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父亲的要求下，杰拉德·麦基的两个哥哥立刻停止了在大桥上的工作。但没出一个月他们又回到了大桥上。麦基兄弟再次爬上大桥时，其他的修桥工都感到有些不安。但这两兄弟告诉他们，到桥上和他们一起干活要远比待在家里无事可做好。

尽管当时没有人想到，杰拉德·麦基的死实际上是个漫长严酷的冬天的开始——也许是“硬鼻子”墨菲一生当中最糟糕的一个冬天。为了迫使管理当局在桥下安装安全网，拖船工人罢工了，修桥工人也罢工了五天。那年冬天很冷，大风吹得大桥来回摇晃，工人们在吊装400吨的钢件时，一不小心就会导致灾难。而且，笼罩在所有其他事件上的一件事是11月22日的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由于桥上大多数工人都具有爱尔兰血统，肯尼迪之死对修桥工的打击比对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大。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硬鼻子”墨菲和美国桥梁公司的工程师面临最大挑战——修造跨海大桥的时候。

如果想让施工按计划进行，即让大桥在1964年11月底通车，那么构成横跨空中6690英尺的桥跨的钢制构件必须连接完毕。在1963年冬天，这似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

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从驳船上吊起60个钢制构件。这些钢制构件每个有十个房间的农场平房那么大，重达400吨，在空中超过220英尺长。与那些小型钢构件一样，这些巨型钢构件的每一个都要被连接到从钢缆上垂下的悬索上，然后再锁定在布鲁克林与史泰登岛之间垂直的水面上。

如果一个钢构件落入水中，那么大桥的工期就会延期六个月，因为每个构件都没有备用复制品。六个较大的构件全都是长方形的，28英尺高，115英尺宽，长度也差不多。这些构件全部存放在美国大桥公司位于新泽西州的钢材场。每次一件，它们被从河上游四英里外的钢材场装船运到施工现场。本尼·奥尔森、詹姆斯·布拉多克和其他昔日的建桥好手就在那里干活。装载钢构件的驳船由拖船牵引，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大桥施工现场。当桥塔下部横梁上的两个巨型吊车把钢构件吊离驳船时，整个大桥都会因构件的巨大重量而向下塌陷。例如，在第一个钢构件吊起时，那些主钢索会被拉下20英寸；第二、三个钢构件又会把钢索拉下四英尺六英寸；第五、六个钢构件又会把钢索拉下四英尺三英寸。当全部钢构件被吊装上去时，钢索要比没装桥体构件前低28英尺。所有这些变形都符合O.H.阿曼的设计，事实上，他的设计中留出了多达35英尺的钢索形变余地，但他却没考虑人与机械的脆弱性，而这却成了墨菲的问题。

墨菲的问题不是从最初的几个钢件吊装时就有的。那时，吊装工作是在桥下满船记者的摄影机下进行的。工人们全都兴高采烈。当最初的激动被枯燥的机械式工作和越来越冷的严冬消磨掉时，他的麻烦也来了。一个刺骨的冬日，一条拴得离码头太近的装悬索的小型驳船在涨潮时沉入了海底。警卫睡得很死，不但没有发现这件事，而且还让流浪汉们把工具棚里的工具偷了个精光。

第二天早晨，在他的工棚里，墨菲用拳头敲着桌子，在电话里朝一个码头管事大发雷霆：“见了鬼了！这群废物真是够了，那个蠢材警卫只是躺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睡大觉，不去巡视；警卫不应只待在暖和的地方睡大觉。狗娘养的！他应该瞪大眼睛看着。我不会再雇用这个家伙了，你把那个警卫给我叫来，我要教训教训他。”

工棚办公室外间，一个名叫克里斯·莱斯曼的衣冠整齐的瘦长精干的年轻人，正坐在电话机前非常礼貌地接着电话：“早晨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他用手捂着耳朵，努力不让隔壁屋里墨菲的粗话进入到他的耳朵。

只有男秘书才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在那些在桥上干活儿的单身汉中，女秘书很可能找不到什么安全感。此外，任何女人都不会习惯这里所使用的粗鲁语言。但克里斯·莱斯曼却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他的叔叔是一个铆焊工，继父六年前死在大桥上。大桥工地上的工人们用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克里斯·莱斯曼接电话时彬彬有礼的声音和修身精致的衣着打扮。他接电话时总是说：“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而不是说：“嗨！干什么？”他喜欢与众不同的衣着，常穿瘦长无边长裤、英式齐膝雨衣，有时在潮湿天气还穿长筒软皮靴。

当莱斯曼被美国大桥公司雇用并派到史泰登岛岸边的工地办公室时，墨菲的欢迎词很简单，他说：“好吧！我们这儿又来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傻瓜。”但没过多久，23岁的莱斯曼做秘书的效率以及他在电话里对墨菲不愿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自如应答，使墨菲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

“嗨，墨菲在吗？”

“请问您是哪一位？”

“啥？”

“请问您是哪一位？”

“嗨，我是他的老朋友威利。告诉他我是威利。”

“请问您贵姓？”

“啥？”

“您贵姓？”

“转告墨菲，也许你也可以帮帮我，我曾和墨菲一样在泛美大厦工地一起干活，并且……”

“请稍候。”克里斯打断他，用内线对墨菲讲，“有一个曾在您手下干过活的名叫威利的人现在打来电话找您……”

“我不想跟那个混蛋讲话。”墨菲大声回答。

然后，莱斯曼又拿起电话，说：“很抱歉，先生。墨菲先生现在不在。”

“啥？”

“我说我想墨菲先生今天可能回不来了。”

“那么，好吧！我明天再打电话。”

“好的。”克里斯·莱斯曼说道。他挂断这个电话，又接起另一个电话，说：“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

11月21日，星期日，大桥工地发生了吊车故障。当时正吊到一半的一个重达400吨的钢构件无法向上前进了，只得整夜挂在那里。第二天，吊车电机故障排除后，工会又对大桥公司没有在桥上安装安全网的事情发难了。这次斗争是由第40号地方工会的商业代表雷·卡伯特领头的，他本人曾是一名铁器工人，参加过帝国大厦顶上建设电视转播塔的工程。12月2日，星期一，由于争端未得到解决，工人们停止桥上施工，以示抗议。

尽管这两个理由都是影响因素，但反对安装安全网不是因为钱或所需的时间，而是因为公司认为安全网并不是防止死人事故的保险措施。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由于钢件必须从网子中间穿过吊到桥上，安全网无法做到能把桥下全部地方都罩住；而且他们还认为，安全网这里那里凌乱地挂在大桥四周，随工人移动而移动，会给工人造成一种虚假安全感，诱导他们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

这场罢工从12月2日一直持续到6日，最后以铁器工工会的胜利而告终。尽管安装的安全网很小，但工人们还是得到了它们。第二年，当三个从大桥上落下的工人被下面的安全网救起时，雷·卡伯特的强硬立场最终得到了回报。

到了1月份，驳船每天都运来一个400吨重的吊装钢件，有时一天运来两个。60个箱形构件约有一半已被吊装在钢索上了。一切似乎又在控制之下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每天，如果是晴天的话，那些拿着望远镜的老年大桥迷就会站在布鲁克林岛岸边的刺骨海风中，观看大桥的施工，交换自己的看法，偶尔还与那些从挂着牌子的大门口进出的工人们聊上几句。

牌子上写着：

禁止把任何啤酒或酒精类饮料带入工地。任何给工人带酒精类饮料的学徒将被就地正法！

“你们在桥上从不喝酒，是吗？”工地大门附近的一个人问一个名叫布龙科·比尔·马丁的印第安人。

“你问谁？”

“问你。”

“不，我只喝啤酒。”

“啤酒是否也会破坏你的平衡感？”

“我不知道。”布龙科·比尔说，“我去上班时，喝点儿啤酒后才能爬上大桥。我在桥上要比在地上感觉好。喝下一打罐装啤酒后我仍能沿一条直线在桥上行走。”

“一打啤酒？”

“是的，”他说，“轻而易举。”

几码远的地方，一群在海边观看施工的白发老人，其中有些是退休工程师或建筑工人，正在仰望大桥，聆听那位正站在上升的400吨重的钢构件下面的“驴脾气凯利”发号施令。凯利站在一条驳船上，通过喇叭喊话。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对于这些只看到最后吊装场面的老人，这真是让他们大饱眼福，永生难忘。

实际上，这一戏剧性工作在一小时前已在新泽西州一端开始了。在那里，沿着美国大桥公司材料场的码头边，一个400吨重的钢构件正静静地躺在一条巨大的双体驳船上。钢构件是在别州的美国钢铁公司的钢厂里分段制造好的，然后通过铁路运到新泽西州材料场装配完毕。现在一条拖船在前面拉着，另一条在后面推。

大约有70多名铁器工从装配场向拖船招手致意，又有400吨的钢构件被拉走了。拖船驾驶员叫维利·克努森，是位瘦弱的金发挪威后裔。他小心翼翼地把船开进纽约港，绕过油轮、渡船、豪华游轮、航空母舰、渔船、落水木头及水上漂浮的啤酒罐，在阳光和溅起的浪花中，眯着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今天，他还在和甲板手罗伯特·格拉讲，开始建桥时他是如何憎恨这座大桥。克努森的家也在湾脊地区，修建大桥引桥也危及了他家。维利·克努森和他妻子都参加了抗议示威，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最后，他们搬到了长岛的杰弗逊港。

“我跟你说，我当时确实特别憎恨这座大桥。”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好了！别再恨它了。”格拉说，“你现在靠它吃饭呢！”

“不错。”克努森冋答道。他迅速转动拖船方向舵，躲过一艘迎面驶来的油轮。然后，他转过头，观察巨型钢件下缓缓行进的驳船——一切正常！

40分钟后，克努森驾驶着拖船把装着巨型钢件的驳船拖到桥下，准备靠岸。岸上观看的老人们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桥上的钢件安装工也一切准备就绪。一位大胖子工长站在一座桥塔下，话筒贴在左耳上，仰头望着塔上的吊车，叫喊着：“喂！喂！爱迪？喂！喂！爱迪？”

塔顶上的信号员爱迪没有应答。

“喂！喂！爱迪？”仍没有应答。

“把话筒给我！”另一位工长一面说，一面抓过话筒。

“喂！喂！爱迪？”

“喂！喂！”话筒里终于传来了不很清晰的说话声。

“喂！喂！爱迪？”

“爱迪不在，我是伯特。”

“伯特，我是桥下的乔。爱迪在吊车驾驶室里吗？”

没有应答声。

“喂！喂！伯特？”

“他妈的！”拿电话的工长把话筒从耳边拿开，皱着眉头大喊道。后来，他又把话筒拿到嘴边，喊道：“喂！喂！伯特？”

“什么事儿？”

“你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伯特。”

“下面的吊索断了一根。”

“好，继续讲，伯特。”

“好的，乔。”

“继续讲，伯特，继续……”电话又没声了。

“他妈的！”乔叫喊道，“喂！喂！伯特？喂！喂！”

“喂！喂！”这时电话里又传来了来自桥顶的声音。

“伯特吗？”

“不是，我是爱迪。”

“继续说，爱迪。”

终于，地上工长与塔顶控制吊车的信号员之间的电话又被接通了。不久，维利·克努森的拖船把驳船拖到了合适位置。下一步就是把吊车吊索系挂到钢件上，准备从驳船上把它吊起，吊升到225英尺高的大桥主跨上。

整个这项工作都将由一个人直接指挥。这个人现在从一条工作船蹬上驳船——开始登台亮相了。他身体健壮，胸部发达，高6.2英尺，体重235磅。他站在那里很显眼，身穿红格夹克，头戴黄色安全帽，帽子前倾，扣在他的红头发和酒糟鼻上，左手拿着一个黄色喇叭，他就是用它向桥顶工人发号施令的。他就是杰克·“红头凯利”，大桥工地上权力仅次于“硬鼻子”墨菲的二号人物。

突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那些岸边观看者手里的那些望远镜，都集中到凯利身上。他认真地注视着12名安装工把沉重的吊索套到摇摆着的钢件上部的四个角上，这时钢件下面抛锚停泊的驳船微微摇摆。吊索系牢后，爱迪和工人们从运钢件的驳船跳到另一条驳船上。然后，爱迪喊道：“好了！轻起……起……起……”

起重机放下的四根吊着驳船上钢件的四个角的吊索逐浙收紧，最后把这400吨重的钢件从驳船上吊起。

几分钟后，钢件已离开驳船上升到20多米处。凯利叫喊着：“慢点儿”，“往7点钟方向靠”，“上升”，“往7点钟方向靠”。桥上一位戴着耳机的信号员把这些指令重复给吊车驾驶室里的操作员。

不到25分钟，钢件已上升到距水面225英尺的高空。塔顶的连接工伸出手，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它抓住，然后临时连接到已锁定到位的另一个钢件上。

“棒极了！”拿着望远镜的老人们中的一位说。

“的确很精彩。”另一位也说。

尽管天寒地冻，北风咆哮，60个钢件中的大多数都像这个一样，没出任何差错地一个个地吊了上去。但是，刚过新年，准备安装到距布鲁克林一边海岸很近的大桥后跨上的一个钢件出问题了。这次，那些岸边观看者终于领教了墨菲暴跳如雷的性格。

钢件被吊离驳船几英尺时，一组从布鲁克林瑞桥塔上横拉到上升钢件上的绳索咔嚓一声断了。因为驳船不能停靠在布鲁克林端的安装地点的正下方岸边，所以钢件无法垂直吊上，只能斜着吊上去。因此，吊升这个钢件时需要有横向绳索在水平方向拉住，使钢件能斜向上升。

突然，400吨重的钢件拧了个弯儿，然后直冲布鲁克林岸边。尽管它还吊在吊索上，但已失去控制。它摆向离锚碇护栏几英尺的地方，然后又摆回，在几十名工人的头顶上来回摆动。工人们都吓坏了，有的跳到了地上，有的四散而逃。

“上帝啊！”岸上的一个旁观者叫道，“你看到了吗？”

“噢，我的老天！”

“噢，要是阿莫曼那老头儿在的话，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大桥下面，从码头到桥塔底座，甚至在高处的桥跨上，到处是惊叫、咒骂声和挥舞着的拳头。人们赶紧给“硬鼻子”墨菲打电话。墨菲接到报告后，立刻乘一只小船从峡湾对岸赶来。他在湾脊地区的岸边咆哮了近半个小时。

“哪组工人装的吊钩？”墨菲问道。

“德林那一组。”有人答道。

“德林跑到哪儿去了？”

“今天没来。”

墨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过。那是1月3日，星期五，约翰·德林，那位在密歇根麦基诺大桥干活时出尽风头，还不到27岁就被提升为工长的年轻人，那天正好因病请假，与妻子一起待在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位可爱的姑娘，在布鲁克林的一家餐馆做招待时与他相识。他的父亲“卷铺盖”德林在大桥拉索缠绕开始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人们一直猜测，要是他还活着，他也许已取代“硬鼻子”墨菲，当上美国大桥公司的监工了。丧父的悲伤和养活妻儿的责任似乎把德林从在密歇根干活时的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但现在，突然间，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事故可能造成多人死亡——他还是要负责任的。在前一天他手下工人往钢件上装吊钩时，他应该检查一下那些吊钩。

约翰·德林回到大桥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事故。他碰到他的朋友和同事埃斯·考恩，考恩是位高个子肯塔基人，他是大桥布鲁克林端后跨上的一位领班。

“你们都站在那儿干什么，埃斯？”早上到工地时，德林兴高采烈地说。

“嗯，”高恩低头看着自己脚下说，“上头让我通知你再回去当工人。”

“当工人！就因为我请了一天假？”

“不，是因为你们挂的吊钩掉了下来。”

德林脸上刚才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

“有人伤着了吗？”

“没有，”埃斯说，“但所有人都吓坏了，阿莫曼·惠尼、墨菲、凯利，还有所有在场的工人。”

“我到谁手下当工人？”

“惠特尼·米勒手下。”

惠特尼·米勒是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上最严格、脾气最不好的工头，在他干活的地方，一英里内的修桥工都能听到他粗鲁的叫骂声。德林咽了口气，知道自己这次确实倒了大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