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在桥边的约尼酒吧，工人们除了这件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话题了。“听说德林的事儿了吗？”

“是的，可怜的家伙。”

“他被发配到惠特尼·米勒手下干活。”

“这简直是耻辱！”

“但惠特尼·米勒也是个很棒的铁器工，”有人打断说，“你得承认这点。”

“是的，我承认。但是，如果你在事故中死了，他不会掉一滴眼泪。”

“我不这样认为。”

“我却这样认为。我是说，他甚至不会去参加你的葬礼。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但是，那天夜里，在布鲁克林的另一家酒吧里，尽管到处也是桥上干活的人们，却没有一点沮丧——没人对惠特尼·米勒不满，也没人为德林打抱不平。这间酒吧叫小茅屋，位于北郭瓦纳斯区奈文斯街75号，离约尼酒吧只有几英里远。小茅屋是印第安人的地盘儿。在修桥工人中，他们是最潇洒、最无牵挂的。他们在桥上和别人一样拼命干活，但从大桥上下来后，就把桥上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他们总是去小茅屋，让自己沉醉在香烟、啤酒和点歌机播放的音乐中。

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家，是一个收取邮件、进行聚会的地方。每到周末，这些印第安人都会开车向北走400英里，到加拿大看望住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妻儿，卡纳瓦加离蒙特利尔八英里，在圣·劳伦斯河南岸。除了周末，每天夜里他们都聚集在小茅屋，喝加拿大啤酒。有时一人能喝20瓶，直到酩酊大醉。

酒吧墙上画着印第安酋长，还挂着一幅印第安人运动员吉姆·桑普的照片。门口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棒的修桥工都从此门走出。”

这家酒吧是伊林·威里斯和曼纽·威里斯夫妇开的。伊林是一位体型健美、友善的印第安女孩，出生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一个铁件装配工家庭。她的丈夫曼纽是个西班牙人，留着朝上翘的胡子，是个玩牌老手，长得像萨尔瓦多·达利。他出生于加里西亚，在商船队里干了几年后，放弃船员生活，定居纽约，还在一些不怎么样的餐馆里端过盘子洗过碗。

“二战”时他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员，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并通过打扑克挣了许多钱。靠这种方式他攒了几千美元。复员后，他先在布鲁克林当了几年酒保，后来买下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并娶了伊林。他给自己的酒吧取名为“小茅屋”。

700多名印第安人住在离小茅屋不到十个街区的范围内，他们几乎都是铁器工人。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铁器工人。这事得从1886年的卡纳瓦加居留地说起。当时多米尼大桥公司开始在圣劳伦斯河修建一座悬臂桥，大桥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的，桥的一部分修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为此，铁路公司与酋长们达成交易，尽可能多地雇用印第安人。在这之前，卡纳瓦加人——混血的莫霍克人的一支——已拒绝了教士们想把他们转化为农民的种种努力。他们有的靠给法国皮货商当水手为生，有的靠给木材商划筏子为生，有的到巡回马戏团里去当演员；只要是能让他们待在户外四处奔走且有些剌激的工作，他们都愿意干。

大桥公司到这里后，雇用了印第安人帮助地面上工作的铁器工人来回运送螺栓，但没让他们到桥上冒险。然而，铁器工人稍不留神，印第安人就漫不经心地爬上了空中的狭窄钢梁，似乎他们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据一位官员讲，在高空中，印第安人就像山羊一样灵巧。印第安人渴望学习修桥技术，这活儿既能带来高工资，又能到处旅行。没用一两年，几个印第安人就成了铆工和连接工。在这之后的20年里，就有几十名卡纳瓦加人在加拿大各地的大桥上干活。

1907年8月27日，在修建圣劳伦斯河上的魁北克大桥时，桥跨倒塌。86名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卡纳瓦加印第安人，都掉了下去，造成了75人死亡的惨案。对这次塌桥事故进行调查的工程师中就有O.H.阿曼，他当时才27岁。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导致这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是设计人员对像这样的大桥的应力计算有问题。

人们以为，魁北克桥事故一定会使印第安人从修桥业中退出，但结果完全相反。这次事故给修桥工的工作渲染了一种危险刺激的色彩，而这一点印第安人以前从未注意到。结果，更多的印第安人被吸引到了大桥上。

二三十年代纽约市区大规模兴建桥梁和摩天大楼时，印第安人大批地从加拿大向南涌入纽约，参加了许多工程的建设，其中包括：帝国大厦、RCA大厦、乔治·华盛顿大桥、珀拉斯凯过街桥、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三区大桥、贝永大桥和亨利·哈德孙大桥。纽约的活儿一个接一个，干也干不完，于是印第安人就开始在布鲁克林的北郭瓦纳斯租公寓住，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现在，周五（发薪日）的夜晚，在小茅屋酒吧里，那些1907年死于魁北克大桥的印第安人的孙子们，那些修建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帝国大厦的印第安人的儿子们，也就是那些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桥上干活的人们，他们现在想的不是大桥或事故，他们喝着加拿大啤酒，听着音乐，他们想的最多的是回家。

“唉！这些印第安人是些疯子，”曼纽·威里斯坐在酒吧一角，望着拥挤的人们说，“他们离开居留地所干的不是建桥就是喝酒。”

“曼尼，印第安人喝得不比别的工人多。”伊林大声反驳道。像往常一样，她总是替那些印第安人说话。

“鬼才相信他们不多喝呢！”他说，“用不了半个小时，这里一半的人都会喝到饱，再坐上他们的汽车，回加拿大去。”

他们每个周五晚上都这样。据他讲，当他们凌晨2点到达居留地时，都会按喇叭，把大家都吵醒。不一会儿，家家点灯，所有人都一起喝酒，彻夜庆祝——猎手回家，而且还带回了猎物。

然后，周日晚上，据曼纽·威里斯讲，他们都起程返回纽约，一路上车开得飞快，死于车祸的印第安人要远远多于从大桥上失足掉下去的。他说话时，印第安人仍在喝酒，酒吧里到处是十美元、20美元的钞票。傍晚6点30分，一个印第安人对另一个喊：“快点！丹尼，快喝！该走了。”丹尼·蒙图那天夜里要开车拉另外两个印第安人回居留地，他一口喝下杯中的酒，向伊林与曼纽挥手告别，准备踏上400英里的回家路程。

蒙图是一个26岁的英俊小伙子，他长着蓝眼睛，头发金黄色，棱角分明的脸盘有点不太像印第安人。他娶了一位漂亮的印第安女人，有一个2岁的儿子。丹尼·蒙图每周都开车回家去看他们，他为儿子取名马克，这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铁器工，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没多久就去世了。丹尼的爷爷在1907年的魁北克塌桥事故中掉了下去，受伤而死。他的外公也是铁器工，在魁北克大桥发生事故那天喝醉了酒，无法爬上大桥，因此幸免于遇难，后来却死于车祸。

尽管如此，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丹尼·蒙图从未对自己将来成为一位铁器工人产生过任何动摇。有什么工作能比干这活儿带来更多的金钱和地位呢？不当铁器工就得去当农民，就得在凌晨2点被那些回家的铁器工的喇叭声吵醒。

这样，居留地上的2000名男人中，个别几个做了农民、职员、加油站工，极少的几个做了律师、医生，却有多达1700人当上了铁器工。他们别无选择。当他们小时候被那些回家的汽车喇叭声从婴儿床上吵醒时，这一切早已命中注定了。全家灯火通明，母亲把他们弄醒，抱到楼下见他们的父亲。父亲们微笑着，他们兜里揣着钱，身上带着酒味，个个兴奋不已；他们根本无暇管教孩子，只知道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拿给孩子们玩。所有印第安孩子都是手里拿着钱长大的。他们喜欢摸着钱的感觉，后来也就养成了喜欢钱的习惯。他们想要快速的车，快速的生活，快速地在周末往返于家与大桥工地之间。

“这种生活很不错。”丹尼·蒙图解释道。他驾车驶上纽约亨利·哈德孙大道，穿过乔治·华盛顿桥，“你能看到你的杰作从地上的小洞到一座高楼或大桥的全过程。”

他停了一下，然后透过侧面车窗看着纽约的天际线说：“你知道，我给这座城市起了个名字。我不知道以前别人这样叫过没有，我把它称为‘到处是人造高山’的城市。我们都参与了它的建造，这给你一种自豪感——你是这种大山的缔造者……”

“没错，丹尼，我的老伙计。”戴尔·斯泰西说。他坐在蒙图旁边，脚下踩着半箱啤酒和冰块，他也是印第安人，有点儿醉了。斯泰西是位矮小、壮实、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年轻人。他头上戴顶草帽，帽上插着一根红色羽毛。他用自己的牙咬开啤酒瓶盖儿。

“有时，”蒙图继续说，“我想多在家里待些时间，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但我们不能这样，丹尼老伙计，”斯泰西兴奋地打断他，“我们给她们建造大山，丹尼老伙计，让女人们待在家里吧，这样她们就会想念我们，而不会在我们身旁唠叨，对吧？”斯泰西喝完一瓶啤酒，又用牙咬打开了第二瓶。第三个印第安人坐在后座里，喝多了酒，已静静地睡着了。

蒙图把车开到纽约出城车道上，开始加速，车上的速度表有时会跳到每小时90到100英里。他在“小茅屋”时喝了三四杯酒，现在右手还拿着斯泰西递给他的啤酒。他似乎很清醒，精神高度集中。高速公路上没有其他车辆，每隔一会儿，他就瞧一瞧后视镜，看有没有警察跟上。

蒙图在途中只停了一次。在纽约州的梅顿快餐店前停了十分钟，去买咖啡。在那里他碰到麦克·塔贝尔及其他几个赶回加拿大的印第安工人。夜里11点，他驾车驶过纽约州的瓦伦堡镇。约一个小时后，他下了高速公路，拐上九号公路，一条两车道的小路。斯泰西叫喊着：“只剩40英里了，丹尼伙计！”

现在，没有测速雷达，没有过往车辆，丹尼·蒙图的大别克在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着，驶过路旁的树木，驶过那些黑暗的路面。似乎随时会有一辆大卡车出现在挡风玻璃前，就像电影中所演的那样，常常会有卡车突然出现的镜头。

但是，那天晚上，丹尼·蒙图没有遇到一辆卡车。凌晨1点35分，他突然把车猛地拐上了一条土路，然后驶过一座月光下轮廓清晰的漆黑的大桥。这座桥坐落在圣路易斯河上，是加拿大铁路公司于1886年建的大桥，也是最早的印第安人铁器工人建设的那座大桥。随着刺耳的刹车声，蒙图把车停在了一座白色房子前面。

“我们到家了，你们这些幸运的印第安人。”他大声叫喊着。一直在后座睡觉的那个印第安人醒来眨了眨眼。这时，白房子里的灯亮了起来。这是蒙图家，所有人都下车进去喝杯酒；一会儿，丹尼的妻子洛兰下了楼，还有他的儿子马克。房子外面，别的车的喇叭也响了起来，别的房子的灯也亮了起来，他们欢笑嬉戏，一直闹到凌晨4点，才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房子。屋里留下的印第安人开始睡觉，直到周六下午才起来。他们很有可能被那些各种各样收费者不停的敲门声吵醒；有送奶员、洗衣工、送报纸的、水暖工、卖吸尘器的、百科全书推销员、收垃圾的、卖保险的，等等。这些人都等到星期六下午才来，因为那时铁器工在家，而且心情最好。他们从他身上拿走了他带回的大部分钱。

居留地本身是一个清静的地方。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从中穿过，向前蜿蜓曲折八英里，到圣劳伦斯河的对岸。路的两边是几百所白房子，大多数房子都有前廊，廊上一般都有印第安老人坐在那里，这些老人靠在摇椅上，抽着烟，静静地看着过往的汽车和沿圣劳伦斯水道飘动的船只，船上站着的水手不时会向路上行走的印第安女人招手。

许多年轻的印第安女人都很漂亮。她们到蒙特利尔的商店里买衣服，星期五下午在那里做头发。她们衣着家居都与普通人一样，没有一点显示出她们是印第安人——没有图腾柱，没有墙上的印第安饰物。有些印第安人家里没有自来水，卫生间在房后，但所有家里似乎都有电视。周六下午，在这儿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从路边的罗马天主教堂里传来的阵阵钟声——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是天主教徒——以及偶尔能听到的庆祝婚礼的印第安人车队的鸣笛声。仅有的上面有印第安人符号的两块路标是“理查·莫豪克快餐店”及路另一边前面不远的“戳火酋长博物馆”（Chief Poking Fire Indian Muesum）。快餐店的牌子挂在那儿主要为了招徕那些每天乘一辆黄色公共汽车从这里经过的游客。然而，快餐店的内部与别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两样，包厢里围坐着一群群少女少男，男孩子剪着鸭尾头，嘴里叼着香烟，女孩子身穿紧身牛仔衣，留着马尾辫，他们都伴着点歌机中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那里尽情扭动。

在“戳火酋长博物馆”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只对游客开放。酋长和他的家人穿戴齐备，一天几次为游客表演。这样，那些拿着16mm相机不停拍照的游客们就有了显示他们曾参观过印第安人居留地的证据了。

卡纳瓦加镇的印第安镇长叫约翰·拉萨尔。他认为自己可能是个犹太印第安混血儿。他是继承他的哥哥马太当镇长的，而马太又是继承他们的父亲当镇长的。拉萨尔在路旁开了一家加油站，与“戳火酋长博物馆”同在马路一侧，他们也经营家用液化气。

多少年来，拉萨尔家族一直受当地印第安人的拥戴。这主要是因为几代拉萨尔镇长的竞选讲演中，都有“印第安人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句话。当地的印第安人拥护拉萨尔家族的人当镇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拉萨尔家族的人都谴责在汽车上挂牌照。印第安人讨厌车上挂牌照，都喜欢把牌照摘掉，大概这样他们就可以逃掉许多超速驾车的罚单了（许多印第安人对罚单置之不理，说它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当初与美国政府签订协议时没有这条）。

星期六下午，印第安男人起床后（如果他们真的起床的话），如果天不太冷，他们就去打曲棍球。夏天，他们可能会整个下午都开着自己的摩托艇在圣劳伦斯河道上兜风、钓鱼，或待在家里看电视。星期日早晨，吃过传统的牛排、玉米面饼的早餐后，他们一般整个上午都在家里逛来逛去，下午出去会朋友。

最后，在晚上8点到10点间，满载着铁器工人们的巨型轿车开始隆隆驶过居留地中的那条柏油路，驶向通往纽约的高速公路的各条道路。

对于那些印第安女人来讲，周日夜晚都是悲伤的夜晚。对开车赶回纽约的男人们来讲，回程似乎是来时路程的两倍。对于许多人来讲，喝酒是他们忍受回纽约的漫长路程的唯一办法。当然，酒也会要人的命。

就这样，在这个星期天晚上，丹尼·蒙图吻别妻子，拥抱过儿子后，开车去接他的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赶路回纽约。

“小心点儿！”洛兰站在屋外的门廊里喊道。

“没事儿。”他回答道。

星期一一整天，她和其他印第安女人一样，都有人无心地在等着电话。她希望没有电话打来。当某个星期一早晨没有电话打来时，女人们会幸福不已。到周三时，这种幸福就变成了一种对马上到来的团聚的幸福期待——周五深夜的汽车鸣笛声，凯迪拉克、别克、奥兹莫的轰鸣声，这些声音把她们的丈夫带回家……当然，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带走她们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