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带那个了不起的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听说他爸是个渔民，过去可能和我们一样穷，他会理解我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

刚刚有些春意，大马哈鱼汛还未到，正是打鱼的淡季。旧金山的老渔民们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在码头边修船补网，晒太阳，拉家常，消磨时光。看到有个蓝眼睛的漂亮姑娘停下来拍照，他们脸上都露出了微笑。她大概25岁的样子，一件红色高领毛衣，恰好衬托出她的健康活力。她把飘逸的金色长发向后拢了几下，才按下快门。渔民们羡慕地看着她，对她品头论足。姑娘显然没听懂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讲的是西西里方言；她也没察觉到，在迪马乔饭店二楼俯视码头的阳台落地窗后，有一位身穿深色西装、长着灰色头发的高大男子正凝视着她。

看着她渐渐离去，消失在刚从山上乘缆车下来的一群游客中，他才重新坐回到饭店桌旁，喝完茶，又点上一支烟，这已是半小时内的第五支了。正是晌午11点半。其他桌子还无人光顾，从酒吧里传来的唯一声音，是一个酒贩对领班刚说的话的嘲笑声。后来，那个酒贩夹起手提包，向饭店门口走去，走到餐厅门口，往里张望了一眼，喊道：“乔，回头见！”乔·迪马乔转过身，朝他招了招手。顿时，屋里又恢复了平静。

51岁的迪马乔看起来颇有些与众不同。他身高6.2英尺，衣着讲究，指甲修剪得无可挑剔。岁月流逝，可他依旧气质非凡，犹如往昔在球场上的风采。饭店里现在还挂着一幅20年前他在扬基体育馆比赛时脚跟触垒时的画像。他头顶上的头发已日渐稀少，但并不显得稀疏；额头上虽已爬有皱纹，却为他增添不少风度；他的眼神曾像斗牛士那样悲壮忧郁，如今却闪烁着柔和安详的光彩。此刻，他正一支支不停地吸烟，来回踱步，不时地往窗外楼下的人群中张望；可以看出，压力又一次袭来了，因为人群中有一个他不想见到的人。

迪马乔是在纽约结识他的。那人这周到旧金山后，曾给迪马乔打过几次电话，但他都没有回复。迪马乔根本不相信那人在做什么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此人一定企图打探他的私生活和有关前妻玛丽莲·梦露的事。迪马乔决不允许。对于妻子的过世，他一直悲痛欲绝。然而，由于他一直把这种痛苦埋藏在心底，一些人并不知道他对此事仍然很敏感。一天晚上，在一家豪华俱乐部，一位醉醺醺的女士晃晃悠悠地走到迪马乔桌前，想与他搭讪。迪马乔没有理会她，于是那女士喊道：

“好吧，不就因为我不是玛丽莲·梦露吗！”

开始，迪马乔对她的讽刺置之不理。可当她得寸进尺，又说了一次时，他强压怒火说道：“是的——我希望您是梦露，可您不是。”

他的语气让她平缓了下来，她问道：“是不是我说错了话？”

“是的，”他答道，“现在请您让我清静一会儿。”

码头上的朋友们都很了解他。在和陌生人谈话时，他们都会十分谨慎，如果稍一疏忽，辜负了他的信任，他虽不会当面责怪，但可能从此与之绝交。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不想让流言蜚语再诋毁亡妻的名誉。他仍然深爱着她，妻子去世后，他每天都让人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直到“永远”。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渔民对迪马乔的身世了如指掌。他们记得，他小时候帮父亲清理渔船，少年时偷跑出去用一只破桨当球棒在附近的沙地上打棒球。人们都称他蓄着小胡子的父亲为齐奥·佩佩，当他发现此事后，怒不可遏，大骂儿子懒惰、不中用。1936年，迪马乔成为纽约扬基队的一员。当打完第一个赛季的比赛，凯旋回到旧金山时，他被渔民扛在肩上在码头上游行，这时他父亲齐奥·佩佩又和人们一样，为他欢呼雀跃。

老渔民们还记得，1951年退役回乡后，迪马乔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莲住在码头附近。有时清晨，他们会乘着迪马乔那艘“扬基号”快速帆船出海钓鱼。这艘船现在还静静地泊在船坞里。傍晚时分，他们会坐在码头边聊天。渔民们知道，他们有时也发生争吵。有人看见，一天晚上玛丽莲歇斯底里地大哭着从码头那边跑过来，乔在后面追赶。渔民们装作什么都没看见，那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他们知道，乔想让她留在旧金山，远离好莱坞的那些骗子。可她非但不理解，反倒大发脾气。“她只是个孩子。”渔民们说。即使现在，迪马乔还对洛杉矶及那里居住的许多人都深恶痛绝。迪马乔与昔日好友弗兰克·辛纳屈断绝了来往，因为在玛丽莲生命最后的几年内辛纳屈与她很要好；他对迪安·马丁、彼得·劳福德及其前妻帕特里夏非常冷淡，原因是在他们举办的一个晚会上，帕特里夏把玛丽莲·梦露介绍给了罗伯特·肯尼迪，当晚他们多次共舞。乔听说了这件事，但并没有往心里去。他的好友们讲，他那时把玛丽莲看得很紧，他们正打算复婚；可在实现愿望之前，她已香消玉殒。迪马乔禁止劳福德夫妇、辛纳屈及许多好莱坞人士参加她的葬礼。当梦露的律师抱怨迪马乔把她的朋友都赶跑了时，迪马乔冷冷地答道：“如果不是她的那些朋友鼓动她继续留在好莱坞的话，她现在可能还活着。”

现在，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旧金山度过。每天，当游客注意到饭店的名字时，就问码头上的人是否见过他。他们会说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但今天早上没有见他，可能他马上就到。于是，游客们会沿着码头游览，走过卖蟹的小摊，头顶上的海鸥在低低盘旋。有时，他们停下观看一艘巨大的蒸汽船驶向金门大桥。令他们遗憾的是，大桥被涂成了红色。然后，他们会去蜡像馆，那儿有一尊真人大小的迪马乔身着运动服的蜡像。过了马路，他们可花上2.5美分望一下那个银质望远镜，镜头对着阿尔卡特拉济斯岛，过去那里是个联邦监狱。在游客转回来时，又问是否看见了迪马乔。尽管渔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迪马乔的那辆蓝色英派拉车已停在饭店停车场上，他们的答案还是没有看到他。有时，当游客进饭店用餐时，会见到他坐在角落里为人签名，他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而有时，像今天上午，当从纽约来的那个人要来拜访他时，迪马乔也会变得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那人踏上台阶往餐厅走时，看见迪马乔站在窗边，正对饭店经理查尔斯·弗里夏吩咐事情。他不想贸然进去，先让迪马乔的一个侄子通告了一声。迪马乔得知他来了，便迅速转身离去，消失在通往厨房的一个出口处，只把弗里夏留在餐厅里。

那位拜访者站在大厅里，不知所措。一会儿，弗里夏走过来，他问道：“乔走了吗？”

“谁？”弗里夏说道。

“乔·迪马乔！”

“没看见。”弗里夏说。

“你没看见？他刚刚就站在你身旁！”

“那不是我。”弗里夏说。

“就是你站在他旁边。我看见了。就在餐厅里。”

“您肯定弄错了，”弗里夏又郑重地说，“那不是我。”

“你别开玩笑了。”那人气冲冲地转身，从饭店里面出来。然而，还没到他的车前，迪马乔的侄儿便赶上来，对他说：“乔想见你。”

他又走回来，料想迪马乔正等着他。但等着他的却是迪马乔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低沉有力，紧张急促，像连珠炮一样：“你侵犯了我的权利。我没让你来，我想你应该有律师，你肯定有律师，叫你的律师来！”

“我是以朋友身份来的。”那人解释说。

“这与此事无关，”迪马乔喊道，“我有自己的隐私，我不想受到侵犯，你最好找个律师来……”迪马乔停了一下，问道，“我侄子还在那儿吗？”

不在。

“你在那儿等着。”

不一会儿，迪马乔来了，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身着深色西服，白衬衫，灰色丝质领带上夹着银质带夹，这身装束使他更显挺拔。他大跨步地走到那人面前，递给他一个未启封的航空信封——从纽约寄来的。

“拿着，这是你的。”迪马乔说。

迪马乔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一言不发，点了支烟，等候着；他跷起腿，头向后微仰，仿佛是在展示他的鼻子的优雅轮廓：鼻尖高耸，大鼻孔，鼻梁柔和，真是一个出众的鼻子。

“你看，”迪马乔镇定地说，“我从不干涉别人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别人也不干涉我的生活。我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是些私事，我不想让人知道。即使你跟我的兄弟们打听，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因为他们都不太了解。关于我的事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了解……”

“我不想给您惹麻烦，”那人说，“我想您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迪马乔打断他，“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喃喃重复道，语气变得缓和了些，“我只想平静地生活。”

这时，他好像觉察到自己在暴露隐私，忽然站起，看了看表。

“我迟到了，”他说道，语气又变得严肃起来，“我迟到十分钟了，是你让我耽搁了这么久。”

于是那人离开餐厅，穿过马路，信步往桥上走去。渔民们正在收网、聊天，看上去悠然自得。他看了一会儿，掉头往回走。当他向停车场走去时，一辆蓝色英派拉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乔·迪马乔从车窗探出身子，问道：“有车吗？”语气特别客气。

“有。”那人答道。

“哦，”迪马乔说，“我本想送你一程的。”

乔·迪马乔不是出生在旧金山，而是在马丁内斯，一个位于金门大桥东北部25英里左右的小渔村。他父亲齐奥·佩佩离开迪马乔家族世代捕鱼的故乡巴勒莫附近一个名叫费明的小岛，在马丁内斯定居下来。但在1915年，当听说旧金山码头附近渔业资源丰富时，齐奥·佩佩携家带口，离开马丁内斯，开船来到这里，乔当时才1岁。

迪马乔一家刚到旧金山时，那里恬静安适，风景如画。但在码头上，利益的竞争如水中的潜流般凶险。破晓时分，渔船就驶往波浪汹涌的入海口；然后，渔民们又得急忙收网驶回，希望能赶在其他船之前靠岸，把打到的鱼卖个好价钱。二三十艘渔船同时抢一块浅滩停泊，所以渔民必须对水中的每块暗礁都了如指掌。当然，他们还得学会如何对付那些批发商和饭店采购，因为他们总是让渔民相互压价，最后把价格杀到最低。后来渔民们也变得聪明了，他们组织起来，预先约定每个渔民能打捞的最高限额。可是，总有人像鱼一样从不吸取教训，于是就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渔网被撕破，鱼被浇上柴油，家门口也被插上警告标志。

齐奥·佩佩到来时，这种状况几乎结束了。齐奥·佩佩希望他的五个儿子都能继承父业当渔民，但其中只有最年长的两个儿子——汤姆和迈克尔这样做了，三儿子万斯却想去唱歌。万斯少年时歌唱得特别好，引起了大银行家A.P.詹尼尼[1]的注意。他有意送他到意大利学习声乐和歌剧，但是，迪马乔一家一直举棋不定，就这样断送了万斯的音乐家前途。后来万斯去了旧金山海豹队打棒球，体育记者们常把他的姓写错。

在万斯推荐乔入队之前，他的名字一直被写成多马乔（De Maggio）。乔的入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后是他们最小的弟弟，多米尼克，同样十分出色。三个人同在联盟赛中打球，有些记者喜欢称乔为最好的击球手，多米尼克是最好的外场手，而万斯则是最佳歌手。卡塞伊·施滕格尔[2]曾说：“万斯是我见过的唯一的在一场球被三振出局三次而不脸红的球员。球赛后他竟然能吹着口哨去俱乐部。所有人都为他难过，可他总认为自己还挺不错的。”

从球队退役后，万斯还做过酒保，送过牛奶，甚至还当过木匠。他现在的住所在旧金山以北40英里处，房子有一半是他自己动手修建的。他34年的婚姻生活一直温馨和睦，膝下已有四个孙儿。他的柜子里还挂着一套为乔量身定做的西服，他从未想过改一改，使自己穿上时合身。当有人问他是否嫉妒乔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不，乔可能还想得到我所拥有的东西呢，尽管他不承认，但这可能是他渴望的。”几个兄弟当中他最羡慕迈克尔：“他是个粗人、空想家，但却是个真正的渔民，他不想在乔的饭店干活，或从乔那儿沾点光，他只想要一条大点儿的渔船，只想自己赚钱买条大点儿的渔船，但他却从未得到它。”1953年，迈克尔从船上落水身亡，那时他才44岁。

齐奥·佩佩于1949年去世，享年77岁。他去世后，62岁的长子汤姆——他的四位姐妹中还有两个比他大——成了这个家庭名义上的家长，负责起1937年开业的乔·迪马乔假日饭店。在乔卖掉了他所有的股份之后，汤姆和多米尼克成了饭店的共同所有人。几个兄弟当中，多米尼克头脑最灵活，在与波士顿红袜队对阵时，人们送他一个“小博士”的绰号。他在生意上的成就更印证了这一点。现在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波士顿郊区一座新潮的豪宅里，他名下的制造纤维缓冲材料的公司去年的收入就超过350万美元。

乔·迪马乔与寡居的姐姐玛丽相依为伴。他的家，一幢棕褐色的石屋，静静地伫立在离码头不远处的一条街上。30年前，他为父母买下了这幢房子。父母过世后，他与梦露成了这里的主人。现在房子由玛丽照料。这位女士身材苗条，气质文雅，有着一对深色的双眸。玛丽的居室在二楼，乔住三楼。迪马乔卧室旁的一间小屋里挂满了他打球赢得的各种奖杯和纪念品，卧室衣柜上摆着许多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楼下的起居室里还挂着一幅梦露的小画像。迪马乔十分钟爱这幅画像，虽然它只展示了她的面容和双肩，但她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太阳帽，唇边温柔甜美的笑容把她衬托得天真而又调皮，这恰是他心中的梦露，也是他所希望别人看到的梦露——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他曾说过，她是“一个经常被人利用的纯朴热情的女孩”。

那些夸大梦露性感一面的照片总让他感到不快。梦露主演的电影《七年之痒》的导演比利·怀德至今难忘那戏剧性的一幕：他在纽约列克星敦大街的人群中看到了迪马乔和梦露，梦露正站在地铁站棚栏边乘凉，一阵疾风吹过，她的裙摆被高高掀起。迪马乔咕哝道：“真见鬼！”怀德回忆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死灰般的脸。”

他们于1954年1月举行了婚礼，当时迪马乔已有39岁，而梦露仅27岁。性格和年龄上的不协调虽然没能成为他们结合的障碍，矛盾却很快在婚后显露出来：他倦于社交活动，而她交际广泛；他不能容忍拖沓的习惯，而她做事却总是拖拖拉拉。他们在东京度蜜月时，一位美国将军前来拜访，想请梦露展示爱国姿态，到朝鲜慰问一下战士们。她望着乔，征求他的意见。他无奈地耸耸肩说：“这是你的蜜月，想去就去吧。”

她十几次出现在十多万士兵面前，归来后叹道：“太棒了，乔。你从未听到过那么热烈的欢呼声！”

“不，我听过。”乔回答道。

起居室里对着梦露的肖像放着一个沙发，前面的咖啡桌上摆着一个纯银雪茄盒，那是扬基队队友们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是全美最受瞩目的球员，街头巷尾的收音机整天播放着莱斯·布朗[3]的乐队为乔创作的一首歌：

……从东岸到西岸，你所看到的

全都是英雄乔的个人表演

你的荣耀永存我们心间，加油啊！

骑士，不要把脚步放缓，乔……乔……迪马乔，

你永远为我们冲锋陷阵……

1941年5月中旬，当时扬基队连输四场比赛，在最近的九场比赛中输了七场，落到排名第四，胜利场次与领先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差5.5局。5月15日，在纽约以13∶1负于芝加哥队的那场比赛中，迪马乔只在第一局击出一个安打，打击率[4]还不到.300，这让观众们大失所望，这个速度与上一年的平均打击率.352和1939年的.381相比，实在太逊色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又频频得分，出尽风头。5月24日，在扬基队与波士顿队的比赛中，比分以5∶6落后。迪马乔上场不久就上了二垒、三垒，战果不断扩大，直至比赛胜利。扬基队乘胜追击，连胜十场。那时他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即使迪马乔自己，直到7月中旬战果扩大到连胜29场时，才意识到他已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报纸开始大肆渲染他的成功事迹，公众轰动了，每篇报道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他的赞美和祝愿。迪马乔连续命中，纪录不断刷新。比赛消息一到，电台播音员会立即中断原来的节目，开始播放迪马乔的最新战报，然后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歌：“乔……乔……迪马乔，你永远为我们冲锋陷阵……”

偶尔迪马乔会在头三次出场时无法打出安打，比赛气氛会立刻紧张起来，似乎他马上会错过一个再建奇功的良机。可他似乎总有回天之力。他击出的球，或是弹在场地左边围栏上，或是从投球手的两腿间呼啸而去，或是从跳起的两名内垒手头顶飞走。在取得第41局胜利之后，在华盛顿一日双赛的首场比赛，平了乔治·西斯勒在1922年创造的美国联盟赛纪录。但就在第二场比赛开赛前，一名观众潜入扬基队的休息室，偷去了迪马乔心爱的球棒。第二场比赛中，迪马乔不得不用他的另一支球棒，结果比赛中两次平飞球、一次高飞球被接杀。当比赛进行到第七局时，迪马乔手握队友送给他的一支旧球棒，击出一个漂亮的安打，也击破了西斯勒的纪录。这样如果再在三场中打出安打的话，他就能打破连续44场击出安打的大联盟赛纪录。这个纪录是威利·基勒在1897年代表巴尔迪摩出赛时创造的。

报纸上登出了寻找丢失球棒的启事。一名来自纽瓦克的男子懊悔地认罪，并把球棒送了回来。7月2日，在扬基体育馆内，迪马乔把球直击往左外野，一记本垒打！纪录被打破了。

在接下来的11场比赛中，他都击出了安打，一直凯歌高唱。但到了8月17日，在克利夫兰的一场夜间比赛中，歌声戛然而止，67468名观众亲眼目睹了他被两名克利夫兰投球手阿·史密斯和小吉姆·巴格比击败的惨剧——而那天克利夫兰队场上的英雄实际上是三垒手肯·克尔特纳。在第一局，肯·克尔特纳右边斜冲出去，在三垒底线内接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反手球，把迪马乔封杀出局；在第四局时，迪马乔被保送上一垒；可到了第七局，当他把球猛击向肯时，肯又接住了它，迪马乔再次出局；到了第八局，迪马乔狠狠地把球向游击手方向击去，球猛跳了一下，劳·鲍德罗用肩停球，并迅速传给二垒守垒员，造成了双杀。就这样，迪马乔的好运在第56场时突然终止了。但纽约扬基队仍以17场的优势遥遥领先于对手，锦标赛冠军已是囊中之物，而摘取各种国际系列赛事冠军头衔也易如反掌了。所以，同年8月，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队友们精心为他组织了一个庆功晚会。他们频频与他干杯，并献上了送给他的礼物——一个蒂芙尼牌的纯银雪茄盒，就是现在摆在旧金山他家起居室里的那个。

迪马乔下楼吃早餐时，玛丽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烤面包和茶。他灰色的头发还未梳理，但因修剪较短，所以并不显得很零乱。他向玛丽道了早安，坐下来打了个哈欠，点了支烟。他的睡衣外罩着一件蓝色的浴衣。还不到8点，他今天有许多事要做，现在看上去心情还不错。一会儿，他与大陆电视有限公司的总裁有个会晤，这是个遍布加利福尼亚的连锁零售机构，迪马乔是它的合伙人兼副总裁；之后，他要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再去参加一个午餐会，如果午餐会拖得不久，而他又不是太累的话，他也许会去赴个约会。

迪马乔拿起晨报，没有一下子就翻到体育版，而是从头版的新闻开始读起。1966年的人口危机，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政府被推翻，学生们焚烧了征兵卡（看到这儿，他摇了摇头），流感横扫加利福尼亚全境，等等。他又扫了几眼八卦专栏，还好，今天他榜上无名——前不久，报纸刚报道了他与一位妙龄空中小姐约会的消息，甚至还披露他与一名叫多丽·兰的舞女共进晚餐，她是威斯卡的一家舞厅的玻璃箱子中“疯狂摇摆的歌星”。当他翻到体育版时，一篇有关米奇·曼特尔受伤、无法重返赛场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

所有这一切都恍如昨日。曼特尔的辉煌运动生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看起来似乎是大势所趋。鲁斯[5]被迪马乔替代，迪马乔被曼特尔替代，而现在却找不到替代曼特尔的年轻有力的击球手，所以扬基队的老板竭尽全力想说服他不要退役。他们还在1965年9月18日为曼特尔举行了盛大的庆典。这天，曼特尔收到了价值几千美元的礼品：一部汽车，两匹小马，免费到罗马、拿骚、波多黎各旅游的机会。迪马乔亲自飞抵纽约，在有5万球迷参加的盛会上隆重推出体坛新星：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天，对于崇拜者来说，那几乎成了个圣日。他们蜂拥而至，早早地挤在大看台上，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新体育圣人的加冕仪式。天主教纽约总教区的斯贝尔曼主教也在到场嘉宾之列，连约翰逊总统都发来了贺电。纽约市长正式宣告把那天命名为“曼特尔日”。鲁斯、格里希和霍金斯三人纪念碑前的空地上集结了一个交响乐队；大看台上，白色旗帜在初秋的微风中高高飘扬，上写着：“米奇，不要退役！”“米奇，我们爱你！”

举旗的是几百个男孩，是曼特尔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当然，看台上还坐着许多中年人，他们挺着啤酒肚，头发都已开始谢顶。在他们的脑海中，迪马乔依然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有些人或许记得，一个月前，在扬基体育场举行的赛前老明星表演赛中，迪马乔把球击到了左边观众席上，顿时成千上万的观众站立起来，雷鸣般地欢呼不已——伟大的迪马乔又回来了！他们欢呼雀跃，又焕发出了青春。这一切都恍如昨日。

可在9月阳光明媚的今天，这个米奇·曼特尔的庆祝日，迪马乔没有穿他的5号球衣，也没把他灰白的头发用那顶黑色棒球帽盖住；他穿着一件深色西服，白衬衫，戴着蓝色领带，静静地站在扬基队队员休息室的角落里，等待雷德·巴伯[6]介绍他出场。主持人巴伯正站在本垒旁的银色麦克风前。外场上，盖伊·隆巴尔多的皇家乐队正演奏着柔美的轻音乐。练习区和内场之间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场地管理员正驾着两辆满载礼品的马车转来转去——一根六英尺长、100磅重的希伯来香肠，一杆温切斯特步枪，一件送给曼特尔夫人的女式水豹皮大衣，一套威尔森高尔夫球杆，一个水星牌的95马力外置发动机，还有足够享用一年的巧克力和糖果。迪马乔点起一支烟，但却用手挡了起来，好像生怕被休息室旁边的那些男孩子发现似的。他探步抬头，向休息室外张望。耸立在眼前的是绿色的大看台，似乎有一英里高似的，上面挤满了攒动的人群，他看不到一线蓝天，只能看到一张张跃动的面孔。这时候，主持人的声音响起来：“乔·迪马乔！”全场立刻爆发出阵阵欢呼，而且声音越来越响，在宽阔的体育场大厅间回荡。他一下子踩灭了香烟，跨上了休息室的台阶，健步走入球场柔软的草坪。5万多名观众的欢呼声仿佛微风般拂上他的面颊，10万多只眼睛正注视着他！他大步向前走去，在短短的一瞬间，他闭上了双眼。

米奇·曼特尔的母亲正站在前面，她面带微笑，胸前别着一朵兰花。迪马乔亲切地伸出手，挎起她的胳膊，带她径直走向麦克风前，麦克风旁的内场上已站满了一排达官显贵。迪马乔挺直身躯，面无表情地站着。这时，欢呼声逐渐静了下来，体育场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曼特尔现在还站在休息室门口，穿着队服，一只脚踏在最后一级台阶上；扬基队队员们都站在他的两旁，等庆典仪式一结束，他们就要与底特律老虎队一决高低。这时，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笑着走了进去，后面跟着两名年轻的助手，都是高个子，鬈发，蓝眼睛，长着一样的雀斑。场上第一个注意到参议员肯尼迪的是吉姆·法利[7]，他咕哝道：“是哪个白痴把他给请来了！”许多人都听到了他这句话。

托茨·肖尔[8]和站在法利旁边的委员会会员们都回头往休息室里张望，迪马乔也不例外，他的眼神冷冰冰的，可他什么也没说。肯尼迪在休息室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与队员们握手，但没走到场上来。

“参议员先生，”扬基队老板强尼·基恩说道，“您为什么不坐一会儿呢？”肯尼迪笑着摇了摇头，仍旧站在那里；后来，有个扬基队队员问肯尼迪是否能把他的一个亲戚从古巴弄到美国来，肯尼迪马上把助手叫来，让他把详细情况写在记事本上。

球场上，庆典还在继续，送给曼特尔的礼物还在一件件地往上堆——一辆摩伯莱特牌轻便摩托车，一个手推式烧烤架，还有足够享用一年的果仁咖啡及口香糖——扬基队的队员们还在注视这一切，罗杰·马里斯在其中似乎有点儿闷闷不乐。

“我说，罗杰，”默里·奥尔德曼[9]一边晃动手里的录音机，一边叫道，“我给你录个30秒的带子怎么样？”

马里斯气冲冲地摇了摇头，嘴里骂骂咧咧的。

奥尔德曼又说：“花不了你多长时间！”

“你怎么不问理查德森？他可比我会说。”

“我知道，可我就想问你……”

马里斯又骂了几句。可后来，他还是走了过来，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他称赞曼特尔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球员，胆识过人，球艺精湛，无人匹敌。

15分钟后，站在麦克风前的迪马乔开始了他的讲话：“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这位1951年在中场取代我的人，”话音未落，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响起了口哨声和欢呼声，掌声雷鸣，经久不息。曼特尔向前跨上一步，站了出来。他和妻子孩子站在一起，摆好姿势，让蹲在前面的记者们拍照。在简短的致谢辞之后，他转身与站在近旁的嘉宾们一一握手，参议员肯尼迪也在其中。五分钟前雷德·巴伯在休息室里认出了他，并把他介绍给了观众。肯尼迪与曼特尔站在一起让记者拍照，然后与曼特尔的孩子、托茨·肖尔、吉姆·法利及其他人握手。肯尼迪一路握手地走了过来。迪马乔见他马上快到自己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后退去。没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动作，肯尼迪似乎也没注意到，从他面前快步走过，继续和人们握手……

迪马乔饮尽茶杯中的茶，放下报纸，上楼去换衣服。不一会儿，他就下了楼，与玛丽告别，驱车去赴约会。在旧金山市中心，电视零售公司的合伙人们正等候着他。迪马乔虽然不是亿万富翁，可自他从棒球场上退役之后，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多个大公司的董事会中都有一席之地，并且收入颇丰。去年他还在旧金山准备与人合伙创立国家渔业银行，尽管这个投资项目没有实施，但他的机敏才智常常使那些只把他当成棒球运动员的商人深感钦佩。许多大棒球队都希望他来做经理，可他一一拒绝了，他说：“我自己的麻烦就够多的了，怎么能再为25个运动员负责呢？”

所以，除了一些公众活动外，目前他与棒球的唯一纽带，就是在纽约扬基队到佛罗里达集训时当击球教练。他这周日就去，还有三天的时间。当然，这得等到他把行李收拾好之后才行。收拾行李现在对他来讲并不是件易事，因为他常把衣物分放在两处——一部分挂在家中的衣橱里，一部分放在一个叫雷诺的酒吧的更衣室里。

雷诺酒吧位于旧金山市中，那里的灯光昏暗，墙上挂着一幅迪马乔挥棒击球的画像，以及一些其他体育明星的画像。这里的常客大多数是体育界和新闻界人士，迪马乔与他们都是老交情了，所以在一些话题上，往往能较为随意。除了这里，只有在个别的几个场合，迪马乔才能如此放松。酒吧的老板叫雷诺·巴索佐基尼，51岁，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灰白的头发自然鬈曲着。35年前他开始在达戈·玛丽酒馆里靠拉小提琴为生，后来在许多地方做过酒保，甚至包括迪马乔饭店。现在，他大概是迪马乔最好的朋友了。1954年，在迪马乔与梦露的婚礼上，他是男傧相；九个月后，当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决定分手时，雷诺马上赶到洛杉矶，帮迪马乔打理行装，并开车把他送回旧金山。那一天，雷诺永生难忘。

有几百人挤在迪马乔与玛丽莲租住的贝弗里山上的一幢房屋外：有些记者爬上了树，从窗子往里窥视；有些藏在草坪的玫瑰丛后，任何从屋子里走出的人，立刻被拍了下来。那天报纸上的标题都意味深长——“乔妒火中烧”；“玛丽莲和乔——离家而去”——好莱坞的专栏记者们对迪马乔一直颇有微词，再次“回顾”了乔与玛丽莲之间的不和谐之处。奥斯卡·列万特[10]还说，一切都证明了没人能同时在两项全国性的消遣活动中游刃有余。雷诺·巴索佐基尼到达时，不得不从这帮无赖中挤过去。他用力敲了几分钟之后，门才打开，玛丽莲·梦露躺在楼上的卧室里，而乔·迪马乔坐在楼下，身旁放着手提箱；他神色紧张，脸色苍白，双眼布满血丝。

雷诺把手提箱和高尔夫球杆放到迪马乔的车上。迪马乔一踏出家门，记者们就拥了上来，一下子把他围在中间，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亮个不停。

“请问你要去哪儿？”他们喊道。

“旧金山。”迪马乔边说边快步走开。

“你要在那里长住吗？”

“那里是我家，一直都是。”

“你还回来吗？”

迪马乔站住了，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房子。

“不！”他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除与他有过一次短暂的争执外，雷诺·巴索佐基尼一直是迪马乔最信赖的朋友。无论是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在镇上，他总是尽可能随叫随到；有时他和另外几个中年人在酒吧里能花上几个小时等迪马乔，尽管他们知道，就是迪马乔来了酒吧，或许还是想自酌独饮，他们对此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对迪马乔，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他是个男人，却像电影明星嘉宝一样迷人。他们知道，如果你尊重他的愿望，他就会与你肝胆相照。和他约会，你决不能迟到。有一次，一个人因为找不到停车位而晚到半小时，只因为这一次，迪马乔就三个月没和他讲一句话。他们很清楚，迪马乔一般只邀请男士共进晚餐，偶尔也会有一两位年轻女士，但也都是单身女子，已婚女士绝不在邀请之列，因为她们通常闲话不停，抱怨连天，麻烦不断，所以想和迪马乔交朋友的男人们必须把妻子留在家里。

当迪马乔信步走进雷诺酒吧时，人们一眼就看到了他，纷纷向他招手致意。雷诺·巴索佐基尼笑着喊道：“瞧！击球手来了！”“扬基击球手”是迪马乔在球场上的绰号。

雷诺两天来一直在嚷嚷：“嗨，击球手，击球手，你去哪儿了？……击球手，来杯酒怎么样？”

迪马乔不想喝酒，于是要了一壶茶，这是他平时十分喜爱的饮料。当然，在约会时，他会换伏特加。

“嗨，乔，”一个体育记者问道，他正在研究杂志上的一篇关于高尔夫球的文章，“你说，为什么高尔夫球手老了就打不好推杆球呢？像斯尼德和霍根[11]，开球时都不错，怎么越打越糟呢？”

“是年龄带来的压力吧！”迪马乔从高脚凳上转过身，说道，“年龄让人变得敏感焦躁，不但高尔夫球手如此，所有50多岁的人都会这样。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把握机会了。年轻选手开球后能打出漂亮的推杆，上年纪的人会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双手发抖。谈到冒险，年轻人都愿意冒险，甚至在开车时都是这样，而上年纪的人却不敢。”

“说起冒险，”围在迪马乔身边的一群人中的一位说道，“你昨晚注意到拄着拐杖的那个人了吗？”

另一个人接着说：“哦，腿上打了石膏。”

第三个人插话道：“滑雪摔的。”

“我可不滑雪。”迪马乔说道，“滑雪的人肯定想出风头。你瞧那些人，四五十岁了，还踩着滑雪板，最后落了个断胳膊断腿，浑身缠满绷带的下场……”

“乔，那可是个性感的运动。那服装，紧身裤，在宿营小屋的壁炉，熊皮地毯——老天爷啊，没有人去那里是为了滑雪，他们是想去外面冻个痛快，再到屋内暖和暖和……”

“有道理，”迪马乔说，“我也有点儿心动了。”

“击球手，喝杯酒？”雷诺问道。

迪马乔想了想，然后说：“好吧，今晚的第一杯。”

正午时分，阳光和煦。迪马乔与电视零售商们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大陆电视公司在北加利福尼亚拥有八个零售网点，他努力说服公司总裁乔治·沙胡德降低彩电价格，以扩大销量，乔治·沙胡德终于让步，认为值得一试。然后迪马乔打电话给雷诺酒吧，问有无给他的口信。现在他正坐在莱夫蒂·奥杜尔的车里，沿着渔人码头，经过金门大桥，驶向坐落在30英里外乡下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莱夫蒂·奥杜尔是三十年代初国家联盟杯赛上最优秀的击球手之一，后来迪马乔大展宏图时，他是旧金山海豹队的领队。奥杜尔今年69岁，比迪马乔大18岁。过度饮酒使他脾气暴躁，肚子也挺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依然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汽车向高尔夫球场奔驶，迪马乔突然注意到旁边一辆车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他叫道：“看那个尤物！”奥杜尔立即转头，四下张望，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奥杜尔的高尔夫球技大不如以前了——他曾经打球时让人两杆——但他和迪马乔一样，现在还能打出八十几杆的好成绩。

如果不把球击到空中的话，迪马乔一击能打出250到280码的距离。他的推杆很棒，可背部的旧伤使他痛苦难忍，不能将臂甩起来击球。击第一洞前，迪马乔坐下来等着开球。一群大学生正在前面自如地甩臂击球，迪马乔看着，不无羡慕地叹道：“我要有他们那样的背力就好了。”

陪迪马乔和奥杜尔一起打球的，是前橄榄球明星厄尼·内弗斯和经营饭店及电影发行的两兄弟。他们坐着电动高尔夫球车在嫩绿的山坡上开来开去。迪马乔的前九洞打得极好，可不一会儿，他就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了；或许因为劳累，或许几分钟前讲的那番话触动了他。两位电影界人士中的一位对一部由托尼·柯蒂斯和杰瑞·刘易斯主演的名叫《波音，波音》（Boeing，Boeing）的电影赞不绝口，并问迪马乔是否看过。

“没有，”迪马乔回答说，然后又轻声叹道，“我已经八年没看过电影了。”

迪马乔打了几杆，球飞入了小树林。他拿出9号钢杆，准备把球削出去，奥杜尔提醒他要杆面向下，可这好像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迪马乔一击下去，球从杆的一边滑脱，像小兔子一样，从高高的草丛中一路跳到池塘里去了。迪马乔打球时一向沉着冷静，可今天，他却一言不发，把9号杆一下子扔了出去。球杆飞出去，卡在了树杈上。

“完了，”奥杜尔随口说道，“这套球杆完了。”

迪马乔走到树下。幸好球杆滑落在较低的树杈上，迪马乔站在高尔夫车上，伸手把球杆取了回来。

迪马乔慢慢摇了摇头，走向池塘边，咕哝着：“每次别人给我提建议，我都把它当耳旁风。”

一会儿，淋浴更衣之后，迪马乔和其他人开车前往十英里外，去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听说这个宴会相当有格调。可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却发现完全出乎意料，整个会场像个乡村集市，农夫们聚集在一个看上去像谷仓的建筑四周，一个警长候选人正站在门口发传单，屋内一个由家庭主妇们组成的合唱团正在高唱：“你是我的阳光。”

“我们怎么卷到这事儿里来了？”迪马乔一边往里走，一边抱怨。

“奥杜尔，”一个人说道，“都怪他。奥杜尔这个老家伙什么事都拉不下脸。”

“见鬼去吧！”奥杜尔骂道。

很快，迪马乔、奥杜尔和厄尼·内弗斯身旁就挤得水泄不通了。一位女士带着合唱团冲出来，喊道：“哦，迪马乔先生，您能光临真是我们的荣幸。”

迪马乔强装笑脸儿回答道：“女士，我也很高兴能来这里。”

“如果您早一点儿到，就能听到我们的歌声了，太遗憾了。”

“哦，我已经听到了，”他说，“非常好。”

“那太好了，”她又说，“您的兄弟多米和万斯近来还好？”

“还好。多米住在波士顿附近，万斯在匹兹堡。”

“你好，乔！”一个满嘴酒气的人靠过来插话，他拍拍迪马乔的肩膀，又捏捏迪马乔的胳膊，说道，“乔，你说今年哪个队能赢？”

“哦，我没想过。”迪马乔答道。

“巨人队怎么样？”

“你跟我想的一样。”

“你不能排除巡游者队夺冠的可能。”那人又道。

“当然不能。”迪马乔说。

“他们投球多棒呀！”

“投球当然很重要。”迪马乔说。

无论到哪里，等着他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好像他有超凡能力，能一眼看出谁是未来的新星似的。每到一处，就有上年纪的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臂，说迪马乔一定能复出打比赛，迪马乔笑了，完全发自内心。他一直努力保持他过去的体形——他节制饮食，洗桑拿，从不放纵无度。有时，他从浴室中走出来时，更衣室里那些已入暮年的老人们常常会偷偷瞥上他几眼，羡慕他胸前结实的肌肉、平坦的腹部和有力的大腿。就像年轻人的身体一样，他皮肤苍白，汗毛很少；然而，他的脸部轮廓鲜明，皮肤也较黑，那是几个假期日晒的杰作。在这样的聚会上，他总是耀眼夺目的人物——一位不朽的英雄，正如一个体育记者写的那样。记者们就是这样描述像迪马乔这样的人的，他们极少提及这些英雄是否也有常人的缺点——有的沉湎酒色，有的心怀奸诈；如果这些都曝了光，神话也就不复存在了，孩子们的梦想就会破灭，那些有钱有势的俱乐部老板也会被激怒。他们利欲熏心，指望棒球赚钱，不择手段，出卖球员就像孩子们交换印着明星卡片的泡泡糖纸那么容易。因此，棒球明星必须饰演好他们的角色，必须把神话维持下去。没有人比迪马乔演得更好了。当一个喝醉了的老人抓着他的胳膊问“乔，今年谁会赢”时，没人比迪马乔表现得更有耐心。

两小时后，宴会和讲话都结束了，迪马乔一下子跌坐在奥杜尔的车里，他们径直驶回旧金山。但是，当奥杜尔的车驶进一个加油站时，迪马乔直起身子，他看到一个红头发漂亮姑娘，正跷着二郎腿，坐在栅栏上修指甲。她22岁左右，穿着一件紧身黑裙子和一件更紧的白衬衫。

“快看那儿！”迪马乔说。

“真棒！”奥杜尔叫道。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奥杜尔忙转过身去，打开油箱盖，开始擦挡风玻璃。那年轻人穿着一件油腻腻的白色制服，胸前别着个小牌，上写着：“波特”。迪马乔一直看着那个女孩，可她却依然全神贯注地修她的指甲。他又看看波特，波特也没认出他来。油箱加满后，奥杜尔付了钱，发动汽车。波特回到他的姑娘那里。迪马乔又跌坐回前排车座上。到旧金山之前，他一直紧闭着双眼。

“我们去看看雷诺吧！”迪马乔建议道。

“不行，我得去找我老婆了。”奥杜尔回答说。于是他在酒吧门口放下迪马乔，开车走了。不一会儿，雷诺的声音从烟雾缭绕的酒吧中传来：“嗨，击球手来了！”人们向迪马乔挥手致意，请他喝点什么。迪马乔要了一杯伏特加，和围坐在他身边的人们聊了起来。约一个小时后，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离开了她的朋友，从酒吧另一边走了过来，有人把她介绍给迪马乔。迪马乔给她买了一杯饮料，还递上了一支烟。然后，他划着一根火柴，拿火柴的手颤抖着。

“是我的手在发抖吗？”他问。

“当然。”女郎说，“我的手肯定不抖。”

两天后，迪马乔将他在雷诺更衣室的衣物打点了一下，然后登上了一架喷气式客机。他斜躺在三个座位上睡了一觉。不久，当太阳在迈阿密升起时，他下了飞机。领取了行李和高尔夫球杆，把它们放在等在外面的汽车上，不到一小时，他的车就开上了两旁长满棕榈树的大道，向坐落在劳德代尔角的扬基击球手饭店驶去。

“好像我的一生都在旅途中，”他说着，眼神透过挡风玻璃，落向车外的朝阳，“我从来没有一种属于某个地方的感觉。”

到了扬基击球手饭店之后，他要了饭店里最大的套房。人们在门厅纷纷和他挥手，索要签名，并说：“乔，你真棒。”第二天早上，以及在这之后的30个早晨，他都会身穿5号球衣，准时出现在棒球场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坐在大看台上，每次他刚一露面，掌声便响起来，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看迪马乔又拿起棒球，与年轻一代的扬基队员们一起训练。这些队员当中，有许多在迪马乔叱咤风云的25年前的那个夏天还未出世，那时迪马乔连续56场所向披靡，一跃成为美国最光彩夺目的明星。

但在劳德代尔角公园里，年轻一些的观众和记者们更关注曼特尔和马里斯，几乎每天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都是有关他们的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即使他们只不过在球场上走走，记者们也会马上让他们再摆个姿势拍照；他们只要皱皱眉头，专栏作家们会立刻询问他们在想什么。

七天过后，神圣时刻终于到来了——曼特尔和马里斯将要击球了——记者们蜂拥而至，围在击球区四周，击球区在左场边线外，用栅栏和线网围着，这意味着球击出后飞行不到三四十英尺就会落入网中。即使如此，曼特尔和马里斯将要上场击球了，在这个春季，这可是头条新闻。

曼特尔首先上场。他戴着一副黑色手套，以防球棒磨破了手。他站在右边，等着一个名叫威恩·贝森的教练投球。教练投出球后，曼特尔一记猛击，球被击中，一下子飞向围网。球飞了出去，曼特尔张开嘴，大口喘气。

曼特尔不想第一天就过分表现自己，他把球棒扔在地上，转身走出了击球区。罗杰·马里斯走了进来，拾起曼特尔的球棒，在手中掂了掂。

“这鬼东西足有38盎司[12]重，”马里斯说。他把球棒扔回地上，离开击球区，走到球场另一端的休息室，找了一只较轻的球棒来。

迪马乔与记者们一起在击球区外，刚要转身离开，威恩·贝森在里面喊道：“乔，来打一记？”

“没门。”迪马乔说。

“来吧，乔。”贝森说道。

记者们都静了下来，等候迪马乔上场。迪马乔慢慢地走进击球区，拿起曼特尔的球棒。他在本垒前站好，这显然不是迪马乔常摆的那种姿势；他的手握在离球棒把两英寸之处，两脚距离不太宽。迪马乔击中贝森投过来的第一个球，出界了；动作力度不够，挥棒有些拖泥带水，背上印着号码的球衣还未在宽阔的背上展露出来。

迪马乔第二击，又出界了。接下来第三、第四、第五击，看上去很轻松，却毫无威力。贝森喊道：“乔，我一直不知道你还会怯场。”

“我现在会。”迪马乔说着，准备再击下一球。

他又一丝不苟地击了三次，等再次挥棒时，球又落空了，只有球棒划过的声音。

“噢！”迪马乔喊道。他扔掉了球棒，手掌一阵刺痛，“我就等着这一下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搓手向外走去。记者们望着他，一言不发。迪马乔既不愤怒，也不伤感，边走边对一人说道：“以前你根本不可能让我出局。”他说话时语气平静，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 * *

[1] A.P.詹尼尼（Amadeo Pietro Giannini, 1870—1949），美国银行家，美国银行（The Bank of America）的创立者。

[2] 卡塞伊·施滕格尔（Casey Stengel, 1890—1975），绰号“老教授”，美国棒球运动员、球队经理，1966年入选美国国家棒球名人堂。

[3] 莱斯·布朗（Les Brown, 1912—2001），美国单簧管、萨克斯风演奏者，乐队领队与作曲家。他的乐队“莱斯·布朗和他的荣誉乐队”（Les Brown and His Band of Renown）一直演出了六十余年（1938—2001），为全美听众所熟知。

[4] 打击率，是棒球运动中评价击球手的重要指标。计算方式是将选手击出的安打数除以击打数。一般而言，职业棒球选手的打击率在.280以上会被认为称职，.300以上则是优秀，.400以上就能算伟大了。

[5] 贝比·鲁斯（Babe Ruth, 1895—1948），美国棒球运动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扬基队的击球手，被球迷称为“棒球之神”。

[6] 雷德·巴伯（Red Barber, 1908—1992），美国体育解说员，是广播直播体育赛事时代的标志性解说员。

[7] 詹姆斯·法利（James“Jim”Farley, 1888—1976），美国首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成功的爱尔兰裔天主教背景的政治人物。他曾任纽约州民主党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且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总统起了重要作用。

[8] 托茨·肖尔（Toots Shor, 1903—1977），纽约曼哈顿著名的俱乐部托茨·肖尔餐厅的老板，广为结交众多美国名流。

[9] 默里·奥尔德曼（Murray Olderman, 1922—），美国体育漫画家、作家。

[10] 奥斯卡·列万特（Oscar Levant, 1906—1972），美国钢琴演奏家、作曲家、作家、演员。

[11] 山姆·斯尼德（Sam Snead, 1912—2002），本·霍根（Ben Hogan, 1912—1997），均为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

[12] 1盎司约为31.1035克。曼特尔的这支球棒重约1.2千克，而普通球棒的重量一般在900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