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观众席中闪耀着珍珠和宝石的光芒，站在高处望去如同从飞机上俯瞰夜幕下城市中如豆的灯光；音乐响起，帷幕渐渐地拉开；男士们纷纷落座，排排黑色的领结好像振翅欲飞的蝴蝶。这里正举行着音乐剧《总统先生》（Mr.President）的首映式。虽然巡演后得到的剧评很糟，今晚在百老汇的演出也效果平平，但身着裘皮大衣的观众仍然在剧终后跑到后台，脸上还带着观看首场演出时的激动神情，向导演乔舒亚·洛根[1]道贺：“亲爱的，你真了不起！”“乔舒亚，祝贺你！”“太精彩了，乔舒亚，棒极了！”

洛根知道他们心里并不这么想，他们自己也明白，初演的这几个晚上，导演和观众几乎没有说真话的想法。剧评家在报纸上猛烈抨击这次演出，《美国周刊》的约翰·麦克莱恩问道：“万无一失的洛根先生怎么也有今天？”

万无一失的洛根先生其实是很乐意回答的，但在排演期间，他的同事们拦住了他，毕竟这个答案于事无补，也不光彩。所以，到了现在1962年秋天，在连续遭受了三次打击之后（另外两部是《全体美国人》［All American］和《有一个小女孩儿》［There Was a Little Girl］）他清楚地知道，八个星期后要上演的那部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萨迪餐厅已经有人在说他的执导风格正流于粗俗了。在排演《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2]（下略《猛虎》）的过程中，朋友们注意到他所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使他们很担心。1941年和1953年，他曾在精神病院中接受过治疗。

从《猛虎》排演的第一周起，四十五街的布斯剧院就充满了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人们的心理反应捉摸不透，似乎是在怀疑洛根的能力，并且嫉妒彼此的角色。克劳迪娅·麦克尼尔是《猛虎》的女主角，一个高大黝黑的女人，整日默默地盯着洛根，打量他。从她的态度看，她似乎能洞察他那秘密的懦弱面，并拥有能击垮他的力量。54岁的洛根，鹤发银须，是个大块头，对人却很随和，脸色有些苍白地站在这位黑人女演员面前。《猛虎》的故事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它讲述了一个母亲如何让她的孩子们生活在她创造的梦幻世界里的故事。排演一天天地继续，越来越多的记忆涌入洛根的脑海。他记起路易斯安那的曼斯菲尔德，想起在外祖父的棉花种植园里度过的时光。那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彪悍的青年，站在马背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穿过曼斯菲尔德大街，这是他的梦想。但他在真实生活中，却找不到一点和他心目中的英雄的相似之处。

他自视为一个柔弱无能的孩子。自父亲英年早逝，他就由外祖父抚养，几乎是在女性亲眷的严密看管下长大的。妹妹玛丽·李时时刻刻为他操心。他的黑人保姆艾美·莱恩经常对他发脾气，还从厨房的窗户看着他，操着南方口音说：“夫人，他走路活像法官老洛根！”他的母亲苏珊则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读诗歌给他听，费尽心思让他远离那些污秽粗俗的东西。一天下午，一场宗教电影看到中间，在友第德砍掉赫洛弗尼斯的脑袋之前[3]，苏珊·洛根不想让乔舒亚看到这一幕，把他推到座位底下，挡住他的视线，小声但清晰地说：“想象你眼前是一片长满了黄色雏菊的田野。想象你眼前是一片长满了黄色雏菊的田野！”

苏珊·洛根是位有教养的南方女子。她的家人和她已故的第一任丈夫（他也叫乔舒亚·洛克伍德·洛根）的家族一样，最初定居在南卡罗来纳州。乔舒亚·洛克伍德一世是从英格兰的肯特郡移居美国的，18世纪中期死在离查尔斯顿16英里的地方。送葬的一行人抬着尸体在离城还有九英里的地方，曾遭到一群恶狼袭击，只好把他的尸体埋在路旁。洛克伍德的遗孀受此打击，很快返回英格兰。但数年后，她的一个也叫乔舒亚的儿子回到查尔斯顿。在这里，他的家人和本地的另外两家——洛根家和李家相处融洽。随后几家结下了姻亲。因此，苏珊这位李姓家族的后裔，既是这位百老汇导演的母亲，也是他的表亲。

1830年代，洛克伍德、李、洛根几家的分支从南卡罗来纳州搬到亚拉巴马州，苏珊的父亲在那里开辟了棉花种植园。丈夫死后，她带着3岁的儿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玛丽·李，还有管家艾美·莱恩，来到父亲的种植园。

苏珊瞧不上曼斯菲尔德这个未开化的城镇，这里到处留有拓荒者的足迹，充斥着家族间的恩恩怨怨，酒馆里滋事生非，没有任何古老南方的优良传统，却带着蛮荒西部的一些特征，不讲礼仪，野蛮粗暴，和她梦中的查尔斯顿相差甚远。苏珊尽最大努力不让乔舒亚染上这个城镇的恶习。终于有一天，可能是马戏团来巡演的那一天，洛根看见一个人放开缰绳稳稳地站在马背上，穿过曼斯菲尔德大街——精彩极了，完美平衡；一个自由的人，不依赖缰绳。

乔舒亚·洛克伍德·洛根长成一个少年时，外祖父开始向苏珊抱怨，孩子要被她养成娘娘腔了。乔舒亚很敬爱外祖父。“为了让他高兴，我可以把塔巴斯哥辣椒酱放在牛奶里喝。”他说。他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泳健将，参加了“查理斯大力士”的健身课程，随后还去了印第安纳的卡尔弗军事学校念中学——因为他的母亲在1917年和那里的一名教师霍华德·F.诺布尔上校结了婚——并成为一名拳击手。受到诺布尔上校的鼓励，他在拳击场上刻苦训练，陆续赢得排级、连级、营级甚至团级的拳击冠军称号。后来他将《紫藤树》（The Wisteria Trees）一剧献给诺布尔上校。然而每一次他赢得比赛，手被裁判高高举起时，他总是埋怨自己，“噢，上帝！”——获胜意味着他不得不和其他人争夺打斗，而他恨透了这一点。

卡尔弗的课程结束后，母亲又把他送进普林斯顿大学，因为该校“很不错”，“酗酒现象要少得多”。在那里他成了三角俱乐部[4]的主席。毕业后，又在莫斯科师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戏剧导演。六个月后，洛根在纽约定居，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戏剧导演。诺布尔上校去世后，母亲来到纽约，和他住在一起。后来，当他同时导演两部剧作时——晚上在新泽西排一部，另一部白天在纽约——他的母亲每天早晨都会在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带着一品脱橘子汁儿迎接他。一个和他很熟的朋友说：“乔舒亚摆脱母亲的唯一办法，就是进精神病院的大门——那门一直是锁着的。”

1941年，由于极度劳累，情绪低沉，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不得不住进费城的一家疗养院。1942年年末，他重返百老汇，成功地导演了《朱庇特》（By Jupiter）。1953年，在排演《好心的先生》（Kind Sir）期间，又与代理人和律师争论米切纳[5]的小说《莎扬娜拉》（Sayonara）的电影版权问题，结果使他又一次精神崩溃；一年后，他恢复了健康，成功地导演了另一部剧作《范妮》（Fanny）。

九年过去了。在《猛虎》一剧的排演中——它是由彼得·S.费尔伯曼的小说《没有曙光的地方》（A Place Without Twilight）改编成舞台剧的——乔舒亚逐渐发现，这个故事，尤其是其中的角色，总会勾起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他同时感受到来自演员的“威胁”，特别是克劳迪娅·麦克尼尔，他觉得她的一举一动酷似艾美·莱恩。他会记起曼斯菲尔德——那是他的心病和儿童时期复杂心理的根源。有人曾揣测，这出剧是他承受不了的一次重游故地。可他需要这部作品成功，此外还有好多事等着他做，有日常生活的琐事，也有筹集资金的要事。他和妻子内达收留的两个孩子正在私立学校读书，东河旁的豪华别墅需要维修，还有他的剧组，他的电影公司，他的司机，他的厨师，他的心理医生——他每周有五个早晨得去拜访，还有康涅狄格家的宽敞庭院和修剪精美的花园需要照看。虽然洛根每年在此有50万美元的进项，但还是有点入不敷出。有一天晚上《猛虎》排练结束后，洛根精疲力竭地离开剧院时说：“我拼命工作，就是为了那该死的花园和心理医生！”

他对演员并不严厉，当他们接不上台词时，他仍保持耐心。他教给他们“西南部”的发音：“在那边人们把路易斯安那说成‘路艾兹爱那’。”他总是努力缓解（或至少试着）演员们的紧张情绪，讲一些他从前在百老汇导演其他剧作时的趣事，说起《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玛丽·马丁，谈到《罗伯茨先生》（Mister Roberts），他充满了激情；至于说到导演《猛虎》一剧，能否成功地将它搬上舞台，他没有把握，所以随时都欢迎任何演员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我不是操纵木偶的人，”他对演员们说，“我只是个编导，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观众，一个朋友，一个给予人们鼓励的人；没有人惧怕我——或者因为我而发火。”

结果，在排演的第二周，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幕的部分台词有所改动，演员们必须忘掉旧台词，记住新台词。而且他们还不满意那个象征着老虎、四处徘徊的小男孩的主要角色给了阿尔文·艾利，一个舞蹈演员。洛根的许多同事，每天坐在黑暗的剧院里看着台上的一切，脾气都变坏了。

“真该死！乔，阿尔文走路一点也不像猛虎！”

“是的，”洛根承认，“他有点儿像尼金斯基[6]。”

“你得找黑人马龙·白兰度来演那个角色。”

“是的。”洛根说。

“三周后就要上演了！”

“我的天啦！”费尔伯曼叫道。

“好了，别着急。”联合制片人奥利弗·史密斯说。

“我很着急。”洛根说。

第二天，艾利和黛安娜·桑德斯排演调情的一幕，戏中黛安娜曲线毕露，不时扭动屁股。演完后，艾利突然奔向舞台的另一边，躲在幕后的一个角落，将脸埋起来。整个剧场顿时鸦雀无声，一秒钟后，慢慢地，一阵高亢的狂笑声在剧院里回荡，很快变成一种无法抑制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呜咽。每个人都惊呆了，所有人都一动不动——舞台上和整个乐队。

最后，本来坐在剧场后面的彼得·费尔伯曼，急忙冲向过道，快步走向第七排的洛根。

“乔瑟，”费尔伯曼低声说，“你得做点儿什么了！”

“我能做什么？”洛根一边说，一边用手搔着他那花白的头发，“他只能自己走出来。”

“排这出戏我需要点安定。”坐在过道对面的助手乔·柯蒂斯说。

“问题是……”洛根说，“我会把药都吃掉的。”然后他摇了摇头。艾利还在抽噎，克劳迪娅在安慰他。洛根对柯蒂斯说：“你知道吗，我从这儿得到了一种错位的愉快。阿尔文所做的正是我想做的——躺下来大哭一场！”

但洛根、费尔伯曼、奥利弗仍然认为艾利能演好这个角色，至少他看起来相当适合：有一身健美的肌肉，比桑尼·利斯顿还要强壮；再说，现在去找一个演猛虎的人为时已晚。洛根觉得，如果剧本写得再感人些，或许演员会更有信心。因此，随后的三天，洛根和费尔伯曼躲在台下的一个小屋里修改剧本——删掉了一些书卷味太浓的情节，观众可能想看一些打斗的片段。

“洛根到底在哪儿？”克劳迪娅嘟嚷着。那是制片经理戴维·格雷监督排演的第三个上午，克劳迪娅仍然对洛根午后早早离开了剧场而愤愤不平，她觉得“有礼貌才能受到尊敬”，他起码也得让她知道那天他不会来了。洛根在其他地方修改剧本，放下排演不管，克劳迪娅怒火中烧。其他演员在台下围住她，这情景就像戏中的一个家庭一样，她吼道：“洛根应该在这儿！我们不能没有导演！”

“我们的面子要丢光了。”黛安娜·桑德斯说。

“那他也一样！”克劳迪娅怒气冲冲地说，“如果这次演出失败，要是把责任推在我身上的话——哼！他也不敢——我就打电话给《邮报》的萨利·哈蒙德，或者给《论坛报》那个家伙——他叫什么来着？就是娶了那个女演员的——摩根斯顿，就是他，我要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听他的那九个笑话！什么‘路艾兹爱那’。三天了，连他人影也没见！”

其他人都频频点头，她接着说：“剧本应该在晚间改！他晚上到底在搞什么鬼？狗屎！人们都以为我在《阳光下的葡萄干》[7]中已竭尽所能，再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不，那不公平……我吃够了苦头，和一群毛孩子一块演戏，还得为我整个种族负责，我在这儿干了30年了……这个人，洛根，却连他妈的人影也不见！”

几分钟后，门开了，洛根走进来，而后跟着费尔伯曼，拿着刚改过的第一幕剧本。洛根挥了挥手，从舞台侧翼的台阶下来，向正厅走去，走到剧场后面。克劳迪娅一直盯着他，她等待着，不到十分钟，她看到了机会。

克劳迪娅正念着她的独白，瞥见洛根和费尔伯曼在耳语。这就好像艾美·莱恩抓住了乔舒亚刚伸进甜饼罐的那只小手。克劳迪娅勃然大怒，她朝着联合制片人奥利弗·史密斯喊道：“洛根先生在讲话，我演不下去了！”

“我没有讲话。”洛根从后面大吼，声音尖锐而气愤。

“你在讲话。”克劳迪娅说，“连你说什么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没讲话。”他坚持道，“是别人在讲，不是我！”

“是你在说话！”她喊到，耸起双肩，咄咄逼人地盯着他，“我念台词的节奏都被你打乱了！”

“你瞧，”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奥利弗坐的地方，对她说，“我不想惹你生气！”

“是你在生气，不是我！”她说。

“好吧，我受不了！”

“你是想让我走么？”她带着挑衅的口吻问道。

“你看，”他温和地说，“这儿的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你这样发火我真的受不了。你想让我们怎么办，不演了？”

克劳迪娅转过头去，又耸起双肩，踱来踱去。

“现在，”洛根试图缓解一下气氛，因为他注意到台上的其他演员像被固定了的、哑掉的雕像似的站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回去重新开始？”

“我办不到，”她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乱了我的节奏。”

“噢，奥利弗，”洛根呻吟着，他的手放在前额上，“我不能忍受别人发火！”

“好了，”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是我的问题！”洛根尖声叫着。

剧院里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幸好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她慢腾腾地走开一点，就像一个相扑运动员等待裁决一样。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过后，大伙的怒气消了一点，克劳迪娅又念起了她的独白。戴维·格雷喊道：“落幕！”大家都松了口气。到了休息的时间。

洛根手揣在衣袋里，站在布斯剧院外面，秋日的冷风掠过他花白的长发。他说：“我对克劳迪娅的诸多容忍是因为我信任她，欣赏她的创造才能，我不想让它冻结，虽然我知道我和她之间有隔阂。

“你知道吗，”他接着说，“每当艾美·莱恩生气时，她的脸就变得死灰；她高兴时，脸色是棕色的，有时是紫色的。她生气时总是吓唬我，高兴时又总是帮助我，给我穿衣，系鞋带，给我缝扣眼儿。现在，我拿到这个剧目，总好像看见了艾美·莱恩死灰的脸。我真想帮她——我必须帮助她——理顺那些具有创意的鞋带和扣眼儿。有时，我真不知道我是否强大到可以帮到她。”

他沿着剧院旁的舒伯特大道，边散步，边做着深呼吸。“这很有趣，”最后他说，“导演这部戏实际上我还是很高兴的，或许是因为黑人。从某种角度讲，至少，我在弥补……别人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带来的那种感觉。我小的时候很想成为一名黑人，我记得他们甜甜的笑容、温柔的声音，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自由自在。他们可以赤着脚，光着身子肆无忌惮地疯跑，他们用不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用不着每周去三次教堂，用个时髦点儿的词说，他们用不着去‘符合社会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缓缓地说，“他们统治着我们——把我们禁闭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他们比我们强大，弱者的强大；只是他们并非弱者，他们拥有忍辱负重的力量。”

洛根又回到昏暗的剧院。台上还在排演，背景是路易斯安那简陋的房屋，演员们在灯光下穿过花园。克劳迪娅的声音柔和了许多，因为几天前嗓子受了轻微的损伤。但这幕戏快结束时，她又扯开嗓门喊开了。洛根和蔼地说：“克劳迪娅，轻声点。”

她没回答，只是和台上另一个演员小声嘀咕。

“克劳迪娅，小声一点。”洛根重复说。

她假装没听见。

“克——劳——迪——娅！”洛根大叫，“你不是在报复吧，克劳迪娅？”

“是的，洛根先生。”她用一种柔和但讽刺的口吻说道。

“我受够了，克劳迪娅！”

“是的，洛根先生。”

“别再说‘是的，洛根先生’了！”“好的，洛根先生。”

“你这个无可救药的粗鲁女人！”

“是的，洛根先生。”

“你这头野兽！”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兽小姐！”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兽小姐！”

突然，克劳迪娅不说话了，她意识到他在叫她野兽；她脸色变得死灰，目光冷峻，她一字一顿地说：“你——在——辱——骂——我！”语气表明了她严正的立场。

“噢，上帝呀！”洛根拍着脑门。

“你——在——辱——骂——我！”

她像一块巨大的岩石一样站在那里，一脸怒气，看他会做什么。

“奥利弗！”洛根喊，转向奥利弗。他正将他瘦长而结实的身躯陷在椅子里，就像狐狸待在洞里一样。他不想说任何可能冒犯洛根的话，他是他的老朋友；他也不想让克劳迪娅从过道那头冲过来把他这瘦长的身躯撕成两半。

“奥利弗！”洛根接着说，“我真不知该拿她怎么办，她就像是这里的女皇，或者其他……”

“你才是女皇！”她迅速甩过一句话。

“好了，行了，我是女皇，”洛根已经没有精力再吵下去了，“现在我们做点什么？”

“你再找个女演员。”她说。

“好吧，不错，”洛根说，“不错，”他重复着。“我们不演了，我们可以……”他沿着过道走开，似乎要离开剧场的样子。

“你看。”克劳迪娅急忙说。他停住脚步。

“你瞧，”她又重新说，想到要是不演这个剧本了，其他演员就没活干了，这可全是因为她。“我有丈夫，我可以把火气撒在……我在这个剧院待了30年了……要是我罢演的话……没有人敢动我一跟手指头，并且……”

她继续唠叨着，洛根知道她不会走了；他本可以再和她周旋一会儿，让她束手无策，但他没有；相反，他朝舞台走过来，爬上去，快步走向克劳迪娅，张开双臂，拥抱了她，他的白胡子压在她的脸颊上。富有戏剧性的是，她也伸出她那健硕、黑黝黝的胳膊拍了一下他后背的白衬衫，并将他拉近。

两人言归于好，差点流下眼泪。这两人身材高大，但是心地温柔。他们突然和解了，柔和的灯光照在他们的身上。演员们聚在四周，打着口哨，拍着双手欢叫着。

然后克劳迪娅愉快地放开了他，握紧了拳头微笑着说：“可是，等演出结束后，我要打烂你的嘴！”

“演出结束后，”他也笑道，“你是逮不到我的！”

“我会逮到你的。”她发誓。

“恐怕你得花很多时间。”他说，“因为我会消失的！”

这幕过后，在最后两周里，排演的质量大大地提高了。没有人说该剧会引起轰动，但至少会正式演出。下一次，如果克劳迪娅再向他发火，她不敢肯定他是否还会原谅她，因此她安静下来了。当然洛根也不想找麻烦。当克劳迪娅在台上排练时，如果他想呼吸新鲜空气，也不能从舞台上的门出去（她可以看得见），只能走进剧场的后面，那里很黑，克劳迪娅看不清他。这个小小的动作让他想起从前：他得拿掉四个门闩，打开一把锁，蹑手摄脚地，这样或许会溜出曼斯菲尔德的家，期望艾美·莱恩不要发现。回来时，他也得悄悄地。这时他是安全的。

洛根和克劳迪娅的关系改善了。除此之外，剧本也精彩了许多；阿尔文·艾利也掌握了演猛虎的技巧，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了，这一部分功劳还得归于洛根的帮助。小阿尔·弗雷曼饰演艾利羸弱的兄弟，总有些幽默滑稽的片段。另外两人的加盟更是锦上添花——格罗克尔·李·布朗，扮演一个邪恶的牧师敲诈艾利；保罗·巴利，演员里唯一的白人，同另外五名演员竞争一个路易斯安那肮脏的乡下佬的角色，最终他赢得了这个角色。其中有一位是洛根的老相识，演过《罗伯茨先生》。洛根热情地接待了他的“罗伯茨”老友，但很快发现，与其说他在演乡下佬，不如说是在演一个海军军官，因此洛根握住他的手：“非常感激你，鲍勃，但我想来想去，从年龄的角度考虑，你不适合这个角色。”然后对费尔伯曼说，“你不能总想着过去，是吧，彼得？”

“确实不能，乔。”费尔伯曼不动声色地说。

但如果能回到从前，洛根宁愿回到《罗伯茨先生》演出的日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那真是令人兴奋的幸福时光，和年轻的悲剧小说家托马斯·黑根一起度过，合作了这部剧。洛根说，因为“我是个肥胖的躁狂抑郁患者，黑根是个消瘦的躁狂抑郁患者”。在一次狂欢的聚会上，两人手脚摊开躺在一块红、黄、蓝相间的地毯上——那是内达从码头旧货商店买来的——匆忙地完成了第二幕。该剧本在百老汇上演了1157场。

那时，霍华德·林赛[8]说洛根是个天才。稍后，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9]说上帝赐与了洛根伟大导演应该具备的一切素质——一双洞察戏剧音乐作曲及其走向的慧眼，一副聆听对话和措词的耳朵，一种使公司和谐运作的魔力，一份对剧本进行分析、评论、修改使之完善的才能。剧作家保罗·奥斯本[10]说道，洛根不可能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从臭水沟里捡烟屁股，而不抓住那孩子，并告诉他再捡时要捡好一点的。

1949年5月，黑根结束了其写作生涯，溺死在浴缸里，年仅29岁。洛根总是念念不忘《罗伯茨先生》的辉煌。他给儿子起名为托马斯·黑根，并保留着那块红、黄、蓝相间的旧地毯，把它供放在康涅狄格的家中。

从那以后，荣誉接踵而来——《南太平洋》《紫藤树》《野餐》——但他仍然认为《罗伯茨先生》是他导演生涯的最高峰。他缓慢而略带伤感地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53年，洛根回到路易斯安那，在新奥尔良上演《好心的先生》，同时还在争取《莎扬娜拉》的电影版权。随后，似乎是在转瞬之间，他有天回到了曼斯菲尔德，在那片棉花种植园里徘徊，看着外祖父没有砍掉的紫藤树。接着，他又来到外祖父为他和妹妹建造的游戏房“欢乐洞”，当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就已经爬了进去。后来他驱车回到新奥尔良，住进了德保罗医院。

在《猛虎》上演前一周的一个夜晚，洛根穿过第三大道回寓所时说：“你问我何时能不再去看心理医生了？呃，我真的不知道。你问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快乐和幸福？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波澜起伏，不尽人意？我想这得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给自己定了个永远都不能超越的标准。我永远都不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出色——永远不能站在马背上，双臂放在胸前，穿越曼斯菲尔德大街。”

但这并不意味着洛根在晚年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自豪地说：“最终我没有成为‘乱踢狗屎的人’。你知道什么人‘乱踢狗屎’对吧？就是那些谦卑羞怯的坏家伙，其实是装出来的。”他做起了示范：手插在衣兜里，脑袋耷拉着，拖着双脚走路。“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绝对不是这样，尽管母亲对他有点失望。有一次他告诉她自己得了普利策奖（因创作《南太平洋》剧本），她提醒儿子说那可是与人合写的，意思是让他明白，她是知道合作获此殊荣和单独获奖是有区别的。

“无论怎么样，”洛根继续说，“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知道我有能力对付不测，我知道我能使人们充满信心，我能使一个犹豫不疑的人不再怀疑。我知道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曾感到绝望，如果听之任之，只能扼杀希望，因此我努力带来希望，消除绝望。当我感觉灰心时，我用意志打败它，如果我能的话——有时我也做不到——但我懂得，假如我在导演时感到恐慌，这个作品肯定会失败。我曾给那些被认为无法被指导的演员做导演，像玛莉莲·梦露。我知道她需要被爱，受人尊敬，并得到关注，我办到了。无论她表现得多么恐慌，我仍然会做到冷静又耐心。

“但是，”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能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如果我能自由自在，我想我能够写作……要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写得更多，我不会停止写作。但现在我的思维好像都堵在这儿了。”他用左手掐住了喉咙说，“我还有一种想法——只是一种理论——如果我写书的话，母亲肯定会高兴的，或许她早就这么想了。也许我会变得和父亲一样，我会死去。”

在剩下的一段路里洛根沉默着，一直到回位于14楼的豪华寓所，男管家把他迎进去。隔壁的内达正等着他。内达人很精神，脸上挂着微笑，是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她是他第一部百老汇巨作《查利的姑母》（Charley’s Aunt）的首席女主角。在洛根沉浮的岁月里，她始终如一地支持着他。当洛根去另一个房间时，内达谈起了他们17年的婚姻生活。1945年12月8日，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他们举行了非宗教结婚典礼，然后驾车回到纽约把喜讯告诉洛根的母亲苏珊。据内达回忆，苏珊当时说：“好吧，这事儿不挺好吗？我们还是喝点雪利酒吧。”

那段日子，内达一直住在五十六街东111号的伦巴第旅馆，洛根的母亲住在五十六街东102号；现在内达住在五十二街东435号，而苏珊住在五十二街424号。“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和诺布尔夫人离得一样近。”内达微笑着——一个优秀的女演员才有的微笑。

乔舒亚回来时，听见我们在谈论他的母亲，就和内达一块讲了很多有关苏珊·诺布尔的故事。

这些故事他们一直津津乐道。乔舒亚记得有一次收到母亲的信，告诉他有个亲戚被应征入伍，派到北卡罗莱纳的布拉格堡。在“杜鹃花盛开时”的北卡罗莱纳当兵真是件好差事！

内达讲起几年前大家一块回查尔斯顿，他们去了公墓，洛克伍德·李和洛根家族的先辈都长眠在此。看到墓碑上那些名字，那些她一直崇拜的名字，苏珊突然像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那样，优雅而快乐地转着圈儿。看见内达拿着照相机，苏珊拉过乔舒亚，站在一位很特别的祖先的墓碑旁，让内达留影。“站这儿，乔瑟，这儿。乔瑟站得远了些。”苏珊厉声说，“站在多萝茜旁边……她很重要，是她让咱们俩成了表亲。”

他们又讲了一些苏珊的故事，最后乔瑟总结说：“噢，她会把你们迷住的！”

“她76岁了，”内达说，“她会活得比我们这些人都长。”

“你应该见见她！”洛根说。

几天之后，在一个不合时节温暖起来的秋日，苏珊·诺布尔给我们打开了她公寓的门。在她身后的壁炉里，熊熊的火焰烧得正旺。“早上好。”她带着点英格兰口音微笑着说，“希望你们别介意我生火。”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干净利落，灰蓝色的眼眸，黑发中夹着几缕白发梳到脑后，一张温和的脸，显得很活泼，看起来不到50岁。走廊里悬挂着诺布尔上校的画像，腰板挺直，可以看出他在军队里拥有显赫的地位。另一面墙上，是一张威廉姆·布莱克的版画。起居室里放着从南方种植园运来的家具，有些已经传了好几辈人了。她给我们倒上咖啡，端来了饼干。经我们要求，她给我们看了自己所珍爱的家庭相册。此刻她那双机警的眼睛立刻充满了神采，她的手轻轻地翻着，声音很激动。

“瞧，”她指着穿着将军服的小乔舒亚，微笑着说，“粉色的缎面，我自己做的……这是小玛丽……这是我母亲的语音老师，她不是很漂亮吗？……这是，这是我的姨祖母……再看这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我很崇拜他，他是我的一个表亲，亨利·李！……这位，是我的外祖父，姓李，约翰·巴赫曼·李，以纪念老博士约翰·巴赫曼。你知道，他是阿杜邦的一个朋友，他有很多鸟也叫巴赫曼……蹲在约翰·麦克亨利·内勃斯旁边的是宁录，这个小狗的名字来自《圣经》那个了不起的猎人宁录……”提到她的父亲，她停顿了一下，“他认为我把乔瑟管得太严，但乔瑟长大了，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父亲还觉得我把乔瑟教成个女孩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个男子汉，儿童时代起他就是个小男子汉。我尽我所能把他培养成男子汉，这就是我所做的！当然我不会打棒球。”她说，“可是，我还是觉得男子汉有权享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然后她的目光又回到相册上。“看，”她说，眼睛又一次亮起来，“这是卡洛琳·多萝茜·洛根，乔瑟的曾祖母……这是，这又是乔瑟……这儿，我想，是内达……”

12月22日，周六的夜晚，人们西装革履——就好像要留影一样——等在布斯剧院外来观看《猛虎》的演出。苏珊·诺布尔很早就来了；内达随后也到了，身穿红色锻面礼服，披着毛披肩；洛根的助手乔·柯蒂斯、奥利弗·史密斯，还有彼得·费尔伯曼，他在裁剪得体的燕尾服上衣袋里插了支康乃馨；还有理查德·罗杰斯、卡尔森·麦克库勒斯、杰弗里·赫尔德和苏珊·拉玛·洛……

“乔瑟在哪儿？”联合制片人罗杰·史蒂文森问内达。

“高烧102度[11]。”她说。

此时，洛根正在家里躺着，只有孩子们和他在一起。他记得这是自他的戏剧上演以来，第一次在演出当晚病倒。他脸色苍白，很安静。他说，圣诞节过后，他会带上内达和两个孩子去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度假。再接下来做什么，他还没有打算。这一年困难重重，他轻轻地诉说着诸如此类的话，直到11点，电话响了。

“亲爱的，”电话那头传来内达的声音。他可以听见人们碰杯的声音，“亲爱的，迪克·罗杰斯想和你说话。”

“嗨，乔瑟！”

“嗨，迪克！”

“听着，乔瑟，今晚的演出，我绝不扯谎，棒极了！”

洛根似乎激动得讲不出话来。

“千真万确！”罗杰斯接着说道，“我认为这是你这些年来最棒的作品。精彩至极，无法形容我有多喜欢它！”

“哦，迪克，”洛根几乎快乐得流下眼泪，“谢谢你，迪克……谢谢你。”

内达又接过电话，然后费尔伯曼、奥利弗，还有其他人分别和乔舒亚通了话，都说《猛虎》的首场演出完美至极，观众非常认同。

当时纽约报业正在罢工，洛根是坐在床上看电视评论的。《国际先驱导报》的沃尔特·克尔很欣赏其中的几个情节，但不是所有；《泰晤士报》的沃华德·陶布曼欣喜若狂，做了一年中他最富激情的评论；其他评论不一，但是电视播音员以“令人尊敬”的语言结束了节目。

洛根期待的正是这样的“令人尊敬”。他需要的不是票房收入的激增，他经历过很多次了；他真正需要的，他怀疑自己从来也没得到过。

但至少他不是“乱踢狗屎”的人，不过谁又知道？或许很快一些年轻的天才导演也会导演出他们的《罗伯茨先生》。于是洛根又躺回他的大床上等待内达的归来。三天后，他带着内达和孩子们去了阿卡普尔科。

开演53场以后，这部作品落下了帷幕。

* * *

[1] 乔舒亚·洛根（Joshua Logan, 1908—1988），美国话剧导演、电影导演、作家。

[2]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Tiger, Tiger, Burning Light），语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著名诗作《猛虎》（Tiger），这里采用的是徐志摩的翻译。

[3] 出自《友第德传》（Book of Judith），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旧约》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圣经》中没有这篇，算作次经。它讲述了古代亚述帝国侵占以色列国时代，犹太民族的女英雄友第德断头杀死入侵的外敌首领赫洛弗尼斯的故事。

[4] 三角俱乐部（Triangle Club），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生剧团。

[5] 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 1907—1997），美国作家，出版了四十余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小说和传奇故事，代表作有《南太平洋》《夏威夷》《大篷车》等，曾获普利策奖。

[6]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tslav Nijinsky, 1890—1950），波兰裔俄罗斯芭蕾舞蹈家和编舞家，以非凡的舞蹈技巧和对角色的深刻刻画而闻名。他是当时少数会足尖舞的男性舞蹈演员，具有惊人的跳跃能力。

[7] 《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美国百老汇首位黑人女话剧作家、导演罗兰·汉斯布理（Lorraine Hansberry, 1930—1965）的话剧作品，讲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一家住在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试图摆脱种族歧视，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故事。该剧于1959年首演，共上演了530场，并获得了四项托尼奖提名。

[8] 霍华德·林赛（Howard Lindsay, 1889—1968），美国戏剧制作人、编剧、词作者、导演、演员。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与拉塞尔·克劳斯（Russel Crouse, 1893—1966）合作所创作的音乐剧《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剧本，并因此获得了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

[9] 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 1895—1960），美国著名音乐人、词作家、音乐剧制作人、导演。他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 1902—1979）合作为《音乐之声》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10] 保罗·奥斯本（Paul Osborne, 1901—1988），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改编剧本《伊甸园之东》《南太平洋》等。

[11] 约合38.9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