·雷伊眯缝着双眼，沉浸在一个老纽约人特有的享受中——回忆过去。

“过去，第八十几街上理个发才花十美分，”他嘟囔着，“……过去，因为抽烟，佛罗伦萨·彭斯被取消羊头湾田径队的参赛资格……唉！我过去喜欢到第十四街听麦琪·克里恩唱那首‘把他们放倒，麦克·科洛斯凯！’的歌，有人说史蒂夫·布兰迪不是从布鲁克林大桥跳下去的……他们都骗人……我看到他跳了下去……当时我在场。

“我能整天坐在这儿给你们讲过去的事情。……泽西·吉米，全国著名的小偷。包厘街有家酒馆，有时你会看到死人坐在酒吧里。夜里干完活儿，他们会把死人带回来，扶他们坐在酒吧台前，开始喝酒……喝完酒，酒保会问：‘谁付钱？’他们会指一指吧台前坐的那个死人……然后径直走出酒馆。”

纽约不是老年人待的好地方。城市仿佛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他们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第九大道的果酱店老板娘玛丽·阿姆斯特朗很少离开她居住的街区。每次出去，她都会对城市的变化感到震惊。有时她会指着某个地方说：“唉，瞧他们把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瞧他们在那里干了什么。”其实那里的样子已有25年之久了。已故专栏作家麦金太尔[7]是最早让她出名的人。1937年，他从当时流行的一首歌里给她取了个“纽约小老太太”的称号。他把她描写成“戴着眼镜，梳着1890年流行的发髻，像一个篱笆中的鸬鹚似的在酱架中间跑来跑去”。他还说，“凯瑟琳·康奈尔[8]为了买她做的罗甘莓酱，专程大老远地跑到这里；布洛克·彭伯顿[9]的太太也来买朗姆酒泡的草莓。”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后，阿姆斯特朗小姐让人做了个牌匾，上面写着“小老太太果酱店”。

纽约是一个健忘的地方。这位女士现在已经82岁了。她的果酱店仍在第九大道174号，但由于交通不便，现在只有少数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的老朋友光顾了，他们离不开她做的番茄酱和柠檬黄油。

在纽约，有些老人死的时候和他们活着时一样，都是孤身一人。纽约报纸经常登一些这样的消息：某个老人在满是灰尘的黑暗房子里死去，很长时间后才被人发现。一次，一个大家认识的穷人死了，警察发现在他家的床垫中竟藏有几千美元。这条消息使整个街区都震惊了。1960年4月1日，整个东布朗斯都被惊呆了。在东城一百六十三街831号，人们发现那位过去常在大街上拾垃圾的默默无闻的怪老太太，在她公寓中的一堆破布中死去，留下了近10万美元的遗产。

海伦·凯伊常读斯宾诺莎。30年代，人们常看到她在布朗克斯拾破布，收汽水瓶，给野猫喂食。她总是衣衫褴褛，头发凌乱。人们谣传她家里藏着几十顶她从未穿戴过的插着羽毛的昂贵帽子和过时的漂亮衣服。邻居们都说她上过大学，但谁也不知道她上的是哪所大学；有人说她会说七种语言，但她怎么学会的，谁都不清楚。人们只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位医生，或许是位牙医。人们看到她每天都在垃圾桶那儿忙来忙去，然而，人们对这位被称为“破布老太太”的七旬老人知之甚少。

布朗克斯警察局找不到她的亲友，却在这间每月租金仅为46元的公寓里的一堆破布中，发现了总额超过4.6万美元的八个存折、124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的股票。

4月的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破布老太太”的公寓窗户终于被打开了——“这是20年里的第一次。”大楼管理员说。三个工人拿扫帚扫出了大堆废纸、旧大衣和空汽水瓶。

“我一直劝她对自己别太抠门，”楼下商店干活的制帽工莉莉安·理查曼说，“我常常劝她搬到中心广场去住。”

这个无亲友认领的“破布老太太”被送到了雅各布医院的停尸间，布朗克斯公共管理局暂时替她保管那笔钱财，等候州法院的裁决；她的公寓后来被整修一新，租金也提高了，现在住着一个波多黎各家庭。

这就是纽约城里的真实生活。那里每天都有250人死亡，每天都有无数活着的人在寻找出租房。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情的、被分割的城市。在这里，早报29版上登的是死人的照片，31版上登的是订婚男女的照片，而头版上却满是那些现在主宰着世界，尽情享受着奢华人生，但终有一天会出现在第29版上的人们的故事。

“先生，给点零钱吧！”

伸着手乞讨的老人曾有过智慧的面容和明亮的蓝眼睛。他现在怎么了？他怎么会流落到包厘街上？——这里是纽约城里唯一一个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地方。

每天下午，你都会看到他和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站在酒馆门外。他们满脸胡须，衣衫邋遢，一副落魄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希望。每到圣诞节，他们中有许多人会通过为美国志愿者协会扮演街头圣诞老人挣点儿钱。美国志愿者协会是一个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品的组织。这个组织每天发给他们四美元，把他们送到市里的繁华地带，让他们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站在街头拐角处摇铃，用烟囱形状的红色箱子收取人们的捐款。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上，千百万个采购圣诞礼物的人从这些圣诞老人身边经过，却从不知道华丽的外衣和假胡须下的这些人都是些酗酒者。他们正努力改过自新，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脱下这身行头后就开始。

这些在街头扮演圣诞老人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去年，有一位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因为酗酒丢掉了工作；还有一位是《电视船长》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个演员；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教师。一天晚上，他抓到自己的妻子与别人通奸，开枪打死了他们，自己也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没找到工作，成了包厘街上的一名酒鬼。四年后的一天，他走进了志愿者协会，寻求他们的帮助。

包厘街上的许多流浪汉都到类似的机构寻求帮助，但他们当中更多的人落到这种地步后，就一直过着这种生活，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些流浪汉中的一些人讲，他们是自愿流落到包厘街上的。一位长满胡须的快活老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称自己为“傻瓜——博学的流浪汉之王”。

几乎每个夏日的夜晚，你都会看到“傻瓜”手里拿着啤酒瓶，嘴里冒着泡沫，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里大声喧哗。他穿着四五件衬衣，粗布工作服下面是一件游泳衣，背包里还卷着一件雨衣。他的许多衬衣上面都印有号码或球队名称。

下午，他一般去科尼岛游泳，晒太阳。在那里，会有些意大利和犹太老太太给他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他夜里在栈桥上睡觉；如果天太冷，他会花上70美分到包厘街上的廉价旅馆过夜。

他是一位外表古怪但快活的老人，人们都愿意邀请他共进晚餐，听他说笑。到了夜晚，有些外籍军团的士兵会邀请他参加通宵聚会，之后再塞给他几美元的酬劳。由于游客们都喜欢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与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合影留念，酒馆的老板认为他是个招徕顾客的招牌，所以免费向他供应啤酒。

“毕竟，”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流浪汉。”

“傻瓜”的真名叫佛里德利克·阿洛修斯·克拉克，1892年左右出生于麻省的普罗温斯敦。他十几岁就出海当水手，后来跟巡回演艺班干了几年，先是打杂，然后当掷球表演的靶子，最后成了荒诞剧中扮演魔鬼的艺术家和“弗吉尼亚的八朵玫瑰”舞蹈团的业余按摩师。

“傻瓜”结过三次婚，每次婚姻都很短暂，不幸福。他眨了一下眼说，还是不结婚的同居关系最好。当问到他是否有子女时，他的回答总是：“每当我从孤儿院经过时，我都会隔着墙往院内扔些硬币，希望我的孩子能拾到。”

他几乎与见过面的所有人交朋友，索要他们的家庭地址，并在晚饭时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家中。就这样靠着1914年参加墨西哥边境争端所得的微薄养老金，他努力过着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生活。

“傻瓜”说，纽约是一个流浪汉的天堂，但他却不愿死在这里，与那些无人认领的死人和穷人一起被埋在波特墓地——“那里有能装下150个松木箱子的大坑，每个大坑中只立一块石头，你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都没有。”

有时“傻瓜”会觉得特别孤独、伤感，于是便在包厘街猛灌一通烈酒，然后号啕大哭。随后几个星期，他就在山姆酒馆消失了。过后，人们会在臭水沟里找到他，满身泥土，鼻青脸肿。因为他一喝多就变得特别烦人，咒骂那些身材魁梧的人，结果总是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几天之后，等他清醒过来，他又会变成从前的“傻瓜”——酒馆里那个快乐的喝着啤酒的聪明流浪汉；又会与别人勾臂搭背，大声说笑，与顾客们合影留念，并告诉他们：“五年前我是个流浪汉，现在看我！”之后，在歌声和频频的碰杯声中，你会听到他在叫喊：“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

波特荒滩位于长岛海域附近的哈特岛上。海鸥在海岛上飞翔，海水轻轻拍打着白色的沙滩。岛上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到处杂草丛生。岛上寂静无声，偶尔能听到的声音，只有典狱长的汽车的启动和熄灭声，还有从城里驶来的红色大轮渡离靠岸时发出的汽笛声，还有囚犯慢慢挪动脚步的声音，以及他们用扫帚清扫人行道上的落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哈特岛的一端生活着大约1200名犯人，另一端就是波特墓地。墓地有33英亩，占整个小岛面积的三分之一。每周都有200具尸体及医院抛弃的截肢装在木箱中埋在这里。渡船用八分钟的时间驶过两岛中间的海峡。渡船一靠岸，25名犯人就会卸下这些木箱，挖掩埋木箱的深坑；每周二、四这两天都要在每个坑里埋入150个并排放置的棺材。然后在上面立一块石头，作为标志。石头上没有死者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1868年，波特墓地被首次用于安葬无人认领的死尸。到目前为止，已有50万具尸体被葬在这里。典狱长办公室的档案柜里有这些死尸的名字。第一个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的人是路易沙·范·史莱克，他当时死在一家老人福利院，死后无人认领。

那些棺材在大坑里一待就是15到20年，后来，由于需要更多的地方埋葬源源不断地运来的新棺材，大坑又被重新挖开。这时，那些旧棺材已腐烂变质，不复存在。如果某具尸骨还没有腐烂掉，犯人们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到另一个松木箱子中，重新埋葬在那个大坑里。这样，那个大坑就有地方再装下149个新棺材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无人认领的死尸就这样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照小说家威廉·斯泰伦的话讲，那些死者在地下也得不到安宁，他们要死上两次，甚至三次。

这就是纽约城里多年延续的做法。乞丐死后，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城市停尸所，等待认领。如果几周之后无人认领的话，就被拉去埋葬。不是被葬在他们所选择的城市里，而是葬在这个遥远的小岛上。这样，活着的人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坟墓，也就不会产生什么不快的想法。在离时报广场30英里外的地方，他们变成了粪土，远离川流不息的人群及那个女性按摩师；远离手推车制造师、法庭旁听迷、门童、侏儒摔跤手、有私人司机的司机、清洁女工、电话接线员、地铁广播员、影迷及那些爱喝啤酒的流浪汉；远离那位经常说“要是人们能自己查一下电话该多好”的接线员；远离那位不厌其烦地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的地铁广播员；远离那个惊喜地叫喊“嘿，你就是妮塔·纳尔迪”的无声电影迷；远离那位到死都试图让除掘墓人外的所有人相信“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爱喝啤酒的流浪汉”的人。

* * *

[1] 迈克尔·托德（Mike Todd，1909—1958），美国戏剧、电影制作人，因《环游地球八十天》获第2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也是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第三任丈夫。

[2] 安东尼·罗卡（Antonino Rocca，1927—1977），意大利裔美国摔跤手，在摔跤迷中十分受欢迎。

[3] 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世称“埃及艳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

[4] 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男高音，被誉为“一代歌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因革新了石油工业和塑造了慈善事业的现代结构而闻名。1870年创立标准石油，在全盛里斯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与全球首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Arnold Rothstein，1882—1928），美国著名商人、诈骗犯、赌徒，绰号“大脑”，是纽约犹太犯罪集团的头目，曾组织参与了一系列赌球案，以操纵1919年美国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最为有名。

[5] 妮塔·纳尔迪（Nita Naldi，1894—1961），美国电影明星，主要活跃于默片时代，代表作有《化身博士》《十诫》等。

[6] 格特鲁德·埃德尔（Gertrude Ederle，1905—2003），美国游泳运动员，奥运会冠军，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美国女性。

[7] 奥斯卡·奥德·麦金太尔（Oscar Odd McIntyre，1884—1938），纽约专栏作家，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专栏《纽约日常》（“New York Day by Day”）曾在50余家报纸杂志上刊载。

[8] 凯瑟琳·康奈尔（Katherine Cornell，1893—1974），美国戏剧演员，作家、制作人，人称“剧院第一夫人”。

[9] 布洛克·彭伯顿（Brock Pemberton，1885—1950），美国知名戏剧制作人、导演，托尼奖的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