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因为贫困，他们坐着肮脏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因为无知，他们挖排水沟；他们走过纽约大街的每一天，都会有马路对面的爱尔兰人冲他们大喊：“嗨，你们这些龌龊的意大利佬，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他们不是来自达·芬奇或美第奇家族代表的那个意大利，他们大部分来自西西里岛和南方——那里到处是山羊和山区居民，到处可见肥胖的妇女，她们嘴边长着像胡须一样重的汗毛，戴着玫瑰经念珠，黑色长袍一直拖到脚踝。

从前罗马时代开始，他们似乎就在哀悼着什么：为撒拉逊人、希腊人和法国人入侵时所进行的杀戮和掠夺而悲伤，为火山爆发、疟疾横行、赋税如虎以及无休止的贫困而哀恸。最终，有很多人不堪重负，漂洋过海，来到美洲。他们中有一对来自意大利南部边陲小镇科森扎，姓卡斯蒂利亚的夫妇。他们带着一个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恐怕这小家伙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有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给他守门。

昔日的小弗朗西斯科已长大成人，成为今天大名鼎鼎的弗兰克·科斯特洛。他从未梦想过，有一天会花掉50美元买顶帽子，350美元买套衣服，竟能把27200美元忘在纽约出租车的后座上。他也从未梦想过，只要一提他的大名，警察就会惊慌失措，如临大敌，就会让成千上万的美籍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姓名多多少少感到有些不安，对别人的诽谤和提问过于敏感……

你是意大利人？

“只有一半血统。”

你是意大利人？

“法国人。”

你是意大利人？

“关你他妈的屁事儿。”

“嗨，意大利佬！”

“你和谁说话呢，你这个杂种！”

“你喜欢罗马吗，温弗雷夫人？”

“还好，就是意大利人太多了。”

“瞧，安哥罗，儿子，不要因为你是意大利人，就让他们对你发号施令。别忘记美洲就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的，是意大利人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当意大利将其辉煌的艺术贡献给世界时，那些该死的英国人还像野蛮人一样住在山洞里，把脸涂成蓝色……”

和其他那些父母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律的农民的孩子一样，弗兰克·科斯特洛也是在纽约的贫民窟里长大的。他们的母亲完全相信上帝，他们的父亲则依靠那些受过较好教育但并不怎么可靠的意大利同乡，即那些招募意大利人到建筑工地干活的包工头。同样盲目的信念让他们笃信，用不了几年，普里莫·卡尔内拉就会击败马克斯·贝尔[1]。这些父亲们矮小卑微——个头小当不了警察，只能干些捡垃圾、修地铁的活儿。他们中有些人宁可去乡下种地，还有些人搬到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去推装满石头的独轮车上山造房。当他们气喘吁吁又大汗淋漓地爬上宾夕法尼亚安布勒的一座小山头时，路旁不知谁家的鹦鹉会刺耳地朝他们叫道：“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他们真想夜间偷偷溜进去宰了那只鹦鹉，但却从没这样干。相反地，他们夜间回去喝酒，喝得昏昏欲睡。

为什么你不走正道呢，弗兰克·科斯特洛？

为什么你不拿起铁锹和对上帝的信仰，到建筑工地去干活？

科斯特洛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像很多农民的儿子们一样，他瞧不起父亲的卑微和无能，不愿去父亲的杂货摊干活儿，想不费劲儿就赚大钱。1908年，16岁的科斯特洛离家逃学，后因人身伤害和抢劫罪而被捕。1912年，他又以同样的罪名入狱。两次入狱他都谎称自己叫卡斯特洛。1914年，他领结婚证时，称自己出生时姓科斯特洛，职业为管道工。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被判监禁十个月，当时他谎称自己叫弗兰克·萨韦里奥，职业为暖气管道装配工。然而，当他在普通刑事法庭接受审判时，又谎称叫斯泰勒。他几乎从不讲真话。

1923年他开始非法贩运私酒。他曾是臭名昭著的前码头工人大比尔·德怀尔的手下，参与指挥了从加拿大非法贩运杜松子酒的大规模贩私行动。那时他们买通了一些见钱眼开的海岸警卫队队员，用装备了防弹钢板和机关枪的十几艘快艇贩运私酒。有一次，科斯特洛的快艇偶然偏离了航线，闯进了一次快艇竞赛——他率先驶过终点，然而又继续航行。据说在禁酒期间，德怀尔-科斯特洛的地下贩运私酒网不仅向东海岸供应了不少的威士忌，而且还大量地贩运到芝加哥及整个中西部。

警探们开始跟踪科斯特洛。他们走访意大利人聚居区，打听他的情况。但街坊们都闭口不谈。在这个街区，即使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当着50个人的面杀人，他们也会对警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正如他们不会向9世纪的撒拉逊征服者、10世纪的拜占庭王朝的希腊人和13世纪残暴的法国人出卖同胞一样，这些人也不会向20年代的纽约警察告发他们的同胞。对所有外来权势的不信任让他们学会了沉默的艺术——这是几百年来忍辱负重练就而成的。同时，他们也学会了接受最糟糕的现实，因为这是他们在西西里岛和科斯特洛的故乡科森扎继承的遗产。仅在1903年一年内，科森扎有记录的山体崩塌就有150余次；几乎在同时，一场恶毒的葡萄芽寄生虫病侵袭了整个地区的葡萄藤，很快波尔多产的葡萄酒就垄断了整个世界的酒业市场。1807年，科森扎瘟疫猖獗，800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这种灾难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173年，疟疾致使一个托马斯·贝克特匪帮的在逃杀人犯威廉·德·特拉西丧命；而在公元410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后不久也因此而毙命。

“如果有统计数据，”出生在人烟稀少但美丽如画的意大利南方的历史学家诺曼·道格拉斯写道，“就可能证明霍乱是致使意大利南方精神生命衰微凋零的主要因素。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要在这种瘟疫、贫困，让人无法忍受的赋税和无尽的折磨中生存下来，农民们就得依靠他们的智慧，时时保持沉默，伺机报复，就像那群复仇的西西里人一样。1282年，一个法国士兵在一名巴勒莫少女的婚礼上奸污并杀害了她，为此西西里人屠杀了驻扎在那里的全部法国驻军。在威尔第的歌剧院里，此次事件被大肆渲染。据说黑手党的出现就是受这一事件的启发。黑手党成员结成同盟，发誓为任何一个受害的兄弟复仇。他们永不寻求警方的保护，永不向司法当局泄露任何有关该组织或成员的事情，一旦有谁向警察告密，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惩罚。

这就是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背景。即使今天，一本旅游指南在讲到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贫穷边陲小镇时还这样写道：“当你在卡拉布里亚的旅馆住宿时，一旦发生争执，应采取‘友好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遵循这种方式，但又不能做得过火。这样，你在旅店里的地位就会渐渐地改变，从客人变成朋友、兄弟。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表明你既不无知也不懦弱——而无知和懦弱在南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可以是伪造证件犯或危险的杀人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这种事也是一种生计，与别的行当并没什么两样……”

因此，在20年代的纽约，在布鲁克林的哈莱姆意大利人居住区和曼哈顿的桑树街，警察问不出半句话来。警察走后，男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我们不想找麻烦。”他们都一致认为，科斯特洛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儿。法律找他的麻烦，只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一旁看着炉子、永远顺从的妻子们也会点头同意。女人们把意大利面条和酒推到丈夫的面前，开始恳求说：“行了，吃饭吧，吃饭吧。”他们屋子里的墙都粉刷成了白色，收音机上放着圣母的雕像，到处都有十字架。

弗兰克·科斯特洛本人也觉得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1925年，他成为美国公民。每当别人问起他的职业时，他都一本正经、响亮地答道：“做房地产的。”

禁酒之后，科斯特洛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包括经营老虎机、赌博以及非法贩运苏格兰威士忌。当市长费奥雷洛·拉瓜迪亚下令纽约警方收缴老虎机并把它们扔入大海时，科斯特洛把他的那些运到了新奥尔良。这多亏了参议员休伊·朗的协助，他在1936年表示希望为路易斯安那的孤儿、寡妇和盲人们筹集到一笔额外的资金。科斯特洛雇用了盖格曼家的两个男孩做老虎机赌博业务的老板和收款员，他们是他的妻弟，以前都是开出租车的。

“杜德利·盖格曼恐怕是我听说过的最节俭的人。”报道犯罪事件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向政府申报的年纳税收入高达10万美元，可他还住每月40美元房租的房子，分期付款买家具，为每周付给女佣的六块钱而斤斤计较。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怀疑这大部分钱都属于科斯特洛，杜德利只是帮助科斯特洛逃避高额税赋。然而，他们并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

毫无疑问，到了30年代，科斯特洛已有了退隐江湖的念头。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而被捕入狱十个月，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铁窗生涯。据说1929年芝加哥情人节大屠杀事件后，弗兰克曾以个人名义邀集各路黑帮老大聚会亚特兰大。在这次聚会上，他慷慨陈词，晓以利弊，终于让各路黑帮老大认识到了携带武器和相互仇杀的愚蠢。他极力主张帮派间应尊重彼此的地盘。至于他本人，则开始涉足纽约政界，并为他支持的政客参加竞选出钱出力。据称1942年去过科斯特洛顶层公寓的政客中还有后来当上纽约市市长的威廉·奥德怀尔。但那时科斯特洛的名声还不怎么坏。1942年7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称科斯特洛是名“运动员”。在他位于长岛的豪宅里，他总是谦逊有礼，不失幽默。他还是一位模范丈夫。他为他旧名洛蕾塔·盖格曼的犹太妻子在第五大道的高级时装店开立了赊购账户；当妻子在约翰先生商店花241.91美元买了三顶帽子和一块手帕时，他什么也没说。

科斯特洛把成千上万的钱捐给了慈善机构、教堂和成群的乞丐。他从来不用为钱担心，他有许多来钱渠道。有人说他与丹迪·菲尔·卡斯特尔[2]在路易斯安那州合伙开了一家名叫“贝佛利俱乐部”的饭店赌场，每年能领取高达1.8万美元的薪金，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俱乐部到底做什么工作。

“你做什么工作得到那份薪水的，科斯特洛先生？”在后来的一次调查中，一个犯罪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问他。

“唔，”科斯特洛说道，“我帮忙联系各类演出，还为他们拉些生意。换句话说，如果谁去路易斯安那，我会给他推荐一个地方。他们都信赖我。我还可以给俱乐部推荐一些风格各异的演出。”

“你是怎样搜罗那些演出的？”

“你瞧，”他说，“如果我听说有好的演出，我就过去，边吃饭边观看。如果我觉得好，就会打电话给他们说，‘这里有场很棒的演出’。”

“你推荐什么样的演出呢？”

“乔·路易斯，索菲·塔克[3]。还有很多大腕儿明星的节目。”

“向夜总会推荐这些知名人物不需要行家吗？”

“噢，当然需要。我不认为我是个行家。但好的演员也会变糟。没有表演内容，他们就走下坡路。如果他们有新的表演内容，你就可以举荐它。”

“那你做不做准备或审阅表演内容这类事情？”

“不。我只是负责联络。然后，如果我喜欢，就告诉他们我喜欢这样的表演。”

“为此你就能每年拿到1.8万吗？”

“没错。”

弗兰克·科斯特洛使警察们对他无可奈何。“科斯特洛，”赫伯特·阿斯伯里[4]写道，“已经成功地成为美国黑社会所能造就的最神秘的人物。纽约市和联邦警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过调查。实际上，自从1920年中期起，他们一直在对他进行调查，但总的来说，科斯特洛太狡猾了，使调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死胡同，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都拿他没办法。”

科斯特洛的电话被联邦调査局监听，照片也上了联邦毒品署的黑名单；市长拉瓜迪亚称他为“无业游民”。然而，科斯特洛在中央公园西边的寓所里存放的现金从没少于5万美元，他付钱给其他匪徒帮他做事。纽约的侦探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对他进行跟踪，但他总是设法使自己保持清白。他们跟踪他到华尔道夫酒店，在那里他经常与政客名流们共进午餐；他们跟踪他到巴尔迪摩的蒸汽浴室，在那里他和詹姆斯·A.法利、汉克·格林伯格、吉恩·滕尼、伯纳德·金贝尔[5]以及几十位大名鼎鼎的高级主管同在一个房间里洗桑拿；他们跟踪他到理发店，在那里理发店服务员都巴结他，给他修剪指甲，搽粉打理，像奴隶一样地围着他转，渴望得到一笔可观的小费；他们跟踪他到中央公园，在那发现矮小敦实、西装笔挺的科斯特洛在观赏大自然的奇观，研究变化多端的气象，观看动物园围栏里的各种动物；他们再跟踪他到沃尔曼纪念滑冰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此还写过这样的报道：“中央公园里的沃尔曼纪念滑冰场吸引来了很多名流显贵，包括赌徒弗兰克·科斯特洛。据说他从不滑冰，只是在滑冰场边看一会儿，然后就嘟嚷着走开了。”

从三十到四十年代，对于其他移民来说，生活好过了一点儿。宾夕法尼亚安布勒那只尖叫着“意大利佬”的鹦鹉已死掉。还有很多值得人兴奋的事情：迪马乔兄弟表现完美；平扎[6]一夜之间红遍全国；阿莉达·瓦利成为美国银幕上第一位意大利裔电影女演员，而且并不仅仅因为她的“双峰”；曼哈顿的羔羊俱乐部一时也大发慈悲，为这里的擦鞋匠比亚乔·韦卢兹举行了盛大晚餐，并赠送戏票给他。被人们常称作“墨菲”的比亚乔说：“这些羔羊喜关（欢）我，我也喜关（欢）这些羔羊。”

在全国各地，那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推车工和砖瓦匠的儿子们都已有了自己生意兴隆的建筑公司。以前为球员捡球的球童已成了俱乐部的专家里手，并能在星期天午后穿上白色的帆船夹克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乡村俱乐部，喝酒签名记账，无须立刻付款。意大利裔男学生仍然对他们长长的名字感到尴尬，甚至会羡慕黑人的简短名字，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改名，因为这是一件关乎家庭荣誉的事情。或许是他们意识到改掉名字欺骗不了任何人，或许是他们从一位老意大利职业拳击手那里得到的教训。他原先叫约瑟夫·卡罗拉，后来改名为约翰尼·邓迪。但从那时起，人们都把他叫成“苏格兰意大利佬”。

“二战”造就了一批非常先锋但却短命的英雄，如功勋卓著的飞行员唐·真蒂莱。军旅生活给意大利裔美国男孩带来一种国家归属感；他们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舞台已不再限于天主教教区、工会和由橄榄油出口商资助的布鲁克林保龄球队了。

“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家住布鲁克林拉尔夫大街的下士军官丹杰洛说，“当我们开到那不勒斯和罗马时，那里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叫我‘美国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美国人……”

最终，这些西西里和南方移民的儿子们（有些人的父母还曾在1910年雅各布·里斯反映桑树街贫苦生活的照片里出现过），都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有些是受科斯特洛的提携，有些则是得益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庞大选民人数。就这样，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涌现出了一代政治家，他们从来不敢确定他们竞选获胜仅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或“虽然”他们是意大利人。

然而，坐上法官的宝座，像牧师一样身穿黑色长袍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同样，作为一名吻别妻儿、登上火车、前往首都的国会议员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尽管他们身穿闪亮的深色西服、雪白的衬衫，佩戴温莎领结，脚蹬黑色尖皮鞋，人们却不会把他们误认为东部精英。

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些年来的个人抱负就是得到人们的尊敬。当1949年他被邀请出任救世军筹集资金委员会的副主席时，这一抱负似乎马上就要实现了。当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是蒂芙尼公司总裁沃尔特·霍温，他曾致函科斯特洛说委员会正在寻找“纽约的重要人物”担任领导职位，并说委员会“非常渴望”能获得科斯特洛先生的加盟。

科斯特洛收到这份邀请函后万分激动。受宠若惊之余，他将信函拿给他的律师乔治·沃尔夫看。沃尔夫觉得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他打电话给那个委员会问道：“你们知道这个科斯特洛是谁吗？他以前可是一名私酒贩子。”

沃尔夫回忆道，救世军当时完全清楚科斯特洛以前是干什么的，但是如果能得到科斯特洛的任何帮助，他们还是很乐于接受的。于是科斯特洛在科帕卡瓦纳俱乐部举办了一次入场券为100美元的慈善募捐冷餐会，邀请了纽约的许多名流，其中包括曼哈顿区长雨果·E.罗杰斯和多位最高法庭法官及纽约政界要人。他用这种方式募集到3500美元，加上自己的6500美元，他总共为救世军募集到1万美元的捐款。

当报界获悉这次冷餐会的消息，并将出席者的名字公诸于众后，引来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争论。那些出席者的结局都不怎么好，人们推断他们是科斯特洛的保护伞和代言人。科斯特洛的处境每况愈下，愤怒的公众反应如此强烈，迫使官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眼见自己的这次公关行动失败后，弗兰克·科斯特洛再也不想抛头露面了。根据沃伦·莫斯科在周日《纽约时报》上撰文讲，科斯特洛“策划罢免雨果·E.罗杰斯在坦慕尼协会[7]的领导职务，挑选卡尔米内·G.德萨皮奥作为其接班人。他希望德萨皮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受人尊敬的领导人，这样公众就能忘掉科斯特洛，他就能脱离政治干系和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黑道人物，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高尔夫了”。但莫斯科先生接着写道：“1951年受审之初，科斯特洛曾请求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得尊重我的基本权利和原则，我恳求你们把我当人对待’。但参议院犯罪调查委员会对他的乞求置之不理，决意要査清他过去干过的一切非法勾当。”

就这样，科斯特洛出现在该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他坚决不同意让脸在电视上曝光，摄像机只好对准他那因紧张而不时敲打桌面的手指，给那些坐在家中的观众上演了一组手指芭蕾。他被审问了几个小时，摄像机一直在拍他的手指。有天晚上，一个烟草经销商表示，如果科斯特洛能在摄像机前给他们的品牌做广告，他会得到一大笔钱。但一直抽英式卵形香烟的科斯特洛一口回绝了。然而他告诉委员会，即使让他的手指在电视上露面，他也觉得难受；另外，他的喉咙也不舒服。

“科斯特洛先生作证时思维敏捷，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病人。”律师反驳道。

“让我作证时，”科斯特洛沙哑地说，“我想讲实话，可是我的脑子现在不转了。”

除了不情愿出庭作证，科斯特洛还脾气暴躁，无精打采。

“科斯特洛先生，”最后律师高声喊道，“你听到证词了吗？”

科斯特洛的灰色眼睛闪出愤怒的火焰，太阳穴旁的深灰色头发都立了起来。“我不准备再回答任何问题了，”他坚决地说道，“我要走了。”

弗兰克·科斯特洛跟着他的律师朝大门走去，转眼间消失了。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登出了这样的标题。

《科斯特洛公然蔑视参议院，听证会上甩手离去》

《科斯特洛因蔑视法庭而面临被捕》

《科斯特洛的律师称身体欠佳、闪光灯与摄像机影响证人作证》

退庭是不理智的，他做得过火了。他在全国观众面前这样做，参议院是永远不能宽恕类似的公然挑衅。科斯特洛很快以蔑视法庭罪被判入狱18个月。

但即使在狱中，科斯特洛也照样令法律对他束手无策。他仍然抽着英式卵形香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把它们带进来的。他吃着牛排——外面乌黑，里面深红，就像他在21俱乐部点的一样。当然掩盖牛排的来历是不可能的了。几年之后，尽管身陷囹圄，他仍能支配着他那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并为他的律师爱德华·本内特·威廉姆斯创造了奇迹。

一次，威廉姆斯去监狱探望科斯特洛时，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科斯特洛察觉到后问道：“有什么事儿让你烦恼，威廉姆斯先生？”

威廉姆斯解释说这天晚上他和妻子想请岳父母出去庆祝他们的55周年结婚纪念日，他曾向他们保证能拿到《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戏票，但曾答应过给威廉姆斯搞票的那个工作人员——这个人过去一直很有办法——此次却突然变卦，说没办法了。

“威廉姆斯先生，”科斯特洛说，“你应该告诉我，或许我可以帮忙。”

威廉姆斯承认，他从未指望一个囚犯可以在最后关头帮他搞到四张抢手的百老汇歌舞剧票。

科斯特洛耸了耸肩膀。

那是下午5点钟。

当威廉姆斯回到旅馆房间时，他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时，一个宽肩、帽檐低垂着的男人咕哝了几句什么，递过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当晚《窈窕淑女》的四张戏票，然后迅速地消失在大厅里。

在科斯特洛被囚禁的日子里，移民的孙辈们渐渐长大，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名字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对周围环境中的一些矛盾冲突感到困惑。这些孩子在家里听到的是一套，而在外面听到的却是另一套：非意大利人编的课本，教堂里的爱尔兰牧师的传道，学校信奉新教的教务长的训话，犹太自由主义者的社论以及街头巷尾的各种议论……

“那些意大利人，都一个德行……”“他们怎么不把科斯特洛遣送回……”

而意大利人却纷纷议论：

“他们在找科斯特洛的麻烦，只因为他是……”

“老天爷，如果他们要是这样对待犹太人，那么犹太人的反诽谤组织早就……”

弗兰克·科斯特洛几乎从不为自己辩解。新闻记者问他怎样赚了这么多钱时，他一贯的回答通常是“无可奉告”或者“我不靠《圣经》发财”。不过，他曾经向一名记者解释过：“瞧，我是个投机商，但我不会在别人不需要我的时候出手。”

他因藐视法庭罪的服刑期刚满，马上又因逃税而受审。他花高价雇用了最好的律师为他打这场官司。

“看在上帝的份上，弗兰克，明天出庭时，千万别穿你那套350美元的衣服，那样太招摇了。”

“你想让我穿什么？”科斯特洛问道。

“穿你现在穿的这身衣服。”律师朝着他身上穿着的蓝囚服点了点头，说道。

科斯特洛考虑了一下，然后皱着眉头说：“对不起，我宁愿输掉他妈的这场官司。”

他确实输掉了这场官司。1954年5月14日，报纸以大幅标题登出了《科斯特洛逃税罪名成立！》报纸和杂志都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他以前在这样场合的很多照片都差不多：他正走下法庭的台阶，几名律师把他夹在中间，卷边软帽稳稳地扣在他的头上，灰色的眼睛低垂着，长长的圆鼻子，脸色阴沉，嘴里叼着烟，从他的表情里看不出任何感受或是想法。

那是5月的一个上午。就在钻进汽车前，他转过头来对记者和人行道上的人们说道：“我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事件。很多人都想踩着我的后背向上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你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沃尔特·温切尔[8]问道。

“如果那也算错误的话，”科斯特洛说，“我想，那就是出身贫寒，生长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就可能会上大学，就可能会和基福弗法官先生一起高高在上，而不是站在被告席上。老实说，自从我长大成人，能够分辨是非起，我就一直努力要过体面的日子。我和一个女孩结婚，始终如一，35年了。在攻击我的那些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呢？”

1956年，弗兰克·科斯特洛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牢狱生活。他向政府提出，如果能够取消他剩余的刑期，他自愿流亡国外。他曾想过回意大利老家科森扎。但是，司法部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可是，如果科斯特洛真的能够重返故乡，他就会邂逅一片仍然处在黑暗时代中的可爱而神秘的土地——如他4岁离去时一样，也如他出生前的千百年来一样，一直没有任何变化。在科森扎，他会看到农妇们头上顶着陶罐走在马路上；男人们骑着驴，脸被太阳晒得皱巴巴的，像《圣经》里的那些人物的脸一样紧绷着。他也会看到那些年代久远的低矮的白石房子，从东到西星罗棋布地点缀在那片广漠无边的青青山坡上；在蓝绿色的第勒尼安海里，一群黝黑的男孩一丝不挂地游着泳，并向过往的火车做着淫秽的手势。

弗兰克·科斯特洛或许不会喜欢这片土地。看到自己出生的故乡仍然如此荒芜，再想起寒酸的童年，只能让人心里难过。他在那里也不会见到几个美国游客——只有少数几个成年的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来意大利南部，他们来此只是为了拜访一下亲戚或看一看祖父的诞生地。

也许偶然在科森扎的火车站，弗兰克会看到一群喜气洋洋的亲戚迎接一个年少的孙儿的场面。他们众星捧月似的围在孩子周围，使孩子觉得自己仿佛救世主，或是因首次飞跃大西洋而受到人们空前热烈欢迎的查尔斯·林白——只不过在这里，人们用亲吻而不是用扔彩条纸屑来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一个又一个根本不懂英语的叔舅、姑姨和表亲上前亲吻这个男孩，他仿佛被众人的亲吻所淹没。

然而，这个男孩会用一架8毫米的摄像机拍下他在科斯特洛故乡与亲戚们相聚的画面。之后，这些胶片或许会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厨房里放映。人们用大头针把床单钉在鲜花图案的墙纸上当幕布。等灯光在布鲁克林的这间厨房里亮起时，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一些老人眼里会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1956年后半年，爱德华·本内特·威廉姆斯证明对科斯特洛的判决是基于非法的电话录音，因此科斯特洛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科斯特洛一直保持低调，尽量不抛头露面。但是，他的大名很快又上了头条新闻。1957年5月2日晚10点55分，正当科斯特洛走过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看门人朝他的顶层寓所走去时，一枚子弹呼啸着朝他的头部飞来，擦着头皮，嗖地一声穿透了他那顶50美元的灰色软呢帽。

弗兰克对警察坚持说他不知道是谁干的。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科斯特洛先生，你明明看到了那个人。”侦探问，“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不，我没看见什么人。”

“科斯特洛先生，在这么大的世界里有人只想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想这么做的人。”

调查人员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科斯特洛与警察合作的方式。但作为作家和黑手党研究专家的小弗里雷德里克·桑德海恩却指出，科斯特洛的沉默只是出于遵守黑手党禁止告发同胞的戒律。审判后，桑德海恩先生引用一个联邦官员的话说，科斯特洛忠于传统，他认为从黑手党角度来讲，他是个“好兵”。这位官员说：“如果投靠到敌人一方（科斯特洛把我们看作敌人）他就犯了叛变通敌罪，最严重的叛变通敌罪，那样他或许就会死在黑手党的乱枪之下。但是，对他来说，更可怕的惩罚是被同胞兄弟孤立和蔑视，因为这些人是他唯一的朋友。你该明白黑手党的缄默戒律是怎样回事了，我的朋友；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表现忠诚的方式，它几乎已变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而且一旦违背，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

因为科斯特洛拒不合作，而且拒绝回答调查人员就枪击夜晚在他衣袋里找到的纸片上的数字所提出的问题，因此被判犯有藐视法庭罪。他不但很快又回到了监狱，而且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是1925年他入美国籍时曾被问到职业，他说是“房地产商”，而他当时该回答“私酒贩子”。

整个意大利都在抗议对科斯特洛的驱逐。

“为什么他要被驱逐回意大利？”他们问道，“他现在已经不是意大利人了——他是腐败的美国文明的产物！”《意大利社会报》称之为不可思议的惩罚——把一个不会讲故乡语言的人赶回故乡。意大利政府并不在乎收容那些卓有成就的意裔美国人，譬如，1863年到1894年担任过联邦同盟俱乐部副主席的维琴佐·博塔、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军将领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伯爵、科学家恩里科·费米，或者成千上万在美国赚了大钱的意大利移民中的任何一个。似乎正是这些人证明了意大利是一个高度文明并富于吸引力的民族，无论他们是罗马时代的征服者，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还是“二战”后的现代都市人——他们或是开着法拉利跑车，或是身穿西蒙内塔礼服，或是在费里尼执导的电影里展露风采，或是拎着古驰牌的手包，或是用着奥利韦蒂牌的打字机，或是……

然而，当需要接受那些子孙沦为暴徒、身无一技之长的西西里人和南方农民时，意大利政府变得非常——非常敏感。可是谁又能责怪它呢？在美国，意大利暴徒似乎太多了……

“这完全是谎言！我有数据证明这点。”纽约的前议员阿尔弗雷德·E.圣安杰洛大声疾呼。圣安杰洛说，美国六大监狱最近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3605名犯人中，只有588人的名字听起来像意大利人，而有意大利血统的犯人占监狱犯人总人数的平均比率仅为2.5%。他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了支持他的一项严正要求，即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剧《不可触犯》中应停止给剧中虚构的罪犯都安上意大利名字。他说：“《不可触犯》这部电视剧真是让人感到羞耻，孩子们把这个节目叫作‘意大利人的家庭聚会时间’，还常说，‘咱们去看警察抓意大利佬的电视剧吧’。”

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组织的支持下，圣安杰洛先生就侮辱性意大利人名一事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提出了强烈抗议。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团给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赞助商利格特&迈尔斯公司施加压力，迫使电视剧修改了脚本。

今天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已今非昔比。一旦受到歧视，他们便会迅速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是他们不识字的祖父们做不到的，也是他们终日提心吊胆地活着的父辈们所不愿做的。当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行为的变化可以从以下的新闻报道中找到根据：

《纽约时报》——意大利裔美国人反歧视同盟昨日宣布，它将发起一场宣传攻势，以抵制一些媒体最近把意大利人丑化为犯罪分子的倾向。

合众国际社——《领航人》新闻周报的社论说，也有些匪徒是英国人、爱尔兰人、荷兰人、犹太人、德国人或黑人……

《纽约邮报》——在一次关于某些电视节目对意大利人进行的歪曲宣传中，弗兰克·辛纳屈差点和德西·阿纳斯[9]拳脚相向……结果是辛纳屈把他的电视制作公司搬出了德西鲁的影棚，搬到了山姆·高德温影棚……

今天，那些20世纪初来美国的移民们的后代正在获得弗兰克·科斯特洛所不曾拥有的尊敬。和先于他们到达美国的爱尔兰农民一样，意大利农民的儿孙们正在脱离劳工阶层，进入白领这个有保障的阶层：他们有的当上了公务员，有的成了注册会计师，有的则成了全国知名的音乐家——他们的音乐已不再“遥不可及”。在美国，这些农民的后代正在努力消除他们与其他人的差别。他们会用一只脚踩在行李上，为保安全。

很多人脱掉了雪白色的衬衫，穿上了领上有领扣的衬衫，并逐渐意识到吃大蒜带来的尴尬。星期天，他们很多人开着加长的汽车，仪表盘上放着塑料基督像，去高尔夫球场打球。有些人的女儿订婚时，会请巴克拉克[10]的摄影师来为他们摄影留念。他们不再因饥饿而去打拳赚钱了；马尔恰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意大利重量级拳击选手。他们是成功的广告人和新闻人，但他们没有在英语中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也从未产生过优秀的小说家。在广播和电视中，他们的歌声旋律轻柔，让无数听众心旷神怡，为之倾倒；但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中却没有出名的歌剧演唱家，伟大的歌剧演唱家仍需从他们的祖国输入。像爱尔兰人一样，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美国各个领域出人头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整个意大利群体正在崛起——他们正在为获得经济基础稳固的中产阶级的地位而奋斗。他们当中大多数已搬出了父母居住的街区，“完全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还有相当一部分离开城市去富裕的郊区居住。当问他们为什么离开城市时，有些人竟愤愤不平地大叫：“什么！和那些波多黎各人做邻居！”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弗兰克·科斯特洛74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当代的意大利人却在庆祝他的衰落。这是因为，他那臭名昭著的历史总让他们回想起那个令人感到耻辱、不堪回首的年代。科斯特洛永远不明白新大陆的游戏规则，因为他总是被那个过去中的国度的各种传统支配着。当他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时，仅用两个星期就跨越了大西洋，但事实上他跨越了上百年的文明。他来到的新世界是一个罗宾汉式的人物早已过时的国度，是一个到处对新近到来的农民充满敌意的国度。然而，在大多数移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卑微地位、忍辱负重地用辛勤的工作来摆脱它的时候，科斯特洛却没有这样做。

他很早就叛离了那个把他叫作“意大利佬”的社会。他的父亲，在意大利或许会和那里其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宰，在这里却因不识字而变得无能为力。在意大利南方农民和西西里人的眼里，父亲的懦弱无能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科斯特洛对父亲没有一点尊重。他16岁时逃离了贫民窟的家人，把那些不是他朋友的人当作撒拉逊人。他对妻子和善，捐钱给乞丐，赞助教堂安装彩色玻璃窗画，并让他的偷盗行为变成了正义事业。

而且，科斯特洛至死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 * *

[1] 普里莫·卡尔内拉（Primo Carnera, 1906—1967），意大利裔拳击手。马克斯·贝尔（Max Baer, 1909—1959），美国拳击手。二人都活跃于1930年代。

[2] 丹迪·菲尔·卡斯特尔（Dandy Phil Kastel, 1893—1962），美国犯罪分子、投机商人，知名犯罪集团杰诺韦塞家族的同伙。

[3] 索菲·塔克（Sophie Tucker, 1887—1966），乌克兰裔美国歌唱家、演员。

[4] 赫伯特·阿斯伯里（Herbert Asbury，1889—1963），美国记者、作家，以写作19至20世纪初的犯罪题材知名。他在1928年出版的畅销书《纽约黑帮》（The Gangs of New York）不断再版，并在2002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改编为了同名电影。

[5] 詹姆斯·法利，见第358页注1。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 1911—1986），美国知名棒球运动员。吉恩·滕尼（Gene Tunney, 1897—1978），美国职业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锦标赛冠军。伯纳德·金贝尔（Bernard Gimbel, 1885—1966），美国知名企业家，是连锁百货商店金贝尔斯（金贝尔兄弟）的创办者之一。

[6] 埃齐奥·平扎（Ezio Pina, 1892—1957），意大利歌剧演唱家，驻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二十余年，凭1949年的音乐剧《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获当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男主角。

[7] 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1789年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主要为民主党服务。

[8] 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1897—1972），美国记者、八卦专栏作者。他在《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上的专栏“百老汇大街上”常报道与娱乐界、社交界及政治方面的八卦消息。

[9] 德西·阿纳斯（Desi Arnaz，1917—1986），出生于古巴的美国歌手、演员、电视制片人、作家导演。

[10] 巴克拉克照相馆（Bachrach Studios），1868年由戴维·巴克拉克创立的照相馆，曾为其创立后的每位美国总统拍过肖像照。