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小山脚下，离曼哈顿约60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废弃的乡村俱乐部。里面跳舞地板上布满了灰尘，酒吧间高脚凳腿朝上地扔在那儿，还有一架跑调的旧钢琴。在那儿附近，夜间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来自那所白色大房子的后面——那是浣熊、臭鼬和野猫碰倒垃圾桶的声音。这些小动物惯于夜间从山上下来，在这一带徘徊。

那幢白色的房子好像无人居住。但是，偶尔这些小动物发出的声音太吵时，就会亮起一盏灯，打开一扇窗，飞出一个可乐瓶，穿过黑暗，砸在垃圾桶上。但大多数时候这些动物都不会受到打扰，一直到天亮。清晨，白房子的后门慢慢地开了，一个宽肩膀的黑人走出来，身穿灰色的运动衫，脖子上搭着条白毛巾。

他跳下台阶，快步跑过垃圾桶，沿着俱乐部后面的土路，朝高速公路跑去。有时他停在路边，朝着假想的对手出拳，“嗨——嗨——嗨”地喘着粗气。来到公路附近时，他转了一个弯儿，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那座山上。

清晨时分，路上行驶的都是农场的卡车，司机们向那个跑步的人挥手致意。再晚一些时候，路上就有了其他车辆，这些司机也看见他了，有几个还突然把车停在路边，问道：

“喂！这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吗？”

“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说，“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司机们开车走了，但马上又走过来一个人，他衣衫褴褛，好像昨晚是在马路上过的夜。他蹒跚地跟在跑步人的后面，喊道：“嗨，弗洛伊德·帕特森！”

“不，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可别告诉我你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我清楚他长什么样儿。”

“好吧，”帕特森说，“如果你想让我当弗洛伊德·帕特森，那我当好了。”

“那就请给我签个名。”那人说着，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纸片和一支铅笔。

他签了名——“弗洛伊德·帕特森”。

一小时后，弗洛伊德沿着那条土路跑回那座白房子，头上的毛巾吸着他前额的汗水。他独自一人住在房子后面一套两室的公寓里，自从再次输给桑尼·利斯顿以后，他就住在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小房间里有张他自己铺的大床，几张很少听的唱片，一部偶尔响一响的电话。大房间里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放着一套沙发；沙发旁有个壁炉，上方晾挂着拳击短裤和T恤衫，还有一张他当冠军时的照片和一台电视机。电视通常是开着的，除非他在睡觉或者在俱乐部里练拳（在原来的舞蹈地板上围起了一个拳击台），或者在和访客聊天。偶尔他会和访客讲起失败的感受，那是很痛苦的。

“喔，只要能和利斯顿再比一次，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在没人能看见我们的地方再较量一次，看一看我能否在三分钟之内不被打败。”帕特森说着，用毛巾擦了擦脸，在沙发旁踱着步。他又说：“我知道我可以打得更好……我不是在想‘重赛’，有谁肯花十美分再看一场帕特森对利斯顿的拳击赛呢？我知道我打不赢他……但我只要在第一回合不被打败就好。”

他接着又说：“你根本搞不清楚第一回合是怎么过去的。你上场了，周围除了人就是摄像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那样宏大的场面，那样群情激昂，《星条旗永不落》在你耳畔响起，全国人民都期望你能赢，包括总统在内。你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吗？它让你头晕目眩，只会让你头晕目眩。然后，铃声响了，你朝利斯顿走去，他也朝你过来，你甚至没意识到场子里还有个裁判。

“……剩下的你就记不清楚了，因为你不想再记起它……你所能回想起的是，突然你爬了起来，裁判问：‘你没事吧？’你说：‘当然没事。’然后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答：‘帕特森。’

“后来，突然间，在一片尖叫声中，你又一次倒下了，你知道你得爬起来，但你晕眩得厉害，裁判把你推了回去，你的教练拿着毛巾站在那儿，观众都站了起来，你的眼睛盯着前方，只觉得有人群在你眼前晃动，却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你感觉走路摇晃，身体轻飘飘的。

“被对手击倒的感觉并不那么糟，”他说，“事实上，还很不错。没有伤痛，只是极度晕眩，看不见天使，也看不见星星，你飘上了快乐的云头。在内华达州的那次比赛中，利斯顿打倒我后，有那么四五秒钟的时间，我感觉场内的所有观众全站在了拳击台上，和我在一起，围绕在我身旁，就像我的家人。当你被击倒，你觉得场内所有的人都那么热情，你真想过去亲吻每一个人，男的，女的，所有人。这场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确实从场内向观众们飞吻。但我不记得了。我想那不会是假的，被击倒四五秒钟时就是这种感觉……

“可后来，”帕特森仍然踱着步说道，“这种挺好的感觉不见了，你意识到了你在哪里，你在那儿做什么，以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就是一种伤痛，一种无名的伤痛。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是一种掺杂着愤怒的伤痛，一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的伤痛，一种‘对于自己的能力感到羞耻’的伤痛……那时你唯一想要的，就是拳击台中央能有个小门——让你掉下去，落在更衣室里，就用不着走出场子去面对那些观众了……”

后来，帕特森走到炉子旁边儿，把茶壶放在炉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外面传来了陪练和教练的脚步及说话声。他们住在房子的前面。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俱乐部，为帕特森的训练做准备。两天后，帕特森得飞往斯德哥尔摩，去同一名意大利选手阿莫提比赛。自上次输给利斯顿后，这将是他第一次露面。

接着，他希望能在伦敦和亨利·库珀一试高低。如果他的反应能力得到恢复，如果他又能恢复自信，他想在拳坛上找回昔日的辉煌，打败所有的主要对手，而且会有不停的比赛，不用等很长时间，就像他还是冠军时那样。

帕特森几乎没有时间和妻子见面。她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一致认为，他该退出拳坛了。他们指出，他并不需要这笔钱。甚至他自己也承认，他现在总资产已达800万美元，在未来的25年里，光靠投资获利他每年就能有3.5万美元的固定收入。但帕特森只有29岁，还没有尝到太多失败的滋味，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拳击生涯已经结束。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打败自己的不只是利斯顿，而是某种更强大的东西。那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力量。除非他能弄清那到底是什么，并且在拳击场中设法对付它，要不然，除了在这座小山脚下，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平静的生活，他也永远丢不掉他的假胡子了。自从1959年被约翰逊[1]击败之后，每场比赛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小提箱，里面装着假胡子。如果输掉比赛，他就戴上它溜出体育馆，以防被别人认出。

“我经常想，其他拳击手感觉如何，他们输掉比赛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帕特森将茶杯放在桌子上，说道，“我真想找位拳击手谈谈，交流一下，看他是否也有同感。但我能和谁谈呢？大多数拳击手无论如何也不肯多说。在赛前量体重时，出于某种原因，我甚至不敢直视对手的眼睛。

“在利斯顿量体重时，体育专栏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的举动表明内心感到恐惧。其实不然。我从来都不敢直视对手，因为……呃，因为我们将要交手，那可不是件好事；还有，因为……呃，有一次我确实直视了对手的眼睛，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肯定还在打业余拳击赛。当我看他时，发现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并且他也看了我……还朝我微笑……我也还了他一个微笑！这真是不寻常，非常不寻常。当一个人可以直视他的对手，并那样对他微笑时，真不知他们还有什么心思去较量。

“我不记得那场比赛发生的事了，也不记得那个家伙的名字了。我只记得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敢直视过任何对手。”

卧室的电话铃响了。帕特森站起来去接电话。电话是他妻子桑德拉打来的。他说了句“请原谅”，随手关上了身后的卧室门。

桑德拉·帕特森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住在纽约州斯卡斯代尔一幢价值10万美元的房子里，附近的居民都是中上阶层的白人。房子四周围绕着修剪整齐的草坪，里面堆满了家具，可弗洛伊德却觉得住在这样的家里很不自在。自从他把冠军的头衔输给利斯顿后，他宁肯整日住在训练营也不回家。孩子们把那里叫作“爹地的家”。老大是个女儿，叫珍妮，7岁了。孩子们都不太清楚爸爸是靠什么养活他们的。但小珍妮通过闭路电视看见上一场利斯顿对帕特森的拳击赛。她接受了这样一种解释：爸爸在和另一个人玩一种游戏，他们两个要轮流把对方推倒；以前是爸爸把他们全部推倒，现在该轮到他们推倒爸爸了。

卧室门开了，弗洛伊德摇着头，显得很生气，还有点儿神经质。

“我今天不训练了，”他说，“我得飞去斯卡斯代尔。那些男孩子又在取笑珍妮。她是学校里唯一的黑人，其他大孩子总是不让她好过，几个大一点儿的男孩子总是嘲弄她，还掀她的裙子。昨天她哭着回了家，所以今天我得回去一趟，在学校外面等那些小子出来，然后……”

“他们有多大了？”有人问他。

“十几岁。”他说，“够大了，吃一记左勾拳没问题。”

帕特森打电话给他的飞行员朋友泰德·汉森。他也住在这里，帮弗洛伊德处理公关事宜，并教他如何驾驶飞机。五分钟后，汉森来了。他是个瘦削的白人，一身飞行员服装，戴着护目镜。十分钟后，帕特森带上汉森，沿着狭窄蜿蜒的乡村小路，疯狂地开车朝六英里外的飞机场奔去。

“桑德拉担心我会闯祸，不知道我会怎样教训那几个小混蛋，她不想让我惹麻烦！”帕特森愤愤地说着，开车猛地转过一个小山丘，继续踩着油门，“她就是不够强硬！她害怕……她不敢告诉我那个杂货店老板总是对她动手动脚。很长时间以后，她才告诉我那个洗碗机修理工总是叫她‘宝贝儿’。他们知道我总不在家。那个修理工这个月已经去过我们家四五次了。洗碗机每星期都要坏。我猜想是他故意把那机器搞得每周坏一次的。上次，我设了个陷阱，等了他45分钟，可他没露面儿。我要去抓住这个家伙，告诉他，‘我要是叫你老婆宝贝儿，你是什么感觉？你肯定觉得鼻子上挨了一拳，是不是？好吧，我就想那么做，如果你再叫她宝贝儿的话。你应该叫她帕特森夫人，如果你和她熟的话，可以叫她桑德拉。但你和她不熟，你得叫她帕特森夫人。’然后我告诉桑德拉，这些男人，也就是这些白人，只想从黑人女人身上找点儿乐子。他们从没想过要娶黑人女人，只是在找点儿乐子……”

此时，他已经把车开到机场的停车场。正前方，一架绿色的单引擎塞斯纳飞机停在铺着草坪的简易跑道上。在与利斯顿进行第二轮比赛前，他买下了这架飞机，并学会了驾驶它。帕特森向来害怕飞行，他的经纪人屈斯·达马托和他同病相怜。帕特森或许是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恐惧。

帕特森18岁时，达马托就接手了他的训练，因此他对于帕特森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达马托今年56岁，是个奇怪但却充满魅力的老人。他沉迷于斯巴达主义，过着一种自我克制的生活，而且总是感到怀疑和恐惧：因此他从不坐地铁，唯恐有人把他推下去；他终身未娶，也从不泄露自己的家庭住址。

“我必须让敌人感到迷惑，”达马托曾这样解释，“当他们迷惑时，我就能为我的选手做更多的工作了。然而在生活中，我并不想得到安全感；当一个人知道他安全的时候，他的感觉就迟钝了，他就开始走向死亡。我也不想让生活中有过多的享乐；我深信，你从生活中得到的享乐越多，你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多。”

直到几年前，达马托一直替帕特森面向公众发言，像一个意大利家长一样，为帕特森经营着一切。但后来的帕特森——这个走向成熟的儿子，开始和父亲心中的形象背道而驰。当他第一次输给利斯顿以后，达马托激励他抵抗到底，并让他开始了飞行训练。在第二场比赛前，他已经克服了恐高症，控制飞行也几乎是个行家里手了。从此他又重新找到了自信。他知道，即使输掉这场比赛，至少还有这架机器可以带着他逃离这个城市。

可惜他并没有完成这项使命。赛后，这架小小的塞斯纳飞机由于负载过多，在开出拉斯韦加斯90英里处，机身开始发烫。帕特森和他的同伴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返航。他们用无线电和机场联络，租用一架大一点的飞机。当他们着陆时，拉斯韦加斯机场的候机室里挤满了赛后离去的人们。帕特森藏在飞机库后面。他的假胡须在提箱里，但没有人看见他。

后来，那个飞行员同伴独自驾驶帕特森的塞斯纳飞机飞回纽约。帕特森则开着租来的大飞机飞回，陪同他的就是泰德·汉森。汉森42岁，离了三次婚，是个友好的内华达人。他曾干过清理农田的活，也当过酒保、酒店舞蹈演员，后来在拉斯韦加斯当上了飞行教练。就在那里，他遇见了帕特森，两人成了好朋友。当帕特森请汉森帮他驾机回纽约时，他丝毫没有迟疑，虽然当晚身体稍有不适——一半是因为利斯顿的胜利让他消沉，一半是因为在酒吧里挨了一个醉鬼的一顿揍。那个醉鬼说了一些这场比赛的风凉话，汉森提出抗议，结果引火烧身。

然而，一上飞机，泰德·汉森就变得注意力高度集中了。他必须这样，因为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空平稳前进了一会儿后，帕特森开始走神了，又想起了拳击场，飞机偏离了航线。汉森提醒道：“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回到航线上好不好？”这时弗洛伊德的头突然一动，回过神儿来，扫了一眼仪表盘。帕特森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只能保持一小会儿。不一会儿，他的脑子就又回到了拳击场，眼前又重现比赛时的情景，他根本无法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在那晚飞离拉斯韦加斯时，我不停地想，想起数月的赛前训练、跑步、练拳，还有那些远离桑德拉的日日夜夜……想起在训练营地的时候。那时我很想一直熬到深夜11点50分，看《午夜剧场》节目中播放的电影，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训练……

“我想起了赛前我的感觉是那么好，躺在更衣室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在想，‘你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也不错。但你出拳时够狠吗？’我告诉自己，‘够不够狠现在并不重要，别去想它了；马上就要进行冠军争夺战了，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天晓得！或许铃声一响，你就会不顾一切。’

“……于是，你躺在那儿，想睡会儿觉……但你总是昏昏沉沉，半睡半醒，不时被大厅里的说话声吵醒。有人在喊‘嗨，杰克’，‘嗨，艾尔’，或‘嗨，第四轮比赛的选手该入场了！’当你听见这话，你会想：‘还没轮到你呢。’因此你躺在那里，胡思乱想，‘明天我会在哪儿？三小时后我会在哪儿？’喔，你会漫无边际地想着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事情跟比赛毫无关系……你会想到，你岳母去年给你买了一套邮票，你付了钱没有？……你会记起，凌晨两点钟，桑德拉拿着奶瓶去喂孩子，绊倒在台阶上……然后，你又会生气地问自己：‘想这些事儿做什么？’……你试图睡一会儿……但那时门却开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嗨，有人要去利斯顿的更衣室去看他们给他缠绷带吗？’

“……于是你知道该做准备了……你睁开眼睛，跳下桌子，带上拳击手套，开始热身。这时利斯顿的教练走进来，他看着你，微笑着。他摸了摸你的绷带说，‘祝你好运，弗洛伊德。’你想到，‘他本来不用那样说的，他是个好人。’

“……随后你走了出去，那是一段很长的路，而且总是那么漫长，你想道，‘当我从这段路回来时，我会怎样？’然后你钻进拳击场。你看见比利·埃克施泰因在场子边，靠在护栏上和别人说话，你看见了记者们，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然后是奏国歌，摄像机对准你了，铃声响了……

“同样的事儿怎么会再度发生？怎么会呢？被击倒后，我不停地想这样的问题……这些年我在糊弄观众吗？……我曾是冠军吗？然后，他们把你带出拳击场……你沿着过道走去，旁边全是人，而你只想赶快回到更衣室……可是，麻烦的是，在拉斯韦加斯那次，他们走错了路。当我们走到走廊尽头时，发现那里没有更衣室。我们必须沿着原路返回，再次穿过同样的人群。这些人肯定在想，‘帕特森不仅是被打败了，连自己的更衣室也找不见了……’

“……到了更衣室里，我的头开始疼了。利斯顿并没有伤着我什么，几天后我只感到牙齿神经隐隐作痛，这一次和以前的比赛都不同。1953年同迪克·瓦格纳[2]的那场比赛中，他下手很重，我被打得连续几天尿血。赛后我走进浴室，关上门，看着镜中的自己，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们开始砰砰地敲门，喊道：‘出来，弗洛伊德，快出来！记者们都在这儿，屈斯也在这儿，出来吧，弗洛伊德。’

“……于是我就出去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但你能说什么呢？你满脑子都是这几个月来的训练，各种体能训练，还有我做出的牺牲。然后你会想：‘我用不着多跑那一英里，用不着多训练那一天，那天晚上我本可以等着看《午夜剧场》节目……我本可以毫无准备地打这场比赛。’”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汉森提醒道，“回到航线上……”帕特森又一次回过神儿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仪表盘上，操纵飞机回到航线上。在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稍事停留后，弗洛伊德和泰德将飞机开回纽约训练营地附近的小飞机场。那架由另一名飞行员驾驶的绿色塞斯纳飞机已经停在那里，并用绳子固定在停机坪上。五个月前，飞机停放的位置与今天完全一样。现在，弗洛伊德要驾驶它去参加另一场战斗。这次是要和斯卡斯代尔那帮掀起他小女儿裙子的小子较量。

帕特森和泰德解开拴飞机的绳子，帕特森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挡风玻璃上昆虫留下的痕迹。然后他绕飞机走了一圈，检查机尾、机身底部、两翼中间和两翼，确保所有螺钉都很牢固。他好像总是疑心重重，这一点肯定会使达马托感到欣慰的。

“如果有人想除掉你，”帕特森解释说，“他只需拧掉这些小螺丝。当你驾驶飞机要着陆时，机翼脱落，飞机就坠毁了。”

随后，帕特森钻进飞机座舱，发动引擎。几分钟后，汉森坐在旁边，帕特森开动飞机，滑过草地跑道，掠过机场尽头的荒草，升入空中，翱翔在平缓的小山和森林之上。他的起飞很漂亮。

到韦斯特切斯特机场只有45分钟的路程，桑德拉开车在那里等着。飞机一直由帕特森驾驶，一路很顺利。突然，飞机穿过云层，闯入一片浓烟里。下面的森林起火了，浓烟中的能见度很低，他只能依靠仪器操纵飞机。

恰在这时，一只在机舱后面嗡嗡乱飞的苍蝇飞到前面来，落在他面前的仪表盘上。帕特森盯着这只苍蝇，看着它慢慢地爬上挡风玻璃，朝着玻璃迅速一击。没击中。苍蝇安然飞过他的耳畔，蹿到机舱后方，嗡嗡地盘旋着。

“这烟不会再上升了，”汉森肯定地说道，“你可以水平飞行了。”

帕特森开始水平飞行。

他轻松地驾驶着飞机往前飞。一会儿，那只苍蝇又飞了过来，在帕特森脸前飞来飞去，落在仪表盘上，并在上面爬行。帕特森眯起眼盯着它，然后他迅速出右拳，狠狠地砸下去——又没打着。

十分钟后，他仍怒气未平。他开始让飞机下降，操起无线电话筒：“韦斯特切斯特指挥塔……塞斯纳2729……西北三英里处……在1-6区着陆……”顺利着陆后，他迅速爬出机舱，朝候机室外的那辆旅行轿车大步走去，妻子在那里等着。

这时候，一个叼着烟的小个子男人朝帕特森走来，向他挥着手，问道，“嗨，请原谅，你难道不是……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

帕特森停住脚步。他凝视着那个人，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他不明白那是玩笑还是侮辱，他有些不知所措。

“你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那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

“不是。”帕特森说着，急步走了过去，“我是他弟弟。”

当他走到车前时，问道：“离学校放学还有多长时间？”

“大概15分钟吧。”她说着，发动了引挚。然后她又说：“喔，弗洛伊德，我应该告诉修女，不告诉不合适。”

“你去告诉修女，我去教训那帮小子……”

帕特森夫人急速驾车驶入斯卡斯代尔，路上帕特森摇着头，对后座的汉森讲：“我真弄不明白这些孩子。这是一所宗教学校，那里的一块玻璃窗就要花2万美元。然而，那里的有些人却抱着种族偏见。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和犹太人并肩战斗，还有……”

“噢，弗洛伊德，”妻子喊道，“弗洛伊德，我得在这儿生活……你不在这儿……你不住这儿。可我……”

他们到学校时，正好放学铃响。这是一座建在山顶上的现代建筑，前面有一尊圣徒像矗立在草坪上，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架。“珍妮过来了。”帕特森夫人说。

“快，叫她过来。”帕特森说。

“珍妮！到这儿来，亲爱的。”

小珍妮穿着蓝色的校服，戴着帽子，胸前抱着几本书，从小路那头朝旅行轿车跑过来。

“珍妮。”帕特森边说边拉下车窗，“谁掀你裙子，指给我看。”

珍妮转过头看见几个学生走过来，他们大约12岁到14岁的样子，于是她指着其中一个又高又瘦、长着鬈曲头发的男生，旁边还有四个男孩子。

“嗨，”帕特森朝他喊道，“我能和你谈会儿吗？”

五个男生一起来到车旁。他们盯着帕特森的眼睛，好像一点也不害怕。

“就是你掀我女儿的裙子？”帕特森问那个男孩。

“不是我。”男孩从容地说。

“不是你？”帕特森听到这个回答，解除了警惕。

“不是他，先生。”另一个男孩说，“或许是他弟弟。”

帕特森看了一眼珍妮。她哑口无言，犹豫不定。五个男孩站在那儿，等帕特森做决定。

“好吧，你弟弟在哪儿？”帕特森问道。

“嗨，小孩儿！”其中一个喊着，“过来。”

一个男孩向他们走来。他和他哥哥长得很像，上翘的小鼻子上长着雀斑，蓝色眼睛，深色的鬈曲头发。他走近轿车时，似乎同样没有被帕特森吓倒。

“是你掀我女儿裙子了？”

“没有。”小孩子说。

“没有？”帕特森重复着，有些失望。

“没有，我没有掀她裙子，我只是碰了一下……”

其他几个男孩子站在汽车周围，注视着帕特森，别的学生也围了上来。帕特森看见附近有几名白人家长站在他们的车旁，他反应了过来，开始用手指紧张地敲着仪表盘。如果他大声叫喊，肯定会是一个不愉快的场面，也就很难不失体面地退出。所以，他的声音柔和了下来，说道：

“我说，孩子，我想让你住手。我不会告诉你妈妈，那样你就麻烦了。别再这样做了，好不好？”

“好的。”

男孩子们平静地转过头去，一块儿朝着大街走去。

桑德拉什么也没说。珍妮打开车门，挨着爸爸坐在前座，掏出一张蓝色的小纸片，递给帕特森夫人，那是一个修女让她转给妈妈的。弗洛伊德一把抢过去看了起来。然后他停住了，放下纸片，轻轻地吐出几个字：“她不做礼拜……”

现在帕特森想离开斯卡斯代尔，回到训练营地。他们路过帕特森家，接上3岁的小弗洛伊德·帕特森，再由帕特森夫人开车把他们一起送到机场。珍妮和小弗洛伊德坐在飞机后面，和帕特森一起飞回训练营地。帕特森夫人独自驾车前往。她打算晚上接上孩子们一起返回斯卡斯代尔。

弗洛伊德回到营地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树影罩在俱乐部房子的上面；网球场上长满了杂草，白房子前面一辆车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寥。这里真像是个失败者的营地。

孩子们跑到俱乐部里面去玩，帕特森则缓缓地朝他的住所走去，去换训练用的衣服。

“我能拿那帮学生怎么样呢？”他问，“对那个年龄的孩子你又能怎么样？”

这似乎让他很心烦——那些小子厚颜无耻；这让他意识到，某种程度上，他又输了；如果那些小子胆敢为难利斯顿家的孩子，他们早就会被打得在校园里抱头鼠窜了。

帕特森和利斯顿一样，都在贫民窟长大，都干过盗窃的行当。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里，在一名温柔的黑人老处女的帮助下，帕特森改掉了恶习；后来他皈依了天主教，并且学会了不去憎恨他人。再后来他买了本词典，他的词汇里又多了像“世事无常”和“奥秘”这样的词汇。当他从约翰逊那里夺回冠军宝座时，他成为全国城市联盟[3]中的黑人之星。

他向世人证明了，一个黑人不仅能从贫民窟崛起，成为一名成功的运动员，而且能够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具有高尚情操、遵纪守法的公民。然而，在他努力证明这一点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引以为豪的过程中，他似乎也失去了部分自我。他失去了过去的贪婪，改掉了自己的坏脾气。他一边走上公寓台阶，一边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利斯顿赢得冠军后，我一直希望他也能变成个‘好人’。那样会减轻我的责任感，或许我就可以再当坏人。但他没有……当你赢了，当好人很不错；可当你输了时，当好人可不怎么舒服。”

帕特森脱下衬衫和裤子，把写字台上的书推到一边儿，放下手表、手链和一叠钞票。

“你经常读书吗？”他被问道。

“不，”他说，“你知道吗，有生以来，我从没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我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当今作家写不出什么让我感到新鲜的东西；我是说，这些作家没一个比我感受更深，我从他们那儿什么也学不到。在我看来，鲍德温[4]似乎与众不同。他最近在做什么？”

“他在写一个剧本，据说安东尼·奎恩[5]会在里面有个角色。”

“奎恩？”帕特森问。

“是的。”

“奎恩不喜欢我。”

“为什么？”

“我在报纸上读到或者听人们这样讲过，据说奎恩曾说我和利斯顿的比赛很不光彩，说我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人们总是这样说——别人本可以做得更好！可我认为，如果让他们参加比赛，也许他们连开赛前的那段时间都熬不过去。比赛前一天晚上，他们可能会彻夜失眠、酗酒或吸毒；他们可能还会心脏病突发。我敢保证，如果我和奎恩交手，我不动就能让他崩溃。我什么也不必做，只需给他施加压力；我会傲视他，逼近他。我不出手，就能让他失去斗志，让他垮掉。可是奎恩岁数不小了吧，是不是？”

“40多岁了。”

“好吧，无论如何，”帕特森说，“还是说说鲍德温吧，他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家伙。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在芝加哥同利斯顿的那场比赛前，他来过我的营地。你要是在街上碰到鲍德温，你准会问‘这个可怜的笨蛋是谁呀？’——他好像不是他自己。我给不认识我的人也是这种印象。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真想哪天能和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帕特森穿上短裤和运动鞋，弯腰系上鞋带，然后从衣橱抽屉里拿出一件T恤，上面印着“多维尔”，他有好几件T恤都印着这个词。他精心地保存着，那是他生命中顶峰时期留下的纪念。它们来自迈阿密滩的多维尔酒店。1961年3月，为了和英厄马尔·约翰逊进行第三次比赛，他在那儿训练过。

那个冬天是弗洛伊德拳击生涯中最受崇拜、最受欢迎的时候。他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他的经纪人送了他一顶价值3.5万美元的珠宝桂冠，报刊上到处都是体育评论家歌颂他丰功伟绩的文章。可有一件事却鲜为人知：他偷偷地藏着假胡须，如果在第三次比赛中输给约翰逊，他就打算粘上胡须，逃离迈阿密滩。

就在第一轮被约翰逊打败之后，他觉得蒙受了耻辱，意志随之消沉，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偏远小旅馆里躲了好几个月。同时他暗下决心，如果下一场比赛输给约翰逊，就不再公开露面。于是他买来那些假胡须，计划输掉比赛后戴上它溜出更衣室。他还计划在观众中停留一会儿，或许还可以对比赛大声发两句牢骚。然后，他就可以在夜色中偷偷地走开，钻进等在外面的汽车。

在与约翰逊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比赛，以及后来在多伦多迎战一个名叫汤姆·麦克尼利的无名重量级拳击手时，虽然事实证明没有必要赛后伪装，帕特森还是带着那些假胡须；同利斯顿第一轮赛后，他不仅戴着它开车从芝加哥到纽约走了30个小时的路程，而且还戴着它飞抵西班牙。

“我登机时，你根本认不出我，”他说着，“我戴着假胡须、眼镜和帽子，走路时还摇摇晃晃，这样让我显得衰老些。我独自一人旅行，不在乎坐的是什么飞机，抬头看见候机室的牌子上写着‘到马德里’，就买票上去了。

“到马德里后，我找了一家旅馆，用‘阿龙·沃森’的名字登记住宿。我在那里待了四五天。白天我到城市的贫民区逛游。我一拐一拐地走，东瞧瞧，西看看，瞅什么人都好奇。人们也盯着我看，肯定认为我疯了，因为我走得慢悠悠的，还用那种眼神盯着人看。我在旅馆房间里吃饭。有一次我去饭店吃饭还要了汤。我讨厌喝汤，可一想到老人爱喝汤，于是我也就喝了起来。这样过了一周，我真觉得我变成另一个人了。我开始深信这一点了。偶尔一次装扮别人的经历，感觉真不错。”

帕特森没有说明怎样登记了一个和护照不符的名字，他仅仅解释为：“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干。”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运动衫外面披着黑色的丝质长袍，说道：“你一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这么做。啊，我也想知道。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内心，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懦弱的一面。当你独自一人时，它就暴露得越发明显。我猜想，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并且似乎不能战胜自我，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是个胆小鬼……”

他停下脚步，默默地站在房子中间，想着他刚才所说的话，或许在想他是否该说那样的话。

“我是个胆小鬼，”他轻轻地重复着这句话，“然而，我的拳击生涯和这个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是一名拳击手，甚至是冠军，但仍然可能是个胆小鬼。那晚我从英厄马尔那里赢回冠军称号时，我或许就是个胆小鬼。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那时我还在打业余赛，我和那个大块头的朱利叶斯·格里芬比赛。我只有153磅，简直要被吓呆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钻进拳击场。他朝我走来，走近我……从那时起，我就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记得的唯一一件事是看见他躺在了地板上。后来有人对我说，‘伙计，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你跳到空中，用拳连续猛击，出拳达30次，而且每拳都挥得不一样……’”

“你什么时候开始认为自己是个胆小鬼的？”有人问。

“在同英厄马尔第一轮比赛后。”

“怎样才能看出你说的那种‘懦弱’呢？”

“当一个拳击手被击败时，你就能看到。比如说英厄马尔，他就不是懦夫。他在迈阿密输掉第三轮比赛后，还去枫丹白露参加了一个聚会。我要是输了，绝不会去参加什么聚会的。我不明白他怎么就……”

“利斯顿会是个懦夫吗？”

“那还要等着瞧。”帕特森说，“有人打败他后，我们就会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怎样对待失败。胜利时做什么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失败时才能看出真实的自己。被打败时，我不敢面对人们。我没有勇气对他们说出‘我已经尽力了，很抱歉’之类的话。”

“你现在还憎恨谁吗？”

“我只恨过一个人，”帕特森说，“那就是打第二轮比赛时的英厄马尔。在那之前，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对他恨之入骨。并不是因为第一轮比赛他打败我，而是因为那场比赛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他在公众场合大肆吹嘘，在电视上炫耀他的右勾拳，他惊雷般的右勾拳，他的‘惊雷和闪电’。我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他，当时就恨死他了。憎恨，这是一种悲惨的感觉。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憎恨时，他的心态不可能平和。整整一年我都在恨他，他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切，夺走了我的一切，他还要不停地炫耀，戳人痛处。第二轮比赛的那个晚上，在更衣室里我就迫不及待了，想要冲进拳击场，与他一决高低。他进拳击场时慢了一些，这时我想：“他在吊我口味，想让我心慌意乱。好吧，我要打败你！”

“同利斯顿的第二场比赛你为什么不恨他呢？”

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你瞧，如果利斯顿现在走进这个房间，给我一个耳光，你就会看见一场搏斗，一场你从未见过的殊死搏斗。因为，此时我有个原则——我会忘记他是个人，我也会忘记自己是个人。我只会以牙还牙。”

“弗洛伊德，你成为一名拳击手会不会是个错误？”

“你指什么？”

“噢，你说你是个懦夫；你说你容不得憎恨；今天下午在斯卡斯代尔，你并没对那些孩子大发雷霆。你不觉得你更适合做其他工作吗？比如做一名社会工作者，或者……”

“你是说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比赛吧？”

“是的。”

“噢，”他并没对这个问题感到生气，说道，“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拳击。它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我也可以问你同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每当你写了一个糟糕的故事就再也不写了吗？’至于我最早是怎么成为一名拳击手的，噢，让我想想看怎样解释……你看，打个比方，你在一个空屋子里待了许多天，没吃没喝，然后有人把你带到另一间屋子，里面摆满了吃的东西……你会吃掉你能拿到的第一个东西。你知道，人们往往会饥不择食。因此我选择了离我最近的东西，那就是拳击。有一天，我到一个体育馆闲逛，和一个男孩练拳击，把他打败了。然后，同另一个男孩打，也把他打败了。后来我不停地比赛，不停地赢。于是我想，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做的事情！

“我并不是个虐待狂，”他迅速补充道，“但我喜欢把别人打败，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不论拳击是不是一项体育运动，我都想把它当成一项体育运动，因为这是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拳击的要求是什么呢？是牺牲，仅此而已。对于来自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泰弗森特地区的人来说，牺牲太容易了。因此我不停地比赛，有一天成了重量级拳击赛冠军，才结识了像你这样的人。你想知道我怎样做出这些牺牲，怎样放弃生活中的许多享乐吗？你不知道我的出身，也不知道现在的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那时，我大约8岁，我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偷来的。我靠偷窃为生，我也真的活下来了，但我似乎非常厌恶自己。母亲说我过去常常指着卧室里一张自己的照片说，‘我讨厌那个小子！’有一天，母亲发现那张照片上有三个用钉子或什么东西划出的‘×’，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像条寄生虫。父亲是码头装卸工。我记得每天晚上他回来时都疲惫不堪，母亲把饭端上来时，他因为太累，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见此情景，我心里感到特别难受。那时，我总是会把他的鞋子脱掉，给他洗脚。我只能做到这个。我感觉糟透了，因为我待在那儿，不上学，无所事事，只是等着父亲回来。星期五晚上我的感觉就更糟了。父亲会带着薪水回来，他把每一个硬币都放在桌子上，这样母亲就可以为孩子们买食物了。我从不围在旁边看，我会跑开或藏起来。后来我决定离家开始行窃——我真的那样做了。我从不回家，除非我带点儿我偷到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溜进了一个时装店。那是凌晨两点，我偷了一摞女装。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扛着这些衣服翻墙，想着这些衣服都是一个尺寸——我母亲的尺寸。当时真以为警察看不见我。可他们看见了我，头上顶着一摞衣服走在街上。后来……我就进了少年劳教所。”

弗洛伊德·帕特森的孩子们一直在俱乐部外面玩，时间长了可能有点不耐烦了，开始喊他，珍妮也开始来敲门。于是帕特森抓过皮包，里面装着拳击手套、护齿和快干胶带，带着孩子们从小路向俱乐部走去。

到了俱乐部，帕特森把舞台后面钢琴旁边的电灯打开。琥珀色的灯光倾泻在昏暗的房间里，照亮了拳击场。他走到房间另一头的拳击场外，脱掉长袍，在松香粉里搓了搓脚，钻过护绳，开始在污迹斑斑的镜子前练拳。他出拳迅猛，一套左勾拳，右勾拳，左勾拳，右勾拳。每出一拳都伴随着“嗨——嗨——嗨——嗨”的喘息声。然后，他戴着拳击手套，走到房间另一头的角落里，那里有个皮沙袋，很快房间里就回荡起打击沙袋时发出的有节奏的沓沓声——沓——沓，哒——哒——哒；沓——沓，哒——哒——哒；沓——沓，哒——哒——哒。

孩子们从酒吧里搬来两把粉色的皮椅，坐在场子边，敬畏地看着他们的父亲。有时父亲将沙袋上打得那么狠，孩子们都被吓得缩在椅子里了。

多年以后，或许人们会回忆起这些：在荒凉的小山脚下，一个孤独的、浑身汗水的黑人，在一个角落里刻苦练拳，那里曾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直到有一天，这个俱乐部衰败，油漆开始脱落，黑人被允许进入。

当弗洛伊德继续左右出拳，拳击手套击在袋子上时，他的女儿悄悄跳下椅子，绕过拳击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那里，酒吧的另一头，十几张桌子前面，有一个舞台。她爬上舞台，站在麦克风后面，沉静了很长时间后，模仿报幕员大声说道，“女士们——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向大家介绍……”

她向四周看了看，不知所措。这时，看到她的小弟弟也跟过来，她就招手让他上台来，紧接着又开始说：“女士们——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向大家介绍……弗洛伊德·帕特森。”

突然，另一个房间打击沙袋的砰砰声停止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珍妮依然站在麦克风后面，看着台下她的弟弟，说：“弗洛伊德，上来！”

“不！”他说。

“噢，上来！”

“不！”他喊道。

弗洛伊德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别闹了，一会儿我带你们俩去散步。”

他又继续训练——沓——沓，哒——哒——哒——孩子们又回到这边来。但珍妮打断他，问道：“爹地，你怎么出汗了呢？”

“水落在我身上了。”他说着，并没停下来。

“爹地，”小弗洛伊德问道，“你从前怎么往地上吐水呢？”

“不想让嘴里有水呗。”

他正要去打那个重一些的沙袋，听见帕特森夫人的汽车开过来了。很快，她到了帕特森的房间，为他打扫房间，整理枕头，清洗水槽里放着的茶杯。一小时后，全家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又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晚上10点钟，帕特森夫人清洗完所有的盘碗，把垃圾倒在垃圾桶里——垃圾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浣熊和臭鼬来了为止。

随后，夫人帮孩子们穿好衣服，把他们带到旅行轿车旁，和丈夫吻别。之后，帕特森夫人开车沿着土路向高速公路驶去。帕特森挥了挥手，站了一会儿，目送妻子开车离去，看到尾灯消失，才转过身，慢慢向那所房子走去。

* * *

[1] 英厄马尔·约翰逊（Ingemar Johansson，1932—2009），瑞典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赛冠军。

[2] 迪克·瓦格纳（Dick Wagner，1926—2006），美国次重量级拳击手。1953年他与弗洛伊德·帕特森交手两次，均告负。

[3] 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全称为黑人城市状况促进全国联盟（National Leagueon Urban Conditions Among Negroes），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旨在保障黑人在教育、就业、住房、健康和福利等方面机会平等的无党派民权组织。

[4]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有《告诉我火车开了多久》《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乔凡尼的房间》等。他的作品多有猥亵和同性恋的描写，试图通过复杂的性关系反映美国的种族问题。

[5] 安东尼·奎恩（Anthong Quinn，1915—2001），出生在墨西哥的演员，曾凭借电影《萨巴达传》和《梵高传》两度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出演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